孔孟和柏拉图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最诚实最聪明的学生。他的教法和苏格拉底相似，也用问答法。他曾经做一部书，叫做“理想的共和国”或名“公道问答”，在里头叙述他的教育计划。他以为人有三种性能：一是智慧，其德性为“精细”；二是感情，其德性为“强毅”；三是欲望，其德性为“节制”。所以就个人说，当他的智慧能够强制感情，驾御欲望，以至操纵行动的时候；或是当感情可做智慧的助手，欲望能极端顺从时，那才可以获得适于各项性能的德性，他的生活上便可维持公平。社会上也是这般，假如其中各项人物，都依照各种性能，各尽其适宜的职分，公道便可维持了。社会，依照个人的性能，有三类人物：一是哲人类，专心探讨智识，其德性为智慧；二为军人类，专从事战争，其德性为荣誉；三为实业类，专从事工商，其德性为蓄积。若使哲人当统治之任，军人依他的命令以事防御，工商服从前两种人，供给他们，那末，社会的公道便可永保了。
这是柏拉图对于国家组织上的大计划，其间最可注意的，是谁该为哪一类人，全不由阶级决定，乃由一种教育制度去决定。由这种教育制度，可以发见谁的天性最适于在哪一类，又好好培养起来；于是个人的德性和社会的公道都可维持了。柏拉图这种打破阶级尊重个性的教育理想，确是很进步的，试问我们东洋主张人文主义的教育的孔子有没有这种思想呢？这是一个很有兴味的问题。
孔子虽没有做成专书讨论政治和教育像柏拉图一样，但论语上所记他的言语行动，大都和政治教育有关，把他归纳起来，也可以知道他的理想。他理想中组织国家的分子，大概可别为二类：一是道德高尚的人；一是修养较差的人民。他对于军人，似乎不认为一种专业，所以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就是说只要有教育，人人可以作战。关于这一端，孔子的见解，似乎较柏拉图进步，但也因中国由来没有遇到大强敌，已经养成右文的习惯，所以古来大思想家都不好战事，孔子也逃不出这个例。
至于孔子对那两种人区分的标准，也和柏拉图差不多。柏拉图想由天性决定治者被治者两阶级的所属，而不由阶级，孔子也是这般。原来中国的阶级，从来不十分严格，无论是天子诸侯的子孙，只限于长子，在数代内，有特别的权利外，其余的都和普通人民没有大区别。即如孔子自身，他本是成汤，商朝的天子的子孙，后世又曾经为宋大夫，后来便渐渐式微，等到孔子出世，更加微贱，但孔子因有学问，后来又为鲁大夫。公羊学派也说孔子讥世卿，足见他断然不赞成阶级的，既然不赞成阶级，那末，一国中谁该在上位当统治之责，谁该在下位立于被治的地位，自然须依才情德性为断了。
但才情德性是生成的呢？还是由于修养的呢？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又说：“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次也，困而知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由这两段话看，他分明把人的性能分为三等，但其中说到“语”，说到“学”，足见他总不忘修养，他怎样重视教育，也可见了。
大概孔子理想上的国家分子，可分君子和小人两类：君子是可以造就的，使负统治的责任；小人是难以造就的，就是人民。原来孔子所说的小人，并不如后世所想是生性暴戾的恶人。试看樊迟请学稼，他便斥他“小人哉樊须也！”其实只是说他不知治理，和寻常人一般罢了。又如他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尤足见他说小人是指一般人民。此外，如他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寻常都看作性情上的区分，其实，也无非说求义是在上位者之事，求利是人民之事，只是职分该如此罢了；并没有说一般人都不可求利，小人是应该排斥于人类之外的。假若一国都是不知利的君子，又有谁来养活他呢？所以从理学家看起来，君子和小人有善恶贵贱之别，若从政治家的见地论，此两者正是相反相成，缺一不可的。总而言之，孔子是承认人性差别的，他正想利用这一点，以为分业的标准的，所以他一面说：“有教无类”，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一面又特注重君子的造就。他的见解，正和柏拉图以教育决定地位的思想相同。
而且孔子对于个性，似乎比柏拉图更有心得，他更兼有实验教育家的态度。你看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可见他把个性分为动静二型（type）。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又可见他把个性分为进取保守二型。至于中行，就是性情极调和之人，那原来很难得的，所以孔子说“不得。”其实动和进取，静和保守，相差很微，可见他分析的细了。他又本于这种标准去实验，所以他能知道“师也过，商也不及。”这过与不及，大概可和进取型保守型相当。又知道“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愚鲁可入于保守型，辟喭可入于进取型。
现在再把诸人的性情行事来比较推论一番。先说师商，商是子夏，师是子张；“过”是过当，就是过乎中行，“辟”依朱子注，是便辟，就是习于容止，少诚实的样子。大概子张是知者一流，性情好动；所以言语举止往往过当。再看子游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就是说子张这个人，性情乖僻，专好做难能的事；“未仁”就是不属于仁者型。又曾子也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堂堂是气宇轩昂很有作为的样子，正是好动和进取者的状态；“难与并为仁矣”和“然而未仁”的意思差不多。此外，还有一段话，也可以看出子张和子夏的性情，我且把他引在下面：“子夏之门人问文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原来子张是进取的，所以他交人，不管他贤不肖；子夏是保守的，他行事交友，惟恐因而丧德累行，所以教子弟谨于择交。其实，他们两人的说话，也各有是处。大概青年鉴别力未精，意志没有坚定，自然该择交；若是年龄既长，鉴别力既精，意志也很坚，就不必那样了。所以孔子说：“毋友不如己者，”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正是这个意思。
再说由。由就是子路。他的性情大概可归于进取型，所以又说：“由也果。”果是果敢，就是说大胆而富于决心。又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又说：“由也进……”又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后来子路果然死于卫孔悝之难，也可见孔子观察个性的精密了。子路惟是性情粗俗果敢富于进取精神，所以很自信，甚至对于他所师事的孔子也敢怀疑。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因为照古礼，该去见国君的夫人，所以孔子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因南子是淫乱的妇人，孔于还要去见他，心中竟大不高兴，迫得孔子只好对他立誓，他才肯信服。
再说参。参就是曾子。曾子性情迟钝，所以凡事好思索，惟恐有失。他自己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对于与人往来之际，是怎样的谨慎呀！再看他临终时，令他弟子看他的手足，又引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明他平日对于身体保护的怎样小心；最后才对他弟子说，我从今可以免得毁伤身体了。他这样的小心谨慎，一直到了死，才敢自信，他平日做人怎样的拘谨，也可见了。(https://www.daowen.com)
说到这里，又令我另外注意到一件事。试想孔子所说子路和曾子的个性，后来直影响到他们的终身，孔子对于个性的观察是怎样深刻精密，自然使我们十分佩服；但同时也可使我们感到个性这件东西任是怎样修养镇压，终究不能掩蔽的。饶他孔子那般学问，弟子那般信服他，他又明知“由也不得其死然，”却也没奈何他，终究逃不了那个结果，何况那蔑视个性的模型教育，又怎能得到好结果呢？所以孔子一面想藉修养使他子弟性情归于中和。他说：“由也进，故退之；求也退，故进之；”一面又利用他们个性，分科施教，使他们各自发挥其所长，如同令颜子等在德行科，令子贡等习言语科，定子路等习政事，令子游子夏学文学的是了。
最后尚有一言。据论语所载孔子论弟子的性情以及各弟子的言语举动，都很一致，足见做论语的人确能知道孔子的教育精神，也知尊重个性的；而朱子的注释，也能处处关顾到，足见朱子也是尊重个性的。西洋人著书，只把他所见到的科举教育做根据，硬说中国教育从来是压制个性的，这不是很冤枉的吗？孟子的思想比孔子较为激烈，他对于政治和教育上的见解，和卢梭很相似，这且等到后面自然主义中再说；他因不满于当时的政治，想拿一种理想政治来替代他。所以他的主张也有和柏拉图相似的地方。他也主张一国中的分子该分为二类，和孔子的意思相同，不过他说得更分明，他说：“……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又说：“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由这两段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孟子显然把全国分为两类：一是治者阶级，凡为头脑劳动者都属于此类；一是被治者阶级，凡为手足劳动者如农工商贾都属于此类。前一类负治理之责，后一类负供养之责。他这种理想完全和柏拉图相同，不过他于治者被治者阶级间独少军人一类。
关于这一点，孟子的见解也和孔子相同。不过他的非兵态度，比孔子还要显著。原来兵的作用不出于攻取防御二端。孟子则以为只要行仁政，便可统一天下，防御邻国的。他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试想他既信制梃可以挞秦楚的坚甲利兵，自然不主张国家设常备兵了。又如滕文公问他：“滕小国也，竭立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他便把古时太王因狄人侵他，不得已迁避的故事对他说，又说他退去后人民怎样来归他。可见孟子的意思：遇到不得已的时候，虽然暂时退让也可以的。孟子又极端非议战争，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由以上三段话总观起来，孟子的主张废兵，是显然无疑了。现在再论他对于区分治者被治者的标准是怎样。孟子承认人性皆善。又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又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可见他不但不认阶级制度，他还认在上位的人，若能先使他们从民间阅历，可以锻炼身体增进智慧，愈能担当大任。他这种见解确是很高超的了。
但孟子是承认分业的人，他自然不说一般的人都可以做卿相，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只就德性上论；他说：“天降大任，”分明说那些是天才政治家了。他又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他欲就一般人中选出英才来教育，和柏拉图以教育制度决定阶级所属相同，而和后世尼采的超人说也相类。
我们从上面所说，孟子的承认个性，已足窥见一斑了；但孟子论个性，还不止此。且把孟子引一两段来看，便知分晓。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孟子这样解释狂狷，是否合于孔子的原意，虽不可知；但照他的意思，是把“中行”以外的人分为二类：一是逆社会的，是狂狷一流人物，狂者不满于现状，想改造而不得，因此激成反动的行为；狷者也不满于现状，不过自知能力不足以改造他，只是坚持自己的操守，不与同化。这两种人虽性情各有所偏，但都有益于社会的改良，所以可取。二是顺社会的，就是乡原，他对于社会，并无不满之感，而且还要去媚他，这种人最有害社会的进步，所以说“乡原德之贼。”
此外，孟子又就已往的圣人分析他们的个性，他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浙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又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照孟于的意思推起来，伯夷是狷者，伊尹、柳下惠是狂者，所以他曾经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孔子才是“中道”之人。若用西洋的学理来说，伯夷是精神质，伊尹是胆汁质，柳下惠是多血质，孔子乃兼有三质之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