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和艺术与教育的关系(1882)

论科学和艺术教育的关系[1](1882)

当一个人由于受到这样的邀请而感到荣幸的时候(因为不久前你们协会的领导曾给了我这样的邀请),我认为,他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福音书》上那些应邀参加盛宴的人所想到的事——开始找一个借口;于是,所有为对付这种使人出名的场合而寻找的借口,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包括他“已娶了一个妻子”,也作为他不能接受邀请的一个理由。不过,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在这个特殊的场合,除时间上的困难外,还有其他一些困难,而且或多或少是我个人的困难。因为我感到,如果我来到你们中间,就会要求我(实际上简直是强迫我)演讲科学教育的问题。我想起一件往事,除了我,这里也许没有一个人会记得。大约在14年前,我曾是你们城市一位获得拉思伯恩(Rathbone)荣誉称号的公民邀请来的客人,参加数学爱好者协会举办的一次极为美好和令人愉快的宴会;而且,也就是在这个城市,我以《科学教育》[2]为题作了一次即兴演讲。你们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就会冒着两种危险——首先,重复说他自己已说过的话的危险;尽管我很希望,除我自己外大家也许忘记了我刚才提到的那次演讲。其次,更大的困难是不要重复他以前所论述过的事情的危险;因为在那时候,虽然多数人忘记了你以前的演讲,但有些人想起了它,并在那里继续采取那种对国会议员来说是非常讨厌的做法(这可以用“国会议事录”这个术语来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出结论,我能够去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不怕把我自己的讲话与本人以前在议事录上的演讲记录进行对质的危险,用尽可能简明的方式给你们提出三四个建议。在演讲的时候,我将尽力坚持我已经讲过的话;然后,再问我自己,在演讲的内容中我是否有什么要收回或者更改的。让我们寄希望于14年来已经增加的经验和知识的力量吧。

现在,我提请人们在那个场合特别注意这样几点:首先,从实践与理论的观点来说,自然科学教育提供了具有特殊价值的知识,即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的知识;其次,作为教育训练来说,自然科学教育以一种比其他任何学科所能提供的更好的方式,提供一种特殊的逻辑形式以及检验我们的研究过程正确性的特殊方法的训练。进一步说,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和学院对于自然科学已经给予了巨大的和不断增强的注意,而且,这种注意无疑在继续增强,直到自然科学教育占据极大部分的教学和训练时间,超过目前的情况为止。我要用我所具有的辩论力量来支持这些建议。但是,我还是要冒昧地提醒你们我在那时候说过的一些话,请允许我为你们念一下。那些话是这样的:“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其他的文化形式;看到这个事实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或者,甚至看到一种为了科学而扼杀或削弱文学与美学的倾向,我感到极大的遗憾。对教育性质所持的如此狭隘的观点,与我所坚持应当把一种完整的和全面的科学文化引入到一切学校的信念毫无共同之处。”

在对这些不同的观点进行评论并尽可能地根据已增加的经验对它们作出判断时,我希望特别强调最后这一点。因为我得知,尽管依靠我自己的知识,但我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它——然而,我认为,假如实际情况是我应当了解它的话,我还算知道在科学界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过去30年在科学界中曾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种宗派或部落,如科学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3];他们认为,应该消灭其他的文化和教育形式,仅仅保留自然科学方面的那些形式,并使它们成为普遍的和惟一的形式,或者,无论如何,使它们成为对未来一代人心智所进行的占统治地位的训练,是恰当的和合乎需要的。这不是我的观点,我也并不认为它是某个人的观点,但是,它却被认为是那些像我自己一样提倡科学教育的人所持有的观点。所以,我要十分详细地谈及这个论点并请你们相信,我决不是企图用我刚才说的那段话来作为掷给文化领域守护冥府入口的三头狗的包子。我还没有贿赂任何人的习惯;但是,它确实深刻地表达了我的信念——即不仅通过我的心理素质,而且通过现在正在成为各种生活环境颇为充分的经验的那些教训,强加给我的一种信念。

我并不想用我的自传来打扰你们;现在,对于这类事情来说,所出现的征兆不像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不过,我想,如果我能这样做而不至于变成自我吹嘘的话(我真诚地希望不是这样)——那么,我希望我的自传对于你们来说是清晰的,正如我所说过的,有时归咎于我的那些观点是与我的心理素质不相一致的,进一步说,是与我通过教学经验而得到的结论不相一致的。我肯定能具备自己所要求的那种心理素质,没有什么人会对它有妨碍。我还从未碰到过任何我感到没有吸引力的人类知识分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它并不是我高兴去追求的东西);我也从未碰到过任何我不能敏锐地得到一种乐趣的艺术形式(我相信,对于人们来说,它是可能得到的)。

就生活环境而论,偶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命运使得我去了解许多地区和各种气候,而且,凭藉个人经验去熟悉几乎所有的社会形态,从巴布亚与澳大利亚未开化的土著人和一些大城市贫民区开化的粗鲁人,到那些或许比我们的生活环境好一万倍的有点开化过头的人们。在任何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我从未发现缺乏某些有吸引力的东西。我向你们保证,野蛮社会像文明社会一样有它的乐趣,而且我甚至敢承认——只要你们不把有关这个问题的谣言传到我久负盛名的伦敦去——我就乐意承认说,有时在称之为“一次盛大的宴会”的喧闹声和人群中,我的心却浮想联翩,想起在茫茫的黑夜里,我在一条小船上美美地睡了一觉,然后在炎热早晨的晨曦中,当我的同事还沉湎于梦乡的时候,周围万籁俱寂,只听见微波轻轻拍打小船两舷的声音和海鸟在远处礁石上隐约可闻的吱吱叫声。而且,当这种浮想掠过我的心头时,我坦率地说,我愿意再回到那条小船上去。因此,如果我与那些不可思议的人(他们主张对文化形式的评价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起讨论我所谈到的虚幻生活,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不管我的心理素质如何,也不管我的经验如何,这样的事应该归之于我的命运。

现在,让我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去,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到另外两个问题上去,这些是我自己打算要去做的事情。我曾冒昧地论述过科学文化的价值以及对在普通教育中必须占有的分量(这种分量正在增加)的估价,那么,过去14年的经验究竟怎样充分地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呢?值得高兴的是,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不必依靠我提出的证据。在过去六期的《教育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上,你们会发现一系列非常有趣和引人入胜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由我们一些著名的公学和其他学校里从事实际教育工作的有身份的人士撰写的。这些文章告诉我们,这些学校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他们在科学教育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我不准备用那些文章的摘要来麻烦你们,那些文章写得很充实,也很全面,是很值得你们去研究的。但是,我摘录了一个精彩的段落,因为在我看来,在科学教材和涉及科学知识的训练这两方面,它是那样充分地证明了我以前对于科学的价值大胆发表的那些见解。这个段落摘自沃辛顿(Worthington)先生(克里夫顿学校的一名教师)的文章。克里夫顿这所学校所享有的声誉是众所周知的。它的校长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受尊敬的威尔逊(Wilson)先生——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可以说,在提出科学教育这个问题并将它付诸实行的人中间,威尔逊先生是首先应当受到称赞的一位。沃辛顿先生这样写道:

夸大某些科学知识的重要性,那是不容易的;在科学更加成熟的年代里,科学知识修改了对于生活的全部评论。我认为,科学学习在许多儿童身上所产生的某些影响,常常是难以预料的。许多价值必须同道德的影响联系起来——道德的影响同理智的影响一样重要。这些影响体现在更加重视和越来越重视表达观念的精确性上,以及体现那种承认困难的诚实态度上。它会产生一个实际效果,那就是,发现自然界是不会受骗上当的,对于实验课的注意起初只是表面的和出于好奇的,不久才变得认真细致和注重实际起来。

女士们,先生们,我无法选择更好的话来表达;其实,我过去曾用另外一些话来表达同样的信念——假如科学教育能够恰当地进行的话,就必定会产生影响。

现在,就谈一谈恰当地进行科学教育的问题。在我听说有人对在学校里进行自然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提出质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质疑者:“对于科学教育,你知道些什么?”他一般会告诉我一些糟糕的失败例子。接着,我又问:“这种例子的情况如何呢?科学教育怎样进行呢?”我记得,几年前,听说一所规模大的学校校长对进行自然科学教育表示极大的不满——而且是在试验之后。试验要求那所学校的一位低年级教师去研究所教的科学,于是,那位年轻的先生就离职一年去研究所要教的科学。我并不怀疑,正像那位校长所说的,这种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我也并不怀疑,它应该是令人失望的,而且是令人非常失望的。假如自然科学教育确实是有一些好处的话,假如它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话,假如它代替了曾有过一些好处的东西的话,那么,就肯定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

第一是恰当地选择论题,第二是注重实际的教学,第三是训练一些有实际经验的教师,第四是安排充裕的时间。假如在学校中从事自然科学教育的人,没有认真注意这四个方面,我对他的劝告是不要去进行科学教育。我将尽量简明扼要地谈第一个方面,因为关于应当选择的论题的性质,意见已普遍一致。第二个方面,即注重实际的教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在安排它之前,要求更多的资金,更多的时间,而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它对个人(那些以教学为职业的人)在努力和艰辛方面的要求,远远超过其他各种教育。

今天晚上,当我应邀来到这里时,你们协会的干事十分友好地给了我一些讲演稿。这些讲演稿都是一些著名人士以前在这个讲坛上所作的演讲的记录。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故意提醒我的想法;不管他是否有这样的想法,但我读了那些讲演稿,从其中的一些讲演稿里得到了最大的乐趣和益处。我特别喜欢著名历史学家弗里曼[4]先生所作的一次演讲,可以说,没有人能超过他;如果我不因为抄袭而感到羞耻的话,如果我不相信这会被揭发出来的话,我将高兴地摘抄弗里曼所说过的很多话,只是把历史这个词换成科学而已。这里有一句名言:“好的教学与坏的教学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所使用的话是否真正有含义。”对于这一点,弗里曼先生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他说,当一个小女孩被问道,“火鸡在哪里?”她回答说,“火鸡与其他一些家禽一起在院子里。”这表明,她具有一个与“火鸡”这个词相联系的明确概念,就此而言,她是值得赞扬的。我完全同意那种赞扬;但是,使人难以理解的是,现在有人竟感到有必要再去强调这是科学教育的最高目标——绝对必要的条件,——其实,那是二百多年前由我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所强调的主张。哈维写过或者至少出版过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是那篇关于血液循环的众所周知的论文;另一本题为《一代人的培养》,虽然不太知名,但还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后一本的前言是很有价值的,其中有这么一段:“那些读到作者这些话的人,没有形成有关事物和感觉印象,也没有得到正确的概念,却构思出一些谬误的想象和无意义的幻想。”你们看,威廉·哈维的话实际上恰恰与弗里曼先生的那些话相同,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在相隔两个多世纪以后偶然相同的。因此,我现在所讲的一些话,除应用于科学方面外,也能应用于其他方面;毫无疑问,在科学上认识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你们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知识来谈论一些事物。

我记得,在我青少年时期,有一些应该被普通行刑者焚毁的令人厌恶的书籍,因为它们包含了需要背诵的问题和答案,例如,“什么是马?它的学名是Eqwus caballus(马);属于哺乳纲;厚皮目;单蹄科。”是否某些人在学习那些不可思议的公式方面更聪明些呢?在他受骗而沉湎于把文字当做知识时,他不是更愚蠢吗?这就是一个人想要摆脱的那种教学,应该把它排除在科学之外。你可以随意地压缩它,不过,除非所教的东西是基于实际的观察和对事实的熟悉之上,最好还是将它弃置一旁。

有许多人这样设想,认为适当的基础教学可以由仅掌握一点点基础知识的教师来进行。让我来告诉你们,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误解。没有什么事会比写一本好的基础读本更困难,也没有什么人会比对所教的课程一无所知的人更难教,更不用说对他进行适当的和很好的教学。我将告诉你们为什么。如果我对由那些从事与我自己一样职业的人组成的听众进行演讲,我会假设他们知道很多,并假设他们能够发现我犯的那些错误。假如他们不这样做的话,那是他们的责任,而不是我的责任。但是,在我面前的这批人对那个问题一无所知,认为我讲的无论什么都是真实的,这时我确实有必要考虑我所要讲的内容,并保证它能经得起检验,而且,我也不能利用那些相信我的人的轻信。其次,还包括一个困难的了解过程,你了解得很清楚,你就能如数家珍一样地谈论它。一个人总是能条理清楚地谈论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的知识是道听途说得来的,那他就会害怕超出他所能回忆起的东西,并希望在那些对情况一无所知的人面前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好的初等学校教师,要教任何的基础科目,就需要最细心地思考并精通所教的那门学科;反之,如果你没有精通那门学科,就更有必要使你自己尽量多地熟悉你所应聘任教的学科内容,也就是要专心研究它,直到你把它当做你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知识的一部分,然后你就能教任何人。这就是我所讲的有实际经验的教师的含义。尽管缺乏这种教师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得到改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个由于那些从事教学工作的人不负责任而存在的问题。因为许多年以前,在很多的科学学科方面,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不管他的愿望如何,要受到将使他能够成为一位好的基础科目教师的教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切都在迅速地改变,我希望它不久将成为一件过去的事情。

我曾提到过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安排充裕的时间的问题。这里就碰到了难处。科学教育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需要时间,但是,它比其他学科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假如那种教育如我所说的是注重实际的话,显然有很多事要做。实验室的工作要花费大量时间,却往往又没有明显的结果,因为我们看不到通过感官而产生的把那些事实印进脑海里的那个平静过程的任何迹象。正由于这一点,必须给科学教育提供充裕的时间。究竟多少时间,并不是我现在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一个人在对其他各种问题作出决定之前,这个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

那么,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谈我自身以外更多的东西的话,我必须代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要求的一切是,你们应当把科学教育列入政治家们称之为“最有天赋的民族”的条件中去;那就是说,对科学教育提供的时间将同对其他主要科目提供的时间一样多。你们也许会说,那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时间分配的价值取决于主要科目的多少。时间是x,作为未知数的主要科目分割了时间,科学教育与其余的科目再平分剩下的时间。这就表明,在我们决定学校教育的主要科目应当是什么之前,我们还不能充分地讨论时间分配这个问题。

我完全了解,我自己参加的这种讨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它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一个很难论述的问题,然而,我会在给我的演讲时间内不断打扰你们的耐心。但是,这种讨论是那样的重要,以至一个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他要在这些事情上作出决定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我还是要冒昧地进行试验。从前的一位大法官、政治家和哲学家——我指的是弗兰西斯·培根[5]——说过,真理产生于谬误比产生于混淆更容易。这句话包含了一个精辟的真理。因为你们在某个方面会犯错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中,清楚的和明确的错误最近于正确。假如你们在正确与错误之间闹哄哄地跑来跑去、熙熙攘攘和摇摆不定,那你们就会一无所得;但是,假如你们一直不断犯错误的话,那在某些时候你们肯定会有特别好的运气,即在事实面前碰壁,然后使你们再一次正确。所以,我决不麻烦自己去考虑我将要说的话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过,不管怎样,我希望这些话是清楚的和明确的;然后,你们就能够自己作出判断,根据我介绍的观点,你们是否会在事实面前碰壁。

我认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首先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去培养青年的各种能力,使这一代人具有得到幸福和利益的最好机会;其次给他们提供人类大量有价值的经验,即我们称之为各种知识中的那些最重要部分。我是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知识”这个术语的;问题在于选择什么科目进行训练,才能最好地达到我刚才所规定的那个目的。

我必须提请你们进一步注意这个事实,我们所有的思维问题——一切感觉和判断(撇开我们对纯粹物质的感觉以及思维和知觉方面的一些看法),我们所有精神上的东西可以归属于两类中的一类:不是作为在理智范围内可以表述、肯定或者否定的东西;就是作为在感情范围内或者在名声败坏之前称之为人性的审美方面,既不能被证明又不能被反驳,而只能被感知的东西。

因此,根据我给你们提出的这种分类,一切知识学科可以分为两类:科学和艺术。对于所有的东西来说,单凭推理能力进行研究的东西就归入科学的领域。我们是从广义上,而不是从我们现在已习惯的狭隘的和技能的意义上去使用艺术这个词的;所有可以感知的、激起我们情绪的和属于审美能力的东西就归入艺术的领域。因此,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是,教育的职责首先是为青年提供观察事物的方法,并养成他们观察事物的习惯,其次是分别以科学或艺术的形式,或者以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形式给青年提供学科知识。

现在,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它适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事物),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事物是单方面的或者只具有一种性质;而且,那些我们感兴趣的和可能称之为纯科学和纯艺术的东西,并不是一下子就看得出来的。可能有些具有特殊素质的人,在他们深入到几何学这门学科中去之前,就能发现几何学具有一种艺术的美;但是,我想可以说,大多数人在他们开始学习数学的时候,他们的整个心灵都在全神贯注地探究已知条件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几何学就是纯科学。所以,我想可以说,机械学和骨骼学是纯科学。另一方面,音乐的旋律是纯艺术。你无法对音乐的旋律进行推理;它也不包括任何命题。又如,在绘画艺术中,一种阿拉伯式的图案或者一种“灰色的协调”,所涉及到的仅仅是审美能力。但是,一位大数学家,甚至许多算不上是大数学家的人会告诉你们,他们从几何学的推理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大家都知道,一些数学家是把答案和问题当做“优美的东西”去谈论的;而且,他们会告诉你们,某种神奇的符号是“美妙的,非常可爱的”。可是,你们就体会不出来。他们确实体会到了,因为这种理智过程,这种对于由这些线条和符号表示的推理的理解过程,给了他们一种乐趣,就如同画家在欣赏视觉的对称美时所得到的那种乐趣一样。就拿我能更有把握谈论的和我所从事的最有兴趣的一门科学为例吧。我们称之为形态学的那门学科,就存在于探究动物和植物的多种多样结构变异的统一性之中。我无法给你们举出比这种乐趣更真实和更好的审美方面乐趣的例子来——当许许多多不同的结构在一种主要规律的作用下达到协调一致的时候,就会在一个人的心灵里产生这种乐趣。而且,假如我可以冒昧地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的话,绝大多数艺术形式并不是我刚才所解释的那种意义上的纯艺术;但是,这些艺术的许多特性是由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理智乐趣而来的。

我童年时非常喜欢音乐,现在也还是这样。碰巧我有机会欣赏到许多优美动听的乐曲。除了别的乐曲外,我曾经多次欣赏过那位著名的古典音乐大师塞巴斯蒂安·巴赫[6]的作品。我记得很清楚——尽管我那时候对音乐一窍不通,还要补充说一句,我现在对音乐也还是一无所知——我连续几个小时聆听着巴赫的作品,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和愉快。我高兴地认为,这是一种属于我自己的乐趣;但是,后来几年我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我经常想到的一点就是,从这类乐曲中得到的乐趣与从通常称之为纯粹的理智探究中得到的乐趣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性质。我的意思是指,产生这种乐趣的根源同我在形态学方面的大多数问题是完全一样的——你理解了包含在一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中的所有无限多样性的主题,它就经常出现并使你回想起多样性的统一来。同样,在绘画中,所谓“自然的写实”就包含有理智的因素;自然的写实完全依赖于与艺术打交道的人的文化修养。假如你在澳大利亚(我指在那些土著入中间)能勉强画一只袋鼠,你也许会被当成一位好画家而受到称赞。但是,在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们中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所具有的文化知识就会对自己的艺术作品鉴赏力提出批评,使得我们不会随便对一件艺术作品在色彩和轮廓方面的纯粹的美感表示满意。所以,那些与艺术打交道的人们的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平越高,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自然的写实”也必然会越加精细。

假如我们转到文学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你们也许会发现可以称之为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一首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诗歌就是纯艺术;虽然它也许没有理智方面的内容,但它是极其美妙的。附有文字解释的一组画面在你的心灵面前掠过,所产生的感觉就是一种思想的旋律。不过,我们所珍藏的大量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价值,不仅因为它们具有艺术的形式,而且因为它们包含着理智方面的内容;理智方面的内容越精确、清楚和真实,其价值也就越高。如果你们允许我花一点时间谈一谈那种最高尚的文学形式的话,难道仅仅因为我们了解越多,它们就显得越真实,我们就越有能力去欣赏,它们就显得越美丽,所以把它们看做最高尚的吗?尽管儿童也会喜欢莎士比亚,可是没有一个人不是到老才理解他的。这个原因就在于,莎士比亚满足了儿童的艺术直觉,并与老人所具有的成熟而又丰富的经验协调起来。

我讲了这么多话,无非是想引起你们注意在我看来是触及所有这一切的本质的问题,也就是以科学家为一方与以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为另一方的相互了解。这并不是这一类学科还是另一类学科应该占据支配地位的问题,而是一个你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教育课程,把所有必要的组成部分以这种适当的比例结合起来的问题。这样,就能提供最大量的材料、支持和鼓励,以便培养我们正确评价事实的能力以及从那些洁净的幸福源泉中获得利益的能力,同时,培养我们避开那些有害的、粗劣的和丑恶的事物的能力,以及绕过包围着那些冲破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的人的许多陷阱和危险的能力。

我将以这种态度来考虑纯文学教育的价值问题。它究竟是有益的和适当的,还是不适当的和有害的呢?在这里,我要冒昧地谈到文学教育。如果我用纯文学教育这种术语来理解在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学校里和上层阶级的学校里所流行的教育的话,那么,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国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孩子们几乎把八年或十年的时间全花在学习拉丁文法和希腊文法的那些规则上,或许会用英文写一些诗歌,但实际上是些令人讨厌的打油诗——如果说那就是你们所指的自由教育,那我就要说,那不仅是极端贫乏的,而且几乎是一文不值的。我这么说的理由完全不是立足于科学的观点,而是立足于文学的观点。我觉得,自称是文学教育的东西实际上根本不是文学教育。它所教的根本不是文学,而是采用一种很不恰当的形式的科学。语法是科学,而不是文学,那是十分清楚的。借助于语法规则对一篇课文进行的分析,正如借助于化学分析规则对一种化合物进行的分析一样,是一种科学操作。在那种操作过程中,不会引起对审美能力的注意;我问过很多与我自己年龄相仿并经历过这种过程的人,在他们自己离开学校后获得审美能力之前,是否有过一种艺术或文学的观念?于是,你们会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教育是科学的,你为什么对它感到不满意呢?”我说,因为尽管它是一种科学教育,但它是最不充分的和最不适当的教育。假如科学教育确实有一些好处的话,正如我以前所说过的,人们应当受到训练使自己能第一手地了解事实,而且,他们应当了解自己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的理由。

我愿意极为慎重其事地谈到语言学这门科学——语法是它的一小部分;可是,大家都知道,在学校里通常所学的语法并没有提供科学的训练。教语法就像你们教国际象棋或者跳棋的规则一样。另一方面,假如我把文学教育理解为学习一些古代国家或现代国家的文学,特别是学习古典文学,尤其以学习古希腊文学为主;假如这种文学的学习并不仅仅立足于语言学以及实际上用它来解释这种文学,而是把它当做艺术原理的典范和对艺术原理的评论;假如你们把一个民族的文学看做是人类理智发展中的一个篇章;假如你们以一种宽宏的精神做到了这一点,并附带地涉及到道德、政治和自然地理,以及对于你们了解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含义所必需的知识——那么,毋庸置疑,文学教育将提供一种极好的和高尚的教育。但是,我仍然认为,语言学是可以改进的。没有人会懂得在古代社会和我们现代社会之间差别的真正秘密,除非他已经学会去发现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在现代思想和古代思想之间所造成的那种差别,除非他对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具有某种实际的洞察力,否则,他决不会发现那种差别的;你们必须记住,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文学教育,超出了那些在十六七岁时就中止学校生活的人的智力所能及的范围。

但是你们会说,所有这些都是挑剔;那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有些什么积极的建议吧。然后,我一定会告诉你们,假如我能够完全消除一切的话——我很高兴我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可能会犯错误,或许应当犯错误——但是,假如我能够完全消除一切并重新开始的话,我首先应当保证青年在阅读和书写方面的训练,并培养他们注意和观察所得知的与所看到的事物的习惯。这一点大家都会赞成的。此外,我还应当使他们抽一定的时间学习绘画,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你们也许会说,现在有一些不会绘画的人,但仍可以教给他们许多知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从未碰到过不能学会写字的人。写字是绘画的一种形式;所以,如果你们对于绘画像对于写字那样给予同样的注意,付出同样的辛劳,那么,凭着这一点,没有人不能绘出颇为令人满意的画来。请不要误解我所说的话。我并不是说,你们一下子就将造就出一个爱好艺术的绘画者。艺术家并不是人工造出来的;他们是逐渐培养出来的。你们可以朝着那个方向改善艺术家的天赋才能,然而你们不能把它造出来;但是,你们可以教一些简单的绘画,而且,你们会发现绘画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工具。我并不认为,因为绘画给青年提供了训练注意力和精确性的工具(整个人类在这两种品质上比在其他任何精神品质上更为缺乏),就可以夸大它的价值。我的整个一生都花在试图恰当地观察事物并养成自己对事物认识的精确性上,但我并没有获得像我所希望的那种成功,恐怕其他人也不会更幸运一些。你们不能过早地开始培养这一习惯,而且,我认为没有什么能有绘画习惯那么大的价值,达到那两个所期望的目的。

我们接着来讨论一下教材(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审美的)。至于用一种实际的方法来教我所拟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对于我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一些科学学科(最广义地使用着“科学的”这个词)中,我也包括了道德理论、政治和社会生活理论方面的基础知识,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似乎从来没有人想到要把这些知识教给一个儿童。我认为,还应包括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以及一切有关的历史事实和附带的地理知识,不是仅仅作为君主统治和战争的编年史,而是作为人类进步和文明史的一个篇章。

就审美方面的知识和训练来说,我们十分高兴地用英语去打开一个当代世界上保存艺术珍品和优秀文学作品的最宏伟的宝库。我过去已经说过,这里再重复说一遍,假如一个人不能从《圣经》、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霍布斯和贝克莱[7]主教那里(我仅仅提到我们几位杰出的作家)得到最高尚的文学修养——我说,假如他不能从那些作家那里得到这种修养的话,那么,他也不可能从任何事物那里得到它;毫无疑问,我要每一个英国儿童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认真地学习我们所拥有的那么绚丽多彩的英国文学名著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养成正确地、生动地和巧妙地使用那种语言的习惯(但是这更容易被忽视)。我猜想,我们几乎是世界上惟一认为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民族。法国人关心他们自己的语言,德国人也研究他们的语言,而英国人却认为在英语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似乎是不值得的。在我所拟定的学习课程中,我不得不把古代和当代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作品的详本也包括进去。虽然用希腊文阅读荷马的作品,是一件非常令人向往的事情;但是,要是你碰巧不懂希腊文,我们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最好阅读它的译本,就如同我们最近在散文方面已经做的那样。你们不会得到你们从原文中所能得到的全部知识,但是,你们可以得到很多知识;你们因为不能得到全部知识,就拒绝知道这些知识,这完全如同一个饿汉因为他不能得到鹧鸪[8]而拒绝面包一样。最后,我还要加上音乐或者图画的教学,否则,如果儿童不时发生不欢乐的情况,他们就会失去这两种才能,并且不可能去从事任何艺术感官方面的活动。于是,我就发现了能够单独与文学一起进行的事物;但是,我要在一切感官方面为心灵的审美方面的发展作好准备。在我看来,那些知识对一个英国儿童的教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那些知识,例如在给十分之九的人口所提供的教育时间内可以得到的知识——有了那些知识,一个英国人在英国生活的范围内就能无往而不至,去占据那些最高的职位,去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以及在科学或艺术的实际研究方面成为出类拔萃的人。因为如果他要有机会去学习所有那些知识,并使他的智力在各个方面都受到训练,那些学科的教学将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毋庸置疑,在他的整个生活道路上,他将能够获得他所需要的其他一切智力财富。

假如我们安排的时间是充裕的话,我就会在刚才称之为教育要素的那些课程上面再增加一两门课程。也许你们听了会感到惊讶(虽然我希望你们不至于这样),我将要增加的不是更多的科学课程,而是一门语言,假如可能的话,是两门语言。实际上,其他一些语言比一个人的本国语具有更加独特的学术价值。古代哲学家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都可以归因于他们除了本国语外就不懂其他语言,这就使得他们经常被那些包含着思想的符号搞得纠缠不清。我想起,洛克曾经说过,哲学家的错误一半产生于语言问题。因此,使你们自己摆脱语言束缚的最可靠方法之一,就是弄清楚你们所不熟悉的语言是怎样表达思想的。这是学习语言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语言学习开辟了艺术和科学的新领域。还有,就是这种知识的实际价值;以及,假如你们所学习的语言是经过适当选择的话,那从学习其他的语言中,你们对本国语的了解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所以,我觉得,假如教育时间允许的话,就增加拉丁文和德文,增加拉丁文,是因为它是掌握将近一半英语和一切罗曼语种的关键,并帮助你们了解我们中间大多数人所来自的那个民族的情况。这个民族拥有在世界历史上占据显赫地位的名人和文学,除了犹太人、希腊人和我们自己外,也许没有别的民族能与之相比。除这些之外,一切教育的必不可少的和非常合乎需要的基础,就是让每一个人从事他的专业——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科学家从事科学,文学家从事他的那种文化,艺术家则从事他的专门研究。

培根在他的一些著作的序言里都表明了这一点:“善于思考的弗兰西斯·培根”。那就让“善于思考”作为我今晚冒昧地给你们作的演讲的结束语吧。

[1]本文系赫胥黎1882年2月16日给利物浦数学爱好者协会的会员所作的演讲。——译者注

[2]参见本书第五篇文章。——译者注

[3]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属日耳曼民族,在公元3~5世纪先后侵入罗马帝国。现一般泛指摧残文化艺术或者破坏艺术作品的人。——译者注

[4]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1823—1892),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近代历史教授(1884~1892)。——译者注

[5]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一译者注

[6]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作曲家。——译者注

[7]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4—1753),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曾任爱尔兰南部克罗因地区基督教主教。——译者注

[8]鹧鸪,一种鸟的名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