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和理想的大学（1874）

现实的和理想的大学[1]（1874）

由于你们就读的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2]中的四个同乡会（nations）[3]会长的投票推选，我得以当选为贵校校长，因此，我在身体康复后立即赶来作这个按照既有惯例应由担任校长职务的人所作的就职演说。

在开始这个演说时，我首先要对你们给予我的莫大荣誉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这种荣誉对于我这样一个与你们没有个人或同乡之谊的人，一个在政治上默默无闻的人，以及一个属于平民阶层的人来说，是不敢想象的。同时，使我更为惊讶的是，因为我在思想逐渐成熟后的25年中一直不遗余力提倡的理论，至今仍未得到那些学术权威的青睐；因此，当我接到聘任我为贵校校长的邀请时，我几乎像布莱克·道格拉斯（Black Douglas）关于骑士的建议中所写到的在狭巷里“为他的利益而战斗”的骑士一样的惊讶。我想，我接受这个邀请可以表明，尽管我没有珀思[4]的军械士那样的聪明才智，但我还没有习惯于无所事事。

确实，有时候我曾设想，你们仅仅是出于仁慈而授予我这种荣誉；而且，贵校的校长也像其他一些大学的校长一样，是个在荣誉中度过三年和除了作一次演说之外什么事也不干的快乐家伙。但是，在与我的杰出的前任校长进行了一次谈话之后，我立刻消除了这种想法。我发现，按照阿伯丁大学的校规，身居校长这个职位的人是一个如果不能说具有很大权力，至少也是具有某种潜在力量的人；而且，不管他可能成功或失败，他的责任是把这种潜在力量变为一种起作用的力量，以便有助于他作为理论上的领袖的这个团体的利益。

无须我来告诉你们，你们的前任校长正是这样看待他的职位的，并运用他对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和未来趋向的远见卓识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高贵品质。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只要我在职一天，我就将沿着他走过的道路继续努力，履行我的职责，使这所大学向着理想的大学前进——这里我必须讲一讲理想的大学。如我所想象的，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个学术思想不受任何束缚的地方，是个能使所有的入学者获得所有的知识和掌握所有的学习工具的地方，而不管这个人的信仰、国籍和贫富如何。

然而，请不要以为我对于自己的初步努力期望过高，过于乐观。假如将来你们的校史提到我的任职，我可能被作为一位失败的校长而昭示后代。但是，假如人们同时写上（我想他们会的）我的失败在我的继任者的手中变成成功，我将会感到十分满意。

世界这个大舞台上的布景是经常变换的。以新教改革开场的那幕戏已接近尾声，而比三个世纪前出现的变革更广泛和更深刻的一场变革即将开场，视力好的人甚至已经可以从布景后面看到它了；——这是一场改革，确切地说，是一场思想革命，其中最激烈的代表在精神上是莱顿[5]的约翰（John）和依纳爵·罗耀拉[6]的后裔，而不是路德[7]或利奥[8]的信徒。人类再一次认识到，信仰和推理这类问题具有无限的实际重要性，他们将走出那个“永远是下午”的阳光灿烂的地区——对于事情普遍冷漠的寂静山谷，而重新集结在他们天性的旗帜下面。到处都在变革。它像一阵风似地把那些观望者吹得晕头转向，也使那些笃信者不知所措。这场变革要求重新讨论所有的问题，对于所有的惯例（无论其历史如何悠久）都要问个究竟：它们为何存在？是否与人类实际的或假定的需要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惯例的诘问，大多是从内部产生的，而不是由外部提出的。一些登峰造极的学者怀疑知识的价值；一些教士蔑视教义；一些妇女唾弃男子心目中理想的妇女形象，并在某种鼓吹否认两性特征然而是不现实的新学说中寻求慰藉。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某种永恒的话，人们就会想起到英国的那些古老大学中去寻找。由于近来我的职责就是了解在这些著名学府中所发生的事件，因此，我对它们所表现出的内部骚动的迹象感到十分惊讶。如果吉本能再次访问这些他用笔曾如此赞誉过的历史悠久的学府，他肯定不会再说“牛津[9]的教士们沉湎于葡萄酒和偏见之中”。现在那里也像别处一样，葡萄酒已经不时兴了，而偏见——至少是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提到过的那种优雅而陈旧的偏见也是如此。

确实，牛津和剑桥[10]的情况变化得如此之快，因此，当皇家大学调查委员会[11]（我是其中的成员）完成并呈上有关这些大学的报告后，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如果再晚一些发表这个报告，这些大学早就已采取我们所建议的所有改革措施，到那时我们只好被人看做些抄袭者了。

如果在一个月以前，我会接着说你们可以期望在牛津和剑桥出现另一种变化。一个委员会调查了坐落在这些市镇中与这些大学多少有些直接联系的一些团体的总收入。据说这个委员会已经提出了报告，这样，国家，可能还有这些大学本身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知道它们究竟有多少财产。而且，据说有个政治家（不管他有什么其他的长处或短处），准备超乎党派之争而清醒地看待这个十分复杂的实际问题，并打算着手处理这些收益。

但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那个神秘的和不受约束的政治预测的多变体——公众舆论，却不愿这么做（据说，关于这件事的公众舆论现在与税收官的观点十分相似）。这样，那些领袖人物又开始了他们所习惯的酣睡——至少要睡一段时间。

在南方如此蓬勃发展的变革之风是否可能影响北方的大学呢？假如会的话，能影响到什么程度呢？发酵的程度并非取决于酵母的数量，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麦芽汁的成分，以及它在发酵材料中的含量。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冒昧地提请你们注意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两种类型大学之间的本质区别。

如果我说，这些区别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于我的在职表现出来了，请你们不要指责我比官方的自我吹嘘更坏。在英格兰的大学中，没有由同乡会推选出的校长。把一所大学中的成员组织成同乡会，并推选出他们的校长，是那些早期大学体制剩下的惟一遗俗。那时，校长这个职位是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12]所有职位中最重要的，而阿伯丁大学就是仿照它的模式建立的；在12世纪时，巴黎大学无疑曾是一所伟大和欣欣向荣的学校。

实际上，对于所有大学的两种公认的原型之一的遗迹深感兴趣的人，将会通过寻找“巴黎大学”的原型而发现那个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神奇国王卡尔[13]。卡尔有一个封号——“大帝”，我们都称他为查理曼[14]并且认为他是个法国人，一直到后来有位博学的历史学家仁慈地把更多的知识教给我们为止。据说，卡尔本人并不能算是位学者，但是他具有智慧（知识只是智慧的仆从）。而且，他的智慧使他自己认识到，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之一。

在为寺院学校和教堂学校制定的法规中，查理曼说：“正确的行动胜过知识；但是为了行动正确。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一条无可辩驳的真理。按照这条真理，这个国王运用了十分严厉的强制性权力，在他的国家实行了颇具规模和有成效的初等教育计划。

毋庸置疑，在易北河外（现为普鲁士的一部分）的那些偶像崇拜者是反对法兰克国王的措施的；那些一心要使所有的异教徒都牺牲在他们怪诞的神性和无益的巫术中的教士们，却在大讲宽容的美德；他们谴责法兰克国王是个残酷的迫害狂，因为他不允许他们继续散布贬低才智的谬论，而不管他们的本心是多么的真诚。这些谬论同样阻碍道德观念的发展，并破坏人民之间坦诚的联系。毫无疑问，如果他们生活在当今时代，他们会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国王的一些做法是完全违背自由原则的。但是，为了替这位日耳曼统治者辩护，我们可以说，首先，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那些原则，而且没有想到使无秩序变为有秩序的最好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他那种粗暴的和有问题的做法毕竟或多或少实现了他所期望的目的。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所播下的学校种子，已经结出了人才的硕果；所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于知识和文化是那样的如饥似渴。在那些邪恶黑暗的年代里，巴黎大学就像一盏明灯，把这些人从各处吸引过来。由于一种自然的相互吸引，他们从德国、西班牙、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聚集在一起。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团体；因为它的宗旨是通晓所有能被感知的事物，他们称它为“公共讲习所”（Studium Generale），后来它发展成为一个公认的社团，并得到了“大学”（Universitas）的名称。请你们注意，这个名称指的并不是一个有关“有用知识的团体”，而是一个有关“普遍事物知识的团体”。

就这样，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出现了第一所“大学”。原来它只有一个学院，即文学院。这所学院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知识和文化的中心，而决不是一所技术性的学院。

这所学院的学生好像学习了文法、修辞和逻辑；以及算术、几何、天文、神学，还有音乐。这样，他们的学习不管从现代眼光看来是多么的不完善和有缺陷的，但却使他们直接接触了所有的人类思想的主要方面。因为这些学科（至少是处在萌芽状态的）确实包括了我们现在称为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艺术等学料知识，尽管有时这可能是一种滑稽的模仿。但我怀疑任何现代大学的课程是否能像这种古代的三艺[15]和四艺[16]那样表现出对于所谓文化的明确而全面的理解。

那些学完这所大学课程的并证明有教学能力的学生，就成为他们年轻兄弟的教师。由此便出现了教师和董事为一方与学生为另一方的区别。

大学的迅速发展使得建立组织成为必要。从各个国家来的、讲各种方言的教师和学生组成了四个同乡会；最初是由每个会员投票，后来是由他们的代理人即代表投票，选出他们的最高领导和主管人员——校长。那时校长是大学的惟一代表，是一个真正有实际权力的人；他可以拒绝地方行政长官的外来干预，也可以对学校内部不守纪律的成员处以体罚。

这就是巴黎大学的早期体制。我刚才所说的校长这个职位的原先状况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都是那种体制仅存的遗俗。

但是，这种原始的组织并没有持续很久。当时的社会并不比现在更能容忍这样的文化。它对待任何事物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那时无知的人也像现在一样对博学者说：“如果你不能解答我想要知道的事情，你的学问又有什么用呢？我在这里盲目地四处摸索，并且时常因为与三种强大的势力碰撞而受伤害；这三种势力就是无形的上帝、我的同胞们和残酷的大自然。你的学问还是用来努力研究这些吧，好让我知道怎样与它们相处。”为了满足这种要求，文学院的一些硕士便投身于神学的研究。另一些致力于法学的研究，还有一些从事于医学的研究；于是，他们就成为了博士，成为精通这些技能的，或如我们现在称呼他们的，精通这些专业学科知识的人。人以群分，这些博士组成了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这些学院有时摆出一种优越于它们的母体文学院的架势，但是后者一直维护并且强调它的最高地位。

学院是由于早期大学的自然分化过程而产生的。但一些与它的本意相悖的成分却立刻附着其上。这种外来因素之一是由罗马教会强加给它的，罗马教会坚持它有权审查和控制所有的教学；那时它提出这种主张还有效，但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在这些领域中它已经完全无效了。这所大学的所在地一半处在属于圣热内维埃夫[17]修道院的土地上，另一半处在巴黎主教的主教管区内；任何想要执教的人都必须获得修道院院长或教皇的最直接代表——主教的特许证。因此，这种特许证是由教士担任的校长授予的。

因而，如果我作为考古学家所说的早期大学的领导人和管理者的“遗俗”，即你们的校长仍与教皇保持同样的关系，那么，尽管我对这位大人十分尊敬，但我想，可以说我们与我们的前辈相比都大大地退步了。

另外一种外来因素的情况与此不同，它就像寓言故事中所说的种子那样，是一颗前途无量的种子。它悄悄地落进大学这块土壤，长成了一棵大树，在它的枝桠间能栖息成群的鸟雀。这个因素就是捐赠。与前者不同的是，它的本意是成为那棵小树的支撑，而不是树上的寄生虫。那些仁慈而又富有的人们早已为穷苦学生的苦难所感动；而聪明人也看到才智并非是能让它浪费在纯粹的手工劳动和家庭杂务上的一种常见的和毫不重要的能力。这些人的作为对于他们的同时代人是一件幸事，但这些人却常常因为他们的后辈太注重从字面上，而不是从精神实质上去实现他们的愿望而遭人非议——我指的是那些“诚意的创办人”——他们捐献出资金和土地，使那些除了思想财富之外一无所有的学生能从耕作或打铁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高级的有益于人类的工作。这样，就建立了学院，使学生不仅能在其中得到食宿，并且受到教育。

学院经常被它们的创办者置于大学的严格控制之下；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捐赠中所包括的土地已产生一种“自然增值”，而使这些学术机构具有一种不断增长的影响和重要性，超过没有得到资助的或仅有固定资助的大学。在法老的梦中，7头瘦牛吃掉了7头肥牛；而在历史事实中，那些富裕的学院吞并了资金匮乏的大学。

甚至在阿伯丁大学，尽管过去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些不同，但是结果是相同的。你们可以看到，过去尊敬的校长大人与国王学院[18]的诸位院长相似，如果不能说相同的话，比古代大学的统治者的直系代表——同乡会会长不知殷实多少倍，然而现在校长几乎与一位“穿着破烂的国王”一样。

请不要以为，我这样简短地追溯大学演变的过程，是要指责这种演变的结果。实际上，在我看来，1858年发生的巨大变化给那些苏格兰大学带来一个十分自由的体制，与向往中的事物的本来面目十分相近。如果你们的肥牛吃掉了瘦牛，那么，它们还来不及躺下来进行反刍。苏格兰的大学和英格兰的大学一样，已经与它们的早期原型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不得不认为北部的类型更接近于原型。这不仅表现在体制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要求改变与它们有关的捐赠的实际使用上。

在阿伯丁大学，这种捐赠很多，但是它们的数目很小，以至把它们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英格兰一所三流大学的收入。这些捐赠是作为奖学金，而不是作为研究员薪金的——它们是学习的资助，而不是对于一个普通的或杰出的学生完成他力所能及的学习的奖励。你们并不认为，通过一次像样的考试就应该得到一份相应的令白发老兵或教士羡慕的收入，比给予许多钦定讲座教授的捐助还要多；你们也不希望，把你们的大学变成一所富人学习礼仪的学校，一所培养运动员的体育学校，或者一个培养那种酒足饭饱之后的矫揉造作的温床（它比饥饿和压制对于活力和创造性的危害更大）。不，你们一年10英镑或20英镑（我相信甚至有50英镑）的不多的奖学金，使任何在那些著名的初等学校（它们使英格兰成为今天的强邦）的学习课程中表现出才能的孩子，都能得到这个国家所能给予他的最高文化。当他把武器和装备都准备好了以后，他的斯巴达母校就告诉他，迄今为止他已经得到了他的劳动报酬，现在他可以出发去赢得其余的部分了。

当我想到那批举止文雅、家庭富有和教养良好的青年绅士，他们在剑桥和伊希斯只把很少的时间花在学习上面，而把很多时间花在划船上面时，那是令人愉快的；并且，作为一个爱国者，我为我们国家的上层和富有阶级的青年能够受到一种促进健康和表现男子气概的训练感到高兴，而不去考虑他们在这种作为他们的严肃事业的训练中所能得到的知识的数量是如此之少。我完全承认那种训练的社会和政治价值；但是，当我又想到这些年轻人可能占据了那些大学花费它们大量资金的学生名额中的大部分，除外他们（仅就大学生而言）各自每年至少还要花费父母或者监护人150英镑时，我就不禁要问，为这些富有阶级子弟和专业人员阶层的教育所花费的钱，以及从社会财富中抽取的资助费用是否太多了呢？我还想再问一问，那些贫困的学生，那些每日的劳动所得只能勉强糊口的大众的孩子们又怎么样呢？那些资金充裕的基金会不是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吗？看来，好像法老的梦在这里被完全实现了，甚至富裕的学生也会把贫困的学生吃掉。当我从上面这幅图画转向另一幅同样真实的景象时，我看到许多勇敢而俭朴的苏格兰青年，整个夏季都在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为的是能够在秋季有权进入这所大学；他们随身带着一口袋燕麦，衣袋里装着10个英镑，靠着一颗坚强的心熬过那北方的严冬。他们并不祈求那种

大炮口上的气泡似的荣誉，

而执意要用那双贫困的手获得知识；当我看到他们战胜所有这些外界的障碍，而终于通晓一切并获得应有的荣誉时，我不得不承认，现在的阿伯丁大学与它的创立者的原来意图实质上相距并不很远，而且改革之神在边界的另一边有许多事情要干，它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空往这边望一眼。

与其他大学相比，阿伯丁大学也许可以对它自己感到满意。但是，假如我要求你们不要停滞不前和对这种满意的状况感到欣慰，假如我请你们考虑一下这种实际的优点怎样才能与学校和人类必定要达到的那个理想更好地联系起来（如果不向后倒退的话），请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在我所设想的理想的大学中，一个人应该能得到各种知识的教育，并在运用所有的获得知识的方法上得到训练。在这样的一所大学中，活生生的榜样力量将鼓舞学生树立崇高的志向，在学问上努力赶超前辈的学者，并沿着开辟知识新领域的探索者的足迹前进。他们所呼吸的空气将充满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诚实的激情，因为这是比学问更珍贵的财产，比获得知识的能力更高尚的素质。他们之所以更珍贵、更高尚，就像人的德性比人的智力更重要一样，是因为诚实是道德的核心。

但是，一个道德高尚和知识渊博的人，尽管他可能是个优秀的人，甚至是个伟大的人，他毕竟只能算做半个人。在道德领域和知识领域中有美的存在；但是还存在一种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知识的美——艺术世界中的美。有些人就像天生的聋子和瞎子一样，没有发现这种美的能力，这种损失与前一种损失一样，都是无法估量的。而另一些人的心中有一种奔放的激情；这些幸福的人生来就具有那种艺术家的创造性，或者至少是欣赏力的天赋。但是，在大多数人身上，审美的能力正像推理能力和道德观念一样，是需要唤起、引导和培养的。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人性方面的发展从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中略去，而通过这种发展，人类可以迎来一个充满高尚欢乐的永不消逝的春天。

文学在古典修辞学的意义上为所有的大学所承认，它是体现在语言中的艺术。值得称赞的是，有些大学在狭义上和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艺术这门学科，并向精通艺术的某些分支学科的学生颁发学位。如果有音乐博士，为什么不能有绘画硕士、雕塑硕士和建筑学硕士呢？我希望看到在每一所大学中都有美术[19]教授，并把这门学科中的某些分支的教学列为文科课程的一部分。

我刚才说过，在我们理想的大学中，每个人都能得到各种知识的教育。我说的“各种知识”指的是许多门类的可认知的事物，其中在逻辑顺序上而不是在自然规律上居于首位的，是有关人类思维能力的范围和限度的知识。这类知识从它的肯定方面来看，完全涉及到逻辑学和心理学的一部分，但从否定的和批判的方面来看，它又被认为是形而上学。

第二类包括那些与人类的幸福有关的知识；这种幸福是由人类自己的行动或我们所说的行为所决定的。这类知识就是道德和宗教哲学。实际上，它是各种知识中最有直接价值的；但是从思辨上来说，它又受到我所列举的顺序中在它之前和在它之后的知识的限制和评判。

第三类包括那些存在于人周围的各种宇宙现象的知识，以及我们观察到的这些现象交替出现的法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规律。

这种知识应该叫做自然科学或生理学，尽管这些名称都令人失望地与这样的一种含义不尽相符。这种知识包括所有关于自然事实的精确知识，不管它是数学方面的、物理方面的和生物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

康德[20]曾经说过，所有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回答三个问题：我能够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我可以期望得到什么？我刚才列举的知识种类应该能回答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因为这是在人类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至于第三个问题，最明智的回答可能是：“尽你的可能去做你应该做的，而把希望和担忧置于一旁。”

表面看来，要问究竟是了解一个人能力的限度、了解他发挥能力所要达到的目的重要，还是了解他肯定能发挥能力的条件更重要这个问题，似乎有点荒谬。一个人最好还是问一问，应该知道什么才能在比例运算题中得出一个可靠的答案。实际生活就是这样的一道运算题，你的责任乘上你的能力，再除以你的境遇，就得出第四项，那就是你应得的赏罚。这个答案十分精确。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人们应该具有这三类知识。所谓“学科的冲突”取决于怎样能更好地掌握它们的问题。

大学的创办者们相信这种理论，把基督教《圣经》和亚里士多德合在一起，并使前者（包括了所有值得学习的知识）限制后者，而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和协调这两者。可以想象，在12世纪时，这曾是从已知事实得出的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那时候，在整个世界上，都找不到像在这些著作中所发现的有关这三类知识的这样包罗万象的论述。思辨哲学是一座绝妙的纪念碑，它表现了人类在用这些材料艰难地建立一种在逻辑上前后一致的宇宙理论时所具有的耐心和智慧。这种哲学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死亡，并被埋葬了。正相反，一些有学问和成就的人，有时还有一些才华出众和思想敏锐的人，也相信这种哲学是迄今为止有关阐述事物的最好理论。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说着现代哲学语言的人却常常会用那些经院哲学家的思想去进行思考。“声音是雅各[21]的，手却是以扫[22]的”。每天我都听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说到“原因”、“规律”、“力”和“生命力”这些名词，尽管说这些话的人很懂得斯威夫特（Swift）关于用烤鱼的炉子烤肉的笑话的意义，却常常用他们并不像那些经院哲学家那样愚昧的想法来安慰自己。

这个伟大的哲学体系有过它的鼎盛期，但后来由于两种影响而逐渐衰落和解体了。第一种影响是古典文献的研究。它使得人们熟悉了从哲学观点进行思考的方法，熟悉了最高的完美、自然法则以及文学和历史批判的观念；最重要的是，还熟悉了艺术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仅与经院体系格格不入，而且向人们显示了一个基督教之前和实际上完全非基督教的世界，其中的崇高和美丽使他们叹为观止。他们就像吻过仙后的人，跟随她在昏暗而美妙的下界中漫游，而不愿回到所熟悉的家乡路上去，尽管路就在他们头顶上近在呎尺的地方。红衣主教们对于雅吉尔比对于以赛亚[23]更熟悉；教皇则辛勤而成功地使罗马再度变成了异教世界。

第二种影响是自然科学缓慢而又稳步的发展。人们发现，某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思维结果能够通过观察来证实；并且，不管它们经受如何严格的检验，结果总是真实的。对于这样得到的知识的真实性，无论什么权威都不能擅自增减一点；在它面前，千年的传统理论就像过时的传闻那样毫无意义。对于那种经院体系来说，古典文献的研究尽管会引起烦扰和使人脱离正统，但还有可能希望把这种研究控制在某种范围之内。而自然科学却是个势不两立的敌人，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驱逐。因此，主教学院从未以物理学或生理学而著称过；而且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教皇在梵蒂冈建立过公共实验室。

人们并不总是对他们按之行事的那些准则给以系统的阐述。恐惧和厌恶的本能比推理的过程更为迅速；因此我猜想，正是这种天生的反感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长期把自然科学方面的严格训练排除在大学的普通课程之外；而另一方面，古典文学却逐渐成为了文科课程的主要部分。

我很惭愧，在这里要重复我在别处经常提到的科学知识和训练的价值。但是，前几天，我看到一位最近去世的伟大思想家在另一所苏格兰大学所作的演讲中的几段话；他的讲话把这个问题中的真理表述得如此充分而又简洁，因此，我想在此引用一下。

“要对所有的事情提出疑问；——决不要回避任何困难；在对任何一种理论从否定和批判的角度进行严格而详尽的研究之前，不要相信或从他人那里接受这种理论；不要让任何谬论、无根据的东西或混乱的思想乘虚而入；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在使用一个词之前完全弄清它的解释，在赞成一种主张之前彻底了解它的含义；——这就是我们从‘科学工作者’那里学到的东西。”“尽管这种有效的方法包含有否定成分，但并没有导致对于真理存在的怀疑以及对于探求真理的冷漠。在那些作者的书中，洋溢着探求真理和最大限度地应用它的最崇高的热情。”因此，使得“科学成为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是在为建立一种合乎道德的和富有哲理性的文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24]

我刚才引用的那些段落出自约翰·斯图尔特·米尔[25]的著作；但是，你们不能听出引号在哪里，所以，我应该立即补充一下，我冒昧地用“科学工作者”代替了“古代逻辑学家”，用“科学成为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替了“古代语言成为我们最好的文学教育”。实际上，米尔发表了一篇有关古典学科的崇高颂词。我并不怀疑它的正确性，也不敢对它的学术性提出任何疑问，但是，我冒昧地坚持这一点，任何有一定实际知识的，以及有智慧的和公正的评判者都不会否认，米尔的这些话对于科学教育具有同样的意义。

必须公正地指出，苏格兰的大学很久以来就了解科学作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的重要性。我十分满意地看到，在你们这所大学中，文科硕士学位的候选者不仅必须具备心理学、伦理学、数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知识，而且还必须具备自然史方面的知识，以及掌握常用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此外，候选者还可以在这些学科和化学方面获得优等成绩奖金。

我不知道你们的主考人对你们的要求可能是什么，但是我完全相信，他们对于学生在这些学科上仅仅具有书本知识是不会满意的。对我来说，如果由此我只把对于科学的书本学习引进我国的每一所学校的文科课程中去，我是不会举起一个手指表示赞成的。让那些想要研究书本知识的人去献身于古典文献的研究吧，在古典文献方面我们有在内容和形式上最完美的书籍。如果我能够解释霍布斯的著名警句的话，我就会这样说：“书籍对于古典文献来说是金钱，但对于科学来说只不过是筹码。”科学（在我现在使用的这个词的意义上）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对它来说，语言的描述只是一种不完全和象征性的表达方式。确定无疑地，如果科学教育不是作为一种智力训练，不是建立在对于事实的直接的感性认识，以及实际运用对于事物的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教育是毫无价值的。即使在对结构的理解这样一个简单问题上，如果你问一个经验丰富和知识广博的学者，在他从书本上了解的某个结构与他亲眼目睹的同样结构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会告诉你，这两者是不能相比的——它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我十分同意一些博学的学校教师的看法，根据他们的经验，现在所进行的科学教育完全是浪费时间。由于他们是科学课程的教师，因而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是，要采用另一种方法进行科学教育，需要花费教师很多精力，还需要改进教学手段和设备，这肯定会使一个习惯于仅仅钻研书本的人感到震惊和恐惧，因为他习惯于不花费太多的精力去教50名学生的一个班级。这就是我所提到的有关把自然科学引进普通的大学课程中的一个实际困难。要克服这个困难，将要经过多年的努力，直到使科学教育组织得与迄今为止的古典教育一样好，或者如我所希望的比它更好时才能实现。

刚才，我冒昧地对英国几所古老的大学的一些措施的完善性表示了疑问；但是，在为进行这样的科学教育提供设备方面（尽管没有直接提到这些设备的实际使用），它们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过去的20年中，仅仅牛津一所大学就投资了12万英镑建造和装备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生理实验室，还有一个宏伟的博物馆，这对于学生的需求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剑桥大学虽然不如牛津大学富裕，但是由于校长的慷慨解囊，也正在走同样的道路，因此，过不了几年，剑桥大学也将具有进行实际教学的手段和设备。然而，多数的英国大学生仍停留在他们现在这种对科学教育的基础知识一无所知的状态上。

在能认为科学已经在那些大学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之前，还需要采取另一步骤。那就是承认它为一个学院，或者是一个由于它与人类需求的关系而需要重视和专门组织的系科。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都是技术性的学院，旨在使那些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具备恰当地履行教士、律师和医生的职责所需要的专门知识。

当这个国家的物质生活仍依靠原始的放牧和农业，以及更原始的采矿的时候，在无数应用自然科学原理于实际目的的方法还不存在，甚至连做梦也没有想过它的日子里，在现在的人们可能听他们的父辈提起的那些日子里，所能看到的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一点自然科学只是存在于医学领域之中。医学是化学的养母，因为医生必须配制药物和检验药品的毒性；医学又是植物学的养母，因为医生必须能识别药草；医学还是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养母，因为那些原来只是为了医学目的而研究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人们逐渐把他们的研究扩展到动物界中的其余部分去了。

就我所知，那时一个学生能够获得自然科学教育的惟一道路，是参加医学院中生理学和自然科学教授所开设的讲座。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这个养母和她的孩子[26]都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们不仅有互相毁灭的危险，而且还可能葬送走进保育室的可怜学生的生命。这对于所有的学科都是极为不利的。

我的话是对那些实际上懂得什么是医学教育的人说的；因为我可以假定，在我的听众中大部分人是医学院的高年级学生。我要提请你们中间那些最勤奋和最认真的，以及深深认识到医生这个职业具有十分严肃的责任感的人们注意，在你们用来进行专业学习的四年之外，是否还应该挤出时间（哪怕一小时也好）来学习一些与你们的职业不直接相关的东西。

请想一想那是什么吧。它的基点是对于人体结构和它在健康状况下的运动方式和条件具有正确的和实际的了解。我说正确的和实际的了解，是为了防止有人认为我的用意是建议你们都应该成为技术高超的解剖学家和造诣很深的生理学家。因为即使你们把四年时间全部用来钻研解剖学和生理学这两门学科，要达到这个目的也是远远不够的。我所指的是，要具备一个钟表匠对于钟表所具有的那种实际的和熟练掌握的知识，以及当你把走时不准的钟表交给那个钟表匠时，你希望他作为一个诚实的手艺人所要具备的知识。这是一种在教室里和图书馆里得不到，而只能在解剖室和实验室里得到的知识。要得到这种知识，就不能把你的注意力平均分配在这些学科和其他各种学科上面，而应该集中你的精力，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天7个小时地研究所有复杂的器官及其功能，直到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每一个重要原理都变成你头脑中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直到你假如在半夜里被唤起来，也能回答出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人对他家乡的地形和他家中的日常生活那样熟悉。这样的知识一旦得到了，就会终生不忘。有时其他事务会占据你的头脑，使得这种知识变得模糊起来，似乎已被遗忘；但是，这种知识仍然存在，就像在一枚用旧了的和有些磨损的硬币上刻印的文字，当你重铸它时又会出现。

如果我有能力重建医学教育的话，我主张医学课程的最初两年不应该学习别的，而应该全部用来透彻地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以及生理化学和物理学；然后，学生在这些科目上应该通过一次真正的和实际的考试，如果他令人满意地通过了那种考验，那就不要再在这些方面烦扰他了。在这之后，他的全部精力应该同样专心致志地放到广义的治疗学，以及内科学和外科学，还有卫生学和法医学上去。要学的科目确实不少，因此，只要求学生在他的期终考试中表现他在这些科目上所掌握的知识。

我不能自称在医学课程内容方面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因为我发现，所有认真思考过医学改革这个非常重大和紧迫的问题的人都持有类似的观点；而且，一些有见识的考试委员会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付诸实践了。但是，我听说对此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意见；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因为我想使自己尽可能地愉快些，而没有什么比讨论这个问题更使人不愉快的了。第二种反对意见体面多了；它通常表现为，人们指责说如果像这样规定医学课程内容，我们就是在缩小它的范围。我们被告知，医生应该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掌握一般知识的人，如果这个职业要在其他职业中站住脚的话；他应该懂得植物学，否则，如果他到国外去，就不能识别有毒的和可食的果实；他还应该像一个药剂师那样懂得药物学，不然他就无法辨别假的茎皮、番泻叶和真的药品；他还应该懂得动物学，因为——唉，我一直未能真正弄懂为什么他应该懂得动物学。确实存在着一种流行的迷信，认为医生懂得所有在一般人看来觉得奇怪和难懂的东西，并因此可能被认为懂得能适用于蛇、蜗牛和蝓蛞的“不规范的双名法”（对于这种知识一般人通常感到很满意）。还有一种科学上的迷信，认为生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比较解剖学的帮助；这种迷信与多数迷信一样，实际上曾经包含着一点真实，但是这点真实却帮了倒忙，因为自从生理学通过现代的实验发展而成为现在的状况之后，人们就运用物理学和化学的原理去解释生命现象了。

像任何人一样，我坚决主张医生应该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以及具有良好的和广泛的文化修养的人；而且，我还认为，应该坚持一个人在开始专业课程学习之前就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这个传统的理论；我还冒昧地主张，如果学生在文学院中学到了应有的普通文化知识，那么，他们在开始专业的医学课程学习之前，就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基本原理方面的很多知识。

另外，我坚持认为，对于人体生理学的充分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比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义更广泛和更全面的教育。它把人的智力的每一方面都运用起来，它的根伸展到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之中；就像介于新旧大陆之间的大西洋一样，它的波浪冲击着两个世界的事物和思想的海岸，它的支流流经两个大陆。在它那还没有被某个哥伦布[27]驶过的水域中，有着从这一边到另一边的航道，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条航道不像那条仅凭推测的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28]）曾使许多勇敢的人们绝望地被冻死在那里。

不管我所说的这一切是否正确，但生命是有限的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正如一首歌所唱的：

如果一个人能肯定他的生命将延续一千年之久……

他就可以做一些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事情。玛士撒拉[29]可能很自然地会用半个世纪来得到一个博士学位，并且可能很公正地被要求通过有关大英博物馆内容的实际考试，然后才能去开业，尽管他可能是二百名左右学生中杰出的一个。但是，你们只有四年的时间来学习，到二十二三岁时就变得松弛了。

现在，我要问你们，当你们来到现实生活中——当你站在病床旁，冥思苦想那些能够使你解释病症并对你的病人的症状作出正确诊断的理论依据时，却发现头脑中一无所有。对于这种情况，你是否会感到满意呢？尽管，如果使用考试用语的话（不幸的是，我对于这种用语太熟悉了），你能够毫不费力地“说明有袋目[30]的主要特性”，或者“列举菊科植物的基本特征”，或“从所得到的海狸香[31]来说明动物的纲目”。

我并不认为，你们对于这种情况会感到满意；我也可以肯定，你们的病人也不会感到满意。确实，我本人也有些心胸狭窄，当我必须在两位医生中挑选一位时——虽然其中一位不知道鲸是否属于鱼类，不能识别龙胆和生姜，但懂得如何把药物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他的医术；而另一位像塔列朗[32]的医生一样“无所不知，甚至还懂得一点物理学”，尽管我对这种知识的渊博十分钦佩，我肯定还是会去请教前者。

被人怀疑有意中伤或贬低一些学科是不愉快的。但是，有一门学科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排除在课程之外，这就是我毕生专门从事的那门学科；这个事实至少可以表明，我这样做并不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而是出于对公众福利的最严肃的考虑。

此外，我想请你们注意这个重要事实，即当我提议把诸如动物学和植物学这样的学科排除在医学院学生的必修科目之外时，我绝没有暗示要把它们排除在大学的课程之外。我认为，对于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和主要原理的正确而又实际的教学，应当成为文科课程的一部分；在你们这里，我的意见恰巧与你们的实际做法完全吻合。还有，正像我所说的，鉴于自然科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我毫不怀疑它完全有权利像神学、法学和医学那样构成一个单独的学院，学生在那里将被培养成专业的科学家。可能有人会怀疑，大学是否是建立工程、应用化学或农业等技术性学院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有关这些技术的某些学科的教学，以及比普通的文科课程所能适当地包括的更高级和更专门的教学，应当由在每所大学中正式建立的科学学院来进行。

建立这样的一个学院，对于满足我们时代和国家的一种最大的需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额外的好处。我指的是它们对于创造性研究是个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前几天，我的一个偏激的朋友表示支持这种观点，即在英国一个人即使成为酒徒，也比感染上那种有创见的研究者所具有的狂热要好。我觉得他的话并无大错。但愿你们能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不是关于一个人是否能像他的具有同样能力的从事法律、工程和商业的同胞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同样多的利益；也不是像乔治·埃利奥特[33]在某处所说的“保留适当数量的驯马”的问题——而是一个温饱问题。

即使一个学习我的专业的学生显示出了能力和创造性，我也不敢建议他选定科学方面的职业；因为，假使他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直到成名，我也不能向他保证，在生物科学方面的才能将会变成最起码的面包和奶酪。而且我相信，在其他科学学科方面，情况也同样糟糕或许更坏。尽管英国的巨大财富和经济繁荣都是取决于应用科学的，但是在应用科学方面却大大落后于法国，更落后于德国。

糟糕的是，很难看出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有任何的改善，而不至于变得更坏。

已经有人提出了对研究工作进行捐助的宏伟计划。他们建议，国家建造一些供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使用的室验室，向研究者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设备；这些实验室将按照应有的条件和规定，向一切具有适当资格的人开放。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这样一个建议的原则。如果为了帮助文学家和艺术家，或者仅仅为了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而花费巨额资金建造公共图书馆以及收藏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公共美术馆是合理的，那么，我认为，为了促进科学研究而同样这么做也应该是合理的。举一个最浅显易懂的理由，如果把这些钱纯粹作为投资，后者的收益可能会快得多。在我看来，实施这种计划的困难并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即使有了实验室，但那些研究者的生活又怎样维持呢？那些被鼓励放弃了谋生职业的人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如果将依靠捐助来维持他们的生活，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学的研究员基金制度吧。这种制度在文学方面的效果并不怎样突出，以至于会有人希望把它扩展到科学方面；除非采取一些比现在更有效的措施，才能使这种制度确实发挥作用。你们知道，蜜蜂是根据蜂卵所在的巢室种类以及喂养食物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这只蜜蜂将是一只忙碌的小工蜂，还是一只悠闲的大蜂王的。而在人类社会这个大蜂箱中，那些享受捐助的巢室正变得越来越多，给它们喂的食物也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得到的却只是些看起来美丽的蜂王，它们既不能采蜜也不能筑蜂房。

我并不是说这些困难不能克服，但是，它们的严重性是不能低估的。

与此同时，在捐助研究工作制度方面，有一个措施是没有人会反对的。当科学研究者得到大量闲暇和机会去从事他的创造性工作后，他就必须拿出与给予他的那些优惠条件相当的实际成果。在每一所大学中建立一个科学学院，就意味着设立相应数量的教授职位；这些职位的任职者不会被教书所拖累，而失去他们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大量闲暇。但是，我并不认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者必须贡献出他的一部分时间去讲课或者指导实际的教学，这会成为他的某种妨碍。正相反，我认为，如果必须对你的学科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或者对你的研究成果作一个总结并给以明确的和客观的结论，可以说这也许是，并且往往是有益的。研究者常常容易犯的恶习有两种：一种是常常把他掌握了大致情况的一个问题搁置一旁，转而又开始研究另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新奇事情；另一种是过于要求完美，这使得他

增删了许多次，

到头来对一切都不满意；

把本来应该用到战斗中的精力都花费在漆甲板和擦枪枝上了。

在我看来，为了教育别人而必须自己做出成绩的职责是对这些倾向的一种有效的遏制，它甚至比为了实用或赢得声望更有作用。

但是，即使我们大学中的教学人员已被适当地组织起来，仍有一个与教学力量有关的重要问题需要考虑。这种教学体制——我指的是仅仅在课堂里进行教学，而当学生离开教室之后就撒手不管并让他们自己去摸索的体制——是否适合学习者的需要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并冒昧地代表自然科学作出回答，回答是明确而毫不含糊的：不适合。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际操作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而且，必须由能胜任的演示教师对这种实际操作加以指导和负责，这种演示教师的作用就像其他学科的指导教师的作用一样。因此，必须有相当数量这样的演示教师。我怀疑一个演示教师是否能适当地指导二十多名学生的实际操作。如果我们把一个工作日算做六小时，每个学生只有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接受指导；对于帮助一个迟钝的学生，或纠正一个学生的错误，或甚至使一个聪明的学生明白他在干什么来说，这一点点时间不能算是很充分的。而且，在像阿伯丁这样的一些大学中，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学生提供这样一种个别辅导的、注重实际的和恰当的教学无疑是有困难的，因为它们缺乏捐助；而且它们与那些英格兰的大学不同，并没有从道义上要求那些富裕的捐赠团体来满足它们的经费需求。

考试——全面而彻底的考试——是教学工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我几乎想要同意那种非常不合时宜的说法，即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弊病。我是一个老资格的主考人了，在过去大约二十年里，曾主持过相当数量的考试（参加者有各种类型和各种条件的人，也包括妇女）——从小学生参加的考试一直到大学中申请学位和研究基金的考试。虽然我不能说，在这件事情上也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亲昵生狎昵这句格言也同样适用；但是，我对于现行的考试制度和它的结果越是了解，我对于它们的好感越是减少。考试就像火焰一样，它是一个好的仆从，但是一个坏的主人；而且在我看来，假如它成为我们的主人是很危险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持有这种观点。我的一些富有经验的朋友都会毫不犹豫地这么说，在负责学生学业的他们看来，学生为了通过这种或那种考试而不断努力，最终都变得疲惫不堪，正像我们所说一些人由于每天必须去赶一班火车而变得精神失常。他们学习是为了通过考试，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因此，受伤害的科学也进行报复，这些学生虽然通过了考试，却没有获得知识。我自己在学生时代曾通过各式各样的考试，而且成绩不错，可是我承认，我现在感到很惭愧，在我曾能倾泻在试卷上的那些东西下面真正的知识却很少。实际上，我们平时进行的考试，只不过是测验一个人在外来刺激的情况下的工作能力，以及他迅速地和清楚地表达为了应付考试而装进头脑中去的那些东西的能力。当然，这些能力是决不可轻视的。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是许多律师和所谓的政治家成功的手段。但是，在寻求科学真理或其他的真理方面，它们只能起很小的作用，除非它们伴随着牛顿所描述的那种持久而有耐心的“全神贯注”，但这种情况在考试中很少显示出来。我想，一个了解自己学生的主考人一定会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况，虽然甲的试卷比乙的做得好，但是主考人自己的判断却十分清楚地告诉他，乙比甲具有更多的真才实学。

还有一种关于主考人的谬论，那就是，人们通常认为，任何懂得一门学科的人都能胜任这门学科的教学，而且似乎没有人怀疑，任何懂得一门学科的人都能主持这门学科的考试。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十分错误的，也许后者的错误更严重。首先，我认为，任何一个不是教师或没有做过教师的人都不适合担任高年级学生的主考人；其次，考试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困难的艺术，因此，必须像学习其他艺术那样学会它。

这门艺术的初学者常常会提出一些太难的问题——部分原因是他们恐怕假如提出的问题过于容易会被人认为知识浅薄，部分原因是他们并不了解他们的职责。假设你要测试20个年轻人的相对体力，你不会把重100磅的东西放在他们面前，叫他们每个人去搬动它。如果你这样做，那么，他们中间有半数的人根本不可能把它举起来，而只有一两个人能完成这件事。如果你想对每个人的肌肉力量作出估计的话，你应当给他们重50磅的东西，然后看他们怎样操作。因此，一个有经验的主考人会让被考者回答他们感到并不太难的问题，但使他们的推理、记忆和归纳能力发挥出来，而他可以从中了解被考者的智力和训练的水平。

毫无疑问，要克服考试通常所有的弊病，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例如，仔细地挑选主考人，并在考试中大量引入实际操作的内容。但是，我想，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考试仍将是对于知识的一种不完善的检验，以及对于能力的一种更不完善的考查，但它对于一个人的研究能力几乎无可奉告。

据说，许多人赞同每个学院的最高学位只能授予那些在教授的学术领域中以及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一项研究工作，而确实表现出创造能力的人，或者至少能够令人满意地证明这项研究工作是由他们完成的人。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改革，但事实上已经由来已久；因为根据我的理解，这也就是申请博士学位者必须呈交他写的论文的原因，只不过现在这种制度过分流于形式罢了。

至此，我十分简单和不完全地尽力向你们陈述了我对于未来的大学中教学人员——教授和董事的观点。现在，让我来谈谈求学人员——学生吧。

假如大学要成为国家最高文化的圣殿，那么，进入这座圣殿的人就不能是无知的人。假如优良的种子要获得百倍的收成，就不应当把它撒在无知的石头中间，或者杂乱生长和任性的莠草中间。正相反，土地必须经过仔细的平整，而且大学教师会发现，整土、排水和除草，甚至大部分的播种工作都已经由中学教师完成了。

就我所知，有种情况正是三个王国[34]的任何大学中的教授们没有发现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大多数中学极端错误的教学体制所造成的。学生们进入大学时，除了在古典文学和数学方面接受过一些错误的训练之外，对于其他方面知识则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在大学里的一半时间是用来学习他们本应在进入大学时就了解的东西。

我有时听说，苏格兰的大学不同于英格兰的大学，在于它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低年级学生提供相当基础的教育，但是，令人怀疑的是，是否真的存在着这种差别；因为一位本人是一所英格兰大学校长的权威人士严肃地证实说：“对于20岁以下的青年的基础教育现在已是大学所履行的惟一职责”；而且，大学已成为“某种对青年们教授古典语言基础的寄宿学校了。”[35]

我并不是第一次引用这些著名的论断。我希望把它们印进公众的头脑中去，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而且我相信，它们的意义一旦被清楚地理解，那在从实际措施的角度出发讨论大学改革这个问题时，它们就会发挥很好的作用。你们现在不用对目前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负责；但是，当你们进入实际生活，并由于你们所受的教育和地位而获得政治影响时，你们就必须对它负责，除非每个人在他自己的范围内都尽最大努力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坚持对中等学校进行改革。

你们现在要承担的是另一种责任，不过它也是同样重大的。一些学院并不能造就人，它们的机构也不能使学生为生活作好准备，甚至我们所向往的那种理想的大学也只能是一种好的机构，除非每个学生都努力实现学者的崇高理想。在我看来，这种理想早已由那位伟大诗人[36]的一生极好地体现了出来；尽管他享受着荣华富贵，并且是宫廷的宠儿，以及他的同胞的偶像，但是在他的受到尊敬的一生中，他在艺术上、科学上和生活中却始终是一位学者。

你渴望美好的生活吗？

那就别再回首往事：

尽管你会失去一些东西，

但你却像一个新生的人。

你若问日常生活需要什么；

生活将会作出适当的安排。

让人人都分享自己工作的快乐；

莫以自我度善恶。

切不要嫉恨整个人类：

上帝自会掌管芸芸众生。[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