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学的学习（1876）

论生物学的学习[1]（1876）

今天晚上，我的任务是谈谈生物学的学习，然而，在我的听众中，可能有许多人对这种学习并不感到生疏。不过，作为一个有些资历的演讲者，我凭经验知道，对我来说，假如设想大多数听众都是如此，那将是很不明智的。相反，我必须这样想象：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想知道什么是生物学；另一些人虽然已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但还是很愿意听听为什么对他们来说学习生物学是值得的；还有些人尽管对上述两点已经很清楚，但希望知道应当怎样去学习生物学，以及最好在什么时候去学习生物学。

因此，我将尽自己的努力给你们解答下面四个问题——什么是生物学；为什么必须学习生物学；应当怎样学习生物学；以及最好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门学科。

首先，谈到什么是生物学，我相信，有些人以为“生物学”这个词汇仅仅是个新奇的名称，简而言之，是一个新名词，用来称呼过去统称为“自然史”[2]的东西。但是，我将向你们表明，恰恰相反，这个词代表着过去200年中科学的发展；而且，它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出现了。

在文艺复兴时期，知识被分成两大类——自然的知识和人的知识，这是因为那时流行的观点（这种古老观点的大部分现在依然存在）是，在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虽不能说是对抗的）；并认为，除了一方对于另一方常常是一种累赘之外，这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关系。尽管我们伟大的17世纪哲学家们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他们仅仅认识到一种能够同样应用于人和自然的科学方法，但是，我们在培根和莫尔麦伯利的霍布斯俩人的著作里都发现在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的观点。我带来了那本如今鲜为人知的名著《利维坦》[3]（它很值得好好研究），为的是请你们通过托马斯·霍布斯那十分简洁而又明了的语言，思考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

“认识事物的记录，就叫做历史。它分为两类，一类叫做自然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物或自然结果的历史，例如，金属、植物、动物、天国和地狱的历史等；另一类是人类文明史，是人在国家中的有意识活动的历史。”

因此，事物的全部历史被分成自然的和人类的这两大类。霍布斯写这本书的时候（该书出版于1651年），正当“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创办之际。这个学会被称为“一个增进自然知识的团体”，在当时这几乎就等同于“一个促进博物学的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知识的各门学科得到了更为显著的发展，并且各自独立起来。人们发现，某些学科比其他学科更适于用精确的数学方法来研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此书对于自然科学的促进作用，也许比在它之前出版的或在它之后可能出版的任何著作都要大），表明精确的数学方法可以应用于诸如天文学和我们现在称之为物理学的那些学科的研究，这些科学包括被过去的作者理解为自然史的那个领域的很大一部分。由于牛顿和其他一些人把部分演绎和部分实验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人类知识的这些学科，表明属于这些学科的本质现象是能够解释的，因此，这些学科进入了当时的“哲学”范畴；这样，许多这类不能列入天文学的知识就逐渐被称之为“自然哲学”（培根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个词）。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其他的科学学科逐渐发展了。化学已粗具规模；所有这些学科，如天文学、自然哲学和化学，都能用数学方法或实验方法（或这两种方法）来研究，因此，在实验的学科与观察的学科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区别。实验的学科以前被统称为“自然史”；观察的学科则指那些实验在其中的作用有（或好像有）疑问的学科，当时数学方法还不能应用于这些学科。这样，“自然史”这个旧名称就附属于那些剩下的学科；这些在当时既不能用数学方法也不能用实验方法来研究的现象，即属于现在一般称之为自然地理、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学科的那些自然现象。上个世纪中叶伟大的著作者布丰[4]和林奈（Linnaeus）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这个词的。（布丰述之于他的伟大著作《普通博物学》，林奈述之于他的辉煌成果《自然系统论》。）他们研究的学科被称之为“博物学”，他们称呼自己为“博物学家”，而别人也这样称呼他们。但是，你们将注意到，这些名词与它们最初的意义已经不同了；到这个时候，这些名词已经获得了与它们原来大不相同的含义。

“博物学”在我刚才所讲的年代里所具有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沿用至今。现在，在我们北部地区的一些大学中仍然有“人类和自然史”教授这个职位，其中，“自然史”习惯上指的正是霍布斯和培根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的范围。这个不幸担任“自然史”教授的人要（或者过去要）在他的讲座里涉及地质学、矿物学、动物学，甚至可能还有植物学等领域。

但是，由于科学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所取得的神奇的进展，思想家们开始觉察到，在“博物学”这个名称内包含着十分不同的成分，例如，地质学和矿物学在许多方面就与植物学和动物学大不相同。一个人不必学习地质学和矿物学，就可以得到有关动、植物构造和功能方面的广泛知识；反之，一个人也不必学习动物学和植物学，就可以得到有关地质和矿物方面的知识。随着知识的进展，在植物学和动物学（它也研究人类）这两门学科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和紧密联系这一点，已经变得更加清楚，而同时它们与所有其他学科的距离也更大了。布丰宣布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伟大的事实，这是应该的。他说：“这两类有机物（动物和植物）本身所具有的共同性要比它们实际上的差别多得多。”因此，毫不奇怪，本世纪初在两个不同的国家里（据我所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有两位著名的科学家都产生了把这两门研究生物的科学联成一体，并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明确想法。实际上，可以说有三个人同时想到了这个主意，尽管只有两个人把它付诸实施，而且只有一个人使其完全实现。我所提到的这些人是：法国杰出的生理学家比沙[5]和伟大的博物学家拉马克（Lamarck），以及著名的德国科学家特里维拉纳斯[6]。比沙假定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生理学”科学。[7]拉马克在他18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8]里，第一次使用了“生物学”（Biologie）这个名称；这是他从两个希腊词中借用的，原意指关于生命和生物的论述。大约与此同时，特里维拉纳斯想到，所有那些研究生物的科学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门科学，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此，他在1802年出版了他也称之为“生物学”的著作的第一卷。特里维拉纳斯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并写下了我所提到的这部不同凡响的著作。这部著作共有六卷，作者从1802年至1822年共花费了20年的时间。

这就是“生物学”这个词的来源。这就是所有那些思路清楚的思想家和主张名称一致的人如何用“生物学”这个代表所有研究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的科学的词，代替了“博物学”这个包罗万象而又使人感到混淆的名称。不久以前，大概就在今年，我有幸读到一位“学识渊博”的作者、诺里奇的菲尔德（Field）博士的文章。他在其中竭力想证明，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特里维拉纳斯还是拉马克，都没有权利为了他们的目的而造出“生物学”这个新名词；他说，实际上“Bois”这个希腊词仅仅与人类的生活和事物有关，当希腊人说到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时，他们使用的是另一个词。因此，菲尔德博士告诉我们，使用“生物学”这个词是错误的，我们应当用另一个词；不过他不能肯定他提出代用的词是否恰当。这是个比较复杂的词——“动物产科学”（Zootocology）。我很遗憾我们把这个词搞错了，因为我们很可能还要把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在这类事情上，我们必须有某种“限制法”。当一个词被人们使用了半个世纪，权威人士也一直在使用它[9]，并且它的含义已被广泛理解，我恐怕人们将会继续使用下去，而不管来自语言学方面的反对意见是如何的尖锐。

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生物学”这个词的来源，接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它包括哪些方面？我已说过，从严格的和专门的意义上来说，这个词指的是有生命的事物所显示的全部现象，与那些无生命的事物现象有区别。当我们把这一含义用于低等的动物和植物时，不会有什么麻烦，但是，当我们涉及到生物的高级形态时，就会使我们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之中。因为，无论我们对人的本质抱有什么看法，有件事是完全肯定的，那就是，人是一种生物。因此，假如把我们的定义解释得严格一些，我们就必须把人和他所有的行为习惯都包括在生物学这门学科里。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心理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都将并入“生物学”领域。事实上，人类史就将消失于自然史之中了。从逻辑上严格来说，可能很难反对这种进程，因为没有人会怀疑可以在低等动物那里找到我们自身智力现象的一些萌芽和轮廓。它们也有自己的组织和政体，假如（正如人们一直承认的那样）蜜蜂的政体和狼的国度都属于生物学家自己的研究范围，那就很难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人的事务也包括进去，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与蜜蜂那种热心的收获活动类同，与狼的活动也不无相似之处。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生物学家都是一些自我牺牲的人；我们感到我们的领域够大了，因为据一般估计，已经知道的不同的动、植物有25万种。因此，由于某种惯例，我们把这些让给了培根和霍布斯叫做“人类史”的另一门科学学科。这门学科在“社会学”的名称下逐渐完善起来了。假如我使用一个现今大家都能理解的术语，那就是说，我们让“生物学”的这个领域“自治”了；但是，我想要你们记住，那是一种牺牲。并且，假如你们偶然看到一个生物学家明显地侵入了哲学或政治学的领地，或者在人类教育方面瞎弄一气时，请你们不要惊奇；因为，无论如何，那终究是他自愿放弃的领域的一部分啊。

在确定了“生物学”这个词的含义并指出了生物科学的一般范围之后，我将转到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生物学？可能将来有一天这将成为一个非常古怪的问题。我们，地球上的生物，竟然对构成我们生命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这最终将由于改变了对于人类探究的最恰当的对象的看法，而变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但是，从目前那些教师和教育家的行动来判断，生物学似乎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一个题目。我提请你们考虑几个我敢说你们许多人已经熟悉的问题，但它们足以证明（当然不是很充分地，因为要充分论证这一点将要占用很多时间）对这一部分人类知识应当有所了解；这样做是明智的，而且有非常重要的理由。

我本人完全同意莫尔麦斯伯利的哲学家[10]的另一个观点：“任何思考的目的，都在于实现某个行动或完成要做的事情。”我对于仅仅这样了解一些事实并不特别看重，或抱有很大的兴趣。我判断人类研究的价值，是看它是否与人类的利益有关；换句话说，是看它的实用性。但是，我认为我们在使用“实用性”这个词的时候，应当充分明白它的含义。在一个英国人的嘴里，这个词通常指的是我们能通过它得到蛋糕或赞扬（或两样都得到）。我毫不怀疑，这是“实用性”这个词的一种含义，但它绝不包括我指的“实用性”这个词的所有含义。我认为，任何一种知识都是有用的，因为它往往给人以正确的想法，而这是正确行动的基础；或者，它往往能消除错误的想法，而错误的想法是实践中各种过失的重要基础和多产之母。还因为不管那些注重实际的人说什么，这个世界最终完全是由思想，而且往往是由那种最不着边际和假设性的思想统治的。所以，我们关于事物的理论，即使是那些看来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十分有关的事物的理论，应当尽可能地真实，尽可能地避免错误，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我是从这种更高的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而不仅仅是根据“实用性”这个词的粗浅和实际的意义，来衡量学习生物学的实用价值的。而且，我要向你们指出，你们将会感到，在当今的19世纪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关键时刻，懂得一些生物学知识是有必要的。举一个例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十分重视我们所持的关于人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与自然界中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的观点。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告知，并且大多数人根据传统观念也认为，人在自然界中占据了一个独立而奇特的位置；虽然他存在于这个世界，但是他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与他周围事物的关系十分疏远；他起源于近代，他的生存时期可能很短；总之，他是居于中心的重要角色，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事物都围绕着他转。可是，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

请你们暂且把我和他们分开，因为支持他们的看法对我现在的论点并不重要。不要以为我这么说是为了避免与他们的学说发生关系；实际上，在其他时候和其他场合，我不认为这一点会产生疑问；但我要清楚地向你们指出，对于我的论点来说，即使他们都是错的，我的论点仍然会成立。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大错误。首先，他们着手研究人的物质机体。他们仔细研究了人的整个构造，他的骨骼以及覆盖于其上面的所有一切。他们把他分解成最微小的粒子，以便能在显微镜下把他全部拆开。他们思索他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和活动的特性，观察他出现在地球上的姿态。接着，他们又转而研究其他动物，就以最容易得到的家畜——一条狗为例吧，他们声称能够证明，对狗的分析大体上使他们得出与对人的分析完全一致的结果。他们发现了几乎同样的骨骼，它们互相之间有着同样的联系；他们可以用人的肌肉名称来命名狗的肌肉，用人的神经名称来命名狗的神经，以及在人身上发现的那些感觉器官和构造也能在狗身上找到；他们分析了大脑和脊髓，发现相应的名称两者都适用。他们以狗为例子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显微研究，发现狗的肌体也能被分解成与人同样的组成部分。还有，当他们追踪狗和人的发育过程时发现，这两种生物在他们生存的某个阶段彼此之间并无差别；他们又发现狗的种类在地球上的分布相当广，可以与人的分布范围相媲美。他们告诉我们，在狗身上所发现的一切，对于所有高等动物都具有真实意义；他们还宣称，可以为所有的动物画一个共同的谱系图，把人与狗、马与牛看做一个巨大的基干上的一些小的分枝。此外，他们还告诉我们，过去四分之三世纪的研究证明，通过对所有存在于自然界中各种动物的同样调查，将引导我们从处在顶端的人开始，一步一步，一级一级，不是遵循一条直线，而且经过许多曲线，最终到达这个系列的底部——一块块有生命的胶状物。这样，莱布尼兹[11]和邦尼特[12]关于动物界构成一个巨大的生物标尺，存在着从最复杂的形态一直到最低级和最简单的形态的一系列等级的观点，就被证明是基本正确的，尽管这些观点并不完全是用这些哲学家原来所用的形式来表达的。更有甚者，当生物学家们把他们的研究转到植物界时，他们发现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按照植物的结构，从最巨大、复杂的树木开始，通过一条相同的等级系列，到达一块块有生命的胶状物那里。使他们困惑的是，这些胶状物同他们在动物系列中遇到的那些胶状物很难加以区分。

由此，生物学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动物界和植物界在结构上是基本一致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不同只不过是同一张巨大的谱系图中的各种变体而已。

他们又告诉我们，有关功能的研究也是如此。他们承认，目前，人类高级形态所表现的（甚至我们所知的较低形态所表现的）思维能力，与其他动物所显示的思维能力之间还有着一条重要的鸿沟；但是，他们同时告诉我们，几乎人的所有能力的雏形和基础，都能在较低等的动物身上找到；人和低等动物在思维能力方面也如同他们的肌体结构一样，存在着一致性；在这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我刚才说“几乎人的所有能力”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在所谓我们与低等动物之间的差别中，有一点是很少被强调的[13]，但是，在这样一个我们聚在一起探讨学术的场合中提到它可能是非常适宜的。这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动物中发现类似于人的所有其他能力（特别是模仿能力）的表现迹象，但是那种模仿的特殊形式，那种通过雕塑或绘画表现出来的形式上的模仿，是不会被发现的。据我所知，没有一件雕塑或模型，也绝没有一张油画或素描来自于动物。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事实，是有鉴于它也许会带给艺术家可能是他们所希望的安慰。

假如生物学家们告诉我们的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将必须放弃关于人及其在自然界中地位的错误观念，而代之以正确的观念。但是，除非我们能够了解生物学家们所提供的论点的性质，否则就不可能判断他们是否正确。

你们可能认为这个主张是无需说明的。我很想知道，一个学者对于一个显然连希腊语语法基础都没弄懂但却对一出希腊戏剧中深奥片段进行评论的人能说些什么。然而人们在发表关于这些高深的生物学问题的明确意义之前，看来不仅没有意识到必须懂得一些这门学科的“语法”，而且甚至连这门学科的“ABC”也没有掌握。你们会看到，批判和谴责像倾盆大雨一般出自这样一些人的口中，这些人不仅没有想要通过必要的训练使自己能够成为评论家，而且甚至没有达到摆脱愚昧状态，并开始明白这样一种训练是必需的阶段。我一直不得不留意这类生物学家和生物教学经常会碰到的批评（实际上我从中也得到了不少教益）。我时常被告知，某某地方刊登了一篇“才华横溢的论文”[14]，它把我们都驳倒了。我以前常常阅读这类东西，可是现在我老了，开始不太理会这种“狼”的叫喊了。当你读了任何一篇这类作品时，你往往会发现，这位杰出的评论家甚至还不具备基本的生物学知识，他的“才华放出的异彩”就如所罗门[15]所说的在锅子下面的柴薪爆裂时发出的火花。据我回忆，所罗门运用这个比喻是为了进行比较；不过，我不打算进一步研究那个问题了。

有两件事情必须弄清楚：首先，每一个真正关心真理的人都应当真心实意地希望提出一切可能提出的有根据的公正的批评；但是，其次，批评者应当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应当在头脑中有一个用他所说的话表达的事实的形象，这对使任何人都能得益于这种批评是很重要的。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在某个生物学问题的争论中进行的这种批评，也像在历史或哲学的讨论中一样，显然只是批评者在浪费时间，而根本不值得被批评者注意。请把这些话作为研究生物学的重要性的说明吧，人们可以从中得出什么是对生物学学说有价值的批评的合理概念。[16]

接下来，我将会提到生物学知识的另一个方面——关于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的更为实际的方面。请思考一下有关传染病的理论。这肯定是我们大家都感兴趣的。目前，生物学的研究正在迅速地使传染病理论得到解释。我们已经能够在低等动物中培养出像人类瘟疫那样传播的毁灭性疾病的标本，这些疾病无疑是由活着的有机体引起的。这个事实能使称之为“生源说”的传染病起因理论有了充分的根据；假如是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导致产生消灭那些可怕的不速之客的重要的实际措施。假如公众也和专业人员一样，都具有足够的生物学原理的知识，能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产生由衷的兴趣，并且能够了解我认为他们所希望了解的问题，即那些对拥有足够的生物学基础知识的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解决的问题，那将是多么好啊。

让我谈谈另一个有关生物学研究的价值的重要而实际的例证。在过去的40年里，关于农业的理论已被完全更新了。利毕格[17]以及我们自己的劳斯[18]和吉尔伯特[19]的研究，对那个其重要性不能低估的产业部门产生了影响，而所有这些新观点的产生，是由于对植物方面所发生的某些过程有了较完善的解释；当然，这也构成了生物学的一部分内容。

我还可以继续补充这类例子，但是我知道时间不会等我，所以，我必须马上转到我提到过的第三个问题——假定生物学是值得学习的，那什么是学习它的最好方法呢？这里我必须指出，由于生物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因此，学习方法必须与其他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相同。有一点早已被人们所公认，假如一个人想当化学家，那么，他不仅需要阅读化学方面的书籍，听化学课，而且应当自己在实验室中实际进行必要的实验，这样，他才能确切地懂得他在书上看到的和听老师讲到的词句的意思。假如不这样做，即使他读到世界的末日，对于化学也并不会懂得多少的。这是每一个化学家将会告诉你的话，物理学家关于他的学科也将会这么说。近来在物理和化学科学教育方面所产生的巨大改进和变化，都是由于实际教学与读书、听课的结合而引起的。在生物学方面，同样如此。没有人能够弄懂生物学，假如他只是采取浅薄的“空头哲学家”的方法，只是满足于阅读植物学、动物学等诸如此类的书籍。这个原因很简单，一说大家就会明白。因为所有的语言对于它所论述的事物都不过是象征符号，事物越复杂，它的象征符号就越贫乏，它的语言定义就越需要用从对它所代表的事物的操纵、观察和接触中直接获得的信息来补充，——这确实就是整个事情的根本所在。这是普通的常识，正如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真理也只不过是澄清了的普通常识。假如你要使一个人成为茶叶商，那么，你不要叫他阅读关于中国或茶叶的书籍，而是送他到茶叶商行去，在那里他可以触摸、嗅闻和品尝茶叶。没有只能用这种实践方法得来的知识，他作为一个茶叶商的成就不久就将丧失殆尽。那些“空头哲学家”幻想能像获得文学成就那样掌握自然知识，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不管你可能读过多少书籍，假如你不能在头脑中把只能运用你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力而得到的确定意象变换成词句，那么，你几乎可能像开始时那样一无所知。

也许有人会说：“这一切很好，但是你刚才告诉我们，生存着的和已经灭绝的动、植物可能有25万种之多，一个人一生要学习所有这些的五十分之一也不可能。”这话不错，但事物的安排方式对我们是很大的方便；因为尽管存在着数目众多的各种生物，但它们终究是按很少的原型构成的。

世界上确实有10万多种昆虫，然而任何人只要认识了一只昆虫（假如这只昆虫挑选得恰当的话），他就能对所有昆虫的构造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我并不是说，他将对这种构造有深刻的了解，或者他最好懂得这些，而是他将有足够的实际知识，能够明白他从书上读到的东西，能在他头脑中对那些昆虫的构造产生真实的意象，而这些构造在他没有见过的所有昆虫形态中变得如此的不同。实际上，在动物和植物中确实有那种称为形态类型的东西，所以，要确实了解动、植物主要变化的构成，只需要研究相当少量的动物和植物就足够了。

让我告诉你们，我们在生物实验室（它就在毗连的那幢楼房里）中所做的事情。我每天在那里给一班学生上课，大约上四个半月课，当然，我的讲课是有教科书的；但是，整个教学的主要部分（我认为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个能进行实际操作的实验室，这是一个具备一般的解剖所需要的各种器械的房间。我们根据灯光、显微镜和解剖器械的位置把桌子安排好，接着我们就解剖一定数量的动物和植物，了解它们的构造。例如，在植物中，我们选取了酵母菌、原球藻、普通的霉菌、野生植物的根茎、蕨类植物和某种开花的植物；在动物中，我们观察诸如阿米巴原虫、钟虫和水螅之类的东西。我们解剖海星、蚯蚓、蜗牛、鱿鱼和扇贝。我们研究龙虾、乌贼和黑甲虫，还研究鱼、鳕鱼、青蛙、乌龟和兔子；这些研究几乎花费了我们所有的时间。这门课程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熟练的解剖者，而是要每个学生运用感官印象，对动物王国中的每一个主要分类的特殊结构有一个清楚和明确的概念；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按照我刚才列举的各种形态进行学习就完全可以了。假如某个人了解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动物的构造，他就能清楚和准确地（尽管是有限地）了解整个动、植物界许多部[20]的主要构成特点；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形态就分别属于这些部。这样，他在读书时就能有所收获，因为每次他遇到一个结构的名称，头脑中就会出现这个名称在他读到的那个生物中所代表部分的确定形象，因此，阅读就不仅仅是阅读了。它不只是单词的重复，每一个用来形容一匹马或一头象的专门名词，将使他回忆起他在兔子身上所看到的同一部分的印象，因而他能够对他所没有见过的事物形成一个肯定的概念，因为那是他所见到过的事物的一个变体。

我发现，这个方法效果极佳，而且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人只要认真地学完这样的课程，他就能够更透彻地认识那些生物学的伟大真理，特别是有关形态学方面（这是我们主要论及的方面）的真理。这样，要比他只是读完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书籍要强得多。

我的演讲与科学仪器收藏展出协会之间的关系在于，他们的展览会对我们实验室的工作很有帮助。你们中间参观过那个非常有趣的展览会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一系列展示青蛙构造的图表和标本。这些图表和标本是专为生物实验室的学生们而制作的。展开我们所研究的其他生命形态的类似图表和标本也已经做好，或正在准备之中。这样，学生的面前首先会出现一张他必须看的生物结构图，接着，这张结构图就自己起作用了；假如在有了这些帮助和展示者能够给予的必要解释与实际提示之后，这个学生还是不能弄懂给他的材料中的事实，那么，他最好还是放弃生物学而去从事其他的研究。

我本来很想对博物馆在生物学学习中的用处说几句话，但是我发现，我的时间不多了，而且我还有另一个问题要回答。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冒着使你们厌烦的危险，就博物馆这个重要题目说一两句话。毫无疑问，对于生物学的学习，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生物学中某些学科的学习，没有（或可能没有）比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它们的帮助更重要了。不过，对于生物学来说，博物馆要起到这种作用，还必须等到将来。现今的博物馆尽管有可能，可是并没有为我们做多少事。我不想列举出来，可是我敢说，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为了寻求知识，以及十分希望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都去参观过一些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你们从许多陈列着的动物标本旁走过，标本下面写着它们长长的名字；除非你们的体验与大多数人的截然不同，那么，这种参观的结果就是，当你离开这堆宝藏时，伴随着你的是走痛了的双脚、剧烈的头疼以及这样的一种想法：动物王国真是一座“没有地图的巨大迷宫”。我不认为，带来这种结果的博物馆起到了这样一个机构理应被期望具有的作用。人们对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要求是，它应当对于公众和科学工作者这两方面都尽可能的方便和尽可能的有用。这种要求不是建造一个以几英里长的玻璃柜构成的某种快乐的狩猎区所能满足的；而且，由于常常希望展览所有的事物，而给那些想要适当地了解各种事物的人设置了大量的障碍。

公众所需要的是一种他们能够理解和欣赏的收藏馆，并且能够方便地和毫无阻碍地接近它；而科学家们的要求是能够同样方便地得到科学的资料。所以，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应当把自然历史的众多展品分成两部分——每天，一部分对公众开放，另一部分对科学家开放。在第一部分中，应当举出所有比较重要的和有趣的生命形态并附有解说牌，还应当提供有书写清楚的通俗说明的目录，说明这些展品的一般意义。另一部分应当占据较小的空间，在一些适于工作的房间里，陈列那些纯粹与科学研究有关的展品。例如，假设我是个鸟类学家，去研究一批鸟的收藏品。把它们都剥制成标本是很麻烦的，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不能不受到剥制者的观念的影响，然而，假如我有了没有人动过的鸟的皮羽，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确定鸟的样子。研究鸟类学所需要的不是装满栖息着禽鸟标本的玻璃橱，而是一只只里面装着大量皮羽的使用方便的抽屉。它们不占很大的地方，也不需要超出它们原价的费用。但是，对于公众的启蒙，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确实也想学习，但是他们寻求的不是那种详尽和专门的知识。当公众中有一位走进鸟类收藏馆的时候，他想着的不是所有能找得到的鸟类。他不想一个个地比较雀族中的一百多个种类，而是想知道什么是鸟，鸟的构造方面的大的分支，并想容易地得到这些知识。因此，最适合他的将是少数经过仔细挑选的鸟，它们被艺术性地而又精确地陈列出来；同时，在它们旁边陈列着各个不同时期的形态，它们的巢、雏鸟、卵和骨骼；根据该博物馆所制定的极好的计划，在标本旁设一块解说牌，用容易辨认的字体告诉参观者它们是什么和表示什么意思。这样一种典型的陈列，对于公众的教育和娱乐来说，要比任何占地广大的诺亚（Noah）[21]方舟复制品有价值得多。

最后要讲的问题是，最好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生物学？依我看，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能把它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学校教学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我一直提倡这个观点，而且我完全肯定能够很容易地实行，不仅容易，而且对于学习的人非常有益；但是，这种教学到后来一定会被改变，以适应那些学者的想法和需要。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教古典语言的方法是十分奇怪的。给你的第一个任务是学会拉丁语的语法规则——这就是你要学的语言！我那时就认为学习语言的方法很奇怪，但是，我不敢反对我的长者们的意见。现在，我可能不像过去那样谦恭了，所以，我敢认为那是一种很荒谬的方式。但是，假如我们准备在开始生物学的教学时，就交给孩子们动物王国的一系列纲和目的定义，并且要他们把这些都背出来，那将同样是荒谬的。可是，这种教学方法如此受到青睐，使我有时会想到，旧的古典教育方式的幽灵已经进入新的科学教育方式的肌体内；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宁可让他们把科学教育的伪装完全去掉。我们确实应当做的是，在那些幼小的心灵中，装进什么是动、植物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必须考虑实践带来的方便。有许多搞不清蛞蝓[22]和蜗牛的孩子常常在学习上碰到许多困难，而在实践中学习就不会这样了。这样的动物是每个人唾手可得的，而且是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并且，得到普通的植物，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可以通过研究人体结构的主要事实这一非常现实的方法，把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普遍真理传授给年轻人。那些无法在自己身上进行详细探究的内脏部分，例如，心、肺和肝，他们可以从附近的肉店中得到。至于讲授生物学中的植物部分，就没有什么实际困难了，因为几乎任何普通的植物都可以使用，而且不会弄糟，至少不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因此，在我看来，对于年幼儿童来说，最好的生物学教学科目，一门是人体生理学基础，另一门是植物学基础知识；我认为，除此之外，进一步的学习在一段时间内并不可行。但是，我想，没有理由不在中等学校和科学与艺术局领导的科学辅导班里进行生物学基础知识的教学。我可以说，在我看来科学辅导班对科学知识在全国的传播作出了许多贡献。这种教学的范围也许与这里不尽相同，但仍然根据多少有点相同的原则。带领十五六岁的学生做一些解剖实验，使他们至少大致了解动物形态中四五个大的分类，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有关植物的更高级的解剖实验，也是如此。

最后，对所有那些只是为了使自己得到启迪而学习生物学的人，或那些希望成为动物学家或植物学家的人，以及对所有想要从事生理学研究，特别是那些打算把他们一生的工作年限用于医学事业的人，我要说，没有一种训练能够像我刚才粗略论述的，在附近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际的生物学工作所得到的训练那样，更适合他们，并对他们有如此重大的帮助。

我还要补充一句，除了所有这些可能从生物学学习中得益的各种人之外，还有另一种人。我记得若干年以前，有一个激烈反对达尔文先生的人（他曾写过一些骇人的文章反对达尔文的观点）向我请教，最好用什么方法能使他熟悉进化论中最有力的论据。我回了信，并真诚而简要地建议他先学完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课程，然后再研究进化论。我很遗憾地说，他对于我的建议很不高兴，就像人们常常对待好的建议那样。尽管有这种令人失望的结果，我还是要冒昧地重复一下刚才的建议，并以此作为结束语；我要对所有敢于参加生物学领域论战的十足外行却又像牧师似的“空头哲学家”[23]说：请接受一点正确的、系统的和实际的生物学基础教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