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1880）

科学与文化[1]（1880）

正如我现在的一些听众所不会忘记的，16年前，我曾很荣幸地给这个城市的居民作过演讲；当时，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该城市的名人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假如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是与死后的荣誉相联系的话，我们希望，这位献出毕生精力的哲学家的荣誉在那时最后得到了满足。

但是，具有颇多的普通常识，但没有什么虚荣心的人并没有把他生前或死后的荣誉与他最大的善行等同起来。总之，普里斯特利的一生给人们留下的，无疑是他所提出的增进知识和提倡思想自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们同时是学术进步的原因和结果）。

因此，我认为，假如普里斯特利今天能够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会议的场面给他带来的快乐，甚至会超过庆祝他的主要发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仁慈之心将会受到感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将会得到满足，那是由于公开表明正当的财富既没有浪费在俗气的奢侈品和极端虚荣的排场上，也没有分散在不太介意的施舍上（这种施舍既无益于给予的人，也无益于接受的人），而是花费在实行一个为了帮助当代和下一代那些准备自学成才的人的经过周密考虑的计划上。

至此，我们所有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我们必然会受到普里斯特利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强烈影响；像他所认识到的一样，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教育对于自然科学范围之外的研究领域的价值；像他所意识到的一样，意识到乔赛亚·梅森[2]爵士所给予中部地区居民的珍贵礼物的价值。

不管怎样，对于19世纪的孩子们来说，在乔赛亚·梅森爵士所希望的条件下创办一所学院，具有它在100年前所不可能有的意义。这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处在长期的连续斗争的关键时刻；这场斗争是远在普里斯特利时代以前就已开始的一场运动在教育方面所进行的斗争，它大概不会马上就结束。

在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那些战斗者一方面是古代文学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又是现代文学的提倡者；但是，大约30年前[3]，这场在自然科学旗帜周围徘徊的斗争，由于第三支大军的出现而变得复杂起来了。

我并不认为，某个人有资格代表这支新的大军去说话。因为必须承认，它有点像游击队；它主要是由一些非正规兵所组成的，几乎每一个参加斗争的人都是依靠他自己的才能。但是，像一个对在军队里长期服役具有深刻印象的正规兵一样，他考虑到现在的形势和持久和平的条件，对这场文化教育方面的斗争不会没有兴趣的；而我并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在你们面前更好地利用现在的机会。

从最初偷偷地私下谈论把自然科学引入普通教育的建议的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为止，科学教育的提倡者遭到过两种人的反对。一方面，他们遭到了自夸是实践性代表的商人们的蔑视；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古典学者们——这些人以利未人（Levites）[4]的资格负责文化的方舟并垄断自由教育——开除教籍。

那些事务主义者曾相信，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单凭经验行事的方法，是过去成功的原因，今后也将满足手工业和制造业的需要。他们曾认为，科学是纯理论的废物；理论和实际两者之间毫无联系；而且，还认为，对处理日常生活事务来说，科学的思维习惯不是一种帮助，而是一种妨碍。

在谈到那些事务主义者时，我使用了过去时态——因为尽管在30年前他们是非常令人生畏的，但我并不能肯定纯理论的形式目前还没有被消灭。实际上，就所进行的这种纯粹的争论来说，这种争论隶属于过去的地狱，若有人能逃脱出来，那是一个奇迹。但是，我已经注意到，你们的典型事务主义者与密尔顿的一个天使何其相似乃尔。由于在逻辑方法上受到打击而造成的精神创伤，可能如同井一样深，如同教堂的门一样宽，但除流下一些腐败的脓水外，他一点也没有进一步恶化。所以，假如这些反对者离去的话，我将不会把时间白白地浪费在重复论证科学的实际价值上；但是要知道，有时一个比喻会渗透到演绎推理无法进入的地方，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我要讲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男孩，除了他自己的强壮身体外一无所有；他被扔进了许多生产者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去。看样子他曾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一直到他30岁时，他可以随意使用的总金额只有20英镑。不过，他的中等生活表明，凭藉一个异常成功的职业，他对曾被要求去解决的那些实际问题有了初步理解。

最后，到老年时，伴随他的是得来不易的荣誉以及有众多朋友的处境，与此同时，使他想起那些正在开始同样生活的人，并设想怎样能够对他们伸出援助的手。

在长期的和令人心烦的思考之后，梅森这位成功而又有实际经验的商人，并没有想出比使人们获得“充分的、广泛的和实际的科学知识”的计划更好的计划。他曾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用于这个目的，并为之连续工作了五年时间。

由于这所科学学院的严密而又宽广的组织体制使我们感到放心，我不需要指出上述故事的教益并不是无稽之谈，我所说的一切，将能对一些实际存在的非议给以有力的和实事求是的回答。

另外，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根据那些最有资格作出判断的人的看法，发展完善的科学教育确实是工业进步的必要条件；今天，这所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它将会给他们的生计是通过所在地区的手工业和制造业实践而解决的那些人带来无法估量的利益。

惟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这所学院的环境是否能给人们提供获得持久成功的最合适机会。这所学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工作的。

乔赛亚·梅森爵士的做法无疑是最明智的，他给予那些理事很大的行动自由，并建议最终把这所学院的管理工作托付给他们，所以，理事们可以根据今后环境条件的变化来调整它的安排。但是，就三个方面而言，梅森爵士在行政管理和教师两方面提出了最明确的禁令。

在有关学院工作的范围内，禁止任何成员参与党派政治；并毫不动摇地把神学从学院中清除出去；最后，禁令特别声明，学院将不是为“纯粹的文学教学和教育”准备的。

也许除了需要对前两个禁令的明智表示由衷的敬佩外，再让我详细地讲述它们，现在似乎已没有什么必要了。但是，第三个禁令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着那些以前反对科学教育的人，他们一点也不像事务主义者那样处于即将被消灭的状态之中，而是有活力的、活跃的和难以对付的。

我们得知，这种“纯粹的文学教学和教育”将明确地被排除在这所学院之外，然而，这所学院表示要提供一种高级的和有效的教育，却受到了尖锐的批评，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时代是这样的，文化的利未人将对着围墙吹响他们的喇叭，就如同对着一座教育的耶利哥（Jericho）[5]古城吹响他们的喇叭一样。

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自然科学研究没有资格被授予文化的称呼；说什么它不涉及到生活中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还说什么更糟的是，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在运用科学方法去探究一切真理时，就会导致一种狭隘的和偏执的信念。一个人经常可以发现，对于一个令人麻烦的论点避而不答，最好是把这个论点的提出者说成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还有，尽管我担忧不允许去谈论过去这种反对科学教育的形式，难道我们就不能得出，不仅忽视而且禁止“纯粹的文学和教育”正是对于科学的看法目光短浅的一个明显例子吗？

我并不了解乔赛亚·梅森爵士采取那种做法的理由；但是，假如情况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他用“纯粹的文学教学和教育”的名称来谈及在我们学校和大学里所流行的古典课程，我敢提出我自己的各种理由去支持那种做法。

因为我非常强烈地坚持两个信念——首先，对于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来说，古典教育的训练和教材都没有这样的直接价值，也就是说，在其中任何一方面花费宝贵的时间都将是不恰当的；其次，为了获得真正的文化，单纯的科学教育至少与单纯的文学教育同样有效。

我几乎不需要对你们指出，这些论点，特别是后一个论点，是与绝大多数受到学校和大学传统影响的有文化教养的英国人的观点截然相反的。他们相信，只有通过自由教育才能获得文化；但是，这种自由教育不仅与文学的教学和教育是同义的，而且与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即古代希腊罗马文学的教学和教育也是同义的。他们认为，已经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人，哪怕学得再少也算是受过教育的；与此同时，精通其他学科知识的人，不管造诣多深也只能是一个有点受人尊敬的但不准列入有文化教养的特权阶级的专家，并且不能被授予大学学位——受过教育的人的标志。

对于慷慨宽容的精神，对于科学思想的真正同情，我实在太熟悉了。科学思想遍及重要的和热心的文化倡导者的著作之中，以证明他自己与这些看法是一致的；然而，你可以从那些著作中挑选一二篇给门外汉看，而那些著作使所有称不上门外汉的人感到十分高兴，其原因是著作的内容给他们以某些支持。

阿诺德[6]先生告诉我们，文化的含义是“了解世界上所想到的和说过的最好的东西”。它是包含在文学中的对生活的评论。那种评论“为了心智的目的，把欧洲当做一个伟大的同盟，采取一种联合行动，并通过努力得到一种共同的结果；就那些成员的共同精神素质而言，他们具有希腊人、罗马人和古代东方人的知识。不去考虑特殊的、狭隘的和暂时的利益，现代民族就会在智力和精神领域得到最大的进步，并最彻底地实现这个计划。那么，说我们所有人（也作为个人）更彻底地实现这个计划就会得到更大的进步，究竟是指什么呢？”[7]

在这里，我们必须论述一下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主张。第一，文化的实质就是对生活的评论；第二，文学包含着足以构成这种评论所需要的素材。

我想，我们肯定都会同意第一种主张。因为文化确实是指某种完全不同于知识或专门技术的东西。它指的是根据一种理想或参照一种理论标准对事物的价值进行批判性评价的习惯。理想的文化应当提供一种完整的生活理论；这种生活理论是建立在清楚地认识类似于其本身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可以同意这一切，然而坚决反对只有文学才能提供这种知识的设想。掌握了希腊人、罗马人和古代东方人的全部思想和言论以及现代文学必然会告诉我们的一切，并不足以证明，我们已经为构成文化的那种生活评论打下了十分广泛和深厚的基础。

实际上，对任何一个熟悉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来说，那完全是不明显的。只要考虑到在“心智”方面的进步，我自己就会完全承认，如果不是从大量的自然科学中得到共同的精神素质，民族和个人就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我应当说，一支没有精良武器和缺乏认真的作战准备的军队，也许要比一个缺乏上个世纪自然科学关于生活评论方面知识的人更有希望在莱茵河上发动一次战役。

当一位生物学家无意中看见一个畸形动物时，他会本能地开始研究它的进化过程并进行整理归类。在历史上同样可能有把握找到那种合乎理性的对立观点。

幸而，英国人把他们的财富用于建立和资助一些教育机构，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但是，五六百年以前，建立学校的行动表明了或者暗示了几乎与乔赛亚·梅森爵士认为有利的那些行动相矛盾的状况。那就是说，自然科学实际上被忽视了，与此同时，某种文学训练被强制当做获得知识（主要是神学知识）的一种手段。

人们的那些做法之间存在的这种奇异矛盾的原因是容易找到的，因为一种增进他们同代人幸福的强烈的和无私的愿望同样地激励着他们。

事实上，在那时，如果某个人希望他的知识能够超出通过自己观察或日常谈话而获得的知识范围，他首先就需要学会拉丁文，因为西方世界所有最高级的知识都包含在用拉丁文这种语言写成的著作之中。因此，拉丁文法，以及通过拉丁文而学习的修辞和逻辑，就是教育的基础。就通过这种途径传授知识的实质来说，由罗马教会解释和补充的犹太人与基督教的《圣经》，被认为包含着一种完整的和绝对正确的知识体系。

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来说，神学的格言就是欧几里得的原理和定义与那些几何图形的关系。中世纪哲学家的职责，是从由神学家所提供的材料中推断出与基督教教会的教令相一致的结论。他们具有能够陈述己见的特权，通过推理的过程，去论证教会所说的是真实的以及肯定是真实的缘由。尽管得到世俗权力的帮助是必要的，但假如他们的论证有缺陷或者超过教会规定的界限，教会就准备像母亲似地制止他们的过失。

在这两者之间，我们的先辈是用一种简明的和完整的生活评论理论装备起来的。他们被告知，世界是怎样开始的以及将怎样结束；他们听说，一切物质生活只不过是在精神世界的洁白外表上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污渍，而且，自然界实际上是恶魔的游乐场；他们还听说，地球是能看到的宇宙的中心，人是地球上所赞美的目标；尤其是，他们被反复地灌输，自然界的进程没有一定的规律，它是由于无数神圣的生物（善的和恶的）的作用而能够不断地变化，这些生物又是根据人们的行动和愿望而运动的。整个学说的基本要点就是提出这样的学说，即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真正值得去了解的事情是，怎样在某种条件下保证获得教会所许诺的一种更好的地位。

我们的先辈完全相信这种人生观；在他们对于教育的论述中，正如在其他所有事情中一样，就是根据它来行事的。文化意味着生活神圣和道德高尚——模仿那时候的圣人；这就必然导致教育是神学的，而且，通往神学的道路是由拉丁文铺设的。

受过教育的人早就考虑到对自然界的探究——远非为了满足每日的需要——应当对人类生命肩负重任。实际上，由于自然界曾经受到人们的诅咒，于是从中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那些干预自然界的人很可能与撒旦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假如任何天生的科学研究者凭藉他的本能行事的话，他就完全有可能获得一个男巫的名声，或许会遭到一个男巫的命运。

西方世界已经使它自己与中国人隔绝开来，很难说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但是，幸而不是听任它自行其是。甚至早在13世纪以前，西班牙的摩尔人[8]文化的发展和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就已经推动了西方文化的发展，而且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首先，通过阿拉伯人翻译的媒介作用，西欧民族又开始熟悉古代哲学家和诗人的著作，并最后熟悉了全部渊博的古典文学。

无论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有多么高的理智抱负或统治能力，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在获得大量没有生命力的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耗尽了。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印刷术发明的帮助，古典知识得到了传播并得以繁荣起来。于是，那些具有古典知识的人就自夸在人类所能及的范围内获得了最高级的文化。

恰是如此。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除站在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顶峰上的但丁[9]外，在现代文学上还没有堪与古人相比的人物；没有能与古人的雕刻相比的美术；除希腊人所创造的自然科学外，也没有其他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是，学术没有充分的自由——即没有毫不犹豫地把理性承认为追求真理的惟一指南，并作为行为的最高主宰。

新的知识肯定很快就会对教育产生一种意义深远的影响。对从维吉尔[10]和西塞罗那里得到启发的古典语言学者来说，那些修士们和经院哲学家的语言与莫名其妙的话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拉丁文的学习被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而且，拉丁文不再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钥匙。寻求最高级的古代思想的学生，只能在罗马文学中间接地找到它的踪迹，再转向完美的希腊名人。在一场与现在正在自然科学方面进行的斗争有点相似的斗争之后，希腊文的学习被承认为整个高等教育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正如人们所希望的，人文主义者赢得了胜利；而且，他们进行的伟大改革，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所有改革者的报应女神都要看最后的结果；像宗教改革者一样，教育改革者也陷入了很大的然而又是常见的错误之中，也就是把改革活动的开始错当它的结束。

19世纪人文主义者的代表，把他们在古典教育上的立足点当做研究文化的惟一途径，好像我们仍然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然而，可以肯定地说，目前对于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在学术文化关系上的看法已经极大地不同于三个世纪以前所流行的看法。撇开伟大的且富有特色的现代文学、现代绘画，尤其是现代音乐的存在，文明世界的现实特征之一就是，它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分离比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的分离更远。

我们时代的显著特点是，自然科学知识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大。不仅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它的影响，千百万人的成功依赖于它；而且，我们的整个人生观早已不知不觉地普遍受到了这种宇宙观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自然科学而强加于我们的。

实际上，对于科学研究成果的最起码了解告诉我们，这些科学研究成果与中世纪时那些绝对盲从和强迫灌输的观点是明显抵触的。

我们的先辈所接受的关于世界始末的那些看法，不再是可信的。毫无疑问，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主体，而且，世界也不从属于人的价值。更加确定无疑的是，自然界具有排除任何干预的一定规律，而人的主要职责就是去认识这种规律并按照它来管理自己。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科学的“生活评论”理论不同于其他任何理论。它不求助于权威，也不求助于任何人的思想或言论，但是，求助于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现象所作的各种解释，多少有点不全面和用符号来表示，这就要求学生不要从文字中而要从事实中去探究真理。它警告我们，那种脱离证据的主张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种犯罪。

在我们的时代里，提倡纯粹的古典教育的人文主义者代表，对于所有这一切是一无所知的。一个人可能是个比伊拉斯谟[11]还好的学者，但是，他对于现在理智发展的主要原因知道得并不比伊拉斯谟更多一些。几乎令人可笑的是，那些很值得尊敬的、博学的和敬神的人，给我们一些罗马教皇的训谕（谈及科学对抗中世纪教会的思维方式是悲哀的），正暴露了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的无知，也没有能力去理解科学家所说的真实性的含义，以及没有意识到所确认的科学真理的重要性。

反驳的论据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否则，提倡科学教育的人士就可以相当充分地反驳那些现代人文主义者。这些现代人文主义者也许是一些博学的专家，但是并不具备与文化这个名称相配的生活评论理论的牢固基础。确实，假如我们有意要使对方难堪的话，我们也许会迫使那些人文主义者使他们自己蒙受这一耻辱。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身上的古代希腊精神太多，而是因为他们正缺少这种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一般称之为“文学的再生”，好像当时对于西欧人的心理上施加的影响全被耗尽在文学领域上。我认为，人们通常忘记了这一点，在同样因素的影响下，科学的复兴尽管不太显著，但也并非不重要。

事实上，那时候少数研究自然界的学者确实获得了关于自然界奥秘的线索，因为这些线索是1000年前从希腊人手中落下来的。古代希腊人很好地打下了数学的基础，我们的孩子从2000年前为亚历山大城的那些学校编写的一本书中学习了几何学。现代天文学是喜帕哈斯[12]和托勒密[13]的工作的自然延续和发展；现代物理学是德谟克利特[14]和阿基米得[15]的工作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很久以前，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亚里士多德[16]、狄奥菲拉斯特[17]和盖仑[18]所留给我们的知识范围。

如果我们不了解希腊人关于自然现象的看法，我们就不能理解希腊人所有最好的思想和言论。如果我们不了解受到某些科学概念影响的那种生活评论的范围，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他们的生活评论。如果我们不能像他们中最有才智的人那样，深信按科学方法自由运用理性是获得真理的惟一途径。我们就是在错误地自诩为希腊文化的继承者。

因此，我敢认为，现代人文主义者所掌握的文化垄断权和对于古代精神全部遗产的继承权肯定会减少（假如不放弃的话）。但是，我应当十分遗憾地说，我所说的任何事情就我这方面来讲，事实上包含有一种贬低古典教育价值的想法，尽管它可能是如此或有时是如此。人类天赋能力的变化并不亚于他们机会的变化；然而文化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它最好地达到自己目的的一条道路，极大地不同于那条对别人最为方便实惠的道路。还有，当科学教育还处在刚开始试验的时候，古典教育已经通过几代有实际经验的教育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因此，我并不认为，假使提供充裕的学习时间以及对日常生活或文学职业进行评价的话，一个英国青年对文化所进行的研究能胜过对通常为他所规定的课程的学习，并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来弥补它的不足。

然而，在我看来，对于那些打算把科学作为他们的重要职业，或者想要从事医学职业，或者必须早一些参加生活事务的人来说，古典教育是一个错误。由于这个原因，我高兴地看到“纯粹的文学教学和教育”被排除在乔赛亚·梅森学院的课程计划之外，因为包括了它，就很可能会引向那种低劣肤浅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中去。

不过，我是怀疑纯粹的文学教育重要性的最后一个人，我也是认为学术文化在缺乏这种教育的情况下也能完善起来的最后一个人。单纯的科学教育确实与单纯的文学教育一样，将会造成理智的扭曲。一船货物的价值并不能抵偿一条船本身的价值；我认为，要是这所科学学院培养出来的只是一些片面发展的人，那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确实不应当发生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结局。我们应当提供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教学，使得学生能够理解现代世界上三种最主要的文学。

法语和德语，特别是德语，对那些希望获得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全面知识的人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是，即使设想所获得的这些语言知识不足以满足纯粹的科学目的，每一个使用本国语的英国人也还具有一种近乎理想的文学表达方法；而且，在他自己的文学作品里，模仿着各种文学名著。在我看来，假如一个英国人不能从《圣经》、莎士比亚和密尔顿那里得到文学修养，那么，对荷马[19]和索福克勒斯[20]、维吉尔和霍勒斯（Horace）的深入研究也不能给予他文学修养。

所以，既然这所学院的章程既为文学教育又为科学教育作出了充分的规定，既然艺术教育也得到了认真考虑，那么，在我看来，将会给所有希望利用这所学院的人提供一种相当完整的文化。

但是，我不能肯定，此刻一个曾受过伤但并没有死的“事务主义者”也许会问道，这些关于文化的谈话对一所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学院有什么相干。这种人会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并不是文化，甚至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科学教育，而仅仅是一种应用科学的知识。

我常常希望，“应用科学”这个词从来没有被创造出来。因为“应用科学”是指存在着一种有直接的实际效用的科学知识，它能够离开另一种科学知识而进行学习。另一种科学知识是没有实际效用的，而被称之为“纯科学”。但是，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人们所谓的应用科学，不过是纯科学在一些特殊问题上的应用而已。它包括通过构成纯科学的推理和观察而建立的那些一般原理的演绎过程。没有一个人能有把握地进行这些演绎过程，除非他牢固地掌握那些原理；而他只有依靠在观察和推理的基础上所取得的个人经验，才能掌握那些原理。

几乎所有的制造工艺过程不是属于物理学的范围，就是属于化学的范围。为了改进这种过程，一个人必须透彻地了解它们；没有一个人具有真正了解它们的机会，除非他已经掌握了一些原理并养成了与事实打交道的习惯。这是通过在物理与化学实验室里的长期连续的和受到很好指导的科学训练而得到的。所以，说到纯粹的科学教育的必要性，那是确实无疑的，虽然这所学院的工作，由于对它的既定目的所作的最有偏见的解释而受到了限制。

还有，说到合乎需要的广义文化并不是由科学单独产生的，人们就会想起，制造工艺过程的改进是有助于工业繁荣的最好条件之一。工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结果；只有人类劳动才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某些东西。应该看到，部分依赖于他们的先天素质，部分依赖于他们的后天知识。

假如由工业繁荣带来的财富被花费在满足没有价值的欲望上的话，假如制造工艺过程的日益完善使得参与这种过程的那些人品质日益低劣的话，我实在看不出工业繁荣的好处。

现在，人们对什么是合乎需要的看法取决于他们的性格，而且我们称之为天赋的倾向并不受任何程度的教育的影响，那是完全确实的。但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纯粹的智育也不能改变人们的性格在他们的行动中的实际表现形式，而他们的行动是为愚昧无知者所不知的动机所引起的。一个个性喜爱快乐的人一定会得到某种快乐；然而，如果你要他进行选择的话，他可能宁愿选择不会有失他身份的快乐。把这种选择机会提供给每一个在文学或艺术修养方面具有永不枯竭的快乐之源的人；这种快乐之源并不因年龄而干枯，也不因习惯而停滞，更不因悲痛自责而加重痛苦。

如果今天举行开学典礼的这所学院实现它的创办者的意图的话，那么这个地区的所有居民中经过选拔的学生将进入这所学院。从今以后，出生在伯明翰的儿童，如果他有能力利用提供给他的那些机会的话（首先在初等学校和其他学校，后来在这所科学学院），那他所得到的就不仅仅是教育，而是最适合于他的生活环境的文化。

未来的雇主和未来的工匠可以暂时一起逗留在这所学院的围墙里，他们终身带有他们那时所受到的影响的烙印。因此，工业的繁荣不仅仅依赖于制造工艺过程的改进，不仅仅依赖于个人品格的高尚，而且依赖于第三个条件，即对社会生活环境的清晰了解，就资本家和工人两方面而言，是他们对于社会活动的共同原则的协议。提醒你们这一点并非是离题。他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现象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自然法则的充分表现；任何社会的安排都不会是永久的，除非它与社会的静态和动态的需要协调一致；而且，在事物的本性中，存在着一个主宰者，它的决定约束着事物的本身。

但是，只有通过把自然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去，才能获得这种知识。因此，我承认，希望看到对这所学院制定的那份极好的教育计划进行补充，作出提供社会学教学的规定。因为尽管我们都同意在这所学院的教育工作中没有党派政治的地位，但在这个现在实际上由普选权支配的国家里，每一个尽义务的人都必须履行他的政治职责。而且，如果与政治自由的好处不可分割的那些弊病得到纠正的话，如果一些国家在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暴政之间不断摇摆的倾向被自我约束的自由的坚定步伐所代替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逐渐使他们自己对于政治问题的论述，就像他们现在对于科学问题的论述一样；就会为在一次诉讼中，同样也为在其他诉讼中的过分轻率和党派偏见而感到羞愧；就会相信社会机构至少像一架勒尼纺纱机一样精密，通过那些不费气力掌握了它的运转原理的人的摆弄，似乎可能得到一点改进。

最后，我深信，我使自己成为了所有在座者的代言人，谨献词给这所学院的可尊敬的创立者；现在，这所学院已经开始它的慈善事业，让我们祝贺它的工作圆满成功。与现在相隔很远的后代人将会把这所学院的创办当做智慧的一个重要范例，在表达这种信念时，天生的虔敬使得所有的人都把这种智慧归功于他们的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