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教育的演讲（1876）

关于大学教育的演讲[1]（1876）

由于约翰斯·霍普金斯[2]先生那交口称誉的慷慨捐助，在这个城市建立了这所大学，并将于明天正式开始工作。贵校当局邀请我在这样的时刻来发表演讲，我觉得，在美国期间所受到的许多表示信任和友好的接待中，没有比这更可贵的了。

因为，从许多方面来说，使我们大家聚集到一起来的这件事是非常独特的。一笔巨额的财产交给了一个管理机构。它并不附带任何条件，只是学校的基金将不能用于校舍建筑。还将拨出相同的款项，用来增进自然科学知识和减轻人类肌体的痛苦。最后，任何来自政治或宗教方面的宗派主义，都将不得干扰对捐赠人所提供的款项作出公正的分配。

在我的生活经验中有这样一条真理，尽管它听起来颇为自相矛盾，却时刻使人感到它的存在。那就是，当一个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干某件事情时，他的最大麻烦也就开始出现了。当他与障碍作斗争时，失败与缺点还情有可原；但是，等到运气把这些障碍都排除掉，使他能够按照自己最好的设想去行事时，考验的时刻就已经来临。因为，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而犯错误的可能性则不计其数。我毫不怀疑，一年半以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3]的理事们在开始担任他们的行政职务时，就已经感到这条真理的巨大威力。但是，我对他们的努力和决心只能表示钦佩。由于他们的努力和决心，以及他们所选出的能干的校长的帮助，拟订了学校规划的大致轮廓，并付诸实施至今。任何人在研究这个规划时，都不会不感到其中所倾注的无比谨慎和远见卓识，因而值得我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我一直在努力探讨这个规划的指导原则与我头脑里许多长期酝酿而产生的对某些教育问题的看法有何异同。现在，请允许我把思考的结果呈献给你们。

从某一方面来说，大学是一个有其特点的教育机构。一般地，我们看待一所大学应有的性质，必须从我们认为值得考虑的整个教育的观点出发。我认为，应当持有这样的见解，即中小学是为进入大学作准备的，而大学是这幢已由中小学打好基础的大厦的顶端。大学教育不应当与初等教育截然分开，而应当是初等教育的自然的结果与发展。关于初等教育应当是怎样的；如果安排得当，它实际上将是什么样子；以及若干年后它在英国和美国的状况如何，我现在持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观点。这种教育应当使一个十五六岁的普通儿童能熟练地和准确地运用本国语言进行阅读和书写，并对我们的文学怀有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来自于对我们古典作家的研究；他必须大致了解本国历史以及社会现象的基本规律；掌握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并对初等数学与几何学具有相当的知识。他还应当通过例证，而不是通过灌输来初步掌握逻辑学；此外，学习音乐与绘画的基本原理，应当成为一种享受，而不是一件苦事。

如果我冒昧地指出，这样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所得到的是一种自由教育（尽管可能不是面面俱到的），许多人会感到很奇怪。但据我看来，把上述的训练方法称为自由教育，就这个词的两种涵义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首先，从广度来说，这种教育不受限制，它涉及到所有领域中必须认识的事物，锻炼人的全部官能，而且对人类全部活动的两大方面——艺术和科学给予同样的重视。其次，这种教育适宜于全体自由公民，他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职业，国家要求他们能够胜任各种职务。请你们牢记，如果对一个有才华的人实施这种初等教育，并且始终严格按照这种教育方法训练下去，他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或演说家，成为政治家、律师、科学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或音乐家。甚至连人类全部官能的发展，也将受到这种教育的影响。实际上，文化就是由于人的官能发展而形成的。同时，这种教育还为某些有天资的人可能具有的特殊才能的充分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这样一个大多数人不得不为寻求财富，很早就开始致力于谋生的各种事务的国家里，相对来说，很少有人能把学业继续到成年，至于成年以后能这样做的人就更少。但是，让那些摆脱了谋生需要的人，那些渴求理智和艺术创造并为这种神圣感情所激励的人，得以更多地致力于他们的事业，从所在社会的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人将成为智慧的中心，自然界的阐述者，或美的新形式的创造者。大学的作用就在于给这些人提供方便，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这是它们的荣幸，也是它们的义务。没有必要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在大学里设置与小学毫不相干的学科。实际上，这也无法办到。因为在我前面所讲到的初等教育计划中，已经包括所有的实际知识和人类所能进行的智力活动。在大学里不可能再增加新的知识范围和提供任何新的智力活动领域。大学所能做的，就是使各门学科的教育进一步深化和专门化。在小学里仅仅用英语讲述的文学和语言学，到大学里将扩展到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正如“善行应先施及亲友，但不能就此终止”，历史在大学里将形成许多分支：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史、地理学，以及人类心理发展史和作为它的结果的哲学史、科学史与艺术史。在大学里，还对学生开放图书馆、文物陈列馆、硬币收藏品，等等；这将有效地帮助学生学习上述的科目。社会经济学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基础教育学科，但是十分遗憾，迄今为止，在初等教育中被人忽视了。在小学里关于这方面基础知识的教育，到大学里将发展为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与法学。自然科学在大学里增加了最重要的部分：自然地理学，此外，还有地质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这些学科不仅由教授以讲座的形式来讲述，而且学生自己将在实验课教师的指导下，在实验室里获得答案。学生与客观现实直接接触，这是科学教育的基本特点。数学在大学里将直接进入它的最高级阶段。那些学过逻辑学基础知识和有一定抽象思维能力的人，可以去攀登哲学的高峰。最后，大学里那些教授绘画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学院，以及建筑学院和音乐学院，将使少数粗具艺术表现才能的学生或极少数有创造天才的学生，受到艺术原理和实践方面的充分训练。

小学和大学就像教育过程中的阿尔法与奥米茄[4]。在两者之间是否需要设立过渡性机构（即中学），据我看来，好像是一个实际设施的问题。如果设立这种学校，重要的是使它真正成为小学与大学之间的桥梁，继续保持自由教育的广阔渠道，使各门学科得以均衡的发展。

这就是我对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与中小学之间应有联系的大致看法。但是，有些细节问题仍需要探讨，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谈谈。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大学入学应当加以限制的问题，或者说，要求那些打算接受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的人应当具备哪些条件。一方面，人们肯定不希望大学里仅仅讲授一些在别处也能学到的起码知识，白白浪费时间与入学机会；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大学的高等教育向每个能接受它的人开放，尽管他也许未曾受过长期的教育。我本人坚决反对任何绝对的和限定的预考，以及把通过这种考试当做入学的必要条件。任何有理由期望从对他提供的教育中得到益处的人，我都将接受他入学。总的来说，我倾向于不是通过入学前的考试，而是在第一学期结束时考查学生是否合格。如果这个学生在他专攻的学科考试中表现出缺乏才华和疏于勤勉，则阻止他从事这种显然不适合于他的职业；无论对校方或他本人来说，这都是件大好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可靠地判定学生是否合格。毫无疑问，一个学生将开始从事他毕生的事业时，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这不能用刻板的取舍和枯燥的考试来决定，而必须通过审慎的了解才行。

另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困难的实际问题是，是否应当为进入大学的学生规定特定的学习进程，要不要给他们指定课程，以及是否允许学生随意变更对他开放的学习课程。这个问题又与另一个问题，即学位授予的问题密切相关。很清楚，任何学生要通过一所大学所提供的全部教育课程，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学位标志着学识精通，那学位申请者必须精通某一学科才能被授予学位。这就有必要确定一种与学位水平相当的对等物，由此，在任何情况下，各门可授予学位的学科都能大致记录学生付出的同等的劳动与所获得的知识。但这种对等物，除了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学习课程来标志外，别无他法。这是一个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记住几个要点：在设置的课程中不能包括过多的学科；以及目标应是全面透彻地掌握每门学科的知识。

约翰斯·霍普金斯先生的一半遗赠专门用于建造一所医院，捐赠人曾希望你们这所大学与那所医院相互合作，提高医学教育的水平。毫无疑问，理事们将听取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建议，去建设和管理这所医院。对于前者，他们无疑将记住，一所医院如果安排不当，将会伤害病人甚于医治病人。至于后者，一所医院既可能解除贫民们的痛苦，也可能将贫民们的气质传给富有者。这些题目不应当由我来谈，还是让我的演讲限于一个题目吧。在这方面，我作为一个医科研究者和一位长时期的主考人，以及一个对医学教育怀有极大兴趣的人的经验，也许使我有资格作一次演讲。我要讲的是医学教育本身的性质，以及大学如何进行合作以提高这方面的水平。

医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一方面是使医生能运用他的卫生知识来预防疾病；另一方面是运用他的病理学、医疗学知识和实用药物来诊断、缓解及治愈疾病。这是医生毕生的职责。如果他没有关于健康状况的充分的实际知识，不了解可能引起疾病的原因，不懂得某些症状意味着什么，以及药物和手术器械的用法，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医生，虽然他可能是第一流的解剖学家、生理学家或化学家，或者他曾经得过金质奖章或拿到过奖状。这是医学教育上的一条真理。另一条真理是所有的医学实践都是以这种或那种理论为基础的，因此，最好尽可能使这些理论与实践相一致。最蹩脚的庸医只是看到某种药物在症状相同的病例上起了作用，就开处方。他是根据“同样的疾病就有同样的外部病症”的理论行事的。顺便说一下，这种理论离奇得简直像是生编硬造的。我们要了解疾病的性质，就必须了解人体的状况。而要了解正常的人体，就需要熟悉它的构造，和它是如何进行各种活动的。用专门术语来说，这种科学就叫做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一个生理学家还必须对物理学和化学有所了解。因为，广义地说，生理学就是实用物理学与化学。对于一般的要求来说，只要有一些这方面的常识就足够了。但如果进行尖端的生理学研究，则这些学科的知识越广博越好。此外，有关内服和外用药品对机体作用的医疗学，严格地说，就是实验生理学的一个分支，并且日益地向实验方向发展。

医学教育方面要考虑的第三个重要事实是，一般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不允许希望开业行医者花费三年以上或四年时间来学习。我们假定它为四年，然后设想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既要熟悉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医疗学、病理学和卫生学，还要学习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并且，他的学识必须达到能够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的程度，随时可以应用于实际。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医生随时可能被叫到法庭上为某个犯罪案件作证。因此，他最好懂一些如何作证，懂一些我们所说的法医学。一个人会由于一份医疗诊断书而从家里或工作地点被带走，关进精神病院。所以，毫无疑问，医生对于精神病的性质和病状，最好也有一些有根据的和明确的概念。想到医学教育的所有这些要求，你便会承认，在未来的年轻医生肩上的担子已经够重了。因此，必须注意不要压断了他的“智力脊梁”。

熟悉今天医学教育体制的那些人可能注意到，尽管我列举了不少的学科，却没有讲到现时通常包括在医学教育课程内的一些学科。我只字未提动物学、比较解剖学、植物学或药物学。这当然并非因为忽视这些学科本身的价值和重要性。它可能被想当然地认为，我将是世界上极端反对讲授动物学、比较解剖学这些学科的人。但是，考虑到一个医生要称职地履行他的庄严职责所必须通过的学科数量与分量，我强烈地感到，这些与他的实际职业相去甚远的学科必须坚决排除在外。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熟悉人体结构，以便将来能做外科手术之类的事已经够忙了，因此，在我看来，他不应当把精力花在研究螃蟹和海星的解剖上面。毫无疑问，一个医生应当能够识别他自己国家的那些普通有毒植物，但只要对这些植物标本进行几小时的研究，就可以得到这方面的知识。我认为，为了获得这种知识而花费三个月时间来系统地研究植物学，是毫无道理的。此外，药物学是一种关于药物的知识，就这一点来说，研究它应当是药剂师的事。在其他行业中，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已完全被人们所承认，那么，不准医生利用以研究药物为职业的那些人的专业知识（而这些药物恰恰是医生所使用的），是荒谬的。一个内科医生懂得蓖麻油取自一种植物，海狸香取自一种动物，以及怎样把它们调制成药品，这当然很好；但是，对于他职业的实际目的来说，获得这些知识并不比知道他那把手术刀的钢是怎样炼出来的更有价值，更相关联。

一切知识都是有益的。任何点滴的知识，不管它在你的日常事务中多么无关紧要，或者多么无足轻重，很难说有朝一日不会发挥作用。但是，对于医学教育来说，首先要记住，一个人要想学得精深些，就得安于对其他许多事物不甚了解的状况。

请不要误会，以为我主张缩小医学教育的范围，或者像舆论所说的，降低医生职业的水平。毫无疑问，要使某种职业受人尊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从事这种职业的那些人成为他们本行的专家，确实能完成他们声称能做到以及公众认为他们能做到的事。有些号称“受过自由教育的开业者”，虽然也能够阅读盖仑（Galen）的原著，认识所有的植物，从黎巴嫩的雪松到墙头上的海索草，但是，他们一旦亲自处理生死攸关的问题，便发现自己茫无头绪，手足无措，这是因为他们对行医实践必须通晓的最基本知识一无所知。此外，任何人只要认真钻研过所有医学知识的主要分支；对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由研究法医学而接触到法律；由研究精神错乱症而涉足心理学领域，我敢说，这样的人已经受到了一种自由教育。

我们通过把医学课程中的次要课程删掉，使之更加精炼，这时就可以考虑，通过改变考试制度能否省去一些烦琐的事情，以帮助学生获得真正的知识。我记得，在英国，一个医科学生在三年期间必须听各种毫不相关的专题讲座，这已成为惯例。因此，在一天的课程中，一个学生除了解剖标本和到医院实习外，通常不得不去听三四次论题完全不同的讲座。他还要把这样分散得来的知识记住，达到可以通过考试的水平。三年以后，他被安置在一张桌子后面，接受五花八门、各种各样问题的考试，而在三年里他为熟悉这些科目煞费苦心。可以说，人类的智慧再也设计不出比这更糟糕的程序了，它处心积虑地阻碍学生获得真正的知识，培养“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近年来，已有了较大的改进。为了减少学生需花费注意力的科目，考试分了门类，并广泛采用了实际考查。但是，即使在现行的体制下，仍存在着过去遗留下来的、过多地同时学习大量不同学科的缺点。

最近，有人建议，完全取消总考，允许学生学完一门课程就进行考试，如果成绩理想，这门课程的学习就算合格。我可以告诉大家，这种方法在伦敦皇家矿业学院（Royal School of Mine in London）已经实行多年了，而且发现效果很好。这种方法使学生能在一段时间里把精力集中在所学的那门课程上，然后再把它置之一旁。我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会同意我以下的观点，即了解一种事物，而且是彻底的了解，比仅仅粗知那种事物更为重要。如果你曾经彻底了解过某种事物，一旦遗忘，也很容易把过去的知识重新回忆起来。而且，当你重新学习这门学科时，就会很容易地滑入昔日熟悉的轨道中去。

最后，谈谈大学如何在促进医学教育方面进行合作的问题。严格地说，一所医学院就是一所技术学院，一所传授实际职业的学院，而一所大学应该是个获得知识的场所，与求职目的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很明显，一所大学和在它之前的中小学与医学院合作的最好方法是：为学习医学的基础知识作好应有的准备。

如今来到医学院的一些年轻人连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都不懂，他们第一次知道有物理学、化学、生理学这些学科，对解剖学则闻所未闻。确实可以说，大多数医科学生第一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学会怎样去学习——熟悉那些他们完全陌生的概念，让潜在的、缺乏训练的观察能力与操作能力发挥出来。现行中小学教育体制阻碍科学教育的严重性是不能低估的。学生养成只会通过书本学习知识的习惯；这种习惯不仅使他们不懂得何谓观察，而且导致学生厌恶对事实的观察。迷信书本的学生宁可相信他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而不愿相信他自己亲眼目睹的东西。

这种情况的存在，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实际上，只要初等教育如我设想的那样，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出现。在普通学校里，讲授一些物理学、化学、人体生理学方面正确的基础知识，是毫无困难的。换言之，为什么不能让学生在进入医学院时这几门学科的知识就达到通常进入医学院后第一年的水平呢？

我说这话并非毫无充分的实际根据。18年来，我们英国已有一个初等教育系统，在“科学与艺术局”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国内所有的小学生都能方便地得到由这个系统提供的初等科学训练。这个系统开始时规模很小，后来逐渐发展和改进，现在仅人体生理学一门学科就培养出7000名达到考试水平的学生。我可以说，在这个数字中，大部分人获得了较多的实际知识，而且不少人的程度与过去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医学学位申请者的水平不相上下（20年前我第一次在那里担任主考人），并且与现在普通的医科学生所具有的知识差不多。因此，我有理由期待那些将来准备献身医学职业的学生，在进校时将对进一步研究作好某种程度的准备，而不像现在这样处于完全生疏和缺乏经验的状况。而且，我期待大学能通过它的生物系组织帮助学生把这种程度的准备进一步推向前进。在这里，学生将在最广义上找到他自己熟悉的生命现象的方法。他不用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正如我所说的，这些学科将使他过分偏离最终的目标。但是，通过适当安排与实验室工作相结合的教学来研究主要的动、植物形态，学生可以打下既广泛又扎实的生物学基础。这样，他在学习医学时，对形态学与生理学的基本规律已有所了解，进行解剖时双手训练有素，眼睛也已习惯于观察。我将毫不犹豫地说，为了作好这种准备，在医学课程上增加一年时间是值得的。换句话说，学生可以自由地利用许多时间，致力于与他将来作为医生的极其重大和严肃的职责直接有关的学习。

迄今为止，我只是考虑了贵基金会的教学方面，考虑了大学作为蓄存已知真理的蓄水库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文字符号能够描述自然界的话）。凡人皆可学习，皆可畅饮此湖之水。而积累知识，挖掘新的思想源泉，创造美的新形式，则是少数人的使命。但是，人不是靠面包而是靠思想生存，那是确实的。因此，世界的未来掌握在那些对于自然的解释能够比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的人手里。大学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发现这些人，爱护这些人，并培养他们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自己事业的能力。

我高兴地看到，在贵校的正式文件和校长那充满智慧与坦率的就职演说中，对研究工作的激励占据了极其突出的位置。这个激励学术研究的问题，或有时称之为对研究工作的资助问题，近年来使英国人大伤脑筋。这个问题是英国皇家大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我也是该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不久前，这个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五年之后发表了一份报告。许多人似乎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资金问题；好像你可以到交易场所去购买学术研究，这样，供应就会随着需求而来，如在一般的贸易过程中那样。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实际间题，比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激励和资助普通的研究者，而不给那些搞裙带关系而营私舞弊的人打开大门更为困难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已令人叹服地被概括在你们校长的演说之中：“最好的研究者往往总是那些对于教学工作具有责任感的人。因此，他们能够博得同事的赞赏、学生的支持和公众的关注。”

在开始作这次演讲时，我曾经冒昧地说过，如果我认为适当的话，可能会对理事会的决定提出某些批评。但是，我现在承认，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能表示赞赏。在我看来，最明智的决定是不把目光局限于眼前。我经常看到，在那股把一切都凝固起来的建筑潮流中，巨额的教育经费变成了纯粹的砖石与灰浆，而使本该用来资助学术机构工作的资金所剩无几。从前有位显赫的将军把某个地方夷为平地，却称之为和平；教育资金的管理者也往往筑起一座宫殿，称之为大学。如果允许我冒昧地就一个我力所不及的问题发表意见的话，我要劝告你们，当你们要建造房屋时，要物色一个诚实的砖瓦匠，让他来建造你们确实需要的房屋，并留有充分的发展余地。一个世纪后，巴尔的摩与俄亥俄州的股票价格超过了票面价值1000美元，而你们对所有必须资助的教授都已给予了帮助，并建成了你们所需要的全部实验室，拥有了所能想象的最完美的博物馆和最完备的图书馆，到那时，如果你们还闲搁着几十万美元的话，那就可以请一位建筑家，让他给你们这所大学装修一下门面。如果美国人与英国人的感觉相同的话，那么，任何别的做法只能使你们得到几幢豪华漂亮的建筑物，使你们的建筑师名声大振，但是与你们所需要的却毫不相干。

在我看来，我冒昧地提出的那些用来指导大学与整个教育之间一般关系的原则，与你们所采取的措施完全相符。你们将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得到提供给他们的教学；你们规定了无论是学校还是有关机构所提供的教学，都要包括人类所有的智力活动范围。你们已清楚地认识到激励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你们试图为那些对文学或科学事业充满热忱，然而可能把抱负当成灵感的年轻人提供方法，使他们能够检验自己的才能，并对自己的实际能力进行很好的考察。假如这个年轻人失败了，对他的资助就此终止，这样做对任何人无害；假如他成功了，就能让他添上翅膀，成为戴维、法拉第、卡莱尔[5]或洛克那样的天才。日后，他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

你们阐明了这样一个原则：“一所大学的声誉应当体现在它的教师和学者的水平上，而不是体现在教师的数量和所使用的建筑物上。”我认为，你们把教授和教师的收入与他们所能吸引的学生数目分开，是你们的计划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点。这样，你们就可以防止在别处所碰到的危险，让既得利益阻碍了改进的尝试；而且，特别是在医学教育部门，就可以避免把完全不能胜任这种严肃而又重要的职务的人送到社会上去。

由于我对你们机构的实际工作一无所知，要对你们管理机构的组织发表意见必须十分慎重。我觉得，没有比你们组织的目前状况更好的了；如果你们能保证在你们中间缺员时，将补充一些聪明而又有自由思想和诚实勤恳的继任者，就能把目前的状况保持下去。我不太相信有什么机构能够确定无疑地取得这种结果；不过，我要冒昧地指出，你们采用排外的增补办法来填补你们中间肯定要出现的空缺，是不妥的。对我来说，它好像是天意的一种诱力。毫无疑问，任命你们机构之外的人或对贵校的利益缺乏直接兴趣的人，肯定会招来激烈的反对。但是，如果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在董事会中有教职员的正式代表，甚至有一两个独立的学术团体的领导人，使学术人员的意见与外界的看法，能够对你们任命教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有所帮助，这难道不好吗？正如我说过的，我提出了这些建议，但并不了解实现它们将要遇到的实际困难。因为某些个人或地方的影响通常是微妙的，往往令人难以觉察，而今天开始工作的这个庄严的机构的伟大前途与卓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影响的摆脱。

我时常听到美国人谈起我们古老的祖国对他们的吸引力，谈起他们在历史悠久的小镇街道上行走时，以及攀登那些中世纪城堡的城垛时的兴奋心情。这些城堡的名字与我们伟大文学的鼎盛时期是紧密相联的，而这种文学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或者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血迹斑斑的足迹是紧密相联的，而这种进程使原始的不列颠人的后裔、桀骜不驯的北方海盗的子孙转变成了严守纪律的战士、自由与和平的捍卫者。他们身上所残留的昔日的狂暴性格已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完全消失，并使得这片荒原变成了一座花园。期望的魅力并不亚于回忆。对于一个第一次踏上贵国海岸的英国人来说，在一些外表宏伟、布局协调的城市间旅行了数百英里，看到了你们那真正的、几乎是巨大无边的潜在财富；它存在于你们的全部物产之中，存在于你们开发财富的活力与能力之中。展望未来的情景，确实令人感到崇敬。请不要以为我在鼓励通常所谓的民族自豪感。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贵国的地大物博。面积并不意味着伟大，疆土辽阔也并不造就一个民族。决定是真正的伟大还是威胁命运的恐怖的关键问题是：你们准备怎样利用这些资源？你们以此为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在政治方面，你们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实验。贵国在成立100周年时有4000万人口，到第二个100周年时，完全有理由期望在你们那些州里将有两亿讲英语的居民。他们遍布在一个像欧洲一般大小的区域里，那里的气候和人民的志趣之不同，就像西班牙与斯堪的纳维亚、英国与俄国之间那样迥然相异。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将会弄清，如此众多的人口以共和国的形式聚集在一起，是否会造成有普选权的专制现象；权力分散到各州是否阻止了中央集权，而又不会导致分裂；中央集权制是否将发挥它的最大优点，而不会导致实际上或加以伪装的专制；有所变化的腐败是否要比一成不变的官僚政治好一些。而且，当你们大城市的人口日益稠密而感到需求的压力时，贫民的憔悴幽灵就会在你们中间徘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将要求人们倾听它们的声音。美国确实有一个伟大的前程，她的伟大将在于勤奋和谨慎，在于具有负责精神。如果用智慧与正义作向导，她的伟大是无上光荣的；不然的话，就是可耻的。我不明白，怎么会有别的国家妒忌你们，或看不到你们的胜利是与整个人类的最高利益休戚相关的。但是，你们成功的一个条件和你们的惟一可靠保证，将是每个公民的道德价值与智力开拓。教育不能施舍这些，但是教育能使它们存在，并使它们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所需要时显示出来。大学应当成为，也可能成为保卫一个民族的这种高尚生活的坚固堡垒。

贵校明天即将正式开始实际活动了，希望它圆满地达到它的崇高目的。祝愿它的声誉与日俱增，成为一个能获得真才实学的学府，一个自由研究的中心，一个智慧之光的聚合点；直到人们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就像过去寻找波洛尼亚[6]、巴黎[7]或牛津[8]那样。

我愉快地想象到，那时在前来的英国学生中间，可能会流传一个朦胧的传说：有一位他们的同胞曾被允许在这里作过讲演，就像今天这样，把你们的愿望作为他的愿望，把你们的成功看做他的最大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