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育（1869）

科学教育[1]（1869）

〔萨克雷[2]先生在谈论一些宴会的演说时叹惜道“一个人从未能回想起在赴宴会的出租马车里所思索的那些美好的事情”。我并没有意识到，在下面的演讲记录里有些什么“美好的事情”，但是，在利物浦数学爱好者协会的盛情宴会后所作的这个演讲，实际上多少有点处于同“一个人在出租马车里思索”事情一样的状况。〕

若干年以前，除作某些多少有点辩解的介绍外，我还不能就我国普通教育中引进科学教育这个题目作演讲。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舆论正像关于其他问题的舆论一样，最近已经有了迅速的改变。国会两院的一些委员会已赞同在这方面所做过的一些事情，甚至对应当做的一些事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但那是缺乏信心和摇摆不定的）；与此同时，在社会的另一端，一些工人委员会也发表了他们的观点，认为对他们（不管是作为普通的人还是作为工人）的进步来说，科学教育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不过，前几天，我应邀参加了伦敦工人代表团的招待会，得知工人们希望从皇家矿业学校（Royal School of Mines）[3]校长罗德里克·默奇森[4]爵士那里听到，位于杰敏恩街上的这个教育机构是否能够作为提供科学教育的场所；然而，这位校长对科学教育的需要的理解还不如工人们清楚。

在我们的一些著名大学里，学院领导（他们并不是那些最敏感的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许多荣誉和奖赏由他们做主是很好的，今后其中少部分将授予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不仅如此，我还听说，一些学院甚至已经任命一位或者可能两位专门的指导教师，以便对大学生讲授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还有，我怀着对那些卓越的人十分感激和极为尊敬的心情谈到我们的一些公学，例如伊顿（Eton）[5]、哈罗（Harrow）[6]和温彻斯特（Winchester）[7]公学的校长已经在他们自己的演讲里，带着很大的决心和深刻的理解论述了在这些著名教育机构的课程中进行自然科学教育的问题；我确实希望，不久以后，这方面的一些重要变化将会在这些古老传统的大本营里产生。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已经产生了，在哈罗和鲁格比（Rugby）[8]公学里，现在甚至公认，自然科学教育是学校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听说，在伊顿和其他公学里，也已经为设置这样的课程作了充分的准备。

看到这些情况，我或许可以减少自己的烦恼，不必再说明在初等教育中引进自然科学的理由；然而，我又不得不认为，如果我给你们提出一些需要考虑的事情，可能是很好的，但这些事情大概不会得到充分的注意。

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我努力阐述那些更高级的和更抽象的论点；通过这些论点可以表明，对于人类心智的充分训练来说，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并不希望被人胡猜乱想，因为我有幸献身于多少有点抽象和“不实际的”追求，我不希望有人把这种追求摆在英国的伊甸乐园[9]观点——即“进入天国生活”之上。我认为，“进入天国生活”的确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意思并不仅仅指初步而又实际的成功，但是因为人性就是这样构成的，以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被激励去作不断的努力，使我们成为更聪明和更有能力的人。如果这不是为了增加我们将能承受所有严峻考验的能力的根本需要，那么，从最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了“进入天国生活”的目的。

现在，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生活工具的重要性是不容怀疑的。对我们所从事的职业（只不过除零售业外）来说，某些科学知识几乎是直接有用的。由于工业达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工业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和精细，而且竞争更加剧烈，因此，那些学科一门一门地被拉了进去并参加了那个竞争；能够最好地利用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就是在现代社会貌似光滑的表面下进行的生存斗争中，在森林地区未开化的居民进行的生存斗争中，表现出卓越才能的人。

除了科学与日常实际生活的联系外，让我再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科学对一些职业的巨大影响上去吧。我问一个从事工程职业的人，你应当怎样献身于一些完全新颖的和奇妙的研究呢？但他并没有从他的老师那里得到有关这些研究的最简单的概念，那么，在他毕业的时候，他究竟浪费了多少时间呢？他应当熟悉关于自然界的发展进程和力量的概念，但在学校生活期间，他的注意力从来没有被引向那里；而且，他毕业后才第一次知道在文字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现实世界。我求助于那些知道什么是工程学的人，以便知道我在谈那个职业时有多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其他同样重要的职业，我将冒昧地谈到我自己的知识。我们中间每一个因身体机能不愈而束手无策的人，随时都可能会到一位医生那里去看病。对于所有人和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来说，不论什么时候，生死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那位医生能够检查出我们的身体组织中出了什么毛病的本领，以及取决于他对那种毛病采取适当治疗的能力。

这就是现代生活的需要，但主要是能使身体康复的医学界却处于那样的状况，在学习医学的人中间，几乎没有人会希望花三四年以上，或者可能五年时间去学习那些与医学直接有关的课程。现在，那个过于短暂的时期是怎样度过的呢？我作为一位过去的主考人，曾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10]的那个职位上服务了大约11或12年时间，所以，对于那门学科能够有实际的了解。我也可以依靠皇家外科学院（College of Surgeons）院长奎因[11]先生的权威来支持自己；前几天，我在这位院长所作的一次纪念亨特[12]的精彩演说中，听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充分而颇有见地的论述。[13]

一个刚开始学习医学的年轻人立即就被要求努力熟悉一些学科，例如，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和生理学等；对他来说，这些学科完全是陌生的，可是，他在学校里曾受到了所谓杰出的教育。但这个年轻人不仅对所有的科学概念缺乏理解，不仅不能把“物质”、“力量”或“法则”这些词的含义在它们的科学意义上联系起来，而且更加糟糕的是，他完全不懂与自然界联系是什么意思，或者把他的心智用在自然界的事实并设法去掌握它是什么意思。教师所采用的方法就如我们伟大的海军英雄曾不加说明地命令他的一些舰长去征服他们的敌舰一样。这个年轻人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书本上；而且，依我看，说他认为书本比自然界更真实，这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他想象所有的知识都能够从书本中得到，并依赖于一些教师或其他人有权威性的典籍；他对于能使他自己精通那些语法规则，进而充分掌握自然界法则的学习方法抱有某种疑虑。因此，这个年轻人对需要认真对待的学习应当作好准备，否则他在学习医学课程时就会不知所措；十之八九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他的第一年课程用来学会怎样学习。实际上，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如果他由于一些教师的尽责和自己的勤奋，以至能获得学科知识和技能，那他算是幸运的。在这之后，剩下的三年或者四年时间，将花在如此多学科的有价值的学习上，例如，解剖学、生理学、治疗学、内科学、外科学和产科学，等等；无论那位医生要能够减少还是增加死亡率，都取决于他对这些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目前普通学校的状况是十分荒谬的，它不能使即将从事医学实践的17岁年轻人为研究自然界作好充分的准备；而且，使他们在进医学院时，还没有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原理的基础知识把自己装备起来。于是，他必须把一年宝贵时间花在这上面，但是他的每一分钟学习时间是否都应该用来学习与本人职业直接有关的知识呢？

还有另一种职业，我想，对于从事这种职业的那些人来说，正如对于医生一样，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是十分有用的。医生给自己确定了关心人的身体健康的崇高目的；而从事另一种职业的人承担了“治愈不健全的心理状态”的工作，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减少犯罪行为和减轻懊丧的心情。我现在所说的像医学职业一样的职业是，牧师用宇宙秩序的知识——即用某种有关人与宇宙中其他事物关系的理论来医治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对这些理论发表什么看法，这并不是我的职责。我只不过希望指出，像其他所有理论一样，它们自称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牧师必须从某种观点出发来论述自然界的那些事实；科学家也必须从另一种观点出发来论述同样的一些事实，由此，牧师职业和科学家的职业就保持着某种联系。你们知道，这种联系如此经常地被说成是意见的冲突或剧烈的摩擦；而且，热度是那样的高，但由它产生的光往往又是那样的弱。

为了公平的竞争（更不要说人类的那些竞争），我要问，为什么作为一个人的牧师不去努力获得作为他们预备教育一部分的某些自然科学呢？这些自然科学将使牧师能够理解强迫善于思考和有理智的人接受教会理论的困难所在，每一个善于思考和有理智的人都想方设法使他自己在有关自然界的基础知识方面得到教育。

前些时候，我出席了一次牧师大会并应邀作了演讲。我谈到了一些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它们同牧师的普通教育直接相矛盾的地方。结果，在我演讲结束之后，一部分与会的牧师攻击我，说我带着放纵的虔诚热情阐述了一些不能使人信服的基本知识和结论。与此同时，当第一批发言者坐下后，比较明智的少数派在他们绝大多数同事的欢呼声中站起来发言，认为我的努力是多余的，他们已经知道我在会上所谈的一切，并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我的一位精明而又讲求实际的朋友当时也在场，他提出了一个并不使人感到奇怪的问题：“那你们为什么不到讲坛上这样说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回答。

事实上，牧师现在分成三部分：很大一批人是既无知又喜欢大声嚷嚷；一小部分人心里知道但保持沉默；还有更少的少数派不仅心里知道，而且根据他们的认识发表意见（就这种牧师来说，我指的主要是新教牧师）。作为一位科学家，我认为，我们的真正对手——罗马天主教会（一个著名的宗教团体）[14]在论述生与死的问题时，会抵制而且必然会抵制科学和现代文明的进步，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它的宗教事务。

前些时候，我有幸访问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机构，那里的罗马天主教牧师在管理宗教事务方面是受过训练的；在我看来，在这些人与那些拥护英国圣公会教义和不信奉国教的人之间的区别，是同我们一些勇敢的志愿兵与拿破仑保皇派的那些受过训练的老兵之间的区别相类似的。

天主教牧师接受训练，以便了解并有效地去履行他的职责。我们所谈及的那些神学院教授是受过教育的、热情的和意志坚强的，允许我与他们进行坦率的交谈。在一次休战中，我们像敌对双方的一些前哨部队（作为友好的敌人）一样进行交谈。而且，当我冒昧地指出他们的学生必然会遇到来自科学思想的那些困难时，他们回答说：“我们的教会已经维持了许多年代，并且已经安全地经历了许多风暴。现在只不过是过去大风暴的一阵新的狂风而已，我们要对我们的青年进行训练，使他们比以前更好地适应天气，克服所遇到的那些困难。他们的哲学和科学教授，会给他们讲述当代的那些异端，并教他们怎样去对付那些异端。”

对一个用这种方式去对付它的敌人的团体，我非常敬佩；而且，我希望所有的基督教团体都能处在一种有效的状态之中。我认为，这不仅对他们会更好，而且对我们也会更好。现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军缺乏很严格的秩序；许多勇敢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多半随心所欲地去讲废话。为了更好地对付强大而有戒备的敌人，我们应当反复对自己强调团结和纪律；至少，我为没能把主教职位授予具有与提出“类推法”的巴特勒[15]同样能力的人而感到痛惜，假如巴特勒在世的话，他会迅速地解决目前流行的“不信仰基督教”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能考虑到，我现在所阐述的那些论点虽然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这为促进把自然科学引进学校教育中作充分的舆论准备。我必须谈的下一个问题是，应当教什么科学？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我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恐怕我是一位极其坦率的朋友），有时反而会损害科学教育事业。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其他的文化形式；看到这个事实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或者，甚至看到一种为了科学而扼杀或削弱文学与美学的倾向，我感到极大的遗憾。对教育性质所持的如此狭隘的观点，与我所坚持的应当把一种完整的和全面的科学文化引入到一切学校的信念毫无共同之处。然而，谈到这里，我并不是指应当把一切科学知识都教给每一个学生。那样去设想是非常荒唐的，那种企图是非常有害的。我指的是，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离开学校之前，都应当牢固地掌握科学的一般特点，并且在所有的科学方法上多少受到一点训练。因此，当他们迈入社会并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准备地面对许多科学问题；实际上不可能马上就了解每一个科学问题的状况，或者能立刻解决它，而是凭藉熟悉广泛传播的科学思想以及能适当地运用那些科学方法，才了解某个科学问题的状况。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科学教育。给一个儿童提供这样的一种教育，这决不是要他把整个学校生活用于自然科学：事实上，没有人会比我对这种极端的做法更感痛惜。而且，进一步讲，假如对这些课程恰当地加以选择和安排的话，假如在这些课程上采取一种适当的教育方法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必要把过多的时间让给这样的课程。

我想，这种适当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让每一个儿童在那些关于自然现象的一般观点方面受到教育。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英语名称来称呼它。我认为，最近似的一个名称，是我们已经有的“自然地理”。德国人有一个更好的名称，叫做“地理学”（就它的词义来说，即“地球知识”或“地质学”），就是说，关于地球的常识，以及关于地球上、地球内部和地球周围的事物的知识。如果某个具有幼儿教育经验的人想起有关问题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问题能归入某个科学类目，并标上“地理学”这个名称。儿童会问：“月亮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发光？”“水是什么？它流向哪里？”“风是什么？”“这种海浪是怎么造成的？”“这种动物在哪里生活？那种植物的用处是什么？”假如由于提出了一些愚蠢的问题而没有遭到斥责和阻止，一个幼儿在智力上的求知欲望就会是无限的；他也肯定会慢慢地而又稳固地积累知识，并采用提问这种方式来发展思考能力。对所有这类问题的答案（尽量可靠但肯定不完全），也许是由某位教师给予的；这位教师的观点阐述了实际知识，而不仅仅是书本知识。因此，随着科学思考习惯的养成而自然而然地灌输的一种关于自然界的整体观点，可以安排在每一个9岁或10岁儿童的智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学习。

在对自然界的主要现象开始进行初步的观察之后，当儿童的推理能力得到发展并熟悉掌握知识的工具——阅读、书写和初等数学的用法时，他就会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现在，有两种自然科学：一种注重形式以及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种论述因果关系。在许多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中，这两者往往是混在一起的。但是，植物分类学完全是前者的一个例子，而物理学完全是后者的一个例子。自然科学方面训练的每一种教育优点，可以从适当学习这两门科学中得到；目前，如果除增加“地理学”之外，给整个学校提供科学课程的话，我应该感到满意。实际上，我认为，如果从今以后我国的每一个儿童在有关地球的常识方面，以及在物理学和植物学的基础知识方面得到教育的话，那将是对英国最大的恩惠之一。然而，如果能够再增加一点化学以及对人体生理学能有初步的了解，那我就更满意了。

现在，我要进一步谈谈学校教育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学校里进行这样的教育，就是对初步的科学教育的极好介绍。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种科学教育对我们成功地从事大部分主要职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所提供的这一部分教育必须要保证给予真实的知识和进行实际的训练。假如科学教育被安排为仅仅是啃书本的话，那最好不要去尝试它，而去继续学习以啃书本自居的拉丁文法。

假如要寻找科学教育的极大好处的话，那么，主要的是，这样的教育应当是实际的；也就是说，学生的心智应当直接与事实发生联系，他不仅仅是知道一个事情，而且能运用他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去看一看这个事物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科学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心智直接与事实联系，并且以最完善的归纳方法来训练心智；也就是说，从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而获知的一些个别事实中得出结论。由于科学教育具有这样重要的特点，其他任何教育是无法代替它的。

列入普通教育中的其他学科，并不采取这种方法来训练心智。数学训练几乎完全是演绎的。数学家从一些简单的命题开始，它们的证明是那样的清楚，以至被认为是不解自明的；他的其余工作是由它们而来的一些精巧的演绎组成的。作为人们通常所采用的语言训练，也具有大致相同的性质，——有权威性的典籍和传统提供资料，学生心智的训练则是演绎的。

还有，假如历史是一门学习科目的话，其内容仍然包括了传统和有权威性的典籍中的那些事实。你并不能使一个儿童亲自看到温泉关战役（battle of Thermopylae）[16]，或者根据他自己的认识去了解从前统治英国的克伦威尔[17]。通过这门科目的学习，学生并不能直接接触自然界的事实；而且，不是不需要有权威性的典籍，而是更依赖于它。

在所有这些方面，科学与其他教育训练不同，科学使学生为参与日常生活作好准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因为要求我们注意的大部分内容是事实，所以，首先，需要正确地观察或理解这些事实；其次，需要通过归纳和演绎的推理来加以阐明。对科学方面的那些训练来说，它们的性质是完全相似的。在一般情况下，任何被认为必然的结果都是某个人经过承担风险而获得的；事实和理智是最高的主宰者，坚忍不拔和诚实的品质是克服困难的真正帮手。

但是，我要重复说一遍，假如科学教育要取得最好效果的话，它必须是实际的。也就是说，在对一个儿童解释常见的自然现象时，你必须在课堂上尽可能地利用实物，使你的教学活动真实；在教植物学的时候，学生必须亲自动手去触摸那些植物和解剖那些花朵；在教物理学和化学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只想用各种各样的知识去塞满学生的头脑，而必须使他自己细心地理解和掌握那些知识。不要满足于告诉他磁可以吸住铁，而要让他看一看这个事实的确如此；并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吸引力。并且，尤其要告诉他，在他根据自然界的绝对权威而不得不相信书本上所写的东西之前，提出疑问是他的责任，只要继续精心地和有意识地进行这种教育，你就会确信，不管你灌输到儿童头脑里的知识范围是多么的有限，但是，你已经使他在实际生活中养成了一种极其有用的动脑筋的习惯。

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应当在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科学教育呢？我说，应当开始于智力的发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当一个儿童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就试图获得自然科学知识。儿童所需要的最初的教学，就是这种或那种的实物教学；而且，一旦实物教学适合任何一种系统教学时，它也就适合了一部分科学课程。

人们在谈论把这些内容教给儿童所碰到的困难的同时，又坚持要儿童学习《教义问答手册》[18]。在《教义问答手册》里所讲的内容，要比我所建议的科学教育课程中的任何内容难懂得多。另外，有人不断地告诉我，我们这些主张把科学教育引入学校中去的人，没有估计到普通男女儿童的愚笨情况；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愚笨十之八九是“灌输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那是由于家长和教师长期压制儿童的自然的求知欲望，以及由于不断地企图使儿童对那种不仅无味的而且实质上难以消化的食物产生的一种虚假的爱好而造成的。

强调对年轻人进行科学教育有困难的那些人，容易忘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条件。我倾向于认为，当那些学生很年轻的时候，这个条件在各种教学中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最基本的。这个条件就是，教师自己应当真正地和实际地精通他所教的科目。如果教师自己精通的话，他就能够用明白易懂的语言来讲述它，并能充满信心地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普通事情。如果教师自己不精通的话，恐怕他就不知道选择什么专门术语来表达；而且，一种使学生心理感到压抑或会引起师生之间对立的极端武断，就会代替学生个人的自信心。而这种充满生气的个人信念将会使学生的早期自信心受到极大的振奋和激励。

我已经暗示过，也许不要对目前用于教育的时间提出某种过分的要求，就能够给学生提供我们试图得到的这种科学教育。我仅仅要求，在我们与校长签订的那个协议中，有谈到“一个很有天赋的民族”这样的一个条款；我们也仅仅要求，自然科学应该得到与提供给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多的时间——在一所普通学校的每个年级里，每周大约四小时。

我认为，目前，科学家们对这样的一种协议感到很满意：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并不真正相信，这样的一种协议会是持久的或将是持久的。在我看来，当今，教育之树的根在空中，而它的叶子和花在地上；我承认，我很希望把它上下颠倒过来，它的根也就可能在那些自然界的事实中间稳固地扎下来，以便为文艺与艺术的叶子和果实提供充分的养料。没有一种教育制度是固定不变的，但应当承认那个真理，即教育具有两个重要目的，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它们。其中一个目的是增长知识；另一个目的是养成热爱真理和憎恨谬误的习惯。

一个具有知识和诚实品质的民族是能够获得成功的，美好的东西虽然没有受到专门的邀请，但也将随之而来；与此同时，在整个世界上，也许没有比愚昧无知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状况更加悲哀和令人震惊的了；但是，随之而来的美感是如此的强烈，表现力量是如此的优雅，他们的优美叫声几乎可以被错认为是天堂里的音乐。

现在，教育几乎全部被用来培养表达能力和文学审美感。但除复述他人的观点或掌握某种美的标准，使我们能够对上帝般的事情和魔鬼似的事情加以区别外，任何其他应该论述的观点却完全被弃置一旁。我想，我还不至于弄错，如果说科学能够成为教育的基础，而不是最多像附在大厦横楣之上的雕刻，那就不会存在这种状况。

我认为，主张把自然科学知识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决不仅仅涉及到那些中学。相反地，我觉得，在那些初等学校里，甚至更加迫切需要这样做；在那里，贫困家庭的儿童需要最好地利用他们能用来获得知识的一点点时间。在这方面我们已采取了一个伟大的步骤，即在科学与艺术局（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Art）[19]的领导下设置了科学课程（但这个措施并没有引起注意）；而且，这个措施证明，对于民众的幸福来说，它比许多政治变革更为重要。在科学教育方面，战斗的号角已经响彻云霄。

在我所谈的那些原则下，一位教师就能够开设一门或几门科学课程；他的学生将参加考试，而国家将按照全部顺利通过考试的人的比例付给教师报酬。从这种制度开始建立起，我就担任了主考人的职务，今年我希望在生理学方面考生能回答的问题不少于两三千个。这些考生主要是来自手工行业工人家庭的年轻人，他们曾在分散在整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学校里受教育。我的一些同事肯定教过诸如几何学这样的学科，据我了解，现在的教学力量已经更好地组织起来，考卷似乎比过去多三四倍。就我自己的学科而言，我能够保证说，摆在我面前的这些考试结果表明，大部分教学是非常充分的和非常好的；而且，我认为，主考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不仅坚持了现有的标准，而且得到了几乎无止境的改进。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通过坚持一种非常适当的动机，使得国内许多地区的初等学校教师已有可能把这些学校变成小规模的科学教育中心；而且，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已经设法得到或安排充分的时间，尽快地去实现这个目的。我毫不怀疑，当这种制度变得众所周知和完善的时候，其效率将提高很多，以至校长和教师在平日留下的空闲时间极其有限。这使得我要问，为什么要把科学教育限制在平日进行呢？

一些具有基督教会精神的人有种习惯，喜欢用一些非常难听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因此，如果他们在我将要进行的陈述上面加上渎神的或甚至更坏的标记，我并不会感到奇怪。然而，在对这种情况表示不在乎的同时，我还是要冒昧地问，为了对那些平时没有空闲时间的人进行有关自然现象以及人与自然界关系方面知识的教学，而利用星期日的时间，难道真有什么错吗？

我希望，在每一个教区里都能看到一所进行科学教育的星期日学校；它不是为了取代对人们进行读写算的教学，而是与它们联系起来的。我不能不认为，对所有人来说，都存在着帮助我们每个人跨越脚下那些巨大的无知深渊而进行工作的机会。

如果基督教会的某些人对我所谈的观点表示反对，说什么他们发现我的观点有损于他们所敬仰的上帝的名誉，说什么不利于使年轻人对他们所公开赞扬的上帝善行感到无限的惊讶和表示崇敬，还说什么不利于使年轻人认识必然会成为上帝法则的那些法则（对一个人来说，所有这些法则都是需要知道的），那么，我只能劝这些教会人士去放血和吃简陋的食物。如果从这样的前提来证明这样的结论，那在逻辑工具上肯定是极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