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能找到一种自由教育(1868)

在哪里能找到一种自由教育[1](1868)

南伦敦工人学院(South London Working Men’s College)[2]所从事的工作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我甚至可以说,学院所建议尽力实施的那种教育,是目前人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中最伟大的工作。

这个事实终于被人们普遍认识到了。你们不可能过着隐居的生活,而没有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多少有点混乱和矛盾的谈论;总之,你们也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一种非常明显的进展,就像以往的讨论一样。除农业行业外,没有人现在敢说教育不是一件好事情。假如从前表示过这种观点的任何大的和有影响的政党代表,仍处在半顽固的状态之中,那就让他保留自己的想法吧!因此,实际上,存在着一片几乎是痛苦的一致呼声,表示赞同一种学说,即教育是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真正的万应灵药;而且,假如这个国家不想很快被毁灭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受教育。

政治家们告诉我们,“你们必须教育民众,因为他们将成为主人。”牧师们也发出了要求普及教育的呼吁,因为他们断言,人们正在由国教徒和非国教徒渐渐地变成完全不信仰宗教者。制造商和资本家们也起劲地提高嗓门,他们宣称,愚昧会造出拙劣的工人;英国很快将不能生产出比其他国家廉价的棉织品或蒸汽机来。到那时候,羞耻啊!羞耻啊!繁荣昌盛将会离开我们。此外,还出现一些赞同这种学说的呼声,认为民众应当受教育,因为他们是具有无限的生存能力、行动能力和忍受能力的男女;而且,民族要是没有知识就会灭亡,过去是如此,现在也同样如此。

我承认,我非常怜悯那些少数派成员。少数派成员怀疑极力促进民众教育的某些理由是否很有价值,还怀疑其中一些要采取行动的理由是否确实建立在明智的基础上,不是以要采取谨慎的抑或有高尚的原因。由于恐惧民众的力量而告诉他们,你们将为他们做事以及什么事情你们还没有做,只要你们的惟一动机是同情他们的弱点和悲哀。少数派成员怀疑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还有,假如说对一位统治者应当知道的每一件事情一无所知,就很可能会极大地损害未来的统治阶级,那少数派成员就完全有理由问,为什么在过去的统治阶级中没有带着同样恐怖的心情来看待这样的无知呢?

在把普通工匠与普通乡绅进行对比时,如果你们发现工匠和乡绅两者在愚昧、阶级同情或偏见方面是完全相同的,那也许是令人怀疑的。确实,愚昧有不同的性质,阶级同情是对不同阶级的支持,偏见在所有情况下都带有一种明显的固执味道——但是,如果说这一个不是比另一个好一点就是比另一个坏一点,那也是令人怀疑的。从前的保护贸易制理论,就是那些乡绅所运用的工会学说,而近代工联主义,则是那些工匠所运用的乡绅学说。为什么我们在一种统治方式下的状况就会比在另一种统治方式下的状况更糟呢?

另一方面,这个持怀疑态度的少数派,要求牧师考虑是否果真需要使民众避开牧师服务的教育——在这一点上,那些受过最完善教育的人是否会像工人那样容易受到指责呢?或许,这是否并不能表明它就不是作为那种情况起因的教育呢?

还有,这些并不讨人喜欢的人敢于怀疑那种依赖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换来的繁荣昌盛,提出这是否就是一种非常保险的繁荣昌盛,我们要得到它需付出的代价是否会太高;尤其是,如果我们认为教育必然关系到人的发展,必然会转化到制造人类工具的过程中去,并在某些技术行业的训练中表现出惊人的敏捷,那么,教育就不是毫无用处的。

最后,这些人还会问,是否只有民众才需要一种经过改革或改良的教育。他们会问,我们公学中最富有的学校是否既能很好地培养绅士的各种习惯、强烈的阶级感情和磊落的德行,又能很好地传授知识。他们似乎感到,我们一些贵族化的古老大学在目前半是神学院半是赛马场的情况下,几乎是无法发挥它们作用的。在那里,学生们被训练去获得一种高级的辩论资格或各种考试的第一名,就像一些马被训练去赢得一个奖杯一样;这种教育极少考虑一个人的后半生需要,就如极少考虑比赛用的马的需要一样。而且,他们在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教育的同时,又断言说,假如富人受到的教育能够使他们成为穷人的领导者和统治者的话,假如穷人受到的教育能够使他们感激真正英明的领导和良好的统治的话,那么,政治家们就不必害怕暴民的法律,牧师也不必为缺少教徒而悲哀,资本家也不必作出国家财富将遭到毁灭的预言了。

这就是在教育缘由上的不同看法。而我的听众将希望听到比较一致的实事求是的介绍。现在,人们正在为普及义务教育而大声疾呼。尽管常常存在着反对国会法令的情况,但我们英国人仍然保持着对国会法令效力的忠诚信念;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下一届议会期间就实施义务教育,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将至少有六个不同的党派会在它们的主要声明中同意实施普及教育。

某些人认为,没有神学的教育比不受教育更糟糕。其他一些人则非常强烈地认为,带有神学的教育也处于同样糟糕的困境之中。但是,毫无疑问,坚持第一种观点的那些人决不会去商定神学应当教什么;而主张第二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派。

总之,很多人认为,义务教育应当“使人们学会阅读、书写和计算”;就已实施的义务教育情况来看,这种意见无疑是明智的。但是,正如我过去所碰到的,提倡这样做的那些人却对把一切搞得更好丧失了信心,尽管他们所遭到的反对多半是指在教一个儿童练习使用小刀、餐叉和汤匙时,没有给他一点食物而已。我实在不知道,对这样的反对应当回答什么。

然而,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解决纠纷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花在弄清我们邻居的那些错综复杂、纠缠不休的麻烦事情上,那将是无益的。何况,其效果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在这些纠缠中掌握某些我们所需要的线索。首先,让我们问问自己——什么是教育?尤其是,什么是我们的完善的自由教育理想?假如我们能够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我们将给自己提供这种自由教育吗?假如我们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话,我们将给自己的孩子提供这种自由教育吗?我并不了解你们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什么想法,但我将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并希望我将发现我们的观点不是很不一致的。

假使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也许有一天将会取决于一盘棋的输赢,难道你们不认为我们至少应当知道这些棋子的名称、学会它的着法和掌握精心布局的技巧,以及把对方将死和避免被对方将死的一切手段,把这一切看成是一种基本的职责吗?难道你们不认为我们应当用一种近于奚落的不满眼光去看待那样的父亲或国家,这个父亲允许他的儿子,或者这个国家允许它的公民长大成人,却分不清棋子中的兵马吗?

但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基本事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幸福,以及与我们多少有点关系的那些人的生命、财产和幸福,确实取决于我们对棋赛规则的了解,而这要比了解棋子本身困难和复杂得多。这是一场不分年龄的棋赛,我们中的每一个男女都是棋赛双方中的一方。棋盘就是这个世界,那些棋子就是宇宙现象,比赛规则就是我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的东西。比赛的对手对我们保守秘密。我们知道,他下棋一向是公正的、精确的和有耐心的。然而,在下棋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代价才知道,他从来不忽略一个失着,也从来不对愚昧无知给予丝毫的原谅。他对棋艺高的人慷慨大方,给予最高的奖赏,使得那些获奖的高手欣喜万分;而棋艺差的人则被慢慢而又无情地将死。

我的比喻会使你们中的一些人回想起那幅名画,雷茨斯(Retzsch)在画中描绘了撒旦为了拯救人的灵魂在与人下棋。正如我们所说的,在那幅画中代替虚幻的魔鬼的那个人是一位镇定自若的和坚强的天使,他出于高兴下着棋,而不是为了赢棋。我应当承认,那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形象化的描绘。

我所说的教育,就是指学会这场伟大的比赛的规则。换句话说,教育就是在自然规律方面的智力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包括了各种事物以及它们的力量,而且也包括了人类以及他们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了把感情和意志转化成与那些规律协调一致的真诚热爱的愿望。在我看来,教育恰恰就是如此。任何自命为教育的东西都必须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如果不合格的话,我将不称它为教育,而不管对方的权威或势力如何。

严格地说,并不存在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吧。假设一个各种官能都健全的成人,就像传说中的亚当[3]那样突然被放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尽他最大的能力去行事。他会有多长时间没有受到教育呢?不到5分钟。自然将每时每刻通过他的眼睛、耳朵和触觉,把许多事物的特性教给他。他所感知到的痛苦和快乐,会告诉他应当做这件事和不应当做那件事;这个人也就渐渐地受到了一种教育(尽管范围是狭窄的),虽然他没有帮手和缺乏技能,但对应付他的环境来说,这种教育却是完全的、可靠的和充分的。

而且,对于这个无伴的人来说,假如他成为第二个亚当,或者更好一些,成为一个夏娃[4]的话,一个新的和更大的并伴有社会和道德现象的世界就会展现在面前。世上所有其他事物与由这种新的人际关系引起的欢乐和悲哀相比,只能算是暗淡的阴影。幸福和忧愁取代粗鲁的怪物,即逸乐和痛苦;但是,由于对行为的自然后果的观察,或者说,由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行为仍可自成模式。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个世界就像从前对亚当一样的新鲜和陌生。于是,在我们受到其他任何方式的教育影响之前很久,自然界就支配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分钟都产生了教育影响,使得我们的行为与自然法则基本一致,因此,我们不会因为过分的不服从而被过早地消灭。无论一个人的年龄有多大,我都不应当说,这种教育对他来说已经过时了。对每一个人来讲,这个世界就像它最初时一样新鲜;对用眼睛去观察它的人们来讲,这个世界好像充满着无数新奇的事物。而且,在这个极不寻常的大学,即宇宙里(我们都是宇宙的成员),自然界仍然继续对我们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自然界并没有考察的条文。

在自然界这所大学里获得优等成绩,认识到并服从于支配人和事物的法则的那些人,是这个世界上真正伟大和成功的人。但是,很多人是“驯养的鹦鹉”,毋庸置疑,他们获得的知识正好能通过考试。那些根本没有记住的人就会考试不及格;你们也许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自然界考试的不及格,就意味着被消灭。

所以,就自然界而论,义务教育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自然法已经制定出来并得以通过。但是,如同一切带有强制性的立法一样,自然法是最严厉的和被普遍实施的。愚昧无知被看成故意渎法而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无能被看做犯罪也要受到同样的惩罚。自然界的惩罚甚至不是讲了再动手打,而是先予以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是无言的。留给你们的将是,去找出为何挨打的原因。

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育(因为在这种教育中有人进行干预,我就称它为人为的教育以示区别)的目的,就是弥补自然方法的不足;使得儿童有准备地去接受自然的教育,既不会无能又不会无知,也不会故意渎法;并且了解自然界惩罚的各种先兆,而不用等着挨打。总之,一切人为的教育都应当成为自然的教育所期待的那样。而自由教育就是一种人为的教育,它不仅仅训练一个人去避免不服从自然法则而带来的巨大不幸,而且训练他去正确评价和占有所得到的各种奖赏;自然界用自由的手散布这些奖赏,就如同散布它的各种惩罚一样。

什么样的人才算受到了一种自由教育呢?我认为,他从小受到这样的训练,以便使他的身体服从自己的意志,如同一台机器一样毫不费力地和愉快地从事他所能做的一切工作;他的心智是一台无污垢的、周密设计的和结构合理的发动机,每个部件都发挥着各自的力量,工作程序有条不紊;又如同一台蒸汽机一样准备担负任何工作,既能纺纱又能锻造精神之锚;他的头脑里储存着有关各种重要而又基本的自然界真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自然界活动规律的知识;他不是发育迟缓的禁欲主义者,而是充满着活力和激情的,但他的情感已被训练得完全服从强有力的意志,并成为良知的仆人;他已经学会去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艺术的),也已经学会去憎恨一切邪恶,并像尊重他自己一样地去尊重别人。

我想,惟有这样的人才算已经受到了一种自由教育;因为作为一个人,他已经与自然界完全和谐一致。他将会充分地利用自然界,自然界也将会充分地利用他。他们将极好地一同携手并进;自然界永远是他的慈母;他是自然界的喉舌,自然界的有意识的化身,自然界的代理人和解释者。

在哪里才能得到如同上述的一种教育呢?在哪里才有类似这种教育的教育呢?是否有人已经试图去找到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粗粗地想一下,我担忧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考虑一下我们的许多初等学校状况以及在那里所教的内容吧。一个儿童——

1.要比较好地学会阅读、写字和计算。但是,大量例子表明,儿童并不喜爱阅读,也不能很通顺地写最普通的书信。

2.要学习许多教义神学。但是,十之八九的儿童对它的理解近乎于零。

3.与此同时,还要学习一些最主要的和最简单的道德原理(与教义神学既一致又不一致)。如我所想,这常常好像是一位科学家应当把苹果在牛顿的花园里跌落的故事作为万有引力定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教具有同样权威的反平方比律时讲这个故事。

4.要学习很多有关犹太人的历史和叙利亚的地理的知识,也许还包括一点英国历史和儿童自己家乡的地理。但是,我看,在英国初等学校里挂上一张标明村庄位置的郡分区图,儿童们实际上未必就能通过这张地图所标明的内容受到教育。

5.要了解一定的规则,并养成对其他人的服从和尊重。如果教师是不够格的或鲁莽的话,学生就会对他产生畏惧事如果教师是明智的话,学生就会爱戴和崇敬他。

说到这种学校的课程(包括服从各种自然法则的理论和实际方面的训练),我高兴地承认,它不仅包含一种有价值的教育因素,而且到目前为止,它也涉及到一切教育的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把在这方面已经做的事情与可能做的事情相比,与提供给一些相对不重要的事情的时间相比,与所忽视的那些最重要的事情相比,就会使人想到福尔塞夫(Falsaff)的提案以及“面包与全部白葡萄酒相比只值半个便士”。

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受过教育的”儿童知道什么以及不知道什么。从所有问题中的最重要问题——作为行为指导的道德开始。儿童很清楚地知道某些行为将得到许可,某些行为将遭到反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每一个道德准则肯定会有一种道理,并像构成每一个自然法则基础的东西那样有说服力和很好地被规定下来;偷窃和说谎必然会带来罪恶的后果,就如同把你的手放进火里或者从顶楼的窗户跳出去一样。还有,尽管学生也许已经教条地知道了那些主要的道德准则,但他并没有受过运用这些准则去解决各种困难问题(这些困难问题是由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复杂环境而引起的)的训练。期望任何一个人去解决圆锥曲线方面的问题,而仅仅教他一些数学的原理和定义,这不是太难为人了吗?

一个工人不得不从事艰苦的劳动,但生活很可能是贫困的;与此同时,他却看到其他人的财富在增加,看到他们用可以使他的孩子免除饥饿的食物来喂狗,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难道不能很好地帮助那个工人把这种正常的不满情绪平静下来吗?我们应当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给他指出禁止偷窃行为的道德准则与社会安定的必然联系;最后,给他指出哪怕挨饿也不应当去偷窃,这对他的家人和对他自己,以及对未来的一代人都有好处。如果你们没有知识的基础和思考的习惯,你们怎么能侥幸去说服一个挨饿的人相信资本家不是一个“说话兜圈子的”窃贼呢?如果工人相信所引述的反对偷窃行为的圣训的效用,那他打算在什么时候使资本家吐出赃物呢?

另一方面,儿童完全没有学到有关他自己国家的历史或政治体制的知识。他所得到的一般印象是,每一件很重要的事都发生在很久以前,以及女王和上流人士是模仿大卫[5]和犹太人的前辈与贵族(也是他惟一的典范)去统治国家的。你们会给一个人提供很多有关选举的知识吗?在生活安逸的时候,他用选票来换取一壶啤酒。为什么他不应当这样做呢?对他来说,选票大概被作为一个发髻来使用;而他同样知道为了其他任何目的应当去做什么。相反,在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他应用他那简单的政治学理论,并深信他的统治者是他所遭受到的各种苦难的原因。(有时,这是一种具有明显实际效果的信念。)

从我们的初等“教育”中,儿童最不容易得到一种关于物质世界规律及其因果关系的概念。尤其当穷人面临着肉体上的痛苦,而比社会上其他任何阶级更有兴趣消除这些痛苦的时候,更多的是感到悲哀。如果一个人想了解机械学的普通原理,他会被认为是手工劳动者,每天干着使用杠杆和滑轮或者使用工匠的其他劳动工具的苦活。如果一个人对健康的法则感到兴趣,那他就是贫穷的工人;他的体力由于粗劣的食物而受到耗竭,他的健康由于糟糕的通风条件和蹩脚的下水道而受到损害,他的孩子一半会由于可以得到预防的身心失调而受到残害。我们目前的初等教育不仅没有告诉那个工人,他的某些最主要的不幸可归因于纯粹的自然界力量,但是也能够通过活力、忍耐和俭朴来消除;而且更糟糕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使得工人听不进能帮助他的那些人的意见,并试图用东方人所特有的服从(虚假地宣称这是上帝的意志)来代替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的自然本性。

另外,假如根据最近提出的一份统计表,来指出这种不良教育的极其愚蠢的目的——这个目的既没有减少大多数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没有减少他们所犯的罪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为什么称之为教育的那种活动应当不是这样就是那样进行呢?如果我是一个流氓或者一个白痴,即使教我阅读和书写,也不能改变我的处境——除非某些人给我指出怎样把我的阅读和书写用于明智的和有益的目的上。

假设某个人去论证医学是没有用处的,并用统计数字来证明,在学过如何使用药箱的人中间和在那些甚至从未见过药箱的入中间死亡的百分比是相同的。我认为,这种论证是荒谬的;但是,它并不比反对我正在为之而斗争的事业更荒谬。惟一能医治苦难和罪恶以及人类其他所有灾难的药物,就是知识。你们应当教一个人去阅读和书写,并把打开知识宝箱的大钥匙放到他的手上。而他究竟能否打开那个箱子,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并且,他很可能用毒药来医疗他自己的疾病,如果没有指导的话,他就会吞下他自己首先找到的药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是半瞎的,就如不能阅读一样;也可能是跛脚的,就如不能书写一样。但是,我断言,假如两者挑一是一种必要方法的话,我想,我将宁愿穷人孩子长大以后不知道有阅读和书写这两种伟大的技能,而不要对有关这些技能的知识仍然是无知的。

人们也许会听说,所有这些批评可能只适用于许多初等学校,而不适用于那些中学,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应当提供一种自由教育。实际上,人们自认为为了这个目的已献出了一切。

让我们来调查一下这种情况吧。在我国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孩子读书的那些中学里,除了在那些初等学校里所教的内容外,还教些什么呢?略多一点的英语阅读和书写。但尽管如此,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发现一个能够大大方方地高声朗读,或者能够用条理清楚的和符合语法规则的(谈不上漂亮的或优美的)语言把他的思想写在纸上的中上层的儿童,那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在那里,初等学校的“计算”被扩充成中学的初等数学;扩充成包括一点代数和一点欧几里得几何的算术。然而,我看,除了死记硬背外,在500个儿童中未必有一个儿童听到过有关算术规则的解释,或者懂得欧几里得定理。

说到神学,中产阶级的儿童所得到的知识要比贫困家庭的儿童得到的少,这并非绝对的,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有那么多其他需要做的事情吸引着前者的注意。我敢说,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当他离开学校时,他关于这门学科的概念是最虚幻的和最模糊的,与之相联系的是,他用心地把时间花费在学习令人厌倦的简短祷告和教义问答手册上,但留下的却是一些讨厌的印象。

在中学里,近代地理、近代历史、近代文学和作为一种语言的英语;以及整个(自然的、道德的和社会的)科学领域,甚至比在那些低年级学校(lower school)里更受到忽视。一直到前几年里,一个男孩可以带着最高的荣誉念完任何一所著名的公学,但他可能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科目中的任何一门。他也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英国在1688年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法国在1789年也经历了相类似的一场革命;以及一些名人,例如,乔叟[6]、莎士比亚[7]、密尔顿[8]、伏尔泰[9]、歌德[10]和席勒[11],从前曾在英国生活过。这个男孩可能会搞错,认为乔叟是德国人,而席勒可能是英国人。在谈到科学时,惟一能使他想到的是,在拳击中应当是敏捷的。

我已经说过,这是前几年的情况,为的是在平原的教育都市中,能找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是,如果你们在我已提到的那些问题上试探一下目前一代公学学生心智的话,是不会对得到的结果表示过分乐观的。

现在,让我们暂时不去考虑这种令人惊讶的情况;因为在英国人把它作为他们前辈在17世纪时呆板愚笨的现成例子引用时,仍将有这种机会。应该看到,社会生活中的精明的商人、最伟大的自由漫游者和殖民地的开拓者,正是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如果有一个民族着手全面地撰写过去300年的历史——最有趣的历史(要是它碰巧是我们应该充满热情去学习的希腊史或罗马史该多好),那这个民族就是英国人。如果在同一时期有一个民族发展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那也就是我们英国人自己。如果有一个民族的繁荣昌盛确实完全依赖于他们对自然界力量的支配,依赖于他们充分理解并服从宇宙规律和资源分布以及社会力量的稳定平衡,那也正是英国人这个民族。可是,这些令人感到惊讶的人对他们的儿子说:“我们花费一二千英镑辛苦挣来的钱,让你们在学校里度过你们一生中最宝贵的12年时间。在那里,你们将艰苦地或可能艰苦地学习;尽管你们最需要知道与毕业后所参加的实际生活事务直接有关的一切事情,但是,你们在学校里将学不到任何直接有关的事情。你们很可能将从事商业,但是,你们并不知道在哪里和怎样进行一次贸易,也不知道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区别,以及‘资本’这个词的含义。你们很可能将定居在一块殖民地上,但是,你们不知道塔斯马尼亚(Tasmania)[12]究竟是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13]的一部分,还是新南威尔士是塔斯马尼亚的一部分。”

“你们或许将会成为一位工厂主,但是,你们在学校里并没有获得熟悉厂里蒸汽机运转的原理,或者熟悉你们所生产的半成品性能的方法;而且,在你们将购买一项专利时,你们缺乏最可靠的判断方法,以便判断这个发明者究竟是违背科学基本原理的一个骗子,还是一个将使你们像富翁那样富裕起来的人。”

“你们很可能将进入下院。你们将会参加制定可以通过许许多多人来证明是一种赐福或一种灾祸的法律。但是,在学校里,你们并没有听到过有关国家政治体制的谈论;也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起自由贸易主义者与保护贸易主义者之间争论的含义;你们甚至不知道有经济法那样的东西。”

“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将是智力,将是不盲目迷信权威而去理解各种事物的能力,以及从许多个别事实中得出正确的一般结论的能力。但是,你们在学院和学校里只知道,除权威之外就没有真理;也不锻炼你们在某些事情上的推理能力,而只知道根据权威提出的结论来进行演绎。”

“你们将肯定会感到,工作后疲乏不堪,并常常带着遗憾和抱怨的心情啃着面包,但是,你们并没有学会在艺术世界(它是一种极为美妙的休闲处,也是给心情焦虑的人们提供的一种宁静的休息处)中得到慰藉。”

我说,我们是一种令人感到惊讶的人,难道这不恰当吗?我完全准备承认,把所有的学习时间都花在这些被忽视的科目上的教育,也不可能是一种完善的自由教育。然而,忽略它们的教育难道就是一种自由教育吗?不,只有把这些科目包括在内的教育才是一种真正的教育,尽管它是一种不完善的教育;但忽略这些科目的教育实际上根本不是一种教育,而只是一种或许多少有点用处的智力训练课程。我的这些话是否说得过头了呢?

中产阶级的学校用什么来替代所有这些被忽视的科目?它往往用在“古典学科”这个简明标题下所包括的科目,即古代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学和历史,以及地理(包括这两个古代伟大民族在世界上所熟悉的那些地区)来替代。现在,不要指望我去贬低在古典知识方面所进行的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我一点也不想诋毁这样的研究工作,也不想诽谤任何研究古典知识的人。相反地,如果我在那个方面有机会的话,我就不会带着比研究古典知识更大的乐趣去献身于调查研究工作。

什么学科能够比语言学表现出更大的吸引力呢?一个文学名著爱好者怎么能不阅读那些古代名著呢?我的职责就在于试图尽可能多地解释过去,并尝试根据已经绝种的生物的零乱碎片去组合成人们能够理解的外形。不过,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始终如一地而不是同情地对尼布尔[14]、吉本[15]或格罗特[16]这一类历史学家的工作感到兴趣吗?古典历史是古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横断面;对于它也如对于其他古生物学一样,我同样抱着双重的尊重态度——也就是说,对于所有被证实的事实表示尊重,而且,对于那些为发现历史进程法则铺路的事实给以更大的尊重。

但是,假如古典学科在可能教的时候教——假如对男女儿童进行教学时所使用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而且作为语言学的例证;假如一幅关于2000年前地中海沿岸生活的逼真的图画,印在学生们的脑海里;假如古代史不是作为一系列令人厌烦的世仇争斗来教,而是追溯处在那样环境下的人类事业;最后,假如古典著作的学习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以便使学生们牢记它们的美妙之处,牢记它们对人类生活中各种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简明扼要的论述,而不去死记它们在词句和语法上的特点;那么,我仍然认为,古典著作对构成一种提供给我们同代人的自由教育基础是颇为适合的,正如我所认为的,使我所熟悉的那种古生物学成为近代教育的支柱是恰当的。

令人惊讶的是,可以用那种古生物学进行的古典学科训练与我所提到的是多么的相似。首先,我可以编写骨学的初级读本,尽管它那么枯燥无味,它的术语那么的学究气,对年轻人心理来说又是那么的不合口味,但是它在各方面都超过那些校长最近所写的名著。其次,我可以使我的学生弄懂一些容易得到的化石,并在应用我的骨学语法规则去解释和分析那些碎片时,表现出他们的全部记忆力和独创性。还有,我可以提供一些能组合成某些动物的古怪骨头,给那些已达到较高水平的人,并根据那些规则最成功地制作各种畸形动物的人给予崇高的荣誉和奖赏。这大概与用那些已死亡的语言[17]来写诗歌和文章是一致的。

当然,如果一位真正的比较解剖学家打算看一看这些制作品时,他能以摇头表示不赞成或者以微笑表示同意。但下一步怎么办呢?如此的表示将会取消这种比较吗?你们认为,西塞罗[18]或霍勒斯[19]对最优秀的中学六年级学生的制作品会说些什么呢?还有,如果特伦斯[20]能出席观看用英语演出的他的剧本,他会塞住自己的耳朵并离开剧场吗?一群法国演员坚持用法语腔说英语,那么,出于他们之口的哈姆雷特(Hamlet)[21]会更加滑稽可笑吧?

有人说,我正在忘记古典学科的美妙之处,以及它对人类的好处。对此,我回答说,那不过好比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在他正沿着一条崎岖的道路使劲往陡峭的山上爬的时候,是能够领略景色的迷人之处的。一方面因为气喘、脚下的碎石和路上的沟槽,另一方面因为普遍都感到要休息和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多数人不能充分感受到这种环境的美妙。普通学生恰恰就是这样的。他发现巴纳塞斯山[22]异常险峻陡峭,直到他到达山顶以前,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或闲情逸致去四处环顾,然而,他十之八九到不了那个山顶。

但是,如果这是一幅关于全盛时期的古典学科教育一般结果的图画(它是我从那些有资格演讲这些问题的人那里得来的),那么,古典学科教育在它最糟糕时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那些普通中产阶级学校的古典学科教育的情况又怎么样呢?[23]我将告诉你们。那就是,学生要用心地去钻研那些没完没了的形式和规则。那就是,学生要把拉丁语和希腊语译成英语,仅仅是为了会翻译,而根本不考虑有没有阅读的价值。那就是,学生要学习无数蹩脚的和刻板的寓言,它们曾具有的寓意早已枯竭成十足的废话;在一个学生的脑海里所留下的惟一印象是,相信这种事情的人肯定是世界上未曾见过的最名副其实的白痴。最后,在把12年时间花费在这种古典知识学习上之后,那个受害者还不能很好地解释他没有读过的某位作家的一段文章;他将对阅读希腊语或拉丁语书籍感到厌恶;他再也不会打开或者想起一本古典著作,但令人十分惊讶的是,他以后竟会又坚持要他的儿子去重复同一个过程。

上帝的选民啊,这些人就是你们的偶像啊!因为这种最后的结果(英国人的习俗),所以,那位父亲拒绝给他的孩子们提供可以在生活中利用的一切知识。然而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世俗文化的胜利,而且在人类生活中许多关键时刻可以作为指导。这就是那位父亲摆在他的孩子们面前的绊脚石;他用最柔软而又最牢固的绳子把孩子们捆缚起来,并用面包来喂养他们。

如果说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情况是那样的令人不满,那么,大学的情况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也是一个我几乎不敢用我自己那双不敬神的手去接触的问题;但我可以把有资格演讲这个问题的人所说的话告诉你们。

林肯学院(Lincon College)院长在他最近发表的著名的《关于牛津大学学术机构的专门建议》中,告诉我们:

“那些一直得到捐赠的学院没有提供全面的自由教育基础,而是使有经验的人在主要的专业课程上进行长期的学习。一些大学包括了这两方面目的。但那些学院在附带帮助初等教育的时候,主要致力于最高级的学习……

“就它们的发源来看,这曾经是中世纪大学的理论和创办学院的目的。时代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那些学院不再促进科学研究或致力于专业学习。各处学院的围墙偶尔会保护一个学生,但是,大多没有超出在个人生活方面可能得到的保护。现在,大学对20岁以下的年轻人所承担的惟一职责是提供基础教育,这几乎也是对学院捐赠的惟一目的。学院曾经是人们一生中学习那部分最高级的和最深奥的知识的中心。但它们已变成了寄宿学校,年轻人在那里受到学者语言[24]的基础教育。”

如果帕蒂逊[25]先生的高贵身份与他对自己大学的明显的热爱和期望,尚不能说服外界认识到语言纯洁和精确的重要性,那么,皇家调查委员会1850年提出的关于牛津大学的报告则是不易受到质疑的。这份报告写道:

“正如一般所公认的,牛津大学和国家双方都因缺乏一些献身于科学研究和学术教育的学者,而遭受极大的损失。

“反映科学研究成果的书籍在牛津大学发行得极少,这一事实,实质上削弱了它作为一个学府的特点,因而也就妨碍它继续受到国家的重视。”

剑桥大学可能也逃脱不了遭受对牛津大学所提出的指责。因此,似乎应当承认,在我们盲目地称之为伟大学府的那种机构,只不过是为年纪较大的男生们所设立的“寄宿学校”;在这些学校里的学者并不比校外多;知识进展也不是一些学院研究人员的目的;还有,尽管学生专心于哲学以及整个校园处在寂静的沉思之中,但哲学并不兴旺,沉思也几乎不结果实。

我很荣幸地把这两所大学的成员看成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学者和研究者,是热心的科学播种者,在他们的脑海里保持着一所宏伟大学的理想,并尽力使这个理想变成现实。我认为,他们肯定代表那些大学,我已引用过的官方报告并没有强迫我相信他们是一些特殊的人和没有代表性的人。实际上,冷静地考虑一下,有些情况使我感到,林肯学院院长和那些委员不可能是全错的。

我认为,毫无疑问,希望了解近代英国的科学和文学活动的某个外国人,如果带着这个目的参观我们的一些大学的话,肯定将会白白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

还有,说到某种科目的深刻研究工作,那些大学首先公开表示愿意为古典学科献出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一所资金缺乏的三流大学在一年之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竟会超过我们一些规模巨大和资金充裕的大学在10年之内煞费苦心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可以问一问正在深入和全面地调查某个问题(历史的、哲学的、语言学的、自然科学的、文学的或神学的问题)的那个人,问一问正在试图使他自己精通某种深奥科目(也许除政治经济学和神学这两门完全是英国国教的学科外)的那个人,他有没有像许多德国人一样为了理解一些英语书籍而不得不反复地进行阅读呢?以及在这些英语书籍中英国学院或大学教授所写的著作是否超过十分之一呢?

这难道是因为与德国相比英国缺乏一些有才智的人吗?格罗特(Grote)、穆勒[26]、法拉第、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赖尔[27]和达尔文[28]的同胞对过去的回顾并不比同时代的中年人更深远,对这样的看法可以付之一笑。正如西方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每个世代都曾经能炫耀的那样,英国现在也能提出一些个人来,这些人使自己紧靠着这个世界,并使智力卓越的古老传统保持其本身的活力。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是凭藉着他们自己的天赋智力,以及凭藉着不怕障碍的个性力量。他们并没有在科学圣殿的庭院里受过训练,但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猛撞那座圣殿的围墙,以获得合法的地位。

我们的大学不仅不鼓励这样的人,不给他们提供机会以便尽最大的职责去做他们最有能力做的各种事情;而且,大学教育总是脱离受教育的那些人的心智,总是脱离他们愿做世界上任何特别适合他们去做的事情的愿望。想象一下为了设法成功地满足我提到过的某个人的求知欲望,就给他指出生活的目的就是成功地模仿一首希腊诗歌的韵律或者西塞罗风格散文的笔调吧!想象一下会有多少取得成就的人可能被竭力说服去接受那种在单独称之为文化的如此优美的东西中臻于完善的教育;而同时却忘记了对于那些历史事实、思维过程、道德和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客观自然界的法则的论述是可以超过前人的吧!

那些德国大学并不是如此。因为它们已经从一个世纪以前不屑一顾的样子变成了目前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认真地对学生进行教学和培养的人才最多的学者社团

进那些大学的学生从优等生和教授的名册上看到了一幅美丽的知识世界之画。不管学生想知道某人准备教他,某人是有能力在知识方面对他进行教育的;不管他的专业爱好是什么,他将成为一个有才干的和孜孜不倦的人,并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荣誉和一个职位。在他的教授中间,他喜欢一些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有名望的和受到尊敬的人;那些人的生动事例,使他在宏伟的抱负和热爱工作的态度方面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德国人依靠如同拿破仑[29]征服旧的欧洲同样简单的秘诀统治了学术界。他们宣称,这个职业对所有有才能的人都是敞开着的,而且,每一个青年都有可能穿上大学教授的长袍。让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学者或科学家,大臣们将为他进入官方机构而竞争。在德国,大臣们不会给予他当政的机会,他只好对热情温柔和友好仁慈的说客或一群智穷慧竭的乡村牧师炫耀其显赫。

总之,那些德国大学所采取的做法正是英国大学所缺乏的(这是林肯学院院长和那些委员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德国大学是“献身于科学研究和学术教育的学者”社团。它们并不是“为年轻人所设立的寄宿学校”,也不是牧师的神学院,而是一些给人们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在那里,神学教授并不比其他教授更重要或更突出。它们是真正的“大学”,因为它们努力阐述和具体应用人类的全部知识,并为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提供机会。

一些可能像帕蒂逊先生一样热心的和头脑清楚的改革者,他们继续尽力促使我们的大学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努力,但也并没有丢失在它们的社会环境中有价值和有特色的东西!然而,在改革者获得成功之前,在我们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里,并不会比在我们的一些公学里更容易得到一种自由教育。

假如我能证明自己的自由教育理想是正确的话,假如我所谈到的目前国家教育机构的状况也是真实的话,那么,就清楚地表明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大部分学校和所有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仅仅是一种狭窄的、片面的和实质上无教养的教育——在它最糟糕的时候,实在是近于完全没有教育。如果南伦敦工人学院要模仿的话,决不能去模仿这些教育机构;我过于大胆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也许这个观点能够这样表达,但不应该这样来表达。)

由于所需要的是自由教育的实际内容,而不仅仅是它的名称;这所学院必须毫不动摇地为它自己确立具体的目标,那就是,迟早要能够提供那种自由教育。事实上,现在我们正在开始加强我们的教育工具,除了增加少量的自然科学外,我们提供给学生的知识并不会比他们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所得到的多。

在我们的未来课程中,伦理学和社会科学是最主要的和最有成效的课程之一;我希望,在我们的课程计划里现在仅仅缺乏一样东西,那就是教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但必须记住,需要一名教师比需要学习的愿望更为重要。

此外,我们还需要的一门科目,由于缺乏更好的名称,我可以称它为自然地理。我所指的,也就是德国人称之为“地理学”的科目。它描述地球和它的位置以及与其他星球的关系;地球的一般构造和主要特征——风、潮汐、山脉和平原;动物界和植物界的主要形态以及人的种类。这就是最大量有用的且引人入胜的科学知识能够悬挂其上的钉子。

文学并没有被列入这所学院的课程计划里;但是,我希望总有一天会在课程计划里看到它。因为对于追求所有高雅的乐趣来说,文学是最主要的;自由教育的主要效用之一,也就是使我们能够享受到这种乐趣。一个人在学习英语的珍贵财富的过程中,受到自由教育的机会是充分的。所需要的一切是,通过对正确批评的重视,进行文雅举止的指导和培养,但是,认为不用精通法语和德语就能阅读值得阅读的读物并从中得到乐趣和益处,那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我们不久以后还必须开设历史课程;不是把它作为连续的战役和朝代来讲述,不是把它作为一系列传记来讲述,也不是把它作为天意不是在辉格党[30]一边就是在托利党[31]一边的证据来讲述,而是把它作为人类在过去的年代中和在其他环境中(除我们自己外)的发展历史来讲述。

但是,由于自立是我们学院的原则之一,在这些问题上民众必然会作出榜样,因此,我们一定要仿效他们。如果我的听众非常关心我所谈论的自由教育,他们就会期待这种教育,而我毫不怀疑我们将能够提供这种教育。但我们必须等待,直到这种要求被提出来为止。

[1]本文系赫胥黎1868年1月4日在南伦敦工人学院所作的演讲。——译者注

[2]南伦敦工人学院,由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和他的朋友一起于1854年创办于伦敦红狮广场。它招收16岁以上已学会读写算的手工业工人。——译者注

[3]亚当(Adam),《圣经》故事中人类的始祖。——译者注

[4]夏娃(Eve),《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的妻子。——译者注

[5]大卫(David),古以色列王国国王(前12世纪至前11世纪)。——译者注

[6]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英国诗人。英国人文主义作家的最早代表。——译者注

[7]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诗人。——译者注

[8]密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政治家。——译者注

[9]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原名弗朗梭利·马利·阿利埃(Francois-Marie Arouet),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译者注

[10]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译者注

[11]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德国剧作家、诗人。——译者注

[12]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的一个州,包括塔斯马尼亚岛和附近小岛,位于澳大利亚大陆东南。——译者注

[13]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个州。首府悉尼。——译者注

[14]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代表作《罗马史》(3卷》。——译者注

[15]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6卷)。——译者注

[16]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伦敦大学的创办人之一。代表作《希腊史》(12卷)。——译者注

[17]已死亡的语言,指希腊语和拉丁语。——译者注

[18]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一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19]霍勒斯(Horace,原名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一前8),古罗马诗人、讽剌文学家。——译者注

[20]特伦斯(Publius Terenntius Afer Terence,前185—前159),古罗马剧作家。——译者注

[21]哈姆雷特,英国莎士比亚所写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丹麦王子。——译者注

[22]巴纳塞斯山,位于希腊中部。——译者注

[23]有关这里所谈到的这些学校情况的证据,可以参见那本有价值的书:《自由教育论文集》。

[24]学者语言,一般指希腊语和拉丁语。——译者注

[25]帕蒂逊(Mark Pattison,1813—1884),英国学者。1861年担任林肯学院院长。——译者注

[26]穆勒(James Mill,1773—1836),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27]赖尔(Charles Iyell,1797—1875),英国自然科学家。——译者注

[28]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译者注

[29]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和百日王朝(1815)的皇帝。——译者注

[30]辉格党,英国政党。16791682年在国会中形成,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译者注

[31]托利党,英国政党。17世纪70年代形成,代表土地贵族和高级教士的利益。——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