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嘉祐二年　丁酉（公元1057年）

正月，欧阳修自贡举考试改变文风　宋真宗时风行杨亿、刘筠之西昆体和骈体文，追求博雅的典故与华瞻之辞采。其末流形成徒事藻饰之弊病。后经石介校正，又引导出一种艰涩怪僻之文风，称为“太学体”。欧阳修为改革文风，则利用自己主持贡举考试之机，把迎合此种文风之考卷判大“纰缪”字榜出，而将时未知名的苏轼的通畅明快之文列为第二，从而带动了当时文风的变化。

［文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仁宗庆历六年二月己卯）权同礼部贡举张方平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性资之敏，而学问以充之，故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今之礼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祐之初，有以变体推高等者，后进传效，皆忘素习，而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盛建，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因其好尚，浸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逾越绳墨，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屡下诏书，丁宁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诏从其请。欧阳发等《事迹》：“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株’之语，怪诞如‘周公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沈括《梦溪笔谈》：“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仁宗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寝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者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亦是亦少变。”另可参见《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等。

七月，孙复卒　孙复（992—1057）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讲学，以《春秋》教诸生，世称“泰山先生”。后为朝廷招聘，官至殿中丞。石介时已著名当世，仍对其敬礼而师事之。开宋代以义理解经之风气。为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与胡瑗、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欧阳修《墓志铭》中有“鲁多学者，其贤而有道者石介”句。主要著作有《周易口义》、《春秋尊王发微》。另有《睢阳子集》，已佚。后人收集遗文，编为《孙复小集》1卷。卒年据欧阳修《墓志铭》而定。

［文献］　《宋史》卷四三一《孙复传》：“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大约本于陆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东，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复。……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复与胡瑗不合，在太学常相避。瑗治经不如复，而教养诸生过之。复既病，韩琦言于仁宗，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于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于郓州须城县卢泉乡之北扈原。”（《欧阳修文集》卷三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六经部春秋类：“《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其言简易，得经之本义。……过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虽其间辨名分、别嫌疑，于兴亡治乱之机亦时有所发明。统而核之，究所谓功不补患者也。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故特录存之，以著履霜之渐，而具论其得失如右。”《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序录》：“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同上《殿丞孙泰山先生复》百家谨案：“先文洁公曰：‘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另可参见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石介《与祖择之书》、《明隐》，《续资治通鉴》卷四六、一六八，《东轩笔录》卷九，《渑水燕谈录》卷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八等。钱大昕《疑年录》记复“年六十六”，“生淳化三年壬辰。卒嘉祐二年丁酉。”今从。

［考辨］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石介《徂倈集》卷一九《泰山书院记》谓是书12卷，他书同。惟《文献通考》作15卷，疑与孙复《春秋总论》3卷之和称。另，石介《泰山书院记》录孙复有《易说》64篇，然此书已佚。考《孙明复小集》中文，辑自吕祖谦编定之《皇朝文鉴》及无名氏编《皇宋文选》。(https://www.daowen.com)

张载与二程议《周易》，撤虎皮以示敬畏　张载与二程间有亲戚关系，是二程父程珦的表弟，而程氏兄弟称其为表叔，故私人来往较多。据《宋史·张载传》和吕大临撰《横渠先生行状》记载，张载与二程会面，直接讨论学术问题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嘉祐初，张载在京师（开封）讲《易》，并写作《易说》一书。适值二程至京，“与论易”，“共语道学之要”。另一次是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辞官告归，路过洛阳，与程颢、程颐见面，切磋学问。后一次讨论内容，由门人苏瓘记录，载于《二程遗书》中，题为《洛阳议论》。二程对张载很敬重，尤其称赞他学而不杂，重视礼教；亦从张载那里吸取了诸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理论。但相互间亦有观点之分歧，争议最多的是关于以“气”为宇宙基本存在形态及“穷理”、“尽性”与“至于命”的关系问题。事件始末据《宋史》、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等。

［文献］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清武澄《张子年谱》：“宋仁宗嘉祐二年，张子至京师（三十八岁）。举进士。（行状：先生嘉祐初见洛阳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受知于欧阳公（……）。……《行状》不及撤坐辍讲事者，为先生讳也。”（于浩辑《宋明理学家年谱》第一册）池生春《程子年谱》：“（神宗熙宁）二年己酉，三十七岁。……先生答横渠书，累书所论病倦不能详说，试以所见道其修，幸不责蔑妄易。观吾叔之见，至正而谨严，如虚无即气，则虚无之语深探远赜，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也。余所论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履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更愿完善思虑，涵泳义理，他日自当条畅。何日得拜见，当以来书为据，句句而议，字字而议，庶几精微。……（神宗熙宁）十年丁巳，四十五岁。春三月，张横渠先生应同知太常礼院召，过洛，先生与横渠简曰：‘尧夫说《易》好，今夜试来听他说看’。一作‘说先天之图甚有理，可试往之听他说看’。（《朱子语类》……云：‘邵子所谓《易》，程子多理会他不得。’）”程颢：“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张子语录·后录上》：“《西铭》，颢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已后未有人及此文字，省多少言语。且教他人读书，要中心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二程遗书》卷第二上引程氏语：“理则须穷，性则须尽，命则不可言穷与尽，只是至于命也。横渠昔尝譬命是源，穷理与尽性如穿渠与源是两物，后来此议必改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做知之事。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另可参见《宋史》卷四二七等。

邵伯温生　邵伯温（1057—1134）字子文。洛阳（今河南洛阳）人。邵雍之子。宋代学者。伯温卒于宋高宗邵兴四年（1134），年78岁，逆推知其生于是年。

［文献］　《宋史》卷四三三《邵伯温传》：“邵伯温字子文，洛阳人，康节处士雍之子也。……绍兴四年，卒，年七十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八：“绍兴四年，……（壬戌）右奉直大夫致仕邵伯温卒于犍为县，年七十八。”另可参见《宋元学案》卷一〇、卷一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