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嘉祐四年　己亥（公元1059年）

三月，诏僧百人岁度弟子一人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太宗一次普度童行达17万人。此举使佛教徒得以增长人数，体现朝廷对佛教发展的支持。以后，随着宋朝廷对儒学的重视与发展，如此类举动逐渐减少。至嘉祐四年仁宗朝，度僧人数得到了控制，僧尼的发展由此有所抑制。关于此诏颁发年月，可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

［文献］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嘉祐四年三月，初王禹人奏：‘天下僧尼，日增月益，不可卒去，宜诏天下州军，凡僧百人得岁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势也。’诏从之。至和初，陈执中执政，因乾元节，听僧五十人度弟子一人。即而言者以为不可，复行旧制。贾昌朝在北京奏：‘京师僧寺多招纳亡赖游民为弟子，乞皆取乡贯保任，方听议纳。’诏从之。京师尼僧大以为患。至是有中旨，复令五十僧度一弟子，及京师僧寺弟子不复更取保任，僧徒大喜，争为道场以答上恩。”《佛祖统纪》卷四三：“（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同上书卷四四：“（真宗天禧）三年八月，是岁度僧二十三万百二十七人，尼万五千六百四十三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五年……是岁天下僧数三十九万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人。”同上书卷四五：“（仁宗）景祐元年……是岁天下僧三十八万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人。”另可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卷九七，《宋史》卷二二、卷二三等。

八月，李觏卒　李觏0009—1059）平生以教授为业，创建盱江书院，学者又称盱江先生。学术思想以儒为宗，力斥佛老。较为注重对仁、义、礼、智、信五德解释的政治化，认为各种德行都有其相对固定的政治意义。如仁，意指一个政府必须在农忙季节避免干扰农民的及时播种，必须在限度内杀伐等。晚年由范仲淹等人举荐为太学助教，后升为直讲。在政治上要求改革弊政，经济上主张均田，对王安石有一定影响。胡适等学者认为李觏具有大胆、有见识、有条理等方面的特点，反映他对李觏思想的推崇。著作主要有《礼论》、《易论》、《删定易图序论》、《周礼致太平论》、《庆历民言》等，反映其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学、教育等思想。后被编为《直讲李先生集》、《盱江集》。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李觏集》。《宋元学案》将其列入《高平学案》中，附入范仲淹学派之中。

［文献］　《宋史》卷四三二《李觏传》：“皇祐初，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嘉祐中，用国子监奏，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而卒。觏尝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门人刘润甫熙宁中上其《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并《后集》。”范仲淹《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李觏……善讲论《六经》，辨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赐采收。识者嗟惜，可谓遗逸者矣。……臣观李觏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非独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业《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编为十卷。谨缮写上进，伏望圣慈当乙夜之勤，一赐御览，则知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范文正集》卷一九）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书称欧阳永叔、尹师鲁、蔡君谟诸君以见比。此数公今之所谓贤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识，安知无有道与艺，闭匿不自见于世者乎？特以二君概止，亦不可也。况如某者，岂足道哉！”（见《临川先生文集》第819页，中华书局1964）陈次公等编《直讲李先生年谱》：“（卒后同年）十二月，祔葬于凤凰山府君之茔。……临终无他言，惟执次公手，以《明堂图》为托，《三礼》未成为恨。是先生又作《三礼论》，未成而绝笔也。”另可参见魏峙《直讲李先生年谱》，《宋元学案》卷三，陆瑶林《李泰伯先生文集序》，《范文正奏议·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胡适文存二集》等。

［考辨］　关于李觏对王安石的影响，近人评价颇高，胡适、巴拉徐对其有“王安石的先驱”之称（《胡适文存二集》第2卷，35页，巴拉徐《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体制》277～289页），侯外庐以为他们两人为同乡，一定相识（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398页）。然查史书，王与李惟有“某与纳焉”一语，而无其他证据可以证实两人曾经见过面。美籍华人谢善元以为或者有王、李共同认识的朋友如范仲淹、余靖、祖无择等可作为两人相识的媒介，而使他们交谈、见面。从王安石在1060年（仁宗嘉祐五年）之前对金谷（指财政、农事等）十分生疏，然在以后曾开展这方面的变革活动来看，或许曾在与李觏交流、或阅读李觏关于《周礼》的作品中受到过启示。（参见谢善元《李觏之生平及思想》，中华书局，1988）尽管史实或有异同，然李觏对儒家传统的倡导及对百姓福利的关注，于王安石的思想形成构成相当的影响，则不容置异。(https://www.daowen.com)

十一月，胡瑗卒　胡瑗（993—1059）官至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而以太常博上致仕。年青时，只身前往山东，与孙复、石介共同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号为“宋初三先生”。后以经术教授关中，历任苏、湖二州教授达20余年，创苏湖教学法，主张分科教学。开宋儒性命之学之先河，为恢复儒学作出贡献。正身律己，后人有“明体达用”之赞。所著《周易口义》，屏弃成说，自出新义，改经达14处。特别是其中《系辞上》“大衍章”有大幅度的改动，被视为宋儒以意改经之先导。明嘉靖中从祀孔庙，称“先儒胡子”。对以后的浙东永嘉学派形成亦产生影响。著作有《春秋要义》、《论语说》、《春秋口义》、《周易口义》、《中庸议》、《洪范口义》、《资圣集》等，大多已佚。《宋元学案》为其列《安定学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将其座卒年月事记于仁宗嘉祐四年甲辰，即公元1059年11月，据此定其卒年。

［文献］　《宋史》卷四三二《胡瑗传》：“景祐初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瑗，白衣对崇政殿，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虡。……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条科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历中，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召为诸王宫教授，辞疾不行。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铸太常钟、磬，驿召瑗、逸与近臣、太常官议于秘阁，遂典作乐事。复以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辞不就。岁余，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成，迁大理寺丞。……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治太学。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经部书类：“《洪范口义》二卷。……是书《文献通考》作《洪范解》。……至其说之存于经文各句下者，皆先后贯彻，条理整齐，非杂记语录之比。……瑗生于北宋盛时，学问最为笃实。故其说惟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务新奇。……俱驳正注疏，自抒心得。……虽平近而深得圣人立训之要，非谶纬术数者流可同日语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仁宗嘉祐四年己亥……甲辰……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管勾太学胡瑗病不能朝。戊申，授太常博士，致仕。瑗归海陵，诸生与朝士祖饯东门外，时以为荣。乃卒，诏赙其家。集贤校理钱公辅，率太学诸生百余人即佛舍为位哭又自陈师丧，给假二日。”《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序录》：“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沈大临《胡氏谱系述》：“从治命葬于乌程县何山里晋何楷读书堂右。蒲阳蔡襄撰《墓志》，庐陵欧阳修撰《墓表》，门人杨公杰建墓额。”朱熹《答薛士龙》书一：“湖学之盛，甲于东南，而其湮废亦已久矣。……窃尝读安定之书，考其所学，盖不出乎章句诵说之间，以近岁学者高明自得之论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准今，则其虚实淳漓轻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远。”（《朱文公文集》卷三八）另可参见欧阳修《胡先生墓表》、蔡襄《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宋元学案》卷一、王安石《寄赠胡先生》等。

［考辨］　胡瑗曾孙胡涤谓：“侍讲（胡瑗）布衣时与孙复、石守道通读书于泰山，……一坐十年不归。”（《安定言行录·规范第二》）《宋元学案》据此提出孙复、胡瑗、石介三人为同学关系。然今人徐洪兴认为至少孙复与石介不是同学，此可以石介《寄明复、熙道》诗中有“明复去京辇，未识心相通”句及孙复景祐元年（1034）见石介似由士建中介绍（参见石介《与士熙道书》）等为证。又据胡瑗、孙复、石介三人之墓志或墓表均有出自欧阳修之手者，然欧阳氏只字未提“同学”字之事，此亦可作为旁证。此说似有可信处。今人黄富荣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刘敞“春秋传”条下，以为刘敞为宋人改经之渊源，实敞比胡瑗年轻26岁，乃胡瑗后辈，故还应定胡瑗为开此风之先者。（参见《浅论胡瑗之改经——胡瑗经学特色之一》，见何其凡、陆勇强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