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绍兴三十二年 壬午（公元1162年）
《通志》撰成 郑樵撰。200卷。作者志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贯通古今，综合历代史料而成通史，故以会通为宗旨。全书分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等部分，二十略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为旧史所无。郑樵自谓作此书，乃出自对儒学末流弊病之感叹，故期以此振兴儒术，有助于当朝。古代学者即以此书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为“三通”，清乾隆时《续通志》《清通志》均在此书基础上发展起来，为中国历史上通史类政书“九通”的组成部分。然学术界还指出，其后之修史志，实只涉及一个朝代，或只补缀其中之一部分者，罕有郑氏之功力。此评语可提示《通志》之学术意义所在。现代本有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等。成书年代据《兴化县志》、《莆田县志》等记，于绍兴三十二年临终前定稿。
［文献］ 郑樵《通志序》：“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侵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成一家言。……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人为之弥缝。……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凡兹五《略》，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今谓之《志》，本其旧也。……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离，何时反本！道之隆存乎时，时之通塞存乎数。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至，否极则泰来，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质，无复余龄；葵霍之心，惟期盛世！谨序。”《绍兴通志·二十略》：“绍兴二十八年二月乙巳，郑樵召对，授迪功郎。其所著《通志》令有司给札写进。”（《玉海·艺文·杂史·编年》）《兴化县志》：“二十七年……明年……越四年，《通志》书成，二百篇。纪、传、世家、载记，即用旧史，而以年表为谱，以志为略。其十五略出于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五略虽采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义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〇史部别史类：“通史之例肇于司马迁，故刘知几《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樵负其淹博，乃网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编。……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云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应乎？”章学诚《答客问中》：“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马贵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谓其智既无所取，而愚之为道，又有未尽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门类，取便翻检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易于折衷耳！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闻也。俗学便其类例之易寻，喜其论说之平善，腥与翕然交称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此呕哑嘲哳之曲，所以属和万人也。”另可参见《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〇一《经籍考》、王应麟《玉海》等。
［考辨］ 关于对郑樵《通志》的评价，近人柳诒徵尝曰：“自郑渔仲而后，罕有议修全史者。作述相沿，不外数事：踵修一朝之史，一也；改造某朝之史，二也；补缀《志》、《表》，三也；校注考证，四也；赓续编年，五也；综析纪事，六也。史才之降，于兹可睹矣。”（参见《通史叙例序》）此说能得到学术界诸多人的认同。其书在明清时期颇受非议，章学诚独提示其“有志乎求义”之功。近代学者胡适认为，杜佑《通典》侧重于典章制度，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部朝代兴亡史，它们都与文化史关系疏远，而《通志》则能兼重学术艺文，故可认为是一部总括典章学术的通史。章学诚能识见其书之特点，是其卓识之所在。然此书在内容上亦有未按原计划断北宋末年为下限、未将有研究之图谱录于其中等不足。
郑樵卒 郑樵（1104—1162）不应科举，居夹漈山上，刻苦力学30年，访书10年。不满空谈心性、讲求辞章的风气。于史学推崇司马迁、刘知几。与陆游、李纲等相友善。生平著作丰富，有著作80余种，其中涉及经书考证的计有《尚书》、《诗经》、《春秋》等；擅长图谱，有《图谱志》、《春秋列国图》、《百川源委图》等；文字学类著作有《象类书》、《分音》、《类韵》、《字始连环》、《石鼓文考》、《论梵书》等；另还有关于天文、地理、本草、声乐、礼仪等方面的论著，如《氏族志》、《系声乐府》、《本草成书五策》、《鹤顶方》、《乡饮礼》、《集古系地录》、《动植志》等。这些书虽今已多亡佚，然仍能从见载于《夹潦书目》、《通志·艺文志》等书中窥其概貌。晚年编撰《通志》颇具创见，表现在对目录学的构建作出理论概括，自创不同于前代的分类法及在体例上新辟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略等方面。学术界以为在崇尚义理的宋代，郑樵却主于考订，旁及细微，故在当时有弥补时缺之功。然有时又有受时风影响，失之粗疏之弊。所存著作除《通志》200卷外，尚有《尔雅注》3卷、《夹漈遗稿》3卷、佚诗文若干篇。据史传，郑樵《通志》成于绍兴三十二年，不久去世，故推断其卒于此年。
［文献］ 《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阅繙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生平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即挂冠去。当世高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九集部别集类：“《夹漈遗稿》……樵锐于著述，尝上书自陈，称所作已成者凡四十一种，未成者八种，当时颇以博洽著，而未尝以文章名。其集自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下亦皆不著录。此本前后无序跋，不知何人所编。……其量殊嫌浅狭，然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其高自位置，亦非尽无因也。观于是集，其学问之始末，夫亦可以概见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〇经部小学类：“《尔雅注》三卷，宋郑樵撰。……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諆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御制重刻通典序》：“……郑樵主于考订，故旁及细微；马端临意在精详，故间出论断；此书则佑（注：指杜佑）自言征于人事，将施有政，故简而有要，核而不文。……乾隆丁卯冬十二月。”另可参见郑惠元《郑氏族谱》、樵月斋《郑氏宗谱》、《重修福建兴化县志》、《莆田县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五、《玉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一、卷一三五等。
［考辨］ 关于郑樵思想评价，另可参见近人顾颉刚《郑樵著述考》、《郑樵传》，钱亚新《郑樵校雠略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今人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徐有富《郑樵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
春，朱熹四见李侗 此年春，朱熹到建州府治之建安（今福建建瓯）见李侗，然后两人同归南平。又住西林院几月。除讨论赴临安朝廷应召之事外，尚论及仁学及理一分殊等问题。以后又接续后一话题有多次的书信往来求教。此次见面日期可以朱熹《题观轩辕诗序》、嘉庆《南平县志》等为据。据《年谱》载，次年朱熹将被召，故此次朱熹与侗相会，主要是向他请教至临安（今杭州）应召所宜之言。又，束景南《朱子大传》中谓朱熹见李侗为隆兴元年（1163），待考。(https://www.daowen.com)
［文献］ 《朱子文集·题观轩辕诗序》：“壬午春，复拜李先生于建安，而从以来，又舍于此者几月。”嘉庆《南平县志》卷一八《人物》：“壬午春，迎谒侗于建安，遂与俱归于延平，复寓西林院数月。问答论难，及往来书甚夥。熹之能承圣道，皆得于侗。”朱熹《祭李延平先生文》：“安车暑行，过我衡门；还旌相遭，凉秋已分。熹于此时，适有命召。问所宜言，反复教诏。最后有言：‘吾子勉之，凡兹众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堕。’归装朝严，讣音夕至。”另可参见朱熹《延平行状》，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等。
十一月，朱熹《论语要义》等成书 朱熹初于青少年时受谢良佐影响诵习《论语》，在县学即为诸生讲《论语》二十篇，作《论语课会说》。以后又集古今诸儒之说，作成《论语集解》。又以其书为基础，作成《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因感觉涵泳于二程所释之义理间，对理解儒学真谛多有好处，故取二程解《论语》之义而叙次之，于作出文字疏通而外，又加以阐释，以供童子初习之用。此为以后作《论语集注》之基础。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以为二书成于隆兴元年（1163），待考。
［文献］ 李方子《紫阳年谱》卷一上：“（绍兴三十二年）是岁《论语要义》、《论语训蒙义》成。既序次《论语要义》，又以其训诂略而义理详，非启蒙之要，因而删录，以成此编。”朱熹《论语要义序》：“熹年十三、四时，受二程先生《论语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中间历访师友，以为未足。于是遍求古今诸儒之说，和而编之。诵习既久，益以迷眩。晚亲有道，窃有所闻。乃慨然发愤，尽删余说，独取二先生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补辑订正，以为一书。目之曰《论语要义》。”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予既叙次《论语要义》，以备览观，又以其训诂略而义理详，殆非启蒙之要，因为删录，以成此编。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义，系之于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生平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间附见一二条焉。本末精粗、大小详略，无或敢偏废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故名之曰《训蒙口义》。”朱熹《答程钦国》：“……示喻苏、程之学，愚意二家之说不可同日而语。……且熟读《语》、《孟》，以程门诸公之说求之，涵泳其间，当自有得。……进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已就稿。又为《诗集传》，方了《国风》、《小雅》。二书皆颇可观，或有益于初学，恨不令吾弟见之。”（见《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三）另可参见朱熹《论语课会说》（《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答何叔京书》（见《朱文公文集》卷四〇），《朱子语类》卷一〇四，朱熹《与祝直清书》（见《新安文献志》甲卷九）、《延平答问》等。
胡宏《知言》刊成 此书系记录胡宏论学之语的哲学著作，体例与《论语》同，为随笔札记。生前未能完稿，由其弟子张栻为之作序，宋时已有刻本。其所属之湘湖学派认此书为学术经典，吕祖谦、朱熹均读过此书。朱熹以为“其语道极精切有实用处”，并作有《知言疑义》，为湖湘学派思想作出总结。然自元代以后其书已不甚行于世。明弘治三年（1490），程敏政始得旧本于吴中，复有刊版。然此本亦不传，流传于今的为清道光三十年（1850）粤雅堂重刻本。全书宋刻本不分卷，明刻本分为6卷，并有标题，可见经过当时人的修订。
［文献］ 张栻《胡子知言序》：“是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为未足，逮其疾革，犹时有所更定。盖未及脱稿而已启手足矣。”朱熹《答罗参议书》：“胡仁仲（宏）所著《知言》一册内呈，其语道极精切有实用处，暇日试熟看有会心处……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见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五）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右五峰先生《知言》一书，传于世实甚久。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乡学者或未见焉。某受此书于南轩先生，谨诿诸同志汪伯虞锓木，以广其传。”（见《竹洲文集》卷七）程敏政《胡子知言跋》：“少见东莱吕氏有‘《知言》胜《正蒙》’之说，渴欲睹其书。而秘阁所藏亦无之，恒以置恨，因遍求之四方，三十年不获见。弘治己酉春，南归过姑苏，遇杨君谦仪曹语及之。君谦云：‘尝见之昆山藏书家。’许转录之，久未得也。族侄文杰有事三吴，乃委之而得诸陆氏。上有筿堂图书，该故张节之宪副所藏者。……新安千户所侯文远之子应见予之于斯也，为刻梓传焉，亦可谓知学向义者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二子部儒家类：“宏之学本其父安国，安国之学虽出于杨时，而又兼出于东林常总。总尝谓本然之性不与恶对言，安国沿习其说，遂以本然者与善恶相对者分成两性。宏作此书，亦仍守其家传。其所谓性无善恶，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指名其体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云云。朱子力诋其非，至作《知言疑义》与吕祖谦及宏门人张栻互相论辨。即亦不敢尽以其师说为然。其论治道，以井田封建为必不可废，亦泥古而流于迂谬。然其他实多明白正大，足以阐正学而辟异端。朱子亦尝称其思索精到处殊不可及。固未以一二瑕疵尽废其书也。”另可参见吕祖谦《答朱元晦书》（《吕东莱文集》卷三）、张栻《答朱元晦秘书》书五（《张南轩先生文集》卷二二》等。
［考辨］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以为，胡宗懋《张栻年谱》定张栻为此书做序并刻版的时间为乾道元年（1165），实误。因据朱熹《答罗参议》等书信中所记，朱熹在隆兴二年与张栻相见后手头已有《知言》多本，且寄罗博文，则必是此年《知言》已刻成，张栻得以在相见时以数本赠朱熹。根据此说，将《知言》刊成年代暂定于绍兴三十二年，即胡宏卒后之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