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乾道三年 丁亥（公元1167年）
正月，《隶释》撰成 宋洪适撰。洪适初名造，字景伯，饶州鄱阳人。与弟遵、迈皆中博学鸿词科，由是得三洪之文名。此书写成于乾道二年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安抚浙东时，次年正月出版。以洪适《自序》为证。此书连同后来之《隶续》，共著录汉碑文、碑阴等258种，魏西晋碑17种，又收集汉、晋铜铁器铭文及砖文20余种。还用图来表示汉碑之不同式样，著录不少汉画石像，为其他金石书所少见。每种碑文后都有较好之论考。有明万历刻本传世。后又撰《隶续》21卷，使所收之隶释更为完备。
［文献］ 洪适《隶释序》：“泰燔书废古训，而官狱多事，乃令下杜人程邈作小篆而邈复献隶书。所以施之徒隶，趋简易也。……予三十年访求，尚阙赵录四之一，……使学隶者藉书以读碑，则历历在目，而咀味菁华，亦翰塞之一助。……乾道三年正月八日鄱阳洪适景伯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六史部目录类：“皓之长子也。绍兴壬戌中博学鸿词科，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谥文惠。事迹具《宋史》本传。……周必大志其墓道云‘耽嗜隶古，为纂释二十七卷’者，即指此书。其弟迈序娄机《汉隶字原》云：‘吾兄文惠公区别汉隶为五种书，曰释、曰缵、曰韵、曰图、曰续。四者备矣，惟韵书不成。’又适自跋《隶续》云：‘《隶释》有续，凡汉隶碑碣二百八十有五。’又跋淳熙《隶释》后云：‘淳熙《隶释》目录五十卷，乾道中书始萌芽，十余年间，拾遗补阙，一再添刻。’”另可参见《宋史》卷二〇二、卷三七三，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万历刊本王云鹭序等。
八月，潭州嘉会 八月，朱熹在其门人范念德（字伯崇）、林用中（字择之）陪同下，访张栻于潭州。其时栻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朱熹从福建崇安至长沙，逗留两个半月。此为两人第二次见面。朱熹、张栻有关书信，论著中均有年代之记载。第一次见面当在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朱熹入都应诏之时。两人虽同宗二程，然张氏以胡宏为师，朱熹以李侗为师，观点分歧主要在道德修养与心性之学。前者以为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故在修养中提倡临事发现良心苗裔，即察识良心。后者则提出应将未发之中解为性，已发之喜怒哀乐解为情，心则贯通于性情之中。强调未发之时涵养，从静中体认大体。另外，湖湘学派主仁说，乃认为性无善恶而有好恶，主张先察识仁体。朱熹认为性无不善，以仁为性，以爱为情。两人之相互论辩商榷，纠正了胡宏性体心用、已发为心的观点，刺激朱熹提出性体情用、心统性情的思想，使理学在心性之学认识上更趋完善，也使朱熹了解了湖湘学派。故此间附近学者闻风而至，听者甚众，一时盛况空前。史称此会为“中和之辩”。朱、张两人一生相交十几年，三次相见，现存《南轩文集》有98篇、《朱文公文集》54篇为双方问答之书信。另有题诗作序、唱和往来之文稿及围绕双方论争而阐发的专著留存于世。
［文献］ 张栻《南岳唱酬序》：“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来询予湘水之上，留再阅月，将道南山以归，乃始偕为此游，而三山材用中择之亦与焉。粤以十有一月庚午（六日），自潭城渡湘水。甲戌（十月），过石滩，始望岳顶。……乙亥（十一日）抵岳后。丙子（十二日），小憩。……己卯（十五日），武夷胡实广仲、范念德伯崇来会，同游仙人桥……盖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乃裒而录之。”（《张南轩先生文集》卷十五）朱熹《与曹晋叔书》：“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驰骋空言而远实理，告语之责，敬夫不可辞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四）朱熹《答石子重》书五：“熹自去秋之中走长沙，阅月而后至，留两月而后归。”（《朱文公文集》卷四二）李方子《紫阳年谱》卷一下：“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长沙再阅月，与南轩偕登衡岳，至衡阳而别。”《岳麓志》卷三：“乾道丁亥，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每语学者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朱熹《与张钦夫书三》：“人自有主，即有知识，事物交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然圣贤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夫岂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时耶？尝试以此求之，则泯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虚明应物之体；而几微之际，一有觉焉，则又便为已发，而非寂然之谓，盖愈求而愈不可见。于是退而验之于日用之间，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谓之中哉？然则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岂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见《朱文公文集》卷三〇）《朱子语类》卷一〇三：“问：‘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于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辨此。’”另可参见《宋元学案》之《晦翁学案》、《南轩学案》，《朱文公文集》卷二四《与曹晋叔书》、卷三〇《与张钦夫》、卷四二《答问石子重》，张栻《诗送元晦尊兄》（《南轩集》）等。
［考辨］ 来长沙之前，朱熹已完成《中庸详说》，张栻也在酝酿《中庸》书的著述，因他们对《中庸》之训解注说上多不一致，故有此番论辩。全祖望评朱、张之别为：“南轩似明道（注：指程颢），晦翁似伊川（注：指程颐）。使向南轩得其永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诸子必欲谓南轩从晦翁转手，是犹谓横渠之学于程氏者。欲尊其师，而反诬之，斯之谓矣。”（《宋元学案》卷五〇《南轩学案》）此言提示朱、张学术之同中有异。
后世学界有认此张朱之会为“南宋哲学史上最精彩的场面”者，这多半是针对其为以后的朱陆鹅湖之会、陈朱王霸义利之辩开风气之先而言。可参见蔡方鹿《张栻研究简述》（《哲学动态》1992年第3期，14页）等。然亦有以为二人之讨论还是十分广泛的，不仅仅局限于“已发未发”问题，另外关于《中庸》的议论，主要在于具体训解上，而并不全在义理，此说可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第375页等。(https://www.daowen.com)
蔡沈生 蔡沈，字仲默，学者称九峰先生。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据真德秀撰蔡沈之墓志铭，其卒于绍定三年，年六十四，由此逆推知生于此年。
［文献］ 真德秀《九峰先生蔡君墓表》：“夫君之没，实绍定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真西山文集》卷四二）《宋元学案》卷六七：“西山先生季子也。隐居九峰，……学者称为九峰先生。……明正统初，追谥文正。”另可参见《宋史》卷四三四，清钱大昕《疑年录》等。
《［乾道］临安志》撰成 南宋府尹长吴兴周淙纂修。作者周淙，湖州长兴人，历官至通判建康府。宋刻原本为15卷，明万历修府志时不复见其全帙，今仅流传残本3卷。咸淳间，潜说友人遵循此志体例续成100卷。现存有咸丰十年（1860）刊《粤雅堂丛书》本、光绪年间南海伍氏刊本、丁氏刊《武林掌故丛编》、梅雨田刊《清芬堂丛书》本、钱塘孙氏寿松堂影宋重刊本、建德胡念修刊《刻鹄斋丛书》本、清竹书堂重刊本、朱氏校刊《校经山房丛书》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等。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光绪重刊本影印，编入《中国方志丛书》中。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武林掌故丛编》本校点铅印，编入《杭州掌故丛书》中，书名题为《南宋临安两志》。此书尚有多种钞本流传。据史传，周宗任临安府尹为乾道三年之事，明年即调任他职。而序跋只及其府尹之职，可知此书成于乾道三年。
［文献］ 《［乾道］临安志》厉鹗跋：“乾道临安志十五卷。宋临安府尹吴兴周宗彦广所修也。”杭世骏跋：“《图球志》称：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右朝请大夫，直龙图阁两浙转运副使，知临安府。先是绍兴五年通判府事。宋史本传但言宣和间□父任为郎，历官至通判。《建康府志》称：乾道四年十月十四日，磨勘转右议大夫，五年2月初四除右文殿修撰，再任。本传但言进右文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以归，无再任临安府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卷首为行在所，于宫阙殿阁全不记载，籍口禁省严秘，不敢明著。其视宋次道《东京记》，何其大不侔。其他沿革，亦多疏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八史部地理类：“体例最善，后潜志实遵用之。……叙录简括，深有体要。……详略皆极得宜。淙尹京时，撩湖浚渠，颇留心于地利，故所著述亦具有条理。今其书虽残缺不完，而于南宋地志中为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要必以是书称首焉。”另可参见《宋史》卷二〇四、卷三九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