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乾道四年　戊子（公元1168年）

四月，朱熹编定《程氏遗书》25篇　此书或称《河南程氏遗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其书名为《二程遗书》。为二程弟子所记的二程语录，后经朱熹综合而得到编定，刻版于泉州后得以刊行。书中所附二程年谱、行状，亦经朱熹考订而成。朱熹并有诸序记其编定过程及成书年月。以后其与《外书》、《文集》、《经说》合刊，被称为《程氏四书》。明清以后，人们又将《程氏四书》与《程氏易传》、《粹言》合刊，称为《程氏全书》。1980年中华书局在原《程氏全书》基础上编印出版《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为《二程集》全四册中的第一册，被认为是较集中表现二程理学思想的代表作。本书在朱熹编定时，作序在乾道四年，然至张栻作校订付印时，已是乾道五年。现以作序日期作为编定时间。

［文献］　朱熹《程氏遗书后序》：“右《程氏遗书》二十五篇，二先生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之书也。始，诸公各自为书，先生没而其传浸广，然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窜易，历时既久，殆无全编。熹家有先人旧藏数篇，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首尾相贯，盖未更后人之手，故其书最为精善。后益以类访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闻岁月先后，第为此书。篇目皆因其旧而又别为之录如此，以见分别次序之所以然者。……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而当时从游之士，盖亦莫非天下之英才，其于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闻目见而手记之，宜其亲切不差，可以行远，而先生之戒，犹且丁宁若是。岂不以学者未知心传之要，而滞于言语之间，或者失之毫厘，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乎？……虽然，先生之学其大要则可知已。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朱子文集》卷七五）朱熹《程氏遗书附录后序》：“学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观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则斯道之传也，其庶几乎！乾道四年，岁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同上）张栻《书明道先生遗文后》：“右明道先生遗文九篇，长沙学宫既刻《二先生文集》，后三年，新安朱熹复以此寄栻，云得自玉山汪应辰。敬以授教授何蕴，俾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广汉张栻谨书。”（《二程文集附》）另可参见朱熹《程氏遗书附录后序》、《答程允夫书》、《与曾裘父书》、《答何叔京书》、《答许顺之书》，李方子《紫阳年谱》卷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三等。(https://www.daowen.com)

［考辨］　朱熹在编程氏文集时曾就胡安国改动文本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容易出现错误，即使所改动处完全正确，也容易助长以己意取代前贤本意之风。这里不仅针对于程氏而言，而且还有对当时以己意说经、自行改动圣贤经传成书倾向的批评。他的说法得到张栻的认同，但后者认为对一些明显的错误还是可以修改的。两人经过往返讨论，达成共识，即凡改动处应当保留原文字样，另在字下作注，将疑处注明。后在元至治三年谭善心刻《程氏文集》时，朱熹改本已不可见，谭于是对照朱熹与张栻、刘珙相互往来的书信，对胡本进行校正。他在校勘中不改动原文，但对文章先后次序作出正确的调整，以在具体字下作注等方式，保留胡本原貌及对某些字的改动。故在复朱熹之旧的同时，保留了胡本的原貌。此校刻本在明清时得到流行。到清同治十年（1871），涂宗瀛重校《二程全书》，所依即谭本，后涂本又成为中华书局《二程集》的底本。二程生前虽有专著，但许多重要思想来自于其讲学间之言论，而记录其主要思想的此书，本为二程门人分头整理而成。文中虽于第一一卷至一四卷标明为明道（程颢）语录，自第一五卷至第一五卷标明是伊川（程颐）语录，但在第十卷前只有少数条目下面注有伊川或明道字样。故有些语录已不知为何人之言论，造成以后人们往往只能以二程统称两者思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