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淳熙十一年 甲辰（公元1184年）
二月，李焘卒 李焘（1115—1184），绍兴进士。初在川中任地方官多年，孝宗乾道三年（1167）任兵部员外郎。以后历任内外官职，以主持修史工作最为长久。有以史鉴辅国政之志，故用40年时间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对保存北宋一代史料有较大贡献，受到了张栻、叶适等学者的称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书为“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卷四七）另在音韵学、经学、史学方面多有建树。卒年据李壁《巽岩先生墓刻》等而定。
［文献］ 李壁《巽岩先生墓刻》：“政和五年四月丙辰，登绍兴七年进士第……三上章请老，除敷文阁学士，致仕。以淳熙十一年二月五日薨于行在所，享年七十。”（见《永乐大典》卷一〇四二一《雁湖集》）《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绍兴八年第进士……二十四年，改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县。……（淳熙元年）公行及国门，迄祠待辨，除江西转运副使，且许。临遣，公进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长编》四百十七卷。……（淳熙）十一年春，表乞致仕，优诏不允。……二月，病棘。甲子，除敷文阁学士，转一官，致仕。……辞气安定，俄卒。”（见《永乐大典》卷一〇四二一《周益公大全集》）。《宋史》卷三八八《李焘传》：“绍兴八年擢进士第，调华阳簿，再调雅州推官，改秩，知双流县。……乾道三年，召对，除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进敷文阁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荐尤袤、刘清之十人为史官。……（淳熙）十一年春，……病革，除敷文阁学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遗表云：“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辞气舒徐，乃卒，年七十。上闻嗟悼，赠光禄大夫。他日谓宇文价曰：‘朕尝许焘大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七字，且用神宗赐司马光故事，为序冠篇，不谓其止此。’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叶适以为《春秋》以后才有此书。有《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攻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将帅年表》，合为四十一篇。……累赠太师、温国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八史部史评类：“《六朝通鉴博议》十卷，宋李焘撰。……（史称）焘复言功业见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乃至。盖其纳规进诲，惟拳之以立国根本为先，而不侈陈恢复之计。”钱大昕《疑年录》卷二：“李仁甫七十焘。生政和四年甲午。卒淳熙十一年甲辰。”另可参见《宋元学案》卷八《涑水学案下》，《续资治通鉴》卷一四〇、卷一四七，《宋史》卷二〇二，《宋朝事实》卷九等；又见方壮猷《李焘年谱》（1948年3月《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
二月，洪适卒 洪适（1117—1184）工文词，与弟遵、迈并称“三洪”，与周必大等友善。好收藏金石拓本，并据以证史传讹误，考核颇精。著有《隶释》21卷、《隶续》等，作品收入《盘洲集》（计80卷）中。据《宋史》本传定其卒年。
［文献］ 《宋史》卷三七三《洪适传》：“适字景伯，皓长子也。幼敏悟，日诵三千言。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补修职郎。绍兴十二年，与弟遵同中博学宏词科。……遂除敕令所删定官。后三年，弟迈亦中是选，由是三洪文名满天下。……乾道元年五月，迁翰林学士，仍兼中书舍人。……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兼枢密使。……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谥文惠。适以文学闻望，遭时遇主，……然无大建明以究其学。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孙森然，以著述吟咏自乐，近世备福鲜有及之。”清钱大昕《洪文惠公年谱》：“（淳熙）八年辛丑，六十五岁。六月，编次《淳熙隶释》五十卷成。自题其后云：‘右《熙淳隶释》目录五十卷，乾道中，书始萌芽，十余年间拾遗补阙，续卷多。鄞江史直翁、苕溪李秀叔一再添刻，南兰陵龙延之自秋蒲锓板埤助，苏台、范至能以越本刻于蜀，前后增加律吕，乘次合而一之；得圣贤岳渎祠庙四卷，石经一卷，旌孝讲德二卷，河渠桥道二卷，阡表圹命十六卷，杂刻三卷，甑文器物款识二卷，魏蜀吴晋三卷，谱一卷，图式八卷，水经一卷，欧赵说六卷，碑乡一卷。凡碑板二百八十五，甎器二十七。……或不束之高阁，劳勤心目，可无憾焉。’……十一年甲辰，六十八岁。二月辛酉，公薨。……十二年三月甲申，诸子奉公柩合葬郡西四十里徐屯之原。许及之撰公行状。及之，公婿也。周必大撰神道碑铭。”(https://www.daowen.com)
是岁，陈亮、朱熹作义利王霸之辩 陈亮与朱熹相交多年，早在朱熹与吕祖谦结交之时，两人即已互相知名，淳熙八年（1181）陈亮作《祭吕东莱文》时，已体现两者思想分歧。次年朱熹在任浙东提举巡历至金华、往武义明招山祭吕祖谦时，与赶来相见的陈亮相识。在互论学术时，陈氏提出重功利思想，被朱熹概括为“义利双行，王霸兼用”之说，展开在义利、王霸问题上的分歧。数年后陈亮在写给朱熹的寿词中，重提旧有争议，立足于“以适用为主”，与当时“正心诚意”、空讲天理性命的理学观念相对立。此论争自淳熙九年（1182）始，延续至光宗绍熙四年（1193），结果互不折服，无法调和。争论内容主要通过保存下来的朱、陈书信中得到反映，可参考《朱子文集》与《龙川集》中相关的书信。各说曾引起浙东学派中人叶适、陈傅良等人的关注。陈亮书信已提示在甲辰秋时，据以定此事件的大致时间。
［文献］ 朱熹《寄陈同甫书》八：“夫三才之所以为三才者，固未尝有二道也。然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人道息则天地之用虽未尝已，而其在我者，则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见其穹然者常运乎上，颓然者常在乎下，便以为人道无时不立，而天地赖之以存之验也。夫谓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正以道未尝亡，而人之所以提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此汉唐之治所以虽极其盛而人不心服，终不能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也。”（《朱子文集》卷二〇）陈亮《又甲辰秋书》：“自孟、荀论义理、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理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诸儒之论，为曹孟德以下诸人设可也，以断汉唐，岂不冤哉！高祖、太宗岂能心服于冥冥乎？”（《陈亮集》卷二〇）朱熹《朱子语类》卷八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朱熹《答陈同甫书》：“观老兄平日自处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理。……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朱子文集》卷三六）陈亮《又甲辰秋书》：“研究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而来教乃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则前后布列区区，宜其皆未见悉也。海内之人，未有如此书之笃实真切者，岂敢不往复自尽其说，以求正于长者！”（《陈亮集》卷二〇）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三：“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三：“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者摸索，一上（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李方子《紫阳年谱》卷二：“（淳熙）十一年甲辰，力辨浙学之非。朱子还自浙东，见其士习弛骛于外，每语学者……以为舍大经《语》、《孟》而尊史迁，舍穷理尽性而谈世变，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为学者心术之害。”另可参见陈亮《乙巳春答朱元晦书》书一、陈亮《又乙巳春答朱元晦书》书二（《陈亮集》卷二八），朱熹《答陈同甫》书八（《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王氏续经说》（《朱文公文集》卷六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