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多重逻辑与系统升级
翟 崑 杨体荣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我国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呼唤知识生产的系统性变革。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正在进入新一波上行发展阶段，即“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发展阶段，肩负着弥合国家知识供需矛盾和提升知识创新水平的时代使命。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的，在我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新时期，需要对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和推进，才能少走弯路顺利发展，提高学科建设的综合效益。当下，我国关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的文章和评论迅速增加，但是对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和该领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知识生产的系统化问题还较少提及。本文将探讨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多重逻辑、系统化路径和发展路向。
一、 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多重逻辑
根据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面临的系统性需求，把握其中知识生产的逻辑及其变化，是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高质量发展，进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知识强国的必要条件。作为服务特定时空下国家建设、社会进步和个体自由发展的活动，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有其特定的目标与使命，面临确切的外部压力。我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因而具有自身的历史逻辑、学术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 历史逻辑
变化发展是世界演进的根本特性，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也一直处在变化的状态，但不同时空下的知识生产具有各自的特征。探讨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历史逻辑，在于以时间和空间为经纬，分析这类知识生产发生发展的规律，探讨知识生产的性质、主体和矛盾等核心问题。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在进入21世纪以来有了更为明显的系统化演进，具有更为稳定和广阔的体制、更加丰富和多样的机制。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一直承载着国人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以服务国家外交工作为重要动力。 (1) 当时国家缺乏外交工作的知识积累，亟待通过专门的研究为认识世界发展的情况提供咨询。1963年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在出访亚非十四国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随后促成了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的设立，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改建国际政治系和设立研究所等改革措施。 (2) 此后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几经周折，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新的增长，以相关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和学术协会的复办和创办为代表。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稳步发展，相关的制度建设和资源投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2011年在全国设立的首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成为推进该领域知识生产系统化发展的一次重要探索。2017年以来，大量增设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和密集开展的知识生产活动，都指出了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不断系统化、专业化的特性。2021年，教育部公布将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是我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迈入系统化发展新阶段的时代标志。因此可以进一步提出，伴随着区域与国别研究转入我国区域国别学制度化建设的新阶段，加之世界发展格局呈现变乱交叠的时代特征，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正处于走向更高水平系统化发展的阶段。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主动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应答时代需求。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系统化发展，就是为了提升我国知识创新能力，推进知识强国建设。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知识生产的历史发展在内外部具有鲜明的异步异频特性。一方面，因为我国相关研究机构在发展基础、资源配备等方面的差异，国内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呈现差异性。这就决定了我国知识生产还存在着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与国外同类活动多数时候不在一个步调。这是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特性，决定了我们长时期处在“借鉴学习”的研究状态，直接影响了知识生产的关注对象、研究理论，等等。这一特性最直接的表征，是我们长期在学习西方的理论以及范式，进而导致了理论创新不足、话语体系脆弱等知识生产困境，缺乏自主性和竞争力。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昝涛认为，需要认识到当下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和西方更早实践过的“区域研究”之间存在时空错位与差异性，要警惕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负面遗产。 (3) 当前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以及国家现代化发展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知识生产应当走向更大规模、更深程度的系统化。相关研究者应当根据新阶段的历史特征调整知识生产的心态，从主要关注重要国家、组织和议题转向对世界各国、各类机构和丰富议题的全面覆盖，从学习借鉴西方的理论转向探索“爱国关天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二） 学术逻辑
学术逻辑关注的是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需要我们在思考人类活动的普遍联系与具体区别的基础上，解释为何生产知识、如何生产知识以及知识生产的阻力等问题。知识是一个国家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新知识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力量，助力一个国家寻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技术和新道路，并且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了关键支撑。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应该在世界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范式。在这方面，韩震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一文具有启发意义。一是从战略层面，启示我们理解我国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该文谈道：“我们也希望有机会重回世界知识生产的前列，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挠，我们也不会退却，也不可能按照霸权国指给中国的路径退出知识生产竞争者的行列，甘心永远做一个世界历史的‘跟跑者’。”二是从哲学层面，启示我们理解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形态的演进方向。他认为，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是经验形态的知识、原理形态的知识以及信息技术介入的交叠形态知识。区域与国别研究本身跨学科且学科界限不明显，因此可以运用“知识形态”这一概念，按跨学科的方法，建立交叠形态的区域国别学知识形态，这是该学科知识生产的发展方向。基于交叠形态的区域国别学知识形态，他还指出了知识形态的进化逻辑，即多样性不断提升、形态持续升级的知识是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核心的学术逻辑之一，就是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新范式中提升知识的多样性，为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知识催化剂。
此外，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展现的系统性需求，还表明需要思考这类知识生产活动内在学术逻辑的变迁。最直接的体现是，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生产以及整体上的人类智识活动相比，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学”与“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理论、方法和技术层面的联系性和差异性是什么。例如，知识生产中都重视交叉学科的发展模式，通过交叉学科来寻找新的知识生长点和解决旧问题的新方法。钱乘旦教授提出，学科交叉是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知识交叉、思想交叉和方法交叉三个层面的内涵。 (4) 重视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推进知识的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联系性之外，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还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知识生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体现在研究环境、问题和目标等维度，而这些都对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开展提出了系统性要求。例如，相关研究中大国和小国、内陆国家和临海国家、文化单一国家和文化多元型国家，其研究环境都有着明显的差异，知识生产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简单照搬现有经验。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如何面对知识政治中的分工问题，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具体来说，知识分工至少包括区域与国别研究与国内其他学术研究活动的关系和互动问题，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同类活动的关系和互动问题。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世界格局中变化性的骤增，相关知识生产的目标是“学习借鉴、效法他国”，还是“增进理解、加强合作”抑或“寻找短板、强势输出”，都需要保持清醒和辩证的系统性思维。
面对推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系统化发展的要求，主要挑战是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系统性挑战。推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更新迭代，指向的是提升中国的知识创新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022年4月发布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进程中，应当以提升学术原创能力为主线，以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支撑。中国崛起和世界变局已然将我国知识创新的需求推至新的高点，但优秀的中华文化并未及时有效地转化为我国知识创新的成果。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需要应对历史文化挖掘不足与当前发展快速变革的矛盾，长期依赖西方知识和人才供给与自主知识创新的矛盾。因此，构建有利于自主知识生产的支持体系和氛围仍面临艰巨挑战。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完善的支持体系，以鼓励更多研究者从事自主、长期的知识生产。
（三） 实践逻辑
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系统性升级，还需要明确其在弥合知识供需矛盾时的实践逻辑。这一实践逻辑指的是应当把握知识生产系统性需求的变化，依据国家新需求、世界新形势和个体新方式等条件，开展知识生产活动。与英美等国家相比，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起步较晚，初期发展中的知识生产存在“人员少、资源寡、创新弱”等问题。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的人员规模大幅增长，资金资源投入明显提升，相关的学术期刊、专业团体得以恢复和新建。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在不断深化，对域外知识的需求，以及对向外传播中国知识和提升自主知识创新的需求空前高涨。面对这样一种知识生产的需求变化，本文提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需要坚持“惠己及人”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就是“起自学术、终及国家、惠及世界、服务社会”。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所体现的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性质，即要尊重和平视他者。
第一，起自学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以认识外部世界、他者，寻求知识为最基本的目的，这是人类发展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永恒需求。上文从推进交叉学科知识生产、探索交叠形态的知识等方面，论述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学术逻辑。“起自学术”的意义则在于将上述理论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实践中践行学术研究的职责使命，运用学术研究提供的理论与方法，寻求知识创新。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是一项基于现代科学研究进展的专业活动，其知识生产的实践受益于学术研究的确切范式。这往往表现为相关研究者接受过专业、系统的训练。此外，这还表现为知识生产以纯学术成果为基础和原型，发展出多种类型的成果。笔者曾在相关研究中提出，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应当发展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的知识生产，其中基础型知识生产体现为纯学术研究的成果，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受益于基础型知识生产在理论、观点和方法等方面的贡献。
第二，终及国家。关于知识的运用，首要的是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世界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是最基本的行为体，维护国家利益是首要目标。有关学术研究民族性与世界性、学术自由的讨论，不时地带来一些对知识生产服务国家利益的质疑。但是纵观现代科学的发展，不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在资源支持、制度设计和发展环境等方面受到国家的高度影响，并为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无论是英美俄欧，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尽量做涉及本国利益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都毫不讳言服务自身国家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国家性和国际性应当能够相互兼容，因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相关知识生产追求的是可以共享共促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第三，惠及世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运用必须立足于造福世界，能带动世界的共同发展，这是中国作为大国应尽的责任。达成惠及世界的目标，知识生产需要大力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都是以“惠及世界”为目的“善知识”的集合。近年来，全球发展充斥着各种危机和不确定性，变乱交叠时代的“乱特征”愈加凸显。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不但要立足中国，更要惠及世界。这种知识是治理全球发展问题提供的一种多样性，体现为我们常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事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中国研究者使命艰巨、责任重大，既需要各自领域的中国经验，还需要把握世界走势的主要矛盾，以及研究对象地区或国家的历史与发展需求。
第四，服务社会。这里所说的“社会”指的主要是国家和市场以外的公众、企业等。人民大众要了解外部世界，企业要走出去、引进来，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也必须要服务他们。在了解和参与全球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大众和企业等表现出空前高涨的需求和能量，进而也提出了巨大的知识需求。从更深层看，“爱国关天下”越来越成为中国国民素质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提高中国公众的国际意识，也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此，在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具体实践中，需要更加重视社会的知识需求，开展多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在当前我国致力于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背景下，面向公众生产和普及知识、提升中国公众的国际理解力。
二、 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系统升级
基于对我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系统性需求的判断，以及对其历史逻辑、学术逻辑和实践逻辑变化的分析，本部分提出推进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系统升级的路径。
（一）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需要坚持双向赋能的路径
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又大力扶持。2011年教育部启动区域与国别研究专项，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并走上学科化发展之路。区域国别学是关于各国国情或世界区域性情况的专门知识体系，是以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历史、社会、人文、宗教等领域问题研究为基础，以政策性、战略性、综合性问题研究为指向的社会科学研究，旨在系统探究区域国别发展中基础性、关键性因素的规律作用，深度揭示影响区域国别现实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趋势，为国家制定宏观政策、应对复杂紧迫国际问题提供学术支持。区域国别学属于交叉学科门类，既依托和融合相关领域的基本情况和研究理论，又区别于一般性知识梳理介绍和专业方向微观研究，是以战略性、现实性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综合性独立学科，是对国别或区域问题的立体化、多元化、透视性研究。其中，学科交叉性集中体现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围和研究手段等跨领域或新拓展融合领域的交叉。
由此可见，区域国别学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强调“学以致用，用以强学”。一方面，该交叉学科需要扎实系统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架构；另一方面，该交叉学科又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要运用区域国别的知识，服务本国国家战略。在当前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大环境下，学术机构尤其是高校给国家提供大量能用、好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知识，促进国家发展，才能“有为有位”，获得更多的国家政策支持。其实，过去10年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也基本遵循了这一路径。这种路径延续了我国“学”以致“用”的传统，又通过“用”来加强“学”，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闭环。在学用双向赋能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分类和协同发展，建立一种全局性更强的知识战略观。例如，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实践与研究，应当提升智库和企业的参与度，不断优化各相关方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增强不同主体对接知识生产工作的效能。这也有利于围绕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建立一个政府、高校、智库和企业等相互协同的知识生产系统。总之，未来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依然需要强调“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双向赋能路径，持续完善知识生产系统的结构和提升知识生产效能。
（二） 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需要完善多种产品类型
根据以上原则，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产品可分为基础型、政策型、社会型三类。发表期刊论文和出版著作是常见的基础型知识生产，撰写政策咨询报告、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则是主要的政策型知识生产。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纵深发展，人民大众越来越需要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这就激发了社会型的知识生产。当前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为更好发挥区域与国别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需要建立更加平衡和协调的知识产品系统。目前我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产品生产中，基础型和政策型是研究者投入较多的两个领域，社会型知识生产则相对薄弱。这是因为目前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主要源于两种动力，政策动力和学界动力，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学以致用，用以强学”路径。其实，“用”有两个层面，一是为国家战略建言咨政，一是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知识产品，后者更是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底层动力。
我们不能忽略社会型学术的知识产品，为进一步加强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学”与“用”的互动，促进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应在基础型和政策型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型学术的知识生产。社会型学术的主要目标是生产面向大众的知识，例如在网络媒体和主流媒体发表关于外部世界的普及性研究成果。这需要增强面向人民大众的知识生产，提升社会型学术文章在评价体系中的认可度。比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建了“燕南66优创团队”，为推广社会型知识产品做了诸多尝试，搭建了不同类型知识生产间的转化渠道与工作机制。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相辅相成、彼此助益，构成了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生态系统。 (5)
（三）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需要一专多能的知识生产者
针对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培养一专多能的知识生产者是理想状态而不是普遍要求。第一，坚持长期主义。这可能是对国别问题专家最基本的要求。以我国首批高端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为例，该院是目前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覆盖面最广，单一机构研究人员规模最大的一家智库。该院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最基本要求就是长期跟踪一个或多个国家，要求对一个国家的掌握要做到“如数家珍”。进入21世纪以来，该院向全国高校、各社会科学院等机构输送了不少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其中不乏一些国家级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的领导。查阅我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普及型读物《世界知识》半月刊，会发现每期都有不少作者来自该研究院，大概占到总数的1/4左右。培养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尤其是研究小国问题的人才通常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精心培养的人才一旦选择从事其他职业，还将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中留下影响深远的人才缺口。机构与研究人员坚持长期主义理念，才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从事较高级知识生产的高端人才。
第二，不断迭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者的知识输入和输出要快速迭代。在数字化时代，国家发展及其环境日新月异，知识生产者必须是终身学习者，进行知识输入的快速迭代。而国家和社会对区域国别的知识需求也日新月异，需要知识生产者不断输出与时俱进的知识，进行知识输出的快速迭代，形成“多快好省”的知识生产效应。
第三，一专多能。从目前国家对“学”与“用”都重视的情况看，相关机构尤其是高校区域国别学应该培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双能人才”。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高端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既能跑田野做学术，又能服务国家战略出谋划策，也能在具体部门从事专业事务的人才。(https://www.daowen.com)
（四）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需要持续完善支持体系
满足系统性的知识需求，需要持续完善有利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支持体系。
第一，需要为区域与国别研究者提供完善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充足的资金和利好的政策，是知识生产者长期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必要支持，是创新知识成果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教育部、外交部等各级政府部门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不断增长，明显多于21世纪以前。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在2017年以来制定和出台了大量指引性政策。省市地方政府的配套政策建设也在积极跟进。企业开始更加积极地和高校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合作，为联合人才培养、田野调查等提供了丰富的资金和实践机会。但是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知识供需远未达到动态平衡，知识产出的体量和质量都还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在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还需要长期投入资金和政策资源，助力将我国建设为有拥有自主创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知识强国。
第二，需要深化改革我国知识生产的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体系应当成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指挥棒和催化剂，而不是束缚知识生产多样化、高质量发展的枷锁。为此，首先，学术评价体系改革要能够解决知识生产者备受评价体系束缚的困境，正视学术发表中存在的限制，鼓励更为多样的知识探索。只有学术评价体系发生质的变化，才能够为相关研究者从事多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创设有利环境，允许研究者将长周期的基本学理研究和紧跟时势的政策研究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支持体系还需要为知识生产者提供扩展研究空间的充分自由，在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回应国际变革的同时，能够在“冷门绝学”和“小国小岛”上投入更多研究。最后也是最为艰巨的，是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形成主动探索知识生产和创新的氛围，尤其是能够利用中国的知识遗产和丰富文化去探索域外地区和国家的发展问题，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一种新解释。
第三，这种支持体系还应当着眼于优化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整体发展环境。在资源有限、学科知识政治边界明确的背景下，优化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环境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但是未来发展中却亟须通过人才培养和就业体系、学术发表与评价体系、教研人员聘任和晋升体系等领域的持续改革，一方面做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内涵建设，另一方面提升其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形成更好的“学用互促”环境。
三、 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发展路向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是一个复杂关联的快速发展过程。在内部能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外部环境与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下，这一知识生产将展现如下发展趋势。
（一） 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不但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时的关键方向。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将在知识生产上实现更深深度、更大范围的数字化。数字化发展并非简单的“知识生产+数字化”，而是知识生产要适应数字化的系统性变革，并且要通过新型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活动来引领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发展。2021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数字化发展要做到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6) 对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而言，未来的数字化发展需要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全面升级知识的生产方式，扩展知识生产的价值空间，加强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其中，围绕域外地区和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和人文各个方面信息的数据库建设，是未来一定时间内需要重点加强的工作。数据库建设关乎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基本质量，是其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
数字化发展还是全球各国知识生产以及社会转型的重要趋势。数字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和方向是以数字技术赋能知识生产，提升知识生产的效率和创新性，构建知识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增效的良性生态。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是美国负责实施和管理对外援助的组织，同时也是美国对内生产域外知识和对外传播美国知识的组织。该组织就在其数字化发展战略中提出，要以技术赋能发展与人道主义援助，并增强数字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安全性。 (7) 新加坡更是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意推进政府及社会的智能化，近年更是在相关的人才培养、教育改革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我国在推进知识生产数字化发展上有自身的优势，特别是数字技术设施建设、大数据的生产与转化等方面。这些都是推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数字化纵深发展的有利条件。
（二） 品质化
伴随着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化、系统化的不断推进，其中的知识生产将走向更高水平的品质化。在未来发展中，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产品的质量将持续提高，更好地服务多相关方的知识需求。最近10年，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规模扩大，专业知识生产者大增，但整体上专业知识生产仍远远跟不上需求。从调研情况看，政府、企业和民众均认为缺乏区域国别的理论支撑和专业知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劣质知识充斥思想市场、优质公共知识匮乏的现象。比如，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大量区域与国别知识。从学术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双边、地区性还是海洋、网络空间及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都以国家和区域为基底，相互联系，互相影响。而在这些领域，人类的知识生产才刚刚起步，中国的相关知识生产还处于初级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区域国别学专业知识生产，这个供需问题不解决，我国就难以适应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另外，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品质化还表现在知识生产系统建设上。可以推测的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系统将纳入更多的元素，也就是这一系统的网络将扩展至更大更多样的空间。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力量将在知识生产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在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用互促”的双向循环中，专业工作者的知识生产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国际交往提供更高质量的知识支撑。经历长期投入和快速迭代的发展积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系统将获得更高水平的韧性，对内部的知识需求和外部的秩序变化表现得更加应对自如。
（三） 双向国际化
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具有内在的国际化特征，因为知识生产活动中的研究对象、活动范围等基本都是跨越了国家的边境。然而，就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国际化更多是“请进来”，而不是“走出去”。也就是说，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知识逆差”。为建设我国自主创新的知识体系、加强知识的国际传播，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还将加强外向的国际化，进而搭建结构更加合理的双向知识循环。2017年我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框架内设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向外传播中国发展经验。2022年，该知识中心为建设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做出了重要探索，是中国知识向外传播的新动向。推进知识生产的外向国际化，并且建立双向赋能的知识循环，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区域与国别研究“终及国家、惠及世界”的作用。区域与国别研究内置的国际性，决定了它相比于单纯的本国问题研究，更能够在我国知识的国际传播中发挥作用。刘鸿武教授曾提出，区域国别学应当延伸知识的价值，区域与国别研究应当具有一种文明发展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通过双向建构的研究构建出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知识体系。 (8) 我国的非洲研究为非洲的地区和国家发展输送了大量有益知识，这是其他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借鉴和加强的地方。
诚然，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双向国际化还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从内部因素来看，我国相关研究者的知识生产和国际传播能力与当前发展目标之间还存在明显的供需矛盾。调和这一矛盾还需要长期主义的资源投入和守正创新。与此同时，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中，还需要通过持续深入改革学术发表与评价体系等具体措施，进一步完善发展环境、建立知识生产的支持机制。从外部因素来看，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成果的国际传播，面临着牢固的长期结构性困境和突发的不确定因素。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作用下，以大国竞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张力塑造了结构稳固的知识传播环境，知识的竞争性被进一步放大。在西方知识占据主导地位的环境中传播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无异于“虎口夺食”。此外，近年来世界发展格局的不确定性飙升，于变乱交叠的新秩序中推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外向国际传播，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挑战。
结 论
本文讨论了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中的系统化需求与系统化升级之间的矛盾，探讨如何推进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系统化发展，提升区域与国别研究“惠己及人”的能力。在建设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这样的探索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碍于文章篇幅和作者能力，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中的学科与权力、知识贡献率、国内与国际的互动等议题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讨论。
作者简介：翟崑，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体荣，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
(1) 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的区域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4期，第82页。
(2) 赵宝煦：《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一点史料》，《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第142—143页。
(3) 昝涛：《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如何走出新路》，《光明日报》，2022年1月15日（10版）。
(4) 钱乘旦：《文科为什么要交叉——兼论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第135—136页。
(5) 杨体荣：《发展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社会型学》，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428091（2022-06-06）。
(6)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2-06-14）。
(7) USAID，“Digital Strategy 2020—2024”，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SAID_Digital_Strategy.pdf（2022-06-03）.
(8) 刘鸿武：《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第5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