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学科体系与大学组织——《看世界：美国大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生产知识》述评
区域研究、学科体系与大学组织——《看世界：美国大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生产知识》述评 (1)
牛 可
美国是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国家，美国关于外部世界的学术知识体系——今天经常被称为“区域和国际研究”——也在世界上占据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美国关于外部世界的学术性知识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在美国高等教育和专业化学术体系中，区域和国际研究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它在美国的社会和学术生态中，如何申述和证明自己在智识和社会效用上的价值，又如何获取并保证充足和持续的社会供养和支持？它具有怎样的独特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又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和学术文化上的偏好和特性？进而，它如何嵌入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尤其是如何与作为美国学术体系之主轴的科学体系相对接和调适，相互间又有哪些龃龉和纠葛？当前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已经充分显露出来的困难和危机的根源在哪里，它又该如何走出困境，完成自我更新？
这些问题显然都是重要的问题，但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鲜少以专门研究的方式郑重、系统地面对、廓清和回应这些问题。 (2) 这些也都是充满挑战的问题，对它们的回答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须寄望于以多种视角和类型的研究形成一个充实而活跃的专题研究领域。
不过现在终于有了一项研究帮助我们进入和思考上面列出的那些问题，而且我们大可期待，它将推动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形成充实而活跃的研究格局——这就是由史蒂文斯、米勒·艾德利斯和沙米三人合著的《看世界：美国大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生产知识》。 (3) 这本书篇幅不大，但三位作者学科背景的组合给整体处理区域和国际研究问题赋予了独特优势。其中，史蒂文斯是研究高等教育的组织社会学家，米勒-艾德利斯是长期关注高等教育文化和国际化问题的社会学家，而沙米是中东和中亚研究领域里的人类学家和学术管理者，多年来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担任中东、俄罗斯和跨亚洲（Inter Asia）区域研究项目主管。而且这项研究还有一个非同一般的组织依托，即20世纪40年代以来即在区域研究的规划、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社会科学的“旗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4)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始对美国区域研究的状况进行持续考察和评估，而后两位作者正是这一系列工作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本书也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相关工作的继续和副产品。 (5) 从区域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也是其创建以来形成的学术调查和规划传统的某种继续。
区域和国际研究如此重要而醒目，但长期以来对其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的审视和研究殊为不足。究其原因，可能首先还在于这个认知对象本身的存在方式。首先，“区域研究”经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识共同体，其概念之下最常见的认同和正式组织乃是依照地理文化区域和国别划分而成；与此相应，自发的和“合理”的认知对象和学术史单元经常是“东亚研究”“非洲研究”“斯拉夫研究”或者“中国研究”等由专业学会和大学研究机构所确认的区域（国别）分支领域；而且，区域研究学者在区域性的认同和组织身份之外，通常还具有强固的常规学科向度上的智识和组织归属。其次，在以单一地区和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之外，高等教育体系内外还存在各种“跨国的”或者“国际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如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战略和安全研究、对外政策、外交史、对外情报研究，以及各种以多国比较研究和“全球研究”为标签和旨趣的学术活动。 (6) 在实际学术生活中，无论“区域和国际研究”还是“区域研究”，通常都只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标签，没有多数学术部类那么强的概念和组织上的严格性、条理性。其下的各个分支领域各自分立、自足，相互间在智识和组织上都缺乏稳定的联系和交往，呈现一派“碎片化”的状况。进一步说，“区域（和国际）研究”更多呈现为多层次、多向度、任务复杂、组织分散的“网络”，而不是单一、内聚的“领域”或者“部门”。它的整体概念，过去经常更多地在学术组织、基金会和大学的研议、规划和整体组织中出现，抑或是作为范围较小的分支区域的学术史背景被使用或者提及，但不经常呈现为专门、系统的学术研究对象。所以，如果没有合理的视角或者充实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区域和国际研究”概念所涉及的事实和素材将散落在各学术领域（如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之中，或者只是粗略照应现象和局部。
而《看世界》一书正提供了考察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整体视角和有效的概念化手段，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到先前未经开掘的经验研究领域。这项研究首先声明要探究美国大学“看世界”的方式，并将区域研究界定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关于美国以外世界的知识生产机制。为此它搭建以知识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理论视角相结合的进路，强调智识理念/ 学术文化与组织形式之间的关联性，并设计相应的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该研究的核心经验对象是大学区域研究机构，其独到的研究资料是对八所研究型大学的精英学者和管理者——包括区域研究中心的主任、行政副主任、社会科学系负责人、负责国际事务的校级领导人等——进行面对面的、交互对话式的访谈（而不是调查问卷），使得该项研究的主体部分具有某种“组织民族志”（organizational ethnography，这是史蒂文斯的学术专长）的深度和丰富性，由此既进入大学区域研究组织的堂奥，又探查其在认识论、理念（使命）和文化方面的幽微。不仅如此，该项研究充分调集既有研究成果，在关于组织和文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之外，各种向度上的高等教育研究、社会科学认识论、学术史、思想史，乃至于冷战史文献均予采收、利用。
虽然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关于区域研究的当代状况，但该书仍提供了以往研究中少见的整体性历史框架，用以勾画美国大学关于美国以外世界的知识生产体系所经历的长期演变。基于一个理论假设，即特定知识生产模式须由与之相匹配的认知架构（schema）来提供默会的智识假设和核心的组织路径，该书认为美国大学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方法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种样式，相应地将美国海外知识的历史演变简洁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文明架构”（civilizational schema）、“民族国家架构”（national schema）和“全球架构”（global schema）。18 和19 世纪主导美国高等教育的“文明架构”从属于欧洲的帝国主义知识工程，外部世界在其中被想象为与西方截然分离的多个文化、语言、族裔—宗教传统，域外知识以语言文学（人文学）为基础和核心，并通过语言、历史时期和题材（genre）加以划分的（学）科系加以组织，如欧洲语言和历史、人类学、考古学、东方学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欧洲殖民帝国解体，非西方新民族国家不断涌现，“文明架构”在美国学术生活中逐渐失去存在依据；而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同时面对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的挑战，美国观察外部世界的整体方式发生深刻改变，同时政府政策活动对各种外部知识——首先是社会科学形态的域外知识需求大增。按照地区向度加以组织的国际知识研究，即“区域研究”，在大学、政府和基金会的共同推动下成为主导模式。同时，兼具冷战知识和“国际主义工程”意义的现代化理论勃兴，为区域研究制造了理论共识、概念架构和持久的“学术基础设施”。作者甚至认为，区域研究是一种大型“智识—科学运动”（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7) 第三阶段的“全球架构”则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浮现的一种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强调世界范围内观念、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和互动为关键特征，往往包含对传统区域研究单位和议题的“去中心化”（de⁃center）改造，反映了后冷战时代“关于‘他者’的本体论稳定性”（ontological stability of “others”）的销蚀。但“全球架构”是一种尚未充分实现的趋势，仍然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作者还指出，三个阶段之间并非界限分明，而是类似珊瑚礁那样“层累的”（cumulative）过程，前一阶段观察世界的方式仍以各种思想和组织遗产留存于后一阶段，比如经由古典学、东方学建立起来的各种古代语言和文明史的课程和研究项目在大学中持续存在。而演进中的“全球框架”实际上也包含前两个阶段的多样化遗产。 (8)
该项研究的主要目标当然是“区域研究”，故此专以“什么是区域研究？”一章讨论其基本智识和组织特性。 (9) 书中认为，一方面，区域研究从“文明架构”中继承和强化了关于地区内聚性（regional coherence）的假设，但也放弃以文明为分析单位，而代之以民族国家的本体论假设。尽管“地区”在概念上包含各种层级的地理文化区域，但区域研究的重心当然还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国家之上和之下的区域单位，比如印度经常是“南亚”的“拟相”（simulacrum），中东研究则差不多等同于对埃及、土耳其和伊朗的研究。另一方面，区域研究内部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差异巨大，而且不断经受“硬”学科对区域进路和方法过于“软性”、理论性薄弱的指责。因此，区域研究在学术体制中始终具有突出的不确定性和流变不断的特征。然而区域研究也有独特、持久的组织载体，即大学里的区域研究中心，特别是为《国防教育法》第六条所支持的“国家资源中心”。中心组织是区域性知识活动的“脚手架”（scaffolding），它有效展开语言教学和培训、公共延伸服务（public outreach）、支持海外实地研究和与对象国的学术交流，以各种方式对区域研究予以总体引领、组织和推动。书中特别强调这些中心一般都配备“物理空间”，即办公、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场所设施，而非流于纸面组织（paperorganization），这是区域研究之有效性、丰富性和合法性的重要支撑。 (10)
本项研究不仅将当代美国区域研究置于长期历史演变之中，更将其置于现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和文化环境之中。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在以往美国高等教育的组织研究中殊为不足，因而对区域研究予以系统的组织分析是本项研究的独到贡献。
美国研究型大学是目标、功能和构成极为复杂的智识和社会组织，基础性研究部类即“文理学”（在本书中被称为arts and sciences core）在其中居于核心位置。 (11)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即以“（学）科系”（departments）作为文理学部分的基本组织单元，使之成为大学学术生活的枢轴和持久特征。但在科系内部和外部，美国大学也存在大量跨学科和弱学科性活动。大学逐渐认识到，这些活动对科系的学术研究构成补充，并有效回应各种公共服务需求，遂以不同于科系的目标和方式加以组织和运作。而对此不加认识则无以全面了解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其文理核心的组织和功能。大学的次级单位具有基本的组织自主性，相互之间对生源、经费和教席配额展开持久竞争，因此形成某种内部治理的“无政府特征”。从区域研究的实际组织格局出发，并针对以往大学组织研究单方面关注科系的状况 (12) ，本研究提出以“科系（department）—非科系（not⁃department）二元结构”作为当代美国大学的基本组织模式，并深入分析“非科系”的功能和特性，由此对理解区域研究在现代大学中的制度地位和组织特性提供概念工具。非科系组织以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为主，也包括各新近流行的形式，如“计划”（project）、“团队”（consortium）、“论坛”（forum）、“网络”（network）和“项目”（initiative）等。与科系不同，非科系经常没有终身教职设置、博士研究生项目和完整的学术自主权，但拥有科系组织所不具备的一些灵活性和独特优势。比如，非科系组织经常能够对外部公共需求和兴趣做出有效回应，因而成为吸引外部资源的有效途径；非科系组织还经常是科系内部的“企业家型学者”发挥作用的理想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科系组织曾经是域外研究默认的制度形式；但二战后，非科系组织就成为迅速扩张的区域研究的主要组织方式。作者的实证研究显示，在区域研究领域，科系和非科系组织之间在研究、教学和聘任程序等方面具有复杂的互补和互惠关系。在作者看来，非科系组织在大学生活中的优势和合法性，一方面源自美国研究型大学宏观的结构特征，单凭强固和孤立的科系组织无法适应现代智识活动多任务、多面向、跨边界的趋向；另一方面也立基于区域研究有别于科系的学术生产方式的鲜明特征：其天然具有跨学科的自发趋势和偏好。 (13)
科系和非科系的建立在根本上都是为了提供团队工作的组织途径。然而，大学内部团队工作的组织策略，并不只体现于科系和非科系这两种集群的内部。大量的学术活动并不发生在科系和非科系各自内部，而是发生在中心和科系、中心和中心相互之间，这就是作者以“石汤”（stone soup）为题，以一章篇幅加以讨论的“跨单位活动”（cross⁃unit endeavor）。作者在访谈中发现，这种跨单位学术活动经常由非科系单位组织和发动，而“石汤策略”是其中关键所在。所谓“石汤”取自一则民间故事，说几个无食果腹、只有一只锅的旅人进入一个村庄，架起火在锅中沸煮石子一枚，对前来围观的村民说所烹者为一锅美汤，只是缺少其他食料，于是村民纷纷接济，最后凑成一餐美食由众人共享。区域研究专家的聘任职位一般都由科系掌握，区域研究中心经常并无丰厚资源和容易调动的学术人力，但它们常以少许投入——甚至单凭机构的学术声望——为“釜中之石”，施以倡议和“引诱”，从而动员学术合作者各种形式的投入和参与，促成研究项目、海外实地工作、课程和学位项目开设等方面的“合办”（co⁃sponsorship）。对区域研究来说，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合办”是，缺乏固定教职设置的研究中心经常以支付部分聘任费为条件发动招募，用以敦促（学）科系增设海外研究的教席，由此使并无教师聘任权的研究中心得以介入通常由科系把握的教师聘任。
该项研究强调指出，习惯上把大学视为科系组合的视野已经失效。科系和非科系组织都是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不可或缺的组织工具，分别大体对应学科性和跨学科性的学术活动和功能。大学内部单位均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广泛的联系机制，科系和非科系机构都越来越趋于外向而非内聚，而这已成为美国大学生活的一般特征。学科和非学科、科系和非科系并立的“二元结构”，以及大学内部治理的某种“无政府特征”，为区域研究中心领导人所认识并善加利用。而在这种格局中，成功的区域中心乃占据大学国际化的中心。 (14)
但是“科系—非科系”的二元结构中并非总是呈现合作，其中还蕴含着分裂、竞争和冲突的深刻根源。美国大学当前突出的情况是，在区域研究多年来取得丰厚成果的情况下，在大学领导层经常把鼓励跨学科和大学国际化（区域研究是其中的关键）作为官方责任加以申述和推动的情况下，大学里居于权威和枢纽地位的社会科学科系——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仍然持续存在轻视和排斥关于外部世界研究的顽固倾向，并在后冷战时代愈演愈烈。何以如此？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全书的落脚点，也是该研究最受关注的部分。考察主要围绕对（学）科系领导人和精英学者的访谈展开，核心问题是他们如何看待和对待本学科内部关于美国以外世界的研究。作者的发现并不出人意料：非美国研究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科系内部被视为“职业危险”，而在某些更极端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经济学中甚至被视为“职业异端”。
在研究型大学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一个基本断裂线横亘在学科和区域研究之间：在“语言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 of languages）和“数字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of numbers）之间，在地区具体性（area specificity）和学科抽象性（disciplinary abstraction）之间，在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特殊构造（particular configuration）和一般特征（generic features）之间，区域研究和规范学科（nomothetic disciplines）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认识论、方法论、学术文化和组织建制上的分裂和“长期紧张”（chronic tension）。 (15) 在美国大学的地位等级秩序和权威结构中，科系相对于非科系的优势是19世纪晚期以来社会科学专业化运动的持久后果，难以撼动。而美国社会科学主要学科很大程度上乃依照研究国内问题的进路加以组织。学术声望体系大体由拥有教职聘任权的科系掌握，也就是说关于什么是好的学术工作的评断，大体上乃由（学）科系说了算。在有根深蒂固的理论偏向，甚至可以说有实证主义“本性”的学科中，统计学成为“元语言”（meta⁃language），“理论、模式和工具”就是智识成就的重心甚至全部。 (16) 有些学科成员（特别是经济学）坚信，关于美国以外世界的知识完全可以经由以美国经验为基础的研究加以运用和推展获致。 (17) 该研究所做访谈一再显示，对向来为区域研究所珍视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度浸透”和精深语言知识，以及为区域学者视为理所当然的“沉下来，扎进去”（soak and poke）的工作方法，学科型学者并不看重，或者深怀疑虑。在偏狭的“学科性头脑”中，区域进路遭到公开贬低，被斥为“无系统、散漫无边的和印象式的”。甚至有人声称区域研究不仅并非必需，而且是个“讨嫌之物”（nuisance）。
访谈还显示了学科主导下的“成本—收益”模式对域外研究的挤压和排斥作用。区域研究所需的外国语言的习得和精深研究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经常远远超过学科性方法论训练。但单凭学科方法论训练即可顺利开展的美国本位和“无地方性”（place⁃neutral）类型的学术工作却更容易得到认可，在竞争激烈的学科就业市场上是当然的“保值品”（bet hedge）。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对认可或者珍视区域进路价值的学者而言，当他们看到“学汉语花三年不够，但用两年学统计学却足以顶用”时，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选择之一是一位受访者所看到的区域研究内部的一种趋向，即放弃以民族志、实地研究等以语言文化深度浸入为基础的区域研究“老传统”，而转入以数据分析、案例研究为主的区域研究“新传统”（newer tradition）。更有甚者，近些年来美国大学领导层的行为受外部评估和排名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区域研究类别并没有被列入通行的大学评估项目中，其成果没有转化为大学社会声望的机会。所以，调查中发现的区域研究带头人普遍不鼓励研究生主攻对外研究的情况，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
《看世界》最后讨论了区域研究共同体和美国大学对当前困境所做的反应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图景中，跨国的、无边界的、全球性事务和议题暴增，改变着原有的地理空间划分和认知方式；同时，美国高等教育的内外生态也发生诸多深刻变化，区域研究在资金支持上面临的问题重重，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对区域研究的投入大幅度削减，区域研究在不少高校面临被迫缩减和改组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区域划分和区域中心不再被认为是唯一的、理想的区域研究组织形式，已广泛出现为区域和国际研究搭建新的“组织脚手架”的努力：一方面是不断有各种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间隙空间”（interstitial areas）受到重视和开发；另一方面，对外研究更多地以主题（topical）——比如恐怖主义、环境、离散社群（diaspora）等——而不是地区方式加以组织。这两种情况都导向“把地区编织在一起”（weave the places together），即重建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趋势，此中“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成为最常见的议程和标签。 (19) 同时，在“国际化”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确定趋势和重要使命的情况下，部分地为了给海外研究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某些高校开始把增设海外分校与其国际研究议程联系起来。而更重要的一个动向是，文理学科核心之外的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对当代世界的国际面向往往比社会科学常规科系更加敏感和被重视，它们开始成为海外研究新的落脚点和出发地。作者也提出，在常规科系排斥区域研究难有改观的情况下，文理核心和职业学院以实体对象（substantive）路径重新建立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科系组织，使对外研究获得更坚实的学术权威性和代际再生产（尤其是博士生培养）的基地，这一区域研究产生之前的“经典策略”也是备选策略之一。不过作者们当然了解，虽然美国高等教育中源流久远的世界主义雄心不曾消退并不时被注入新的动力，但其中存在着纷繁复杂的权威/ 利益体系和“意见空间”，因而关于海外世界的知识生产还不能确定平坦的发展路径和总体方案。 (20)
任何追求或者声称具有整体认识的研究都不能穷尽其整体概念之下的所有局部。面对庞大复杂的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体系，《看世界》一书更是如此。该书将区域研究作为整体加以考察并做出了切实贡献，特别是对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组织机理的研究具有发动和引导意义，但该项研究也显示了一些明显的薄弱环节和不平衡之处，也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检审和充实的地方。该书的经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在学科方面过于偏重三个主要社会科学科系（即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没有论及历史学、人类学和诸多人文学科在美国区域研究中广泛、深入存在的情况；而在区域研究方面，正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该研究经验资料的采集，过多偏重中东研究，而没有将人文学或者人类学在其中参与度很高的一些区域分支领域（如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研究）囊括其中。由于研究规模和篇幅所限，该书没有能够全面呈现区域研究和学科关系的基本格局，包括不同学科在区域研究的总体和分支领域中的不同存在配比（如历史学在中国研究、政治学在苏联研究中的高比率），以及区域或者对外研究在不同学科中存在的复杂情况 (21) ，并对这些情况及其背后的意涵予以分析和考察。还有，一些在区域研究范围之外的“国际”研究领域和学术要素，如国际关系、安全和战略研究等，在本书中付之阙如，而在历史上和当今美国大学如何“看世界”的论题之下，当然也有必要对这些方面的情况予以考察。
此外，宏大而粗略的区域研究历史框架中也隐含了某些在学术史上不够稳妥、周详之处。比如笔者尤其不能同意的是（就此笔者与作者之一史蒂文斯也有所交流），作者把区域研究看作现代化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两者在冷战前期的合流是短暂的和不均衡、不稳定的，双方在认识论特性和学术文化偏好上存在深刻的差异和对立。区域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更多地扮演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者和瓦解者，而不是其追随者的角色。 (22)
以上评论也许有些苛责了，但也可用以显示美国区域研究这一主题存在着进一步研究的巨大空间。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存在着世界上最庞大且全面，最具有世界主义和跨文化理解机能的对外研究体系，而美国对外研究也一向不乏自我批判、反思和更新的动力。本研究的主旨之一是对主要社会科学学科中缺乏对外研究的状况的一种批判和针砭，而这正说明美国学术共同体克服偏狭性、扩展海外研究的诉求和努力持续存在。
(1) 本文首发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上）》，见牛可《区域研究、学科体系与大学组织——〈看世界：美国大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生产知识〉述评》，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https://www.daowen.com)
(2) 关于美国学术界对区域和国际研究领域系统研究之不足的原因所做的简要分析，参见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1—134页。
(3) Mitchell L. Stevens，Cynthia Miller⁃Idriss，and Seteney Shami，Seeing the World：How US Universities Make Knowledge in a Global Er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
(4)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规划和构建美国区域研究的情况，参见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第30—60页。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近期重审美国区域研究的工作，见https：//www.ssrc.org/programs/view/producing⁃knowledge⁃onworld⁃regions/（2019-04-11）。
(5) 两位作者在该项工作中的成果之一是：Seteney Shami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eds.，Middle East Studi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Infrastructures of Knowledge，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6。
(6) R. D. Lambert，“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in Neil J.Smelser and Paul B. Baltes，e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Amsterdam：Elsevier，2001，pp.686—692.
(7) Mitchell L.Stevens，Cynthia Miller⁃Idriss，and Seteney Shami，Seeing the World：How US Universities Make Knowledge in a Global Era，pp.49—50.本书关于“科学/知识运动”的界定来自Scott Frickel and Neil Gross，“A General Theory of 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 70，No.2，pp.204—232。
(8) Mitchell L.Stevens，Cynthia Miller⁃Idriss，and Seteney Shami，Seeing the World：How US Universities Make Knowledge in a Global Era，pp.8—26.
(9) Ibid.，pp.27—38.
(10) Mitchell L.Stevens，Cynthia Miller⁃Idriss，and Seteney Shami，Seeing the World：How US Universities Make Knowledge in a Global Era，pp.37—38.关于办公空间对区域中心组织效力作用的一个案例，即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见高子牛：《作为跨学科组织的研究中心：以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为例（1950—1975）》，《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2期，第116—133页。
(11) 在很多高校呈现为“文理学院”（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建制。
(12) 在这里本研究尤其借重和推展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权威性研究：Andrew Abbott，Chaos of Disciplin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13) 以上讨论见《看世界》第三章：“Departments and Not⁃Departments，”pp.39—60。
(14) 以上讨论见《看世界》第四章：“Stone Soup，”pp.61—83。
(15) 以往关于区域研究和学科之间的分裂和对抗的讨论例，见Lucian W. Pye，ed.，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Studies：Rivals or Partners？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5；David Szanton，ed.，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16) 作者在这里没有提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回潮的情况。参见叶启政：《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5—15页。
(17) 这种倾向正是被70多年前美国区域研究的“宪章”即《霍尔报告》所指斥和批判的，由此可见美国本位主义的顽固。Robert B. Hall，Area Studi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Hall Report”），Pamphlet 3，New York：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47，pp.23—24.
(18) 以上讨论见《看世界》第五章：“Numbers and Languages，”pp.83—103。
(19) 关于当前区域研究充足的一项深入讨论，见Craig Calhoun，“Renew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Regional and Transregional Studies in a Changing Intellectual Field，”in David S. Wiley and Robert S. Glew，eds.，Internationaland Language Education for a Global Future：Fifty Years of U.S.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Programs，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pp.227—254。关于全球研究，据笔者了解，美国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分别投入巨资创建了巴菲特全球研究中心（Buffett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和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Jackson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20) Mitchell L.Stevens，Cynthia Miller⁃Idriss，and Seteney Shami，Seeing the World：How US Universities Make Knowledge in a Global Era，pp.104—118.
(21) 例如对美国社会学关于美国以外世界的研究状况的一项考察，见Michael D. Kennedy and Miguel A.Centeno，“Internationalism and Global Transforma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y，”in Craig Calhoun，ed.，Sociology in America：A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666—712。
(22) 简要讨论见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147—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