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与国别研究视野下的“欧洲研究”——关于欧洲研究发展方向的讨论
钱乘旦 胡 莉
区域与国别研究（Area Studies） 是中国学术界方兴未艾的一个领域，与中国过去开展的域外研究并不相同，它具有鲜明的目标、方法与要求。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它的讨论还主要集中于“国外研究现状”和“中国如何开展”这两大主题上。 (2) 近年来，由于理论与现实的需要，人们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而欧洲研究如何开展，是否应纳入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框架内进行调整，便成为欧洲研究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以下观点，以就教于方家。
一、 欧洲研究是全面的研究
欧洲研究属于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范畴，它的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及欧洲各国。其研究内容包括与欧洲及欧洲各国有关的所有问题。
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可以追溯到欧洲对殖民地的研究。当时，出于了解和统治殖民地的目的，宗主国开始研究殖民地的各种情况，其中英国与法国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因此研究的成果也最丰富，像“埃及学”“东方学”等就是这种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意识到它在战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需要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因此它将对外研究拓宽整合，正式发展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旨在为制定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学术支撑。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就这样出现了，并很快在欧美国家流行，其中在美国最为活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把中国推向世界，中国迫切需要了解和观察世界，以便更好地发展自己和服务于世界。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学术工具，也在中国兴起。
在这个背景下观察中国的欧洲研究，其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性质就很清楚。它的目标是了解欧洲、看懂欧洲、研究欧洲和分析欧洲，为中国的“欧洲认识”提供学术积累，从而为中国各领域开展涉欧工作提供政策参考。为此，全面了解和尽可能多地认识欧洲就是欧洲研究的第一个目标，与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一样，欧洲研究首先要全面，也就是要全方位地研究欧洲。
全方位研究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地理范围全覆盖； 二是研究内容全覆盖。地理范围全覆盖，意味着将欧洲的所有国家和所有地区涵盖在内，无论是东欧、西欧、南欧、北欧，或是英国、法国、丹麦、波兰……所有在地理上属于欧洲的地区和国家都包含其中。研究内容全覆盖，意味着要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环境、历史、民族、艺术、体育、民俗和民风等都作为研究课题，对欧洲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3) 简言之，中国的欧洲研究应该努力做到两个全覆盖。
用这个标准进行衡量，目前我国的欧洲研究还做不到全面覆盖，原因是欧洲研究尚待成熟。回顾欧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 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人们翻译了许多书，以借鉴欧洲列强成功的经验。翻译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尽管这期间也出现过一些国人的著述，但总体上是凤毛麟角，并且“研究”的色彩也很淡。（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欧洲研究”逐步兴起，学术界对欧洲的研究日益增多，分布在不同领域，如历史学、文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文革”之前，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教育部出面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中与欧洲有关的包括：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中山大学英语和英美文学研究室、南京大学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等。 (4) 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国家的外交工作需要，帮助我国政府了解国外的动态走向，其工作的很大部分是翻译各种文献。（3） 改革开放后，真正的研究工作得以开展，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一方面，欧洲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地区，其经验与教训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 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发展使中国必须重视西欧国家，因此需要了解欧洲。在此背景下，一批新的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5)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6) 等，许多高校也在外界的帮助下建立了为数不少的欧洲研究中心，至少有二三十个。总之，改革开放以后是欧洲研究真正建立与大发展的时期，自那时起，中国有了自己的“欧洲研究”。
在此需要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任所长陈乐民先生，是他首先提出了“欧洲学”的概念，倡导建立中国的欧洲研究学术领域。在他看来，欧洲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文明、人群和认同观念等； 研究欧洲应将“文明”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二者间的联结点是历史。 (7) 在他的带动下，20 世纪90 年代的学者们对“欧洲学”的特点和任务进行讨论，指出其“兼有资料性与学术性、浅层性与深层性、单学科或单视角性与多学科或多视角性”； 研究内容应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研究方法“可以通过更多的运用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8) 。就上述这些内容而言，已经很接近区域与国别研究意义上的欧洲研究了。
但迄今为止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历史原因在于： 当中国的欧洲研究起步时，欧盟向中国学术界提供大笔经费，资助各高校建立欧洲研究中心。欧盟的资助限定了各中心研究工作的重点是欧盟，这就把欧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大大缩小了，将欧洲研究缩减为欧盟研究。一位英国学者在2009 年就曾指出： “过去几年，欧洲研究名下的学术活动经历了某种危机，但与此同时，其分支部分欧盟研究却繁荣一时”，结果便“从更具区域与国别研究路径的欧洲研究转向了较为狭窄的欧盟研究”。 (9) 这个说法正符合在中国出现的情况。 虽说欧盟研究也是欧洲研究的一部分，但它不能取代欧洲研究，更无法涵盖这个更广泛的领域。
由此而引发的认识上的偏差，使许多学者感到研究欧盟就是研究欧洲，欧洲研究等同于欧盟研究。换个角度提问： 英国研究算不算欧洲研究？法国研究算不算欧洲研究？俄罗斯研究算不算欧洲研究？似乎都不算，它们只能算对单个国家的研究，例如英国研究、法国研究和俄罗斯研究等； 而欧盟研究却是欧洲研究，因为欧盟是整体，不是国家，因此意味着“欧洲”。
即便针对一个个欧洲国家，人们的注意力也只集中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几个大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有人涉猎。在中国学术界，很少或几乎没有人专门研究丹麦、瑞士、芬兰或克罗地亚，连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塞尔维亚这些更为重要的国家也很少有人问津。欧洲有几十个国家，而中国的欧洲问题专家却很少。人们提到欧洲，好像只有英国、法国和德国这几个大国； 北欧、南欧似乎不是欧洲，东欧更不是欧洲。如此误区是由我们的知识结构造成的，而知识的缺乏又是因为长期的忽视形成的。如果说在过去封关自闭、不通有无的时代尚可理解这种现象，那么在中国走向世界、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现在就不可忽视了。发展“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我们了解世界，而欧洲是世界上一个重要地区，如果对欧洲的认识都支离破碎，那么对世界其他地方又会怎样呢？
除了这种地理上的“瘦身”，内容方面也出现分解，这和中国的学科体制有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各学科都出现生机勃勃的势头，学术成果也时时涌现，其中有许多与欧洲有关。但这些成果分散在不同学科中，由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完成。结果，在中国现存的学科体制下，它们被看作不同学科的成果，分属于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教育学等，而不属于“欧洲研究”。于是，一个完整的“欧洲研究”就被拆散了，分散在各个学科。陈乐民先生希望看到的整体性的“欧洲学”并没有建立起来； 相反，人们的主要关注力落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上，把这些认定为“欧洲研究”，其他和欧洲有关的研究就被分发到各专业学科去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国际关系尤其是和中国相关的国际关系的现实需求大，从而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不过坦率而言，“国际关系”这个表象背后的因素确实太多，如果不把那些因素都尽量了解和考虑在内，“国际关系”是看不懂的。这就是为什么陈乐民提倡建立“欧洲学”，而不是简单地开展“中欧关系”研究。“欧洲学”（也就是“欧洲研究”） 应该而且必须是全面的研究，陈乐民自己身体力行，做出了很大努力。 (10) 按照“欧洲学”的思路，欧洲研究需要有一个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定位，也就是在学科边界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承认它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并且向这个方向发展。简言之，欧洲研究一定要走全面研究的道路。
二、 欧洲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
要走全面研究的路，就要把欧洲研究建设成跨学科的学术领域。跨学科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显著特征，它打破了以学科分割为基础的知识体系，构建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全面认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多学科的力量，共同开展全面研究。因此，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欧洲研究”应该是一个跨学科、多学科的领域，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工具达到对欧洲的全面了解。但遗憾的是，目前多数人将“欧洲研究”理解为与欧洲有关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而这两种研究在中国现行学科体制中都属于政治学，由此，“欧洲研究”就变成“欧洲政治研究”了。
这种理解上的偏差表现在论文发表上，有学者对2003—2007 年国内权威刊物《欧洲研究》刊出的384 篇文章进行统计，发现属于政治学的有245 篇，属于经济学的有36 篇，属于法学和历史学的各只有几篇。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跨学科”的有59 篇，其中55 篇是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进一步分析，发现所有384 篇文章所使用的参考书，被引用5 次以上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政治学著作，其中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相关的约占三分之一； 引用最多的10 种外文著作中，有8 种属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 (11) 简言之，在2003—2007 年间，《欧洲研究》发表的大多为政治学论文。这种情况后来逐渐改变，现在的《欧洲研究》杂志设有两个主要栏目： 一是“欧洲一体化”，一般发表有关欧盟研究成果； 二是“国别与地区”，主要发表有关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与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对2007—2019 年《欧洲研究》所刊667 篇论文的分类，其中政治学有443 篇，占比高达66%。而近五年（2015—2019 年） 的学科分布情况是： 235 篇论文中，政治学170 篇，经济学30 篇，法学7 篇，管理学4 篇，历史学2 篇，跨学科及其他22 篇。 (12)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所有对欧洲和欧洲国家的研究都属于“欧洲研究”的范围，人们的定式思维将其理解为欧洲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这就把本应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欧洲研究”缩小为政治学研究了。 由此，参与到“欧洲研究”中的学者就少、范围很小，稿源更受到限制，很多人不认为他们做的是欧洲研究。久而久之，刊物变成了政治学专刊，反过来更使得“欧洲研究”缩减为“欧洲政治研究”。
其他刊物也是如此。《德国研究》是一本单一国别研究期刊，CSSCI 对其近十年所刊论文进行统计，也显示政治学论文占比甚高，达到35%，324 篇文章中有114 篇属于政治学。如果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期刊，结果类似：据CSSCI统计，《西亚非洲》2009—2019年的159篇论文中，政治学占有80篇；《东南亚研究》2009—2019年的789篇论文中，政治学占有472篇；《美国研究》2009—2019年的426篇论文中，政治学占有343篇。人们普遍把区域与国别研究看作政治学研究，这就大大缩小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围。
以上事实不说明其他学科学者不研究欧洲问题，相反，像历史学、哲学、文学这些学科，一直在开展与欧洲或欧洲国家有关的研究。例如，英国史研究在中国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也得到英国史学界的认可，但它在中国的学科体系里不被认为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部分，相反它属于“历史学研究”。类似的情况在教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领域也是一样的。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文学、法国哲学、奥地利音乐、意大利美术等都有长期的了解与研究，高水平的成果也很多，但它们都不被看作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围中的组成部分，而仅仅属于教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音乐和美术等。人为的和体制的因素将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欧洲研究缩小为政治学研究，可见我们需要对“欧洲研究”做学术定位。
那么“欧洲研究”的学科边界在哪里？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欧洲研究包括对欧洲和欧洲国家一切问题的研究，因此也就包含了各学科对欧洲范围内各种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就学科属性而言，分属于各学科如历史学、哲学、文学和教育学等，但它们又都属于一个跨学科的共同领域即“欧洲研究”。只有把“欧洲研究”理解为对欧洲（及欧洲各个国家） 的全面研究，才能真正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意义上建立起“欧洲研究”，或者说，建立陈乐民所说的“欧洲学”。这个目标不是一两个学科能够做到的，它有待于几乎所有学科的共同努力。因此，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合作是必要并且必需的，不仅文科之间需要合作，理工医农也都有其用武之处。例如，国内的农业贸易公司是不是需要了解欧洲的农业？中国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也会对欧洲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感兴趣。在跨学科的框架下，各学科的学者彼此合作，共同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对欧洲进行全面的研究，可以取得超乎想象的成果。同时，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相互交流中受到启发，会在本学科的研究中加入其他学科的思想与方法，从而丰富了本学科的内容。总之，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是区域与国别研究最大的特点，欧洲研究也不例外。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研究欧洲，却只有一个共同点，即研究的对象是欧洲，这就是所谓“欧洲学”。所有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欧洲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的“欧洲研究”。
为进一步说明这个特点，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国外成熟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学科交叉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表1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学科分布情况，这个中心是举世闻名的中国研究机构，是一个典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笔者对该中心现时研究人员的学科分布状态进行统计并列表显示，结果让人大为惊讶，确实是长了见识： 如此大跨度的学科交叉不仅囊括了几乎所有文科，而且有理工医农参与其间，所有这些学科只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
这就是西方国家区域与国别研究跨学科的典型案例； 而类似的机构，目前在中国尚未出现。
三、 欧洲研究要深入实地
深入实地进行研究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点已经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 (13) 所谓深入实地，就是到研究对象国长期生活，下沉到社会中间，去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文化人心。仅从书本上了解对象国是远远不够的； 即便在对象国居留长久，但远离当地人，不知其风物地理与心态习性，仍难有效果。不要以为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学、历史学只要读书、查资料就可以，做“田野”工作只是社会科学的事；事实上，人文学者若不知道对象国的“人”和“文”，如何能真正地看懂它那个“国”？
实地研究在西方早期对外研究中就被高度重视， 18、19 世纪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研究以及二战后美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都有一批长期在对象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他们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方法，对对象国的文字、文献、文明进行研究，努力用“他者”的眼光观察“他者”，做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等都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我者”对“他者”的研究优势，而这种优势只有通过深入实地做研究才能获取。
实地研究意味着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人需要具有在对象国长期生活、工作、学习和交流的经历，能够直观感受对象国的方方面面，能够对当地人的思想与生活拥有深刻的理解，对某些特定的问题进行“参与式观察”，做一名“入戏观众”。形象地说，做区域与国别研究，要能够“闭着眼睛都知道那些人想说什么、想做什么”，而没有深刻的了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所谓了解，却只能通过在对象国的长期生活才可能得到。
以此观察中国的欧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实地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可喜进展。目前从事欧洲研究的人，大多能在国内外各类资金的赞助下前往对象国生活和工作，通过查找资料、访学、交流等各种形式，对对象国进行直接的观察，甚至做“田野”考察。因为有这样的条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中，欧洲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例如，中国人类学过去只研究国内而不研究国外，现在则以海外民族志的方式加入欧洲研究中来。海外民族志旨在“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各自的角色和作用，理解他们的行为、情感与态度。” (14) 这正是区域与国别所需要的实地研究，若施用于欧洲研究，则必将扩大欧洲研究的视野。 (15)
不过出于各种原因，欧洲研究（及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 在实地研究方面仍需大大加强； 可以说，实地研究是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特别欠缺的一环。 (16) 按照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本性，从事欧洲研究的人——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实证研究，也无论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还是从事对象国内部事务研究——要尽可能浸入当地，以“他者”的眼光来观察“他者”，体察对象国的所思所想及其原因，然后再回到“我者”的立场进行总结。而目前，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能够获得出国做研究的机会，但其中以短期居多，长期的浸入仍然很少，下沉到社会底面的就更为稀少。相比于一些欧美学者做实地研究，中国学者还远远不够。据相关报道，一位美国女学者在中国湘西大山里居住了6年，她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为的就是完成一项有关当地“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反观中国学界，类似的例子应该没有，国内从事欧洲社区研究的人非常少，即使有也主要集中在华人群体上， (17) 而缺乏对当地人的实地考察。许多研究者仍然依托于文本分析及逻辑推理，靠文献和理论建模做研究工作。文本研究当然是需要的，但这只是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不能代替实地研究。
因此，未来的欧洲研究应该加强实地研究。它不仅有利于更加真实地认识对方，还能将“我者”的立场与“他者”的立场兼顾起来，通过二者之间的对话，产生重大学术成果，并充分发挥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现实关怀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如何加强实地研究？首先要改变人们对实地研究的认识，充分意识到实地研究的重要性，自觉追求实地研究。中国文人传统，重文本而不重“田野”，重圣人而不重实事，有浓厚的脱离实际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在现代不可持续，因为大家都明白：是理论来源于事实，而不是事实来源于理论。这几十年来，学术界（不仅是中国学术界，外国学术界也一样）形成一种风气：写文章先拿一个理论模型，然后找几个案例往里套，用理论寻找案例，套完之后文章就写成了，这叫作“依葫芦画瓢”。这种研究方法不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因为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构建理论。实地研究就是对事实的考察，没有实地研究，就很难判断事情的真伪。区域与国别研究（包括欧洲研究）也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仅从书本上了解欧洲是不够的。
其次，加强实地研究也是欧洲研究的迫切需要，缺少实地研究，则很难将欧洲研究做深入。当前，全球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关于“国家”“地区”“民族”等的看法，欧洲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并继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体会到。欧洲的难民问题是个很好的例子，不在现场，很难知道它的真实情况。同样，对欧洲许多国家都存在的少数族裔问题进行研究，也必须通过实地研究才能了解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生存处境以及与本地主体族群的关系等。再如，欧盟内的“边境”问题：从理论上说，欧盟内部不存在边境，但一旦遇到重大危机（例如“新冠肺炎疫情”），“边境”重新出现了，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不通过实地考察是很难说清楚的。
总之，实地研究是把区域与国别研究做深入、做扎实的必由之路，也是产生原创性成果和有影响成果的根本路径。未来的欧洲研究一定要通过实地研究开创新的局面，产生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四、 欧洲研究要有语言基础
语言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本要求，掌握对象国语言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功。因此，“外语”绝不仅仅是英语，把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这些在世界范围内使用较多的语种加在一起，也仅仅是“外语”中的一小部分。一般估计，世界上有数千种被人们日常使用的“活”语言，还不包括可以被看作准语言的“方言”。欧洲有三大语族： 日耳曼语族包括英语、德语、弗兰德语、荷兰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等，拉丁语族包括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等，斯拉夫语族则包括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和塞尔维亚语等，可见欧洲语种之多。用哪一种语言研究欧洲？按照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要求，研究哪一个国家，就需要懂得那个国家的语言。除此以外，因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所以英语又是所有欧洲研究的共同“外语”。
这个特点决定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语言要求很高，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除了要掌握国际通用语言英语，还应该掌握研究对象国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很难想象仅用英语就可以研究德国、法国，更不用说研究波兰和希腊了。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研究，都必须能看懂当地的书籍报纸，能使用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并且要能够做“田野”工作，能与当地人交流沟通。语言之重要，不言自明，在发达国家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都得到了高度重视，例如美国在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初期，就在各高校开设了83 种非通用外语课程。 (18)
从语言能力看，中国的欧洲研究显然强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因为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一直是中国高校的“外语”语种，许多大学外语系都开设这几种语言，培养了很多人才。所以要求研究者用这几种语言研究相关的对象国，并非不可能做到。即便如此，目前中国的欧洲研究（其他的地区研究也是如此） 仍存在语言与研究分离的情况。换而言之，有语言专长的人不进入国别研究，而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人缺少对象国语言基础（英语除外） 。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语言与研究分离的现象相当普遍，在一定程度上也很严重。例如，对2009—2019 年波兰研究方面论文的统计显示，在《俄罗斯研究》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两份杂志所刊10 篇论文中，引用最多的是英文与中文文献材料，还有少量俄文文献，使用波兰语文献的论文极少，仅有1篇。这种情况明显影响了研究的质量，也很难使波兰研究得到真正的发展。
即便对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西欧重要国家的研究，现有大部分论文仍以使用英文文献为主，很少使用对象国文献。这种情况意味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美等国学者的成果，而使用的文献基本上属于二手资料。且不论这些文献经过一次语言转换是否准确或是否被筛选过； 仅从研究倾向方面说，是很容易受到（甚至摆脱不了） 那些二手资料的影响，因此很难做到客观与真实。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要为中国服务，如研究只建立在英美文献基础上则很难达到这个目标。所以，看上去只是在语言上隔了一层，但有没有对象国语言能力，就研究结果而言，却有天壤之别。
这一局面的形成与中国国情背景下的外语教学及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有关。从19世纪末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外语”以来，英语一直是主要外国语，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几乎把‘外语’等同于‘英语’”。 (19) 虽说德语、法语和俄语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学习和教授，但都被视为“小语种”，不大受人重视。进入大学涉外领域学习的学生（如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等），一般只接受英语训练，鲜有学习其他语种的。外语系学生，如果专业是德语、法语和俄语等，其学习课程差不多就是“语言文学”（从“外国语言文学系”这个名称就可看出来），鲜有涉及其他领域的（如外国社会、西方经济思想等） 。如此就把语言学习与国别研究分离开了，学语言的不做国别研究，做国别研究的只用英语进行研究。加之中国长期不重视那几个“大国”之外的“小国”，所以“小国”语言始终没有被提上教学议程。造成的结果是，就欧洲研究而言，英国研究基础最好，研究相对更深入； 德国、法国、俄罗斯次之，研究成果还比较多； 至于其他欧洲国家近乎属于“空白地带”了，如此现状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前文提到欧洲研究应该是“全覆盖”的研究，之所以尚未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和语言能力有关联。所幸的是，国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近几年来，国家主管部门已要求相关高校对世界各国通用语言进行“全覆盖”，在这个要求指引下，中国的外语能力可能会有几何级提升。
尽管如此，仍然存在语言学习与国别研究分离的问题。分离状况若持续下去，则依旧不能促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我们希望看到语言与研究的有机结合，其关键在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区域与国别研究应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培养专门的人才，如欧洲研究，从研究生层面开始培养，一开始就把语言训练和专业学习结合起来，使其在学习阶段就能同时掌握两方面的能力。这种培养模式在欧美国家早就有了，我们可以借鉴。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做一些调整，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培养。就区域与国别研究而言，专门的人才培养已经刻不容缓。
总之，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欧洲研究，未来需要向四个方面努力： （1） 明确全面性的研究定位； （2） 调动多学科的学术力量； （3） 树立实地研究的方法路径； （4） 使用对象国的语言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充分发展应建立在专业研究队伍的基础上，没有专业人才的支撑，以上四个方面都很难做到。因此，欧洲研究从现在起就要着力培养相关人才，根据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要求与规范，培养目前还缺乏的专业人才。
作者简介：胡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1) 本文首发于《欧洲研究》，见钱乘旦、胡莉：《区域与国别研究视野下的“欧洲研究”——关于欧洲研究发展方向的讨论》，《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
(2) 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87—98页；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61页；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9—40页；罗林、邵玉琢：《国别和区域研究须打破学科壁垒的束缚——论人文向度下的整体观》，载《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7—165页；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59—77页；李婷婷：《反思国别区域知识的“本土性”：以韩国发展研究为例》，《公共管理评论》，2019年第2期，第3—14页；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143—155页；钱乘旦：《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载《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发刊词；王缉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载《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1辑，第1—5页。
(3) Craig Calhoun，“European Studies：Always Already There and Still in Formation，”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Vol.1，2003，pp.5—20.
(4) 1964年共建立了9个研究所、35个研究室、1个研究组。参见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263—1264页。
(5) 前身为“西欧研究所”。
(6) 曾用名“苏联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2002年10月改用现名。
(7) 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载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陈乐民：《关于“欧洲研究”在中国》，《欧洲》，2001年第1期，第1—2页。
(8) 引自刘立群：《欧洲学刍议》，《欧洲》，1995年第4期，第79—82页。另可参见周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的欧洲研究问题》，《欧洲》，1995年第2期，第85—89页；沈雁南：《论中国的“欧洲学”建设问题》，《学术界》，2000年第5期，第87—96页。
(9) Francis McGowan，“The Contrasting Fortunes of European Studies and EU Studies：Grounds For Reconciliation？”in Chris Rumford，ed.，The SAGE Handbook of European Studies，London：SAGE，2009，p.545.
(10) 参见陈乐民的用心之作《欧洲文明的进程》，他在该书中说：“我们向来认为，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政治、经济概念，更重要的，它尤其是历史文化概念。其含蕴之深，问题之广，远非我们的学力所能尽致。然而也正如此，我们才感到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勉力为之。”参见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03页。
(11) 舒小昀、冀强、袁勤俭：《〈欧洲研究〉（2003—2007年）学术史分析》，《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9—141页。
(12) 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网站（http：//cssci.nju.edu.cn/［2022-10-01］），选择高级检索项，输入时限条件后即可得到这些结果。
(13) David L. Szanton，“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llectual Trends，”in James D.Wright，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Amsterdam：Elsevier，2001，pp.692—699.
(14) 王延中：《海外民族志研究大有可为》，《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第43—49页；另参见高丙中：《海外民族志：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路途》，《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第20—33页。
(15) 例如，张金岭：《公民与社会——法国地方社会的田野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6) 钱乘旦：《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载《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1辑。
(17) 如王春光、Jean Philippe BEJA：《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107—119页；曹南来、林黎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华人移民基督教：欧洲的案例》，载《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4期，第144—152页；李媛、赵静：《德国浙籍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公民身份研究》，载《德国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3—126页；等等。
(18) Richard N.Bigelow and Lyman Howard Legters，NDEA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s ：A Report on the First 5 Years，U.S.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Bulletin，OE-56016，1964，pp.43—44.
(19) 潘文国：《新时代外语学科建设的多维思考》，《中国外语》，2019年第4期，第1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