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体验东南亚研究：一次逆向文化冲击
谢侃侃
2010年起，笔者赴美国攻读东南亚研究方向的硕博学位期间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荷兰进行了两年的田野调查和档案研究，最终于2019年学成归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虽然回国计划并不像十多年前的出国一般令人畏惧，但这一决定也绝非“拍脑袋”做出的——为了适应国内的学术环境，笔者也尝试进行了各种调整。在国外留学期间，笔者与许多中国的同行们保持着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取了许多关于中国东南亚研究发展现状的信息，也因此了解到国内学术生态的变化。但直到正式开始工作，笔者才恍然意识到，相比十年前，东南亚研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笔者来说，需要努力适应的不仅仅是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更重要的是，国外到国内的转换促使笔者去思考一系列较为根本的问题：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现状如何？在中国学界的语境下，成为一名东南亚研究学者意味着什么？
笔者发现自己夹在国内外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之间，也常常因为自己对西方学术体系更熟悉而感到尴尬。与此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一些令自己惊讶，却被同行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趋势和争论。这种认识论上的不安非常像人类学学者在海外多地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回到本土环境中后感受到的“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对我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但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也促使我对这个领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虽然我受到的系统学术训练是历史学，但本文将不再过多赘述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历程，因为国内外关于相关历史脉络的梳理和研究已足够成熟。 (2) 本文试图借鉴人类学视角，通过笔者的“参与式观察”，反思最近二十余年东南亚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一、 “区域研究”的兴起
我国现代意义的东南亚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最早被称为“南洋研究”。受政府处理侨务工作的需求驱动，华人华侨问题一直是中国东南亚研究学者的主要关注点。 (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南亚各民族国家成立后，南洋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东南亚研究，而政策需求仍然是推动和塑造该研究领域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 (4) 尽管东南亚研究项目由来已久，但区域研究的兴起在中国却是一个相对晚近的现象。直到21世纪，中国学界才大量出现关于区域研究的严肃学术讨论，而大多数区域研究中心的活跃时间尚不足十年。换句话说，东南亚研究的创立比“区域研究”早了至少半个世纪。通常来说，东南亚是中国区域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区域研究项目是在东南亚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互毗邻，该地区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很多新建区域研究中心也将东南亚地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本节将探讨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东南亚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关系，特别是东南亚研究在新兴的区域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近年来我国区域研究的兴起对东南亚研究产生了怎样的重塑作用。
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区域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国际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21世纪初“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投资。2013年，该战略扩展为更具雄心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旨在促进全球近70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随着我国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保护我国在海外利益的诉求也日益迫切。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不仅要求中国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应对领土争端、贸易战、疫情等挑战时也能够及时调整。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增强对世界了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现行体制下的政策和学术研究成果常常难以满足政府及各利益相关方的需要。区域研究的出现与发展即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
该回应最直接的结果是，政府开始对区域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并且明显倾向于与政策制定相关的研究。在过去几年中，许多政府机构大力扶持区域研究，经费投入和相关机会不断增多。这些政府机构不仅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等传统的学术基金管理单位，还包括从事外交、新闻传播、移民、产业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宗教和民族事务的职能机构。由于缺乏特定地区的相关专业知识，政府部门难以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因此经常将研究项目外包给各种专业智库。过去，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机构是开展此类研究的主要单位。但随着相关研究的需求不断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般政府智库的工作已无法全面覆盖，高校学者开始在政策导向的研究项目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进行区域研究可获得的充裕经费与发声机会也引起了高校管理者的注意。为了得到上级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越来越多的高校以区域研究的名义成立智库。截至2019年，全国已有400多个区域研究中心在教育部注册。 (5) 同时还有许多未被官方认证、正在筹备建设的研究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心大多数都是所谓的“虚体机构”，即没有专门的工作空间，也不聘用全职研究人员。西方国家高校的区域研究项目吸引着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而中国的区域研究中心更像是一个特定学科（其中最突出的是国际政治）的兴趣共同体或研究群组。因此，高校的区域研究中心聚集了一批具有相似学术兴趣或政策关怀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甚至在这些研究中心建立之前，成员们就已经在他们的任职院校中有过密切接触和交流。但建立新研究中心对高校学者而言通常是有益的，因为它证明了特定研究领域存在的合理性，这使得学者能够从高校内部以及外部基金机构获得用于发展区域研究的额外经费支持。
中国的区域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政策研究导向的特点。尽管出现时间较晚，但这种对政策研究的强调对东南亚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不仅与中国地理毗邻，在政治经济方面交流密切，在语言、文化、历史方面也有着紧密联系，因此东南亚研究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近年来，南海等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以及与东盟建立互信、与具体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问题对中国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保护该地区贸易及海外投资等议题也不断涌现。 (6) 与此同时，东南亚也成为不断加剧的中美竞争中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 (7) 由于该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中国的政策制定部门对更及时、更深入、更全面的区域研究产生了迫切的需求。因此，政策研究导向的东南亚研究，特别是与广义国际政治相关的东南亚政策研究，成为中国区域研究中最活跃的分支领域之一。
这一趋势最直接的结果是中国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者迅速增加，近年来相关学术会议、研讨会、讲座和网络研讨会的数量激增。虽然很难统计具体人数，但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研究学术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中，可见该领域的繁荣。例如，2019年6月，来自全国各地的242名学者在广州举行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年会上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会期三天，参会者大多数是全职的高校教师。同年，北京、上海、厦门、昆明、南宁等地也举办了与东南亚直接相关的学术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活跃的会议参与者只代表了该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以外还有研究东南亚地区的大批学生。
由于举办学术会议需要政府及高校相关部门的长时间审核，为避免在举办“国际会议”时遇到不必要的行政障碍，导致活动推迟或取消，此类会议的组织者往往特意将参会范围限定为国内学者。因此，各大学都热衷于举办主题宽泛、涵盖多种议题的大型“国内会议”。这类活动不仅风险低、会务组织压力小，而且因为能够吸引大批学者，也比较容易向资助机构交代。如果会议主题太过宽泛，该如何保证区域研究会议的吸引力？为确保学者报名，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业已存在“互惠网络”，即在该领域的主要高校或机构之间建立非正式的伙伴关系，必要时互相支持。学者们热衷于参加兄弟院校组织的会议，即使这些活动与他们研究兴趣的关联度有限。参会者通常希望将来在自己的机构举办类似活动时，之前所参加会议的组织者们能应邀参会。
客观来说，频繁的学术活动有利于促成一个兼具活力和凝聚力的中国东南亚研究学术共同体。然而，笔者将在下文指出，这种会议文化反映了中国区域研究学界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是，区域研究的学术共同体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日益独立甚至孤立的系统。尽管中国高等教育在整体上具有推进“国际化”的强大动力，但讽刺的是，各高校的区域研究项目大多立足国内，对国际合作交流往往不够重视。
二、 东南亚研究的“政策研究转向”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东南亚问题的兴趣给这一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其中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是逐渐显著的“政策研究转向”——针对当代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东南亚研究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与之相对的是人文研究的逐渐衰落和边缘化。下文将对这两种趋势展开详细阐述。
上文讨论了中国区域研究兴起的基本逻辑，以此为背景，东南亚研究的“政策研究转向”也就不足为奇了——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政策研究需求，经费提供机构将大量经费投入到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项目中，使政策类研究逐渐在东南亚研究中占据主流。2007—2017年，国内12本聚焦国际问题的主流学术期刊上共刊登了1470篇与东南亚相关的研究论文，约占总数的16%。 (8) 在这12本国际问题研究刊物中，《东南亚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主要聚焦东南亚问题，其内容涵盖了国别研究（38.3%）、东盟问题（15.31%）、南海问题（12.59%）、双边关系（11.22%）、次区域合作（2.11%）、海外华人（7.14%）和其他（13.33%）。在国别研究一类中，政治类研究数量最多，占总数的40%，其次是关于经济问题、广义上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分别占总数的17%、17%和15%。其中，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因其国土面积大、人口数量多、经济体量大，通常被认为更具有地缘政治影响力和研究价值，因此备受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其次，学者们也对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民主化治理等问题予以不同程度的关注。相较之下，柬埔寨、文莱、老挝和东帝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相对有限，研究这些国家的学者也较少。 (9)
除期刊文章之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推动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过去十年里出版了大量的政策导向型丛书，即“皮书”。“皮书”的想法源自“白皮书”。在西方国家，“白皮书”指的是由政府发表的官方指南、技术报告和重要文件，传统的白皮书侧重于表明官方态度和立场，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皮书”在意涵上更加广泛，囊括了学界学者、产业技术专家和智库研究人员的调查评估和分析报告。其中，涉及国际事务的皮书通常使用蓝色或黄色封面，其内容主要聚焦于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最新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类皮书旨在为政府决策者、企业领导人和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提供最新信息和权威性解读。
至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几十本与东南亚问题有关的皮书，其话题包括但不限于东盟发展、东南亚文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公共性议题，还聚焦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等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皮书”强调内容的时效性，要求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定期贡献其研究成果，进行较为频繁的更新。为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常常将“皮书”项目“外包”给区域研究专家。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机构都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独立完成“皮书”项目，因此“皮书”的编写往往需要专家学者们的通力合作。同时，“皮书”类成果的出现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此类出版物鼓励学者从事政策性研究，而那些需要长期实地考察和档案研究的课题则经常被忽略。此外，“皮书”的时效性强，出版周期短，严谨性有限，相关信息比较容易过时。但必须要承认的是，以“皮书”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不仅满足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政策需求，也为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更多的项目经费和资源支持。此外，皮书还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学者连接起来，增进了东南亚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与凝聚力——这也算是“皮书”为学界带来的意外收获。
不仅如此，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也为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策研究转向”。互联网时代，中国学者能够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料开展研究（尤其是现当代议题的研究）；日益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也能帮助中国学者克服语言障碍、迅速掌握东南亚地区的最新动态。其副作用是，很多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缺乏必备的对象国语言技能，其研究严重依赖二手的中英文资料。
对于东南亚研究学者而言，语言技能本应是需要特别强调的，但现有的学术体系并没有将语言训练看作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聚焦政策的区域研究并不强调使用一手资料。即使没有使用当地语言编写的一手材料，学者们也可以在主流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东南亚小语种的语言课程仅在少数有相关本科专业的院校开设。相比于学术训练，这些院校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在学术研究方面，这些学生既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也没有专业老师的正向鼓励和积极引导；而那些在本科阶段接受过一定学术训练的学生却鲜有机会能系统地学习对象国语言。由于语言习得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就中国目前学术环境而言，这种投入的回报效率较低，因此学科任课老师也不鼓励学生学习对象国语言。相反，在“国际化”需求的推动下，英语能力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环境中受到高度重视，相比于参考借鉴当地语言编写的一手资料，阅读、引用英文文献或是用英文写作、发表论文常常被认为是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工作。
许多学者都逐渐意识到了二手资料和“闭门造车式学术研究”（armchair scholarship）的局限性。但在中国现有的学术生态中，长期的田野调查和语言强化训练依旧难以实现，有限的经费投入更是让这一情况变本加厉——尽管投入区域研究的经费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仅用于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相关的研究。机构和高校难以为想要出国访学、调研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在注重数量而非质量的评价体系中，学者们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内发表学术成果。在良好同行评审制度尚未形成的大背景下，区域研究学者们的声誉、收入、晋升和工作稳定性与所收到的“领导批示”和在SSCI、CSSCI等索引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章的数量密切相关。 (10) 在“政策研究转向”的影响下，与政策性研究相关的期刊有更高的的影响因子，吸引了许多试图在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中立足的区域研究学者积极投稿。
准确来说，因为聚焦政策的区域研究有着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和大量的发表机会，许多从未接触过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决定投身这一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他们的频繁出现、影响力的持续增加和特殊的学术奖励机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也使得许多传统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和学者们纷纷效仿。
三、 东南亚人文研究的边缘化
东南亚研究的政策转向也为长期专注于这一领域的院校和机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后，中国南方东南亚研究的重镇，即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在原有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创建了国际关系学院。这一转变不仅仅体现在学院名称的变更上，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三所院校在学科关注和核心议题上的转变。
这三所院校均位于福建和广东的沿海城市，与东南亚各国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在海外华侨华人方面。这三所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开设了东南亚研究机构，初衷是研究该地区的华侨华人问题和社会政治转型。十年“文革”后，三所院校重建了东南亚研究所，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引领了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复兴和发展。由于冷战期间的出国限制和经费问题，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研究该区域的中国学者都鲜有与国际学界交流的机会。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21世纪以前，归国华侨在建立和开展东南亚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许多归国华侨在东南亚国家接受了基础教育，对当地情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熟练掌握对象国语言。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国内政治动荡，东南亚研究的发展也举步维艰。这一时期，归侨学者们一方面努力培养为数不多的学生，另一方面也与东南亚各国的亲友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私人联系。改革开放后，国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开展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归侨们却在振兴东南亚研究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引入海外华人社团的经费支持。然而，出入境限制和获得最新研究资料的困难使得归侨学者和他们早期的学生们不得不依赖于时效性较弱的文献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因此，包括历史和文学在内的人文研究在归侨的推动下得到了充分发展。
2000年之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出现了“政策研究转向”；与此同时，整个中国学术界也在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下发生了重要转变。2000年之前，硕士研究生往往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就可以在母校获得稳定的教职。但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1994年至2007年间，中国国内培养的博士数量平均每年增长25%，2008年至2015年，每年增长4%，此后稳定在每年6万人左右。换句话说，近十年来，中国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远超美国，位列世界第一。 (12) 其中，理工科培养了绝大多数的博士毕业生，但同期人文社科的毕业生数量也出现了稳定却不均衡的增长。由于各类企事业单位旺盛的用人需求，人们通常认为法律、经济学、政治学等更加“实用”的社会科学学科就业前景较好。相比之下，历史、文学、艺术和文化研究等学位则被认为是“若不在相关领域从事研究工作则用处不大”的。 (13) 为响应政府“培养符合我国迫切战略需要的专门人才”之号召，大学管理者们也逐渐将资源向应用领域，特别是与政策制定相关的学术领域倾斜，进一步加重了学科偏见。 (14) 因此，大量学生舍弃了自己对于特定知识领域的追求与好奇心，涌向了那些强调就业与实用性的学科中，许多以政策研究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学院和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高校中迅速发展起来。
在东南亚研究领域，这种趋势与大批归侨学者的退休几乎同时发生，具体表现为过去20年间，该领域出现大量的职位空缺。几十年来，归侨们所培养的学生数量有限，不足以填补如此多的空缺，少量毕业于人文研究方向的学生也远不能满足东南亚研究（广义）的实际人才需求。此外，许多人认为归侨学者们的研究和教学方法过时，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的快速发展。同一时期，强调使用西式“科学方法”的学术范式开始在各个领域中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为定量研究优于定性研究，认为数据比文本更可靠。许多年轻学者轻视归侨学者及其学生所从事的人文研究，认为这类研究“重描述轻分析性”且缺乏“科学性”。随着越来越多应用社会科学背景的人才填补了传统东南亚研究的教学科研岗位，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出现了重大变化，“政策研究转向”进一步增强。
实际上，这一趋势与过去2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根本性转变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政府决策者和有影响力的教育工作者致力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以增强中国大学的全球竞争力。在实践中，大学管理者通常会将这一号召理解为在加强高校思政建设的基础上，学习效仿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以此来提升大学的国内、国际排名。在这一过程中，理工科受到的转型阻碍较小：一方面输送大量学生到西方留学、聘请大量接受过西方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来华任教，另一方面鼓励学者在有较高影响力的英文期刊发表文章，并与西方大学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在“国际化”转型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而这样的努力也使得大量中国高校在不同的排名体系中尝到了甜头，“国际化水平”也成为衡量学术项目优劣的关键指标。
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也顺势而为。在西方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不断增多，而中国高校也越来越倾向于聘用具有一定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学者。相反，受日益激烈的大学排名和国际竞争压力的影响，中国高校对东南亚国家（除新加坡之外）授予的学位认可度较低，甚至年轻学者自己也看不上这样的学历。近年来，在财政的大力支持下，顶尖中国大学的排名全方位超过了东南亚国家的大学。许多人因此认为，如果能够就读于国内名校，那么在发展中国家排名较低的大学中攻读研究生学位是毫无意义的。从学生视角来看尤其如此，因为这样做对就业没有实际帮助且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
相较之下，人文学科反应相对“冷淡”，并没有积极顺应“国际化”趋势，受西方模式的影响较小。但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大学，尤其是南部高校开设了东南亚国家语言的本科专业。这些专业既满足了商贸、媒体、旅游及政府部门日益增长的用人需求，也与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与该地区的政治、经贸合作的战略方针一致。而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时往往可以获得比相同学校其他专业更高的薪酬。依照小语种专业的培养计划，本科生需要接受为期四年的高强度语言训练，其中包括在对象国合作院校进行一学期至一学年的学习。毕业时，这些学生可获得较好的语言水平，对对象国也具有较为全面、丰富的认识，这样的学术训练使得他们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具备从事各种原创性研究的能力。
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小语种毕业生中仅有一小部分人选择继续进行东南亚研究。一方面是受中国大学研究生录取机制的限制。我国的研究生录取一般是通过考试而非申请，这样一来，相比接受专业学科训练的学生，接受四年语言训练的学生竞争力较弱。其次，对于小语种毕业生来说，研究生学位并不意味着更好的就业前景——很多东南亚小语种专业的毕业生在本科结束时就能轻松地找到高薪工作，而研究生学历对就业的价值加成并不明显。尽管中国高等院校源源不断地引进高学历人才，但是东南亚人文学科的就业市场却是有限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这让很多年轻学生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进入这个研究领域。
此外，在国内独特的社会、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影响下，人文学科的学者们逐渐发展出一套独有的兴趣、偏好、写作风格和学术传统。近年来，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强调学术工作的普适性，并致力于在国际学术界贡献“中国声音”。但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却有所不同。他们首要关注的仍然是国内学术共同体的需求，鲜少参与国际交流。因此，相比社会科学学科，人文学科的转变较小。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研究学者通过海外留学、访学、工作等经历接触西方学界，但是相比理工科，他们仅占据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人文社科学者在海外学习工作时都更倾向于从事与中国直接相关的课题研究。这样一来，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不仅数量少，且研究关切也多与广义上的“中国影响”相关。毋庸置疑，中国学者的确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了解他们的祖国，这样的知识背景也构成了他们在西方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独特优势。事实上，很多中国学生之所以能够被国外高校录取，也正是因为这些院校重视“中国视角”，且看重中国学生所具备的多语技能（中英文+X）。
但这样的趋势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为了能够在西方学术界立足，中国学者只能很局限地选择那些与中国相关的课题。为抗衡更为普遍的西方中心主义，他们的学术导师也会有意无意地鼓励他们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课题。为数不多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东南亚研究者，包括笔者本人在内，都在研究中或多或少涉及了中国和华侨华人问题。而这正是矛盾所在——想要“走出去”“国际化”的初衷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具体情境中的中国中心主义”（situational Sino-centrism）。从中国和华侨视角出发研究东南亚问题，许多在西方国家学习工作的中国学者都感到动力与压力并存，似乎这是与国际学界形成学术对话，为世界东南亚研究做出贡献的唯一可行路径。与印尼学者贺严多（Ariel Heryanto）的经典论述“东南亚研究中是否存在东南亚人”相呼应，中国学者是否能够摆脱其固有的“中国视角”来谈论东南亚问题？ (15) 鉴于目前西方国家的学术生态，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对笔者而言，回到中国之后似乎开启了更多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尽管中国中心主义无疑在中国国内更为普遍，但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这种视角偏见的存在并经常性地批判其缺陷。
四、 机构建设路径的新尝试
尽管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但一个积极的趋势是：随着区域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近年来东南亚研究也发展迅速。许多学者不再将东南亚研究视为一个“狭窄、边缘且无足轻重”的领域，经费投入的增加、新机构的成立、现有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公众和学界的关注度增加都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
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号召相呼应，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研究”的学术争论也十分激烈。 (16) 毫不意外的是，中国学界普遍把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作为参考框架。许多中国学者撰文探讨“二战”后美国区域研究的兴起，认为中国应该效仿美国的模式，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推动区域研究的发展。具体来说，中国学者参考借鉴了美国在1958年发布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EDA），敦促中央和地方政府增加对区域研究的财政支持，并致力于实现区域研究在多个层面上服务国家利益和战略需要的目标。 (17) 此外，区域研究的倡导者通过讨论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美国区域研究的整体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断强调私营机构参与的必要性。 (18) 此外，中国大学在建立区域研究中心方面也热衷于学习美国同行的经验。许多中国学者将哈佛燕京学社（HYI）、芝加哥南亚研究委员会（COSAS）和康奈尔大学东南亚项目（SEAP）等机构视为最具学术权威的示范性区域研究中心。 (19)
除真诚的赞赏和学习外，中国学界也指出了美国区域研究的不足之处。有的批评者认为区域研究是冷战产物，主要为美国政府的政治议程服务。这种批评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认为区域研究是美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此逻辑，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区域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模式，促进了美国霸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20) 因此，尽管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借鉴美国区域研究模式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仍有人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如果只是简单地移植美国模式，可能会像中国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因此，区域研究的倡导者们强调，中国的区域研究必须包含“中国特色”以适应截然不同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当下，中国的区域研究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在中国现有的学术体系中定位区域研究，尤其是如何平衡区域研究与现有的学科之间的关系。 (21) 这个问题对西方学者而言并不陌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区域研究出现以来，对区域研究和现有学科之间关系的争论层出不穷。对此，美国的普遍做法是将区域研究中心建设为跨学科枢纽，将来自不同院系的、拥有相似区域关注的学者联系起来。尽管如此，相比于其他项目，一些区域研究项目在聘用研究员、授予学位、运行出版项目和管理图书馆馆藏方面享有更多的独立性。大学进行区域研究的方法可能因教师专业方向、学生兴趣、行政结构、财政资源和项目发展轨迹而异。总的来说，美国大学可以相对自由地建立新的学科体系和区域研究中心，也可以决定是否对旧的项目架构进行重组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然而，在中国，重组现存学科或建立新的区域研究中心并不容易，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公立大学为主且资源配置高度集中。一方面，大学享有依托学科或院系资源，组建“虚体”研究中心的自主权。这样的虚体通常是单一学科的延伸，而非跨学科的交流平台。由于学科是大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与拥有牌匾、网页和少数教职员工的兴趣共同体相比，虚体机构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建立所谓的“实体”机构，即独立于现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要复杂得多。高校开设具有实体地位的区域研究项目，必须严格遵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官方指导方针《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官方认可是获取稳定的财政支持、为教职员工提供薪酬以及招收学生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这样，区域研究中心才能真正独立运作。值得注意的是，区域研究在学科目录中还不是官方认可的一级学科。因此，大学需要将区域研究确定为现有一级学科的“子学科”，例如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世界历史或外国语言文学等。 (22)
与其他区域研究项目相比，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和独特的发展轨迹。近年来，随着区域研究的兴起，大学东南亚研究的路径受制于多方因素，包括现有学科设置、财政资源的多寡、政府支持，以及来自各方面的竞争。在此，笔者将介绍以下三种主要的机构建设路径。
（一） 路径一：综合性大学的区域研究院(https://www.daowen.com)
第一种路径是建立覆盖世界各地区的独立实体区域研究中心。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少数几所重点研究型大学有能力建设这样的综合中心，因为其具备良好的学科基础，可靠的资金支持，研究世界特定区域的悠久传统，并且与高层决策者的关系密切。由于东南亚研究具有良好的历史积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此类大学通常将东南亚研究视为其建立覆盖全球的区域研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早在 2018 年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区研院）之前，北京大学就已有研究东南亚地区的悠久传统。外国语学院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缅甸语、菲律宾语、印度尼西亚语、泰语和越南语语言文学专业。至少有两名历史系教员进行东南亚相关研究，聚焦环境史和华侨华人史。国际关系学院合并了冷战期间成立的亚非研究所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其师生的研究大多关注东南亚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与西方地区研究中心一样，区研院的主要目标是建设一个跨学科平台，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联系起来，组织吸引区域研究专家的学术活动，并将校内资源汇集到一个更为高效的机构中。然而，与大多数美国同行不同的是，区研院还兼具大学智库功能，定期发布政策研究报告，以满足政、商、学界不断增长的需求。区研院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招收研究生。为了符合《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要求，区研院目前暂时通过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进行招生。虽然区研院和外国语学院通过相同的二级学科招生，但这两个项目的跨学科研究路径略有不同。前者弱化注册学籍，为学生进行跨院系学习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相比之下，后者更强调高阶的语言训练和人文学科内的跨学科性。 (23)
与北大区研院相对应的是清华大学的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地区院），其前身为2011成立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与北大不同，清华热衷于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其主要优势在于科学技术领域。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华通过聘请和招收在西方和中国高校培养的顶尖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了几个规模不大但实力雄厚的院系。尽管这些顶尖学者中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区域研究的专家，也没有教师从事与东南亚直接相关的研究，但清华却通过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招收了一大批受过外语训练或具备东南亚研究背景的学生。该项目期望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在入学后接受扎实的历史学、法学、人类学或政治学的学科训练，从而获得进行原创性研究的能力。依靠充裕的经费支持，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的学生通常会在对象国学习一年，之后在西方一流大学交换一年。自2017年重组以来，清华地区院为发展中国家项目的毕业生提供了在该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就业机会。在继续从事现有研究项目的同时，留任的助理研究员们还可以向低年级博士生们提供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具有一定实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研究项目逐步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区域研究机构。
同样，上海的复旦大学也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院，其中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对东南亚展开的政策研究可圈可点。然而，与北大和清华不同的是，复旦的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外交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致力于成为 “世界级大学智库”。因此，其学科交叉的概念更集中体现在政治学领域。
（二） 路径二：外国语大学的“学科化”尝试
进行区域研究的第二种路径是外语专业的所谓“学科化”尝试。效仿苏联模式，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西安和大连建立了许多专门教授外语的大学（外语院校）。这类大学最初的目的是培养从事外交和情报工作的人员，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与全球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合作。由于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地理毗邻且历史上联系紧密，许多外国语大学在成立之初便开设了东南亚语言专业。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和企业需求的不断增长，外国语大学又设立经济、传播、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学科类目虽不断丰富，但大多数学科仍然十分薄弱。同时，“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在经费分配、教师聘用、招生和学位授予等方面仍然占据着学校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区域研究的兴起为外国语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许多外语院校在增设学科的同时，也开始在 “外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下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课程，希望区域研究和语言教学相互促进。
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亚洲学院进一步扩大了教授语种的数量，开设了覆盖东南亚各国的本科专业。此外，亚洲学院还设立了一个区域研究项目，聘用了历史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他们本身未必是语言专家，却采用不同的学科方法对亚洲不同地区进行教学和研究。同样，北京语言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也利用其“外国语言文学”的基础，结合其他学科的优势，开设了区域研究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采取的路径略有不同，在一级学科“政治学”下创建了 “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同时整合了其语种专业的资源。尽管存在一定区别，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其中的共同点：中国各地的外语院校通过双向的“学科化”尝试积极推动区域研究的发展。具体而言，一种方式是在语言教学与科研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尝试，另一种则是利用强势的语言项目来培育孵化新的学科。
（三） 路径三：具有地方特色的东南亚研究
区域研究的第三种路径，笔者称之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研究”。与北京和上海经费充沛的重点研究型大学和语言课程覆盖面极广的外国语大学不同，地方大学能够投入到区域研究中的资源十分有限，无法建立学科门类齐全、地理区域全覆盖的研究机构。因此，地方大学的区域研究项目往往聚焦于少数几个可以反映其竞争优势、符合当地政策需要的地区。对于中国南方的大学来说，发展东南亚研究具有合理性且优先级较高。广东和福建的高校有研究东南亚地区的悠久传统，这是因为这两个省份与东南亚（尤其海岛地区）的历史联系密切，华侨华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广西和云南的大学则优先发展与中南半岛国家相关的研究，因为邻近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宽松的边界为地区间的人员和商品流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如上所述，区域研究的兴起加速了南方省份东南亚研究的“政策研究转向”，对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传统机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机构最初以研究东南亚侨务为中心。不过，上述三校已逐渐将重点转向该地区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尽管上述研究机构在转型后仍然聘用着大量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学者，但都更名为国际关系学院，隶属于“政治学” （国际问题研究）一级学科之下。厦门和暨南的相关机构在更名为“国际关系学院”后仍然保留了“南洋研究院”和“华侨华人研究院”的别称，以展示其历史渊源。中山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则完全摒弃了“东南亚研究所”的称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各省区域研究的“分工”并非中央集中规划的结果，实际上与路径依赖和激烈的省际竞争密不可分。二十多年来，广西和云南一直在争夺“中国—东南亚交流门户”的地位。云南吸引了六个东南亚国家在省会昆明设立领事馆，而广西南宁也旗鼓相当。此外，南宁还获得了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会址的殊荣。 (24) 各省政府大力扶持东南亚研究（特别是非通用语和国际关系研究）项目，希望进一步巩固其门户地位。在其影响下，广西的多所大学建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特别关注东盟和越南。云南的高校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机构，聚焦于大湄公次区域和缅甸。近年来，云南将自身的战略定位调整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推动了南亚研究在云南的高速发展。反映这一转变的最生动案例也许是云南省社科院频繁而不必要的期刊更名：在短短十年内，该刊由《东南亚》更名为《东南亚南亚研究》，随后又调整为《南亚东南亚研究》。
五、 结语
21世纪，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崛起促使人们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深入了解的需求增加，从而推动了区域研究的快速发展。尽管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出现比区域研究早了至少半个世纪，但后者的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了前者，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吸引了大批学者进行政策导向的研究。“政策研究转向”不仅反映了东南亚研究范式的转变，也与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转型中普遍存在的大趋势相一致。
一方面，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的全面扩张为学者研究东南亚问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他们的专业知识与各个领域和行业的需求相契合。而另一方面，东南亚研究面临着来自学术界内外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包括但不限于高校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的评价体系，在继续推动国际化的同时加强思政建设的矛盾，对排名、声望、经费支持的盲目追求等。此外，东南亚研究还深受当下中国社会日益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影响，这种氛围强调实用主义、投资回报和特殊的政治正确。语言专业的快速增长、短期政策研究的绝对主导、人文学科的进一步边缘化同时发生，使得东南亚研究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各高校根据各自的学科基础、语种覆盖、教师专长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探索了新的区域研究机构建设路径。
笔者在思考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现状时，不禁将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区域研究的黄金时代进行对比，当时该领域在美国蓬勃发展，充满机遇、资源丰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东南亚研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主要魅力在于它似乎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其结果是使学生们觉得自己像是考察未知社会和领域的探索者。” (25) 与美国的发展轨迹类似，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也从过去20年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受益。也正因如此，该领域目前充斥着喧嚣和希望。然而，中国与美国东南亚研究最重要的区别是，该领域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个真正“全新”的领域。也就是说，中国东南亚研究在继承既有学术传统的同时，也经历着很多根本性的新变化。中国东南亚研究是否也会像该领域在美国那样，在越南战争后走向衰落？还是说，考虑到中国与东南亚互为近邻并且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东南亚对中国的重要性永远不会消退？这些问题尚无定论，但中国学者们应该且有必要勇敢地走出去，更加积极地为世界东南亚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谢侃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1) 笔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CSS020）对本文研究的支持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学者沙龙”参会者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英文版发表于《东南亚研究学刊》，参见Kankan Xie，“Experienc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A Reverse Culture Shock，”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2，no.2（2021）：170-187。本文中文版首发于《北大区域国别研究》，见谢侃侃：《在中国体验东南亚研究：一次逆向文化冲击》，载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编委会编：《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第5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
(2) Wang Gungwu，“Two perspectives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 and China”，in Locating Southeast Asia：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ed. Paul H. Kratoska，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5）；Saw Swee-Hock，“A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ed. Saw Swee-Hock and John Wong（Singapore：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06）；Liu Hong，“Sino-Southeast Asian Studies：Towards an alternative paradigm”，Asian Studies Review 25，3（2001）：259⁃83；Park Sa-Myung，“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Progress and problems”，in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Korea and beyond，ed. Park Seung Woo and Victor T. King（Singapore：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13）.
(3) Leander Seah，“Between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Nanyang studies，Chinese migration，and National Jinan University，1927⁃1940”，Translocal Chinese：East Asian Perspectives 11，1（2017）：31⁃3.
(4) 唐世平，张洁：《中国东南亚研究现状：制度化阐释》，《当代亚太》2006年第4期，第5页。
(5) 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146页。
(6) 中国政府通常将五大“核心利益”定义为：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平发展；国家统一。参见Jinghan Zeng，Yuefan Xiao and Shaun Breslin，“Secur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The state of the debate in China”，International Affairs 91，2（2015）：259⁃62；Jinghao Zhou，“China's core interests and dilemma in foreign policy practice”，Pacific Focus 34，1（2019）：33
(7) David Shambaugh，“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4（2018）：86⁃7.
(8) 2000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缩写为CSSCI），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引用情况。大学管理者普遍以该指标作为评估学者个人工作和评定学科知名期刊的标准。CSSCI将区域研究归为“国际问题研究”类，尤其强调国际政治研究，而这种分类方式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9) 罗仪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现状（2007—2017年）——基于国内主要国际关系期刊论文的分析》，《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9月第5期，第74—101页。
(10) 与CSSCI类似，中国大学的管理者将科睿唯安的商业产品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为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缩写为SCCI）作为评判国际知名期刊（尤其是英语期刊）和评估学者学术产出的重要标准。
(11) 廖建裕将第一代定义为出生在中国大陆并且在中国大陆完成基础教育的华侨学者，而归国华侨属于二代华侨学者。参见廖建裕，代帆：《近三十年来研究东南亚的中国学者：一个初探性的研究》，《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4期，第4—15页。
(12) 《近四十年来，我国累计招收近130万名博士研究生》，2019年9月24日，https：//kaoyan.eol.cn/nnews/201909/t20190924_1684506.shtml，2020-12-28。
(13) 《文科生太多了：中国央行论文意外引发文科无用论之争》，2021年4月20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6800291，2021-05-21。
(14) 宁琦：《社会需求与新文科建设的核心任务》，《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3—17页。
(15) Ariel Heryanto，“Can there be Southeast Asians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Moussons 5（2002）：5⁃7.
(16) 钱乘旦：《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载《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i—v页。
(17) 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59—77页。
(18) 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61页。
(19) 高子牛：《作为跨学科组织的研究中心：以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为例（1950—1975）》，《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2期，第116—133页。
(20) 张杨：《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6—163页。
(21) 王缉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载《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1辑）》，第1—5页。
(22) 张忞煜：《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史》，工作论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年，第4—9页。
(23) 宁琦：《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以北京大学为例》，《外语界》，2020年第3期，第36—42页。
(24) 李秀中：《广西和云南“较劲”20年，谁将是面向东南亚的门户？》，2019年8月29日，https：//www.yicai.com/news/100313388.html（2020-12-17）。
(25)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徐德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