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
牛 可
一、 理解地区研究创生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扩展到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大片土地，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其中许多地区的军事占领和行政管理任务。 (2) 在美国以外土地上规模空前的国家政治军事行为对海外知识和语言能力产生了巨大需求；而美国缺乏欧洲老牌国家那种与殖民地治理术相联系的海外知识储备，甚至也缺乏“战略情报”观念及这种观念下的制度配置和工作领域。由此美国对域外地区各类知识的短缺一时之间凸显出来，成为须加应对之急。一战以来对“总体战”已有深入理解的美国陆海军对此知之甚深，在战争初期即着手应对。
1942年初以来，在因应战争需要而开展的大规模培训活动中，美国军方以“地区和语言”为名，启动多项关于海外行动所需知识的培训项目，包括：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1942年12月建立）所属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y Curriculum，FAL）、陆军的“民政事务培训学校”（Civil Affairs Training Schools，CATS，1943年夏季开始），以及海军的“军事政府和管理学校”（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这些培训项目都借重军队以外的资源，与大学建立合同关系并把项目设在大学，广泛征召大学里的专家制定培养计划、课程大纲并承担教学任务。参与军方项目的各高校经历了有关海外地区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科学（尤其是地理学和人类学）课程方面史无前例的扩张。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之下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项目有55所院校加入，参训人员在1943年12月达到高峰，为13185人。 (3) 除大学和学院外，美国学术团体和大基金会也介入战时海外知识的开发和培训。 (4)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ACLS）、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很快参与襄助军方项目，于1942年6月决定联合组建“民族地理学委员会”（Ethnogeo⁃graphic Board），利用史密森学会的资金和设施，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获取资助，一方面致力为军方培训项目提供支持，并直接提供军方所需的“世界地区”（world regions）知识；另一方面有意识地梳理地区研究现有资源，在参与地区研究培训的各种机构之间联系协调，承担地区研究实践的“情报交接所”（Clearing House）功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在一段时间内将民族地理学委员会视为其在地区研究方面兴趣的代理。 (5) 而以参与战时项目为契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扮演某种中枢领导角色、被称为美国社会科学的“旗舰组织”（Flagship Organization）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6) 生发出领导、发动和规划战后地区研究的意图和行动。
战争时期迅猛增长的军事情报，特别是在新的“战略情报”理念下开展的工作中，也有很多可归入后来所谓“地区研究”的内容和要素。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创始人多诺万（William J.Donovan）在该机构初创时期就促请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帮助他编制学术顾问备选名单，其中很多人入选是基于其在对外研究领域的专长。特别是战略情报局的下属部门研究分析处（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由著名外交史和欧洲史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威廉·兰杰（William Langer）领导，从一开始就按照地理区域组织研究工作，并在美国各大学寻访征召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有地区和语言专长的学者。先入者把自己的同事以及博士研究生带进战略情报局，后来者又继续把他们的同事朋友拉入，使得研究分析处像一个快速滚动的雪球，在短时间内膨胀扩张，最盛时聚集了大约900名学者。战时情报活动涉及敌国、友方以及战事所及之地的多方面情报采集分析，具有明确的对外研究性质，且呈现突出的跨学科协作和当下关切（presentism）取向，这些特性正是战后地区研究的突出属性。 (7) 战略情报局及各军种情报机构成了某种史前阶段“地区研究”的活动平台，二战情报工作经历是后来一些社会科学家从常规学科“改宗”（conversion）进入地区研究领域的契机。由此战时情报活动——以及当时与情报机构相联系的战时宣传活动，如在战争信息办公室（OWI）下进行的活动——也与战后地区研究建立了历史联系。 (8) 不过，显然战时情报活动这一领域并没有像军方地区和语言培训项目那样，从中衍生出对战后地区研究的思考和规划的系统工作。
知识的领域和国家权力的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交叠汇合，成为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知识构建事业、学术体制改造工程和学术思想运动的美国地区研究之创生史的开篇。
所谓地区研究的创生史，其基干部分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在1943—1953年的大约十年间，美国社会科学家领导共同体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为最主要的组织平台，通过倡导、研议、调查、论证、规划、评估、组织协调以及面向公众的传播和教育，在美国学术体制和知识生活中启动、培育和推进社会科学导向的、多学科参与的对美国以外之世界的研究。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创生，不是学术生活积累性变迁和“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一项托马斯·本德所说的“长期智识议程”（long⁃standing intellectual agenda） (9) ，或者说是一项包裹着激切的变革意图而且有规划、有领导、有组织的学术构造工程和大型学术运动。
当然，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平台上所发生的并不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全部。这是因为：第一，远在地区研究创生之前的19世纪，美国就有与“业余绅士”（gentlemen amateurs）学术活动、基督教会海外传教活动以及国际商业、国际旅行相连带的非职业化域外知识的绵长传统，同时域外知识也以欧洲式“古典学”“东方学”的形式缓慢、零散地进入了新的研究型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由这两种传统汇合而成的美国国际知识储备大体存在于大学人文学术范畴之中，虽然一般关注古代典籍和古代问题、偏重海外语言和语言学（philology），与后来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地区研究有根本差异，却是战后地区研究一个局部的但也是必然的遗产。第二，1930年以来出现了一些学者以个人努力拓展海外研究的令人瞩目的情况，继而少数高校开始设立东方学传统下的东亚、中近东等系科，同时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对西欧、东亚的研究与人类学对拉美的研究形成最初集结，由此出现更接近战后地区研究的学术形态和因素；而在大约同一时期，大基金会（尤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也开始推进零散的地区研究试验。因此，地区研究的规划活动有了最初的根据和基础。而在二战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平台上开始展开“中央规划”实践的同时，在各个高等院校、学术团体（如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远东学会［Far Eastern Society，1943年建立］）乃至学者个人学术事业的层面，“斯拉夫”、“远东”、“中近东”、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领域各自的学术史也在生成和发育。这种呈现为个别地区和国别研究领域、高校地区研究团队和项目 (10) 乃至个人学术志业不同层次上的学术史，也是地区研究创生和演进历史的组成部分，而这后一部分作为“分支”的历史与作为“基干”的地区研究之“中央规划”的历史之间的联系有如树的枝与干，共同构成地区研究历史的完整结构。然而无论如何，地区研究都不应只被视为各自出生与发育着的、对个别海外地理区域和国家的研究领域（如拉丁美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中国研究）的简单集合，而是美国社会科学在经历了19世纪晚期以来以常规学科构建为主的初期阶段之后，有着共同的社会科学认识论思考、学术文化偏好和国际主义理念的学术共同体，在20世纪中叶以世界战争的重大国际危机为契机重构社会科学的大型学术运动。
美国国际知识的规模、格局和形制在本文所述之地区研究十年创生史中发生巨变，此中根由和机理首先在于这一学术进程同时具有知识构建、学术体制改造和学术思想运动的内涵、性状和风貌。二战以前，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虽大多以实证主义和普遍主义自期自许，但其眼界和经验采集空间多囿于北美、西欧，总体上弃置不顾世界其余部分，尤其不以广大非西方文明区域为当然研究对象。国际知识虚弱、零散，其规模、水平均远不如欧洲传统学术大国，而且在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中存在边缘化现象而缺乏制度基础。直至二战前的194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的15万教师中仅有200人从事与外国有关的研究，而当年获得国际研究方面博士学位者不超过60人，而且大多数研究古代问题。美国关于海外世界的知识生产传播仍主要靠传教士、旅行家、外交官、记者和商人，学术界贡献微薄。麦考伊在考察二战前美国国际研究状况之后称：少数海外研究学者无非是“盲瞽之国，独目为王”（In the land of the blind， the man with one eye is king）；相对于对海外知识的巨大潜在需求而言，更是“杯酒难解大渴”（small beer for thirsty times）。 (11) 尽管关于中国的知识相对其他各国来说还算比较充实，但时人仍因深感于对中国的无知，而发出“我们和中国的距离，几乎和月亮一样遥远”的感叹。有学者回顾说，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学术意义上，特别是就社会科学而言，在美国知识的世界地图上除西欧之外的其他地区实际上都是“未知区域”（terra incognitae）。 (12) 而经十年创生史完成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界定和组织创建，继之以后续一二十年的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末，地区研究已在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和高等教育的知识体系中占据庞大比重，且以跨学科的中心和研究所为主要组织形式牢固嵌入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之中。这一巨变，仅靠汇总各地区国别研究和高校地区研究史，乃无从得到深入、准确的理解。然而，社会科学史、高等教育史和学术思想史等相关领域对地区研究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地区研究创建阶段的历史尤其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细致的记述和清理。以往数量本就不多的研究即使注意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其他组织所进行的研议和规划活动，也未加细密述说和周详解读。 (13)
地区研究的创生史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甚至遗忘了的重要历史篇章；而缺少了对这一篇章的深入认识，对理解战后地区研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可能导致认知偏差， (14) 对理解美国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乃至更广泛的公共智识生活也可能构成或大或小的缺失。 (15) 笔者在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美国社会科学中所占据的战略性地位，特别是它在1943年以后那个关键历史环节上在地区研究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强有力的中心领导作用，所以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历史档案文献的研究将集中深入地呈现地区研究创建的历史篇章，而更细致周详的地区研究创生史则有可能修正和改变关于地区研究一些模糊或者片面的通行认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组建或者参与的地区研究专门委员会，其组织平台上所展开的讨论、制定的思想和行动议程，其与大学、学科学术组织和其他学术组织、基金会和政府机构展开的沟通联系和合作协调，其在对地区研究加以界定与合法化论说时所引入的新学科观念和话语要素，其所主持的研究状况调查和召集的各种层级的会议，特别是所发布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丰富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定了美国国际知识的形制、内容、特性和发展方向。
二、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平台上的地区
研究创生史：一部学术规划史
二战期间美国军方项目在大学的大规模实施，在美国学术界的一些部分，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 会以及基金会和一些大学中，引发了对美国海外知识匮乏的紧迫感，也促生出关于构建地区研究的长远考虑——超越当下短期的、应急性的战争需要，从美国社会科学、美国高等教育乃至美国文化构造的长期目标着眼，使战争期间开始的地区研究获致高标准的学术专业化品质，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生活的永久组成部分。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着手对地区研究现有人员和设施资源进行调查，也展开了一些相关的研议和协作组织活动。此中产生了地区研究创建时期最初的一份调查报告，即《芬顿报告》（Fenton Report）。 (16) 应军方项目而生并与之密切配合的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其成员将战后地区研究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战后地区研究的规划者和领导者之最初的集结。如民族地理学委员会成员中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和温德尔·本尼特（Wendell C.Bennett）日后都转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地区研究领导组织并发挥了突出作用。
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出于其对美国社会科学在战后发展趋势的考虑，以及大转变时代需要社会科学做出重大转变和总体规划的明确思考，于1943年1月单独组建其下属的世界地区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该委员会旋即委派专任秘书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起草一个“声明”，旨在提出对大学和政府的地区研究加以“指导”的“原则和政策”（principles and policies）。2月底，初稿撰成并提交世界地区委员会讨论，是为《汉密尔顿报告》（Hamilton Report）。 (17) 经委员会讨论修订，当年6月正式版本以“社会科学中的世界地区”为题，被散发到政府部门和各大学领导层。 (18) 《汉密尔顿报告》篇幅不长，但视野宏阔、立旨长远，是地区研究创建进程中第一份宣言和行动纲领。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内部，《汉密尔顿报告》还表达和引发了一种领导地区研究的强烈意愿。在9月的一次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高层会议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问题和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最主要的倡议、规划和审议机构）主席泡芬博格（A.T.Poffenberger）在向理事会主席所做报告中以大篇幅谈及世界地区委员会的工作，他大段引读《汉密尔顿报告》原文后发问：“理事会难道不能、不应该在这个（地区研究）计划中发挥领导作用吗？” (19)
《汉密尔顿报告》发布以后，世界地区委员会的工作终止。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领导和规划地区研究事业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地区研究的长期规划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高层以及问题与政策委员会中的研议擘画并未停止，而且与大基金会尤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就此保持密切联络和协商。问题和政策委员会委任了一个专任小组考察现有项目，以期跟踪地区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并相应地制定工作方略。这样，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始以比民族地理学委员会更系统深入和更多学理性的方式推动对地区研究的整体思考和长远规划。1944年3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秘书处两位成员韦宾克（Paul Webbink）和杨（Donald Young）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在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开展地区专业化规划的社会科学思考》（Social Science Considerations in the Planning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的备忘录，着意从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之角度阐述地区研究的目标和功能，进而申述地区研究作为学术专业的标准和要求，试图给出“地区专业化的必要内容”，为地区研究的规划在学理上做进一步的概念廓清。该备忘录还讨论了地区研究的学科基础以及各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明确主张未来的地区研究应由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和语言学科）主导，并在其中实现多学科整合。 (20) 《韦宾克-杨报告》（Webbink⁃Young Report）是继《汉密尔顿报告》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阐述其在地区研究方面意图和思想的又一份重要报告。1944年4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董事会成员、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写成《教育和研究中的地区项目》（Area Program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一文（即《雷德菲尔德报告》（Redfield Report）），提交大学社会科学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并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散发到与《汉密尔顿报告》相同的范围。 (21)
因应战时需要而建立的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在1944年之后工
作任务逐渐减少，战时应急性地区知识人员培训和研究活动也转入收尾阶段。在二战已经结束的1945年9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全国研究理事会三方联络组织“理事会联席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Board of Associated Research Councils，1944年春设立）决定，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于12月31日终止，以6个月时间进行相关资料移交和收尾工作。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全国研究理事会又于1945年底共同委任接替民族地理学委员会的“世界地区研究考察委员会”（Exploratory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委员会包括6名成员，但其中最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显然是来自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方面的两位成员，即担任主席的霍尔（密西根大学教授、地理学家，美国的日本研究先驱之一）及本尼特（耶鲁大学教授、人类学家，拉丁美洲专家）。联合委员会的任务被规定为考察与世界地区研究相关的各种问题，并在获得三个理事会共同授权的情况下制订地区研究领域的行动方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说明建立联合委员会的动机时强调自身的考虑：“根据世界地区对研究和教学加以组织的相关问题，自战争初期以来即引起理事会的密切关注。”面对二战期间地区研究加速发展的情况，理事会“认识到自身在这种局面下的责任，并为霍尔先生关于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和机遇的认识所引导，主张建立一个关于外国地区和文化研究的委员会” (22) 。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具有与美国大公益基金会类似的科层制式的“组织刚性”，而且自成立后积累了学术组织和规划的大量经验，同时承袭了美国自进步主义时期“社会调查运动”（social survey movement）以来形成的对调查、统计和计划的重视，可以说有一种在学术领域对“技术治理”（technocracy）和“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文化偏好”。由此可以理解，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领导和规划地区研究的意愿和能力显然强于其他任何组织。自战时建立的三大理事会联系机制似乎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关于地区研究之主张和创议的掣肘，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尤其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方面产生了公开的分歧和潜在的抵牾，更强化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方面自1943年以来一直萌动着的在地区研究方面独自行动、确立领导权的意愿。这样，世界地区研究考察委员会实际上在1946年2月和4月召开两次会议之后即陷于停顿，未再发挥作用，至1946年12月18日正式由理事会联席会议委员会宣布解散。
然而在此期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地区研究上的工作动力并未因联合考察委员会内部协作不利而稍有减退。在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1946年3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自行拨出专款，授权霍尔开展一项关于美国大学和学院内地区研究进展情况的调查。霍尔的调查从4月1日正式开始直至9月，其间，访问了精心选择的24所美国主要大学，并顺路走访了三个本科学院以及一些研究机构和基金会。霍尔考察了所选列大学中开展的114个地区研究项目，其中包括52个本科生项目、41个研究生培训项目以及21个针对特定地区的集体研究项目。霍尔调查的任务并非编列美国地区研究的项目目录（inventory）或清单（roster），而是把重点放在考察和评估地区研究对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因此，更关注研究生项目和集体研究项目，只把那些在人文学科之外至少有三个社会科学学系参加的项目列入考察范围。霍尔调查也关心地区研究和本科生通识教育的关系，但鉴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机构已对此着意，因而将这个问题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调查按照美国六大地理区域（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中北部、西海岸地区、西南部和中西部南方）选取各区域有代表性的机构，显然有为地区研究的全国布局提供基础的意图。 (23)
1946年9月，霍尔携调查成果返回纽约。他在向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理事会议汇报时称，经由战时经历，很多高校产生或增加了对地区研究的兴趣，地区研究方面的活动相当活跃，相关项目和组织的存在比以往所知广泛得多。同时霍尔也指出，很多地区研究项目当前处于试验和蓝图阶段，相关思考和决定纷杂凌乱；关于地区研究在未来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各高校内部意见分歧严重。霍尔强调指出，在这种局面下，正有待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发挥不可替代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他进而呼吁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单独建立一个新的地区研究委员会，其“任务是观察地区研究组织方面的趋势，并为未来发展制定计划” (24) 。此后霍尔继续推动此议，并为新的委员会开列了多项工作和研议议程。1946年10月底，问题与政策委员会的会议决定将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单方面发布霍尔调查报告，以此为起点开展新的调查研究，并同意建立“社会科学中的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25) 随后在正式组建中弃去“社会科学”这一赘语，而定名为“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CWAR）。与先前三个地区研究委员会相比，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有一个明显区别，即不再有代表其他理事会和基金会方面的成员，而且4位委员全部是社会科学家，这当然体现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社会科学（而非人文学科）的归属。与1943年的“世界地区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相比，新设委员会的名号中添加“Research”一词，意在凸显其强调学术导向、崇扬专业化/职业化的旨趣。 (26) 显然，较之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和三方联合委员会，由霍尔任主席、专属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更得心应手的组织手段。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的观点将更顺畅地转化为“政策”，而这种“政策”也将更易于化为实际的行动。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取代三方联合委员会，标志着地区研究的规划彻底脱离二战时形成的路径和组织模式，实现了这一事业由战争驱动向长期学术建设方向发展的重要转换。
地区研究当时之大局有两个突出情况：其一，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方面以及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的高校社会科学界、基金会方面的领袖人物中，经多年思谋研议，已就地区研究的理念和方略形成相当多的定见和共识；其二，多个高等教育机构经战时项目实施经验的刺激推动，地区研究方面的活动和项目陡然增加，但同时也存在突出的纷乱和无组织状况。因此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而言，在繁多议题和事务中凸显出来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就地区研究的学术理念和组织建设的基本方略在全国范围内予以传播和推进，从而使地区研究稳固地嵌入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之中。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之积极活跃显然为前三方联合委员会所不可同日而语。
从1946年底至1952年春季，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共举行了17次会议。在其活动和研议日程中，推广和贯彻地区研究中业已达成的“长期智识议程”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强烈，也以更加多样化、更具实践性的措施得到更加切实的实施。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的会议以不同程度的注意力和精力加以关注、商议的议题包括：地区研究的专业化质素和标准，地区研究和常规学科的关系，地区研究中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平衡，地区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的关系；地区研究在高校中适当的组织形式，中心、研究所和项目以及常规系科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地区研究组织与常规系科的配合协作；如何确立地区研究的“全世界覆盖”格局的问题，地区研究的合理地理区划方式，以及是否和如何给各分支地区的研究制定优先发展次序的问题；地区研究和通识教育的关系，地区研究中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地区研究专业化培养中常规系科与地区研究组织和项目的关系，国外学习、田野工作以及在本科接受培训的关系；促进官方战争文件的解密，使之成为地区研究可用的资料，建立地区研究资料库和加强图书馆建设（曾一度考虑建立全国性地区研究信息中心），发布地区研究公报或者简报，选列编制美国优秀的地区研究中心目录；地区研究项目如何与其他学术项目（尤其是富布赖特项目）相衔接配合的问题；在地区研究方面与政府、商业界和其他学术团体保持沟通和协作，推动政府机构对地区研究的支持；地区研究人力资源的各种来源，充分利用外国在美学者的问题，以及如何增进地区研究学者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前途；等等。这些议题既涉及学科认识论问题，又涉及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组织调整和改造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属于具体行动措施。可以想见，通过与高校的各种联系和传播途径，这些研议对高校地区研究的建设自然有启发、指示和建议作用。而地区研究的构建过程内容之繁杂、牵连之广，由此可见。
1946年11月至1947年11月的一年间，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召开了6次会议。此间三项工作尤为突出：第一是在《霍尔报告》（Hall Report）的基础上对地区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方略问题继续予以深入研议；第二是提出召开地区研究全国大会并进行相应的筹备；第三是对设立全国性地区研究奖学金一事进行实际部署和操作。 (27) 与此同时，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还设立下属的西海岸地区分委员会（Pacific Coast Sub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以求推进地区研究规划和研议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开展，进而促进地区研究在全国的平衡发展。 (28) 1947年1月11日，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尚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内部流通、并加以“严格保密”的《霍尔报告》予以审议，商讨其修改和公布事宜。会议显然意识到《霍尔报告》的意义非同寻常，在对报告初稿表示“高度赞成”的同时，决定通过吸收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将报告由一份表达霍尔个人观点的研究提升为委员会的集体意见，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公报予以发布。 (29) 5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其工作文件系列中以《地区研究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之意义的思考》（Area Studi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为题发布《霍尔报告》。 (30) 该文件梳理、分析了美国地区研究的现有基础，并力图呈现1943年以来美国学术共同体在地区研究议题上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系统、深入地阐发了地区研究的理念以及战后地区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诸多内容，在地区研究创生史上具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堪当地区研究“宪章”。《霍尔报告》的发布也使地区研究全国大会有了一个讨论的共同基础。
1947年11月28至30日，经由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其他层级会议近一年的筹划，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赞助下，美国学术史上罕见的地区研究全国大会（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tudy of World Areas）在哥伦比亚大学男教授俱乐部（Men's Faculty Club）举行。会议在酝酿参会人员名单时考虑学科、地区和机构的代表性，但更重要的意图是要集合那些“有成熟的研究、思想和洞察力并对地区研究有强烈兴趣的人”，而且这些人“要么能够对地区研究的思考做出真正的贡献，要么有必要就地区研究学到些什么”（后者显然是指那些对地区研究的意义还认识不足的人）。最后确定代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方面参会者11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以外发出会议邀请109份，会前将《霍尔报告》散发到每一个参会者手中。实际与会者为105人，其中74人是大学教授、17人是联邦官员、5人是基金会成员、9人来自其他学术机构。会议特意要求参会者均不代表所在机构发言，用意显然在于使学术意见得以充分、自由地表达。参会者包含了当时地区研究领域的倡导者、领导者，即那些从1943年以来深入介入地区研究的研议和规划者，包括曾在各个地区研究委员会机构任职的人士；其中也有当时以一己之力在各个高校筚路蓝缕，开拓海外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如中国和东亚领域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韦慕庭（C.Martin Wilbur）、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等人；此外，还有一些代表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而严格意义上并非地区研究的学者，但其工作涉及外国问题或者本人对地区研究有某种兴趣且参与高校地区研究的重要学者，其中如政治学家、后任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的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Wasily W.Leontief）和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等等。在全体成员参与的会议之外，本次大会还按大地理区域分为苏联、拉丁美洲、欧洲、近东、远东、东南亚和印度举行小组会议。 (31) 全国大会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拉丁美洲专家查尔斯·瓦格雷（Charles Wagley）就会议情况予以记录和总结，次年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形式公开出版，以求进一步巩固、传播全国大会的成果，此为《瓦格雷报告》（Wagley Report）。霍尔称：“美国地区研究和地区培训随着这份关于世界地区研究全国大会的报告而告一段落。” (32)
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自建立以来着力推动的另一事项是建立全国性的地区研究奖学金项目，及至全国大会前，也已就此形成意向共识和较为细致的方案。这一项目的要旨是从各种层次以及各种可能的来源为合格人员严重短缺的地区研究“招募”从业者，以求在短期内扩充地区研究人员力量。在多次研议的基础上，1947年11月2日，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召开会议划分了功能明确的三种奖学金项目：给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的学者提供的田野研究培训资助、为吸引社会科学常规学科中的成熟学者进入地区研究领域的所谓“改宗资助”（Conversion Fellowships），以及针对资深地区研究专家进行海外研修的补充性资助。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经与卡内基基金会接洽求助，得到后者对地区研究奖学金项目10万美元的第一期专项支持。1948年1月，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Area Research Training Fellowship， ARTP）和世界地区研究旅行资助（Travel Grants for Research in World Areas）两个项目议程，并决定在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之外建立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委员会（Committee on Area Research Training Fellowships，CARTF），全权负责以上两个项目的人员选拔和管理。 (33) 该委员会工作任务与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相互协调，人员组成与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有所重叠，亦可视为后者的附属组织。由此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实际上建立了一个特别机制，在其多年来对社会科学人才施行奖励资助的一般框架——当时由社会科学人才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Science Personnel）统一管理——之外，对地区研究人才培养着重予以支持。1949年，卡内基基金会又提供了第二笔赠款13万美元。 (34) 截至1953年，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在6年间累计向216人发放了奖学金和旅行资助，总金额超过70万美元。地区研究学者因而“得以前往世界上几乎所有可以去的地方开展他们的研究”。 (35)
为推进地区研究专业化、探索和界定地区研究的方法并建立高水平研究的典范，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曾先后考虑在“示范性研究计划”（Demonstration Research Project）、“试点田野研究计划”（Pilot Field Research Project）和“鉴定项目”（Appraisal Project）名目下直接组织研究项目。由于拉丁美洲研究在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对海外研究中具有某种领先地位（在战争期间的1942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全国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共同建立了拉丁美洲联合委员会，开展了大量工作） (36) ，同时鉴于人类学方法对海外研究具有普遍意义，能够给地区研究提供相对宽阔的基础，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在1948年春选定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主持一个全面考察波多黎各文化的研究项目。 (37) 斯图尔特属于少数已对地区研究的整体问题有深入思考的专家，而该项研究是从他所属的人类学角度定义地区研究并构造地区研究之一般工作路径的一种尝试。虽然这引起对如此多样而分散的领域是否可能确立共同工作法则的怀疑，但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认为这一项目对深入推进地区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跨学科工作方法——的探索和讨论大有助益，仍属意于推广该项研究。为了使地区研究工作者从斯图尔特的研究实践中充分获益，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特意安排斯图尔特在1948—1949年扩充其研究，经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委员和其他学者对初稿的审阅，于1950年春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工作公报的形式发布，是为《斯图尔特报告》（Steward Report）。 (38)
1949年10月以后，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又开始筹备第二次地区研究全国大会，此事继续得到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支持。1950年5月5日至7日，大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有97名代表参会，以小组讨论和圆桌会议方式就“地区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地区研究在大学的地位”“地区研究未来的作用”以及“地区研究与世界事务”展开讨论。大会主席指出：“如果把1950年与1945年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学生、教授和大学管理层（对地区研究）的态度已然发生巨大变化，说明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全都是值得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区研究项目的开展，今日大学的课程已经更好地适应了现代世界的现实。”第二次大会“在更多研究的基础上，基本上肯定了1947年大会就以下问题做出的结论，即：开发高素质人才，提供培训奖学金，提供田野工作条件，改善地区研究组织，开发更精确的理论和技术等方面”。与第一次大会相比，高扬的乐观情绪让位于对地区研究实践已开展项目的冷静评估，以及对其中更具体、更困难的问题的仔细审视，同时关注的中心从“地区研究能为社会科学贡献什么”转向“社会科学各学科能为地区研究做些什么”的问题 (39) 。这显示出地区研究创建者在地区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已被广泛认可的情况下，更多关注实际操作和细节政策问题。1950年大会亦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秘书处的辛德尔（Richard H.Heindel）撰成总结报告，是为《辛德尔报告》（Heindel Report） 。 (40)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卡内基基金会以及一些美国大学的领导层酝酿继霍尔调查后举行一次对美国大学地区研究状况的新调查。1949年2月2日，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召集美国主要大学校长会议，提议就地区研究情况进行新的普查，目的是获取关于大学地区研究，尤其是已经建立的中心组织的状况的准确图景。调查结果由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委员本尼特撰写成文，题为《美国大学里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于1951年6月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公布，是为《本尼特报告》（Bennett Report）。 (41) 报告对所考察各主要高校地区研究项目予以梳理介绍，并指出未来地区研究有待加强的方面和需要克服的障碍；报告也显示出已经形成的地区研究共同体对1949年杜鲁门政府提出的“第四点计划”的重视和回应，讨论了地区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对政府方面的需要给予帮助，以及与政府加强协作的可能性和方式等问题。
第二次全国大会和《本尼特报告》发布后，美国的地区研究全国格局基本确定，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工作明显趋向收缩，只在增进政府部门对地区研究的兴趣和支持方面有所擘画和作为。实际上，为适应地区研究向纵深发展、加速实际研究开展的需要，接续1942年建立拉丁美洲研究委员会的先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先后于1948年和1949年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联合组建斯拉夫研究委员会、南亚研究委员会和中近东研究委员会，这些致力于建立个别地区研究分支的组织与以总体规划为任务导向的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平行存在至1953年。1953年2月，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主持举行了一次以公共卫生为主题的会议，意图是为公共卫生专家和地区研究专家共同研讨欠发达国家的当代问题提供机会，同时也敦促地区研究超越单纯学术研究的眼界而更多关注外部世界的现实问题。 (42) 这是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的最后一次活动，当年它与地区研究奖学金委员会同时平静地终止工作，此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地区研究方面的兴趣和努力由上述各分支地区委员会以及1954年建立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所承担。 (43)
三、 地区研究创生史的长期历史和知识社会学透视
地区研究创生史之基干部分，就此告一段落。在这段历史中，贯穿着作为制度工具和组织平台的民族地理学委员会（1943—1944）、世界地区委员会（1943—1944）、世界地区研究三方联合考察委员会（1943—1946）、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1946—1953）、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委员会（1947—1953），以及拉美（1942—1947）、斯拉夫（1948年设立）、南亚（1949年设立）、中近东（1949年设立）等几个个别地区委员会，其中1946年以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专属的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发挥了强有力的、特殊的规划和组织功能。在这些组织平台上举行的数次各种规模和层级的会议，尤其是1947年和1950年的两次全国地区研究大会，承担着学术思想史方面的丰富内涵和学术制度创设的重要意义。这十年间依次问世的《汉密尔顿报告》（1943）、《芬顿报告》（1944，1947）、《韦宾克—杨报告》（1944）、《霍尔报告》（1947）、《瓦格里报告》（1948）、《斯图尔特报告》（1950）、《辛德尔报告》（1950）、《本尼特报告》（1951）等历史文本，负载着地区研究领导集团的抱负、思虑和学术规划蓝图，也清晰刻录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各个环节和阶段。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领导层对地区研究的规划是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基干，其中的委员会组织、会议和报告又是这一学术规划史的主要元素；或者可以说，这些委员会、会议和报告蕴含和昭示着早期阶段地区研究运动的规划和组织的特性。在这一历史时期，学者个体、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地区研究之下级单元（特定国别和地区分支）和学派等各个层面的基层学术史的意义是次要的，而呈现在高层中枢平台（即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规划和组织才是首要的关键因素。与这种规划特性同样明显的是，在地区研究的创生和早期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整体布局、全面推进、高速发展的性状。这一基本状况要求我们以更充实的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外史”（external history）问题意识来认识和阐发地区研究。就此而言，桑顿（David L.Szanton）称地区研究是一项“强大的社会和智识发明”（powerfu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invention），恰如其分。
地区研究创生的历史篇章展现或牵涉美国学术史和公共生活史的多重面向、多种问题，但它直接和首先显示的是学术组织和学术规划在一个重要知识领域之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这一点也许要联系认识美国历史的更大图景才能得以领会。自19世纪晚期并行的进步主义运动和高等教育革命以来，互有交叉重叠的社会调查运动、城市管理运动和社会改良运动建立起社会知识和公共生活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和“技术治理”（technocracy）理念日趋丰沛并广泛传播，致力于运用知识改善社会的各种公民组织（civic organizations）和“旨趣团体”（interest groups）层出不穷，大公益基金会更将“科学公益”（scientific philanthropy）和对社会科学的支持确立为其工作任务，学术规划因而也获得最初的实施。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体系里的扩张以及职业化、制度化，崇尚客观性、确定性、精确性的实证主义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的文化底色，一方面规范化社会知识的生产能力大为提升，另一方面现代专业化知识体制本身就赋予智识生活以前所未有的组织性和规划性。凡此诸般，潮流汇聚，美国式“规划”（planning）理念和规划文化得以生发成长；而于上述各项历史事态，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或接续余流，或深涉其中，不仅成为美国在社会政治和公共管理领域规划理念和实践的主要推手之一，而且也从不迟疑退缩于将计划施诸学术领域 (44)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创建20多年来已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占据特殊权威地位，且借学术规划积累丰富经验，至时机来临之际承担地区研究创建大任，根深蒂固。只是以地区研究事业规模之巨大、任务之迫切、牵涉之繁复，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工作历史上即便不是仅此一例，亦属罕见。在自然科学领域，大约同一时期“大科学”模式因“曼哈顿计划”而大行其道，当时与后世均备受关注。 (45) 地区研究创生运动中则有某种意义上的“大社会科学”赫然浮现，其资金投入固然不如曼哈顿计划，但其对学术体制牵动之大、对智识生活影响之巨，或与前者可有一比。
美国式的计划理念和实践在公共事务领域（包括政府政治领域）的扩张中有三项要素殊为突出。第一是任务为本、功能单纯、目标清晰的小组形式的组织设施，即“委员会”，常见以committee、commission、task force或board为名，其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涉及研究、论说、咨议、决策，人员构成往往以专业知识和经验上的资质和权威性以及与相关领域的代表性和联系效能（associational effects）为依据。第二是针对特定议题和任务，充分动员、恰当配置专业知识，广泛采集、测量和分析事实数据，并往往指向规划纲领和政策方案的文体类型，即“报告”（report）。报告，特别是大型报告经常跨越专业化知识的常规界限，兼涉或贯通思想和行动、目标和现状、历史与当下、原理和方案，是在高度专业化、知识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中计划、实践最通用的工具。第三是在委员会内部或在委员会主持下频繁举行的各种层级、规模、形式的会议。它们承担商议（deliberation）、传播（教育）、发起创议、酝酿共识的功能，是一种体现集体合作、民主商议的常规工作方式。借用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所说“社会抗争运动的戏码”（repertory）一语，此三要素正构成历史的演化并获具文化意涵的“美国式规划实践的戏码”。 (46) 20世纪美国历史枝枝节节纷繁多出，其间，“委员会”和“报告”也层出不穷，其中多有堪为历史进程的载体和历史环节的标记。在美国已形成的“公民组织”和技术治理两方面的强大传统之下，才有此三项戏码在公共生活中的显要作用。此举或可为美国特性之一端？不论如何，这里已经看到，在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大剧中，承载着美国历史和文化某些特定要素的三项“规划的戏码”如何交错上演并大发其效。 (47) 有鉴于此，笔者很难认同多年关注地区研究问题的兰博特（R.D.Lambert）称美国地区研究是一种“自由放任式增长”（laissez⁃faire growth）的说法。 (48) 至少对创生十年而言，其所谓“自由放任”并不适用。
计划在地区研究创生史中的突出作用，使人联想到一个乍看之下似不相干领域的“格申克龙命题”。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遍察欧洲各国工业化后发现，一国经济之“相对落后”程度越高，该国在后来经济发展中越可能呈现出强调高速度、大规模、整体推进的特性，越可能借重非经济干预和基层经济单位以外的制度工具，也就会在更大程度上脱离原有经济生活的自然演进轨迹或者说“历史路径依赖”，更多受制于“赶超”的目标设置和中央计划。 (49) 这里不用牵强引入此说，在于可用它协助理解地区研究创生史的一个关键机理：在20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美国海外研究的薄弱状况，另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军群体对这一知识领域应然状态的期待（expectations），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学术规划主导地区研究创生过程的根本原困。在两个案例中，计划都意味着对现状的不满和对“自然进程”的废弃。只不过格申克龙的领域与地区研究的领域之间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差别，即：格申克龙的落后国家经济赶超计划更多受到表现为国际发展差距的“相对落后”的驱动；而地区研究的规划更多立基于“绝对落后”之上，也就是在本国社会科学学术、公共智识生活和国家使命的参照范围内诊断其国际知识的虚弱、欠缺和“落后”，而不是在与他国的比较中认知现状、想象差距和制订规划。美国的地区研究创建者自《汉密尔顿报告》后一再迫切表达对美国海外研究薄弱的不满和危机感，其中也可见到他们对欧洲传统海外研究大国经验的考察分析，但从未出现以欧洲某国（如德国、英国）为典范和“赶超”对象的想法和表述。 (50) 证之以事后大体状况，美国地区研究与欧洲海外研究传统有两个截然的断裂：其一是在智识上与其欧洲式人文学术和东方学传统的断裂；其二是在制度方面，美国的地区研究不像欧洲海外研究那样依赖政府的资金投入或者政府下属研究机构。这里要注意，领导和规划地区研究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而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尽管也是一个“全国性”（national）组织。它的领导地位在于其在学术共同体权威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其政治和行政权力。
第二个方面的差异可能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海外研究的规模经常取决于政府机构资金支持和建立研究机构的政策举措，非政府学术部门在通常情况下不会供养大规模的域外研究队伍，尤其是本国文化传统区域以外的地区研究。1940年以前美国的情况大抵如此。 (51) 其中很可能有一个机理在起作用，即职业化、专业化学术追求“高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的律令会自发产生优待本国研究而排抑外国研究的效应，至少在有些学科如此。二战期间军方项目的大规模实施打断了已经职业化了的美国学术生活的“自然”进程，地区研究因而获得在学术的“自然进程”下或许不可能出现的发展机遇。
的确，战后地区研究在很多方面发端于战时军方“外国地区和语言”名目下的培训项目，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实质性的依承关系。单就多所大学因战时项目而首次纳入地区研究，强化相关人员和设施，并在理念、管理和组织方面做出相应设置和变更而言，可以说这是二战留给战后地区研究的一笔切实遗产。战时项目开启大规模的跨学科协作，是很多美国大学的全新经验，为战后各高校内部为地区研究的教学和研究以及相应的组织重建提供了最初凭据。 (52) 《芬顿报告》据在1944年所做的调查称：一些学校管理层非常欢迎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因为这是一个打破系科隔阂、在特定地区的文化基础上实现统一的学术规划和组织的机会。同时主持军方项目的大学学者更加认识到，这一就美国以外的世界展开的研究项目“在学院和大学的历史上没有前例”，靠现有社会科学课程体系无法满足其需求；而且现有学科格局和地区研究的目标存在多方面的冲突和不适应。为此，参与军方项目的高校经常成立跨系委员会进行必要的组织协调。《芬顿报告》还指出：“如果我们把整合性地区研究界定为为了探究一个特定地区的整体文化和文明而结合社会科学的方法和人文学术的研究对象，那么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一种研究途径或者学术实体，而这是到目前为止的学院或者大学已有的任何学科和研究领域所不能提供的。” (53) 而且，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大基金会开始推动和规划地区研究并相互间展开协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地区研究的领导集团，也因军方战时项目而起。
但是战时军方项目和战后地区研究的这种继承关系——以及相应的政府和军方在战后地区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过度放大。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把战后地区研究看成战争期间军方项目模式的复制和扩大，进而断定冷战时期地区研究也主要受冷战斗争的需要和政策动机的支配，这是有偏颇和误导的。上文已经述及，在从战争当中到战后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地区研究理念的构建、规划的推行以及相关的研议和传播在持续进行中，战时项目不过是这一进程的发端。而战争尚未结束，这个研议和规划进程已经就在美国学术共同体的某些关键部分（最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组织平台）启动了——在这里不可忽略一个基本事实，地区研究的规划活动毕竟不是在政府官僚和军人操持之下。为地区研究进行的整体规划与战时项目有着根本不同：它不再仅仅着眼于急迫的军方和政府的需要，而更多地基于美国社会科学、美国文化长期发展的长远思考，尽管为政府政策目标服务从来也不是地区研究所刻意排拒的。《汉密尔顿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可为此佐证：
我们关于海外土地的全面知识的需求不会随着停战和重建而消失。无论国际格局呈现什么样的性状，美国都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沉重的责任。便利、快捷、廉价的通信和交通势将促进各国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贸易、海运、航空、新闻、石油的生产和分配、银行业、工业、政府机构、通信都会要求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把他们的职业和技术训练与关于外国的语言、经济、政治、历史、地理、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的知识结合起来。为了担当我们作为联合国家成员的战后角色，我们的公民必须了解外国土地上的人民、文化和制度。展望未来，关于世界地区的研究、研究生培养、本科生教学、基础教育都将不可或缺。 (54)
在一篇产生广泛影响的指认地区研究之“冷战”起源的文章中，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引述上段文字后，径直断称这是《汉密尔顿报告》的出发点，即“地缘政治考虑”（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55) 但这段文字更恰当的旨要和标签是“国际主义”，是20世纪中期那种包含对国际关系丰富性的认知、整体的文化和文明观念以及“跨文化理解”的文化意愿的美国式“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56) 而且沃勒斯坦在引述中删去关于战时项目的两段文字，而这两段的意见恰恰指向战时项目的局限性：“……紧急状态期间为地区研究培训所制订的计划会广泛地偏离由国家的长期需要所决定的模式……为紧急状态制订的计划不考虑永久性需要，将扭曲和削弱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给未来几代人提供的服务。” (57)
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来说，它一方面通过参与组建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介入、襄助军方项目，另一方面对军方项目始终保持一种有距离的观察和有保留的态度，把它看成一个有价值的试验而不是用以在战后推广的模板。实际上，在《汉密尔顿报告》之后对地区研究的研议和思考中，一个不时浮现出的主题正是对战时项目局限性的考虑。此处，更多强调的是战时地区研究模式影响过大所可能造成的弊害，而不是其成功经验和范例意义。换句话说，与其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是在考虑如何利用战时项目的遗产，不如说它是在思谋如何避免陷入对这个已经形成的地区研究之历史基础的路径依赖。这一想法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回响。在《汉密尔顿报告》初稿草成后，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世界地区委员会乃至理事会会议对初稿的专门讨论中反复被提出的是，战时项目肤浅粗糙，具有忽视长远学术目标和偏离高深学术的弊端，地区研究的规划组织必须从以仅满足战争需要为基础转向为和平时期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58) 1944年3月发布的《韦宾克—杨报告》断言，战时军方项目过于偏重语言学的路径存在根本缺陷，其“培训在社会科学方面过于肤浅（superficial），对社会科学的内容和资料事前计划太少”；而军方培训项目以及在战略情报局和国务院开展的地区研究相关活动都不足以为“大学地区研究教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 (59) 1944年4月发布的《雷德菲尔德报告》也认为，战时项目是一把适用于战争条件的“熠熠闪亮的利剑”，但其模式却不敷战后和平时期需要，特别是就旨在“造就明智的公民或者培养能够采取明智行动的头脑”的大学通识教育而言。 (60) 1944年7月，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地区研究方面展开密切合作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份备忘录中称，已在广泛的交流中趋近的共识是：“地区研究不应该被作为一种针对军方弃置的剩余资源的活动方式，它们（军方项目）是为有限的目的而造就的，为此设计的方式不大可能是实现新的非军事目标的最恰当方式。一旦新的目标被充分确认，就应该考虑达成新目标的恰当途径。” (61)
进而言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导战后地区研究规划、脱离军方项目，既是主观意图也是客观结果。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地区研究方面组织设施的经历也大体符合这一情况。1943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之所以在已有民族地理学委员会的情况下另起炉灶，单独组建世界地区委员会，即说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领导层当时已不再满足于应对战争期间的短期应急性需求，开始着眼于社会科学在战后的发展前景而对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开展长期规划，而他们看到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不能满足地区研究长期规划的需要。 (62) 1945年，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在解散前夕提交最终建议，主张其后续组织继续沿用“民族地理学”的名称，但当年12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问题与政策委员会召开会议断定，如此冠名的委员会无论对提供研究建议还是对“推进外国事务和文化的研究所必需的领导作用的发挥”，都“太过狭隘”，而“一个关于世界地区的联合委员会应该能够包含所有这些活动”。 (63) 至1946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设立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CWAR），霍尔在对该委员会的工作任务予以说明和规定时完全着眼于学术性考虑，首先强调地区研究任务是在专业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层次上确立“完全的世界覆盖”（complete world coverage）的目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方面须对地区研究予以“长期的规划和推动”，而丝毫没有提及因应政府需要、提供决策支持等方面的话题。 (64) 麦考伊在考察地区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将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说成是“战时民族地理学委员会的自然产物（outgrowth）” (65) ，这显然是仅从时间先后相继着眼的想当然之论，未能深查其中款曲，对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的“身世”和创建使命多少算是一种误读。可以说，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最好被看成1943年世界地区委员会的再生和拓展，进而也恰恰是对民族地理学委员会的某种割弃。
1947年，在《霍尔报告》这个地区研究的“宪章”中，作者系统地分析了地区研究的战时遗产后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地区研究之母”；第二，“战争（对地区研究）的影响中有许多对合理的（sound）地区研究是有害的而不是有利的”。 (66) 八年后，另一位学者也刻意重申了“二战并非地区研究之母”的论断。 (67) 此皆时近深察之论，其切当在于洞悉了战争促动的海外研究活动与后来作为一场本质上的学术运动的地区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一差异正是后来因立旨于冷战批判而夸大地区研究在二战期间之非学术起源的各类论说所有意无意忽略或遮蔽了的。
有学者把地区研究看成美国“帝国扩张”目标之下的一种知识建构，尤其认为战时军方项目是“经冷战时期巩固下来的地区研究的学术版本的一个模型”。这背后是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学术界在对冷战的批判中形成的“冷战知识史”或者“冷战科学史/冷战社会科学史”论说，而这种论说已经成为关于现代美国权力和知识关系的“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加尔布雷斯语）。这些研究惯于以“恩主—附庸”（patron⁃client）关系模式看待冷战中美国“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和学术的关系，武断地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冷战政治和国家政策的需要所塑造、驱动和制约，具有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仆从、“冷战知识事业”的性质和作用。在这一本质上批判性的学术传统中，地区研究是一个突出的靶标。 (68) 但是，通过对地区研究创生史的更细密考察，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不恰当的“冷战规约论”（Cold War reductionism）或者说“过度的冷战决定论”（Cold War over⁃determinism）。 (69) 本文已经呈现的地区研究创生史以及这一创生史所承载的思想史（本文对此来不及着力呈现）都将显示，这种“冷战地区研究”忽视和贬低了驱动地区研究的深刻文化关切以及丰富的学术和智识内涵。在地区研究初创的历史篇章中，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占据了独特、关键的战略性领导地位，而其地位和行动首先反映的不是政治宰制学术的逻辑。
地区研究的创生，是发生在20世纪中期美国“知识社会学情境”中的一个事件。连续发生的国内、国际危机事态，如大萧条、二战和冷战推动美国“管理型国家”“国家安全国家”快速形成和扩张，联邦政府逐渐改变不供养、不干预学术领域的美国固有传统，大幅度提升对知识和学术的运用和动员；与此同时，在美国现代自由主义共识之下，学术领域也对美国的国家目标和国际使命予以总体支持。由此，权力和知识的关系趋向紧密，政府政治领域与大学和学术生活领域各自的相对独立被打破，两个领域之间出现了大片灰色地带，政府（包括军方）与大学和学术领域构成多方面、多层次的联系；而在这种关系中，在美国学术生活占有独特领导地位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如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大公益基金会经常扮演政府方面所乐见的联系中介角色，并承担就学术的供养和规划而言的（对政府缺位的）“替代”作用。
但是，美国式“知识社会学情境”不止上述“学术政治化”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在地区研究运动领导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中能够看到，默顿意义上的“科学（学术）共同体”并没有因为这种政治化而消亡。时至1947年冷战启动大局已定，但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此后的研议和报告中并没有看到多少冷战的影子，更没有看到地区研究的目标从此受制于“了解你的敌人”（know your enemy）的动机，地区研究活动从此步调一致地反映冷战斗争的节律。地区研究有与“冷战史”交叉重叠的部分 (70) ，但地区研究的整体不能被置于冷战史之下。本文已经表明，在地区研究创生史中，最为明显和重要的不是冷战斗争的“律令”，而是在20世纪中期美国学术生活中那种宽松、开明的实证主义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tic）知识议程和学术文化偏好之下，追求“所有知识的根本整体性”（fundamental totality of all knowledge） (71) ，为此对西方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的社会科学加以“去偏狭化”（de⁃parochialization）和“去想当然化”（denaturalization）改造，建立“全世界覆盖”的完备社会知识体系。地区研究也被其构建者明确看成克服社会科学“过度专业化”（hyper⁃specialization）和学科间“画地为牢”（compartmentalization）状态的一种途径，因而汇入19世纪晚期以来在专业化、职业化初期阶段之后美国社会科学新的跨学科运动的长期潮流。地区研究规划者念兹在兹的，是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内社会科学常规系科之外确立地区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并使之成为大学通识教育乃至更广泛的公共智识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通过对美国通识教育的“国际化”改造，地区研究运动对美国国民心智中的“狭隘孤陋”（provincialism，parochialism）予以明确、系统的反对和削弱，使其学术文化和精英心智中自美国立国早期所具有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国际主义”成分得以巩固、丰富和拓展，并开始有意识地注入“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和精神要素。
作者简介：牛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1) 本文首发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见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
(2) 战争结束时，美军直接控制和管理的人口达到三亿，超过当时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见H. Holborn，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Its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Washington，DC：Infantry Journal Press，1947，p. xi；转引自D.Nugent，“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Global Conflict，Territorial Control and the Birth of Area Studies during WWII，”in Producing Knowledge on World Regions：Issu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ity，SSRC Workshop，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7，p.8.
(3) 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设立于1942年底，陆续在227所大学和学院开办，培训对象是符合学历、智力条件的现役军人志愿申请人，他们参加一个或数个以三个月为一期的学程。学员中大部分学习基础课程，少数升入高级课程学习，科目包括工程学、医学、牙科学、兽医学等。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的外国语言培训计划被委托给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实际上由该组织的行政秘书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全权领导，美国语言学会（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的执行秘书考文（J.Milton Cowan）也被调集加入，他们共同促成“强化语言培训项目”（Intensive Language Program）。该项目提供25种语言的教学，其中大多数是美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未曾出现过的语种，因而大学尚需从校园内外各种人员中征集教学力量。美军最初曾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设军事政府学校（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但该校培养人数不敷所需，遂被扩展为“民政事务培训项目”（CATP），在十所大学设民政事务培训学校（CATS），针对那些原专业为外国占领地区军事行政管理所需的军官进行相关培训。军政学校毕业的军官多进入所管辖国家和较大地区的高级军事司令部，民政事务培训学校的学员则进入军事行政基层单位。与此相关，地区和外语知识在军事行政学校教学中所占比例较小，而在民政事务培训学校中是课程的全部内容。海军的“军事政府与管理学校”设在哥伦比亚大学，与陆军的学校相比，其内容更加放手由哥大相关专家主持制定，为密集的语言和特定海外地区的“地区知识”的学习以及相关的行政政策和技术方面的知识技能。（转下页）
(4) （接上页）见W. Fenton，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Commission on Implications of Armed Services Educational Programs，Washington，D.C.：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1947，pp.v—vi；C.S. Hyneman，“The Wartime Area and Language Courses，”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31（3），1945，pp.434—447；W.N. Fenton，“Integration of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in Army Area Study Curricula，”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32（4），1946，pp.696—706。关于战时外国地区和语言培训项目，另见M.M. Willey，“The College Programs of the Armed Service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31，1944，pp.14—28；W.J.，&W. J.Cahnman，“Foreign Area Study（ASTP）as an Educational Experi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ocial Forces，23（2），1944，pp.160—164；R. J. Matthew，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in the Armed Services：Their Future Significance，Washington：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1947。
(5) 关于民族地理学委员会的建立和运行，见SSRC，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1941—1942，New York，1942，p.19；SSRC，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1942—1943，New York，1943，p.17；Rockefeller Foundation，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New York，1943，p.182；又见史密森学会官网的概述，http：//www. siarchives.si.edu/collections/siris_arc_216694（2015-09-01）；专门研究见M.Farish，“Archiving Areas：The Ethnogeographic Board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95（3），2005，pp.663—679。
(6)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历史概况及其在美国社会科学演进中的作用，参见A.F.Kuhlman，“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Its Origin and Objects，”Social Forces，6（4），1928，pp.583—588；E.Sibley，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the First Fifty Years，New York：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74；K.W. Worcester，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23—1998，New York：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2001；D.Fisher，Funda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s：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Ann Arbor，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牛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美国社会科学史》，《世界知识》，2010年第17期，第64—65页。
(7) 关于战时对日情报与战后日本研究的历史联系，见R.Dingman，Deciphering the Rising Sun：Navy and Marine Corps Codebreakers，Translators，and Interpreters in the Pacific War，Annapolis，Marylan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关于“战略情报”理念，参见B.C.Denny，See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hole，Urban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pp.99—115。W. Langer，Up from the Ranks：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Langer，Mimeograph，Harvard University Widner Library，1975；B. A. Dessants，The American Academic Community and United States⁃Soviet Union Relations：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 and its Legacy，1941—1947，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5；R. Winks，Cloak and Gown：Scholars in America’s Secret War，London：Collins Harvill，1987；B. Katz，Foreign Intelligence：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1942—1945，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5；R. Dingman，Deciphering the Rising Sun：Navy and Marine Corps Codebreakers，Translators，and Interpreters in the Pacific War，Annapolis，Marylan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B. C. Denny，See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hole. Urban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pp.99—115.
(8) 1946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系统考察编列可用于地区研究政府机构战时遗留文件时，提到如下机构：对外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战略情报局、海陆军联合情报研究项目（The Joint Army Navy Intelligence Studies）以及陆军部。Appendix 6，Classification Status of some War Documents，from Bart Greenwood，November 8，1946，SSRC Collection，Record Group.1，Series 1.19，Box 229，Folder 1386，p.160，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Sleepy Hollow，New York.
(9) T.Bend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Twentieth Century，”International Rectors Conference，New York University，1997，February 22，pp.4.
(10) 这一层面的历史，可见关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和苏联研究的历史记述：R.Suleski，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A Fifty Year History，1955—2005，Cambridge，M.A.：The John K.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Harvard University，2005；C.T.O'Connell，Social Structure and Sciences：Soviet Studies at Haruard.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les，1990。
(11) R.A. McCaughey，“Four Academic Ambassadors：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Perspective in American History，Vol. XII，Cambridge，MA.：Charles Warren Center for Studies in American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1979，pp.563—607；R. A. McCaughey，“In the Land of the Blind：Americ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1930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449，pp.1—16.关于战前美国国际研究的总体情况和评估，另见S. M. Arum，“Early States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Ph.D.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75；W. J. Cahnman，“Outline of a Theory of Area Studie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38（4），pp.233—243；T. Bend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Twentieth Century，”International Rectors Conference，New York University，1997 February 22。一项早期对于零散、“贫弱”（meager）、“落后”的大学里远东研究的教学力量进行盘点并呼吁予以推进的报告，见E. Carter，China and Japan in Our University Curricula，with a Special Section on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美国对中国兴趣大增，但这种知识由非职业（非学者）、非专业（非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人士提供，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例证可见1912年美国社会和政治科学院组织的专题报告：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9：China：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1912。
(12) R.E.War，B，Wood，“Foreign Area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Items，28（4），1974，p.53.(https://www.daowen.com)
(13) 对地区研究的认识影响较大的有罗伯特·麦考伊（Robert McCaughey）、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mings）、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大卫·桑顿（David Szanton）、理查德·兰博特（Richard Lambert）、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等人。兰博特的两项报告是在普查基础上对成熟期美国的地区研究状况的全面考察：R.D.Lambert，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Review（AAPSS Monograph 17），Philadelphia：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73；R.D.Lambert，et al.，Beyond Growth：The Next Stage i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Washington，DC：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1984。迄今唯一的地区研究“通史”著作是：McCaughey，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考察和“捍卫”地区研究的研讨文集见D.Szanton，ed.，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对地区研究的简要综论见Wallerstein，et al.，Open the Social Sciences：Report of the Gulber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36—48；T.Bend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Twentieth Century，”International Rectors Conference，New York University，1997，February 22；R.D.Lambert，“International Studies：An Overview and Agend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449，1980，pp.151—164；（转下页）
(14) （接上页） R.D.Lambert，“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33（6），1990，pp.712—732；P.J. Katzenstein，“Area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34（4），2011，pp.789—791。
两项触及地区研究的创生史且影响较大的研究是：I.Wallerstein，“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in N.Chomsky，et al.eds.，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7，pp.195—231；B.Cummings，“Boundary Diaplacement：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29（1），pp.6—26。《关心亚洲学者组织公报》组织了对卡明斯一文的专题研讨，多篇论文同期发表；卡明斯一文并被收入C.Simpson，ed.，Universities and Empire：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New York：The New Press，1998，pp.159—188。
几项重要的社会科学大型系列图书均未列入地区研究问题：D.Ros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Vol.7，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R.Smith，The Norto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and London：W. W. Norton & Company，1997；A.Kuper，& J.Kuper，ed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2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E.Hunt，& D.Colander，Social Scienc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ety，Boston：Pearson Education Inc，2005。对冷战时期社会科学与国际事务议题的讨论集竟然也未涉及地区研究议题，如：E.T.Crawford，& A.D.Biderman，eds.，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A Case Study for a Sociology of Social Science，New York：John Wiley & Sons，Inc，1969。只有《国际社会和行为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Amsterdam：Elsevier，2001）分列多项词条对地区研究加以细致说明和讨论。
(15) 就所谓大、小两方面的情况可各举一端：说“小”者，目前国内开展较多的美国中国学（China Studies）研究，总体上缺乏战后美国中国学是以地区研究运动为背景和条件这一认识；称“大”者，地区研究为战后美国国际主义乃至于文化多元主义提供当然的知识基础，这种意义经常为人忽略。
(16) 1943年夏，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建议对美国高等教育中地区研究现有设施予以考察，由威廉·芬顿等主持于当年12月开始调查。1944年5月，芬顿受命将所调查结果写成关于10所高校的报告和一个最终报告，前者以《关于美国大学中地区研究的报告》（Reports on 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油印形式集结为6册，分别是关于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和格林奈尔学院的报告；最终报告则对整个调查的基本内容予以比较分析和总结，并就战时项目的经验对未来地区研究的规划的意义提出意见，于1947年由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出版，即《芬顿报告》。见W. Fenton，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W.C.Bennett，The Ethnogeographic Board，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47；另见http：//www. oac. cdlib. org/findaid/ark：/13030/kt3q2nd7nr/entire_tex/（2015-10-09）。
(17) By Earl Hamilton，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February 25，1943，Washington，D.C.；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Meeting，February 25，1943，Washington，D.C.，SSRC Collection，Accession 1，Series 1.19，Box 229，Folder 1386，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Hereafter RAC），Sleepy Hollow，New York，pp.34—45，46—52.
(18) SSRC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World Reg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imeograph，New York，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43；Minutes，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New York，September 11—12，1945，Council Minutes，15—16 September，1942-1-2 April，1944，SSRC Microfilm Files，Series 9，Reel 24，RAC，p.200.《汉密尔顿报告》初稿藏于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SRC档案（见290页注释②），终稿版本则在一些美国图书馆或者档案馆有藏。
(19) Minutes，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New York，September 11-12，1943，Council Minutes，15-16 September，1942-1-2 April，1944，SSRC Microfilm Files，Series 9，Reel 24，RAC，pp.155—156.
(20) “Social Science Considerations in the Planning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March 1944，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emorandum，from Paul Webbink to Roger Evans，March 10，1944，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ollection，Record Group 3.2，Series 900，Box 31，Folder 145，RAC.
(21) Agenda，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Carmel，N. Y.，September 10—13，1944，Council Minutes，September 12—14，1944-10-13 September，1945，SSRC Microfilm Files，Series 9，Reel 24，RAC，p.59.R. H.Davis，South Asia at Chicago：A History，Committee on Southern Asia Studies（COSAS New Series No. 1），University of Chicago，p.31.
(22) 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 and the Executive Director to Director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rch 21，1946，Series 9，Council Minutes，April 6—7，1946-September 8—11，1947，SSRC Microfilm Minutes，p.31；SSRC，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1945—1946，New York，1946，p.24.
(23) Minutes，SSRC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New York，September 9-12，1946，Council Minutes，April 6—7，1946-September 8—11，1947，SSRC Microfilm Minutes，Series 9，Reel 24，RAC，pp.53—54；R. B.Hall，Area Studi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Pamphlet 3，1947，pp.6—7.
(24) Minutes，SSRC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New York，September 9—12，1946，Council Minutes，April 6—7，1946-September 8—11，1947，SSRC Microfilm Minutes，Series 9，Reel 24，RAC，pp.53—54.
(25) Minutes，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SSRC，New York，October 27，1946，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 Minutes，April 5，1946-October 27，1946，SSRC Microfilm Minutes，Series 2.1，Reel 6，RAC，pp.235-236.
(26) 在19世纪晚期美国现代大学体系构造和学术职业化过程中，research一词与“纯科学”的客观性、精确性以及学术的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化等观念要素密切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标示职业化学术的特殊精神气质（ethos）和智识合法性的语汇。参见L.R.Veysey，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p.121—179。1952年，SSRC主席称：“理事会范围之内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在社会科学中推进研究。”“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1952—1953，New York，1953，p. 12.
(27) Minutes and Appendixes，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First Meeting，November 9，1946，Office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New York，N. Y.，SSRC Collection，Record Group. 1，Series 1. 19，Box 229，Folder 1386，RAC，pp.154—160.
(28)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SSRC，Fourth Meeting，May 11，1947，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New Haven，Connecticut；Pacific Coast Sub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Summary of a meeting held at the Hoover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October 18，1947，SSRC Collection，Series 1.19，Box 229，Folder 1386，RAC，p.173；pp.184—186.
(29) Minutes，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SSRC，Second Meeting，January 11，1947，New York，Recorded by W. C. Bennett；Appendix A，Memorandum，SSRC Collection，Record Group. 1，Series 1. 19，Box 229，Folder 1386，RAC，pp.161—165.
(30) R. B.Hall，Area studi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31) 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September 12，1947；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November 2，1947，SSRC Collection，Series 1.19，Box 229，Folder 1386，RAC，pp.176—178，189—194；C.Wagley，Area Research and Training：A Conference Report on the Study of World Area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Pamphlet 6，1948，pp.iii—iv，1—4，52—58.中国学者李安宅（Ll An⁃Che）也受邀与会，他参加了远东小组，并在大会上发言。关于大会情况的报道，另见C.Wagley，“The Study of World Areas：A Report on the National Conference，”Items，2（1），1948，pp.1—6。
(32) C.Wagley，Area Research and Training：A Conference Report on the Study of World Areas，pp.52-58.
(33) SSRC，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46—1947，New York，1947，p.23；SSRC，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47—1948，New York，1948，p.31；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eeting，March 2，1947，pp.166—167；Appendix A，Correspondence from John W. Gardner to Donald Young February 19，1947，pp.168—171；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November 2，1947，pp.191—193；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January 11，1948，pp.196—197，SSRC Collection，Series 1. 19，Box 229，Folder 1386，RAC.
(34) 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November 13，1948，SSRC Collection，Series 1.19，Box 229，Folder 1386，RAC，pp.221—222.
(35)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1952-1953，pp.15—16.
(36) SSRC，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1942—1943，p. 25；SSRC，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1944—1945，New York，1945，p. 30；SSRC，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1945—1946，p. 29.
(37) 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September 12，1947，p. 179；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November 2，1947，p. 193；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January 11，1948，pp.195—196，RAC，SSRC Collection，Series 1. 19，Box 229，Folder 1386.斯图尔特对地区研究认识论和方法的讨论思考，见Agenda 2，May 15，1948，“Area Program Planning，”RAC，SSRC Collection，Series 1. 19，Box 229，Folder 1386，p. 207.
(38) J.H.Steward，Area Research：Theory and Practice，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63，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1950.
(39) G. E.Taylor，“Notes on the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tudy of World Areas，”Items，4（3），1950，pp.29—32；Minutes，Committee on Problem and Policy，February 18，1950，p. 257；Appendix 19，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Annual Report，1949—1950，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p. 356，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 Minutes，18 February，1950-29-30 July 1950，SSRC Microfilm Files，Reel 7，Series 2.1；SSRC，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1949—1950，New York，pp.11—12.
(40) R.H.Heindel，The Present Position of Foreign Area Stut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A Post⁃conference Report，Mimeograph，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New York，1950.
(41) W.C.Bennett，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New York，1951.
(42) Appendix 23，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Annual Report，1951—1952，by the Staff of the Committee，Council Minutes，8—11 September，1952-September 15-18，1953，Reel 25，Series 9，SSRC Microfilm Files，RAC，pp.165—166；“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p.16.
(43) 1959年以后，SSRC又先后设立关于拉美（重建）、非洲、东欧、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专门委员会。K.W.Worcester，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23—1998，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2001，pp.115—127.
(44) O.Zunz，Why American Centur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3—45；W. E. Akin，Technocracy and the American Dream：The Technocratic Movement，1900—1941，Berkele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J. A. 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1；G. Alchon，The Invisible Hand of Planning：Capitalism，Social Science，and the State in the 1920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D. Fisher，Funda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s：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45) P.Galison & B.Hevly，eds.，Big Science：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Research，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46) 梯利在使用repertory（源自法文repertoires）时有意借重该词连带的文化维度和历史含义，这也是笔者在此引入该词所试图传达的意涵。参见C.Tilly，Regimes and Repertoir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孙琇：《解读梯利：查尔斯·梯利的政治转型研究与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5—171页。
(47) 此处讨论，受以下研究启发：G.Myrdal，“Spread and Impact of the Ideology of Planning，”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London：Allen Lane/Penguin，1968，pp.709—740，J.B.Cullingworth，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Planning：American Land Use Plann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Routledge，1993；F.H.MacGregor，City Government by Commission，Madison，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11；T.R.Wolanin，Presidential Advisory Commissions：Truman to Nixon，Madison，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5；D.G.Marquis，“Research Planning at the Frontiers of Science，”American Psychologist，3（10），1948，pp.430—438。
(48) R. D.Lambert，“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33（6），1990，pp.712—713.
(49) A. A.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Book of Essays，Boston：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对格申克龙命题的发挥，见D.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Leamington：Berg Publishers，1985。
(50) 实际上，《汉密尔顿报告》初稿以很大篇幅讨论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特别是最为强大的德国海外研究，但并未提出倾向性意见。在随后举行的世界地区委员会会议上，不仅汉密尔顿本人表示无意以德国模式为范例，而且其他与会者也指出以欧洲模式作为范例是危险的。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Meeting，February 25，1943；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SSRC，Dinner Meeting，April 14，1943，SSRC Collection，Accession1，Series 1.19，Box 229，Folder 1386，RAC，p.49，pp.50—52.
(51) R. D.Lambert，“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33（6），1990，pp.712—713.
(52) 如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Conant）说明战时项目与哈佛战后地区研究计划的依承关系：“一个特别（军方地区研究）项目组建起来，其中包括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地理和经济背景的学习研究。事实证明这种路径的价值如此之大，所以（哈佛）文理研究生院现已就一个地区采纳了一个计划，而关于其他地区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The College Curriculum，”The President's Report，1946，Harvard University，1947，January 13.
(53) W.Fenton，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p.22.
(54) SSRC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World Reg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imeograph，New York，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43，pp.1—2.
(55) I.Wallerstein，“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in N.Chomsky，et al.，eds.，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pp.195—231.
(56) 对美国国际主义的文化面向的理解，笔者深受宁科维奇巨作的影响。F.Ninkovich，Global Dawn：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1865—189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57) SSRC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World Reg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pp.1—2.
(58)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Meeting，February 25，1943，Washington，D. C.，SSRC Collection，Accession 1，Series 1. 19，Box 229，Folder 1386，RAC，pp.46—52；Minutes，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New York，September 11-12，1943，Council Minutes，15-16 September，1942-1-2 April，1944，SSRC Microfilm Files，Series 9，Reel 24，RAC，pp.156—155，pp.165—168.
(59) “Social Science Considerations in the Planning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pp.7—12，March 1944，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emorandum，from Paul Webbink to Roger Evans，March 10，1944，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ollection，Record Group 3. 2，Series 900，Box 31 Folder 145.
(60) R. H.Davis，South Asia at Chicago：A History，p.31.
(61) “Area Studies，”Memorandum From Joseph H. Willits，to David N. Stevens，June 7，1944，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ollection，Record Group 3.2，Series 900，Box 31，Folder 165，RAC.
(62) 这一点也突出地见证于1943年3月底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高层（Board of Directors）会议，特别是执行主任克兰（Robert T.Crane）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Minutes，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New York，March 27-28，1943，Council Minutes，15-16 September，1942-1-2 April，1944，SSRC Microfilm Files，Series 9，Reel 24，pp.111—141（涉及世界地区研究的言论，尤见p.121），RAC.
(63) Minutes，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SSRC，New York，December 8，1945，Series 2.1，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 Minutes，September 9，1945-February 16，1946，SSRC Microfilm Files，pp.87—88.
(64) Minutes，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SSRC，New York，October 27，1946，Series 2.1，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 Minutes，April 5，1946-October 27，1946，SSRC Microfilm Minutes，pp.235—236.
(65) McCaughey，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p.128.
(66) R. B.Hall，Area Studi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pp.12—19.
(67) M. K.Powers，“Area Studies：A Neglected Field of Academic Responsibility，”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6（2），1955，pp.82—113.
(68) D. Nugent，“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Global Conflict，Territorial Control and the Birth of Area Studies during WWII，”Producing Knowledge on World Regions：Issu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ity，SSRC Workshop，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7，p. 8.另见I. Wallerstein，“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in N. Chomsky，et al. eds.，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pp.195—231；B. Cummings，“Boundary Displacement：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29（1），1997，pp.6—26；及D. Nugent，“Knowledge and Empire：The Social Sciences and United States Imperial Expansion.，”Identities：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2010，pp.17，2—44；B. Wang，“The Cold War，Imperial Aesthetics，and Area Studies.，”Social Text，20（3），2002，pp.45—65。涉及地区研究的“冷战知识史”论说，另见C. E. Pletsch，“The Three Worlds，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circa 1950—1975，”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3（4），1981，pp.565—590；I. L. Gendzier，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Boulder：Westview Press，1985；S. Diamond，Compromised Campus：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N. Gilman，Mandarins of the Future：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D. C. Engerman，N. Gilman，M. H. Haefele，and M. E. Latham，eds.，Staging Growth：Modernization，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Massachusetts：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3；R. Robin，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En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 Novick，That （转下页）
(69) （接上页）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309—311；等。
中国国内跟从“冷战政治附庸”议题对地区研究的考察，见梁志：《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第28—39页。笔者早先对地区研究的认识也基本是在这种思路之下，见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第5期，第28—41页。
关于对“冷战规约论”和“过度的冷战决定论”的批评，参见J.Issac，“The Human Sciences in Cold War American，”The Historical Journal，50（3），2007，pp.725—746；D.Engerman，“Bernath Lecture：American Knowledge and Global Power，”Diplomatic History，31（4），2007，pp.599-622；D.Engerman，“Social Science in the Cold War，”Isis，101（2），2010，pp.393—400.
(70) 笔者深知，与更大范围的美国学术界一样，地区研究作为一个范围广大、包罗繁多的知识领域，其不同的地区分支、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与冷战政治的关系紧密程度会有巨大差异。有些机构，如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具有特别强烈的冷战知识工具的色彩，见D.Blackmer，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Founding Years，1951—1969，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2；而俄国/斯拉夫研究作为地区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其与冷战政治的关系在地区研究各分支中显然最为突出，例见B.A.Dessants，The American Academic Community and Unite Sates⁃Soviet Union Relations：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 and its Legacy，1941—1947，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5；V.E.Bonnell &G.W.Breslauer，“Soviet and Post⁃Soviet Area Studies，”in D.Szanton，ed.，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p，217-261；D. Engerman，Know your enem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xpert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71) R. B.Hall，Area Studi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