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从“交集融通”走向“并集共发”
靳 戈
自近代以来，中国每一次重大进步发生前，都会兴起“开眼看世界”的潮流。“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变革，是以‘求知识于世界’为一项前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获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近十年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深度融入世界，而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开眼看世界”驱动的进步，也为看得更广、看得更深提出了新的需求。泛泛的“全球概览”和间接资料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需要，中国需要关于一国、一地区精深、全面的知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正逢其时。
中国在深度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迫切需要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传播能力。对外宣传是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外宣传的重要目的就是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争取共产国际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守正创新的姿态大力推动国际传播，从主体、机制、载体等多个方面推进改革，“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 (2) 。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准确易懂，有效提升传播效能。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都是中国进一步加深与各国相互联系的举措。前者事关“了解世界”，后者事关“介绍自己”，二者在当前中国的对外工作中可谓是一体两面，互为题中之义，不仅存在相互融通的交集，更有“并集共发”的可能与必要。
一、 交集融通：主体、对象与方法
（一）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都具有比较显著的主体性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都是大国崛起的“必修课”，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体性。欧洲崛起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的非洲学也同时诞生。美国崛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争期间就已经着手布局区域国别研究。1942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合作组建了拉丁美洲研究委员会。 (3) 1947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报告《区域研究：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被称为美国地区研究运动的“宪章”。 (4) 该报告指出了区域国别研究的三大目标，其中就包括“在与共产主义急剧进入全球对抗的情势下，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5) 。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所关注的国家和地区，恰恰都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关切。新加坡以弹丸之地扼守战略要冲，最关注的当然是自身所处的东南亚，其国内的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就是全世界东南亚研究的翘楚。 (6)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有赖于中东地区的石油供给与市场需求，日本的中东研究也快速发展起来。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新变化，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更加强烈。据统计，目前全国约有50 个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400个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 (8) 无论是从世界经验还是中国实践来看，区域国别研究都是大国崛起驱动下的学术活动，必然带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国家利益驱动并不否认其学术性与科学性。以智力成果服务国家和社会，必须要通过“求真”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 (9) 只有契合国家发展利益又坚持科学方法的研究、才能“有为有位” (10) 。
国家利益是驱动国际传播的核心力量。国际传播问题专家罗伯特·福特纳认为“政治本质”是国际传播的特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国际传播（对外传播）都带有政治色彩。国际传播的政治因素是其本质固有的” (11) 。现代国际传播发源于美国，从一开始就与权力、国家的利益和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1927年拉斯维尔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术的研究中对此最早定调。对外信息传播一直是美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9·11”事件之后，美国进一步强化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最终达成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整体实现的状态” (12) 的战略传播理念。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其国际传播战略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中长期规划，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战略传播”写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国际新闻领域，国家立场是欧美新闻媒体机构的一致倾向。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国际传播问题时提到“二为”：“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一论断，不仅指出了国际传播的主体性来自本国的需要，同时也阐释了坚持主体性的客观原因——处在变局中的世界需要了解“发展起来的中国将如何与世界相处”。
（二）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都面对复杂多样的对象
“世界是平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对全球化的理想化想象，弗里德曼的预言并没有被实践所证实，世界依然是崎岖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缘、不同执政党领导使不同国家的政治倾向与发展利益诉求差异较大，甚至一些群体依据文化认同形成了超越国家的利益方，例如跨国环保组织。一国一策、一区一策、因地制宜等理念，在当代世界多元利益诉求之下显现出更高的合理性。
区域国别研究是“关于地方性的知识”，这是它与国际关系学的显著不同。有的观点指出，国际关系研究旨在对国际事务进行规律性总结，强调“共性”；而区域国别研究则旨在对某一国别或区域进行细致深入的全面考察，强调“个性”。 (14) 相较于国际关系学所关注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对一国一地区的全描式研究，更能适应当前我国日益精准化对外交往的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对于国际关系面上的知识和世界主要大国的知识已经比较充足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生成机制。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国际影响力不高，但是与中国关系密切，对中国国家战略的决策也有影响。对于这些国家的深度知识，中国还比较欠缺。这些研究对象之间共同点少、差异性大，在一些方面是利益同盟，在某些问题上又分道扬镳，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景象。
从当前关于国际传播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不少成果已经发现，相同的主题、内容与话语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别，甚至不同的时代条件下，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有文献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国际涉华舆论，指出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求存在差异，“（这些国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阶段和需求侧重点也不同。只有深入研究对象国的需求，才能提升国际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5) 。有文献分析了当前世界舆论格局，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评价相对正面”这一现象。 (16) 曾几何时，我国国际传播工作受到文化、话语、人才等方面的影响，而不得以采取“送去主义” (17) 。时代的进步赋予了中国更加有利的条件，国际传播要立足新的条件、新的环境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实现从“送去”到“精准投递”。
同样，新中国早期的区域国别研究也有不“精准”的一面。中国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系统的国际政治研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区域国别问题。但是，彼时中国面对的是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区域国别研究局限于苏联和欧美，另因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也关注非洲地区。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关注的区域，都比较粗放。改革开放后，区域国别研究日渐步入正轨，其中一个显著表现就是精细化、精准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建立了欧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亚太研究所等一批学术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提速发展。
（三）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都重视在地性的方法
在地性（site⁃specificity）的渊源是公共艺术设计，后来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它不仅强调艺术品与展示场所之间的联系，而且更进一步地要求参观者也亲临现场，参与到艺术的创作中来。 (18) “‘在地性’不只是研究的出发点或姿态，而是一种方法论的缘起。” (19)
田野、历史是区域国别研究文献中的高频词。有研究者指出，区域国别研究要把握“民心相通”的主基调 (20) 。笔者理解，所谓“民心相通”除了语言相通，特别要包括对田野调查经验和当地历史的理解能力与共情能力。区域国别研究之所以强调田野，就是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所以更重视具体的、直观的观察与经验。同时，也是说要有下沉民间、抽丝剥茧的精神。所谓历史研究，是指打通区域与国别的横截面与纵切面，从历史文化与当前社会结构两方面见微知著，做出预测性判断，寻找煽动风暴的“蝴蝶翅膀”。笔者在社交媒体的跨国使用研究中发现，如果仅仅通过社交媒体的动员机制来分析2010年前后发生在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就会得出这场革命具有偶然性的判断。但是如果扎根于当地历史文化和社情民意，就能看到动乱必然性的“青
之末”。突尼斯国内顽疾特别是外部的影响，在特定时空里交织，预言了“茉莉花革命”的发生。 (21) 此外，也有研究者根据美国与缅甸关系的变化以及缅甸国内政治格局的情况，准确预言了2021年2月缅甸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 (22)
国际传播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到世界各地参与传播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 (23) 。广交朋友就要走出国门，到对方家中做客。只有在当地经验与全球视野的联结与转译之中，才能正确把握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理解传播对象行为的准确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并做出实事求是的解读。驻外机构特别是驻外新闻机构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美总站的经营经验来看，国际传播的“在地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接近本土的“现场”。“现场”对于新闻的意义不亚于真实，它为新闻活动提供了具有支撑作用的素材。对于国际传播来说，这里的“现场”就是社会科学中的田野，即实践的具体语境。接近这个语境才能直观接触到传播对象，进而理解其知识结构、认知特点，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二是与本土合作。“要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 (24) 一方面，大众传播具有感性、直观的特点，在这种语境下“他证”的说服力要显著高于“自证”。另一方面，本土人士掌握的当地资源也可以为我国际传播所用。例如，中央广播电视台北美总站的当地雇员数就占总雇员数的85%。 (25) 三是融入本土的社会关系。“国际传播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公共外交。” (26) 借用社会科学中“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 (27) 的说法，公共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传播者即“作为传播者的观察者”。观察是否深刻，一方面取决于观察者自身的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被观察者是否能在观察者面前表现出真实的一面。显然，后一方面受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关系亲疏的影响。融入当地的社会关系，能显著拉近与被观察者的距离，既能够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传播也更容易破除偏见，获得信任。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在方法上的共鸣与共通，来自两者共有的研究对象的异域性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异质性。二者面向的都是外部的世界，与研究者、传播者自身成长环境的差异是先天存在的。此外，不同国家、地区的条件各不相同，研究者、传播者对于一国一地区的认识是具体的而非普遍的，那么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这两种差异要求研究与传播工作始终要注意排除两方面认知框架的影响：来自本国的，和来自他国的。换言之，要从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理解其判断和行为，为准确的研究和传播提供前提。那么重视“在地性”的方法，就是一种降低认知干扰的工具，因此也成为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的必然要求。
二、 并集共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当下国内研究文献中的“战略传播”具有二义性。一方面，从词源上看，以国家为主体的“战略传播”来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是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后为了适应全球化变局提出的一个新的理念。国家战略传播指的是以国家为主体，以政府部门和部分军事单位为执行方的舆论调控和对外宣传，是目标清晰的、系统化的全球攻略，有助于巩固该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28) 另一方面，从中国当下语境来看，中国共产党权威资料中第一次出现“战略传播”是新华社2021年6月1日关于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的新闻稿。“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29) 比较来看，美国语境下的“战略传播”，强调有军事部门参与的信息传播行为，更接近“传播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意思，带有明显进攻性意味；中国语境下的“战略传播”传播则是字面上的“有战略性地进行传播”的意思，强调传播的谋划、策略和布局。“对外工作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30) 从中国当前对外工作的战略定位来看，当代中国战略传播显然不能贴上“进攻性”的标签，而是偏重于强调传播的规划有序，即通过优化国际传播的系统性来提升有效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系统内部以及多元主体之间合力的形成，也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共建，就不是单一主体力所能及的了，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统筹考虑，这就是所谓的战略传播。” (31)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之间存在诸多交集。大国的崛起必然与世界产生更紧密、更广泛的联系，为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提供了比较强劲“需求侧”。既然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在维护和体现国际利益方面同向而行，那么在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中二者也应该有所配合形成合力，从“有交集”走向“求并集”。
（一） 依托学术研究构建传播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国际传播工作时都提到了话语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32) 在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国际传播问题时，他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 (33)
话语体系本质上体现了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包含了隐性和显性两方面的多种元素，话语体系建设对增强话语权具有基础性作用。“理智而又自信地阐发本国的价值观念是一国获得话语权的根本途径。” (34) 当前，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国际传播的关键工作，是化解“挨骂”问题的“弹药”。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需要必要的学术支撑，通过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对世界现实进行形象化概括，对本国利益和全球趋势加以抽象提炼，形成精准、凝练、有感染力的关键词，并进行理论化的阐释与解读。“历史的终结”“文明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都是带有鲜明特定国家价值导向的话语，这些话语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成为推销特定观念的重要载体，有意无意地相互勾连形成一套强势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当然，中国的国际传播无意与谁争锋，导向与此并不同，所秉持的观念也不一样。但是，这种构建话语体系的经验值得借鉴。
区域国别研究至少可以在两方面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一是更深入了解对象国情况，提升国际传播话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35) “关键受众”的接受程度，是决定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自传播学“有限效果理论”出现以来，媒介研究很大程度上就约等于受众研究。对受众特征的精准描画有助于掌握其被遮蔽的真实需求，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叙事、媒介选择等策略。这本应该是国际传播的基本常识，但是由于之前缺少区域国别研究的足够支撑，一些国际传播工作对对象国群众的特征的把握不充分、不准确，国际传播效果不佳。二是通过对在地知识的探索，构建立足各国情况的多重叙事，解构“普世价值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等霸权话语，并进一步完善、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配套的话语体系。“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36)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世界历史”并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主导的，而是各民族在交往中形成的。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理论渊源，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正是源于此，有学者指出，国际传播应该提倡“以区域为基础（基地）”的研究（area⁃based studies），以结合区域的在地经验与理论知识。 (37)
（二） 用好各自平台形成整合传播
整合是国家战略传播的题中之义，至少包括主体整合、媒介整合、资源整合等方面。高校、智库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承担者，二者自身的使命任务中也有国际传播方面的工作。例如，高校五大使命任务中就包括国际交流与合作（其他四项分别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一直比较关注中国智库排名体系研究，近年来也将国际影响力纳入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成为五项一级指标之一。学术界对于与国际传播的交叉融合也有很强的愿景。“我们的日本研究学术刊物或者日本研究机构，要多负担一个使命，叫做‘战略传播’。” (38) “学术传播具有战略性影响，学术传播应当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应是今天人们认识学术传播地位和价值的基点。” (39)
区域国别研究位于学术的轨道，国际传播位于实务的轨道，是中国战略传播体系并行不悖、同向而行的“双轨”。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学术交流与合作，既可以介绍中国近年来学术研究、思想理论方面的新进展，也可以展示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面貌，更重要的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学术交往中学者自身的身体力行本身就是“观念政治”传播的载体，是鲜活生动的案例。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在此并非刻意要赋予区域国别研究“不可承受”的宏大使命，而是指出一个事实：以区域国别研究为代表的国际学术交流客观上扮演了国际传播的角色，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是对中国形象的表达。因此，区域国别研究也是中国战略传播体系的组成部分。
（三） 以区域国别研究校准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面向变动中的世界，特别是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精准的“微操作”。把握好其中的分寸，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对对象国的研究，不断校准工作方向。“加强中文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把握国际传播规律，提高传播效能，需要建立在对不同国家和区域中文传播生态谱系的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上。” (40) 在这方面，近四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与国际传播策略的互动关系是很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是将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使之成为美国发展的附庸。中国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后，加之美国自身发展战略失误，中美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美国大幅度调整对华战略，在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也发起舆论战。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抛出了诸如“注定一战”等新的话语，以“修昔底德陷阱”借古喻今，将中国崛起塑造为“挑战美国地位”，以此在国内争取选民，在世界上孤立中国。美国是国际传播强国，其策略、手段一直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不断校准工作方向，保持了很强的针对性。
当然，笔者多次声明，本文所举的美国案例并非要效仿美国，而是以此阐释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的关系。中国国际传播面对的对象更加复杂多样，不仅在横向上受到区域国别间异同的影响，也在纵向上因不同历史阶段而有所差异。因此，要坚持在深入研究和与时俱进基础上的精准传播。特别是在西亚、中东等民族宗教和地缘政治问题交织的地带，国际传播不仅要平衡慎重与积极，也要不断吸收区域国别研究的最新成果，跟上时代的变化，不断调试校准，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
（四）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发掘储备研究人才
我国区域国别研究队伍尚不够壮大的时候，中央主流媒体的驻外机构也承担了一部分研究工作。 “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应该具备三种能力：专业能力、地区能力和当地语言能力，这种人才只能通过特殊培养才能出现。” (41) 胜任本职工作的驻外记者一般都具有比较强的地区能力和当地语言能力，在专业能力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就可以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后备力量。事实上，许多新闻记者经过多年驻外历练，积累了许多知识和人脉，成为相应领域的区域国别问题专家。从国家发展需求和学科发展规律来看，区域国别学培养的是“三栖”人才：具有学术功底，能开展理论研究；具有现实关怀，能讲学术研究转化为咨政报告；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从事专门性事务工作。宽口径的培养导向不仅关乎培养过程，也需要更广泛的人才来源。此外，2021年底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刚刚设立，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还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不妨以更广阔的视野选拔人才（例如具有当地工作经验的国际传播工作者）加以培养，完善人才结构、提升人才规模。
作者简介：靳戈，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理论办公室主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研究员，新闻学博士。
(1) 安刚：《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几点思考——访北京大学副教授牛可、云南大学教授卢光盛》，《世界知识》，2018年12月，第64—67页。
(2) 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147—148页。
(3) 汪卫华：《“解耦”还是“脱钩”？——比较政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6期，第13—14页。
(4) 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9—40页。(https://www.daowen.com)
(5) 汪卫华：《“解耦”还是“脱钩”？——比较政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6期，第14页。
(6) 张振江：《国别区域学科建设中的实然与应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11日，第4版。
(7) 昝涛：《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如何走出新路》，《光明日报》，2022年1月15日，第10版。
(8) 杜飞：《“英语+国别与区域研究”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探索——基于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视角》，《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58页。
(9)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2022-07-15）。
(10) 翟崑：《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28页。
(11) 〔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12) 汤伟，施磊：《美国对缅甸战略传播行动的演进与特点》，《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6期，第16页。
(13) 王维佳：《中国媒体曼德拉逝世报道的问题》，《青年记者》，2014年第1期，第33页。
(14) 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2月，第153页。
(15) 孙明：《把握国际舆论，精准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对外传播》，2019年第10期，第25页。
(16) 许正林、王卓轩：《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现代传播》，2018年第9期，第70页。
(17) 黄友义、黄长奇：《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回顾——以中国外文局为例》，《中国翻译》，2021年第3期，第35页。
(18) 安德里亚·巴尔蒂尼：《论公共艺术的在地性》，《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第78页。
(19) 孙信茹：《全球视野下的“在地性”与“文化性”》，《中国出版》，2020年第2期，第68页。
(20) 李晨阳：《再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世界知识》，2021年第18期，第79页。
(21) 〔突〕伊美娜：《2010~2011年突尼斯变革：起因与现状》，《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第51—63页。
(22) 夕木：《拜登上台后，对华动作和特朗普会有何异同？》，http：//mp.weixin.qq.com/s/CgGYbT9Z_6P_0_ZP65q7mA（2022-04-28）。
(23) 新华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6/01/c_1127517461.htm（2022-07-01）。
(24) 新华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6/01/c_1127517461.htm（2022-07-01）。
(25) 江和平：《驻外媒体机构国际传播力提升之路探析——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美总站为例》，《国际传播》，2021年第1期，第37页。
(26) 〔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76页。
(27) 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
(28)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2011.
(29) 新华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6/01/c_1127517461.htm（2022-07-01）。
(30) 中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18页。
(31) 王眉：《从战略层面为我国国际传播建言献策——专访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对外传播》，2015年第3期，第30页。
(3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2022-07-15）。
(33) 新华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6/01/c_1127517461.htm（2022-07-01）。
(34) 项久雨，欧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时代考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第48页。
(35) 新华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6/01/c_1127517461.htm（2022-07-01）。
(36)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话。转引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37) 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23—124页。
(38) 赵启正：《日本研究的“战略传播”使命》，《日本学刊》，2015年第4期，第2页。
(39) 陆小华：《学术传播在中国战略传播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现代传播》，2021年第11期，第26页。
(40) 李宝贵，刘家宁：《区域国别中文国际传播研究：内涵、进展与优化策略》，《语言文字应用》，2022年第1期，第45页。
(41) 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4期，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