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分析研究妄想症,像我这样在非公共机构就职的精神分析师总是会遭遇一些特别的麻烦。我们无力接收身受此种紊乱困扰的病人,即便有,也无法长期留住他们,因为,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表明我们有能力治愈疾病,则很少有病人愿意接受治疗。所以说,我很少有深入观察妄想症的病理结构的机会,而即便有,也总是附带这样那样的条件——有时是在结论还很不明朗(到达这一步也并非易事)时即遭遇干涉,要么就是因为我顺从了病人亲属的要求,答应不求确诊地松散治疗。当然,单说接触妄想症患者或痴呆病人的机会,我其实倒也很多。对于这一类病人,我的所知也并不比其他精神病学家更少。然而仅此还远不足以得出分析结论。
要想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妄想症,若是研究对象并没有特别暴露出某些通常会被其他类型的心理疾病着力掩藏的东西(也许是以扭曲的形式),那么研究就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不论使用何种办法,我们都不可能强迫妄想症患者去战胜他们自己内在的阻抗;不论是在何种情况下,他们也都只会说出他们愿意说的话。所以说,就这种精神紊乱的情形而言,阅读一份书面总结或公开病史,可以说也就相当于同患者直接接触了。面对某个我素未谋面的妄想症患者(也即身患妄想性痴呆症的病人)的病例,我并不打算否决分析阐释的做法——但有个前提:这部病史必须是由病人本人写成并亲自展示在公众视野中的。
现在我们手头的这个病例,是关于撒克逊地区法院的前首席大法官、法学博士丹尼尔·保罗·施雷伯的。他的作品《一名心理症患者的备忘录》在1903年出版发行。据我所知,这本书的面世在精神病学家当中曾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位施雷伯博士很可能至今仍健在,并且早已走出了1903年时期的妄念体系,所以本书中关于他那本著作的评论很可能会给他带去痛苦。不过,只要他仍保持着当初的信念,我就可以援引他本人曾经的论述来支持自己的做法——正是他自己的这些论述,曾被这名“思维敏捷、洞察敏锐且智力超群的男子”[1]用来驳回那些试图制止他将自己病情公之于众的建议:“在公开出版这件事上,我从未欺骗自己不去注意那些消极面的考虑——尤其是关于几个至今仍健在的人的考虑。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我始终坚持的观点是,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幸遇到某位足够资格的人来对我的身心和个人命运进行观察研究,则必能有益于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对于宗教真理的理解。单是这一原因就足以压倒其他所有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了。”[2]他还曾在那本书的另一处明确指出,他本人已经下定决心,坚持公开出版,哪怕这可能给他的医生,即他在莱比锡的私人医疗顾问弗莱希格(Flechsig)博士造成麻烦,哪怕后者会以为这是在策划针对他的指控。在此,我想重复一遍施雷伯先生对弗莱希格医生说过的话:“我希望我的私人医疗顾问弗莱希格教授也能和我一样,从科学的角度看待我的这本备忘录,并由此而战胜任何个人的敏感。”
接下来,我将逐字逐句地援引《备忘录》中所有符合我的解析的部分。对于本书的读者,我首先要建议他们至少将那本《备忘录》通读一遍,以熟悉其中的内容[3]。
[1]这段明显并不公允的自述出自施雷伯的《备忘录》。
[2]出自《备忘录》前言。
[3]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做到这一点显然有些不现实。撇开施雷伯博士的《备忘录》是否具有翻译引介价值的问题不谈,首先其原著就已经一书难求,即便是有能力阅读德文的读者,恐怕也难得亲睹此书的机缘。在此,我们只能满足于就弗洛伊德的著作阅读弗洛伊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本文实在多有令人不能满意之处,从精神病学角度来说,本文恐怕也已是历史意义大于学术意义。但是作为了解弗洛伊德思想演进历程和上世纪初精神病学理论概貌的窗口,本文还是意义非凡的,而文中大量生动的病况描述和精彩的分析推理,更是让我们的阅读变得饶有兴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