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

我们这位病人与上帝的关系非常古怪，充满矛盾，要想在这些“疯话”中理出“条理”，实在需要很多精细的工作。为了弄清施雷伯博士的神学体系和心理体系，并从这些体系的表面（错乱的）关联中找出他对神经、幸福、神圣位阶以及上帝本质的认识，我们必须求助于《备忘录》的言辞。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套理论里其实到处都存在着某种既有陈腐也有机智、既有牙慧也有创见的古怪混合。

在他看来，人类的灵魂寄居于神经中，构造精巧异常，类似于线团（threads）。这些神经的某一部分只接受感官信号，其他的（心智神经）则负责所有的精神活动。这种结构所依据的准则是：每一个心智神经都表现出该人的全部精神特性，而心智神经数量的多寡则决定了这些特性的保存时间[7]。

人由身体和神经组成，而上帝则先在地（inherently）只由神经构造。上帝不同于神经有限的人。他的神经数量无穷无尽而且规模巨大，包含了人类所有的特征。这些神经拥有创造能力，也就是将其自身转化成世界上任何一种物体的能力。因此，这些神经被冠以“圣光”之名。在上帝与天空及太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8]。

在创世的工作之后，上帝退到了一个遥远的距离之外（第10—11、252页），并逐渐对这世界放手，任其按照自身的法则运转。他限制了自己，只执行将死者的灵魂擢升到他身旁的职能。他也会同某些天赋极高第的个体建立联系[9]，或者以奇迹的方式干预世界的命运——但仅限于某种非常规的方式。依照世界秩序，人类的灵魂只在死后才能与上帝进行正常的交流[10]。等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神经）的各个部分就会被净化，为的是最终归入上帝，成为“天堂的前端（forecourts of Heaven）”。由此，一个永恒的轮回出现了，世界秩序也就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当上帝在创造某物之时，他会放出自己的一个部分，为这部分神经赋以另一种形态。这时候，就出现了缺失，但缺失的部分终将在千百年后被补回，那时候，造物死后的那部分神经得到了祝福，进而回归上帝，成为“天堂的前端”（第18、19页）。

那些经过净化、已经变得纯洁的灵魂将浸润在幸福的状态中[11]。与此同时，他们也淡化了对自身的感知，实现了同其他灵魂的融合，结成了更高的实体。那些高贵的灵魂，比如说歌德、俾斯麦等人的灵魂，其自我意识能够保存几个世纪之久，然后才并入更高的灵魂结合体（比如说犹太人的“耶和华的圣光”，或者波斯人的“琐罗亚斯德的圣光”）。在净化的过程中，灵魂将学会“上帝本身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原初语言”——那是一种虽然古老但依然有力的德意志语言，丰富的委婉用语储备量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第13页）[12]。上帝本身并非简单的实体。他飘浮在“天堂的前端之上”，因此还有另一个名字——“上帝的后端”，这是相对于“前端”而言的。这个上帝的后端一直存在一种奇特的划分，有一个较低的上帝（阿里曼［Ahriman］）和一个较高的上帝（奥马兹德［Ormazd］）（第19页）。关于这种划分的意义，施雷伯只能说出一点：较低的上帝更接近肤色较黑的人种（比如闪米特人），较高的上帝则亲近金发碧眼的民族（比如雅利安人）。到了这个高度，也就到了人类知识的极限。此外，他还告诉我们，“尽管万能的上帝是一个统一的结合体，并且必然以某种方式维持着他的统一”，但那较低的上帝和较高的上帝也必须被视为不同的实体；他们相互保持着联系，又各自拥有一个自我，也都各有其自我保存的本能，因此，也就始终在相互较劲，争占上风（第140页）。对于不幸的施雷伯本人，在他的疾病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两个神圣实体也各自采取了极不相同的对待方式[13]。

在施雷伯法官健康状况良好之时，他对宗教事务是持怀疑态度的（第29、64页）。他从未建立起对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坚定信仰。事实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了一种观点，可以有力地证实他这些妄念的全面真实性[14]。不管是谁，只要对施雷伯那个上帝之性质的某些特定细节有所了解（接下来我们会立即加以介绍），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变性观念随妄想症产生的过程绝非水到渠成，而在那种拯救幻想中，也还保存着他过去一些怀疑论观点的残留。

在世界秩序中存在一道鸿沟，导致上帝的存在也受到威胁。借助一种无法理解的关联，活人的神经可以对上帝的神经发出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这些人类神经高度觉醒之时），其强度甚至足以将上帝紧紧攫住，使他再无法脱离。因此，上帝的存在受到了威胁（第11页）。这种非常罕见的事情就发生在施雷伯的身上，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痛苦。上帝的自我保存本能也在这种状态下被唤醒（第30页），由此上帝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他其实远不如宗教中所描述的那般完美。施雷伯的那整本书都贯穿着他的痛苦控诉，他认为，上帝根本不理解活人，因为他只习惯于跟死人联系。

“然而，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从那以后，这种误解就一直像一条红线般贯穿在我的生活中，而其根源则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世界秩序，上帝并不了解活人，也没有那个必要，他只需遵照世界秩序的规定，同死人发生联系。”（第55页）——“我确信，那一定与这样的一个事实有关：上帝不知道如何同活人交流，而且已经习惯于面对死人或睡梦中的人。”（第141页）——“难以置信，我个人也如此认为。对于任何的另外一个人来说，关于上帝其实完全不具备正确认识活人的能力的观念必然都是难以接受的，而我本人也是在无数次的观察之后，方才承认了这种想法；但是不论如何，这一切都是真的。”（第246页）

如果是上帝本身发起了针对施雷伯的阴谋，如果上帝竟然把这位法官当作白痴并将最严峻的考验加到他身上，那么这只可能是出于上帝对活人抱持的误解（第264页）。为了躲避这种责罚，他听从了一种非常招人厌憎地“强迫性思维”——“一旦我的思维停止，上帝立即就会得出结论，认为我的精神力量已经湮灭；在他所希望加诸我精神之上的那种破坏（愚蠢）之后，他就会感到满足，并找到抽身离开的机会。”（第206页）

在排泄（或大便）的冲动方面，上帝的行为引起了一种特别强烈的屈辱感。关于这部分的段落实在是太典型了，我将把它们完整地摘录下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可以参考施雷伯的这样一种认识：不论是奇迹，还是那个声音，都是出自上帝（也就是说，圣光）的。

“在这里，我必须多费一番笔墨在先前提到过的一个意义特殊的问题上——‘那么，你为什么不拉……呢？’——不管我现在不得不触及的这个话题是多么的不成体统。正如其他与我身体有关的事情一样，排泄的需要也受到来自奇迹的刺激。这种刺激出现在排泄物沿肠道下行之时（有时也在其反向移动时出现）；如果遇到因日常排泄而导致缺少该类物质的情况，那么至少，我的肛门内始终还附着少量肠道内容物的残余。这是一个奇迹，由较高的（upper）上帝创造的奇迹，它每天都会重复发生多次。我有一种与此有关的念头——它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只能归结为上帝对作为有机体的活人的不了解——那就是：‘拉……’可说就是最终的环节，于是，通过以奇迹调起大便冲动的方式，破坏智力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圣光也就由此得到了彻底抽身的机会。在我看来，要从根本上理解我这种念头的产生，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我的一种基于排泄行为之象征含义的误解，即：一个与圣光的关系密切如我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获得了向整个世界排便的权利。

“此外，从这当中也可看出那种针对我的诡计是多么的奸险[15]。在我的排泄需求被唤醒的时候，几乎总会有我身边的某个人被差遣到厕所中来——以刺激他们的神经的方式——意图阻止我的排泄。这么多年来，这种现象总是规律而且频繁（多达上千次）地出现，所以说，巧合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每当我被问到这个问题——‘那么，你为什么不拉……呢？’——我总是会给他们这样一个绝妙的答案：‘也许那是因为我蠢。’这个对人的天性一无所知的瞎眼的上帝，他能够想象得出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么？这个人竟然和动物们不同，会因愚蠢而排不出便！要说上帝具备这种见识，那是彻头彻尾的废话，要我把这种话写下来，我的笔也不会答应。当我感到那种必要并终于排便时，我通常都是在一个便桶上进行的，因为我总是在这种时候发觉厕所已经有人。每到这种时候，我的灵魂中就会同时涌起一阵最强烈的性欲快感。在排泄物加诸肠道之上的压力解除之后，性欲神经就会得到安宁。在排尿时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由此看来，每到大小便之时，所有的圣光就都结合起来。正因如此，每当我打算调动这项自然功能之时都会遇到麻烦：某种力量试图——虽然从未成功——倒转（reverse-miracle）排便或排尿的冲动。”（第225—227页）[16]

施雷伯的那个奇怪的上帝还有一个缺陷，他没有吸取教训的能力。“似乎是上帝本质中固有的某种特性让他不能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第186页）因此，他会在连续数年间一成不变地重复同样的考验、奇迹、言辞，以至于反倒令他自己成为其迫害对象的笑柄。

“所以，情况就成了这样：在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乎每件事情里，上帝都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可笑或者幼稚，一旦那些奇迹带给我的恐惧消退大半，它们就显出荒谬的原形。这一点对我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就是，我不得不经常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而扮演嘲弄上帝者的角色，如果这就是安排给我的命运，那么我将竭尽全力……”（第333页）[17]

在施雷伯身上，这种对上帝的批判和拒斥也总是面对反对的观点。这曾多次出现在他的思维中：“在这里，我必须以最严肃的方式强调一点：这不过是前奏而已，我相信它必然会在我死后终止（如果在那之前它还没有结束的话）。所以说只有我一个人具备嘲笑上帝的资格，对于其他人来说，上帝始终还是万能的造物主，是天堂和世界的创造者，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和未来的救赎；对于除我以外的人们来说，保持信仰和最大限度的敬意还是必需的。”（第333—334页）

由此看来，在病人曾经提到过的灵魂的一般本质、第二个上帝的自我保存需要，以及弗莱希格的灵魂对他的关键性影响等主题中，也包含有他的反复的努力，试图为上帝对他所做的一切辩护，而其内容又和基督教神义论的所有要旨相符（第60—61、160页）。总体来说，施雷伯的疾病被他本人视作以一人之力对抗上帝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获胜的是弱小的人，因为世界秩序是站在他一边的（第61页）。

从这份医学报告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施雷伯的病例，正是救世者幻想的一般形式；病人是上帝之子，肩负着从苦难或者毁灭的阴影中拯救世界的使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我也没有放过施雷伯与上帝之关系这个细节。他的这种关系对于人类其他成员的重要性很少在《备忘录》中被提到，而且也只在妄念体系建立完备之后才出现；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鉴于他（施雷伯）个人已经吸引并且吸收了大量的圣光，于是死者们都无法得到幸福。另外，在病人的身上，将自己等同于耶稣基督的念头也是在疾病的极晚期方才出现的（第338、431页）。

任何以施雷伯病例为对象的阐释，如果未能发掘出上述这种古怪的上帝观念，这种混合了敬意和拒斥的心理，就必然不可能通往真相。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转向另一个主题，一个与上帝关系密切的主题，即幸福（bliss）。

对于施雷伯来说，幸福也就是“往生”——人类的灵魂在死后经过净化，得到擢升。他把这种幸福描述为一种无间断的快乐状态，与上帝的意志相通。这不是一种独创的想法，但在施雷伯身上也自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他那里，我们惊讶地发现了幸福的男女之别：“男性的幸福拥有比女性的幸福更高的地位，至于后者，其构成首先是一种无间断的性欲快感。”（第18页）[18]在该书的其他段落中，幸福与性欲快感的重合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述，且并不涉及性别差异；至于作为上帝之意志的幸福，其构成则不再被提及。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例子：“……根据上帝神经的天性……幸福至少部分地是（如果不是等同的话）一种被强化了的性欲快感。”（第51页）还有这段：“性欲快感可被理解为幸福状态的预演，它是作为幸福的前奏而赐给人和动物的。”（第281页）所以说，天堂的幸福基本也可以被理解为尘世中性快慰的一个强化而持续的版本。

如果读者以为这种幸福观正是在施雷伯疾病的第一阶段中构成妄念的一种元素，而且会在后来因与其他观念的不相容性而被清除，那就大错特错了。直到1901年7月，在他的病例陈述（Statement of his Case）里，这位病人还着重强调了这种被他本人视为伟大洞见之一的观点：“性欲快感的确和死者灵魂的幸福有密切联系，这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其他人认识到的。”[19]

事实上，我们还将看到，正是这种“密切联系”，构成了病人之希望的基石——他一直寄望于同上帝达成和解，并为自己的苦难画上句号。被吸收进施雷伯的身体就能得到性欲的快感——当上帝的圣光在这一点上得到证实之后，它们的敌意就即刻消失了（第133页）。也就是说，上帝本身就渴望在他身上得到性欲的快感（第283页），并且以收回圣光为威胁，迫使他保持淫乐的状态，持续为上帝提供纵欲的对象（第320页）。

天堂的祝福竟然呈现出如此性欲化的特征，这既让人惊异，也告诉我们重要的一点：在施雷伯那里，幸福（Seligkeit）的概念其实来自德语selig一词，是这个词的两种含义——“死亡”与“性快感”——的浓缩混合[20]。另外，在这里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更换思考角度的契机。我们将从总体上详细考察这位病人与性欲以及他同性快感问题的关系。我们精神分析师一直是拥护这样的一种观点：不论是哪种神经及精神疾病，其根源都主要埋藏在性领域。这种观点在我们中的某一些人是通过独立的临床分析得出的，而在另一些人则是理论推导的结果。

在得到了所有这些关于施雷伯妄念体系的实例之后，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病例并非我们一直寻而未得的“反例”。这个病例中，性欲并不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施雷伯本人也曾无数次地表现出我们的这种“偏见”。他总是同时提到“神经过敏”和性的堕落，就好像这两者本就密不可分一样[21]。

在患病之前，施雷伯法官是一个在道德上十分严苛的人。他宣称：“只有极少数人是像我一样在那般严苛的道德规范中长大成人，而又像我一样终其一生选择恪守这些规范的——不仅是在性问题上，而且是在所有事务中。”（第281页）对此，我也找不到任何怀疑的理由。在经历了那场剧烈的精神挣扎——这在他的病征中得到了明确的显现——之后，病人与性欲的关系就发生了转变。他产生了这样的看法：保持性欲的快感乃是他的天职，也只有通过完成这一职责，他才可以结束那场爆发在他体内——或者，按照他的想法是围绕着他进行——的剧烈的冲突。淫乐就是“虔诚”，这就是那个声音告诉他的（第285页）。而施雷伯本人也只有一点遗憾：他没有机会让自己持续地投入那种状态[22]。

由此看来，沿着妄念中的两条主线前行，疾病带给施雷伯的改变最终也就是上述结果。在此之前，他倾向于禁欲主义，而且对上帝持怀疑态度；而在疾病发作之后，他变成了一个虔信的人，并且一心想着淫乐。不过，正如他所找回的那种（对于上帝的）信仰其实非常古怪一样，他为自己找到的性快感中也有非常怪异的成分。这不再是男性的性自由，而是女性的性感觉；面对上帝，他站到了一个女性的位置上，在他的感觉中，他就是上帝的妻子[23]。

在他的整个妄念体系中还没有别的哪个部分如他的变性幻想般彻底——那甚至称得上是顽固。他所吸收的那些神经显现出女性淫乐神经的特征，并从其他方面为那些淫乐神经打上了些许女性印记（第87页）。这尤其表现在病人皮肤的那种不常见于女性的柔韧性。每当他用手轻柔地按压身体上随便哪个部位时，他总是能感觉到皮肤底下的神经所呈现出的线条或纤维状的结构。这种感觉也出现在胸部（女性乳房的位置），“通过按压这种结构，尤其是在同时思索一些女性事务之时，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女性的感官快慰”（第277页）。病人毫不怀疑地认定，这种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原先的上帝神经，它们在进入他身体的过程中基本不可能丧失其神经特质（第279页）。通过一种被他称为“描绘”（即视觉想象）的方式，他可以同时给他自己和圣光造成一种印象，认为他的身体中充满了女性的乳房和生殖器：“在我身上描绘一个女性的臀部——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已经成为习惯，以至于每次当我俯下身子时都会如此这般。”（第233页）他还希望能“勇敢地公告天下，不管是谁，只要看见我赤裸上身站在镜子前，都一定要把这景象当作一幅女性的半身像，尤其是在还有女式饰物出现的时候”（第280页）。他还要求进行一次医学检查，以证实他的整个身体从头到脚都布满了淫乐神经；在他看来，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女性的身体上，而在男性——从他所意识到的来看——淫乐神经则只分布在性器官及其周边（第274页）。神经在他身体内不断积累，灵魂中的性欲快感也随之增强，甚至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让他只需一丁点想象的努力——尤其是当他躺在床上时——就可进入感官的快慰状态并得到非常清晰的预兆，知悉女性的性交快慰即将到来（第269页）。

只要回想一下病人在疾病潜伏期内遇到的那个梦，也就是在他迁往德累斯顿之前的那个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病人的变性妄念不过是对那个梦境的实现。在当时，他以一个男人的愤慨拒绝了那个梦，并在他的疾病中开始了抗拒这个梦之实现的斗争。他将变性视为病态意图将要强加给他的耻辱。可是到了后来（1895年11月），他开始与变性妥协，并将之同上帝的更高意图联系起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女性气质在我身上的成长。”（第177—178页）

之后，他彻底相信了他的女性特质乃是上帝之所需，为的是他的满足：

“尽管当上帝和我在一起时我们其实都还孤独——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还是感到有必要调动所有可能的手段，以及我所有的精神资源，尤其是我的想象力，以使圣光以为我是一个沉溺在淫乐中的女人，还要在他眼中把我的淫荡形象保持得尽可能久；鉴于这已经超出了人类能力所及，我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在一天的某些特定时刻保持这一形象。”（第281页）

“从另一方面来说，上帝要求的是一种持久的快慰；这是与世界秩序为灵魂之存在所设定的条件不相违背的。满足他的这种要求，乃是我的任务……以灵魂的充分的淫乐。在此过程中，我也能得到一些感官快乐；鉴于我已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痛苦和牺牲，作为一丁点补偿的这份快乐完全就是我应得的……”（第283页）

“……根据我的观察，我还要提出一种大胆的观点：上帝其实永远不会真的抽离（这个过程首先必然导致对我的肉体安宁的更严重破坏），而是会毫无抗拒地、永远地接受吸引——前提是，我能始终保持那个独自淫乐的女人形象，而且始终把我的目光放在女性的形体上，始终看到女性的形象……”（第284—285页）

由此看来，在施雷伯的妄念体系中，变性以及与上帝的特殊关系这两个关键元素其实正是经由他想对于上帝的女性特质而关联起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找寻证据，以证明在这两个元素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而且先在的（genetic）关联。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误区，我们越是费力阐释施雷伯的妄念，就越是接近康德在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描述过的一种可笑形象：两人合作挤奶，一人动手，一人举着滤网，但他们挤的，却是一头公山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