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记
不错，在我把这篇文章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的确是仅仅把它当作关于一次分析工作的片断散记的。尽管如此，早有心理准备的读者们可能还是会发现，这篇论文的内容竟然比其标题所给人的印象更为支离破碎。因此，我想我确是应当尝试为其中的疏漏部分（这绝不是偶然的）作一些解释。
本次分析工作的部分结果已经被省略了，因为在分析工作突然中止的时候，这部分结论还未得到充分的证实，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才可能得出普遍的论断。不过，我也在叙述中作过一些努力，尽可能地把某些特殊的解答方向指示清楚。在本论文中，我彻底丢开了技术方面的问题，这当然决非理所当然的；然而，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的应用，我们才从病人联想的种种粗糙素材中提炼出了潜意识念头的珍宝。随之而来的一大弊病是，读者们将没有机会检验我的分析步骤是否真确。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我确实发现有这样一大矛盾存在：若想同时对分析技术与歇斯底里病例的内在结构进行考量，那是很不切实际的，我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退一步说，就算我能，其结果也必将令人无法卒读。分析技术所需要的，是一次完全独立的展示，这样的展示只可能通过选自海量病例的大批例子来实现，并不需要把从个别病例中得出的结论纳入考虑。在本论文中，我也并未尝试过要去证实我的那些心理学假设，而这些假设却又都是我对精神现象进行描述的根基所在。在这方面，粗率的尝试不会有任何意义，而深入的探索却完全可以自成一卷。所以说，在这里我只能向读者保证，我对心理症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与任何心理学体系无关的实际观察基础之上的，我在分析的过程中总是不断修正我的看法，直到它们足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症状为止。我并不因自己在这一点上的谨慎而骄傲，但我也可以自信地说，我的假设确实都是建立在广泛而细心的资料搜集工作之上的。我在潜意识问题上所持的坚决态度似乎是非常容易招致反感的，因为我总是把潜意识念头、潜意识想法以及潜意识情感趋向当作与意识层面的心理内容同样坚实的东西来对待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很明白，对于任何一个立志对同一领域的现象进行调查，而且应用了同样理论工具的人来说，不管他会听到哲学家们的怎样的劝诫，都必然会作出和我一样的选择。
在我的一些医学界同仁看来，我关于歇斯底里症的理论纯粹就是心理学的；因此他们声称，这也就决定了我的理论是不能解决任何病理问题的。然而，从这篇论文中他们无疑可以发觉，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出他们的反对意见，那完全就是因为他们错误地把一种属于技巧的特性强加给了我的理论。纯属心理学的东西，乃是我的治疗技术；我的理论却并不如此，它绝对没有忽视这样一点：心理症是有其器质性成因的——不过，我的理论也确实没有从这一点出发去探索疾病的病理/解剖学的演变进程，并且暂时地以器官功能的概念来替代了我们本应该找到、但却至今尚无力理解的生物化学变化。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器质因素在性方面的作用，而在我看来，也正是这种性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歇斯底里症的基础，同时也是所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普遍基础。我怀疑的一点是：是否可能存在一种有关性生活的理论可以不用假设某种具有兴奋作用的性物质的存在。从我们在临床医学上遇到的所有那些临床表现看来，与真正的心理疾病最为类似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类中毒或禁欲现象：它们都是某种慢性毒物的作用结果。
不过，还是那句话，在本论文中，我的确还没有对那种在今天被称为“身体配合”的因素进行全面的讨论——也就是说，我没于展开关于性错乱现象的童年雏形、关于性区域、关于我们对双性恋的易感性等话题的讨论。我所关注过的器质因素，仅限于我们在分析治疗中接触到的那些。更多、更广泛的工作恐怕就不是在单独一个病例中可以完成的了。出于我前面提到过的原因，我也一直希望能避免对这些因素作草率的讨论。我很清楚，在这些我小心回避的地方埋藏着丰富的宝藏，可供我们未来的工作使用，而这片宝藏的根基，必然就是大量的分析工作。
所以说，虽然本论文的内容尚不够完整，但我还是决意将其发表，具体理由有二：首先，我希望能够告诉读者，一种本可能一无用处的方法究竟能如何成功地发掘出精神生活中潜抑与隐藏的部分，从而为我的关于解析梦的著作作出补充。（顺便说一下，在分析本文中那两个梦的过程中，对于那种与精神分析方法非常类似的解梦技术，我们都是有所应用的。）其次，我希望激起人们的兴趣，去关注直到目前都一直被科学所彻底忽视的一些行为，只有通过这种特别的手段，我们才可能对这些行为有所认识。我相信，现在还没有人对歇斯底里心理问题的复杂性——比如说，极不相同的心理趋势的并列，自相矛盾的观念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还有潜抑作用和错置作用（displacement）等等——有过真正正确的理解。贾内特（Janet）强调“执著”是形成病症的原因，这其实不过是一种非常无力的简单化处理。更何况，我们根本还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与疾病诱因有关的某些观念根本无法进入意识，那么这部分诱因肯定是不同于我们通常认为“正常”的刺激因素的，也必然不同于那些关联到某些可被意识到的念头的刺激因素；它们必有不同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同的作用过程、不同的表现。一旦事情在这一点上得到了澄清，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将前者转变成后者的方法，正是解除心理症状的一种有效疗法。
另外，我还想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性元素并不仅仅作为一种“解围手段”而在单一的某个介入点参与到那些构成歇斯底里症特征的过程中去；恰恰相反，在每一种症状的形成中，性都是背后推动力的来源。疾病的表征，其实都不过是病人的“性活动”而已。这样一个普遍的结论，当然不可能得自单一的一个病例；然而，在我所有的治疗分析经历中，我所能做的的确也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样一种观点，而且无一例外：性乃是开启精神心理症难题之门的钥匙，也是所有心理症的共同核心。忽视这把钥匙，就决不可能打开那扇门。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仍然在等待着那种可能驳倒该结论或者限制其适用域的调查结果出现。然而，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反对意见都还只不过是一些个人偏见，或者是没有说服力的论调。对于这样的反对意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查科特（Charcot）的话来作答：“Ca n'empêche pas d'exister.”
在本文中，我只是发表了一个病例的病史及治疗史片断，精神分析治疗法的真正价值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展示的。这次治疗为期甚短（不到三个月），又受到病例本身一些特性的影响，以致不可能像其他病例般得到令病人及其亲属承认的、接近痊愈的好转。那样令人满意的结果只可能出现在一种情况下，即其症状完全依赖于涉及性欲的各种内在倾向之冲突关系。在那样的病例中我们会看到，只要我们将病人的致病原因转译为正常的材料，那么他的精神问题就会得到相应的改善。一旦症状为外在动机所利用——就如多拉在前两年中遇到的一样——则病况的进展将大不相同。当我发现，虽然我们的分析已有相当的进展，病人的病况却并未得到显著改善；这种状况着实叫人吃惊，恐怕也非常容易导致误解。好在实际情况其实并不如表面看来那么糟糕。多拉身上的症状确实没有在治疗过程中消失，但在不久之后，当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被解除之后，它们就消失了。由此可见，这种迟来的痊愈或者好转，的确是医生的作用所致。
为了解释得更加明确，在这里我必须后退一步。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新症状的形成是被阻止了的。然而，心理症所具备的创造力量却绝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都在专注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结构的形成，在这种结构中，大部分都是潜意识的；我们可以将这种精神结构命名为“移情（transference）”。
那么，到底什么是“移情”呢？它们就是那些在分析过程中被唤醒从而进入意识的幻想和心理倾向的新的形式，或称摹写。它们具有这样一种独有的特征：它们会用医生其人来替代过去的某人。换句话说，这里有一整列的精神体验被唤醒，它们并不仅仅属于过去，也可见于此时此刻的医生身上。在这些移情中，有部分的内容是与被替代对象不同的，甚至可说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可以替代的地方。继续用我们先前的隐喻来说，它们都是翻版，或说新的拷贝。至于另外的那些移情，其构造则是更为独特的；它们的内容都已经过了润饰——即我所说的“升华（sublimation）”——通过对医生本人或环境的某些真实特性的巧妙利用，通过与这些特性建立的联系，它们甚至可以进入意识。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再仅是翻版，而是修订过后的新版了。
若是我们对分析技术的理论进行探究，那么我们必然会发现，移情着实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实践告诉我们，回避移情是不可能的；这是疾病的最后一种产物，对于它们，我们必须使用对付之前那些表现的同样手段。不过，到目前看来，这一步也正是整个治疗工作中最难的部分。要学习怎样对梦进行解析，学习怎样从病人的联想中提炼其潜意识念头和记忆，并且进行类似解梦的分析，这其实并不难；因为病人总是会自动为我们提供材料的。然而，对于移情的探究却是几乎得不到任何助力的，只能凭最细微的线索去观察；与此同时，我们还得避免鲁莽的主观判断。移情不可避免，因为病人总是会在无意间利用它来阻碍治疗，阻止各种材料被我们获知；更何况，病人也总是只在解除了移情后，才能真正相信分析所提供的解释言之不虚。
有些人也许会倾向于将移情当作精神分析方法所面对的一大障碍。说到精神分析这种方法，其本身就已经足够麻烦了；而在移情的掺和下，医生的工作量就更大，因为他们必须找到一类全新的病理性精神产物。有人甚至会认为，因为移情的存在，病人会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受到伤害。以上两种猜疑都是不对的。医生的负担其实并不会因移情的存在而加重，因为对于医生来说，不管他们必须在病人身上克服的心理倾向究竟涉及的是他们本人还是其他的什么人，他都不应该区别对待。另外，我们的分析治疗工作也决不会借助移情向病人施加强力，迫使他们做出本不会做的事情。在某些完全对精神分析法视如不见的治疗机构中，心理症也可以得到治愈，这不假；就歇斯底里症而言，有人说发挥作用的其实不是精神分析方法，而是医生本人，这也可能是真的；在病人和那些以暗示方法消除症状的医生之间，总是存在某种盲目的依赖，以及持久的联系，这也是真的；不过，上述所有这些事实都并不构成否定我们的方法的反例，因为对于它们，我们都可从“移情”这种常见于医患之间的关系中找到科学的解释。精神分析方法并不制造移情，它只是使那种本就存在的移情显现而已，这也就好像它对其他许多隐藏因素所做的一样；在这当中，唯一的区别只是：病人自然地只会凭借温情以及友善的移情来帮助自己好转。如果无法实现那样的移情，病人就会觉得医生在“嫌恶”他，从而逃之夭夭，从而也就不受医生的哪怕一丁点影响。另一方面说来，既然在精神分析中各种动机都各有不同的效力，那么病人的所有倾向——包括敌意在内——就都会被唤起；一旦它们进入意识，分析的目的就达到了，而移情则被完全破坏。初看起来，移情似乎注定了要成为精神分析的最大阻碍，但是，如果它的存在能被觉察并由医生向病人解释清楚，那么它也就能够成为精神分析的最有力的帮助[90]。
我不得不涉及移情的话题，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阐明这次针对多拉的分析的特点。这次分析的最大意义所在，即它那非同寻常的清晰表现，这使它很适合作为一篇首开先河的介绍性文章；但是这个最大的优点同时也是和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紧密相关的，也正是这种缺陷，导致了这次治疗的过早中断：我未能成功地将移情及时控制住。在治疗过程中，多拉主动把一部分病理材料交给我处置，这导致了我的一些疏忽，让我没能预先注意到移情的最初迹象，而这里的移情，又正是和那同一些病理材料的另一部分内容相联系的；可叹的是，对此我却视而不见。在一开始，我明显地在多拉的想像中成为了她父亲的替身——虽然从年龄看来，这似乎不太可能。她甚至常常有意识地把我和她父亲对比，还一直急于知道我对她是否坦率——因为她父亲“总是喜欢含蓄、喜欢绕圈子的”。然而，当第一个梦降临时——在梦中，她曾警告自己停止接受我的治疗，就像她以前离开K先生的家一样——我本也该注意到这个警告了。那时我就应该对她说：“这下子，你有了一次移情，把对K先生的关注移情到我身上来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迹象，让你怀疑我也怀有K先生那种不良的企图（不管是公开的还是含蓄的）？或者说，你有没有被我的什么东西震动，有没有关于我的什么东西引起你的幻想，就像以前的K先生一样？”那样的话，她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存在于我和K先生之间的某些共同细节上，要不就是转向关于我个人或者与我有关的环境的某些细节上，在它们后面，正隐藏着关于K先生的某些类似但却远为重要的东西。消除移情之后，分析才可能深入到新的回忆中，也才有可能接触到真切的事件。然而，我却没有对那第一种警示保持警觉；当时我以为，既然没有进一步的移情，分析也还没有走进死路，应该是还有大把时间在等着我利用的。就这样，移情解除了我的警惕，再加上我身上又还有那些会让多拉联想到K先生的特质，结果，多拉把她本想加给K先生的报复放到了我身上，于是她抛弃了我，这也就好像K先生欺骗并抛弃了她一般（这是多拉想象中的看法）。这样看来，她是在治疗中对她的回忆与幻想中最根本的部分进行了实现，而不是再现。到底是我身上的什么东西让她想到K先生？我实在不知道。我只能猜测，这可能与钱有关，要不然就是她对另一个在痊愈后仍跟我的家庭保持密切关系的病人抱有嫉妒。在治疗中，只要能让移情在分析的初期发生，就应该让它发生，因为，虽然它会阻碍分析的进展，并且使之陷入暧昧的处境，但却能为我们带来最为重要的一种帮助：移情可以防止突发而无法克服的阻抗之出现。
其实，在多拉的第二个梦中，本就存有好几种关于移情的暗示。当她向我讲述那个梦的内容时，我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只剩下最后两个小时了（对此，我是直到两天之后方才有所意识的）。在那幅《希斯廷圣母》跟前，她也花了同样长度的时间，另外，同样的时间也被她分配给了那次并未成行的环湖漫步（请注意，她用“两个小时”代替了“两个半小时”）。至于梦中的努力和等待——这是与那个身在德国的青年有关的——其原型则是她对K先生的等待，她等他来娶她；早在几天前的移情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关系的表现了。她认为治疗过程对于她来说是太过漫长了，她没有耐性再等下去。可是，要知道，在治疗开始的几个星期中，当我告诉她完全的恢复也许要耗时一年的时候，她是一点也不在意的。她在梦中拒绝别人陪伴，宁愿独自上路，这个元素的源头则也是那次在德累斯顿的访问；到最后，我也成了她的拒绝的对象。毫无疑问，这些都意味着：“男人都这么讨厌，我宁愿不结婚。这就是我的报复。”[91]
冷酷的冲动和报复的欲望早已在病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维持症状的作用，如果这两种心理在治疗过程中改变对象，指向医生，而到那时候为止这医生还一直没有精力追溯它们的来源，从而解除它们对他本人的附着，那么他的治疗就肯定是无效的。想想看，在病人对医生的报复手段中，还有哪一种是比以自身证明医生的无能更甚的？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对于多拉的治疗只是片面零散的，我还是并没有轻视其价值的意思。
直到本次治疗结束十五个月，本论文的草稿也已经完成之后，我才得到关于病人状况及治疗效果的消息。有一天（日期决非无关紧要，是4月1日；我们已经知道，时间日期对于多拉来说，可从来就不是无足轻重的），多拉又来看我了——她来是为了给她的故事画一个句号，并再一次请求帮助。从她脸上的表情，我一眼就看出她其实并不急于求助。在治疗结束后大约四五个星期之内，她一直处于“一团糟”的境地——这是她的原话。过了那段时间后，病情却有了大的改善。疾病的发作次数减少了，整个人也有精神了。那年的5月，K家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夭折了。多拉抓住了K家丧子的机会，前去慰问，而K家对她的接待则像是在最近三年里彼此间并未发生过什么一般。她也和他们一起遮掩整个局面，同时也对他们报复；此外，她还暗怀私心地就这几年的事情作了一次令她自己十分满意的总结。她对K夫人说：“我知道你和我父亲有一段感情。”对方并未否认。而K先生也向她承认了先前一直否认的那次湖边事件。然后，她又把这告诉了她父亲。从那之后，她就不再和K家保持任何关系了。
之后，她的生活过得很正常，直到10月中旬，她失声的毛病又发作了，还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对此我深感惊诧，于是问起她有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她告诉我说，疾病的发作是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恐惧而来。她曾见到有人被一辆马车碾过，后来她还了解到，遇上那次意外的不是别人，正是K先生。那时候，K先生在街上遇见了她，那是在一处交通繁忙的地段；那时候他就站在她面前，似乎是心慌意乱，而就在他失神的时候，就有一辆马车过来，把他撞倒了[92]。对于这件事，多拉成功地说服自己相信K先生其实没受什么严重的伤害。另外，每当她听到有人提起她父亲和K夫人的关系，她总是会稍微感到一些激动，不过，对于他们两人的感情，她也再没有更进一步关注了。她专心于她的工作，连结婚的念头也没有。
她接着告诉我说，她来找我是为了右侧面部的神经疼痛，目前她正日夜苦于这种症状。“有多久了？”“正好两个星期。”[93]听了这话，我不禁一笑；因为我这时已经可以向她证明，正好是在两个星期以前，她曾在报上看到一则关于我的报道（是在1902年）。她也承认了这个事实。
由此看来，她的面部神经痛其实也就是一种自我惩罚——她后悔曾经给过K先生一记耳光，也后悔曾把报复的情绪发泄在我的头上。我实在不知道她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帮助，不过我还是答应了原谅她上次没有给我彻底实施治疗的机会。
那次拜访之后，又过去了几年。这个女孩结婚了；她真的嫁给了那个年轻人，也就是她在第二个梦的分析过程中联想到的那个身在德国的工程师（如果不是所有迹象都在误导我的话，情况肯定就是这样）。如果说，第一个梦是在表现她离开所爱的男人，转向父亲——也就是说，从健康的生活逃入病中——那么，第二个梦则表明，她已经准备好离开父亲，重回现实的世界。
[1]Schmidt，Beiträge zur indischen Erotik，（1902）。
[2]《梦的解析》，（1900）。
[3]本论文所记载的治疗工作在1899年12月31日中断。在紧随其后的两个礼拜里，我把关于此次治疗的思考所得记录了下来，但是，正式的出版却是直到1905年的事。从我的角度来说，在经过了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研究之后，对于本病例的看法自然是会有所改变的，可是若有意修补，以求使本文“升级更新”，其结果恐怕也难免荒唐。所以，我基本上保留了本文原来的面目，只是改正了一些笔误之处，并纠正了由我的两位杰出的英文译者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夫妇为我指出的错误。至于我认为应该添加的说明，我都以附注的形式增补了进来——所以说，读者们完全可以相信，除了与附注内容相反的见解外，本文中的其他观点都是我至今仍然坚持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关于我在本前言中提到过的“医学的审慎”问题，在我的其他许多病例中却根本不成为问题——在其中的三个病例中，我都已经得到了病人本人（在小汉斯，则是他的父亲）的出版授权；至于第四个施雷伯大法官的病例，又根本不存在许可问题，因为分析的对象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他写的书。在多拉的病例说来，我们一直将她的这个秘密保守到了今年。我已经很久没和她联系了，只是在不久以前，我刚听说她新近患上了别的疾病，并且还曾对她的医生说过，她曾在少女时期接受过我的分析。在她说出这事之后，我的那位消息灵通的同行立即就知道了她就是1899年的那个多拉。那时她所接受的短短三个月的治疗，只是减轻她内心的困扰，还不足以为她筑起防护未来疾病攻势的壁垒。这是事实。任何一种公正的评判都绝不会以此作为指责分析治疗的理由。——弗洛伊德1923年补注
[4]《梦的解析》（1900），第7版，1922，第70页。
[5]引自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分。
[6]曾有一个医师介绍他的一个亲属到我这里做心理治疗。这位医师告诉我，病人已经被歇斯底里症困扰了几年时间（她感到痛苦，而且步态怪异，似乎有身体缺陷），而且久治不愈。从他给我的简短说明来看，对这位病人的诊断似乎也的确符合她的病情。在我开始治疗这个病人的头一个小时内，我让她自己向我陈述病情。等她的故事中那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都清楚连贯地摆了出来，我告诉自己说，这个病例绝对不是歇斯底里症。接着，我立马做了一次详细的身体检查，这才发现这是一个重度消瘦症病例。在兰教授（Pro.Lang）为病人进行汞药剂注射后，病情有了很大起色。
[7]在失忆和记忆错乱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一旦记忆中出现大的断层，那么必然会有错误的关联随之出现。反之亦然，后者也可以成为失忆症的遮掩。
[8]如果一个病人对他自己的叙述产生了怀疑，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彻底忽略他的这种怀疑意见，这是经验教给我们的事情。如果病人的叙述呈现出两种版本，那么我们一般倾向于相信头一种，而将后来出现的那种视为潜抑作用的产物。
[9]老实说，我并不真的认为遗传因素是导致歇斯底里症的唯一可能病源。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可参阅我的早期论文，比如说在《遗传与心理症的病源论》中，我就曾反对过上述病源论。不过我也不希望让人们觉得我并不重视遗传因素在歇斯底里症病源方面的重要性，或者以为这个因素的影响根本可以忽略不计。就我们手头的这个病例来说，我所给出的关于病人之父、伯父及姑母的资料都显示出，他们在心理上都是很有问题的。再者，要是病人之母的病态也具有遗传倾向的话，那么我们这位病人的遗传条件真可谓是集各种不利因素于一身了。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个女孩的遗传条件——或者，准确地说，是遗传构成的易感型体质——里面，肯定还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因素。我在前文中曾提到过，她的父亲在婚前曾患过梅毒；而在我以精神分析方法治疗过的病人中，竟然许多人的父亲都是患过痨病（tabes）或全身瘫痪的，他们所占的百分率高得惊人。首先，因为我是在应用新奇的方法进行治疗，所以我所接触的病人大多都是久治不愈的严重病例。根据Erb-Fournier理论，男性身上的痨病或者全身瘫痪，很可能就是早期感染梅毒的后遗症；而我本人也曾在不少临床实例中得到过这种推论的直接证明。在最近一次关于梅毒病人后代的讨论（那是在1900年8月2日到9日于巴黎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医学大会上，芬格［Finger］、塔尔诺斯基［Tarnowsky］、朱利恩［Jullien］等人提交的报告提出了这个问题）中，我却没有发现有任何人提出我从作为心理病理学家的经验中总结出的那个结论——患过梅毒的男性，在其下一代的心理症病理结构中，是一个不容忽略的致病因素。
[10]在后文中，我们将对这第一次疾病的成因进行讨论，那可能带来惊喜。
[11]关于这次疾病，可参见后文中对于第二个梦的解析。
[12]在前文中我已经解释过，我对本病例的治疗，以及我对构成这个病例的那些乱麻般的事件的认识，始终还是片断的，因此难免还有许多问题我无力解答，或只能凭借暗示或猜测给出答案。在治疗过程中的一次谈话里，我们提到了这封信，当时女孩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会发现这封信呢？我是把它锁在书桌里的。”可是，事实是她很清楚自己的父母已经看过那封诀别信，所以我的结论是，那其实正是她自己安排的结果。
[13]我认为，她的这种疾病肯定还伴随有痉挛、晕厥的症状。不过，相关的情况还没有被我们的分析触及，所以我也就没能掌握任何可靠的资料。
[14]在此我要举出一个相关的例子，那是由另一个同样定居维也纳的医生经手治疗的。这个医生对性因素在歇斯底里症中的重要性持否定观点，我知道从他的角度看来，这样的例子可能只会让他对自己原先的观点更加坚持。事情是这样的；他的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女病人，表现出歇斯底里性的呕吐症状，病情危险。最后，他决定问她一个肯定会令她痛苦的问题，即她是否偶然爱上哪个男人。“没有！”那孩子回答，在她的反应中，无疑是带着许多惊诧的。然后她又以她所特有的不敬口吻对母亲说：“那不过是空想！那个老笨蛋竟然问我有没有恋爱过！”后来，她又来到我这里接受治疗，这才在谈话中证实——当然，这不是在我们的第一次交谈中——她早已有手淫习惯，有不少的白带分泌（这与她的呕吐不无关系）。最后她戒除了这个习惯，但在禁欲中也深为心中的罪恶感所苦，以致把她的家庭所遭受的所有不幸都当作是一种上帝对她的罪孽的惩罚。此外，她还深受她的一个未婚姑姑的罗曼史的影响；本来，她的家人以为已经把这个姑姑怀孕的事（这是导致她呕吐的第二个因素）瞒过了她；大家都以为这女孩“还只是个孩子”，没想到她却早已懂得性关系中的所有要素了。
[15]我已经超越了那个理论，但还没有抛弃它；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我看来，那个理论并不是错误的，却是不完善的。真正被我抛弃的，其实是对那种所谓“似睡状态”的强调；我们原本以为，这种状态是由病人的创伤引起的，同时也是所有后续反常精神表现的基础。在我和布鲁尔合作完成的这项工作中，如果可以在两人各自的工作间划清界线的话，那么我要借这个机会说明，“似睡状态”这种被许多论者评为我们的中心工作的假说其实整个儿地来自布鲁尔。在我看来，对于这种术语的使用根本就是多余的，也是容易导致误解的，因为它破坏了问题的连续性，割裂了伴随歇斯底里症状而发生作用的那些精神机制的本质。
[16]参见我的论文《歇斯底里病源论》。
[17]我们对于这些情境的认识，必然会随着更多材料的公开而有所发展。
[18]多拉之所以对那一吻感到恶心，肯定还有原因，绝不应被归结为偶然。她绝对不可能忘记那些原因，也不可能对其避而不提。我在偶然的机缘下见过K先生，他就是和病人的父亲一道来拜访我的人；他年轻而且外表出众。
[19]这种“错置”的说法绝不仅是为了解释这一个现象而构造出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解释适用于一大类症状，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在对多拉的治疗之后，我又遇到过另一个因拥抱而受到惊吓的例子（不过，这一次是没有强吻的）。那是一个年轻女子，她原本深爱着她的未婚夫，但却在突然之间对他产生了冷淡的感觉，还伴随有严重的情绪低落；因此，她来找到我寻求治疗。我们毫不困难地从这病情中追踪到了那名男子的阴茎勃起所带给她的惊诧，她感觉到了它的压力，但却在后来把这种感觉从意识中遣走了。
[20]此处可对照后文中会提到的第二个梦。
[21]正如在类似的案例中一样，读者应该想到原因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多重决定因素。
[22]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讨论中，都包含着许多在歇斯底里症中普遍典型的内容和普适正确的说法。有不少十分有趣的歇斯底里症状都是与勃起的主题有关的。男性生殖器在衣裤下露出的轮廓被女性注意到后时常引起后者的病态反应，在女性的许多孤僻避世的病例中，症状的来源都在于此。性与排泄之间的和同关系无疑是很容易理解的，而这种关系在病理上的重要意义也是再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事实上，这种和同关系正是大量歇斯底里恐惧症病例的根源所在。
[23]这种观点肯定与她自己的假意自杀不无关系；由此看来，她的那种行为也可以看作是渴望获得同样的爱的表示。
[24]这个女教师经常阅读各种有关性生活或者类似话题的书籍，还会就此与多拉谈论；与此同时，她也会直白地要求多拉不要向父母亲提及此类谈话，因为他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实在难测。因为有这些事情发生，我曾一度以为这个女人就是多拉所有那些秘密知识的来源；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也许我的看法并不全错。
[25]可参见后文中提到的第二个梦。
[26]于是，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如果多拉爱K先生，那她为什么要在湖边拒绝他呢？或者说，为什么她的拒绝会那样粗暴·就好像她在恨他一般？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在一种既不唐突又不冒失的求爱举动面前，怎么会感觉到羞辱呢？
[27]这是一处上流社会的疗养地，位于维也纳以南约五十英里的山峦中。
[28]这种事在姐妹之间实在稀松平常。
[29]在后文中，我将就我对这种胃痛症状的进一步结论进行探讨。
[30]这一结论并不十分正确。我们那个“……（患病意图）在患病伊始也不表现出来，它们总是后来才出现的”的论断，在现在看来，已经站不住脚了。就在下一个段落里我们就会提到，患病意图早在疾病爆发之前即已存在，而且也构成了导致疾病爆发的部分原因。后来，我又找到了一种与事实更加贴近的理论解释。我对因疾病而获得的“直接收益”（因病获益）与“间接收益”（继发获益）作了区分。有一点是肯定的，患病意图始终是和某种利益的获得有关的。在本段后面的论证中，我们主要讨论那种继发获益。因病获益现象在不论任何一种心理疾病中都是存在的。首先，患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节省精神力量的途径。每当有心理冲突出现，心理症就总是提供一条最经济省事的解决途径（我们将这条途径称为“在疾病中逃避”），虽然我们也看到在大多数病例中，这种逃避在后来都变得无效，无能为力。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因病获益描述为内在或精神上的获益，可以说，这种获益是恒定的。除此之外，也可能有一些外部因素促成患病（比如，前面举过的K夫人的例子）；这些则构成了外在的因病获益。——1923年弗洛伊德补注
[31]有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名医生的阿瑟·施尼茨勒（Authur Schnitzler）在他的《帕拉切尔苏斯》（此人是16世纪上半叶奥地利著名的医生和炼金家。——译本）中也曾十分正确地表达过这种观点。
[32]Vnvermogend的字面意思是“不能的”，通常被用作“不富有的”和“性无能的”两种意思。
[33]我的这些关于性变态的评述，是早在布洛克（Bloch）那部杰出的著作问世几年前就已经写下了的。
[34]在通常被称为“忧郁病（melancholia）”的疾病状态中，类似的超价念头常常就是除深度沮丧以外唯一的症状；这种病也和歇斯底里症一样，是可以通过精神分析而清除的。
[35]是在我的《梦的解析》（1900）以及《性学三论》（1905）中。
[36]在这种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必然是早年的生殖器感觉，这或者是一种自发的感觉，或者是因为他人的诱惑或者手淫而产生的。
[37]（《附注》，1923）。——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意识到还有一种可以证实潜意识的好方法，也就是说，病人声称“我没这样想过”，或“我没有想过这一点”。类似的话可以直接理解为“是啊，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方法是非常可靠的。
[38]我们将在后面论及此点。
[39]比较下面两个句子：“ruhig mag ich euoh erscheinen，ruhig gehen sehn。”（静静地，我望着你到来，静静地，我望着你离去。——席勒《托根堡骑士》）
[40]在一次答问的时候，多拉曾告诉我说她们的房子从来没有真的着过火。
[41]这个梦的内容让我们可以相信，它的初次出现的确是在L地。
[42]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这句话，是因为它实在让我迷惑。这句话似乎是披着一层模糊暧昧的外衣。难道这些话里不曾存在任何一点关于什么紧急事件的暗示吗？从联想的角度看来，模糊暧昧的词句时常就发挥着连接点（或者说是“开关词”）的作用。如果开关拨到其中一边，表示这个点曾出现在梦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正通向另外的某种结论；而在这另外一条前进轨道上，恰恰就有我们正在苦苦寻找的那些还隐藏在梦之深处的念头。
[43]可对照我们关于伴随回忆出现的怀疑的说法。
[44]这是因为，在她知道如何回答我的问题之前，已经有新的材料突然浮现在记忆中了。
[45]尽管我没有明言，但我其实还是怀疑，多拉本人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元素所具备的一种象征意义。在梦里，“Zimmer”（“房间”）经常带有“Frauenzimmer”（一种表示女性的略带轻蔑的说法；从字面上说，其含义就是“女人的住宅”）。至于一个女人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这样的问题，当然绝对不会是无关紧要的。人们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类“打开”所对应的钥匙究竟是什么。
[46]《梦的解析》，1900。
[47]这是她通常对潜抑念头表示承认的方式。
[48]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一种对于解梦原理的彻底的误解，尽管在其他时候多拉对于我们的原理还是熟悉的。从这件事加上她在关于珠宝的联想上的贫乏与迟疑态度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此处正在处理的内容乃是潜抑极深的。
[49]后文中我们还将对这里提到的小手提包作进一步的解释。
[50]这是用来撇开得自潜抑思想的知识的常见方法。
[51]等分析进展到后来，我们甚至也能用符合整体阐释的方式来解释那个珍珠耳坠了。
[52]我又说：“不仅如此，那个梦在前几天的复现更让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已经决定放弃治疗了——其实，你之所以来这里接受治疗，也只是你父亲的意思。”事情最后的结局证明了这个推断。在这一刻，我的解析工作接触到了“移情（transference）”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极高临床意义和理论重要性的主题；然而，在本论文中，我实在没有太多的机会对其加以讨论。
[53]看起来，这位医生才是唯一受多拉信任的人，因为在这场病中，她发现他并未拆穿她的秘密。对于其他的医生，她都感到害怕，因为她还无法对他们作出判断；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她之所以会害怕，就是因为医生可能会猜到她的秘密。
[54]关于这个梦的核心，也许是可以用下面的语言来转译的：“诱惑太强烈了。亲爱的父亲，再保护我一次吧，就好像你在我童年里做过的一样，不要让我的床湿掉！”
[55]这种观点太过极端，今天的我已经不再坚持了。——1923年补注
[56]参见我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成书于1904年）。
[57]这对成年人也适用，只是在他们身上表现得较有节制而已；只要手淫数量有所减少，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如果力比多足够强大，歇斯底里症状和手淫现象也可能同时出现。
[58]在其他病例中，要证明病人有幼儿期手淫行为的方法也大致如此。证据也总是大同小异：白带的现象、尿床、手上的怪癖（强迫性的洗手），等等。从症状的特性，我们通常可以确知孩子的监护人是否觉察到他们的这种习惯，这种性活动到底是因孩子自身的长期努力而戒除，还是因为突发事件而中止。在多拉的病例中，手淫的行为是没有被发觉的，其终止符是一次突然的打击（参见我们关于她的秘密、她对医生的害怕，以及呼吸困难的论述）。病人们总是极力否认这类证据，哪怕是当他们已经清楚意识到曾有过白带的经历或者母亲的警告（比如“那会使人变蠢；那是危险的”）之后。不过，通常在不久之后，那些被潜抑好久的相关记忆就会浮现出来，在我所接触过的病例中简直无一例外。我想起以前治疗过的一个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她的强迫性行为就是直接从幼儿期手淫动作中演化出来的。她会自我禁制、自我惩罚，还经常感觉如果自己做了某件事就不能做另一件事，会认为自己不能被人打断，会在一种动作和另一种（都是手上的动作）之间加入停顿，还会经常洗手——这些怪癖结果都可以归咎于她的保姆为让她戒除手淫而作的努力，而且根本就是原封不动地来自那番规训。在她的记忆中，唯一一个被永久保留下来的片断就是这样一番警告：“噢！那是危险的！”关于这点，可参见我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5）。
[59]需要说明的是，多拉的哥哥和她的手淫习惯的养成一定也不无关系。因为在这一点上她曾以非常强调的口吻——这就泄露出一种“屏障记忆（screen memory）”的存在——告诉我说，她的哥哥总是会把他所有的传染病都传给她，而当他本人病得较轻之时，她却总是病势深重。我们知道，在她的梦中，她和她哥哥一道被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且这个哥哥也尿床——但却先于妹妹戒除。她还说，在学业方面她原先都一直能够跟得上哥哥，但是到了她首次发病之后，她就掉到他身后了。这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屏障记忆，那就好像在说，她在那次发病之前都是一个男孩，直到那一刻才首次变成女孩。事实上，她确实曾是个野性难驯的孩子，可是到了“哮喘病”之后，她就变得娴静端庄了。那场疾病构成了她性生活中的一道分水岭，之前的时期是男性化的，之后却是女性化的。
[60]在另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的病例中，“粘膜炎”一词也担当着同样的含义。在此，我用几句话来概述一下这个孩子的病例。我为这个孩子提供了一笔住宿费，把她交给一位聪明的女士看护。后来这位女士告诉我，那个小女孩在就寝时简直不能忍受有她在场，等她躺上床，就会有很厉害的咳嗽，而在白天却并没有这种状况出现。当我向这个小女孩问起上述表现时，她所能想起的相关事情只有一件：她祖母也这样咳嗽，人家说她得了粘膜炎。由此可见，这个孩子也得了粘膜炎，而且她不愿意在睡前洗漱时被别人看见。她的那种粘膜炎，根据其名称来看，是从下往上转移的，这就更加显示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深刻含义了。
[61]第7版，第416页。
[62]这里说的是我在书中引作例子的一个梦。
[63]在德语中，“Schmuck”一词拥有远比“珠宝”更为宽泛的含义，不过，在“Schmuck kästchen”（珠宝盒）中，“Schmuck”倒也就是“珠宝”的意思。作为名词的“Schmuck”表示各种“华丽物”，这并不仅指个人的饰物，也包括装饰物的总称；作为形容词的“Schmuck”则意为“聪明”、“整洁”、“优雅”。
[64]关于这一点，她后来又作了一点重要的补充：“我曾在一个广场里看到一座纪念碑。”
[65]关于这一点，她又有如下的补充：“在‘高兴’一词后面还有一个问号，是‘高兴？’。”
[66]在复述这个梦的时候，她又说是“两个小时”。
[67]在我们的下一次会诊时，多拉又对此作了两点补充：“我非常清楚地看见自己走上楼梯。”“在女仆回话以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一点也不觉得伤悲，还开始读一本放在桌上的厚书。”
[68]在梦里她说的是：“车站在哪儿？”这两个问题之间的相似性把我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于是我立即着手深究下去。
[69]多拉在提出问题时用来表述“盒子”的德语词“Schachtel”，其实也是表示“女人”的一种轻蔑说法。
[70]在梦里，5这个数字代表的是“5分钟”。在我的《梦的解析》一书中，我曾列举出好几个例子，都是关于梦思对数字的处理方法的。我们常常发现，它们会被从真正的上下文中剥离出来，又被编入一个新的语境。
[71]参见第一个梦。
[72]毫无疑问，性的满足就是最好的催眠术，这就好像睡不着觉几乎总是不得满足的结果一样。多拉的父亲之所以会睡不着觉，是因为他不能与他所爱的女人交欢。（关于这一点，可以对照后面的这句话：“我从太太那里什么也得不到。”）
[73]正是这些话，将为我们解开一个谜题。
[74]在此，我们第三度遇到了“图画”主题（前两次分别是城镇风光和德累斯顿的画廊），不过，这一次却是意义更为重要的。从画上的内容（森林，仙女们）看来，这幅“Bild”（画）是被变形成为一幅“Weibsbild”（字面含义“女人的画”，也是“女人”的一种贬损说法）。
[75]不仅如此，车站也表示“Verkehr”（“交通”、“交际”、“性交”）。这正是许多铁路恐惧症患者的心理实质。
[76]在德语中，“Nymphen”一词身兼“仙女”和“好色女子”两意。
[77]也正是突破处女膜的幻想，构成了她梦中情形的第二部分。前进的困难以及梦中的焦虑其实都在暗示着，梦者已经准备好让她的贞洁受到攻击；而在希斯廷圣母像中，对贞洁也有所隐喻。这些性念头为她脑中与那个德国追求者有关的愿望（这些很可能只是隐秘的）打上了一层背景色。关于梦中的情形，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报复幻想正是其中的另一部分。综合之下看来，两个部分契合得并不完美，只是部分地一致而已。在后文中，我们将发现第三条更为重要的思维线索。
[78]在另外一次复述时，她没有说“平静地”，而是说了“没有一点悲伤地”——我要把这个梦引为一个实例，以证实我在《梦的解析》一书中作出的一个论断：那些起初被忘记、后来又被记起的梦片断，从理解梦的角度来说，一定是最为关键的部分。同时，我还下了另一个结论：梦之所以被遗忘，肯定也可以被解释为内心阻抗的结果。
[79]我们必须作出如下的假设：在被称为“卵巢神经痛”的腹痛和同侧腿部运动神经紊乱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身体性的关系。我们还必须假设，就多拉的病例而言，那种身体性的关系得到了一种特殊的阐释，即它已被穿凿附会，从而具备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含义。对此，读者可参考我对多拉的咳嗽症状的类似分析，以及她的白带与食欲不振之关系的类似注解。
[80]这是一种典型的方式，症状大多就是由此而从那些看似完全与性无关的诱因中生发出来的。
[81]我曾指出过，当歇斯底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主要症状表现为性生活的幻想，比如性交情景、怀孕、孩子出生和分娩等。
[82]由此看来，处女膜破裂的幻想乃是和K先生有关的；我们也开始明白，为何梦的这部分内容会包含有取自那次湖边遭遇的材料，即她的拒绝态度、两个半小时、密林以及往L地的邀请。
[83]在这里，我要为已经得出的解析结论增补一些内容：“圣母”显然就是多拉自己。这首先是和那个送她图片的“爱慕者”有关；其次，她之所以能够赢得K先生的爱，主要也是因为她对他的孩子们表现出的母亲式的爱护；再次，尽管她还是一个少女，但她却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因为她的妊娠幻想）。另外，对于那些为性念头所苦的女孩来说，“圣母玛丽亚”就是让她们感觉羞惭的最主要形象。我最早萌生出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里的精神病诊疗所担任医生之职；那时我遇到了一个病例，是带有幻觉的精神错乱，病人的病情发作非常迅猛；最后我们发现，她的疾病根本就是对她未婚夫加给她的指责的回应。在多拉的案例中，如果分析工作得以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在多拉的行为中，那种想做母亲的愿望正是一种虽然模糊但却强大的动机；我们发现，她后来提出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与对性的好奇相关的，而她在百科全书中也一直尝试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她阅读的主要内容，就都是和怀孕、妊娠、处女、性等等主题相关的。在多拉复述那个梦的时候，她忘记了一个应当被放入梦境之第二部分的问题，即：“某先生是否住在这里？”或者“某先生住在哪里？”这个看来平淡无奇的问题，竟然被她忘记，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表面上看来她其实根本就无需把这个问题放进她的梦里。在我看来，原因也就存在于她的姓氏中——该姓氏也指称一种对象，确切地说，是不止一种对象，所以说，它可算是一个“暧昧”的词。不巧，出于保护病人的原因，我无法说出这个姓氏，也就无法向读者展示这个姓氏究竟指称了哪种“暧昧”而“不合适”的事物。关于我的上述推论，我们也还找到了来自另外一方面的支持，那是出现在她梦中另一部分的另一个文字游戏，相关材料都来自多拉对姑妈之死的记忆（“他们已经到墓地去了”）。另外，关于她姑妈的名字，也有类似的文字游戏。这些不合适的字眼似乎都在指示着另外一种口头的的信息源，因为相关知识并不见载于百科全书。当我知道，这个口头信息源就是K夫人——多拉的中伤者——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的。这样说来，多拉其实是以非常的大度在对待K夫人，而对于其他伤害过她的人，她几乎都进行了恶意的报复。在这几乎无休无止的移情关系背后，我们已经可以依稀看见一种简单因素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多拉对K夫人的根深蒂固的同性恋。
[84]指12月31日。
[85]很有可能，多拉也曾听到她父亲以同样的言辞抱怨自己的婚姻，就连我也曾听过他亲口如是说；如果多拉真的听到过这话，那她绝不会无动于衷的。对于这话的意思，她心知肚明。
[86]这里是和那个年轻工程师有关的一点，在多拉梦中的第一部分里，正是他隐藏在多拉本人的形象背后。
[87]等待达到目标的主题是在梦的第一部分内容里出现的。从多拉那种等待一个情人的幻想中，我辨别出了那一部分梦内容的第三种成分——对此我早已在前文中作过解析了。
[88]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次是在去年圣诞，他们一起在B镇度过的；当时K先生送给多拉一个信函盒作为圣诞礼物，然后就对她说了一番那样的话。
[89]关于这个梦，尽管彻底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最终的合成再现必然不可企及，但我想我还是可能对其结构进行一点补充的评论。在这个梦里，有很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内容，即对她父亲的报复幻想；这部分内容就好像是整个梦的最表面一样，覆盖在其他部分之上。（她主动离家出走；父亲生病，然后死去……然后她回到家，其他人都已在墓地。她走回自己的房间，一点也不悲伤，还平静地开始读百科全书。）在这部分材料中，也包含着关于她的其他报复行为的两种暗示，那是她确实实施过的行动：其一就是那封诀别信——在梦中则是她母亲寄来了一封信——其二就是那个一直被她模仿的姑妈的葬礼。在这些幻想背后隐藏着的，正是报复K先生的念头。（女仆、邀请、密林、两个半小时——所有这些素材都与发生在L地的事情有关。）至于那个女家庭教师的遭遇及其与父母通信的经过，则也和她的诀别信一样，是与梦中那封准许她重返家庭的信不无关系的。她的行为——拒绝别人的陪伴，决定独自行走——也许也可以如此解释：“既然你待我像一个女仆，我也就不会再理你了，我要走自己的路，不结婚了。”在这些报复的念头之下，我们也能依稀瞥见多拉潜意识中的一些蛛丝马迹，都是出自她对K先生的爱情的。（“我会等你，直到我能成为你的妻子”——处女膜破裂——妊娠。）最后，我们还能发现第四种、也是埋藏最深的一组念头，即那些有关她对K夫人的爱情的念头；它们就体现在这样两种表现中：首先，在多拉的脑子里，处女膜破裂的幻想是从男人的角度设置的（在这里，她把她自己等同为她的那个身处外国的追求者）；其次，在梦里又出现了明显暧昧的言辞（某先生住在这里吗？），同时也牵涉到她的非口头性知识来源（百科全书）——在这个梦里，残酷、虐待的倾向得到了满足。
[90]关于移情，我还有一些后续的论述，都收录在我关于“移情之爱（transference-love）”的技术性论文中——《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进一步介绍：对移情之爱的考察》（载《理论与技术》）。——1923年补注
[91]距离这次分析结束的时间越久，我就越容易发觉自己在技术上犯下的错漏：我没有及时地发现并告知病人，在她的精神生活中，对于K夫人的同性恋正是最强烈的潜意识趋势。我早该猜到，她的性知识的主要来源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在后来指责她总是对那些事情着迷的K夫人。多拉对关于性的事情心知肚明，却又总是假装不知道自己的性知识来自何处，这些表现实在太引人注意了。我实在应该对这个问题加以关注，并为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潜抑表现找寻动机。如果我那样做了，那么我恐怕早已从那第二个梦中求得我要的答案了；表现在那个梦里的冷冰冰的报复欲，其实正是最适合于隐藏与之相反的感情的——她大度地原谅了朋友的背信弃义，还隐瞒了正是这个朋友向她揭示了那些让她招致指责的知识的事实。在我认识到这种存在于心理症患者心中的同性恋倾向之重要意义之前，我总是不时地会在治疗中陷入僵局，发现自己身处彻底的困惑之中。
[92]关于发生在这段时间里的事情的意义，以及它们与复仇主题的关系，可参见关于第二个梦的分析。
[93]关于这个时间段的意义，以及它与复仇主题的关系，可参见关于第二个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