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析

接下来我们希望将工作推进，以实现对施雷伯妄想症病例的全面理解，并揭示其中为我们所熟悉的情结，以及那存在于病人心中的疾病驱动力。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其一是病人本人的那些错乱的言论，其二则是造成疾病的各种因素。

现在看来，第一条路似乎更好走。C·G·荣格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严重的早发性痴呆病例的解析实例。在那个例子中，疾病的症状表现比本病例更加反常[1]。我们的病人拥有较高的智识水平，而且做好了沟通的准备，由此看来，在言论人手的这条解析之路上，我们的工作难度已经减轻。在病人的一些显然很随意的补充里（比如说，一个注解、一段引语、一个关于妄念的例子）或者他在尝试对自己他身上的某种质素辩解时，他本人就会不时地为我们递来一把把打开谜团的钥匙。这样的提示其实并不少见。所以说，对于这个病例我们要做的是第一是重视，然后凭着我们熟知的那些旨在消除负面影响的精神分析技巧来考察病人的语言和事实；如此我们必能寻有所获，必能找到将那些妄念表达形式转化为日常语言的法门。对于这个技巧，在此实在有必要举例予以阐释。施雷伯曾抱怨说，自己受到一种所谓的“奇迹之鸟”或“说话的鸟”的烦扰；据他描述，这种东西具有一些很惊人的特性（第208—214页）。其形象产生的源头其实就是先前的“天堂的前端”，也就是说，这些“奇迹之鸟”正是出自那些业已得到幸福的人类灵魂；但它们却攻击他，而且还都带着尸毒。这些鸟已经习惯了背诵“通过死记硬背学来的呆板言论”，那是被“硬塞”给它们的。每当这些鸟把身上的尸毒施于他身体，并且“唠叨完那些硬塞给它们的言辞”时，它们就会以某种方式被吸收入他的灵魂中，一边还念着“该死的家伙”或“该死”——那才是发自它们自己内心的言语，而且是唯一真正属于它们自己的言词。它们自己并不能理解自己说的话，但它们天生具备一种敏锐的感知力，可以让它们发出的声音在整体和部分上都保持和谐。因此，它们根本不在乎一个人说的究竟是“圣地亚哥”还是“迦太基”，“中国老爷”还是“耶稣基督”，“日落”还是“窒息”，“阿里曼”还是“丈夫”，等等。（第210页）

读到这样一段话，读者只可能把这里所指的对象当作那类接近傻瓜的小姑娘，对于她们，我们总是有点缺乏绅士风度地指责为“没脑子”，并且断定她们只会说灌输给她们的话；而她们的缺乏教养也总是表现在她们的难辨音节里——对于那些近音异义的外国词汇，她们根本分不清楚。那个被称为“该死的家伙”的人，才是她们唯一在乎的对象，而其所指，则无非就是那个成功地吸引住她们的年轻人。喏，你瞧，只要再把《备忘录》往下翻几页，我们就会看到施雷伯本人关于这“奇迹之鸟”的说法——他证实了我们的那种解释。“我开玩笑地给剩下的许多鸟魂起了姑娘们的名字，为的是分辨它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表现出的对于淫乐的偏好，以及它们的好奇心；在这些方面，它们都和小姑娘非常接近。后来，圣光也从这类名字中选了一些使用，而鸟魂则始终保持它们的名字，以相互区别。”关于“奇迹之鸟”的解释就这么容易地得到了。到这一步，其实“天堂的前端”就已经依稀在望了。

我其实很清楚，在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过程中如果要抛开那些典型案例的解析，我们就需要非常的老练和节制；而听众或读者则始终只可能在他们所熟悉的分析技术所允许的范围内跟上你的脚步。所以说，我们完全有必要对这一点保持警觉：独创性越高，确定性和可靠性就越可能降低。很自然地，有的分析师会出于谨慎而失误，另一些则因为冒失而犯错。不论如何，我们都只可能在做过各种尝试，得出了更好的认识之后，才可能说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我在施雷伯案例上的工作来说，在解析工作中保持节制是必须的，因为我们知道，社会上阻碍《备忘录》出版的力量已经成功地把一大部分材料从我们视线中抽走，而这部分材料很可能就是最重要的[2]。对此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在《备忘录》第三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令人激动的宣言：“首先，我要对我家庭的其他成员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作些说明，这些事情很可能就是‘灵魂谋杀’这一观念的来源，而且这些事情也都带着一种神秘的味道，不可用一般的人类经验加以解释。”（第33页）可是，紧随其后的却是这样一句话：“本章后面的内容被认为是不适合出版的，于是不得不删节。”不论如何，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只要能成功地把一些核心的东西（至少是病人的妄念的核心）追根溯源到某种为人类所熟悉的动机上，并且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那么我也就该满意了。

为此，我将在这里增补一小段病例历史。病人本人曾竭尽全力要将这些事情公之于众，但我们手头的病例评估报告却并没有为其真实性提供充分的证实。我所要说的，就是施雷伯与他的第一个医生，同时也是他在莱比锡的私人医疗顾问弗莱希格教授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施雷伯的病例在一开始是与迫害妄念的一般模式非常吻合的，而且这一特征也仅仅是在疾病的转折点（与变性妄念的“和解”）之后才逐渐淡出的。从那之后，对他的迫害越发变得可以接受；笼罩着他的去势阴影，竟然就是世界秩序。这终于促成了羞耻感的消退。所有那些迫害的来源就是弗莱希格，而他更是在整个疾病发展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竭力促成那些迫害的实现[3]。

弗莱希格的残暴本质究竟是什么？这种残暴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病人都以他特有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叙述风格作出了解答。如此这般的叙述风格，其实正可被视作一种记号，每当它出现时，就说明所说内容正是对某种妄念的通透阐释——这里所说的“通透”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需要以处理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梦境的方式来看待妄念。弗莱希格谋杀了病人的灵魂（或者，至少也是意图如此），这种行为十分类似于魔鬼或恶魔的传说，其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控制病人的灵魂；在施雷伯和弗莱希格两家的先人之间，以及他们两人的来往当中，很可能就暗藏着这种“谋杀”妄念的源头。我们迫切地想要从这个“灵魂谋杀”的妄念中解读出更多的含义，但我们的资料再次以其褊狭的倾向性让我们失望了：“要在前面那些内容的基础上解释关于‘谋杀灵魂’的准确含义及其相关技巧，我是做不到的。我能补充的只有一点……（在这句话之后，是一个不适合出版的段落）。”（第28页）既然如此，这种“灵魂谋杀”的真义也就只能继续隐藏在迷雾中了。只有一条线索逃过了检查机关的删节，我将在后文中对此加以说明。

不论如何，病人的妄念马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影响到了病人同上帝的关系，而弗莱希格却不再涉及。如果说此前的病人都只把弗莱希格（或者确切地说是弗莱希格的灵魂）当作唯一真正的敌人，而将万能的上帝视为他的同盟，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再也无法摆脱对上帝的猜疑了。他觉得上帝就算不是那个针对他的阴谋的发起者，那么至少也是和那阴谋串通一气的。在他看来，弗莱希格仍然是第一诱惑者的形象，而上帝则接受了他的影响。病人找到了让自己的全部灵魂——或者至少也是部分的灵魂——飞升入天堂的途径，而且是根本无需经历死亡和预先的净化过程的途径：让自己成为“圣光的领袖”（第56页）[4]。弗莱希格的灵魂始终在病人心中保持着上述的形象，即便是在他已经离开莱比锡的诊所到达皮尔森（Pierson）的精神病院之后，也仍旧没有改变。新环境的影响很快显现出来：病人将精神病院后勤总管认作是过去曾生活在那同一座房子里的某个人，并将这位冯·W的灵魂和弗莱希格的灵魂结合起来，构造了一个新的灵魂[5]。然后，弗莱希格的灵魂将这个灵魂“划分”成了许多小段，并占据了其中大半部分。有一度，弗莱希格的灵魂占领了四十到六十个这样的小片段。在那个新灵魂中，有两个较大的部分成为了病人眼中的“弗莱希格上部”和“弗莱希格中部”。冯·W（即后勤总管）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第111页）。这样两个灵魂的联合与冲突肯定会很有喜剧效果，想想看，其中的一个有着贵族们共有的倨傲，而另一个则带着专家的傲慢（第113页）。在病人终于转入索内斯登精神病院（在1894年夏天）之后的第一个礼拜中，他的新任精神病医生韦伯教授的灵魂也登上了他内心的舞台。在那之后不久，他的妄念就扭转了方向，这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次“和解”。

在索内斯登后来的日子里，等病人开始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的应得之物之后，他曾对那些混乱得令人发指的灵魂进行了一次整理。最后，弗莱希格的灵魂就只剩下一到两种形态，而冯·W则只余一种。不久以后，后者更是彻底地消失了。这时候，弗莱希格的各种灵魂元素成了“弗莱希格后部（rear Flechsig）”和“Well-then-party”，并在智力和力量上逐渐衰亡。从《备忘录》的前言——那封《致私人医疗顾问弗莱希格教授的公开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弗莱希格的灵魂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重要意义。

在那封奇怪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病人非常肯定这样一点：那位影响着他的医生本人也有同样的幻觉，也有同样的超验经历。病人还在那封信里坚持强调，《备忘录》的作者从来就没有过哪怕一丁点要对弗莱希格医生的荣誉进行攻击的意思。这一点在病人的自白中也再次得到了诚恳而着重的强调（第343、445页）。我们看得出来，施雷伯是在努力地将那个“弗莱希格的灵魂”和这个名字所指示的人区分开来，把妄念中的弗莱希格和真实的弗莱希格区分开来[6]。

我曾经对一系列迫害型妄想症病例进行过研究，更研究过其他类型的精神疾病。我的经验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存在于我们的病人及其迫害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在一种简单的法则中找到解决之道[7]。想想看，病人的妄念把如此强大的力量和影响力归结给了这个人，所有那些阴谋的线头也都集中在他的手里，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是在病人于疾病爆发前的情感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的，要不然至少也是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替代者。情感上的重要地位就表现在他的那种持久的影响力上，只不过是颠倒了感情色彩而已。眼前的这个引起厌憎和畏惧的迫害者，在过去却是爱与崇拜的对象。病人的妄念所虚构的那种迫害，首先正是对病人之情感变化的明证。

在这样的假设之下，让我们来看看病人和他的这位医生及迫害者弗莱希格之间存在已久的关系。我早已知道，在1884年和1885年间，施雷伯曾经历了他的第一场神经疾病，整个过程“完全与超验领域无关”。这场被描述为“忧郁症”的疾病，显然该是在心理症范畴之内的。在那整个患病时期，弗莱希格正是病人的医生。当时的施雷伯在莱比锡大学医院呆了六个月。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是，康复后的施雷伯是怀着感激的情感把他的医生铭记在心的。“情况大致是，经过一个逐渐康复的过程，我痊愈了。对于弗莱希格教授，我只可能是满怀感激之情的。我在康复后亲自拜访了他，还向他支付了我认为合适的酬劳。这是我对自己的感激之情的强调。”在《备忘录》中，施雷伯赞扬了弗莱希格对他第一次疾病的治疗，但也夹杂着一些批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施雷伯对弗莱希格的态度已经在那时候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上面的那段引文之后，施雷伯又表达了原先对那位成功的医生的感激，他说：“我的妻子对他怀有更为浓厚的谢意，从她崇敬的眼光中我们可以看出，弗莱希格医生无异于是将丈夫交还她手中的人。一直到数年之后，医生的照片仍旧立在她的桌前。”（第36页）

关于病人的第一次疾病的成因，若能做一番深入的考察，无疑会为这第二场严重疾病的解析工作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这样的机会已经无从指望了。有鉴于此，我们也就只能寄望于在某件我们尚不知晓的事件中找到突破口。我们知道，在疾病的潜伏期（1893年的6月到10月之间，也就是施雷伯接受任命到上任就职之间的时期）曾有几个梦反复出现，内容是他早先的神经疾病又大举反攻了。另有一次，在他半梦半醒时产生“作为一个女人经历交媾定然是一件更加美妙的事”的感觉。如果我们在这几个梦和这种幻想（它们在施雷伯本人的叙述顺序中本就是非常靠近的）的内容之间搭上联系，那么我们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关于疾病的回忆被唤醒时，对弗莱希格医生的回忆也随之醒来，而幻想中的那种女性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指向那位医生的。要不然，就是被疾病召回的那几个梦境表达了一种渴望——我希望能再见弗莱希格一面。鉴于我们对病人的第一场疾病着实缺乏了解，于是进一步的思索求证也就变得不可能。也许是那次治疗让他产生了对于那位医生的某种温柔的情感，并由某种我们无从知晓的原因而使这种情感被加强为性欲的形式。在那时，病人的女性幻想尚处在冷淡的程度上，而对于这种幻想的批判却像当头一盆冷水般立即落下——这实在是一种“男性气质的抗议”；这里我借用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术语。不过我知道，对于同样的对象，阿德勒本人决不会使用这个术语[8]。在即将爆发的严重精神疾病中，病人的女性幻想将不断膨胀，而我们则需要对施雷伯在妄想狂式的错乱无常的自我表述稍作修改，从而把解析引向这样的可能：病人害怕遭到的性虐不是来自别人，正是来自他的医生。也就是说，这次疾病的肇因，正是同性恋力比多的膨胀，其对象在一开始可能就是弗莱希格博士；正是病人与这次力比多觉醒的抗争带来了内心的冲突，进而导致了疾病的产生。

在这里，面对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抗议和反对，我不得不暂时中止一下解析，来对情况作一下说明：任何一个对今天的精神治疗手段有所了解的人，都必须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

一个如前首席大法官施雷伯这样的人，一个拥有如此之高的道德感的人，竟然被指为同性恋，这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轻率而欠缺考虑的、甚至是中伤毁谤式的行为吗？不，绝对不是。病人本人就曾将他的变性幻想公之于众，也从更高卓的洞见出发而克制了自己的私人感情。由此看来，正是他本人赋予了我们细察那种幻想的权利，而我们用医学技术术语为之做出的转译也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添油加醋。是的，那的确是同性恋，不过这仅止于他患病之时——施雷伯大法官的变性幻想是疾病状态下的一种念头。我们绝对没有忘记这点。这种念头的含义和来源正是我们所关心的内容。病人本人曾在弗莱希格其人与“弗莱希格的灵魂”之间作出区分，由此我们找到了一条线索。我们不是在对他进行指控，不是要说这位大法官有同性恋冲动，或者说他正竭力压制那种冲动。我们的精神病学家可以在他这里学到一课，看清楚他在所有那些妄念的搅扰下究竟是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以避免无意识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混淆。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似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那本《备忘录》里是不是从来就没有明确地说过那种为病人深深畏惧的变性将会令弗莱希格得益？的确没有。这很容易理解。在这样一本以出版为目的，而又不愿冒犯“弗莱希格”其人的《备忘录》里，如此激烈、近乎控诉的用语自然会被避免。但是，虽然病人出于考虑而选择了对他的表达作温和的处理，但却并没有遮掩真相。确切地说，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明确表达过这层意思的。下面这个句子就是一例：“在这里，一个针对我的阴谋出台了（在1894年三四月间），那背后有着这样一种认识基础，或称假设：我的神经疾病是不可治愈的。他们打算把我交给某个人，确切地说是把我的灵魂丢给他，并把我的身体（这是出于对前面提到那种挽救世界的法门的一种错误理解）变成一个女人，然后同样丢弃给那个人，供他施行性的虐待……”（第56页）[9]不用说，根本没有别的人可能与弗莱希格竞争那“某个人”的角色。在即将离开莱比锡诊所的时候，病人又有了新的恐惧，他害怕“被丢给那些勤务员”，受他们的性虐待（第98页）。在上帝面前的女性姿态——随着妄念形式的发展，病人早已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更是让我们赋予弗莱希格医生的那种角色变得毋庸置疑。此外，还存在着一种针对弗莱希格的控诉——整本《备忘录》都在大声疾呼：他要谋杀病人的灵魂。我们已经知道，甚至病人自己，对于这种罪行的真实含义也都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灵魂谋杀”是同某种不得公开出版的微妙事务相关联的（第三章）。由此看来，这条线索就成了进一步的指引。通过援引歌德《浮士德》中的传说材料，还有拜伦勋爵的《曼弗雷德》等著作（第22页），病人其实已经解释了灵魂谋杀的含义，而且上述几个例子中还有一个更得到了另外的强调。在关于上帝的一分为二的论述中，施雷伯为“较低的”和“较高的”那两个上帝分别赋予了身份，前者为阿里曼，后者为奥马兹德。稍后他又作了这样一番评论：“比如说，阿里曼的名字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由拜伦勋爵在《曼弗雷德》中描写过的一次灵魂谋杀中浮现出来的。”（第20页）然而事实上，在被病人如此关注的那部名著中却并不存在那种《浮士德》式的灵魂契约，我也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灵魂谋杀”的词语；那部著作的真正核心和秘密其实不是别的，正是同胞之间的乱伦[10]。到这里之后，我们的线索就断了。

本次研究的目的无疑就是挖掘疾病更深层的源头。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得出新的结论而将施雷伯的疾病归结为一次同性恋冲动的爆发所致，对此我们并不感觉有任何不妥。同性恋的假设其实也很符合病史中一处含义晦涩而耐人寻味的细节：当病人的妻子外出作短期疗养时，进一步的“神经崩溃”降临到病人的身上，并对他的疾病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那之前，他的妻子每天有好几个小时时间和他待在一起，而且总是和他一道吃午饭。等她从那次为期四天的外出旅行中返回，她发现我们的病人变了，而且是最令人沮丧的一种改变。他甚至已不再想见到她。“在我的这次神经崩溃过程中，有一件事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一天的晚上我遗精多次，次数极不正常，而且都集中在一晚。”（第44页）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正是他妻子的在场保护了他不受身边众多男性的诱惑；如果读者同意，我要说：任何一个成年男性的遗精总是伴随某种精神活动的参与，所以病人在那天夜里的反常遗精现象背后肯定潜伏着无意识的同性恋性幻想。

那么，为什么病人的同性恋力比多的喷发偏偏要发生在他得到任命之后、动身赴任之前？对此我们无法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因为对于病人的生活我们实在缺乏了解。其实，普通人终其一生都摇摆在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情感之间犹疑不定；我们在其中一边遭到的失败或失望总是会把我们推向另外一边。对于施雷伯，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也毫不怀疑他的疾病是和肉欲因素有关的。这次患病时的施雷伯博士正是五十一岁年纪，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在性方面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先前对于女性的热烈需求正迅速衰退，而那种需求的范围又似乎逐渐扩大，把男性也囊括进去。在男性身上，同样也存在一个“更年期”，这时候的男人对疾病非常易感[11]。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假设是会令人不快的。一个男人对于医生的感情竟然在间隔八年[12]之后猛烈地爆发出来，并且成为如此严重的精神疾病的肇因，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们没有权利因这种假设的出人意表的内在逻辑就将它断然否定；这个假设是在分析工作中自动跳到我们眼前的，而非牵强附会，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找出这件事发生的方式。说不定，同性恋假设表现出来的匪夷所思其实只不过是暂时的表象，因为我们的确尚未将此推测与病情结合起来分析。直到这时候，它都还只是我们在长途跋涉中找到的第一种可能。也许有人认为我们的假设非常离谱，我建议这些读者首先保持保留态度。此时我能做的只有举出一种具体的可能解释，来淡化我的假设的不合时宜性。病人对于医生的感情可能是某种“移情过程（transference）”的结果——病人的情感投注从某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人身上移开，落到了这位本来与他不相干的医生身上；也就是说，这位医生是被选中的一个候补者，一个替代者，他所取代的，是一个与病人更为亲近的人。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病人是从他的医生身上看到了他的兄弟或父亲的样子；在医生身上，他重新发现了他的兄弟或父亲；由此看来，如果病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产生了对于这个替代者的反复而强烈的渴望，那也并不是那么不合时宜的了；至于病人那种渴望的强度，也只能通过其情感根源及固有含义才可能理解。

为了解析的进行，我们必须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在病人患病期间，他的父亲是否仍然健在？他是不是有一个兄弟？如果有，那么当时的这个兄弟是尚在人间，还是已经“得到祝福”？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对《备忘录》的仔细的检阅，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段落，在其中，病人用下面这番话解开了我的疑惑：“对于我父亲和我兄弟的记忆……对我来说是神圣的，神圣得就像……”（第442页）看来，在他第二次患病之时，他的父亲和兄弟就都已经过世（说不定，他们早在第一次疾病之前就已经不在人间了）。

我想，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再也不该反对前面的那种假设了；病人之所以患病，的确就是因为在他心中有某种女性（被动同性恋）愿望幻想涌现，而医生则被选作了对象。这在施雷伯的性格中唤醒了激烈的阻抗，而他的反抗——这本可很容易地以其他方式进行——却出于某种我们未知的原因而选择了迫害妄念的形式。那个长久以来被他渴望着的对象成为了一个迫害者，这个愿望幻想的内容则变成了迫害内容。由此我们推测：这种示意性的理解对于其他的迫害妄想症病例应该也是适用的。施雷伯与其他此类病例的区别只在于他的妄想症发展的过程，以及他本人在那个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

谈到他的变化，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迫害者形象的改变——弗莱希格被更高的上帝取代。在一开始这似乎是一个暗示心理冲突加剧的信号，它告诉我们，那难以忍受的迫害正越演越烈；可是不久之后这种转变就显示出另一层含义：这其实是在为另一场转变作好准备，为最后的和解铺路。要是不能和他在医生面前的妓女形象达成谅解，那么他的使命——为上帝提供他所追求的性欲快感——所遭受的阻抗肯定也就不会是来自病人自我中那同一个部分（女性形象）的。去势不再是一种屈辱，反倒成为了“符合世界秩序”的表现而进入某种宏大的宇宙计划，并且肩负起在人类世界消亡后重建新人类的使命。“降生自施雷伯灵魂的新人类”会把这个自认为是迫害对象的男子奉为祖先。由此他找到了一条出路，使内心冲突的双方都能满意。他的自我在他的自大狂症里得到了补偿，而他的女性愿望幻想则找到了出路，变得可以接受了。内心的斗争和疾病都可以就此打住了。只是还有一点：他能够意识到现实对他心理需求的制约，而且这种知觉已经十分强大，这迫使病人把最终的解决不断地推后，一直从现在推到了遥远的未来。也就是说，他只能满足于一种跛脚的愿望满足[13]。在他的预想中，变性终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到那时，施雷伯博士其人将永生不死。

在精神病学教科书里我们经常看到由迫害妄想症发展出自大狂症的病例。这些例子通常都是下面这种模式：病人原本在妄念中以为自己正受到某种强大无比的力量的迫害，并且彻底被这种想法压倒；后来，他开始感到有必要为这种迫害找到某种解释，于是开始假设：既然自己配得上如此这般的迫害，那么其人本身也必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要人。由此，自大狂症的导火索其实是一种“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机制，这是E·琼斯发明的术语。不过，把如此强烈的情感仅仅归结为“合理化”，这从心理学上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也在努力地保持自己的看法，使之与教科书上的内容明确地区分开。我们绝对不能草率地宣布说，自大狂症的根源已经清楚了。

回到施雷伯的病例上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在尝试弄清楚其妄念转变过程的工作中，我们的确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对象竟然从弗莱希格一跃成为上帝，这种转变的途径和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他的这种自大狂竟然如此乐于同对他的迫害和解，这用精神分析语言来说就是，他的自大狂症公开支持的愿望幻想居然是在呼唤着潜抑作用的参与。这样的一种自大狂，究竟产生自何处？对于这些问题，《备忘录》给我们提供了着手之处：在病人心目中，“弗莱希格”和“上帝”本就位于同一个序列中。在他的一个幻想中，他偷听了弗莱希格和他妻子的一次谈话，幻想中的这位医生把自己介绍为“弗莱希格上帝”，并且被他妻子当作了疯子（第82页）。此外，在施雷伯的妄念中显示出的下面这种特性，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只要看看病人的整个妄念体系就能知道，正如迫害者的形象一分为二变成了弗莱希格和上帝两个，弗莱希格的形象也在后来分裂成为两个，即“上部”和“中部”的弗莱希格；而上帝也一样，成了“较低的”和“较高的”上帝。在弗莱希格的形象中，这种分裂更在疾病的后期经历了进一步的扩展（第193页）。这样的分裂，彻头彻尾地是妄想症的特征之一。正如歇斯底里症的特征是聚合，妄想症的特征就是分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妄想症导致了无意识幻想中的聚合与同一的进一步发展。在施雷伯的病例中，这种分裂反复出现了多次；根据C·G·荣格的说法[14]，这正是在申明分裂者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发生在弗莱希格和上帝身上的所有那些分裂，都和迫害者形象的分裂——分而成为弗莱希格和上帝——具有同等的意义。它们其实都只是同一种重要关系的复制品，很类似于O·兰克（O·Rank）在1909年以神话语言描述的那种关系。为了完成对所有细枝末节的解析，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到迫害者如何分裂为弗莱希格和上帝的过程之上，此外，还必须注意到，在弗莱希格和上帝两者间早已存在同一关系，或者至少也是同属于一个序列，而这次分裂其实就是病人的妄念对于这种关系的回应。如果说，迫害者弗莱希格原本是被他所爱着的，那么在上帝形象背后，肯定也只能是某个同样被病人爱着的，而且更加重要的人。

若是顺着这条很有道理的思路继续下去，那我们就必定得出结论：这另一个人只可能是他的父亲，而不可能是别人；弗莱希格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他就是那个兄弟（据我们猜测，那是个哥哥）[15]。至于在病人身上引起如此强烈的阻抗的女性幻想，其源头无疑正是对于父兄的强烈的性欲求。这种欲求中对于哥哥的部分被首先转移到医生弗莱希格身上，又通过向父亲的转移而化解了内心的矛盾。

如果我们在施雷伯的妄念中引入父亲角色的做法的确有理，那么它应该能帮助我们看清楚病人妄念中的一些不可理喻的细节。大家当然都还记得，我们在施雷伯的上帝以及他与这个上帝的关系中发现了一些古怪的特征。这是一种极端奇怪的混合物，一方面充满了渎神的批判论调和桀骜不驯的反抗，另一方面又不乏虔敬的信仰。在他这里，上帝屈从于弗莱希格的诱惑，而且完全不具备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他对活人一无所知，因为他只懂得如何面对死人；这个上帝还借助一系列的奇迹展示了他的神力，那些奇迹倒的确是足够惊人的，但也十分枯燥而且愚蠢。

关于施雷伯大法官的父亲，我们要说，这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就是丹尼尔·戈特洛布·莫里兹·施雷伯（Daniel Gottlob Moritz Schreber）博士，一个医生；经由“施雷伯协会”的宣传，他至今被人们怀念着，尤其是在萨克森地区。他曾致力于普及以年轻人为对象并以协调为宗旨的教育方法，努力使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在这种协调教育中结成协同关系，实现教育意义上的合作。这种方法尝试通过同时对身体和心灵的健康加以关注而提高健康标准。他的这些工作曾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6]。他曾出版《医疗家庭体操》一书，有多个版本都能在我们的医生圈子里找到。这本书无疑是见证了他作为德国体操治疗学奠基人的声名。这样的一个父亲，又早早地离开了儿子，显然是很容易在儿子的温情的追忆中被神化的。在我们的这条思路上，当然还存在一条没有填补上的裂口：一般说来，在上帝和个人，哪怕是最杰出的个人之间，始终还是存在区别的吧。这话不假，但我们也该记住，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古人与他们的神的关系，就远比我们的更为亲密、更为世俗。在罗马人看来，死去的皇帝根本就是神。那个沉着而谨慎的韦斯巴芗（Vespansian）在初次患病的时候曾对人说道：“我真不幸，我觉得自己就要成神了。”[17]

这位病人在孩童时期对于父亲的态度，在我们看来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这种关系也和他与上帝的关系一样，包含着同样的敬服与叛逆的合成物；所以说，正是病人与父亲的关系为他与上帝的关系提供了模版。施雷伯的父亲是一名医生，而且是一名肯定会广受病人爱戴的医生，这解释了在施雷伯的上帝身上表现出的那些遭到他否定的性格特征。对一个医生的轻蔑还可能更甚于说他对活人一无所知，只知道处理尸体吗？毫无疑问，制造奇迹乃是上帝的固有特征之一，但是医生同样也是制造奇迹的人，他的那些热心的病人就会这样说：“他的治疗带给我奇迹。”那么，如果说恰恰正是这些奇迹——其素材都从病人的忧郁症中来——在最后显得难以置信、荒谬可笑，那么我们就该回头看看我在《梦的解析》里指出过的一条规律了——梦境的荒谬正是对戏弄和嘲笑的表达[18]。这也适用于妄想症。鉴于还有其他的非难，例如说上帝不懂吸取经验教训，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结论：我们所面对的，正是幼儿期的“返潮（return coach）”[19]——当病人对父亲的攻击抵达其目标之后，又折返回到出处，就好像针对弗莱希格的“灵魂谋杀”指责原本就是一种自我谴责一样[20]。

在这里，父亲的专长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使施雷伯那个上帝的一些特性得到了解释。这让我们深受鼓舞，进而打算继续沿这条路线探索下去，用解析的手法尝试理清施雷伯那个上帝的古怪构成。我们已经知道，上帝的世界是由“上帝的前部”——也叫“天堂的前端”，私人的灵魂都在其中——以及“较高的上帝”、“较低的上帝”这三者共同组成的，而后两者又一道构成了所谓的“上帝的后部”（第19页）。现在的事实是，我们根本解不开这团乱麻，但是在承认这点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可以借助早先得到的一条线索继续我们的推理。这里指的是“奇迹之鸟”的一个特征：这些率直如小姑娘的鸟类全都来自天堂的前端。这就使上帝的前部和天堂的前端成为了女性的象征，而上帝的后部则相应地对应了男性。要是我们能够确证施雷伯那位死去的兄弟真是他的兄长，我们就可以把分裂为较高者和较低者的上帝解析为对这样一种回忆的表达：在父亲早早离去之后，兄长取代了他的位置。

最后，在这一条线索中，我们要考虑的还有太阳；在病人对其妄念的表述中，太阳因其所发射出的“光芒（圣光）”而获得了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施雷伯和太阳的关系是非常奇怪的。在他的妄念中，太阳曾以人类的语言对他说话，并对他显现出形象——那是一个富有活力的东西，或者是某个至今隐藏在它背后的东西的一个器官（第9页）。从一位医生的报告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病人“简直是咆哮着对它威胁咒骂”（第382页）[21]，大喊着叫它爬开，不要再被他看见。施雷伯本人则描述了太阳是如何在他面前变得苍白的[22]。太阳与施雷伯的命运休戚相关，举例来说，在施雷伯初到索内斯登的头几个礼拜里，也就是他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的时候，太阳的外表就立即发生了变化（第135页）。对于这个关于太阳的谜团，我们也是在施雷伯本人的帮助下才解开的。他直接把太阳等同于上帝，但却一会儿说是较低的上帝阿里曼[23]，一会儿说是较高的上帝奥马兹德：“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我看到较高的上帝（奥马兹德），这一次我用的不再是我的精神之眼，而是用我生在头上的眼镜。那确实是太阳，但却不是所有人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是……”（第137—138页）由此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病人是把这太阳完全等同于上帝的。

如果我说太阳的形象不是别的，正是父亲的一个升华的象征，这当然多少有些老套；精神分析的确是经常给出千篇一律的重复解答的，但我想这并不是我的责任。这里的这种象征关系与词语的阴阳性不符——这是在德语中的情况，而在其他大多数语言里，太阳都是阳性的名词。太阳的形象总是会被放到一种父母配对关系中，而与之对应的则是“大地母亲”。在以精神分析方法处理心理症的病态幻想之时，我们时常会遇到这个主题。在此我将举出一个与宇宙神话相关的例子。那是我的一个病人，他早年丧父，于是寄望于在自然界中所有那些伟大崇高的东西上把他的父亲找回。这让我想起了尼采的赞美诗《日出之前》——这首诗很可能也在表达同样的渴望[24]。另有一个病人是在父亲过世后患上了精神疾病的；他的第一次焦虑发作是伴随着眩晕到来的，当时他正在花园里拿着铁铲干活，太阳照在他的身上，他就突然发病了。那时候的他自己就对这次发病作出了解释，他说他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父亲曾看着他用一把尖利的工具攻击他的母亲。在我让他冷静下来之后，他又表达了更有依据的意见。他告诉我说，在他父亲生前，他曾把他视为太阳般高大，但也对他抱有一种嘲弄的意愿。每当有人问他，他父亲在夏天将会去往哪里，他就会用摘自《浮士德》第一部“天堂的前奏”的这段有力的诗句作答：

他命中注定的旅程，

他将迈着雷霆的步子走完。

这位病人的父亲每年都会遵照医嘱到马伦巴德的温泉胜地疗养。在这位病人身上，幼儿期的父亲印象带给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两阶段划分：当他父亲还健在时，是彻底的拒斥和公开的对抗；可是一等他父亲去世，心理症就粉墨登场，而其根源，则是一种奴隶式的驯顺和追加给父亲的服从。

在施雷伯的身上我们再次清楚地看到了父亲情结的影子[25]。如果说，对于病人本人而言，与弗莱希格的斗争正是反对上帝的战斗的投影，那么我们也必须将这同一种斗争解释为他幼儿时与深爱的父亲的冲突。正是构成这种冲突的一些元素——这是我们无从知晓的——决定了病人的妄念的形式。在这里，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了分析工作通常会在此类疾病中发现的素材；每一种常见元素都有相应的表征。在这类童年经历中，父亲总是以自淫满足感的破坏者的形象出现，而这种满足感又总是孩子的欲求之所在，而且总是在孩子后来的幻想中被某种不那么不雅的形式所取代[26]。当施雷伯的妄念体系发展到最后阶段，他的幼儿期性冲动将获得一种著名的胜利：淫乐的快感将成为上帝的弱点，而上帝（父亲）则将永无厌足地向我们的病人要求这种快感。来自父亲的最可怕的一种威胁——也就是阉割的威胁——却成为病人的愿望幻想中的素材（起初被抗拒，后来被接受），而那个愿望幻想的内容，则正是变性成为女人。存在于所谓“灵魂谋杀”背后的其实是关于某种冒犯的暗示，它起初被替换而潜藏，现在看来却再清楚不过。我们了解到，病人的后勤总管冯·W正是与他同住的人（第108页）；根据那个声音的说法，正是这位冯·W曾错误地指责他手淫。那个声音说的话仿佛正是在证实阉割威胁的存在：“据说你就是滥淫的代表”（第127—128页）[27]。最终，病人的思考强制（第47页）显现为对自己的一种恐惧或威胁的回应——他之所以屈从于这种强制，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自己停止思考，上帝就会认为他愚蠢，进而从他身上抽身离开——这种恐惧对我们来说非常熟悉，因为在其他病例中也常有遇到，这种恐惧就是：性活动，尤其是手淫，会导致失去理智[28]。不过，鉴于在我们的病人身上忧郁的妄念简直多得惊人[29]，所以说，虽然其中的一些的的确确完全符合对手淫的忧郁症式的恐惧，但我们或许也不该对这一点过于强调[30]。

如果有人打算比我做得更加大胆，或是因为与施雷伯家族的关系而对相关诸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生活小事——那么，他肯定会很容易地发现，在施雷伯的妄念中，还有数不胜数的细节是可以追溯到源头，并且得到理解清楚的——而这一切，因为存在着《备忘录》所不得不遵守的检查制度，所以都未能实现。在这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满足于对这些构成病人内心冲突的幼儿期材料作模糊不清的描摹。

关于病人的那些随女性愿望幻想的出现而爆发的内心冲突，我还要就其成因再补充说明一点。我们知道，眼前的任务就是要将某个女性愿望幻想的外观和病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某种挫折、某种缺失联系起来。事实上，施雷伯也的确承认过这样一种缺失的存在。他的婚姻虽然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很幸福，但却没能给他带来一个孩子；对他来说，一个儿子将是对失去父兄的安慰，进而也就能够成为一个出口，以排遣未得满足的同性恋情感[31]。他的家族遭遇了绝嗣的危险，而他本人又似乎是对自己的出生和血统非常自豪的。“弗莱希格家和施雷伯家都属于那种所谓‘最高贵’的群体；其中，施雷伯家更是如所有那些用傲慢自大的高名显爵来装点自己空虚的人一样，拥有‘托斯卡尼和塔斯马尼亚侯爵’的头衔。”（第24页）[32]伟大的拿破仑和他的约瑟芬离了婚——虽然并非没有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也只因为她没能为他延续王朝[33]。施雷伯博士的脑子里似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幻想：如果他自己是个女人，那么他将在子嗣方面更加成功。这样的幻想同时也为他早年对于父亲的女性态度打开了出口。在他的妄念中，整个世界将经由他的阉割而繁衍出“出自施雷伯灵魂的新人类”（第288页）；这种念头其实也是为缓解他的无后之痛而生的，并且还将继续保持到未来。如果说，那些对于施雷伯本人来说也是充满神秘感的“小人”其实指的都是孩子，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大量地聚集在他的脑子里（第158页）——这些小人其实就是“他的精神的孩子”（可参见我在“鼠人”病例中关于父亲产子和雅典娜降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