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类被组织在我们称作“社会”的实体中，这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社会框架。

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没有什么概念比“社会”更为广泛，也没有什么概念比“社会”用得更为自然，尽管有无数文字来阐明它的定义。课本上的定义也围绕着“什么是社会”这一问题而展开。然而关于历史的社会科学统一体的争论，会引导我们问一个不同的问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社会？”

“社会”是具体的，由于这一概念有着意味深长的起源、以及实际上无法根除的误导，我们最好放弃使用社会这个词语。该词语在历史和社会科学中的通行用法同19世纪现代社会科学的建制是同步进行的。社会是两个串联在一起又相互对立的词语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国家。法国大革命对历史上现代世界体系意识形态进行了文化洗礼，它使下面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是在规范的意义上，还是在统计的意义上，社会变革而不是社会稳定是正常的。因此它也提出了有待认识的问题，即如何调节、加速、放慢或影响这种变革和演化的正常进程。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建制化社会行为的出现，是对这些认识问题的主要的、系统的回答。社会科学开始代表唯理论者的意识形态。如果一个人理解进程（无论是具体的、普遍的或共同的），那么，这个人就可以以更道德、更积极的方式影响这个过程（甚至致力于阻止变革的保守主义也广泛同意这种方法）。

这样一种雄心勃勃的政治性内涵过去一直没有（现在也没有）逃过任何人的眼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至今存在“争议”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社会”的概念与“国家”的概念对立的原因。现代已经组成和正在组成的多个主权国家是政治行为的明显核心。他们是有效的社会控制的核心，因而在此范围内社会变革受到影响并最终实现。关于“认识—政治”这一问题，19世纪的标准方法是解决下面的问题：如何在社会和国家间达成妥协。以此方式国家可以被直接观察和分析，并通过已知（宪法的）规则建立起来的正式制度而运转起来。“社会”意味着把一群人维系起来的生活方式、习惯，而不是成文的规则。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代表比国家更持久、更深入的东西；但操作性差，当然也就更模糊。

一直争论不休的艰巨问题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谁从属于谁或谁该从属于谁，谁体现更高的道德价值。在此过程中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社会和国家的边界是相同的，如果不同，也应该（或必将）是相同的。因此，虽然没有清晰地阐明这一理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认为目前的主权国家（逆时间的推测设想）就是基本的社会实体，社会生活运行其中。在人类学家中，有一些零星的观点与此对立，但他们是在假定更早的政治一文化统一体的前提下进行反对的，他们中许多人认为这种统一体至今在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通过后门的便利，也没有经过分析，现代世界的整个编史工作和整个理论都延伸为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我们生活在国家中，每个国家的下面有一个社会的基础，国家有历史，因而有传统。总之，既然变革是正常的，那么首先是国家正常的变革和发展。它们改变了生产方式，进行了城市化；它们有社会的纪念仪式；它们繁荣、衰落。它们有边界，里面的元素就是“内部的”，外面的元素就是“外部的”。它们逻辑上是独立的实体，为了统计目的，它们之间可以进行“比较”。

社会现实的描绘不是幻想，具体派和普遍派都可能利用关于社会和国家的假设取得合理的自信的进展，并得出一些合理的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唯一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异常”似乎在此框架内不能得到解释，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或人类行为没有考察的领域）。(https://www.daowen.com)

世界体系分析使分析单位成为争论的焦点。在哪里，以及在什么时候社会生活的统一体存在？它用“历史体系”一词代替了“社会”一词。当然这只是语义学上的替代。但它使我们摆脱了“社会”已经获得的中心含义，它与国家的联系，以及对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的猜想。而且，“历史体系”一词强调了历史社会科学的单位。这一统一体同时是体系的和历史的。

解决分析单位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自己已经提出了尝试性的推测，有三种已知的历史体系，我称它们为小体系（mini-systems）、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我还建议，我们可以弄清其他的形式和种类，这并非不可想象。

我还指出了与历史体系种类有关的两点：一个是有关“逻辑”和形式的联系，另一个是有关形式共存的历史。就形式而言，我把它称为历史体系的明确界限，其中，体系和人们通过某种不断进行的劳动分工进行再生产。我认为从经验上讲有过三种这样的模式。“小体系”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它们在空间上是狭小的，在时间上或许是相对短暂的（大约六代人的寿命）。就文化和政治结构而言，是高度一致的，基本的逻辑是在交换中坚持“互惠”。“世界帝国”是庞大的政治结构（至少在扩张和收缩的顶峰时期，这似乎是它们的命运），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类型。该体系的基本逻辑是从其他地方的自我管理的直接生产者（大多是乡村的生产者）那里抽取赋税，并上送到中央，然后在少数酷吏中进行再分配。“世界经济”是巨大的、不平衡的、一体化的链条，被多个政治结构分割，其基本的逻辑是积累的剩余价值被不平均地分配，偏向于那些能在市场网络中获取各种各样暂时性垄断的人们，这是“资本主义”的道德逻辑。

形式共存的历史可作如下的建构：在前农业时代，有大量的小系统。或许由于生态的灾难，或许由于过于臃肿的群体的分裂，这些小系统不断地死亡。对此，我们所知非常有限，我们没有文字记录，被严格地限定在了考古学的重新建构中。在公元前8000年和公元1500年间，一直共存着各种体系混合的历史体系。世界帝国，无论它何时扩张，何时毁灭或何时吞并小的系统和世界经济；何时收缩，何时为小体系和世界经济的再生提供空间，它都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形式。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多是这种帝国的历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孕育了抄写员并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世界经济是一种“弱”的形式，单个的经济从未能存活很久。因为，它们要么解体，要么被世界帝国吞噬或转为帝国的形式（通过单个政治单位的内部扩张）。

公元1500年前后，此类世界经济设法逃脱了这样的命运。可以解释的原因是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于巩固的世界经济”。所以，它有时间获得资本主义体系的充分发展，按照其内部逻辑，在进程中，资本主义吞并了所有的小系统和世界帝国，所以到19世纪晚期，在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历史系统。我们至今还生活在这一系统中。

我已经粗略地描述了历史系统共存的形式和历史，它们还没有形成世界体系分析。它们是一系列世界体系分析中的假设，要公开争论，加以提炼，进行抛弃。关键的问题是明确阐明分析的单位——世界历史体系——这是科学研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