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资本主义是自由生产者运用自由劳动自由出卖商品而进行竞争的体系，“自由”的意思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

无论在什么地方，若存在对自由的限制，都是一个不完善演化进程中的残留物，都意味着一个区域或一个企业比没有这些限制时更少“资本主义”。这是亚当·斯密的观点，斯密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符合人性的体系，认为其他体系都有施加于社会存在不自然的、不令人满意的限制。这在本质上也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讲体系特点时，马克思特别强调自由劳动力的重要性。他不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是永恒的，也不认为它是尽如人意的。但他确实承认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正常阶段。

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竞争的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观念最精确的描述，而且认为所有包括非自由劳动、非自由生产者、非自由商品的历史情况都是偏离资本主义观念的，因而要对它们进行解释。这种观念是对经典范式——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理想化描述的反映。在那里工人（基本上是没有土地和机器的城市工人）在资本家（基本上是这些工厂资本股票的私人拥有者）的工厂内劳动。工厂的所有者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付给他们薪水）。这些工人主要是成年男子，除了寻找薪金工作，生存上他们没有真正的选择。没有人认为所有工作的情形都是这种模式，但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易于把任何从这种模式中变化出来的情形，看作在发展程度上是不够资本主义的。

如果每种工作情形都按照资本主义的规模程度进行分类，那么，每一个国家作为这种工作的场地，也可以叫做在这种规模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可以被看作“更多”或“更少”资本主义，而国家结构本身可以被合理地看作与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化程度相一致，或不一致。在不一致的情形下，我们也希望随时间的推移，它们都会沿着一致性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定义下，我们看到不充分资本主义的工作情形是什么？它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不充分的反映，虽然这些国家最终会看到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它或许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过去遗留下来的不正常的表现。(https://www.daowen.com)

在一个空间的实体（国家）之内，如何决定构建工作单元的“主导”方式，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美国最高法院的一次著名的决议中，威廉姆·布瑞南法官给出了关于色情的定义：“当我看到它，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也以类似的方式说明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当他们看到它，他们知道。很显然，在这种方法中有大量的原则存在。但是在这样的原则中，我们有必要知道它是什么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产生了。尽管重农主义者圣西门和马克思的确切定义十分不同，但他们都希望把“经济行为”的某些工作定义为不工作的，也就是非生产性的。这在资本主义的定义中产生了巨大的可以利用的漏洞。如果存在大量的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工作模式的非生产性工作——最明显的、当然不是唯一的例子就是家务劳动，那么就容易认为“大多数”工作情形都是此类模式。于是，我们确实存在着一些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推导的“原则”实际上是统计的原则，那么所有的操作都大可不必了。但它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自由劳动在自由生产者的企业里为薪水工作的情形在现代世界中是少数的情形。如果我们的分析单位是世界经济，那么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在20世纪的单一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框架内进行分析，或许也是正确的，并且十分正确。

当推导的原则表明不是统计的原则时，就是说当出现异常情形时（不正常的残余），那么我们应该弄清原则的定义是否有实际作用。根据世界体系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是特定的历史体系，因此如果我们想弄清这一原则，即这一具体系统的功能模式，最适当的方法是看一看该系统的历史演进。如果我们发现该体系包含薪金和非薪金劳动者的广大领域，包含商业化和非商业化的广大领域，包含可转让的和不可转让的资本形式的广大领域，那么我们至少应该问一问，这所谓的自由和非自由的混合或结合是否是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明确特征。

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发现混合的比例是不均衡的，有空间性质的，也有暂时性质的。我们也许会寻找使混合物保持特定稳定性的结构（或是循环趋势），同时也寻找那些跨越时间改变混合物的潜在压力（特征倾向）。非常态并非是要解释例外，而是要分析模型。我们必须断言，主宰19世纪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给出的资本主义的定义为主要的编史工作提供了有洞察力的解释，它是馈赠给我们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