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都是武二郎

遍地都是武二郎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今年的维尔纳音乐会由小泽征尔指挥。很多年不见，小泽明显地苍老了。电视里，一个白头发的小个子老人站立在座台上翩然起舞，他的演出风格也变得平和优雅多了，有了幽默，少了一些早年的激越和亢奋。新年音乐会的整个基调仍是轻松和愉快，在一种隽永的情绪中，新年无声地滑入了。西方这种迎新的感觉很像是欣喜中的几分无奈，有一些面对落花流水的平静。不像中国，“爆竹声中一岁除”，每到年关，只听到炮仗在寂静的寒夜里噼啪炸响，单调而空乏，苍白的激越中似乎埋藏着几分强作欢颜。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心完全是空的。

好的音乐不仅使人内心宁静，而且身体也感到舒服。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是应该用身体去听的，它是属于感官的，不要用理性和思想去认识它，去解释它。音乐能使人接近和了解自己的身体。

指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节奏，是一首曲子的神韵。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体表明曲子的内在节奏，然后让大家从他的形体中找到音乐的感觉。小泽在台上，就是一个上下跳动的音符。

当代文学

收到朋友B的来信，朋友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工作，在信中，B说：“当代的中国小说尽量少看。”他解释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纵的，根本无法和《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比；横的，也无法和西方比，几乎是交白卷。大概也只有《围城》《传奇》及汪曾祺的一些作品可以传世。一些所谓“主流作家”的东西更是经不起时间的洗涤，只有一些踏踏实实写东西的人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比如说钱钟书、张爱玲、汪曾祺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历经磨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现在又在重估；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文学一片空白。直到二十世纪最后20年，开始进行浓缩性补课，不过作家们心中的杂念太多，急功近利，缺乏耐心，因此也没有特别好的作品。

想到另外一个人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好像是李陀吧，他说中国只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家。我的看法也是这样，过去的作家都是时代的传声筒，而现时作家们普遍精神高度不够，人格上也有缺陷，缺大气的智慧，多小气的聪明，一个个贼精贼精的，像一个个写字算钱的商人。

美女文学

无事操起手边一本杂志，上面登载了网上的一篇“美女文学”，并配了一幅美女的可人照片。由照片勾起了胃口，于是耐心地读下去，慢慢地感到胃酸增多，到了后来，胃一阵痉挛，差点呕吐出来了——一个蹩脚的婚外恋故事，平铺直叙，幼稚而肉麻，且毫无美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吞吃了一只死苍蝇——仅仅是一个不算太漂亮的“美女”所写，又发在网上，所以就热炒起来。这个世界，哪门子事呢！

现在“美女热”算是一种潮流了，凡是美女都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了眼球率，也就有了经济效益。有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专业名词加以概括——“美女经济”。中央二套前些天也曾连续一个星期地播放一个“美女大奖赛”，从预赛一直到决赛，收视率惊人。那些走来走去的丫头都能算美女吗？我看不算，只能算是一大把“青豆芽”加上一小把“黄豆芽”。

现在的商家为了促销，真是将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金寨路上一家小商店，为了多卖东西，打出了“商店倒闭，商品大降价”的横幅，一拉就是半年，也没见到商店真关门。今日又不知从哪儿弄来洋鼓洋号在吹打，一点倒闭的气氛都没有，倒是像一个商店在开张。

美丽的烹饪女子

好莱坞电影Women on Top（《女人在上面》）怎么看都是一部烂片，但由于女主角是由佩内洛普·克鲁兹（《我的母亲的一生》主角）扮演，使得这部片子一度冲到全美电影排行榜的前几位。由此可见，人总是抵御不住美丽的诱惑，人人都有着“好色之心”。

克鲁兹在电影中扮演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主持烹饪节目。她美貌无比，也烧得一手好菜。在电视中，她烹饪的姿态优美而高雅，迷倒了无数观众，也正因此，这一档原本很平常的节目也变得空前红火。男人都幻想和渴望得到这样的女人，不仅外貌闭月羞花，而且还能烧得一手好菜。一个漂亮的女人已经是够迷人的了，如果再会烧一手好菜，哇，那简直如大熊猫一样珍贵了。

女人好像能烧一手好菜的很少。西方的我不太了解，但在中国，古代的大厨师比如说易牙、伊尹等都是男性，好像没有什么有名的女厨师。现在的情况可能更是如此，不仅饭店里满是男厨师，在家庭中好像也多是男人系着围裙在掌勺。连中央电视台主持烹饪节目的也是个“歪头斜脑”的新好男人刘仪伟，想必中央电视台的制片人不是不想找一个貌如章子怡的女子做节目，但这样的话会太脱离生活，而且恐怕踏破铁鞋也找不到一个既美丽无比，又会烧得一手好菜的女子。这样的女人，在当今的中国，恐怕已是相当难觅了。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Women on Top中的克鲁兹却是从家中逃出来的，因为丈夫太过花心。这样的男人真是瞎了眼，碰上这样一个才貌双全如七仙女般的好老婆，却不知道珍惜，这不是一个“浑球”又是什么？

喝酒

晚上一帮朋友聚会，五个人三斤酒，居然轻轻松松地就下去了。脸红脖粗之际，我们都自夸是武二郎再世。其实又何止是我们几个人呢，现在可谓是“遍地都是武二郎”，大街上所走的爷们，随便捞一个出来，也是半斤酒轻巧巧地下去。喝酒不醉方为“仙”，一喝就醉只做“鬼”。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时候的武二郎和花和尚，充其量也只是酒鬼罢了，哪里比得上今人的潇洒自如呢！

后来在一起闲坐，偶尔谈起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性格和观念。一个朋友便说了一个段子，说是有一个上海人到北京去游玩，在一个胡同里迷路了，便问角落上一个遛鸟的老大爷：“老师傅，请问怎么才能出胡同？”结果老人一下子暴怒，脸涨得通红，大发雷霆：“谁是老师傅？啊？谁是老师傅？”上海人见状不好，怎么也想不明白如何得罪了老者，就想开溜。没走几步，回头一瞧，老人气得倒下了。上海人无奈，只好把老头送到医院。一阵抢救之后，老头醒了，见到上海人仍是来气。上海人怎么也想不明白呀，这时候老头的儿子在边上说了一番话，让人恍然大悟。老头的儿子说：“咱爸咋是老师傅呢？他是厅局级干部！刚刚退的，心情正不好呢！你喊他老师傅，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