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余终于打官司
老余终于打官司
高考状元
又到金榜题名时。看到一系列关于高考状元的文章，介绍的都是高考状元如何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爱好如何如何多等。这样的文章有多少可信度呢？很多都是事后的自圆其说和自我包装。其实很多高考状元的根本之处就在于能够排除干扰，爱好少，时间消耗小；再一个就是耐力强，可以一如既往不放弃。但这些东西放在桌面上都不太好听，因此等到拿到状元了，记者来采访，家人便自我标榜其爱好音乐、爱好足球等等，把记者唬得一愣一愣的。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邻居的小孩曾是某市的高考状元，他说那个小孩，在学习上面，活脱脱一个“老僧入定”，心无旁骛，机械性极强，而他的父母，活脱脱学习上的“法西斯”。等到小孩中了状元之后，记者去采访，小孩也被打扮成“博闻强志，兴趣广泛”了，但小孩连五音都不全，一首歌都不会唱。
看上海乐团演出
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在补课，补以前落下来的课。比如现在竟有那么多人在喜欢古典音乐。又比如在今天，上海交响乐团在安徽大剧院一场仲夏夜的交响演出，竟吸引了那么多人前往，剧场内情绪热烈，气氛也不错，只不过有一些似乎是特别忙的人手机铃声不停地响，实在是大扫情趣，这就像一顿美味大餐中不断地发现一些老鼠屎。
上海乐团在世界上相当于什么水平呢？如果说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等相当于英超和德甲，那么上海乐团只相当于中国的甲A球队，可能还不到，只有甲B的水平。因为中国的音乐与世界的音乐差距远远大于足球的差距，我们的水平只是相当于外国的中学生——但这样的中学生乐团，对于我们这些“文盲”来说，仍然让人欢喜无比。
上海乐团的指挥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指挥席上，优雅是够优雅了，娴熟也是够娴熟了，但我总感觉到她的分量似乎不足，气质跟不上，对音乐的理解也单薄；尤其是演奏交响曲时，明显地感觉到她的分量太轻。我不是一个对音乐很内行的人，但我想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指挥，我总觉得就应是几十种音乐旋律中的一个点，一个无形化有形的连接点。对于一个指挥来说，一种魔鬼似的气质是极其重要的，只要他往台上一站，不仅是从技术上，更要从心理上摄人心魄，从而让人全身心地投入。这种魔鬼气质，似乎是音乐之外的一种东西，但又似乎是能决定旋律的一种无形的东西。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指挥家，比如说卡拉扬，又比如说小泽征尔、巴比罗利等，似乎都有着这样的魔鬼气质。
仍然可以从足球场上找到佐证。比如说意大利那个光头裁判科里纳，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裁判，技术上已是次要的了，更重要的是科里纳具备一种魔鬼的气质，他能靠这种东西有效地控制住场上的局面，有一种王者的风范。
余秋雨打官司
报载，余秋雨教授要打官司了。这回的对象不是余杰，而是武汉的一个文艺评论家。我不由得替老余庆幸，这样也好，省得人们老是拿余教授开涮。
其实彻底地想一想，那么多人不时地骚扰老余，有相当多的，是出于嫉妒。你想，中国比老余有学问的人多得是，但为什么偏偏老余什么都得到了：名声，金钱，地位，美女？于是当然枪打出头鸟，再加上老余本身不太会处理关系，做人又张扬了一些，因此凭空惹了一身骚，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句公道话，老余的文章写得相当不错的，思想也比较深刻；做人方面，也有学者风范。关于“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当时全民族都是那样，作为老余个体，无可厚非。至于忏悔之事，那纯粹是老余个人的事情。一个人无权让另外一个人忏悔，在这一点上，小余（杰）完全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也是一种借机成名。
但老余的毛病在于太认真了一些，喜欢较真，你一较真，也就上别人当了。另外老余千不该万不该写那些《秋千架》之类的散文。我的一个朋友曾经痛不欲生地说：“当余秋雨感到苦难时，他的文章天下无敌；当余秋雨感到幸福时，他的文章不忍卒读。”
我的那个朋友在看完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对马兰的采访之后，曾感叹说：“马兰的样子真是传统，就像一个贤淑的小媳妇。”
骑鹤下扬州
我曾在前面写到徽州的面点不行，原因是徽州人比较节俭，因男子大部分都出外了，家里的妇女和老人就更舍不得吃了。再加上徽州本地不太产面粉，对面食也不太内行，所以做得不好也情有可原。但徽州在外做生意的人大都是比较富的。因为富，所以也舍得挥霍了。明清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那是形容徽州人在外经商的势力相当大。在扬州即有所谓的“旌德帮”，也是徽商的一支，非常厉害。扬州徽州人尤其多，清朝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是一本绝妙的书，上面就记载有许多关于徽州人的故事。从书上可以看出，有许多徽商在扬州经商之时，在当地购置了田亩，盖了大屋，讨了小妾，于是便“乐不思蜀”了。
维扬菜与徽菜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点相似的。比如说重火候，重油色，不甜不腻，等等，这也是维扬菜系与邻近苏沪菜的不同。我想这与扬州很多大户是徽州人有关。有什么样的客人，也就造成了什么样的菜味。扬州的小吃也非常有名，像蟹黄包子、蟹黄干丝等。当然，最有名的是蟹黄狮子头，做法是将蟹中的肉挑出，然后拣上等的猪肉剁碎，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油锅里炸，这道菜味道特别鲜美。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吃客就是徽州人。所以说徽州人在外面还是舍得挥霍的。《扬州画舫录》中还有一个故事，是说一个穷书生与一个徽商家的丫鬟好上了，有一天徽商不在家，这个丫鬟便将书生私自带到主人家，给这个书生炒了一盘徽商经常吃的菜，名字叫作“韭黄炒肉丝”，这肉丝选的是十头猪的面肉，也即是猪下巴上的肉，又嫩又鲜。书生从没有吃过这么美妙的菜肴，结果将自己的舌头都吞进去了。李斗这个故事有杜撰的嫌疑，但从故事中可以看出，在外的徽商是如何挥金如土。这与在家乡节俭如命的家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怪事
乱七八糟地乱翻书，看到历史上几则怪事，随手录下：
占士。希斯特是个怪人，生长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他一辈子最喜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骑马，他骑牛；别人养猎犬，他训练公猪。在他家，是用棺材来当作橱柜的，有人来访，他便从棺材里拿出酒和食物来，让客人吃得恶心无比。
他一直活到九十岁才死，遗嘱里对葬礼的安排是：有个大乐队；由他的老友以及附近十恶不赦的歹徒参加；抬棺要选定八个处女，每人发一枚金币。但葬礼时发生了一些意外，没有处女愿意干，于是只好找了六个老妇，草草了事。
还有一个怪人，也是英国的，他死于1800年6月6日，他的遗嘱写明不要棺材，要把尸体直着埋葬，并且是脚朝上，头朝下。他说：在这个是非颠倒的世界里，只有这样才能站得正。
另外一个怪人是比利时一个人类学家在非洲部落里遇到的，其时那人年纪已大，不能“狩猎”了。他念念不忘的就是人肉的滋味，他说在肉类中，数人肉“肉味最佳，肉质最滑”，他举例说：英国佬的肉“太韧”，法国人的肉“太肥太腻”，就数日本人的肉最细最嫩，尤其是日本女人的肉，又滑又鲜……话音未落，把比利时人类学家吓得屁滚尿流。
人类，就是这样，有很多奇怪特例，是避免不了的。在有法律保护的前提下，怪人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看起来并不怪的坏人，比如说陈水扁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