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说与康有为的历史哲学

传统儒家对于“时间”的认知具有“往复性”和“线性发展”等范式。以《周易》为基础的干支计时方式，体现了历史时间在现实展开中的循环性，从而建立起对于王道的遵循和违背的“治乱循环”的历史认识。在“线性”发展上则存在着由三代到后世的政治不断被霸道化的“退化”范式和以公羊三世为基础的历史不断发展的“进化”思维。这些模式在思考现实政治的时候，会被复合式的使用。

而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对康有为而言，西方的“时间”观念对他直接的冲击就是耶稣纪年。这虽然表现为基督教和孔教之间的“教争”，但当康有为在导致“强学会”危机的“孔子纪年”事件中，事实上就是选择了历史不断发展的逻辑^[5]。这个逻辑对于儒家的最为直接的冲击就是以往儒家的理想“三代之治”被“历史化”地还原，因此，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等讲课的时候，已经十分人类学化地将尧舜“还原”为一个部落的首领，相当于现在少数民族的一个“土司”。换言之，如果选择了一个进化的历史发展范型，理想的社会必然在未来，而新的历史哲学需要对这样的未来提供一个蓝图，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之“历史哲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