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若殷周之变是中国封建制的建立，那么周秦之变就是由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变。在秦汉到清代的几千年中，中国的历史保持了其延续性，其基本的政治制度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地方有限自治的结合。顾炎武曾推崇“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国家体制，实质上历代王朝在统治如此幅员辽阔的区域的时候，多种统治形式并举，既为古代礼制所肯定，亦是现实所不能不然之要求。

对于秦汉之后的中国之国家形态的定位，一直为现代学者所关注。有人将传统中国视为一种文明体，而与现代民族国家迥异；也有学者认为，至少在宋代，人们已经有接近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观念”，事实上，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很难用某一种“标准”的“民族国家”概念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一方面，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念，意味着我们并不从血缘或种族的角度来理解“中华民族”，而是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角度来理解“国民”和“民族”；另一方面，地方自治和“一国两制”等多种秩序形态的存在，也表明我们在国家治理模式上的多元性和层次性。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很难以一个寻求同类项的方式去理解“中国”。

不过，在近代以来，当西方以殖民方式来到东亚的时候，近代中国人意识到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核心就是“万国竞逐”。“万国竞逐”这个概念并非“逐鹿中原”的现代版，这里面包含着几重理解。首先，我们要面对一个新的“国家间”关系，这不再是中心和边缘的那种夷夏秩序，而是一个个以主权、领土和人口为要素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秩序。其次，“竞逐”是一种关系模式，也体现出我们对于新秩序和新文明的复杂态度；作为竞争中的失利一方，我们寻求国家间关系的公平和正义，但民族国家的竞争性特点，意味着强权和力量是这种新秩序的真正“原理”。最后，对于理想国度的追寻，既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批判性导向，也是基于儒家文明对于秩序的理解。在这样的古今中西的交汇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既想把中国建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又希望未来的世界是和平共存、充满仁爱之情的。

本书通过对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杨度、张謇以及孙中山、毛泽东等思想家和政治领袖的思想的分析，梳理了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既能看到他们对西方挑战的积极回应，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自身独特国家发展理念的探索以及对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的向往。(https://www.daowen.com)

作为一本累积了我自己近二十年研究心得的作品，其中的一些内容曾经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文化》《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过，收录本书时，对内容做了一些新的调整。感谢谭徐锋和封龙的邀约，也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让我在这个对人类命运充满疑虑的时期重温中国近代思想家对“如何建设现代国家”的深刻认识。感谢我的学生何振泓、宫志翀、王淇等在整理成书时提供的文献校对和文字校订上的帮助。

作为我对于近代政治思想和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本书也是我的《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9年）的“前传”，如果结合起来阅读，或许可以理解更长时段的思想家对于“国家”的思考。

干春松

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