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绘制中世纪海洋文化史的海图

伊丽莎白·兰伯恩（Elizabeth Lambourn）

中世纪的海洋文化史是怎样一幅面貌，学者们还在研究当中。海洋有它的历史，甚至具体到文化史这种理念，也并不像起先看起来那样出现在近期，不过，海洋的文化史，特别是中世纪的海洋文化史，依然是较新的领域。对海洋文化史的研究，起始于对当代的，即18、19世纪的西方文化产品，如小说、游记或海景画等的研究。这个领域诞生在文学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当中，并最初由他们进行探索。随着中世纪史学家和其他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和地理学领域“尝试”这个理念，并根据他们自己的具体资料和学科重点来对它进行调整，这个领域现在已经成为重点。对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海洋文化史的理念实际上远未得到充分的探索，也相当的支离破碎，因此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在委托编写本卷之时，实际上需要它的编著者具备相当独到的思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一种可能并非他们本意的方式，点燃并助推对海洋文化史的研究。

正如《海洋：海洋地理学和史学》（The Sea： Thalass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一书的编著者所强调的那样，海洋的历史“在史学中……一直是少数派”（Miller 2013：278）。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这本书的语境中，很少有关于海洋的历史，当然也很少有关于中世纪海洋“文化”史的大范围史学反映。这本书中的内容不仅散乱，而且也常常不连贯。该书的编者彼得·米勒（Peter Miller）敏锐地指出，研究这一领域的史学家大部分都在各自为战，“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也缺乏更广泛的交流”（17）。相反，作为这种“更广泛的交流”的一部分，大量相关的著作得以产生，但位于文化史或海洋史的特定框架之外：例如宗教研究、考古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物质文化研究等。

而本卷，则提供了一种亟须的机会以与更广泛的读者发展和分享这种交流，而且它出现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如前所述，中世纪海洋文化史的书写一直以来都是以欧洲文献的文学批评为基础，得到的支持也来源于欧洲的视觉图像研究。如果文学研究成为这种历史的引路人，那可能是因为传统主题和其他文学手法清楚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海洋不仅是人、观念、万物流通的高速公路，同样重要的是，正如著名大西洋史学家卡伦·魏根（Kären Wigen）（2007：16）所言，它也是“想象力投射的空间”。用一句俗语来说：“海洋很适合思考。”不过，海洋文化史有落入一种舒适的、主要受文学驱动的格式的风险，这种格式不仅暗地里以欧洲为中心，同时还把注意力放在少数有文化的群体的富于想象的推断上，而这些人对海洋和海洋周边的居民所知甚少。那些通过文学传统主题和视觉图像将海洋知识化的人，并不一定是居住在海岸周围的人，也不一定是在海上航行和捕鱼的人。后两者通常是不识字的居民，拥有另一种海洋文化史，而正是通过这些群体和社会的——也许不那么显然“可读的”——物质文化，或者他们的口述历史和民间传说，我们能够开始了解另一种叙事。

不用说，这类“想象力投射”过程并非欧洲所独有，而是全球所有与海洋接触的人类的共性。在欧洲以外地区检验在欧洲背景中倡导的文学和视觉方法的时机当然已经成熟，而反之，欧洲无疑也会受益于在欧洲以外发展的思想和新方法。然而，如果海洋文化史要想繁荣发展，它还必须考虑如何整合和解释更大范围内的资料：当然包括口口相传的史料，但也包括大量非写实的文化产品和由海洋制造及以海洋制造的实物。在欧洲的背景下，实物为精英的文学投射带来了重要的对照物，但在欧洲之外，它们通常是撰写海洋文化史主要的，有时是唯一的资料。本卷并不假定文学文本或视觉表现是海洋文化史的唯一起点。文化史的下一波浪潮必须走出它在北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欧洲安全避风港，但仍然要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地理转移还涉及重大的方法论和理论转变。

如前几段所示，本卷无意佯装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对于公元800年至1450年的海洋文化史，它呈现的并不是“唯一”，而是“其一”，它的成形，一方面是由本系列丛书本身参数所塑造，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它的编者和撰稿人的视野、好奇心和专业知识。在不希望将编著者过于严密“分割”的情况下，本书有意挑战之前的中世纪海洋文化史的文学重点，因此撰稿者中仅有两位文学史学家：一位是莎朗·木下（Sharon Kinoshita），中世纪法国文学和全球比较文学专家，另一位是詹姆斯·L.史密斯（James L. Smith），他的著作一直以欧洲中世纪水域史为重点，至少在撰写本卷的章节之前如此。除此之外，本书的章节还由一些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以不同的语言风格撰写。乔纳森·谢泼德（Jonathan Shepard）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中世纪早期的俄罗斯、高加索和拜占庭帝国；伊丽莎白·兰伯恩、罗克珊妮·玛格丽蒂（Roxani Margariti）和艾曼纽埃尔·瓦格农（Emmanuelle Vagnon）的著作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世界的物质和视觉文化史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三位考古学家也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埃里克·斯特普尔斯（Eric Staples）是一位在实验考古学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海洋考古学家；斯蒂芬妮·韦恩—琼斯（Stephanie Wynne-Jones）是斯瓦希里海岸考古学家，研究的重点是陶瓷证据和国内物质文化；詹妮弗·哈兰德（Jennifer Harland）是一名动物考古学家，她专门从事北大西洋研究，以及通过分析出土的鱼遗骸进行渔业和鱼类消费研究。

在现行的海洋文化史中，地中海地区自然占有重要地位，这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有所反映，如莎朗·木下的《旅人》、罗克珊妮·玛格丽蒂的《岛屿与海岸》、艾曼纽埃尔·瓦格农的《表现》，其作者都是地中海学家。不过，这些章节，还有其他一些章节，也在这些水域之外展开，将地中海的素材与其他海域结合起来，或实际上专注于非洲—欧亚大陆（Afro-Eurasia）周围的非地中海水域。《知识》（埃里克·斯特普尔斯）和《岛屿与海岸》（罗克珊妮·玛格丽蒂）两章将地中海与更广阔的印度洋世界，从非洲东部直至中国东海岸、韩国和日本结合起来加以探讨。考古学家斯蒂芬妮·韦恩—琼斯和詹妮弗·哈兰德在《实践》一章中详细地比较了中世纪时期的两个关键海域：大西洋和西印度洋。乔纳森·谢泼德的《网络》横跨北大西洋和黑海，并且聚焦连接北部水域与东地中海的河流网。在《冲突》一章（伊丽莎白·兰伯恩）中，探讨了能够将围绕欧洲水域（广义上）的暴力主题而发展起来的现有学术研究主体转化到印度洋的方法。所有章节中，在地理学上任务最艰巨的是艾曼纽埃尔·瓦格农的《表现》和詹姆斯·L.史密斯的《想象的世界》。这两章的取材从早期的北大西洋直至中国东海岸、韩国和日本，在史密斯的章节中，甚至还有毛利人的奥特亚罗瓦（Aotearoa）（新西兰）。由于本卷文字所限，无法寄希望任何一章能够让其主题涵盖全球。我们主要将重点放在连接非洲—欧亚大陆的“旧世界”的历史上，而让美洲和大洋洲在本系列的后几卷中得到展现。就这一点而言，詹姆斯·L.史密斯《想象的世界》一章是富于开创性而卓有贡献的，它在波利尼西亚文化史和想象力的投影上花了不少篇幅。即便如此，人们可能仍会合理地认为，对西非花的篇幅依然是不够的，作为编者，我苦恼地意识到这个缺憾。这样选择重点并不是思想上的懒惰决定的，而是由于在跨越非洲—欧亚大陆如此广阔的地区、连接历史和数据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用彼得·米勒（2013：17）的话来说，这些历史和数据当前“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也缺乏更广泛的交流”。综合概述和比较历史是复杂难写的，本卷的构想需在综合性和内容范围之间进行权衡。米歇尔·巴拉德（Michel Balard）的《历史中的海洋：中世纪世界》（The Sea in History：The Medieval World） （2017）选择的覆盖全球的方法在本卷中并不合适。巴拉德的著作中有少数几个单独的章节论述加勒比海地区、南美、西非和远东海洋历史的特定方面，由此做到了覆盖全球，但读者只能在欧洲和地中海依然占绝对中心的更大框架内对这些非欧洲的资料进行选择并作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模式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史系列丛书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丛书的精神恰恰是综合性与结合性。尽管在地理范围上受到限制，但我们的这卷书积极地对广泛不同的材料进行综合和比较。作为一名编者，我所面临的极大挑战，是找到勇于在离家如此遥远之处进行遨游的学者，即使在这些地理界限之内。编撰本书是极其不易的。我们谨希望美洲、大洋洲和西非的学者们加入这一新生的交流，并在将来对完整的中世纪海洋全球史作出贡献。

我们也认识到，使用“中世纪”这个术语存在问题，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术语和概念，却被应用于意图去欧洲中心化的叙事。这样的分类是由出版者设定的，但它们也反映了普遍的学术运用情况。尽管有大量的学术争论，但“中世纪”并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词，所以我们继续在这里使用它。尽管有瑕疵，希望它的问题不会妨碍读者们了解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资料和思想。本卷所有的撰稿者都认识到，将中世纪的术语扩大到欧洲之外，正如历史学家凯瑟琳·戴维斯（Kathleen Davis）和迈克尔·普特（Michael Puett）在围绕“全球中世纪”这个观点的早期交流中所言，将涉及“对殖民历史和民族主义历史许多主要主张的冲撞”（2016：2）。这个词带有浓重的殖民意味，但是，小心谨慎地对它进行运用，有助于我们从世界“同时代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引发新的交流，极大地丰富现有的交流，并为围绕着联系和相遇的过程而过于简单地构建起来的全球史提供重要的替代选项。虽然本卷不能够也不敢称完整覆盖全球，但它接纳并吸引了目前更多地撰写中世纪全球史的学者。

这个类型的系列丛书通常把自己摆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介绍性概述的位置，以及在某个特定主题下广泛的知识潮流流动的位置。相较而言，本书提供的则是一个论坛，将彼此无关联的学术论述联系起来，并参与到海洋文化史“更广泛的交流”当中。这里是提出我们“未知”的地方，同时它也提供机会让我们表达“所知”，并标出进一步研究之后我们可能的所知，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研究得更好的地区和世纪的方法和问题，转化到原始而未被解析的、多得多的中世纪现存的文字资料、视觉资料、物质资料中而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话。本书的章节难免常是探索性的、思考性的、试探性的，甚至对“概述”系列丛书应有的自信、肯定的基调的采用也显得谨慎。

尽管并不完美，但我们希望我们对在很大程度上未知的、布鲁姆斯伯里丛书所称的“中世纪”（事实上我们愿意如此明确地陈述）的海洋文化史的知识空间进行绘制的首次尝试，能够促进海洋文化史学家们彼此进行崭新的对话，同时给刚刚从其他学科涉险而来的更多的读者带来新的观念和问题。这一领域相对年轻，这从多方面来说都是好事，在此太多的原创主张还未提出，因此也无须争夺。本卷的许多章节代表着跨越如此广阔的海洋和时间范围的世界首次尝试。作为本卷的编者，我代表本中世纪卷的所有撰稿者，竭诚欢迎你加入这种努力。

描写欧洲及欧洲之外的海洋

在20世纪海洋文化史的发展中，文学批评一直是主要的驱动力。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中世纪海洋文化史最集中、最有活力的著作，也正是从对广泛的“欧洲”中世纪文献的文学批评当中产生的，而且还在持续产生当中。我将首先概述这些欧洲文学资料，然后将讨论范围扩大到非欧洲的文学和物质资料，以及它们所拥有的丰富潜力。

塞巴斯蒂安·索贝奇（Sebastian Sobecki）2008年出版的专著《海洋与中世纪英国文学》（The Sea and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在多方面都证明了中世纪学者们面临的丰富机遇。针对“我们所意识到的前现代（英国）文学及其视野中”海洋的极端缺失，索贝奇进行了一项把海洋作为“前现代英国充满文化色彩且不断变化的文学主题”（2008：17，20）的开创性研究。在一个因岛屿地位问题而空前分裂的英国，索贝奇对这些主题如何成为“英国方言话语的一部分”（4）的描绘是非常贴切的。⁽¹⁾然而，一直到2008年，英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较晚的时期，它都仍被看成一种开创性的努力，所依赖的几乎是完全原始的物质资料，这只会突显我们这个领域是多么的年轻。欧洲的不同区域与海洋关系的原始研究，继续从匮乏的二手文献和丰富的原始资料中产生。西蒙娜·皮涅特（Simone Pinet）的《群岛：从骑士传奇到小说的海岛虚构故事》（Archipelagoes： Insular Fictions from Chivalric Romance to the Novel）（2011）雄心勃勃地探索了海洋和岛屿在文学中的表现，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直至19世纪的艺术。同样，至少对于中世纪部分，它是完全通过原始的资料进行编写的。然而，它与欧洲丰富的地域个性保持一致，其见解和结论与索贝奇完全不同。《群岛》一书提出，在伊比利亚对海洋的表现中，中世纪是一个关键时刻。皮涅特认为，到中世纪，森林砍伐严重侵蚀了森林作为荒野的象征所建立起来的意义，以至于它被一种新的荒野——海洋所取代。海洋文化史再次让我们直接收获了对大陆史的洞察，不过这次环境方面和政治方面一样重要。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祖国法国，对中世纪法国社会将海洋作为一种充满文化气息的观念的理解作出了重大贡献。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学者对我们这个时期的海洋文化史都表现出显著持续而广泛的兴趣。他们在一系列研讨会文章合集和论文合订本中进行了探讨。仅举几个例子，它们包括：《中世纪海洋》（L’eau au Moyen Âge）（1985）、《中世纪文化中的海洋》（La mer dans la culture médiévale）（1997）、《在水中、在水下：中世纪的水上世界》（Dans l’eau， sous l’eau： Le monde aquatique au Moyen Âge）（2002）、《中世纪的海洋世界》（Mondes marins du Moyen Âge）（2006），以及最新的《亚历山大的深海探测器：中世纪的人与海》（Le bathyscaphe d’Alexandre： l’homme et la mer au Moyen Age）（2018）。法国的这方面学术研究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还显著地涉及多门学科，在它的文学核心之外具有来自艺术史和考古学的深刻见解。

正如这些作品的标题所示，它们有时把海洋作为水的更大分类的一部分，以它的所有形式——淡的、咸的、有涯的、无际的、彼此交错的——连同与它们相关的活动而被探讨。值得一提的还有一部意大利的著作L’Acqua Non è Mai la Stessa（《水是永远不同的》，或翻译得更流畅一些，《水是不断变化的》）（2009），它的重点是中国和日本文化中的水。詹姆斯·L.史密斯的《中世纪知识文化中的水：十二世纪修道院制度案例研究》（Water in Medieval Intellectual Culture：Case-Studies from Twelfth-Century Monasticism）（2017）和在线系列《中世纪水研究新方法》（New Approaches to Medieval Water Studies）（Smith and Howes 2018），如今将这种更大的框架引入了英语写作领域。当然，未来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水”的分类——有时也受到地理学家喜欢的这个分类（Anderson and Peters 2016）——是否比成问题的“海”或“洋”分类更适合于对水体的前现代理解（Miller 2013）。许多中世纪文化并没有在概念上区分封闭的水体（如湖泊）与我们现在归类为海和洋的水体。任何广阔的水域，无论是淡水还是咸水，都曾是“海”。水研究领域的新活力无疑提出了一个问题：公元1500年前的海洋文化史如果加入这个更大的学术群体，是否会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并且得到更多人的参与。

令人惊讶的是，法国这项活跃的学术研究，至今还未催生一部法国中世纪海洋文化史专著。唯一大规模的综合性叙述是菲利普·克莱默（Philipp Kramer）发表的博士论文《法国古文学中的海洋》（Das Meer in der altfranzosischen Literatur）（1919），它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而西蒙·莱伊（Simon Leys）的《法国文学中的海洋》（La mer dans la literature française）（2003）仅从拉伯雷（Rabelais，1494—1553年）开始。目前，这个庞大的学术团体所提出的见解仍然是高度多样化的，并且对单一的叙述是抵制的。这一点，加上语言障碍，可以解释为何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有关中世纪海洋文化史的著作中，这项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不过，在我们的领域内，不同的、以语言为基础构成的学术团体仍然是典型的，这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彼得·米勒所察觉的褊狭心态占优势的状况。德语的研究，例如卡罗拉·芬（Carola Fern）开创性的对海上风暴的定量文本分析《中世纪的海上风暴》（Seesturm im Mittelalter）（2012），也同样地被划分在外。

让即使撰写“简单的”欧洲层面上的海洋文化史也变得复杂的是，研究我们泛指的凯尔特和维京北方的学者与研究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学者之间，也存在着裂痕。本卷公元800年到1450年的时间框架包含了具有自己独特的文献和学术研究传统的不同子时期。在此，在欧洲大陆的边缘，社会基本上是两栖的，海洋作为一个活动和交换的场所是无所不在的，拥有它自己独特的想象。在对混杂和融合在欧洲各地的文学主题进行少有的长时间跨度的考虑时，阿兰·柯贝拉里（Alain Corbellari）把海洋描述为凯尔特文本中所反映的“几乎无限的空间……出类拔萃的冒险化身之一和异世界”（2006：105，由我翻译）。不足为奇的是，在公元1000年之前，如詹姆斯·L.史密斯所述，海洋的特征最频繁地出现在早期基督教化的叙事背景中，且它被视为陆上世界的水下镜子（Siewers 2009）。

从广义的“欧洲”和“中世纪”文学批评中产生新的海洋文化史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应该会激励和鼓舞远近的学者。无论是在文字上还是在视觉上，即使只是作为对其他事物的隐喻，中世纪欧洲的文化精英们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思考和表现海洋。刚才提到的几个例子，以及接下来章节中引用的许多其他例子，应足以说服那些研究中世纪海上交流史的识字社会的学者在他们的资料中对海洋加以留心。这些资料对国家身份或环境史等各种问题的深刻见解，应该使怀疑论者确信，海洋文化史有对更大的历史问题作出贡献的潜力。

并非只有欧洲的精英们才将海洋作为“知识投影”的场所。在北非、中东、南亚、东南亚以及远东各地，海洋同样也是一种文学主题，有时甚至是视觉图像的主题。因此，希望欧洲中世纪史学家们的研究能够转向诸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它们对海洋的比喻和表现，以及它们所建立的文化史，才刚刚开始得到关注。索贝奇概述了促使他进行研究的英国文学批评中对此的严重缺乏：仅有一本书的一章和寥寥几篇文章试图对这个主题进行全面的概述，另还有五篇更加集中的研究（Sobecki 2008：17—20）。他的概述轻松地总结了将海洋作为“充满文化色彩且不断变化的文学主题”（20）进行研究的领域的状况。不仅在欧洲其他地方存在这种状况，在中东和北非的文献中（例如，‘Atwan 1982； Belhamissi 2005； de Planhol 2000； Montgomery 2001），在南亚文献（见本卷末尾的参考书目）或远东的文学传统中（例如，Maeda 1971； Park 2012）也是如此。

印度教及佛教世界的投影和图像

不要认为这是在含蓄地邀请欧洲中世纪学者去占领前现代水研究领域，因为在欧洲以外已有振奋人心的研究成果，它们揭示了截然不同的知识传统。南亚和东南亚的文学和视觉文化似乎特别适合参与到新的、不太以欧洲为中心的中世纪海洋文化史当中。这两个地区都有大量经过编辑，且通常经过翻译的宗教和文学文本，在它们当中，海洋很显然是“思考的场所”（Wigen 2007：16）。而且，这两个地区还发展有丰富而复杂的视觉图像，如同欧洲的诺亚方舟或美人鱼，它们提供了同等的“可读性”。

在印度洋世界的文学作品中，一个反复被提到的概念是，婆罗门印度教（Brahmanical Hinduism）据说禁止高种姓婆罗门乘船旅行，因为海上旅行会带来污染。这是一个自19世纪以来就被广泛讨论的观点，正如这一主题的一个最新概述的参考书目（Bhindra 2002）所示，虽然它通常只是在贸易和经济史的背景中得到讨论。换到文化史的框架中，或者换到在印度教内对海洋精英论述的理解的框架中，这些材料的潜力也尚未枯竭。不过，新的研究展现了有关对南亚水域的观念、对于它的知识投影更加细致入微的状况。正如斯里尼瓦·雷迪（Srinivas Reddy）在他近期发表的章节《七海和智慧之洋：印度对印度洋的知识》（“Seven Seas and an Ocean of Wisdom： An Indian Episteme for the Indian Ocean”）里所说，“在印度，水、海和大洋本身都是知识的象征”（2021：26），对印度教水神话的研究有可能“为知识在印度的创造和传播的概念”提供“丰富的隐喻”（26）。雷迪将水的流动性视为人类认知的象征，特别是“印度认知论和本体论的灵活性和开放性”（27）的象征。

海上世界，尤其是船，在佛教和耆那教（Jain）的故事和图像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对后者的研究仍主要是为了从悠久的造船历史中获得技术信息，而对前者的研究是为了获得早期贸易实践的线索。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和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创作的《本生》（jātakas）⁽²⁾和《譬喻》（avadānas）⁽³⁾两部释迦牟尼的佛教生活史中，航海都是重要的内容。其中，航行，尤其是航行所固有的艰辛和危险，是一种隐喻人生旅途的旅行。道格拉斯·英格利斯（Douglas Inglis）指出，“佛教徒利用了海上民间传说中固有的刺激、危险、贪婪和勇气，并让《本生》和《譬喻》中充斥着贪婪的商人，大胆的水手，可怕的海怪，充满宝藏的海洋，居住着恶魔、精灵和女神的岛屿”（2014：8）。然而，其要旨却是严肃的。正如莎拉·肖（Sarah Shaw）所言，在这些佛教叙事中，海洋代表着死亡和重生的无尽循环（samsāra），而穿越海洋，以及它所呈现的所有危险和奇迹，是通往智慧之旅的隐喻（2012：133）。英格利斯认为，虽然爪哇岛（Java）婆罗浮屠佛教遗址中船的图像（见图0.1）常被海洋考古学家用来重现造船技术，但这类表达也必须在它们本应属于的叙事范围中被理解（2014）。图0.1是婆罗浮屠的一块饰片，讲述的是苏帕拉迦菩萨（Bodhisattva Suparaga）的《本生》故事，以及他拯救一群差点被大地尽头的海洋狭口吞噬的商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属于一种历史悠久的，也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对沉船的极度厌恶的隐喻。我们可看到苏帕拉迦在船尾向释迦摩尼祭酒，而他身后的旅客们在祈祷，他的船员爬上帆索取下船帆。海洋的狭口在右下角被描绘成张着大嘴的鱼。有大量丰富的耆那教的传奇故事，其中很多已经得到翻译，也处在我们的时间框架内，并且也提供了同样丰富的素材（例如，Uddyotanasūri 2008）。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海洋图像和文本进行更以文化为导向的研究，其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安德里亚·阿克里（Andrea Acri）展示了跨信仰和区域开展工作的可能性，他对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印度教世界的文本中对沉船之极度厌恶的隐喻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海上航行是通向智慧的途径，在印度的宗教信仰中，以及在后来融入中世纪欧洲文学的古典航海（navigatio vitæ）文学主题（Noacco 2006）中，都对这一点有着共鸣。这种共鸣仅仅是对人类经验的普遍性提出重要问题，并祈求跨地区对话和进行比较研究的众多主题之一。

在地区视觉图像上同样重要的是印度的创世神话：搅拌乳海的故事，即在主神毗湿奴（Vishnu）的带领下，一群天神和阿修罗搅动海洋以产生不死甘露（amrita）和许多其他的生物及物质的一段故事。印度教宇宙观的圣山须弥山（Mount Meru）变成了搅海的杵，蛇王婆苏吉（Basuki）献出自己的身体作为搅绳，成群的阿修罗和天神拉着它奋力搅拌乳海。经反复的讲述，这段故事在南亚和东南亚各地都广为人知。雷迪敏锐地指出，它是一种“自由的叙事，尽管它表面上是在固定的文本中表达的，但这个文本同样也是可变的、多种多样的”（2021）。这段故事为人所熟知，也可能是由于它在细密画以及16世纪以后的印本中的大量出现。不过，这个神话事件也以一种独特的力量构建了整个印度教世界的景观和客体。乔安娜·威廉姆斯（Joanna Williams）早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简短但有先见之明的论文中就指出，从6世纪开始，搅动乳海的图像在南亚和东南亚各地的建筑和供水设施中就广为流行。雷迪把重点放在印度认知的关键——叙事上，但对图像本身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

柬埔寨12世纪的吴哥窟遗址位于前高棉首都耶输陀罗补罗（Yasodharapura）的所在地，整个寺庙规划的规模是这种思想的一种最雄心勃勃的体现（图0.2）。吴哥庙（最初供奉毗湿奴）就是须弥山，周围的水池就是它的原海。寺庙建筑群非常庞大，图0.2所示的水池周围的外部区域占地208公顷（500英亩），总周长5.5公里（3.4英里）。寺庙外南走廊的墙壁上有一道浅浮雕饰条，刻着毗湿奴搅拌乳海的场景，似乎是为了将这个视觉图像完美地体现出来。图0.3呈现的是长饰条的中心部分，毗湿奴充满活力地组织着一群阿修罗和天神，他们拉动婆苏吉像绳子一样的身体来转动作为搅杵的须弥山。这个隐喻引人注目：这一段情节就占据了约49米长的饰条。走廊曾被用作寺庙仪式中游行的场所，这样一来，参与者，以及今天的游客，都被放在了这个水景作品的中心位置。尽管这座和很多其他的神庙建筑的宇宙论基础已在19世纪被西方学者所了解，但这个图像的海洋部分，或水的部分，直到当今才成为更为着重研究的对象。如维罗妮卡·沃克·瓦迪洛（Veronica Walker Vadillo）所表明的那样，吴哥窟寺庙的图像只是在这座巨大的都城中发展起来的更大的君主“航海图像”的一部分（2016，2021）。

这也是一种遍布在物品中的图像。在印尼的印度教仪式中，圣水尤为重要，而水容器成为一种重要的仪式器具。如南达娜·古吉旺斯（Nandana Chutiwongs）所言，“圣水被认为具有和从须弥山上涌出的‘甘露’（amrta）一样的效力……它被认为充满恢复生命的力量”（Chutiwongs 2000：73）。图0.4是一只华丽的13世纪东爪哇水罐，它的造型就体现了这种要素。这件青铜制品的形状像奶油搅拌器，有伸出的搅拌棒和绳子，“古印度神话的所有成分都被象征性地表现了。又高又细的环柄上饰有具艺术效果的岩石图案，它代表着须弥山，而蛋形的容器则代表着宇宙之海。蛇（nāga）代表着蛇王婆苏吉”（Fontein 1990：278）。容器里盛装的仪式用水——实际上就是它供应的神露，并不像那些熟悉传统水罐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蛇嘴里倒出来，而是从搅拌棒的顶端倒出来。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和其他具有类似象征意义的容器中，容器本身的主体上完全没有装饰。古吉旺斯认为，这件和其他容器的蛋形主体让人联想到神话中包含宇宙核心的金蛋（2000：73），而在方滕（Fontein）更按字面的意思把它作为奶油搅拌器主体而解释的语境下，人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的缺乏理解为原海中未成形的空虚，而不死甘露正是从中产生。

同类的图像遍布在其他物品中，常不那么具备字面意义。詹姆斯·霍内尔（James Hornell）在对贝壳的依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表明（Hornell 1942； also Ray 2003：31—34），通常被称为“仙卡”（chank或shanka）的蝾螺，作为祭酒器和号角在亚洲被广泛使用。作为冲锋号角的仙卡是毗湿奴的象征之一，常出现在对这位天神的表现中。不过，蝾螺在亚洲各地的仪式中都被广泛使用，有许多经过精心雕刻、常镶有贵重金属的实物幸存至今（Lerner 1985：82—85）。图0.5中的仙卡现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它展示了这种海洋贝壳漫长而复杂的陆上生涯。这枚蝾螺在印度次大陆周围的水域中被渔获，最初在11或12世纪，可能是在帕拉王朝统治下的东印度被饰以浅浮雕，它的毗湿奴派图像表明它显然是为印度教所用：在主体上，毗湿奴以那罗延（Narayana）的形象出现，带着他最喜爱的妻子、美丽与财富的女神拉克希米（Lakshmi），她自己从被搅拌的乳海中获救。一些仙卡的镂空雕刻表明它们被做成了圣水的祭器，因为镂空贝壳不适合做号角。但图0.5这个例子，似乎是有意作为仪式的号角而雕（Lerner 1985：82）。后来，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时间，它被带到遥远的内陆中国西藏，它的螺口在那里被龙形银凸纹镶嵌所覆盖，龙是藏传佛教保护神的象征（84）。在中国西藏，蝾螺通常被饰以贵金属吹嘴和其他附加物。不过，如迈克尔·勒纳（Michael Lerner）对这件物品的图形所进行的仔细分析所示，这件仙卡的长边缘已受到损坏，我们不知道这发生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西藏，而上面的银饰既是修理也是装饰（83—84）。

谁的历史？

南亚和东南亚的材料的未受到重视的潜力，强调说明无论是在欧洲之内还是之外，迄今为止对海洋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时断时续、孤立无援的。这些丰富的关于海洋的地区性认知几乎没有与同时代的欧洲历史开展对话，导致了双方的贫乏。

然而，无论上述材料的潜力多么令人激动，但一部仅根据精英资源和这样的珍贵物品撰写的海洋文化史，必然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并非所有的文化都有文字和视觉资料，或同等程度地保存着它们。除了文字系统确实存在的南美洲和中美洲，“中世纪”的大洋洲、太平洋和北美洲都是史前社会。这里我使用“史前”（prehistoric）这个词，因为它，举例来说，被非洲考古学家用来描述书面历史出现之前的时期，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历史之前”。在此，海洋的文化史，必须从它们或许不太易读的日常物质文化、口述历史，甚至基因历史中进行阅读。

在此，欧洲中世纪史学家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和其他数据库中能学到很多东西。与文本史料和视觉图像丰富的欧洲、南亚和东南亚不同的是，在近东和伊斯兰教地区中部，尽管文字资料非常丰富，但海上图像极少，轮船图像甚至更少（Agius 2008； Nicolle 1989）。东非沿海的斯瓦希里文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它没有保存任何早于15世纪的本土文字，而少量稀有的船只涂鸦成为仅存的与海洋有关的视觉表现。然而，至少在公元1000年后，斯瓦希里世界是完全的海上世界（Fleisher at al. 2015）。在这种背景下，对物质文化和考古资料的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斯瓦希里社会和其他类似的社会——居住在澳大利亚沿海地区和美洲许多地区的原住民——能否被纳入前现代海洋文化史，取决于我们是否整合其他类型的原始资料和它们带来的非常不同的方法。

如果物质文化和动植物遗迹考古之间的对话能够发展和持续，这两个领域就继续能够为撰写海洋文化史提供重要的新资料。在这方面，有一部著作充当了先锋。约翰·R.吉利斯（John R. Gillis）的《人类海岸》（The Human Shore）（2012）是一座重要的知识里程碑，是一位学者撰写的最接近于深层时间的海洋文化史。它从大约7.5万年前智人在非洲沿海大量存在开始⁽⁴⁾，到他们在美洲、大洋洲、太平洋最远端定居，再到我们现今在海岸再次居住。不过，在目前的背景下，他的著作尤显突出，是因为它是少量有意涉及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的海洋文化史之一。当然，吉利斯的重点是海岸，他的书很少把时间花在现代文化史所重视的主题上，比如海上生活或船上社会等。然而，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很少有人类社会是真正两栖的，也没有社会是完全生活在水上的，海岸一直是大多数社会和海洋之间最活跃的接口。虽然吉利斯在他写前现代的两章《另一种伊甸园》（“An Alternative to Eden”）和《古代水手的海岸》（“Coasts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并没有像我在此一样，把资料问题作为公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但他是试图这样做的。他所采取的方式，不仅尽可能以非欧洲为中心，而且还试图整合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数据以及各种各样的文本和视觉资料。事实上，在这两章中，考古学和人类学给吉利斯提供了主要数据。不可否认的是，第一章是真正以全球为重点的，但在第二章中重点却让位于更狭窄的地中海和大西洋，仅一笔带过了印度洋。此外，由于该领域变化非常快，许多章节现在都需要更新了。尽管有这些缺点，但吉利斯跨学科阅读的意愿为人类和海洋提供了第一个广泛叙事，它十分引人瞩目，且对于海洋文化史的未来也极其重要。

考古资料在撰写海洋文化史上的潜力，在它们早于文学和文献资料出现的中世纪英格兰就得到了极好的证明。经过之前15年的研究，现已鉴定出，大约有1000个喜好吃鱼的消费者，以及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海上群体开始转向远海和离家十分遥远的海域，去寻找新的鱼类资源。考古学家将海上捕鱼和海鱼消费的大规模扩张命名为“鱼视界”（Fish Event Horizon， FEH）（Barrett and Orton 2016）。如斯蒂芬妮·韦恩—琼斯和詹妮弗·哈兰德在《实践》中所述，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提供了远比文字资料更详细的视野和更精确的年代测定工具。不仅盐鳕鱼和腌鲱鱼在早于首个书面资料好几百年的考古记录中大量出现，而且考古研究还证明，或许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内，FEH就大大改变了不列颠群岛和北大西洋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们现在正在努力理解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它对中世纪文化史的意义，但双方存在着健康的分歧。如果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陆地上更易捕捞的淡水鱼资源的枯竭，新的海洋渔场开始被开发，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鱼类消费会如此之多？鱼类在基督教中作为斋戒食物的潜在用途是否导致了更高的需求，或这些新领域的开辟是由于对这种本质上仍然是奢侈食品之物的需求的扩大（Frantzen 2014：232—245）？鱼的遗骸是整个社会宗教信仰增强的信号，还是精英食物大众化的证据？

不管答案如何，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尤其是，如韦恩—琼斯所说，它究竟是单一的欧洲的变化，还是更广泛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如果是，又是如何和为何？FEH背后的考古研究突出表明，我们对近代早期之前鱼类消费、海上捕鱼、非洲—欧亚大陆周围其他地方的海上交流知之甚少。这些答案将对参与撰写未来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海洋文化史的资料类型与学科产生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答案会影响这些未来历史的地理范围，以及它们是否包含直到15世纪后期都依然处于“史前”的文化。在这方面，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考古研究已经做好了被纳入讨论的充分准备，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这在本卷中还未成为可能。对中美洲后古典玛雅时期（900—1500年）海上贸易和盐的开发，或对安第斯山脉中部太平洋海岸多样而活跃的海洋文化的考古研究，都是非常先进的，在挖掘方法和理论方法上都有很大的贡献。米歇尔·巴拉德的《历史中的海洋：中世纪世界》收录了希瑟·麦基洛普（Heather McKillop）、豪尔赫·奥尔蒂斯—索特洛（Jorge Ortiz-Sotelo）和埃米利亚诺·梅尔加（Emiliano Melgar）关于中南美洲海洋考古研究不同方面的三篇论文，这是极具创新性的，为研究欧亚非大陆的中世纪史学家提供了容易获得的概述和基础阶段使用的参考书目。

在没有文字历史存在的地方，语言学证据和物质证据在绘制文化互动和移民地图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世纪，人们注意到南岛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在马达加斯加留下的独特而深刻的印记，它们体现在语言、音乐、葬礼仪式、造船技术和饮食方式上，然而被采用的机制和时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出来的。在之前的10年中，语言和考古数据正在迅速被人类、动植物残骸的古基因（aDNA）分析的潜力所超越。基因分析新技术现已彻底改变了这一领域，它提供的新数据表明，来自东南亚沿海，尤其是南婆罗洲的人口和植物在8世纪前到达了马达加斯加（Hoogervorst and Boivin 2018）。跟随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汤姆·胡格沃斯特（Tom Hoogervorst）和尼科尔·博伊文（Nicole Boivin）在他们的论述中强调，这种现象需被理解为东南亚出现的活跃的、更广泛的印度洋航行和贸易网络的一部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迁徙利用了有利的赤道洋流，从东南亚的岛屿航行到马达加斯加，其跨越远洋的旅程超过了1600海里（3000公里），可能在查戈斯群岛和塞舌尔群岛作了停留。马达加斯加可谓中世纪远距离定居和融合最成功的例子之一。相比之下，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格陵兰岛的定居只持续了500余年。

尽管在太平洋的发现在这些章节中只是题外话，但正如罗克珊妮·玛格丽蒂在本卷第135页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这一时期还见证了“人们……（在）太平洋中最偏远的一些海上陆地”的定居，“……它们尚未被纳入‘全球中世纪’的学术视野”。正如埃里克·斯特普尔斯对航海的论述，就历史来源而言，太平洋的问题尤其特殊。然而，古基因分析也在快速改写着人类与这片广袤海域之间关系的故事和年表。太平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它是最大的海洋，有165200000平方公里（63800000平方英里）。遗传学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南岛民族朝东向这个水体占绝对优势的“另一个”半球扩张的最后阶段是在11至13世纪（Wilmshurst et al.2011：1815—1820）。在这几个世纪里，世界上仅存的无人居住的群岛——奥特亚罗瓦（新西兰）和拉帕努伊岛（Rapa Nui，复活节岛），因来自东波利尼西亚的长途海上移民而首次有人定居。阿纳韦卡（Anaweka）独木舟的6米长段（图0.6和图7.1），原本是一艘更大的波利尼西亚航海独木舟的一节，出土于奥特亚罗瓦南岛的西北海岸。这艘船骸是有力而极其罕见的物证，它提醒人们中世纪的互通具有完全的全球性规模（Johns， Irwin， and Sung 2014）。太平洋因它的航运技术已出现在约翰·麦克（John Mack）的《大海：文化史》（The Sea： A Cultural History）（2011）一书中，作为人类扩张的重要战场，它也出现在吉利斯的《人类海岸》中。随着波利尼西亚人航海和探索的规模和野心在我们这一时期变得突出，太平洋无疑将在未来的海洋文化史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基因学、语言学、船舶技术和全系列的考古专业，在未来应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海洋文化史也将会被发现存在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基因中，在锅碗瓢盆和食物残骸中，在祭祀供品中，在陆地上加工和消费海洋资源的痕迹中，在口岸和海港的建筑中，或在沉船和重建中世纪船舶的实验中。问题在于，至少在欧洲的很多地方，这两个领域很少进行对话。考古学认为在文化史的论文中纳入它的论述没有必要也没有用，而当文化史仍与文学和图像资料紧密结合时，它往往显得与考古材料和技术格格不入。譬如，不列颠群岛的文学史家更愿意使用为19世纪太平洋航海发展起来的数据和模型，而不愿意使用在他们自己的地区能获得的大量中世纪考古证据（Goldie and Sobecki 2016； Sobecki 2008：13—15）。相反，虽然中世纪考古学家必定纳入文字资料证据，这在历史考古学中也是正常之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使用的资料必然会和文学史家及艺术史家使用的资料相同，或他们会使用文化史论文。真正的跨学科、跨地区的著作，如薇姬·萨博（Vicki Szabo）关于中世纪北大西洋捕鲸史的先锋尝试《巨鱼和蜜黑的海洋》（Monstrous Fishes and the Mead-Dark Sea）（2008），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惯常做法。对于将鲸鱼视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鱼的文学理解，对于考古遗迹，以及对于针对那些真正进行猎捕者，或更准确地说，在鲸尸中觅食以及食用鲸鱼者的实践与文化的更以民族志学为基础的见解，萨博都进行了艰难的对抗，这正是海洋文化史在未来应该进行的活动。

因此，虽然后续章节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研究和视觉资料，但也有部分章节从物质文化、动物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中引入了海洋文化史的证据。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的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文化史的资料在哪里可以找到，谁的文化史正在被表现和讨论。如果美洲和大洋洲加入公元1500年前的真正的全球海洋文化史中的“旧世界”，它们的历史将绝大多数由来自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写成。

“最以陆地为主的时期”？

研究海洋的学者们会赞成卡伦·魏根的说法，即，在大多数学者的心理地图上，“海洋被奇怪地遮住了”（2007：1）。塞巴斯蒂安·索贝奇所哀叹的对大海的充耳不闻，他们是再熟悉不过了。重要的是，一些研究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学术上的失聪之外，是否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犹太—基督教共有的传统是否比世界上其他信仰更有抵触海洋的含蓄倾向（Connery 2006；Gillis 2012； Sobecki 2008）？他们认为，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是在犹太—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土地被确立为“《圣经》地理中的核心角色”（Gillis 2012：10），而非陆地的海洋被视为陌生而可怕的空间。有大量的资料建立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并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尤其是用大海来表现西蒙娜·皮涅特所说的新伊比利亚的“荒野”。然而，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无论是对文学资料还是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都顽固地表明，更多的情况下是现代学者对大海充耳不闻（Rüdiger 2017），而不是资料本身保持沉默。海洋大量地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资料中，并且，像索贝奇展示的那样，海洋作为思想的知识投影的场所，远比它仅作为可怕而空旷的空间要丰富得多。

我们已经提到过，本质上以陆地为中心的说法曾被认为与婆罗门印度教有关，但这已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同样，在一些研究中，如泽维尔·德普莱诺（Xavier de Planhol）的《伊斯兰教与海洋：清真寺与水手，七至二十世纪》（L’Islam et la mer： lamosquée et le matelot， vii ^e—xx ^e siècle）（2000）中，“伊斯兰”对海洋有着根本厌恶的观点，已被大量的文字和物质证据全面否认和反驳（Conrad 2001）。正如索贝奇所示，我们的资料常更喋喋不休地在谈论与海洋的其他关系，而不仅仅是恐惧。一些人认为，除犹太—基督教本身之外，是新教徒“对海洋的恐惧”积极地遮挡了许多学者的心理地图（Delumeau 1989； Hegel 1970）。犹太—基督教共有传统中以陆地为中心的问题以及它对海洋研究的影响，应得到更仔细的观察和更细致的评价。但很可能的是，本质上以陆地为中心的恰恰是西方的学术传统，而不是它所研究的文化或信仰。不过，目前毫无疑问的是，正如中世纪史学家让·吕迪格尔（Jan Rüdiger）所批评的那样，“对当今的欧洲人来说，中世纪总体上是所有时期中最以陆地为主的时期”（Rüdiger 2017：35）。

在我们这一时期，南岛人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迁徙的新证据，只是有助于挑战中世纪以陆地为中心的观点。事实上，如果在这些航行里我们再加上维京人横跨北大西洋，一直到格陵兰岛和纽芬兰的远航和定居，那么800年到1450年的几个世纪与海洋的关系并不比后来更疏远。我们发现，从9世纪到15世纪都存在密集而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沿非洲—欧亚大陆的西北海岸和东南海岸，直至美洲的东西部边缘。目前，15世纪被视为海洋文化史上的关键时刻，按照彼得·米勒的术语（2013：2—3），是仅有的两个“海洋世纪”之一。他认为，在15至20世纪，首先通过探险，而后是通过海洋战争，海洋成为人类经历不可避免的存在，并因此确定了它在文化史中的地位。刚刚讨论过的考古新发现和科学分析技术，虽然难有理由反驳15世纪末之后人类流通的新的全球性质，或大型远洋船舶和潜艇的发明带来的密集、新型的海洋立体居住，但很有用地消除了这种整齐划一的分期。需要多少人航行、需要航行多远才能确保他们在海洋文化史上的地位？要过多久我们才会承认中世纪和15、20世纪一样是海洋世纪？

结论

2007年，卡伦·魏根有先见之明地提出，海洋历史（maritime history）中日益增长的“文化转向”对海洋史（sea histories）有很大贡献。魏根的观点是，以文学研究和人类学为主导的文化史具有相对理论化的“文化和传统”，以及深厚的“处理跨文化和文化内问题的累积的经验”，这使它尤其适合于海洋空间。“更传统的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她警告说，忽略这些机会是很危险的（2007：36）。文学研究带来的机会确实是巨大而令人兴奋的，但其他领域，如考古学或视觉及物质文化研究，其理论化程度同样也很高，并越来越多地参与跨文化问题和文化内问题的探索，同样也能带来很多机会。事实上，十年过去了，中世纪的海洋文化史与后来时期的海洋文化史相比，依然是一个年轻的领域，依然基本上不相关联。如本章和本卷的综合参考书目所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中世纪海洋文化史不得不从百科全书、编辑合订本、期刊、更广时间段或主题范围的特刊，甚至在其他学科的单独的文章或章节中去找寻。在很多（太多的）情况下，搜索者还必须是解释者，他们把在完全不同的学科框架内产生的问题和结果转化到文化史的框架内和论述中。

对于读者而言，很显然的是，本卷篇幅相对有限，每章只有八千到一万字，不可能以覆盖全球为目标。尽管如此，我们每一章都力求创新和原创性，至少标出全球各地的重要发展和资料。即使在这些并不完善的全球数据中，本卷的每一位撰稿者所面临的任务也都是艰巨的，一方面需要广泛的阅读来关联彼此不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还要尝试退一步思考，就如何在海洋的文化史中对此加以理解形成一些认识。我们简单地指出通常不包含在中世纪海洋文化史中的资料，希望以此鼓励新的对话，让这一领域充满活力，并确保它们将来被纳入其中。本卷的参考书目不可避免地是多语种的，它使我们及早认识到，海洋文化史的未来将取决于国际合作。为对中世纪海洋文化史直接、明确作出贡献而开展的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仍然是极少的。希望本卷能迈出改变的第一步。

---

(1)索贝奇的作品对于海洋的关注，以及在文化海洋史内的明确构架，使它有别于凯西·拉维佐（Kathy Lavezzo）较早的《世界边缘的天使：地理、文学和英语群体，1000—1534》（Angels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Geography， Literature， and English Community， 1000—1534 ）（2006）。

(2)《本生》（阇多伽），印度的佛教寓言故事集，主要讲述佛陀释迦牟尼前生的故事，是印度佛教文学中重要的经典。——译注

(3)《譬喻》（阿婆陀那、阿波陀那），本意即“英雄行为的故事”，与因果业报说有关系。最早的《譬喻》故事集由大约600首诗歌组成，主要讲述高僧，包括佛陀的传记故事。——译注

(4)吉利斯给出的数字是距今5万年（2012：19）；这个日期此后被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