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想象的世界

多元的海洋、边缘的根基、争议的身份

詹姆斯·L.史密斯

序言

历史是由强者创造的，海洋作为想象世界的空间，它的文化史也不例外。描述的标准，如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分类标准，扼杀了我们对海洋想象中丰富的内在不同性的展望。挑剔的种族理论家莎拉·艾哈迈德（Sarah Ahmed）发现，“差异在实体中凝结，差异变成沉淀，沉重的历史将我们压垮”（2015：95）。艾哈迈德的著作揭示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其他不同的交叉分类中也能找到共鸣。以差异标准为基础的海洋史并不像它们的主题物质那样是液态。中世纪海洋二分法陈旧而奇异的比喻，如“自我”和“他者”，以及对东方的痴迷，如果不考虑其他叙事，那么是具有束缚性的。但它们的文化力量是欧洲殖民霸权的根基，定义了欧洲人和受殖民影响者的历史和传统。如编者伊丽莎白·兰伯恩在本卷引言中所述，建立全面的海洋文化史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且需要灵活性。“想象的”海洋的历史甚至更加困难重重，因为它所依赖的是不断变化的边缘的根基和受争议的身份。

研究中世纪晚期文学及文化的学者玛丽安·欧多尔蒂（Marianne O’Doherty）在介绍中世纪史学家分析的对象印度群岛（the Indies）时，对这种边缘性作了很好的描述，它“既不是一个能在现代地图上绘制出来的固定的、有边界的存在物，也不是一种在物质世界中没有对象或对个体没有影响的抽象散乱的构造”（2013：5）。历史主义者将故事无差别地转化为原始资料的观点，有可能使声音已经微弱的文化遗产更不受重视。想象的世界存在于生物种类之间的边缘地带。在后殖民时代的美洲最早出现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幻想和现实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正如它一样，本章所探讨的多种海洋想象，无论它们是神话、奇幻还是超自然现象，也并不存在现实的“类型”或“程度”上的界限（see Zamora and Faris 1995）。这些认知形式强调的是将现实的不同层次和形式融合在一起的多重世界观和宇宙论，它们的观点，与因西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强制界限而显得奇怪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叙事的传播媒介是至关重要的，不论它是历史记录、文字、故事、物质文化，还是通过世上的海洋渗透的思想。

主题和故事是共同的想象世界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不应被过度简单化，或者变成主导叙事。斯堪的纳维亚及爱尔兰地方学者马提亚斯·埃格勒（Matthias Egeler）曾指出，把编造的神话和讲述的故事作为已知有历史联系的文化中“深度历史”的一部分来进行探索，是十分危险的（2017：15—16）。我们有必要寻找“复杂的、重大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主题相似。神话中的元素应该在它们自身的创作时代和地点的背景下得到比较，并且应该依靠原始文献，而不是依靠二次文献中的主张。如埃格勒所说，“研究……接触的主要目的不只是主题历史，而是人类相遇的历史”（16）。这也适用于想象的世界：不加批判地研究它们的异同，既无用处，也缺乏文化上的敏感性。

要理解本章中的相互交流，想象的世界或异世界就必须被理解为个人、文化和世界体系相互交流的共同体，而不是一连串抽象的主题，或者像家谱树状图一样被比较的图案。海洋领域想象世界的民俗、神话、宗教和文学愿景所固有的丰富性和多元性，通过一种中世纪学者所熟悉的文化上细致入微的阅读形式统一起来。对于生命、死亡、流亡或回归的视觉表达方式是独特的，在时间和文化上都处于地方和身份的核心链。海洋并不只有一座，有多少文化体验它们，就有多少座海洋。事实上，正如汉语界岛屿理论家罗斌（Bin Luo）和葛陆海（Adam Grydehøj）所推定的那样，全球的想象是相互牵连的：西方历史上岛屿的想象与东方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而海洋文化史蕴含着一种共有的、相互交织的历史（2017：25—26）。罗斌和葛陆海指出，“俄罗斯、南亚、东南亚、整个非洲的近岸岛屿以及南美洲，在很大程度上被岛屿研究的世界观所忽视，从而限制了我们进行真正知情的、真正全球性的岛屿研究的能力”（4）。忽视所有这些区域而仅研究欧洲，是需要解构的殖民主义认识论的继续。

中世纪的思想痴迷于海浪中神话的呢喃，将它们改造为新的多主题、多语言的精美甜食（Smith 2016）。水是中世纪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和改编的另一种面貌，它赋予世界海洋以承载文化意义的力量，充当着故事的实验室。正如地理学家菲利普·斯坦伯格和金伯利·彼得斯（Kimberley Peters）所言，“就像海洋本身一样，海洋主题和海洋物体能以不为人知、出乎意料的方式跨越水域、卷入水中或者浮出水面”（2015：261）。文化信仰如漩涡和激流一般在中世纪的思想和其同时代的全球思想的浪潮中旋转起伏，满载着来世、天堂、神话、故事，它们使海洋因人类的故事和身份而躁动不安。出现的世界既是空间化的，也是超自然的，这是埃格勒尝试性地提出的一种跨文化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在海洋世界中反复出现，因为“关于‘异世界’地点的叙事的存在，就有推动它们在真实世界中本地化的倾向”（2017：311—312）。想象的世界需要有客观的存在和地点。

如果我们进入海洋去寻找历史的客观意义，我们可能反而会发现层层叠叠积聚的事件、一幅记载了无法吻合的文中地点的待定“深层地图”（Bodenhamer，Corrigan，and Harris 2015）。文化史就像这些积聚层一样，在本质上是一种合成物。如葡萄牙及巴西专家佐尔坦·毕德曼（Zoltán Biedermann）所言，想象的世界来自我们的语言、图像和思想的交织，来自想象的深处（2017：223）。岩石、土壤和沙子形成的岛屿浮现出来，成群的怪物、美梦、幻想和政治野心也浮现出来。一切都是想象的世界。世界建构理论家马克·J.P.沃尔夫（Mark J.P. Wolf）将这些地方置于“次创造”（subcreation）的过程中，它导致新的改编、分支和跨作者的“动态实体”（2012：3）。就像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的小说《地海传说》（Earthsea）中的文学虚构世界一样，这些空间充满活力地成长，呈现出一种独立的、跨越时间的生命，其中存在供我们从中探索的中世纪情节。

这些故事从中世纪经过，但全面参与了中世纪影响范围之外的更长的文化史。梦想和想象中的事物注定会在历史的进程中重现，这是一种永恒再现的现象。一旦想象世界被构想出来，它就会“再三地被占据它的主角，（频频地）被体验这种转变的读者、观众或参与者”“再次构想”（reconceive）（Graziadei et al. 2017：240）。随着想象的世界被偶遇、经历或文学接受所修改，它“会经历一种形态上的转变，要么是地球物理上、空间上、概念上、形象上的，要么是，如常见的，上述部分或全部的综合”（240）。它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身份库，一间绘制在流动的海面上的由“充分地维系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和断裂的（特定）领域（或）国家”所建造的身份存储室（Jolly 2001：455）。岛屿是这类现象的极佳例子，海洋自身的流域也是。群岛和海洋的身份时而模糊时而融合，在相互渗透的海岸线的薄膜和知识的视野中流过。

具有吸收性的海水是想象世界的叙事所书写的篇章，要充分理解它，就必须从全球的角度重新看待它。对于深具影响力的后殖民时期作家、人类学家埃佩利·豪奥法（Epeli Hau’ofa）而言，“海洋不仅仅是我们无处不在的、经验主义的现实，同样重要的是，它是我们能想到的一切事物最美妙的隐喻”（2008：55）。欧洲人常忘记对海洋的狂野想象的多样性，而是选择贬低海洋世界。海洋始终与欧洲同在，即使欧洲并不与它同在。因此，如文学家马修·博伊德·戈尔迪（Matthew Boyd Goldie）和塞巴斯蒂安·索贝奇在群岛中世纪背景下所讨论的那样，我们应该把“海洋的岛屿”变为“岛屿的海洋”，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想象力能够茁壮成长（Hau’ofa 2008：31—32）。岛屿研究学者奥托·海姆（Otto Heim）曾提出，脱离新自由主义权力结构和空间化结构的“岛屿逻辑”的增长，能以“暴露自然化的政治结构和等级制度的方式介入，并将它们放在辩论和重新表述的可能性中”（2017：927—928）。

如果试图将想象的海洋作为真实的历史，经验主义的描述分类会成问题。海洋知识是“客观”历史吗？是文化记忆吗？是神话吗？正是这一切，构成了具有内在多样性和矛盾性的文化身份的基质。正如中世纪史学家艾曼纽埃尔·瓦格农和埃里克·瓦莱在他们对印度洋的研究中所言，海洋世界的知识由具生产力的“机器”（fabrique）生产，这个机器就是海洋。这是近代早期制作地图的编辑们使用的一个词汇，他们把地球称为神所创造并安排好的世界机器（machina mundi）。这些从浩瀚的海洋中产生的故事并不属于某一个群体，世界上的海洋也没有民族国家、文化或地区之分。它们是蓝色的、奇妙的共有领域，是意义的产生器。我在其他地方曾提到（Smith 2016），海洋生命的分离具有一种矛盾的力量，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它是总在开始的历史，但也是动荡不安的历史。海洋生命也是一部充满强烈而有影响力情感的历史，情感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包括好奇、惊讶、恐惧、野心、贪婪、怀疑和残忍。这些强烈的情感渗透在中世纪的海洋景色中，起到将世界联系起来的作用，借助的是社会科学启发下的“水—社会”布局的概念，这是水与社会共同创造的递归联系（Linton and Budds 2014）。由文学家史蒂夫·门兹（Steve Mentz）（2009）和历史学家彼得·米勒（2013）提出的蓝色人文学和新海洋学需要学者对文化的相互连接有广泛的理解，而奇妙和想象的角色，并不是在“外界”，而是在它的心中。

“异世界”存在于一个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政治生态中。在西方的想象中，本章所述的怪物、岛屿、奇迹和神话全都等待在海洋另一边的“外界”，并被积极地编织成一种权力与控制的政治叙事。其结果是残酷和种族灭绝，无可挽回地破坏和重塑了其图像中的世界岛屿文化。海洋带来了死亡和文化压制：在帝国时代，一道阴影伸向整个世界，粉碎了它所遇到的各个体制。欧洲中世纪的叙事特性成为其他故事被理解的框架。当今的世界秩序建立在它们的废墟之上，而新的秩序将不可避免地取代我们的现在。这就是想象世界的生态，而在中世纪，古代的故事和新创作的故事，使这一时期成为将会长达数世纪的、抓住了数十亿人想象的内容的开端。

探寻想象的世界

在过去的十年里，学术界对想象世界的探索是多元而生机勃勃的。本章中涵盖的原始资料同样也是多样的，包括手稿、口述历史和神话故事。这个主题本质上是多学科的，而且意义无穷。有大量详细描述欧洲异世界的著作已经出版，但要提供一种去中心化的全球中世纪的记录，就需要分散这项学术研究的密度。它借鉴豪奥法开创性的研究，接受了后殖民时期的全球紧迫性（Grydehøj，Heim，and Zhang 2017；Heim 2017；Llenín-Figueroa 2012；Luo and Grydehøj 2017；McCusker and Soares 2011），并且中世纪的文化研究也受到这个话语的启发（Chism 2016；Davis and Puett 2016；Goldie and Sobecki 2016；Hiatt 2016；Mentz 2009，2016；Smith 2016；Staley 2016）。批判理论丰富了围绕着世界创造机制的争论，丰富了中世纪史学家对如异世界、东方奇迹等题材的描述（Byrne 2016；Egeler 2017；O’Doherty 2013）。这些话语与对中世纪的丰富研究相结合，详细论述了西方和基督教内部（Adão da Fonseca 2018；Biedermann 2017；Classen 2018；Jaspert and Kolditz 2018；Vagnon and Vallet 2017b）、亚太和大洋洲（Grydehøj et al. 2017；Luo and Grydehøj 2017；Shaw 2012），以及伊斯兰教内部和伊斯兰世界（Alardawe 2016；Chism 2016；Ducène 2017a，2017b；Hassan 2014；Lambourn 2018；Shafiq 2013；Zargar 2014）的海洋文化史和水文化史。本章在同等程度上也从东到西涵盖了亚太、大洋洲、印度洋、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混杂的神话故事。它有意将注意力分散。在本章中，你还会遇到来自各学科的大量的补充资料，略举数例，如人类学（Scott 2012）、地理学（Steinburg and Peters 2015）、土著文化和物质研究（Rosiek，Snyder，and Pratt 2020），以及通俗历史（Tallack 2016）等。

变幻莫测的想象世界定义了我们对海洋的体验，中世纪也参与了这条错综复杂的叙事长线，加入了它独有的共鸣，至今仍与我们同在。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文化现实性，没有它们的存在，我们就无法构建文化想象或海洋生活。它们属于手稿学者玛莎·鲁斯特（Martha Rust）（2008）所称的“手稿矩阵”，它是一种记忆技术、想象和文字的空间，其中，手稿中的各种材料和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文字世界。它们同样也是代代相传了几千年的口述的历史和讲述的故事。它们是身份的生产机器，中世纪史学家杰弗里·J.科恩（Jeffrey J. Cohen）形容身份是从身体中溢出而进入世界的。就像鲁斯特的矩阵一样，与环境的关系创造了一种无边界的文化象征，它创造了一种具体化的阅读体验，将环境与神话的悠久历史联系起来（Siewers 2009：5—6）。

在理解海洋的时候，人们必定会被大洋、群岛、海岸和内陆等一堆概念搞得无所适从。在它们当中，不同的寄存器被在空间上进行了编码和导航。人们应该参与到一种“水本体论”中，它把特殊待遇给了故事中水的部分（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我们如何来调和相互冲突的叙事力量呢？后殖民知识是更具有包容性的（see McCusker and Soares 2011）。我们应该像巴巴多斯诗人克莫·布拉斯维特（Kamau Brathwaite）那样，对海洋知识中的漩涡和激流进行“潮辩”（tidalectical）的想象，而不是“辩证”（dialectical）的想象。研究布拉斯维特的学者安娜·瑞吉（Anna Reckin）将“潮辩”解释为“一种循环的反进步的停滞运动（潮辩），但它也包含具体的航向”（2003：2），比如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活动。门兹还呼吁另选一条道路，他认为，“地理学未必是天意，但在今天这个环境不确定的时代，一段包含非人类生态系统的历史似乎是至关重要的”（2016：562）。非人类历史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线性的、单一的、局部的，也不会枯竭。

以岛屿为例。作为海洋想象世界的强大资源库、浩瀚海洋中的神秘事物隐藏的地方和空间，岛屿是将要到来的故事中的关键角色。我们可将这些岛屿视为存在于由真实的和想象的海上景色形成的网络中，它们聚集在一起成为“水与岛的组合”（aquapelagic assembly）——岛屿和海洋文化专家菲利普·海沃德（Philip Hayward）将其定义为“存在于一个地点的一个社会单元，在其中，一群岛屿之间和周围的水域空间得到利用和航行，这种利用和航行的方式在根本上与该社会群体的陆地住所以及他们的身份和归属感相互联系且至关重要”（2012：5）。欧洲的中世纪史学家熟知许多海岛的例子，欧洲的神话中都有它们的影子，尤其是那些与爱尔兰圣徒布伦丹有关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在分析爱尔兰的地貌时无法抗拒诱惑，他写道，在西部的一个岛屿上，“人类的尸体不会被埋葬，也不会腐烂，它们被露天放置并经久不腐”（1982：2.39，61）。

随着想象世界语境的出现，进一步的解析是必需的。“异世界”和“想象的世界”这两个相互重叠的分类通常是同义的，但需要一些完整的定义。什么是异世界？它与“想象”的世界有何不同？最简单的区分是，异世界属于生与死、自然与非自然的边界，跨越了呱呱落地、度过一生再走向死亡的旅程。所有的异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想象的领域，但并非所有的想象世界都是异世界。要回答这个问题异常困难。一种答案可能是，如中世纪史学家爱斯琳·伯恩（Aisling Byrne）在试图给出明确解释时所说，异世界是正常规则不适用的地方。对独特性的追求揭示了多元性，因为异世界是“另一个世界，仙子的世界，想象的奇异王国，或较不常见地，是地球上遥远的角落，如奇妙的东方或极地”（2016：5）。这份清单很充分但又太多：它解释了异世界可能是什么，但又恰当地强调了它的多变和不固定性。这个难题是无法避免的。

大洋洲的岛屿异世界

相信海上的来世是大洋洲神话与文化的共同主题。探索这一主题，须更尊重地参与到处理物质、非人类作用、时间和神话（Rosiek，Snyder，and Pratt 2020）的本土方法中来。为了在本章中做到这一点，我们以东方为起点再移动到西方。想象世界及其文化表达在“事”（matter）的叙事现象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事”被人类学家迈克尔·W.斯科特（Michael W. Scott）描述为“不是所谓的民族史诗的演变前体，而是丰富的、未经整理的、未调和的、生动的原初材料（prima materia），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从它们当中，那些史诗有时被挑选、整理和编辑出来”（2012：120—121）。“不列颠之事”就是欧洲读者所熟悉的“事”，它是一系列围绕着亚瑟王等传奇国王和英雄的神话传说和故事。

斯科特以所罗门群岛的马基拉（Makira）岛为例，描述了“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传说和传统，（它们）非常朦胧，由未限定界线的切线组成，它们生产出了宗教中心、圣地——祖国——由非凡的事迹和举动塑造而成的充满情感的景色，并从中分离出来”（2012：121）。就像围绕着“欧洲中世纪之事”（布伦丹的传说和它神奇的群岛或许也算得上）的思想云雾一样，海洋的故事是围绕着海中的岛屿传说和身份而形成的文化、身份和神话故事的基质。太平洋岛屿文化中包含许多具有欧洲神话特征的岛屿：汤加和斐济的神话中有一座位于东北某处的“女人岛”，充满美丽但危险的仙女（hotooas）（Egeler 2017：308）。这些故事可能有着共同的特点，但它们体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埃格勒称之为“在现实世界的坐标内找到神话中的异世界的愿望”（308）。海洋中的想象和与海洋有关的想象将故事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毛利语称为“奥特亚罗瓦”的新西兰开始。在这里，哈瓦基（Hawaiki）岛在毛利人的历史和神话中扮演着重要的前现代角色，并一直保持着文化重要性。这个海岛叙事挑战了西方的认识，超越了“想象”一词的界限。它是21世纪的物质与文化，至今和过去一样保持着活力。19世纪的欧洲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看不起大洋洲岛民的思维和信仰，把它们理解为等待被“拆解”的未被完全遗忘的关于历史事实的故事。这是不准确的：作为精神之地的历史和与历史事件相关的神话，比“想象世界”一词所允许的范围更广。采取步骤让这种心态去殖民化，是21世纪岛屿研究所必需的主题。

欧洲的知识体系与哈瓦基的文化复杂性长期存在冲突：尽管毛利部落（iwi）之间的说法不同，但早期到访奥特亚罗瓦的人都被实事求是地告知，这些岛屿并不是毛利人原本的家园。在故事中，毛利人是通过东北地平线之外某处一座叫作哈瓦基的古老岛屿来到奥特亚罗瓦居住的。在这个故事最著名的版本中，一个来自那个地方名叫库普（Kupe）的探险者大约在公元800年到公元14世纪间的某个时间点发现了一个富饶的新家园，并将其命名为奥特亚罗瓦，在毛利语中意为“白云绵绵之地”。库普回到哈瓦基，向他的人民讲述了他的航行，并率领一支由独木舟组成的“大船队”来到新大陆。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支持了这个年表。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揭示了从西波利尼西亚到社会群岛（the Society Islands），再到“奥特亚罗瓦”新西兰的两个明显的扩张阶段。第一阶段为1025年至1121年间，第二阶段从1200年到1290年（Wilmshurst et al. 2011）。在新西兰南岛发现的一艘复杂的波利尼西亚航海独木舟的船体部分，可以追溯到约公元1400年（图0.6），它体现了使这类航行成为可能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技术（Johns，Irwin，and Sung 2014）。这些独木舟上的乘客就是毛利人的祖先。奥贝尔（Orbell）指出，这个故事代表了记忆向神话的转变，而不是欧洲经验主义者所寻求的对“事实”的文字表达（1991：8）。哈瓦基之“事”，既是历史，也是一个在空间上进行了编码的异世界的精神数据库。欧洲在收集和整理世界各地神话和传说的过程中存在着轻视的现象，我们必须向它提出挑战。

哈瓦基是奥特亚罗瓦实体结构中持久的基质。物质痕迹被认为存在于陆地上：具有非凡力量和价值的物品可能就是来源于此。高阶层的毛利人家族所拥有的珍贵的绿玉提基（tiki）⁽¹⁾护身符和吊坠，从乘独木舟而来的第一代祖先手上代代传承至今。毛鲁（Mauru）——石，以泥土或沙做成的石像——包含着植物、动物或海洋生物的生命原则。它们许多都来自哈瓦基（Orbell 1991：52），并被放置在它们能够发挥神力的地方。它们的神力是超自然的，因为它属于一个超自然的地方，但实物也来自另一个地方。迪莉斯·约翰斯（Dilys Johns）与她的合著者在他们对阿纳韦卡独木舟上雕刻的海龟（图8.1）进行的分析中提到，海龟在毛利人的图像中并不常见，但在东波利尼西亚艺术、神话和仪式中却随处可见，它承载着浓厚的象征意义和宗教意义（Johns，Irwin，and Sung 2014）。海龟虽然基本上是远洋物种，但它们产卵却是在海滩上，

众所周知，海龟会在远洋中进行长途迁徙。他们从深海来到陆地，也越过了象征性的边界。有时它们能代表人类或神。海龟与来世的旅程相关，它帮助人们在死后灵魂成功通往来世……。有600年历史的波利尼西亚独木舟上的海龟是一个极不寻常而极有影响力的符号。

（Johns，Irwin，and Sung 2014：14729）

在阿纳韦卡独木舟上，哈瓦基依然活在奥特亚罗瓦，即使离岛上首次有人定居已过了好几个世纪。

1793年，酋长图基·塔瓦（Tuki Tahua）应欧洲人的要求画了一幅奥特亚罗瓦群岛的地图，它最初是用粉笔画在地板上的，后来被移到纸上，并在后来的出版物中被复制（图8.2）。他非常精确地画出了群岛，还画了一条纵贯北岛的“精神之路”，如图8.2中的虚线所示。这条路通向在地图上被标为“Terry-inga”的雷恩加角，它是北岛的顶端，位于玛丽亚·范迪门角（Cape Maria Van Diemen）的东北。这里就是波胡图卡瓦（pohutukawa），或称“精神跳跃处”的位置。在这里，每一个灵魂都会跃入大海，游向另一个世界，与哈瓦基重聚。

欧洲人记录了这个故事，但无法消化其中的知识。这个民族神话中的家园是前世也是来世，新生命从那里诞生并来到奥特亚罗瓦岛（Tallack 2016：21）。在那里，最高的神灵艾奥（Io）创造了世界和第一批人类。对毛利人来说，哈瓦基是起点也是终点，是家园也是来世。

这个民族在奥特亚罗瓦——新西兰的定居，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同时期，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中世纪”的故事。其他同源故事却展示了岛屿异世界的连续性，以及在时间描述上常无道理的渗透性。例如，在托雷斯海峡群岛（Torres Strait Islands）中的马布亚格（Mabuiag）岛上，基布（Kibu）岛在西北地平线以外。人死之后，他们的灵魂会来到基布岛上成为鬼魂（markai），它们如果愿意，可以暂时回到家中，也可以选择和活人打仗（Tallack 2016：17—18）。岛民可以用占卜、招魂或在某人死去几个月后举行的“死亡之舞”仪式中召唤鬼魂。在马布亚格岛上流传的一个故事中，一位名叫塔比帕（Tabepa）的英俊青年被允许与基布的乌格（Ug）成婚，后者是一个女鬼魂。女鬼魂晚上去见她的未婚夫，白天回到基布，在经历了这样跨越生死世界的求爱过程之后，乌格带塔比帕去基布见她。故事以悲剧收场，塔比帕被嫉妒乌格未婚夫的鬼魂巴兹（Baz）所杀，自己也变成了死人的一员（Lawrie 1972：105—107）。

太平洋的岛屿文化有着相同的概念，即死和生并非完全分开，而是可以相互交换、相互渗透。其他流动的海上实践也有这样的渗透性，通过海洋这一张共同的薄膜，它们被维系在一起。转换是可能的，但只能在某些情况下。欧洲的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花费数十年，试图将这些地方的“位置”合理化和空间化，但茫无头绪。生者可以去见死者，反之亦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方在空间或者时间上存在着。从生者岛屿前往死者岛屿的旅行，要穿越共有的文化之海，在许多方面和岛屿与岛屿之间的其他旅行相似。祖先们的距离并不遥远，而岛屿是被空间而不是被时间或存在的状态分隔开来。

东亚的天国

当我们向西北移动，进入中国和日本等的精美的东亚文学文化时，海洋则成为深陷于离奇的人间争端和权术中的天庭和超自然实体的所在地。它们的冲突、互动和交流是书写天堂之令所用的布料，而天堂之令造就了后来时代的秩序或者无序。在横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并在之前上千年就已呈现的同样的多语言、多作用、互文性的传奇中，文学文化改造了自身，也塑造和重塑了它的海洋传说。它的存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依赖于欧洲的规范或标准。

亚太海洋中的异世界的主要特质是蕴含着隐藏的岛屿和海底的王国，它们具备陆地上无处可寻的特质：不朽、完美、永恒、魔法和神力。它们打破了合理、正确、道德和自然的界限，建立了世界秩序。在道教神话中，黄帝打败了东海深处流波山上的牛状怪物“夔”，平息了水域的混乱。就像世界上许多天地起源的神话一样，黄帝以他的壮举再三地塑造了自然秩序和期望其应有的表现。夔是一个可怕的角色：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黄帝只能战胜夔的狂暴并打败他，才能推动他对原始世界平衡的追求，创造未来王权的模式（Palmer and Zhao 1997：50—52）。

在别的道教叙事中，八仙的角色也在海洋的景色和奇观中投下了传奇的影子。据说他们生活在渤海中隐藏的蓬莱山（日本神话称Hōrai）和其他四座岛上。这几座岛屿也被称为仙岛或者神岛，是传奇事迹的发生背景，出现在地图上，困扰着后人，但它们却是从神话和深层时间中成形的（Perry 1921：158）。这些岛屿曾经随潮汐漂浮，从不固定，不过最后被大海龟驮在背上（159）。对道教神仙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汉朝，而八仙的说法首次出现在12至13世纪的金朝。图8.3是13世纪晚期一幅画轴的明代临摹品，描绘的是真人驾着仙鹤和祥云来到方壶、瀛洲和蓬莱仙岛的情景。这些仙岛在西方也有对应物，如爱尔兰的青春之岛（Tír na nÓg），它们都没有痛苦，没有寒冬，也没有贫穷。食物取之不竭，生长着能够治愈疾病、带来永生、复活死者的奇异果子。宫殿由真金白银建成，一切都洁白无瑕，树上长着珠宝（Luo and Grydehøj 2017：28—29）。图8.4为仙岛和岛上的宫殿和仙民。画家对岛上平凡的日常生活与周围波涛汹涌的大海作出的对比，完美地表达了这些岛屿虽与现实世界平行，却无法到达，与世隔绝，只有驾着祥云和仙鹤才能进入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海洋本身和岛屿周围都没有船，也没有停泊之处。仙岛虽然并不总是绘画的主题，但它深深扎根于宗教与文化的宗教结构及文学结构中，它们渗透海洋，穿越朝鲜、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水域，并通过共同的水域将它们维系在一起。

发现这些岛屿的愿望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早期历史。秦朝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一生痴迷于长生不老的秘密，在一只鸟衔着具有起死回生神力的神奇植物来到中原之后，秦始皇便派出使者——方士徐福——去寻找东方的神秘岛屿。徐福被派到岛上去获取药草。在一无所获之后，这位方士惊慌失措地回到皇帝面前，撒谎说，东海海神要求进献大量的贡品来换取这种神奇的药草。为了不再被迫承担不可完成的任务，徐福逃到了日本，建立了日本国（Wang 2005：8—9）。这些传说是不诚实如何催生更多谎言的经典范例，除此之外，它还对中国人对日本的想象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就像欧洲人去美洲是想找到中国一样，中国人期待在日本诸岛找到传说中的徐福的文明并据此行事。日本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故事，代替徐福的是“青芥部”（Wasobiowe）这个人物（Egeler 2017：309—310）。

在海底，奇景和斗争仍在继续。一个著名的水下世界就是东海龙王敖广的龙宫（Luo and Grydehøj 2017：33）。在日本神话中也有龙宫城（Ryūgū-jō），即海之龙神（kami）居住的宫殿。龙神在波涛下的堡垒中安身，是它目之所及众生的主宰，是体现东海财富和权力的强大而多变的自然力。龙神和八仙的小冲突体现了一种自然环境的内在冲突，表达了自然的动乱。在一则故事中，在陆海之间发生了一连串针锋相对的冲突之后，四海龙王掀起了海啸来摧毁他们的对手。接着八仙将泰山推入海中，用土来填满大海，于是龙王把八仙告到天庭的玉皇大帝面前，由天庭的律法来惩罚他们（Yuan 2006：130）。在日本民间传说中，一个名叫浦岛太郎（Urashimotaro）的青年被一只海龟带到海底的龙宫，在那里他遇到了乙姬（Otohime）公主和她的侍女。当他回到海面上时，发现已经过去了三百年（Kawai 1995：107）。

海洋为神话中强大的神灵提供了庇护所，也为王权治理之外的无序的混乱提供了庇护所。在秩序的框架出现之前，冲突和政治对抗是必须的。多数情况下，这些神话的现代形式是在欧洲人所知的中世纪时期得到巩固和定型的，它们给艺术、诗歌、文学，以及民间传说的讲述和再讲述带来了灵感，并随之出现了纪念八仙、龙王等人物的民间习俗。罗斌和葛陆海认为，“真正的去殖民化的岛屿研究，必须超越仅考虑‘当地’对西方强加给岛屿之比喻的反应的模式”（2017：40）——这是这个例子给我们上的丰富一课，应该适用于所有非欧洲的海洋想象世界。承认它们在平等、相同的认知基础上的力量是全球海洋文化史的一项重要任务：东亚有自己的岛屿想象，与西方叙事相互交织却又彼此独立。

被淹没的泰米尔家园

印度和东南亚参与了更广泛的远洋叙事网络，它是佛教世界的一部分，也是延伸至整个亚洲的贸易环线的一部分。它们的传统被统一在世界史学家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1989）所描述的殖民前印度洋世界的一条重要的世界环线中，其在印度的东段将伊斯兰世界和东亚联系在一起且至关重要。佛教研究学者莎拉·肖将印度故事中的海景形容为“故事讲述者汲取的‘意符（signifiers）之潭’，在传统与传统之间，以及在各传统之内都适用”（2012：132）。这座跨越耆那教、印度教和佛教多个传统的深潭是充满叙事变奏曲的更广阔的印度洋地区的一部分。

如本卷《引言》所述，印度教神话中充满极具影响力的创造天地意象，在这些故事中，海洋从混乱中建立秩序，印度洋是摇篮也是催化剂，是创造之潭也是毁灭之潭。我们对这一部分的个案研究来自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融合了历史、神话、环境灾难、中世纪的接受和现代的改编。泰米尔神话讲到一座失落的大陆，今天许多人称之为利莫里亚（Lemuria），它在“剑与魔法派”故事中流传，在欧洲被神智学协会（Theosophical Society）等神秘学教派改编，并在流行文化中经久不衰。这个传说最早是在中世纪晚期卡奇阿帕·西瓦查尔亚拉（Kachiappa Sivacharyara）所著的《坎达往事书》（Kanda purānam）（印度教宗教文献合集《室建陀往世书》［Skanda purāna］的泰米尔文版本）中为人所知，它取材于与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和斯里兰卡之间被称为古默里坎达（Kumari kandam）的失落之地有关的历史悠久的故事。在经过中世纪许多泰米尔作家的传播和改编后，这个故事被欧洲科学家和19世纪的民族历史幻想作家所采纳，作为“失落的利莫里亚大陆”的证据，后来成为泰米尔历史极有影响力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更大、更复杂故事的一部分，该故事描述了几个世纪前受到“katalkōl”（海侵）之灾侵袭的一片陆地，“katalkōl”很可能指的是一场大海啸（Ramaswamy 2004：142）。这次水淹的象征意义在泰米尔文化中能够被强烈地感受到：再也看不到洪水之前的祖先家园的文字和著作了。文化史学家苏马蒂·拉马斯瓦米（Sumathi Ramaswamy）痛心地指出，“祖先的遗产并没有在今天支撑着泰米尔人的家园和灶台，而是被埋葬在印度洋海底的‘水坟’中”（142）。海洋具有强大的功能，既能吸收文化历史，又能保留它们的记忆，将它们隐藏在视线之外，它们总是从海浪中再度出现，进入政治和文化话语。

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6世纪，泰米尔潘地亚（Pandyan）诸王的各个分支一直统治着这个地区，中世纪有许多关于他们的大片陆地被海洋吞噬的记载。洪水中的生与死被刻在南印度人民的文化记忆中，可追溯到印度教神话中的洪水故事。关于失去的陆地、城市、寺庙和圣地的传说记载，勾画出了易遭地形突变和灾难性洪水影响的脆弱海岸线。要想象泰米尔人民遭受的损失，人们可以这样想象：一大片曾经是古代或中世纪欧洲世界的沿海地块已不复存在，消失在海浪之下。它在文化上比亚特兰蒂斯更亲近直接，如希腊或意大利已不复存在。被淹没的利莫里亚仍然存在于文化记忆中，但大海已经将它吞噬。拉马斯瓦米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失落感成为泰米尔民族主义兴起的基本因素，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塑造了文化历史感、社会政治失落感和有争议的见解。21世纪泰米尔人所继承的将科学与神话相结合的权威主张是“不适宜的、贫乏的，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幻想的需要”（Ramaswamy 2004：226）。把事实调查和神话故事相结合，任何观察人士都不会感到满意。

欧洲伪历史的势力也相当庞大，对柯南系列小说（Conan stories）的作者罗伯特·E.霍华德（Robert E. Howard）等浪漫主义远古种族奇幻文学作家产生了影响。在《西伯莱人时代》（The Hyborian Age）一文中，霍华德设想了一个被气候灾难拖垮的大洪水前的纯粹帝国世界，在这张画布上他绘出了剑与魔法的故事。在霍华德华丽的想象中，“火山爆发，可怕的地震撼动了帝国辉煌的城市。整个国家被完全抹去”（1936）。霍华德将失落的大陆理论纳入他臭名昭著的人类史前历史种族主义幻想，这证明对与该理论有关的神话制造的强烈批评是正确的。正如拉马斯瓦米所说，这个故事已经成为“欧美以‘失落的大陆’为标签撰写地球史前历史的自由学者的支柱”（2004：2）。这种幻想主义虚构伪学术流派试图借助亚特兰蒂斯、利莫里亚或另一块被称为“穆”（Mu）的失落大陆的故事，来“破解”复活节岛或马丘比丘（Machu Pichu）的奥秘。

这些说法受到拉马斯瓦米的蔑视是完全应该的，但它们也极大地解释了如今附加在想象世界中的传奇色彩。对那些作家而言，海洋不可能是一个充满生活故事和多元历史的王国，反而应该是一个关于消失的王国、失落的文化和湮灭的种族的地方。拉马斯瓦米指出（2004：3），将一个地方归类为“失落”是什么意思，是比它是否存在过更为紧迫的问题。把某物称为“失落”的象征资本，与把某处称为“想象”有着相同的血缘：作为“消失的、湮灭的、淹没的、隐秘的”过去，又回来纠缠现在。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纠缠它数百年的故事，世界上的海洋也是如此。利莫里亚的故事还远未结束，它是前现代文学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产生着一种重复的、改编的共鸣。

神奇的伊斯兰式海洋

西方人通过《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航海》受到广泛翻译而产生的东方主义蜜饯熟悉了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海洋传说。这些故事讲述了一位巴格达的富人试图通过冒险来找回被他挥霍的财富而进行的不断尝试。这些故事由一般认为在9世纪时被译为阿拉伯文的各种传说构成。这些故事最早的版本起源于波斯和印度，但内容在几百年里不断被添加和修改，在18、19世纪被选入一些欧洲译本而闻名于世（Shafiq 2013：30—31）。当我们移向伊斯兰世界时，我们再次看到中世纪世界体系中的环线在起作用——中世纪航海家从波斯湾和红海港口启航，跨越从东非到西太平洋边缘的整个印度洋的记录。

欧洲航海旅行之外的故事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永远无法通过对比来评判它们。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在所谓的探索时代，人们努力尝试将海洋知识工具化、将想象的海洋景色具体化，结果只发现了傲慢和原始帝国（proto-empire）。伊斯兰教《古兰经》文学和诗歌中包含了丰富的水的象征和意象，为丰富的知识和文学文化提供了信息，这种文化跨越了从伊斯兰教产生前的蒙昧时期（jahiliyyah）一直到先知穆罕默德身后几个世纪（Alardawe 2016；Hassan 2014；Zargar 2014）的时间。海洋繁荣富饶、生生不息、广阔无边，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热带气候和沙漠，就像基督教的沙漠思维和它的希伯来根基一样，保证了大海的稳定（Hassan 2014：133）。大海凸显了神的旨意。

在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我们遇到了“‘ajā’ib”（单数形式为‘ajab）（意为惊奇），即大自然的奇事、奇迹和奇观。不管这些奇观是在科学理解的范围之内还是超出了科学理解的范围，它们都属于真主创造的奇观（Shafiq 2011：15）。许多最为生动的中世纪奇迹出现在10世纪的《印度奇观》（Kitāb ‘ajā’ib al-hind）中。我们在书中遇到了许多古典的、中世纪的奇迹，它们勾勒出横跨七海的丰富的印度洋世界，一个吸引着各文化各信仰的人们在丰富而多变的网络中和睦相处的世界（163）。这个世界从南中国海延伸到红海和波斯湾的顶端，一个个港口、一条条航程，让货物、故事和思想得以流通。这些地方所引起的富有想象力的反应，从哈利里所讲的12世纪的故事集《玛卡梅》中一则海难故事的插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图8.5）。这个版本的插图画家13世纪上半叶在南伊拉克工作，他署名为“al-Wasiti”（瓦西蒂），这个名字起源于巴士拉附近的瓦西特（Wasit）。他让他的岛上居住着一些奇怪的生物，如鹦鹉、猴子，以及一个鸟身女妖，和一只有翅膀的人头猫，这两种图案常被用在金属制品和其他装饰艺术中。

不过，正如艺术史学家珀西斯·伯利坎普（Persis Berlekamp）所提出的那样，用为13世纪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伪纪传体游记之类的欧洲文本所建立的模式来理解奇迹传说，是一种错误。欧洲的奇迹模式探索的是熟悉和经验的边界，熟悉之外的陌生。以这种方式阅读表面上内容相似的伊斯兰文学，将会丢失它完全可能存在的细微差别：奇迹反而应该被视为一种旨在“诱导人们对真主的创造和其秩序感到惊奇”的一贯尝试（14）。它们是对秩序和宇宙观的一种有意义的、反复的解释，在13世纪蒙古人入侵和他们对曾经牢固的权力结构重新排序而造成世界剧变之后，它们更是如此。“‘ajā’ib”（惊奇）文学体裁固守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惊奇于未知的东西。

在《印度奇观》及其同类的描述中，对世界的分类和对世界的惊奇是同等程度的（Ducène 2018：269；Shafiq 2013：164）。鲸和巨鱼之类的海洋动物出现在海面，与船只嬉戏或攻击船只。在一则故事中，三头鲸鱼包围了一艘搁浅的船。船员们唯一能够活下来的方式就是整晚敲击木块和敲钟（Shafiq 2013：77—78）。在另一些地方有能够引起毁灭性飓风的飞鱼。在另一则故事中出现了巨大的龙虾，大到它们的角就像海里的两座山，它们把船锚拿来玩耍，给航行造成严重破坏。据传说，当龙虾到达中国南海的一座岛屿时，它们会变成石头，而且它们的眼睛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药物（Shafiq 2013：79）。在瓦克瓦克岛上，据说树上结的果实形状像小人或人头，会以惊恐的声音大叫“瓦克瓦克！”（Ducène 2018：270）

正如伯利坎普所言，“最早带插图的关于创造奇观的手稿在神创造的奇观与地理区域的显著特征之间，保持着清晰的视觉上的区分”（2011：2—3）。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手稿越来越被认为是用制作地图的形式来探索奇观，逐步地将地理学解析成一种不同于插图版“‘ajā’ib”（惊奇）的体裁（4）。人类的作用在整个过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调，后来的中世纪文本更倾向于在人类旅行和遭遇的背景下，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宇宙观框架来构建惊奇的内容。“‘ajā’ib”（惊奇）处于被创造的世界的“为什么”和“是什么”的复杂生态系统中，它是一组更广泛的具细微差别概念的一部分，这些概念包括“makhlūqāt”（创造的事物）、“gharā’ib”（奇怪的事物）和“mawjūdāt”（存在的事物）。

正是在海洋中，变化、恐怖、惊奇和财富交织在一起，对它们的理解，最早是通过神的起源，后来是通过为了见到它们而需的航行。难怪这些故事如此吸引早期翻译者的东方主义想象力：它们将生动的内容和对旅行、航行的详细描述结合在了一起。将来，中世纪文化史必须学会把这些故事看作一个分散的、全球性的叙事群体，而不是透过异国情调、慵惰和不公的浪漫镜头来窥探它们，这是文学教授爱德华·W.赛义德（Edward W. Said）在他的影响深远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观点。

欧洲西部难以捉摸的岛国

在旅程的最后，我们回到我们旅行得更多、更熟悉且文化上更占优势的水域。欧洲具有一种独特的、超越其极限的想象力流派。在“外界”的东方，有一片陆地遍布着狗头人、巨人和食人族，北非之外的酷热南方被认为是无法逾越的赤道地狱。对于科学史学家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和凯瑟琳·帕克（Katherine Park）而言，欧洲的奇观“扩大了其读者对于可能性的感觉，使他们去幻想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灵活的两性角色、极度的奇异和美好的另一种世界”（2008：60）。在西方，在水的中间，散布着零星的岛屿、怪物、《圣经》中的奇迹和幻想。一些学者，如中世纪史学家塞尔维·巴赞—塔凯拉（Sylvie Bazin-Tacchella）和阿尔布雷希特·克拉森（Albrecht Classen），对这些五花八门的奇迹都作了极佳的描述（Bazin-Tacchella 2002：annex 1，99—120；Classen 2018：chs. 2—3，53—88）。

在地中海舒适的包围圈之外的中世纪欧洲的海洋，是一片未知的领域，是一个熟悉得出奇的陌生人。它们在陆地之外，也在世界之外，存在于一个充满奇迹和神秘的空间内（Adão da Fonseca 2018：129—130）。正因如此，豪奥法“欧洲的海洋不是家园”的说法才变得恰如其分。我们之所以期望在中世纪的海洋中存在异世界和想象的世界，是因为中世纪海洋领域的知识让观察者们期望它们存在。中世纪史学家塞巴斯蒂安·索贝奇提出，“陆地和海洋的对立贯穿在（欧洲）文明中，从基本、主要的二分法延伸到更复杂的文学背景”（2008：10）。在不列颠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好比说，“不列颠的，因而也就是英格兰的边缘地位，促成了与大海密不可分的英国风格的叙事”（10）。其结果是故事的丰富多彩，它巩固了身份，但也疏远了想象。

欧洲人用来描述欧洲以外陆地的词汇很能说明问题。对于“两海之间”（entre mers）的陆地——如一侧是印度洋和波斯湾、另一侧是地中海的埃及，以及“海洋之外”（outre-mer）的陆地——如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后者成为十字军国家非正式的诺曼名称），中世纪史学家尼古拉斯·雅斯佩特（Nikolas Jaspert）和塞巴斯蒂安·科蒂茨（Sebastian Kolditz）探讨了中世纪的地理思维在二者上的区别（2018：8）。这些命名的方式反映出“海洋本身是将彼此隔离的陆地连接在一起的枢纽”（9）。如艾曼纽埃尔·瓦格农在本卷《表现》一章中所述，古典地理学认为，印度洋实际上是一座巨大的四面有边界的内陆海（Adão da Fonseca 2018：129），它不是欧洲主要关心的问题，却让它的想象焕发出光彩。从相反的方向看画面就会翻转过来，如12世纪伊德里西的《云游者的娱乐》就将不列颠群岛描绘为被“黑暗之海”（大西洋在前现代阿拉伯的名称）所包围的遥远而边缘的陆地（Chism 2016：500）。

欧洲的想象世界招致了一些文化浪漫主义的火花和激情。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故事有许多竞争者：曼德维尔、布伦丹航海或马可·波罗。这些文本材料的任何一个都能构成本章的重点，我过去也曾花时间对它们进行了讨论（Smith 2016）。爱尔兰文化在这种现象中处于前沿和中心。在对海洋中的想象世界或异世界更广泛的理解中，想象的岛屿从水中浮出。爱尔兰“echtrai”（前基督教英雄的航行）和“imramma”（基督徒的航行）等题材是爱尔兰和欧洲神话的主要内容（Westropp 1912）。前往“青春之岛”等地的旅程，以及与把这座岛屿称为家园的超自然的、神圣的丹努之子（Tuatha Dé Danann）（女神丹努的部族）之间的交流，让这类题材蒙上了惊奇和神秘的色彩，但这远远不是故事的全部。同样，斯堪的纳维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西部岛屿”，如“Vinland ”（葡萄之地）、“Hvítramannaland ”（白人之地）、“Glaesisvellir”（闪烁之地）、“Ódáinsakr”（不朽之地）（Egeler 2017：1—2）。长期以来，人们对北大西洋的想象中的岛屿进行了大量的分类研究，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作家、诗人威廉·亨利·巴布科克（William Henry Babcock）1922年对大西洋传奇岛屿的广泛研究《传说中的大西洋岛屿：中世纪地理学研究》（Legendary Islands of the Atlantic；a Study in Medieval Geography）。它融合了地理、制图和欧洲神话创作，受现代起源幻想的影响，并经历了令人惊讶的漫长来生。14世纪后期《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中的一段说明文字对此有清楚的表明。地图集由一位马略卡的犹太人制作于西地中海，放在北大西洋爱尔兰海岸附近的一大段说明文字详细说明“外界”有：

许多令人惊叹的岛屿，它们的存在是可信的。其中有一座小岛，岛上的人永不死去，因为当他们即将老死时，便会被送到岛外。岛上没有毒蛇、青蛙，也没有毒蜘蛛，土壤会将它们驱除，因为它是克利尔岛（洁岛）（Cléire/Clear Island）所在之处。此外，岛上还有像成熟的无花果一样吸引鸟儿的树木。还有一座岛，岛上的女子从不生育，因为按照习俗，当她们即将生育时，便会被带到岛外。

（The Cresques Project n.d.：panel Ⅲ.1）

在《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中，凯尔特神话的记忆与源自亚历山大传奇的东方古典地理学并存，并在历史上见证了马略卡水手对西非海岸的探索。

中世纪人们所知的想象世界通过接受和新的制作而大量地涌现，在理解这一点时，将目光投向欧洲以外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为什么这些世界出现于海洋中，以及它们描述的是什么。民族主义的神话创造，就像以上讨论的围绕利莫里亚的泰米尔叙事，同样也是欧洲民族身份和民族划分的核心。爱尔兰的例子就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前现代爱尔兰基督教神话故事的影响力，以及对它富有浪漫色彩的接受，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凯尔特薄暮”（Celtic Twilight）民族创造时期。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W. B. Yeats）在他著名的民间故事集《凯尔特的薄暮》（Celtic Twilight）中迷恋于漂浮的爱尔兰岛的神秘与浪漫。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没有苦劳和担忧，没有嘲讽的笑声，却能在成荫的树丛里，听库楚兰（Cuchulin）和他的英雄们交谈”（1893：157）。

叶芝似乎捕捉到了神话创作中“潮辩”的漩涡和激流：就像漂浮物和废弃物回到陆地一样，故事同样也会被冲刷到孤独的海岸上。神秘的海布雷泽尔（Hy Brasil）岛是对即将到来的别的事物的永恒的预示，无论这个事物是文化动荡，是更好的时代还是更坏的时代。就像以上描述的马基拉岛之“事”一样，它的海岛想象形成了一种对于积极的神话创造，对于浸透着情感、故事和惊奇的地方创造的富有表现力的比喻。按照社会学家芭芭拉·弗赖塔格（Barbara Freitag）的分类（2013），海布雷泽尔的故事就像许多其他欧洲神话中的群岛一样，是一种混杂、融合了绘图错误和猜测，并演变成大众想象、民族建构和爱尔兰例外论的神话传说。爱尔兰民俗学家和古文物研究者托马斯·约翰逊·韦斯特罗普（Thomas Johnson Westropp）很高兴地声称“早期的盖尔人（Gael）喜爱海上传说”（1912：226），而叶芝等浪漫主义者则将这种喜爱，或说他们所感应到的喜爱，输送到民族神话创造中。其结果，就是爱尔兰风格的汇集，是想象者作为民族身份负责人的角色而带来的一堆共同经验。

这种现象可以延伸到无数其他的欧洲表现形式中。当哥伦布在15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美洲之旅时，他的想象世界也伴随着他。中世纪知识历史学家瓦莱丽·弗林特（Valerie Flint）特别提出，基督徒的新世界神话创造利用了遥远的国家以前所拥有的能量，“以地理图画和描述组成，详尽却也陌生，有些来自《圣经》，有些来自（基督教水手和朝圣者的故事）”（1992：xiii）。我在过去曾探讨过（Smith 2016：534—535），当哥伦布航行到西部时，他遭遇了想象世界的后遗症，让海洋充满了疯狂的地图和神话的幻想。当元素来自不同的有影响力的文化时，它们产生了埃格勒所说的“共鸣”（2017：291），导致了一种被改变但也被加强的综合文化元素。譬如，基督徒的人间天堂、爱尔兰的异世界岛屿和罗马的仙岛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圣布伦丹的岛屿：一种持续了几个世纪、具有文化力量的综合物。哥伦布相信它是“外界”，是从它们前身的组成部分中形成的想象中地点的群岛的一部分。如中世纪文学和制图学学者阿尔弗雷德·希亚特（Alfred Hiatt）（2016：513）所言，欧洲中世纪包含了许多相互矛盾和不断演变的关于海岛空间的概念，这些概念在1492年以后继续改变、变化，将中世纪与现代融合在一起。

结论

阿布—卢格霍德对全球文化交流有一个著名的描述，“在一个体系中，必须要研究的是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因为“当这些关系紧密并成为网格状时，这个体系便可称为‘上升’；当它们破损时，体系就衰退”（1989：368，emphasis in original）。因而，历史的改变和社会的连通性刺激了中世纪时期地区联系乃至全球联系的兴衰（Davis and Puett 2016）。中世纪渗透在世界的海岛知识中，只因一个简单的原因：欧洲的前现代性是评判其他所有故事的透镜。由此我们对它们含义的接受被扭曲成了欧洲的形式。

我们可通过比较研究和对易变的多元性与多样化的重新认识，来扩展我们关于海洋文化史的观点，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跨学科研究和合作研究的新的可能性。通过寻找跨越文化、空间和时间的共鸣，新的历史会成为可能。总之，想象的世界是对海洋的共同感知，是人类经验的群岛。中世纪的海洋掩盖了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所熟悉的思想、文化和民族，但在当时，它们在空间上遥不可及，因此在知识上被包裹在神奇、超自然和超时间当中。熟悉或晦涩叙事的悠久历史证明了这种遗产，在“全球中世纪”的每一种远洋文化中，这个故事都是相同的。

当我们注视海洋，想象把它理解为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通过一系列主题实例研究，本章考察了全球中世纪在海洋文化史中对想象世界的接受和改编，其范围从来世、众神的故事到淹没的海岸线、自然和非自然的奇迹，以及消失的岛屿。它的原始材料多种多样，同等程度地来自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现存的文化遗产、历史、游记、文学和文化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些海洋的想象世界理解为人类由来已久的对海洋的关注，不是把海洋作为客观的历史实体，而是作为预示历史且传递故事的密码。通过复制、翻译、再翻译、分享、旅行和改编，从中世纪海洋世界的多元文化中产生了层层叙事和知识。本章仅是浮光掠影，它们真正深层的含义还在等待着水落石出。

---

(1)提基，波利尼西亚神话中人类的始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