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岛屿与海岸

陆海间隙处的两面文化

罗克珊妮·玛格丽蒂

导言

从大约公元800年到1450年之间的这几个世纪，是海洋、海岸和岛屿漫长生命中的一段转变时期。世界经济和社会经历了重大而持久的变化，这直接影响了岛屿和沿海地区的生活，如韦恩—琼斯和哈兰德在本卷中讨论的渔业社群。印度洋和地中海世界之间的交流加快了，因为两大洋经济逐步将东半球的大部分合并到一个单一的经济体系内。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拓居和开发太平洋中最偏远的一些海上陆地，它们尚未被纳入“全球中世纪”的学术视野（见引言）。就地缘政治而言，对于北欧的维京王国、早期穆斯林哈里发国及其继承国、意大利海上共和国和中国唐宋王朝等在结构上显著不同的政体，海岸都时不时起着边境的作用，是国家象征性的末端和起点、是点缀着防御工事的地带和政治经济扩张的出发点。岛屿与海岸一样，具有地缘政治的模糊性，它是声称拥有但往往难以达到的领土，或时而是独立的陆海王国的中心，一些岛屿还为区域和跨区域经济获取罕见的商品。

本章先简要说明影响中世纪海岸和岛屿写作的主题和概念，然后探讨这些观念：在中世纪，海岸和岛屿空间在政治领土定义中扮演着不同但往往关键的角色；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通过获取海洋资源，并常作为密集网络的代理者，最果断地参与到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当中；岛屿和海岸上的社会表现出文化的独特性，形成了海上文化景观的很大一部分。我们将看到，正如对斯瓦希里的讨论所明确的那样（Fleisher et al. 2015），尽管海洋性并不必然定义沿海和岛屿空间，但中世纪时期对海洋元素日益密集的接触，证明了独特的沿海和岛屿文化的生成力量。

海岸和岛屿，边界和微观世界

我将从巨大的克里特岛几千年历史中简短但复杂的一段时期开始，它是海岸作为起点、穿越点、相遇点和新的开始点，同时也作为终点和微观世界的典型故事。尽管如本卷中詹姆斯·L.史密斯的章节所述，关于海上地点的大量多样的文献——包括多少有点异域风情的类型完整的岛屿和海岸的文献——在中世纪流通，并为表现和想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领域，但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于这些文献以及各种其他文献所帮助阐明的中世纪海岸和岛屿的真正文化史。

在伊斯兰历202年，即基督教世界的公元818年，科尔多瓦（Cordoba）的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与城市知识阶层各派之间酝酿已久的内斗演变为一场著名的叛乱。被击败并被驱逐的叛军逃到海岸，该地在阿拉伯语中为“al-‘udwa”，字面意思是“对面”，指加的斯湾（Gulf of Cadiz）的海岸，它被视为北非海岸对面的陆地。一些叛军从那里航行了大约60海里横穿到摩洛哥，另一些则穿越了整个地中海，最终在2000多英里外的亚历山大港登陆。到伊斯兰历212年/公元826—827年，在阿布·哈福斯（Abu Hafs ‘Umar b. Shuʿayb）的领导下，安达卢西亚人（Andalusians）再次登上他们的舰船，向北行驶，进攻拜占庭的克里特岛。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叛乱占用了大部分拜占庭军队。我们也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岛上居民对他们将不得不忍受的外国统治者是谁显得漠不关心，从而对征服起到了帮助作用。

安达卢西亚穆斯林的征服和定居包括南克里特岛在内，这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这些新来者肯定翻越了在岛上形成了内部边界的雄伟山脉。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对岛屿在地中海历史中作用的基础性说明里，称岛屿为“微型大陆”（1972：1：148）。11世纪拜占庭年代史编者约翰·思利特扎（Ioannis Skylitzae）称，把军队运到克里特岛海岸的舰船被阿布·哈福斯烧毁，因此他们失去了逃离的机会（图5.1）。他怂恿士兵把注意力转向岛上的自然资源和女俘虏（Scylitzae 1973，2010：44—46）。这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岛屿资源显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伊比利亚人留了下来，他们自己变成了克里特人——岛民。约一个半世纪后，东山再起的拜占庭海军于961年驱逐了穆斯林统治者，奥马尔（Umar）后代的统治结束了。拜占庭重新征服的第二年，一位四处奔波的圣徒悔改者来到岛上，向岛上的居民宣扬正教（Vita Niconis 1987：1，83—89，279—280）。阅读“悔改者尼康”（Nicon Metanoeite）的《一生》（Vita）的字里行间——之所以叫悔改者，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对“误入歧途的”的基督徒进行布道（83—89）——我们可以看到，岛上的居民已经摆脱了大陆的帝国强加于他们的正教和等级制度，且对于回到宗主国的怀抱并未表现出足够的渴望。

海岸和岛屿在地质学上均属于陆地和海洋交汇之处，对它们的历史研究指向边界跨越、社会交锋、经济政治机遇以及危险等共同主题，并最终指向将陆地和海洋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文化方式（Billig［1936］ 2009；Braudel 1972；Dening 2004；Gillis 2012；Mack 2011；Sahlins 1985）。与古代和近代早期相比，中世纪时期海岸和岛屿的历史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它们在根本上具有相同的主题。本文采用迈克尔·皮尔森（Michael Pearson）在2003年提出的“沿海社会”（littoral society）一词并加以扩展，用它来代表生活在海边，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海上的群体和个人的经济、社会组织以及网络。这是很有用的。正如约翰·吉利斯在其重要的世界海岸史中所展示的那样（Gillis 2012：3—8），中世纪的沿海同样成为独特的历史地点，它既是人们安家的水域边缘的“门槛”，也是“广阔的环境”。就岛屿而言，它的沿海为它作出了定义。正是它们的海岸使大小不同、地理位置各异的岛屿被归为同一个地理类别。海岸赋予岛屿多变的边界和连接，因此我们可以用地中海学家霍登（Horden）和珀塞尔（Purcell）的说法，称其为“全方位的连接”（2000：225—226）。同时，某些岛屿和群岛本身已被颇有成效地理解为它们当中的边界和它们自身的边界。在中世纪，不仅克里特岛（Tsigonaki 2019），还有西西里岛（Darley 2019）、索科特拉岛（Harpster 2019）和斯里兰卡，所有的大岛和群岛中心，以及沿海小岛杰尔巴（Jerba）（Holod and Kahlaoui 2019），都具有边界的特征。和其他时期一样，中世纪的海岸和岛屿都是“两面的”，既面向陆地，又面向海洋。⁽¹⁾

下一节探讨的是边界、交叉点和海上沿海世界的历史，将以两个主要主题为背景：人类的作用，特别是在海上流动中的作用问题，以及平衡隔绝与连接的地质历史动力。跨海迁徙、在以前无人居住的土地上最初的殖民、随后的定居，以及海岸和岛屿的人口产生和消失的过程，这些过程中人的作用，引出了人类流动的动机的难题。正如岛屿考古学家阿索尔·安德森（Atholl Anderson）所言，“关于海上迁徙的一个持久的问题是：什么推动了它”（2006：33）。安达卢西亚人一路航行（periplus）来到克里特岛，据说是剧烈的冲突而导致的，它证明了我们今天都太过于熟悉的海上流动的一个强大动机。冲突当然并不是出海的唯一原因，无论出海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也无论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寻找新土地和开发海洋资源、贸易和其他形式的物质交换，以及宗教事业和朝圣，均构成了对特定历史环境和“海洋本身……提供的机会”的回应（Purcell 2005：115）。

关于在海上陆地的最初的殖民和定居，本章所涵盖的9至15世纪这段时期可谓“中世纪”一词所引发的关于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岛屿和海岸的“中间性”的真正例证。一方面，在这几个中间的世纪，在早期人类迁徙的史前时期和最早在一些最偏远岛屿上开始有人口居住的远古世界，与后来对印度洋马斯卡林群岛（the Mascarenes）等地球上最后一些无人居住的海洋岛屿进行占领的近代早期之间，这些海域的岛屿上似乎很少或没有新的人类定居。而另一方面，在太平洋地区，饶有趣味而知名的波利尼西亚东部群岛的定居人口，现已知是在11和13世纪之间经历了两次激增。近年来的一批研究极大地修订和缩短了东波利尼西亚被最早殖民和居住的年表，它们部分基于近年来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部分基于对早期证据的复议。虽然它不是定论，但在统计学上是有力而令人信服的（Wilmshurst et al.2011：1815—1820）。对于全球海洋岛屿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填满的过程，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以线性的方式来思考。至于社会史及其对海洋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有必要注意到岛屿和海岸有时变得人烟稀少，而且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完全空无一人的情况。马耳他岛这样一座位于中心地带、易于到达的岛屿，似乎经历了一段人烟稀少的时期，当时只有猎人、采集蜂蜜者和渔民登上它的海岸（Dalli 2016：371），这说明了岛屿以及沿海社会在外部力量面前的脆弱性（Purcell 2013：98—99）。珀塞尔还进一步将海上流动解释成这样的概念：“……一个大国或小国、一个群体，抑或具有地方性或更广泛权势的个人，在组织和汇集劳动、专业知识，以及强化海上活动所必需的合适材料等领域的各种不同的和不断变化的能力。”（96）这样就有助于将地中海历史和其他以海洋为中心的历史的透镜同时聚焦在创建海上岛屿和沿海文化的过程及人类作用两方面上。总之，海上迁徙、被迫迁徙和在海岸之间（包括岛屿海岸之间）的流动等现象导致了将在本章中进一步进行探讨的文化特异性。

克里特岛的安达卢西亚埃米尔（Amir，统治者）的故事所引发的第二个主题是海上地点，特别是（但不仅是）实际岛屿的连接与隔绝之间的平衡。冲突不仅迫使安达卢西亚人从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畔来到克里特岛海岸，同时也让他们在岛上有了容身之处，因为外部的武装力量被战争极大削弱而无法干涉。由于地理的隔绝和一系列历史局势，溃败奔逃的造反者居然成了扎根于此的埃米尔，一个岛屿酋长国得以出现。不过，这种隔绝显然是依情况而定的，并不意味着这座岛屿或任何其他岛屿与它前方的陆地完全隔绝。就克里特岛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它与来自突尼斯海岸的海盗、与一些较小的爱琴海岛屿都有极深的关系。其中一座岛屿，基克拉迪群岛中的纳克索斯岛（Naxos in the Cyclades），向克里特岛的埃米尔进贡（Christides 2018：1—4）。即使在非常不同的，不管是在从阿拉伯语“al-‘udwa”或希腊语“he peraia”所表示的紧密交叉点的意义上其大陆海岸很难被解释为“对面”的海域中，还是在其岛屿拥有地球上可以想象到的最坚固的海岸线——比如大洋洲群岛——的海域中，我们都在黑曜石、玄武岩、植物的流通和工具的相似性中发现了岛屿之间，甚至岛屿与遥远的南美海岸之间相互交流的证据（Rainbird 2007：112；Wilmshurst et al. 2011：1819—1820）。较早的研究和较新的修正工作对这一点都意见一致，不过阿索尔·安德森和其他一些学者更晚近的研究都重复主张偏远和隔绝的重要性，并指出，一些岛屿如拉帕岛（Rapa）和拉帕努伊岛（复活节岛）更加偏远，并且由于各种原因而更加隔绝，在这些原因中偏远只是几种因素之一（Anderson and Kennett 2012：254；Martinsson-Wallin and Crockford 2001：244—278）。总之，在隔绝和连接之间不断变动的平衡，是海岸和岛屿历史至关重要的变量，而且在本文所考察的时期，它表现在许多不同文化与海洋世界日益密切的关系中，也表现在特定的岛屿想象和形象的发展中。

最后，海岸和岛屿的历史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世纪时期”呢？中世纪一词是为欧洲历史而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全球中世纪”的概念试图将这个词从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但可以理解的是，要把全球大面积的范围囊括在内，仍需要取得进展。比如说，同时也非常重要的是，在关于海岸和岛屿的章节中，太平洋岛屿或加勒比海地区所占据的广阔面积通常不被包括在中世纪历史中，尽管这两处的考古数据可以追溯到完全与“中世纪”相同的几个世纪。相反，现代海洋学，即自20世纪中期以来发展起来的优先考虑海洋空间、不以陆地研究框架为中心的历史方法，曾主要把重点放在地中海上，但近年来也大量涉及印度洋、大西洋世界、加勒比海和中国东海。不管是在全球中世纪史学家中还是在海洋学方法中，把重点放在岛屿和沿海都有助于定义前现代时期全球的多样性和连通性，并能设法解决地区主义史学研究的局限性。本章所述的几个世纪见证了重大的转变，海岸和岛屿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从经济角度而言，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印度洋和地中海体系日益的一体化，以及人类的努力在太平洋的扩张。从环境角度而言，这一时间间隔包含了两组复杂的气候现象：中世纪暖期（或中世纪气候最佳期）和所谓的小冰河期的开始。前者与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有关，它导致粮食生产和资源开发发生一系列变化。小冰河期的到来虽然远不至于阻止经济一体化，但它可能导致较脆弱的沿海和岛屿环境中本地经济的衰退和人口减少，红海重要的海上走廊就是这类地方，沿海和岛屿的旱灾和粮食不足与近代早期的政治不稳定有关（Serels 2018）。此外，正如艾曼纽埃尔·瓦格农在本卷中所述，这一时期同时也见证了描绘海洋空间新方法的发展，即通过绘图把遥远的海岸在精神和视觉上相连的方法，尤其是描述岛屿，在认知、话语和视觉上“使它们岛屿化”的方法。在中世纪对地中海、印度洋和中国东海的地理上和地图上的视觉再现中，海洋空间被描绘成岛屿的世界，比如11世纪埃及地理概要《奇珍之书》中印度洋的视图。岛屿地图集（isolario）这种新的文学体裁是一种仅热衷于岛屿的地理学流派，它使中世纪作为岛屿和海岸被系统地想象为地理历史现实的时期有别于其他时期。最早的例子是克里斯托弗罗·布昂德尔蒙蒂1420年的《海岛之书》（Buondelmonti 2018；Legrand 1897；Tolias 2007），其中有一些绘图，如图5.2的克里特岛地图，显示出当时对岛屿地形的展现已具备了更多的细节。

政治边缘：边界、国家和无国家

克里特岛曾是短命的穆斯林酋长国，也曾是拜占庭的一个省，在克里斯蒂娜·齐格纳基（Christina Tsigonaki）对晚期古克里特岛的恰如其分的描述（Tsigonaki 2019）中，克里特岛是大海中央的边界。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1937）的观点也很有名，他将中世纪的地中海描绘成一片分裂的海洋，由对立和敌意共同组成，因为它的南、北海岸分别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及文化占据。事实上，在中世纪时期的政治现实中，海岸呈现的特征与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是不同的。阿拉伯语“‘udwa”（岸）一词在语义上会带有冲突的意味。而且，阿拉伯语用来描述边境之地，尤其是地中海（后来才包括印度洋）的港口和海岸的“thaghr”一词，让人联想到“伊斯兰家园”（dār al-islām）和“战争之地”（dār al-harb）之间的敌对概念，并由此表明了一个分裂世界的观点的流行。早期的穆斯林哈里发和他们的继承者们加强了地中海港口的防御，早期的伊斯兰史学编撰经常把海上战争归到不同的章节，并特别强调对岛屿的征服。但在更重字面意义的层次上，“thaghr”的意思是开端或入口，并演变为仅表示港口，与拉丁语表示门口、入口的“portus”一词的演变差不多。而且，“‘udwa”一词的语义范围包括“某处的对面”这种更中性的意思，类似于希腊语中表示一个有利位置（通常为一座岛屿）对面的海岸的“peraia”一词（Horden and Purcell 2000：133）。此外，阿拉伯语“sāhil”（海岸）一词通常兼指海岸和港口。在地中海，如亚历山大港的历史所示，港口和海岸既是具有争议或处于边缘的边境之地，也是外交的边界。因此，即使不采纳皮雷纳的伊斯兰教兴起时时间发生深刻断裂或领土、人民和文化之间被过度划分边界的概念，我们仍然可以表明，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政治不统一是近代早期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沿岸地区政治状况的一个重要动力。

不过，虽然地中海和其他海域的沿海和岛屿空间，在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中世纪想象中被解释为分割“伊斯兰家园”和“战争之地”的边界，但它们在政治上往往是模糊的。在中世纪早期，以陆地为主的辽阔帝国，特别是阿拔斯哈里发国（750—1256年）或中国唐朝（618—907年），对海岸的统治从来都不是完全稳固的，相较于组织严密而集中的政府，海岸地区的政治边缘状态是更为普遍的现实。海岸和岛屿通常不是国家的土地，是陆地政权常无法触及的政治上模棱两可的区域。在中世纪后期，也门的拉苏里王朝（1229—1454年）统治着一个跨区域相连的国家，其领域跨越全球贸易的关键十字路口，可以说它奉行的是“跨洋政策”（Vallet 2005，2010）。然而，它对自己的海岸和南阿拉伯沿海岛屿的直接控制却显得微乎其微。相反，沿海地区属于部族实体的管辖范围，与内陆政权虽然不相接但保持着联系。

这种碎片化统治权的现象在岛屿的情况中往往更明显：它们像海岸一样，往往远离以陆地为主的政权和帝国实体。在12世纪，位于现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的卡达姆巴王朝在印度竖起了几座以海洋为主题的英雄石碑，在碑文中，一位君主夸耀自己是西大洋的统治者，并通过一座船桥征服了斯里兰卡（Tripati 2005：4—5，7）。在各种不同的大陆主体的描述中，尤其是在东亚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描述中，这些夸耀征服和占领的故事中的神话元素都是类似的，它反而使岛屿和海洋产生了距离。正如詹姆斯·L.史密斯在本卷中所述，中世纪阿拉伯奇迹文学的宝库中，充满了由乌托邦或非乌托邦政权统治的岛屿（Lauri 2013；Toorawa 2012），并且与欧洲和中国的模式一样，一个异常有趣的传统是女性统治岛屿（Toorawa 2012）。所有这些虚构岛屿的遥远难及和他异性的特点，可能同样反映了以陆地为主的大陆主体政权在试图主宰海洋领土时所面临的困难。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早期曙光中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乌托邦》（Utopia）所讲述的乌托邦式的故事里，正因为岛屿超出了大陆政治可触及的范围，它们在大陆的语境中会被想象为政治和社会的实验室。印度洋地理现实与小说的编者阿布·扎伊德·西拉菲（Abu Zayd al-Sirafi）在向10世纪可能有文化但非沿海地区的听众演讲时，说道，“大海充满了无数这样的故事，充满了水手们找不到的禁岛，充满了永远无法到达的其他岛屿”（Akhbār al-sīn wa-l-hind 2014：28—29）。

海岸可以成为藏身之处和逃跑路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政治边缘性，而岛屿则是政治异见者和暴发户的理想避难所，克里特岛酋长国的产生便是如此。在海岸和岛屿上也有大量的监狱和流放地。这既是大陆把岛屿想象为有边界而可控制的空间的传统主题，也是受上面讨论的政治地理轮廓所决定的现实。如果国家无法控制行为者，那将他们驱逐到难以到达之处的“监狱”会更容易。13世纪的旅行家伊本·穆贾维尔提供了一份他称为“国王的监狱”的清单（Ibn al-Mujawir 2008：138）。被神话中的君主和历史中的统治者当作大牢的这些地方，包括达赫拉克（Dahlak）、阿伊扎布、西拉夫和亚丁，它们都位于水域的边缘，在13世纪之前都是红海和波斯湾最重要的海上枢纽。唐、宋、元时期的中国帝王在培养神圣和理想化的岛屿观念的同时，也将持不同政见的人或名誉受损的官员流放到岛屿上（Luo and Grydehøj 2017）。我们或许应该对这些岛屿和沿海监狱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在前现代时期，在交通运输和监控技术提高之前，它们都不符合将囚犯囚禁在受监视空间的情况。中世纪的岛上监狱不是罗本岛或恶魔岛⁽²⁾，它们是流放之地，陆上的政权期盼着在这些地方，它们的不良分子会在相连的网络之外自生自灭，或者至少留在国家统治权的边界之外。

如果惩戒性监狱的建立证明了国家统治权的边缘和界限，那么另一种在某种程度上相反的现象——在水域边缘建立独立或半独立的政体，则暗示着政治上的海岸和岛屿。历史学家塔拉比（al-Thaʿlabi）在描述10世纪波斯湾两岸政体的君主时，将里德万·b.贾法尔·朱兰达（Ridwan b. Jafar Al Julanda）称为“水域领主”和“胡祖堡（Fort of Huzu）领主”，胡祖堡是一座要塞，也起到海上观察塔的作用（Williamson 1973：25）。处在水域边缘的各类政体，包括亚丁的祖莱伊德王朝，当然还包括意大利的海上共和国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在西班牙，倭马亚王朝之后的政体，如德尼亚的泰法（taifa of Denia）小国，也将自己与内陆的敌、友邻国区分开来。东南亚的港口城邦和南亚的海岸线地带附属国也属于这类海上地区性国家。从克里特岛、西西里岛、达拉克斯岛、奔巴岛、桑给巴尔岛、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不同类型的岛屿和群岛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中世纪政体，表明了岛屿内部、岛屿与岛屿之间、与大陆海岸之间的政治经济互联互通以及统治权现实。实际的统治权的现实出现了，不是格劳秀斯和塞尔登在近代早期提出的关于自由或受控制的海洋空间的法律思考中尊奉的那种，而是通过有效控制资源和特定的陆—海领域流通而实现的那种，我们可使用试图描述特定的岛屿和海洋文化空间范围的地理术语，称之为“海上领土”（merritoires）（Fleury 2013；Needham 2009）。

经济边缘：丰富的海上资源、互补经济和贸易的十字路口

如韦恩—琼斯和哈兰德在本卷《实践》一章中所述，海产品是沿海地区经济与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其包括从维持沿海地区人民生活及其活动的日常饮食和主食，到将他们与贸易网络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美味佳肴和其他海洋特产。通过伊本·穆贾维尔和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等旅行作家，我们看到了对印度洋沿岸地区不那么虚构的描述，看到了真正的岛屿和海洋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实践，他们让我们对这些人群如何与他们海上王国的丰富资源在文化上相连有了更好的理解。旅行者及其他作家是从大都市、从主要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的视角去接近海岸，他们都坚持海产品的主导地位，对于他们和其读者，海产品充满了异国风情。然而，这些记录中的参考文献，以及韦恩—琼斯和哈兰德所查阅的考古记录都表明，沿海地区的大多数人都以各种方式追求典型的混合饮食，各有不同地结合了鱼类、软体动物、水鸟与陆地哺乳动物和其他动植物。在中世纪的其他背景下，甚至迁徙至外大洋洲岛屿的无畏水手和到达北美海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定居在海岸附近从事农耕活动。这些活动也属于混合经济的一部分，这种经济是海岸的特征，也是各海上领土海产品与陆产品紧密结合的例证。

以海陆互补性维持生活与商业经济常常使沿海人民的生活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男女不同的劳动分工。11世纪穆斯林博学家阿布·拉伊汗·比鲁尼（Abu’l-Rayhan al-Biruni）指出（1936—1937），在波斯湾，采珍珠的最佳时间是春末夏初，而按照16世纪弗朗西斯·泽维尔（Francis Xavier）的说法，在马纳尔湾，采珍珠的好年份与岸边产量很少而无法采集的其他年份是交替出现的（Schurhammer 1977：2：312）。正如后来民族志上记载的时间，从事这些工作的劳动力肯定是把一年其余的时间，或者没有收益的年份，都花在其他海洋活动上，或者花在照料陆上的羊群和枣树上。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鱼类沿着海岸的季节性迁徙，在陆地上举办的出售大量渔获物的集市上反映出来。事实上，“集市”（fair）一词在词源上来源于“迁徙”（voyage）一词（Kowaleski 2010：118—122），它显然也表示了季节性。

中世纪沿海地区的居民，尤其是岛上居民，除了维生、饮食和烹饪之外，还为远方的市场获取各种产品。正如布罗代尔所言，这些商品对于岛民意味着“应得的名声”（1972：1：157）。在岛屿本身范围之外流通的岛屿商品，包括主要或仅在生态独特的岛屿微环境中产生的特殊自然资源——想想希俄斯岛的乳香（Bakirtzis and Moniaros 2019）、索科特拉岛的芦荟和“龙血”（Biedermann 2006：48—49），或者中世纪的例子“香料群岛”的肉豆蔻、肉豆蔻皮和丁香——或者被它们与世隔绝的标签所强化的更普通的商品，如葡萄酒、奶酪、金属和陶器等。在帝国主义时代和近代早期原始殖民主义时代之前，岛屿产品“出名得让人稀奇，远远超出它们的内在价值”的矛盾性（Horden and Purcell 2000：227）看来多半是给岛屿居民带来了益处，且证明了他们对区域和跨区域网络的参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众所周知的由外来者开发的密集的岛上单一栽培——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糖岛便是其例子。布罗代尔指出，对于得到它们的岛屿社会，这种情况被证明是有害无益的（1972：155—157）。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根本上区分并联合岛屿与大陆沿海经济的，是它们主要通过海上网络的连接和海产品的获得。除韦恩—琼斯和哈兰德论及的鱼的美味，以及兰伯恩在本卷引言中探讨的仙卡（见图0.5）之外，在中世纪时期，海洋的丰富资源会被转化为特产，包括珍珠、珍珠母贝和其他珍珠贝壳、玛瑙贝、玳瑁壳、珊瑚、龙涎香、紫贝壳和香味贝壳等。珍珠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这证实了比鲁尼关于珍珠具普遍吸引力的著名说法（al-Biruni 1936—1937）。珍珠和采集珍珠对更广范围的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性，在拉苏里王朝在亚丁港的其统治范围内唯一一座沿海铸币厂铸造的硬币的图案中有微妙的暗示（图5.3）。虽然鱼作为黄道星座双鱼座或处女座的一部分偶尔会出现在伊斯兰货币中，但此处两条鱼围绕着一颗珍珠的图案明确指出了这座港口的海上重心和财富来源。珍珠和珍珠母贝以及其他类似珍珠表面的贝壳确实是最终广泛地流向非沿海领域的沿海劳动者的产物，它们将大海的质地和形象从海岸转移到内陆，落在城市的墓碑、家具和服装上。

但是，沿海居民自己如何对待他们所获得的珍品呢？ 13世纪也门渔夫的故事中呈现了一丝线索。渔夫在海上偶然发现了一大块龙涎香，捡起这块漂浮物，却不知道它的价值。他后来回到岸上，因为没有柴火，就把它拿来烧火取暖，由此他得到一个可笑的绰号“在炉里烧龙涎香的人”（Ibn al-Mujawir 2008：145—146）。显然，龙涎香往往都是由渔夫和海滩拾荒者获得的。这个民间传说也传达了海岸边的生活与沿海产品被消费之处的生活的差异。在中安第斯的奇穆（Chimu）王国（约公元900—1470年），色彩耀眼的海菊蛤贝壳属于奢侈品，与它在接触外来文化之前的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许多文化中的地位一样，而且它也表明了海岸沿线之间以及海岸与内陆地点之间的长距离贸易网络（Pillsbury 1996；Velázquez Castro 2017）。潜水采海菊蛤者工作的场景（图5.4）有趣但晦涩地表明了沿海采集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距离（Pillsbury，Potts，and Richter 2017：93，171，200）。但相反地，也有沿海精英把贝壳等海洋奢侈品以和在内陆大都市等同的价值来使用。公认的是，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从孟加拉湾到大西洋以及在它们之间的许多地方，尤其是西非内陆和中国云南，玛瑙贝都是作为货币被使用的（Hogendorn and Johnson 1986）。在马尔代夫采集的玛瑙贝出现在群岛的许多考古遗址中（Haour，Christie，and Jaufar 2016），也出现在西拉菲的文字中，他在10世纪就写到，它们在当地被用作货币，甚至在早期主权财产的例子中，它还被岛上的女王储存起来（Akhbār al-sin wa-l-hind 2014：24—25）。从玛瑙贝和仙卡等物品的流通和它们的象征意义，可以推断海岸、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连接的机制。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某些海岸居民把自己变成枢纽，专门起到连通的作用。此外，沿海地区的物质文化和宗教实践也表明，海上文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融入了海岸和岛屿文化。接下来的两节将探讨沿海文化的这两个方面。

在边缘相遇：流动人员、投机分子和沿海中介人

在美文作家哈利里（al-Hariri）的阿拉伯韵文名作《玛卡梅》（Maqāmāt，故事集）的第39“节”（章）中，主人公萨鲁伊（Saruj）的阿布·扎伊德（Abu Zayd）一边说话一边登上了停泊在巴士拉（Basra）并准备启航的一艘船。13世纪上半叶的两位插图画家也许是被登船那一刻的活力和寓意以及人物所连接起来的海岸、海洋和船并存的生动情景所吸引，他们选择为这部被大量复制的作品描绘这一场景（图5.5）。文字接着描述了这个骗子向上船的人承诺要给予他们旅行者的特别祝福，还描述了接着发生在远海的不幸遭遇，以及后来在无名岛的海岸上所有人的获救。正是因此，图像形象化地突出了海岸的性质，它是陆地和海洋交汇之处，而文字和图像共同将海滩设想为——借用约翰·麦克一篇关于海滩的重要文章的说法——“漂流者、神灵、疯子”和更笼统的“边缘人物”的领域（2011：166—172）。阿布·扎伊德这个角色是典型的边缘人物，是“ibn al-sabīl”（路之子）（al-Hariri 1898：2，95），如他自己在文中认同的那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汉，一个骗子，他的改变和穿越边界的神力在这个故事和《玛卡梅》中讲述的其他冒险故事中逐渐得到呈现。

于是，通过文字和图片，阿布·扎伊德让我们意识到，海滩是逃生路线，是流动人员和外来者常居住的过渡地带。在这样的空间里，虽然潜藏着流亡和疏远带来的风险，但也充满着重生和重新开始的机会。在海岸上出现的一类人面临着危险和痛苦的转移，他们就是奴隶。哈桑·卡里利耶（Hasan Khalilieh）通过研究法律和文献资料，描述了船上奴隶法律地位的动态（Khalilieh 2010），更广泛而言，中世纪奴隶制的地理分布表明了中世纪被奴役者在海岸间穿越是常见的经历。这些转移留下的物质痕迹不像后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奴隶贩子沿岸建造的基础设施那样突出，而且总体上，那段时期有关奴隶的考古遗迹很少（Insoll 2003：54），但在一处中世纪的遗迹中，大达拉克（Dahlak Kebir）岛上的大量蓄水池，与文献资料关联起来，证明了奴隶是从非洲之角经由海岛转移到也门、埃及、印度洋以外以及地中海（Insoll 2003：54—56）的。值得注意的是，艰险的穿越，甚至与奴隶制结构相关的穿越，并不会无法改变地走向一种单一的命运，那些在转移中找到机会的人的故事在历史记录中清晰显现，在海岸上和海岸之间不断发生。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就发生在红海南部同样的海岸和岛屿上：11世纪晚期，统治也门蒂哈马（Tihama）沿海低地的阿比西尼亚（Abyssinain）奴隶王朝的君主三兄弟被高地的敌人赶出了他们的领土。他们穿越大海逃到达拉克岛，在岛上与当地君主结盟，重整军队并筹划从岛上反攻。在被第二次赶走之后，三兄弟之一的杰亚什·本·纳贾（Jayyash bin Najjah）逃往也门亚丁港，横穿阿拉伯海到达印度西部海岸，最终带着一位印度女奴小妾返回，她很快成为纳贾王朝下一任统治者的母后（al-Umara 1892：81—93）。这个故事发生在海上贸易日渐增多的十字路口，正如12世纪也门的年代史编者所讲述的那样，它是在中世纪印度洋世界中穿越和机遇的故事，同时也反映出中世纪奴隶制的流动和多样化的结构。

机会也存在于更平常的穿越，特别是阿布·扎伊德航海故事里顺便提及的跨地区贸易中，在其他各种中世纪文献中也有充分的证据。跨文化贸易，即跨地理、政治、种族、语言和宗教分歧的贸易，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并需要中介人（Curtin 1984）。格雷格·德宁（Greg Dening）（2004）隐喻性地使用“海滩”来谈论空间甚至商谈代理人，这与中世纪不同民族之间跨区域、跨海洋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非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的海岸上和海岸之间据记载有许多商谈模式。无声交易，即在对这一现象的经典记载中的海岸线相遇——希罗多德讲述的公元前那一个千年中期海上航行的迦太基人和他们在非洲大西洋海岸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往来——同样也有中世纪的例子。阿布·扎伊德·西拉菲记叙了一次与尼科巴群岛（the Nicobar Islands）的岛民进行的交易，他们用铁和衣物交换龙涎香、椰子等物品，整个商谈都是通过手势进行的（Akhbār al-sin wa-l-hind 2014：5—6，9）。从表面看，无声交易似乎只需要最低限度的接触，因此，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它都表达了最大限度的文化距离。同时，在一些记录较详细的例子中，这种做法也表明，互惠、公平交易以及根本的相互依赖是共同的观念（Bonner 2011；Sacks 2014：65—85）。

另一种不同的、更为普遍的交易模式基于经纪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在沿海边缘、港口城市等地方的不同参与者之间周旋。在中世纪跨地区贸易的研究中，这类人受到了许多关注。他们扎根在穿越的路口，推动着贸易，扮演着“跨文化经纪人”的角色，这是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1984）在其经典的跨文化贸易著作中所提出的概念。这些促进者为他人进行翻译、周旋和商谈，他们的种种头衔在欧亚非各地的不同文学和文献资料中都得到证实，其中最突出的，是从地中海延伸到东南亚贸易界的阿拉伯语言领域的“wakil al-tujjar”（商人代表）、“amir，kabir/rais/malik al-tujjar”（商人王/商人领袖）和“shahbandar”（港口领主）（Goitein 1967—1993；Goldberg 2012；Margariti 2007；Prange 2018）。这些头衔呈现了沿海社会的资本以及制度安排，它们可能在正式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在主要来自海外的个体商人与接纳他们的海岸群体或政府之间，它们都发挥着接口的功能。

在中世纪，在世界逐步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接口总体上变得更加密集，它所生成的制度在现代世界的开端也有着相似之物。米朗（Miran）在提到19世纪的马萨瓦（Massawa）港时写道，“经纪人制度和商业赞助在以商业为导向的城邦等环境中”尤为普遍，“在这些地方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规范的官僚政府的情况下，经纪人起到了促进国际商业关系的作用”（Miran 2009：114）。米朗注意到在西印度洋各地的商业文化中这些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得出结论，认为在连续的殖民政权下，“一个自信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型行政管理政府的出现”（114）改变并削弱了早先起作用的本地经纪人的角色。中世纪港口城市中中介人的存在使得这些港口城市不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成为海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是相遇和商谈的枢纽。

沿海文化景观：物质文化和习俗

海岸和岛屿撑起了“海洋文化景观”，这个词由挪威考古学家克里斯特·威斯特达尔（Christer Westerdahl）提出，用来表达“陆地和水下海洋文化遗迹的统一”（1992：5）。尽管海洋文化景观的性质和独特性仍有争议，但对海洋景色的强调已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在岛上民族和沿海民族的文化中，海洋并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但是，由于岛上民族和沿海民族显示出“对世界的理解，不仅仅是通过与陆地的关系，而是同样地甚至更多地通过与海洋的关系”（Rainbird 2007：49），因此在他们的历史中，海洋文化景观是显而易见的生成力和汇集点。毗邻大海、容易接近大海、对海上运输和货物在海上流通的依赖，以及与海洋食物资源密切相关的生存模式，都让他们的物质基础有别于其他（Crumlin-Pedersen 2010）。从海岸和岛屿的优势角度出发，海洋文化景观的表达在建筑和建筑环境上、在不同物体和表达的海洋画面上、在宗教和葬礼习俗中都各不相同，但也呈现了一些共性，因此包含了物质性、视觉性和精神性。

从物质性开始，沿海岸拾取、提取或清理而得的建筑材料将中世纪几处沿海地区的建筑景观区分了出来。在热带、亚热带海洋沿岸，如对红海、东非海岸和马尔代夫遗址的考古调查所表明的那样，住房、海堤、城墙、纪念碑都是用水下凿取的新鲜珊瑚或在海岸地带变成化石的珊瑚建造的（Horton 1996；Insoll 2003）。伊本·穆贾维尔对沿岸地区的世俗物质文化有罕见的文字描述，他反复提到珊瑚块的使用（Ibn al-Mujawir 2008：235）显然是因为在他眼中这是红海文化的特色，从而为今天的建筑史学家使用“红海风格”（Red Sea Style）一词提供了铺垫（Um 2013）。另一个海洋建筑材料的例子是红树林的木材，红树林是一种真正的两栖树，生长在热带海洋河口并保护着浅滩。红树林的木材不仅被用于陆地的建筑物——从拉姆群岛的尚加到阿拉伯湾的西拉夫，西印度洋中世纪时期的建筑中都有红树林的木桩——它还与其他长距离运输而来的木材一起被用于造船，因此，不管是在字面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它们都将遥远的海岸彼此相连。

最终被沿海居民用掉，并可能在建筑环境中得到再利用的沉船木料，形成了独特的物质文化的一个专门类别。沉船在物质上的再利用让人们联想起陆地和海洋的边界，以及穿越边界的移动中与众不同的“循环性”，而常围绕着这样的再利用出现的话语——在讲述建造大厦的故事形式中可见——显露出这种联想可能对沿海地区的人们意味着什么。生活在海岸的人们依靠被冲上岸的海难船漂流货物建立起完整的生活，这一点在全球各个时期都有据可查，但漂流货物的各种用途以及它在任何情况下产生的关联，都反映了当时沿海人民的实际利益和精神关注的范围。中世纪的再利用的例子在许多资料中均可见。例如，开罗藏经库文献资料库中的一份12世纪的法律证词记录顺带提到了人们对也门南岸沉船木料的广泛兴趣和对它的收集（Margariti 2015）。在记录的这桩案件中，属于这艘处女航大船的沉船木料到底是在还是不在，成为确定乘客命运和判定他们幸存财产状况的必要证据。但是，在证实“崭新的木料”已被冲上也门海岸某些地方的字里行间，我们了解到了沿海居民收集木材的习惯做法和他们网络的范围。

在水域边缘收集的木材，可以作为各种陆上或沿海建筑的结构件而被再利用，如用在陵墓盖、房屋、船台和水下栅栏上，也可以回收再用于造船。有形状的旧木材在造船中的再利用，不仅在干旱和木材匮乏的地区，而且在靠近造船木材丰富的森林的地区，如波罗的海和北海等，都得到了证实。造船木在陆地建筑中的再利用，在红海老库塞尔遗址12世纪至15世纪的陵墓盖（Blue 2006：279—281），以及阿曼阿尔巴里（Al-Balid）遗址的“搁板、门楣和顶梁”（Belfioretti and Vosmer 2010）上都得到了证实。在维京时代的丹麦，木材被再次利用于造船和航道栅栏（Crumlin-Pedersen 2010；Hinkkanen and Kirby 2013：92）。不过，最令人惊叹的回收利用出现在那些讲述建造圣祠和宗教场所的故事中，其中用到了被冲到岛上和其他海岸上的沉船残骸和它大量的漂浮货物。在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的一生中有个著名的事件，在他的先知使命开始之前，他用从一艘在港口城市吉达海岸失事的拜占庭船上捡来的木材重新修建了克尔白的屋顶（Ibn Ishaq 1955：84）。这个故事在写于8世纪、修订于9世纪的最早的穆罕默德传记中有记载，在写于11世纪的麦加城初期历史中也有记载（Peters 1994：48—49），它由此强有力地证明了海洋与沙漠环境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沙漠环境曾被认为是对海洋怀有敌意的，这即使完全不对但也是众所周知的。据一个可能起源于中世纪的传统故事，印度的福音传道者圣托马斯（St. Thomas）把一块巨大的浮木从海上拖到陆地上，用它在印度次大陆上建造了第一座基督教圣祠（Schurhammer 1977：2：582）。在20世纪60年代对马尔代夫马累（Male）的星期五清真寺（Hukuru Miskit）开展的调查工作中，发现了早期清真寺1337年的碑文，它雕刻在3米长的柚木板上，木板的形状、所钻的洞和其他的切割，清楚地表明它起初是用在缝板船的船体上的（Kalus and Guillot 2005：27—36，figs. 3 and 4）。此外，东方基督徒的圣徒传记中保留有棺材的故事，它们将圣人的身体从伊比利亚一路带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海岸。巴塞罗那的圣徒尤拉利亚（Eulalia）、瓦勒留（Valerius）和文森特（Vincent）在入侵的阿拉伯人手中殉难，他们的遗骸随后在地中海上漂流，被当地的教徒得到，他们将这些不可思议的漂流而来的遗骸放在后来修建的圣祠的中央（Kalligas 2010：13）。

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对海上景色的关注，海岸上出现了明显面向大海的圣祠和陵墓。不管是在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字还是在物质记录中登记的大量“岛上教堂和紧靠海岸的群岛教堂”，它们在确定位置时，从海上可见的视线和遮挡物都是很重要的（Westerdahl 2012）。由于受严格管理的地方的正统观念可能得不到应用，但也可能因为受保护的沿海水域的强大吸引力，海岸上的圣祠，尤其是岛上的圣祠，有时就会成为不同教派信徒共同拜神的地方。中世纪地中海各处的小岛和海岸上可见的圣玛利亚礼拜堂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是拉丁和希腊的基督徒在途中做礼拜的地方，不过用的是陆地上根深蒂固的方式。这样的例子还包括兰佩杜萨（Lampedusa）岛，一直到16世纪，岛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是在唯一的圣祠中敬拜他们各自的保护神（Remensnyder 2018）。在印度洋的中部和东部海岸，免于海上危险的保护神观世音菩萨的神庙，以及许多相关的图像，都记录着佛教网络向东扩张的足迹（Bopearachchi 2014；Ray 2003：258—268）。陵墓和墓地遗址是威斯特达尔所称的海洋仪式景观的额外元素，它们同样反映了在沿海地区扎根的群体和那些穿越沿海地区的群体所关注的内容（Westerdahl 2012）。

因此，当局外人在消极或积极地创造岛屿拟像的文学和概念主题——监狱之岛、流放之岛、神圣之岛、福佑之岛——时，中世纪真正的岛上民族、沿海民族和海上民族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景观，对供养他们的海上自然界和海上网络作出了回应。考虑这些回应，甚至有可能准确解释岛屿理论家在其他地方发现的陆地想象与海洋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Baldacchino 2008；Luo and Grydehøj 2017）。

最后，中世纪岛屿和海岸的历史，可以在“海洋的他异性”问题上给我们以指导。卡米尔·帕兰（Camille Parrain）（2012）用地理学和跨学科的方法研究远海，将海洋描述为“困难领域”，它的他异性是由它的广袤、多变和复杂带来的，而且我们得知，海洋领域与沿海领域是不同的。相反，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则强调某些传统作者对海洋的敌意，他们没有对沿海、海岛和远海水域进行严格的区分。然而，除开不着边际的对海岸的他者化和对岛屿的孤岛化，中世纪时期与海洋元素的接触逐渐变得更加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说，能够追踪到与海洋日益亲密的关系。如克里斯蒂安·弗勒里（Christian Fleury）所说，在当今海上交流增强的情况下，先进海上技术的发展和海洋地理知识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与海洋元素更亲近的关系（2013：1—2）。事实上，21世纪遥控灯塔、20世纪超级油轮和19世纪蒸汽船的运用，都证明了恰恰相反的情况，证明了人类与水的多维性之间保持的距离。正如我们所见，中世纪的人们与海洋的关系甚至更为亲密，且形式多种多样，他们更密集地居住在陆地、海岸和岛屿上最朝海洋延伸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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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了解现代初期沿海社会的“两面”性，可参考乔纳森·米朗（Jonathan Miran）对红海港口枢纽马萨瓦（Massawa）的研究（2009）。

(2)罗本岛（Robben Island）是南非西开普省桌湾中的岛屿，为南非一监狱所在地，曾监禁包括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内的政治犯。恶魔岛（Alcatraz），或译为阿尔卡特拉兹岛，位于美国旧金山，曾是联邦监狱所在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