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表现

世界海洋的绘画、地图绘制和重塑

艾曼纽埃尔·瓦格农

序言

在中世纪，海洋是如何得到表现的呢？对各个海洋的认识和感知的一方面，与它们的视觉表现的另一方面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将自然现象通过艺术媒介转化为视觉表现的重重困难。海洋不仅仅是一种景观。在海洋绘画中，艺术家们不仅要考虑物理感知，还要考虑大量的关于海洋空间的知识、想象和实践。而海洋绘图随着在不同人类社会中的发展，显著出现在许多类型的可能存在的视觉表现中，也出现在科学——概念性与经验性的——即航海者的经验的交汇点上。想象与真实生活用途之间的对话、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看来应该会加固所有关于人类与海洋空间互动的研究。

在海洋文化史中尤为重要的是表现与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对海洋的表现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海洋空间的控制。中世纪地中海史学家米歇尔·巴拉德在多卷本史书《历史中的海洋》的序言中，强调了与海洋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海洋令人神往而又使人害怕的力量都威胁着商业港口的运行和朝圣者源源不断的往返（Buchet and Balard 2017）。因此，在地中海文化中，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对海洋的认知在恐惧——一种根本而古老的害怕——和通过航海技术与绘图逐渐占据海洋空间而产生的熟悉感之间摇摆不定。

如果占据海洋的程度随时间的变化而不同，那么它也取决于海洋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因为海洋这个词很宽泛，它指的是封闭的海和咸水水域，也指的是包围陆地的大洋。例如，表现地球组成部分的大洋，与描绘作为人类活动场所的熟悉的“海”相比，所应用的视觉手法是不同的。通常而言，对海洋的表现，在陆地社会中并不像在以渔业和航海为重心的沿海社会中那样普遍，也没有同样的文化重要性。不过，对海洋表现的存在或缺乏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尽管拜占庭帝国和维京人都以海上生活为主且与海洋关系密切，但他们都没有留下多少与海洋相关的图像线索。总之，每一种文明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和技术来描绘海水的形态和运动，同时，他们对概念和图像的跨区域流通也抱着开放的态度。

海洋表现的文化史是以广泛的资料为基础的。首要的资料就是大量的中世纪图像证据，它们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媒介中，包括绘画、雕塑、彩色玻璃，以及贵族和城市的印章和盾徽。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和现代不同，海洋从不是绘画或雕塑的题材。贺拉斯·贝内特（Horace Vernet）和J. M. W.特纳（J. M. W. Turner）的海洋风景，甚至葛饰北斋（Hokusai）的抽象波浪，在中世纪都找不到相同的作品。在中世纪的艺术中，大海被表现为一个事件的自然背景，比如在历史情节或《圣经》情节中，同时它在这些情节中也可能带有象征意义。在有关气候和自然的科学作品中，海和洋也得到描绘。总之，海洋，更确切地说，沿海和海岸，在绘图中是十分重要的。

地图应该被看作图像资料，在文化上对它们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特定的背景和习俗，同时也包括各种不同的技术——如指南针，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些能使人们通过航海、探险或征服来了解海洋空间和它们内部的物理作用。对世界的海和洋的范围和形状的表现，因此也同时反映了关于该空间普遍的地理知识和现实经验。绘制地图的规则从来都不是明确的，也缺乏统一性，应该把它们与更广泛的认知和实践的历史联系起来，并与文字和考古证据一起进行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图史总体上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复兴，不过，与国家地图或大陆地图研究相比，海洋地图的研究仍然是处于边缘的，即使侧重于海洋边界的海洋地图也是如此（Chekin 2006；Ducène 2018；Harley and Woodward 1987，1992；Relaño 2002）。即使在今天，事实上也很少有专门研究某一特定的海或洋的地图史专著，现有的通常都相对较早，如卡默勒（Kammerer）关于红海（1929—1935）或巴格罗（Bagrow）关于里海（1956）的著作。不过，近年来印度洋成为专门研究的主题（Vagnon and Vallet 2017b）。然而，即使这样的历史研究已经开始，但它也常是从本质上属于欧洲人的观点出发的。直到最近，绘图史都还常将它的资料看作探险时代发展的客观文献——特别是表现大西洋方面的——却常常忽略了这些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创作者的意图。

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今天定义和命名的“海”和“洋”并非一直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关于这些空间的经验知识在变化，它们的命名也会改变。近年来最初以地中海为重点的研究，强调了海洋空间认同中的文化成分（Lewis 1999）。因此，与海洋作为受人类社会影响的生态系统的历史相联系的整体（whole）史学趋势，更新了布罗代尔地中海“总体”（total）历史的方法，尽管它重新强调了海洋作为连接的空间的重要性（Horden and Purcell 2000）。海洋史作为所谓“海洋学”（thalassology or thalassography）的复兴，现已扩展到地球上的其他海洋，因此属于全球史的范畴，因为它既远离了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同时也不是以领土为基础，而是以被共同水域隔开的领土之间的在定义上的“关系”为基础。因此，地中海研究为全球其他海洋空间的研究，特别是印度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例子或反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经济史和人类学领域，对印度洋的研究都是重大的史学研究复兴的主题（Alpers 2013；Beaujard 2012；Chaudhuri 1985；Pearson 2003；Ptak 2007b）。海洋制图史（the history of maritime cartography）也处于这种趋势当中，这已被近年来的一些出版物所证明（Couto and Taleghani 2006；Hofmann，Richard and Vagnon，2012；Vagnon and Vallet 2017b），而海洋史学术会议通常至少包括一个专门讨论地图的小组。

因此，本章主要涉及三方面：地中海视觉艺术中的海洋图像、绘制欧洲和伊斯兰世界海洋地图的模式，最后是对于东亚海洋的其他观点，以及它们与西方文化可能的互动方面的问题。

第一部分　海洋绘画，从情感到想象

对中世纪时期海洋的历史认知和表现的研究常强调海上空间带给旅行者和朝圣者的恐惧和吸引力。朝圣者为了在圣地获得救赎，不得不面对穿越大海的危险。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蒂亚娜·德鲁兹（Christiane Deluz）（1996）提醒我们的那样，“离开就等于去死”。海洋是一个充满强烈精神体验的地方，也是多种宗教和道德隐喻的对象。9世纪的爱尔兰神学家约翰·斯克特·埃里金纳（John Scotus Eriugena）甚至戏剧性地将艰苦的脑力劳动比作横渡海洋：

那么，让我们扬起风帆，驶向大海吧。因为，我们在这些水域中不缺经验，不惧海浪的威胁，不惧绕行的危险，也不惧沙洲和礁石，我们的航程就应加快：事实上，她发现，在神的海洋的隐秘海峡中施展她的技能，比在平静宽敞的水域中慵懒地沐浴更加惬意，因为在那里她无法展示她的力量。

（Periphyseon 4.744.AB；Erivgenae 1995）

在文字资料中，海上主题因此经常与两种情感联系在一起：恐惧，以及直面风雨、克服困难的勇气（Villain-Gandossi 2004a，2004b）。

尽管这个主题非常流行，但对海洋认知和表现的历史研究更多地依赖于文学资料而不是视觉资料。视觉资料常简单地在章节中被用作插图，而不是作为研究对象本身。一些展览，如“恐怖而迷人的海洋”（La mer，terreur et fascination）（Corbin and Richard 2004）、“绘制我们的世界：澳大利亚的未知领域”（Mapping Our World：Terra Incognita to Australia）（2013）、阿拉伯世界研究所和阿拉伯文化与科学研究所的“海洋探险者”（Aventuriers des mers）（2016），以及“从亚洲看世界”（Le Monde vu d’Asie）（Singaravélou and Argounès 2018）等，在强调和扩展对这种图像学的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世界各地的大图书馆，包括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纽约的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Pierpont Mergan Library）等，现在都提供对它们藏品的免费数字访问，藏品中包括大量的中世纪手稿，在其中可以查找对海洋的表现。不过，许多表现海洋的图案和形式依然有待综合历史研究和艺术史研究。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在地中海流域的三种文化——西欧、拜占庭帝国、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虽然对海洋的表现也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和整个地区的某些犹太手稿中，但图像制作所占比例最大的是西欧。与海洋有关的经文主题当然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共有的。西欧对海洋的表现利用了共同的古代遗产和《圣经》遗产，再加上水手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本身作为插图或附有插图的中世纪地图在广义上也对这一海洋图像体系作出了贡献。

作为自然因素的海洋：海洋的颜色和名称

最早的一类对海洋的表现，出现在关于自然和开创天地的著作中。《创世记》是中世纪图像取之不尽的源泉。它提供了机会来注解和图解陆地与水域之间的关系，以及大洪水之后诺亚的儿子们对土地的划分。无数的绘画、壁画和插图，表现了上帝将水与陆地分开、创造海洋并让海洋生物在其中繁衍生息的最初姿态。12世纪为克鲁尼修道院（Cluny Abbey）编写的《苏维尼圣经》（Souvigny Bible）便是其中的一例。12世纪晚期出现在法国，后来传至欧洲其他国家、被称为“道德《圣经》”（bibles moralisées）的插图《圣经》，也有表现这一情景的大量例子。上帝是建筑师、自然的主宰，使海洋生物在海中繁衍生息的这一主题，也同样出现在皮埃尔·勒·曼格尔（Pierre le Mangeur）（彼得鲁斯·科梅斯托［Petrus Comestor］）和居亚特·德穆兰（Guyart des Moulins）自12世纪开始制作的大量的被称为《〈圣经〉史》（bibles historiales）的插图法语《圣经》手稿中。相反地，诺亚方舟的故事则为欧洲的插图画家们提供表现汹涌的大海和在方舟中避难的动物的机会。

中世纪的自然哲学作品常包含地球整个球体，或仅仅有人居住区域（即人居领地［Ecumene］）的图解地图。由于当时的自然哲学建立在对古代科学文献的阐述上，因此海和洋都被认为是水的形式，与土、气、火一起是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之一。世界被两片大洋环绕的模式最早在古代由马鲁斯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Malos）提出，后来约在480年，马克罗比乌斯·安普罗修斯·狄奥多西（Macrobius Ambrosius Theodosius）和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均进行了阐述。这种模式便是最早出现在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后来自12世纪始遍及整个西欧的一种图释的出处。按照这些古代的原理，人类的居住区，在东西两侧以一片环形的、将两极相连的子午线大洋为界，而一片穿过“热带”的以高温为特征的赤道大洋划定了它南面的界线。人们认为，正是这两股洋流的交汇，才导致了潮汐的涨落。内陆海被认为是这些环形大洋形成的海湾，因此大陆地块像岛屿一样漂浮在海洋中间，海洋被描绘成蓝色。

在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对陆地的描绘中，环绕四周的海洋就像许多的海湾一样，伸入陆地深处，从山上流下的河水注入它们。然而，尽管所有的海洋都由同一片原始大洋分裂而成，它们却被认为具有不同的特性。“从寒冷的波罗的海到神秘的红海，从令人不安的死海到饱受争议的地中海”（Questes Group 2018：8），每一片海洋都有自己的形象特点和独特的性格。更普遍地说，海和洋是过渡的空间，是民族之间的边界地带，但同时也是发现新大陆和新世界时需要穿越的海上空间。

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插图中，因画家和所描绘海洋的不同，表现海洋，或更笼统地说，表现水域的技巧也各不相同。通过起伏、旋转和螺旋让人联想到运动，波峰代表着波浪的运动。尽管最后那个例子不同，但自古以来最受青睐的颜色一直都是绿色，如图7.1中13世纪英文《诗篇》中的世界地图，甚至更早的8世纪阿尔比（Albi）世界地图所示。深蓝色是一种昂贵的颜料，它仅出现在少量豪华版地图中，如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图7.6，更详细的见第三章图3.3），或1459年的弗拉·毛罗（Fra Mauro）世界地图（图7.7）。红色留给了所谓的热带海洋，或厄立特里亚海（Erythrean Sea），即我们现在所称的印度洋。在与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和穿越红海的故事相关的插图中，红色也是红海（古代称阿拉伯湾［sinus arabicus］）的颜色。这段《圣经》与诺亚方舟那一段一样，均是一神教三大教派图像的一部分。红海的名称译自希伯来语“芦苇之海”（The Sea of Reeds），它在早期希腊语和拉丁语版本的《圣经》中被翻译为红海，指的是希腊厄立特里亚海。在诸多的西方地图上，红海的颜色由蓝色或绿色让位给了红色，例如在以上已经提到的英文《诗篇》中（图7.1）。在《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中，这片海被填成红色，同时就像当时许多朝圣报告那样，有一段说明文字解释道：

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时从这里经过。这座海叫作红海，埃及的十二个部落都穿越过这座海。要知道水不是红色，但海底是红色。大部分从印度运到亚历山大港的香料都要经过这片海域。

阿拉伯文化中也有根据颜色来指定不同海域的习俗：由大西洋和印度洋组成的环洋（al-bahr al-muhīt）也被称为“绿海”（al-bahr al-akhdar），或，为强调它的可怕，也被称为“黑海”或“暗海”（al-bahr al-Zulumat）；相反，古代的蓬托斯—尤辛努斯海（Pontus Euxinus），中世纪时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大海”（Mare Maggiore），到15世纪才被称为黑海，它可能是源于奥斯曼帝国黑色代表北方的习俗。

信徒之海

我们已经看到《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是如何激发人们对海洋本质的思考，同时为表现海洋提供机会的。事实上，许多宗教图像都以某种方式包含了海洋主题。它们既是一个特定故事的自然背景，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水是基督教象征意义的中心，它在圣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总是带有矛盾的含义：大海既代表着恐惧、邪恶和死亡，也代表着救赎、净化和复活。海洋被认为是一个充满强烈情感的地方，《圣经》中洪水、约拿（Jonah）和鲸鱼的故事，反映了人类对风暴的恐惧，对被大海吞没和淹死的恐惧，如图7.2中13世纪早期法文《诗篇》中的场景所示。

三个亚伯拉罕教中都有约拿和出埃及的故事。于基督徒而言，约拿和他在鲸鱼肚子里度过了三天之后被吐出来的故事，预示着基督在坟墓里待了三天之后的复活（Mt. 12：40）（Traineau-Durozoy 2017：115—116）。这个故事中的海水也让人想起洗礼用水，对基督徒而言，它标志着他们在信仰中得到净化和重生。对约拿的表现在罗马式的艺术中极其常见，并出现在各种物体上，如插图手稿、图纸、马赛克、彩色玻璃、珐琅，以及教堂的雕刻柱顶等。一条大鱼的图像，常常周围仅绘有少许的波浪，象征性地代表整个大海和其中的危险。爱尔兰圣徒布伦丹的故事中，同样也包括略有变化的约拿的故事。故事中也出现了一条大鱼和象征性的航海行为，海上航行对于布伦丹是一种精神体验。顺便说一句，圣徒布伦丹的航行，是基督教图像中出现大西洋，或至少出现了西部和北部海洋的罕见例子之一。相反，在伊斯兰教中，约拿则被推崇为面对逆境时具备耐心和坚定信念的典范，这或许就是图7.3伊朗伊卡哈尼德（Il-Khanid）王朝时期所描绘的场景中约拿面无表情的原因。约拿在一条鲤鱼般的鲸鱼嘴里出现，进入漩涡起伏的波浪，这种波浪显然受到蒙古帝国最远端的远东艺术风格的影响。一些与海洋有关的异教徒的象征，如美人鱼（它被描绘为像女人的海鸟或有鱼尾的女人），经常被用在基督教图像中，特别是在罗马式雕塑和手稿画中。这样的图像在欧洲随处可见。艺术史学家杰奎琳·勒克莱尔—马克斯（Jacqueline Leclercq-Marx）认为，在中世纪，美人鱼既象征着大海的危险也象征着对灵魂的诱惑，因此大海与女人的身体建立起了一种有象征意义的关系（1997）。而更普遍地，海洋被认为是并代表着一个平行的世界，是我们陆上人性空间的倒影之镜（Leclercq-Marx 2006）。

最后，基督教图像中，太巴列湖（Lake Tiberias）或加利利海（the Sea of Galilee）常出现在一些场景，其中传道者被描绘为船上的渔夫，或者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拯救溺水的彼得。大海在此同样既象征着死亡，也象征着让人更接近上帝的考验。这种象征也存在于船的保护者圣母玛利亚（Virgin Mary）的形象，或朝圣和沉船的场景中。圣母常常让基督徒水手想起夜间指引着航海者，并仿佛吸引着指南针的指针把他们带到安全港湾的北极星，他们甚至把她视为北极星的化身（stella maris，海星圣母）。在某些教堂依然可见的还愿牌（ex-votos）上，长期以来描绘的狂风骇浪的大海上空都有圣母玛利亚出现（Vauchez 2006）。14、15世纪的威尼斯海洋地图册内也充满了圣母和圣徒保护水手的图画（Bacci and Rohde 2014）。最后一点是，某些圣徒的图像中描绘了暴风雨后平静的大海，如在圣尼古拉斯生活组画中所见。这个场景属于一组更大型的圣徒生活组画，它们是为佛罗伦萨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绘制的更大型的圣母与圣婴祭坛画最底端的附饰画（Corbin and Richard 2004：84）。

海上活动

对海洋的表现绝不仅限于宗教图像。许多存世的作品，特别是带插图的历史和文学文本，都展现了人类的活动，如海上战争、海上航行或横渡，以及港口和商业活动等。没有特定宗教内涵的场景存在于西欧的图像中，也存在于拜占庭和伊斯兰艺术中，但后两者数量较少。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图像同样特别丰富，这个特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情节最初出现在希腊的陶器上，后来出现在中世纪手稿的插图中（Cerrito 2006；Leclercq-Marx 2017）。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也启发了令人惊讶的对亚历山大大帝探索海洋深处和其中奇特水生动植物的表现，如本卷封面的彩色描绘（即英文版本书封面。——译注）所示（Bellon-Méguelle 2006；Corbin and Richard 2004；Questes Group 2018）。哈利里13世纪创作于伊拉克的《玛卡梅》中的一组插图手稿所展现的印度洋船舶的场景，在16世纪以前的伊斯兰传统中都是非常罕见的。不出所料，一艘鼓动风帆的缝板船的图像是在前现代印度洋世界的研究中被转载得最频繁的图像之一（图5.5）。

不过，从特洛伊之战开始，历史作品中所有的海战都为描绘海上景观提供了契机。13世纪十字军进攻地中海的沿岸堡垒，以及奥斯曼人围攻君士坦丁堡，都衍生出著名的画作。拜占庭手稿绘画中最著名的战斗场景之一出自12世纪西西里版本的约翰·思利特扎的《编年史》（Chronicle），它描绘的是使用所谓的希腊火攻击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舰队的情景。海上场景也出现在旅行记录中，如包括了马可·波罗和约翰·曼德维尔（Jean de Mandeville）的记叙的《东方见闻录》。在现存于巴黎的一份手稿中的一幅15世纪早期的微型画也很有名，它描绘了印度洋船上指南针的使用情况，是西欧对这种航海技术的首次表现（见图1.4）。

如我们所见，在中世纪的图画，包括大海包围并界定陆地的世界地图中，大海都常被描绘成一种自然背景。因此，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分析海洋的表现给艺术家带来的挑战，以及其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作中心的不同而产生的演变，是非常有趣的。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例子中所见，对水的透明度、波浪、漩涡和泡沫的形状的渲染，对潮流和深度的描绘，都证明了传统的改变和新创意的出现。海洋作为一种自然元素，需区别于江河的淡水或湖泊的静水，一些艺术家试图描绘它的深度，它更可怕、更神秘的方面，以及海洋与众不同的永不停歇的运动。

虽然海洋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场所，但画家们仍常将它表现为布局中的象征性成分，未进一步细化。少许蓝、绿色的波纹，有时仅一道海岸线或一艘船，作为一种比喻，便已足够让人想起整个海洋。地图制作在这方面有所不同，因为它的目的是表现海上空间的形状。在地图中，空间并不是中性的，海洋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观，而是海岸和港口的整体，它们的准确位置非常重要。因此，海洋空间是由命名和划定其轮廓的地图表达所塑造的。

第二部分　绘制海洋地图：控制海洋空间的表现

在地理上，海洋履行着数种功能：它定义了陆地以及国家之间的边界，作为可航行的水面，它也是一种交通手段，它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绘制海洋地图是了解、发现和征服海洋空间的一种方式，甚至更重要的是，地图绘制是创造世界的一种手段。识别海、洋和它们的不同区域并为它们命名，就是为世界构建秩序并赋予它意义。这一进程的历史早于现代世界和地图的全球化，它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不同文化中都已有概念形成。因此，地图绘制者有着非常不同尺度的非常不同的目标。地图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命名和测量世界各大洋来了解它们，但它同样也被发明出来作为统治和征服的工具，作为可靠而有效的航海辅助工具，作为表现海上航线和商业轴心的手段。这些不同的功能，根据制作的地图的表现形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相异且相互掺杂。因此，13世纪之前的中世纪地图一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纯粹的说教式或象征式图解，其中陆地和海洋的实际位置只是相对重要。12、13世纪波特兰海图的出现，标志着第一次“现代”而精确的对海洋空间的表现，它基于指南针、数学测量，以及对水手实际知识形成补充的技术。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强调的是，不同的空间表示模式——世界地图、海洋地图、区域地图等，直到16世纪都在被人们同时使用，尽管它们都有自己特定的用途（Gautier Dalché 1996b，2002，2017）。另外，将托勒密（Ptolemy）传下来的伊斯兰制图法与基督教制图法进行对比则过于简单化了，在这种对比模式下，前者被认为是建立在数学原理的基础上，后者在很久以后才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而变得理性而“现实”。与地图在学术上、行政上和政治上的使用一直同时存在的，是通过航海（甚至在现代，航海也常常没有地图）或通过对海洋和海洋现象详细的直接知识获得的对海洋空间的实际经验。

更好的知识造就更好的政府

中世纪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不管有多么不同，它们都定义了地球表面的陆地和海洋之间的关系（Woodward 1987）。它们或许是简单的示意图，如前面提到的那些自然哲学论文的插图说明，或许是更详细的显示区域的图纸。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些地图都把陆地构想为被一片环形大洋所包围，它们的目的在于表现陆地和海洋的布局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尽管这类表现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发展，但它们古老的起源在中世纪依然清晰可见。

拜占庭社会留下了很少的地图。6世纪《基督教地志》（Christian Topography）的作者“印度旅行者”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的那些地图都是极其简单的，而且主要具有宗教意义。不过，作者的名号“印度旅行者”却说明，他对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连接也备感兴趣。留存下来的仅有的3份手稿中，都有阿杜利斯（Adulis）等多个红海港口的示意图（Wolska 1962）。此外，托勒密的著作在君士坦丁堡被保存下来并得到研究，尤其是从13世纪开始。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著于亚历山大港的《地理学》（Geography）已经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从大西洋到中国的“旧世界”，尽管他对更北部的和赤道以南的海洋缺乏了解。托勒密的著作虽然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被西方所遗忘，但它自9世纪开始却一直在伊斯兰世界中得到运用和解释（Ducène 2017a；Gautier Dalché 2009；Pinto 2016）。

在西欧，世界地理和地图制作主要依赖于拉丁文献，它们由中世纪的作者，尤其是保罗·奥罗修（Paul Orosius）和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所传播（Woodward 1987）。因此，直到13世纪末，详细的世界地图或多或少都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中海是罗马帝国所称的“我们的海”，它的周围坐落着已知世界的三个主要区域：亚洲、欧洲和非洲。其他的海洋分布在这个中央盆地的周围，并与环绕的大洋相通。它所基于的几何形状是由昔兰尼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所提出的，在其中，一条经过罗兹岛的纬线穿过地中海，而其余的海洋则分布在几条特定的经线上。在这种架构中，红海和黑海位于同一南北轴线上，而波斯湾与里海也处在一条直线上（Talbert and Unger 2008）。带内部海湾的环绕陆地的大洋的这种布局在许多西方的中世纪地图中都能看到，如8世纪的法国阿尔比地图、（约公元1300年）英国的赫里福德（Hereford）地图和德国的埃布斯多夫（Ebstorf）地图。甚至进入14世纪之后，罗马的传承依然占据突出地位，北大西洋和里海依然鲜为人知，被认为是世界的尽头。印度洋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更加多样：它常常位于波斯湾的入口和红海，与环绕陆地的大洋融为一体。不过，有时候它又被给予了单独的身份和范围。里耶巴纳的贝亚图斯（Beatus of Liebana）《启示录释义》（Commentary on the Apocalypse）的11世纪圣瑟韦（Saint-Sever）抄本中的世界地图上，整个印度洋都被给予了传统名称“红海”（拉丁文为mare Rubrum，希腊语“厄立特里亚海”的直译），并占据了地图的整个南部区域，将已知的世界与南半球的未知陆地分开（Vagnon and Vallet 2017b：41—56）。

从一开始，伊斯兰世界的地理知识就融合了古典希腊知识和印度—波斯的地理传统。与西方一样，世界地图表现了一片环绕陆地的大洋的概念，从而产生了一种尽管差异很大但却令人感到十分熟悉的图像（Pinto 2016：79—146）。托勒密的《地理学》也顺应了这一古代的经典传统，并早在9世纪就在哈里发的支持下在巴格达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后来被纳入了花拉子模（al-Khwarizmi）（卒于约850年）和伊本·豪盖勒（Ibn Hawqal）（卒于约990年）等穆斯林学者的著作。因而，地理学在伊斯兰文明中获得重要地位的时间远早于基督教西方，并且它体现了一种旨在表现伊斯兰世界范围的内在帝国目标。新的穆斯林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以海洋为导向的。在7、8世纪，“伊斯兰家园”从印度洋迅速扩展到西地中海和大西洋（Miquel 1967—1988；Picard 2018）。从阿拔斯王朝早期开始，描述性地理就起着重要的治国作用。对组成伊斯兰世界的地区的描述，即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道路和国家”（masālik wa-l mamālik）的一种体裁，常配有描绘陆地和海岸线的地图。它们不是用于航行，而是传播作为航行和商业节点的海岸和岛屿的信息。伊斯兰的地理传统建立在9世纪在巴格达发展起来的模式上，它区分了两个海上空间：一个是朗姆海（the Sea of Rum），即地中海，与基督教王国发生冲突的海域；另一个是印度洋和它的两个海湾红海和法尔斯海（the Sea of Fars，今波斯湾），与南亚进行贸易和交流的熟知海域。地中海的哈里发国家——包括安达卢斯的倭马亚和北非、埃及的法蒂玛——从10世纪开始的地理专著，在不排斥阿拔斯传统的同时，又将地中海作为“伊斯兰家园”的一个重要区域而给予它更大的范围，从而恢复了平衡（Pinto 2013；Picard 2018）。

这些西欧传统与伊斯兰传统最大的不同在于根据陆地和根据海洋的非常不同的平衡。西方地图通常将地中海放在其中心，而伊斯兰世界的地图则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将地中海和印度洋对称地展示在西和东。里海作为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比在欧洲的地图制作中更为知名，它总是被描绘为一片封闭的水域，常以示意图呈现，并且在本例中，有几分装饰性地呈现为一个完美的圆形。西印度洋本身是伊斯兰世界所熟知的，尽管它广阔的中部和东部海域相对来说还不为人所知。从很早开始，印度洋的形状和范围就一直是人们猜测的主题和不同表现的主题。在托勒密模式中，印度洋是一片封闭的海域，南面以陆地为边界。有时对印度洋的表现又偏离了这种模式，如在伊本·豪盖勒的地图中那样，将它表现为向东延伸并通向环绕陆地的大洋。在波斯地理学家比鲁尼绘制的一幅地图中，印度洋被显示为在非洲南部和印度上方，完全没有边界，理论上在这些大陆块上方处于自由循环状态（Ducène 2017a：57—71）。

重要的新图像文献继续被发现，其中一个就是2000年发现的《奇珍之书》，它有趣地反映出11世纪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对海洋的概念和表现方式（Bramoullé 2017；Rapoport and Savage-Smith 2014，2018）。正如匿名作者所解释的那样，他是从水手们的描述中获得的启发：

在此我们只提到从可靠的水手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从中挑选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从那些穿越海洋的精明商人和在海上带领水手的船长们传到我耳朵里的东西，我提到我所了解的。

（Rapoport and Savage Smith 2014：442）

这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伊本·豪盖勒的启发，它包含17幅地图，其中至少有8幅描绘了海洋和岛屿。第六章专门“表现海洋、它们的岛屿和港口”，其中包括作者对自己绘图方法的解释，然后提供了一幅地中海地图和一幅印度洋地图，这两个海洋空间对于法蒂玛的商业和政治政策至关重要。《奇珍之书》对印度洋的表现又呈现出另一种变化，它将其描绘为一个遍布岛屿的完美、封闭的椭圆形（见本卷中玛格丽蒂所述）。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地图中，海水都被绘成深绿色，而大洋的边缘被描成红色，坐落的岛屿用圆圈表示。一些标记和红点表示港口的位置，或有时表示位于内陆深处的地点和区域的位置。优素福·拉波波特（Yossef Rapoport）与埃米莉·萨维奇—史密斯（Emilie Savage-Smith），以及大卫·布拉穆莱（David Bramoullé）都对这两幅地图进行了分析，将它们视为法蒂玛人如何理解和表现这些空间的证据，法蒂玛人认为这些空间是封闭和有边界的，因而是能够受到控制的（Rapoport and Savage-Smith 2014，2018；Bramoullé 2017）。

把印度洋表现为一个延伸到南亚和非洲陆地地块之间的海湾，而非洲呈弧形并朝东延伸，这是巴尔希（Balkhi）制图学派的特点，12世纪时，地理学家伊德里西在为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Roger Ⅱ）所著的受托勒密影响的地理学著作中，也延续了这种特点（图7.4）。在手稿开篇的圆形世界地图后面是按照希腊气候系统排列的更详细的地图，但上面仔细标明了城镇、港口和岛屿的名称。制图学家皮埃特罗·维斯孔特（Pietro Vesconte）在敬献给第二十二世教皇约翰（Pope John ⅩⅫ）、作为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do）十字军东征计划的一部分的著名世界地图中，正是借鉴了这种地图并为西方读者进行了改编。这幅地图后来出现在威尼斯的保利努斯（Paulin de Venise）的历史著作中，其中非洲同样向东延伸，但海和大洋分布在基督教中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周围（图7.5）。维斯孔特的世界地图是规模更大的一套地图资料的一部分，这套地图用插图表现对埃及进行海上封锁以削弱马穆鲁克政权的复杂计划，它们使得读者能够通过一幅图理解世界各大洋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人和商品经其流通的亚洲与地中海之间的各个交通轴心。海洋的布局特别富有创新性，它所依赖的是航海和商业知识，以及关于亚洲的新的文字资料。

波特兰海图：比例的变化

皮埃特罗·维斯孔特的世界地图代表了制图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将我们所称的中世纪鼎盛时期的“世界范围构成的”地图，与从13世纪起出现的波特兰海图中所见的更“实际”、更精确、更着重于区域的海上地图连接起来（Campbell 1987；Pujades I Bataller 2007）。事实上，维斯孔特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有落款和日期的波特兰海图的作者。这种形式地图的起源被重重迷雾遮盖，它们仅仅在中世纪时期制作于地中海地区，在航海似乎无需地图的北欧，在拜占庭帝国，都找不到等同物。它们并非起源于伊斯兰世界已知的制图技术，而且，据我们目前所知，也并非起源于东亚技术。最古老的海图，包括所谓的《比萨航海图》（斯特普尔斯在本卷中已有提及，见图1.1）、科尔托纳（Cortona）海图和吕克（Lucques）海图，还包括近年在阿维尼翁（Avignon）发现的一幅海图，都没有落款和日期，但都被专家们确定为作于13世纪末期，由皮埃特罗·维斯孔特落款的最早的一幅海图的时间为1313年。

严格意义上的“波特兰”是文本内容，是为了描述港口、海港及其通道而发展起来的航海指导手册。这类文字陈述了比如港口之间的距离、它们的方向，以及占主导地位的风向，并指出了如礁石、沙床或（有时）航道深度等特征。如斯特普尔斯在第一章《知识》中所述，无插图的波特兰文本，如《航海手册》和《关于我们地中海沿岸地点位置及其形状之书》，在时间上早于《比萨航海图》等带插图的现存波特兰海图。不过，能够保留至今的中世纪波特兰海图很可能从未被带到海上，它们是奢侈品，装饰华丽，带着盾形纹章，绘有人物、城镇和动物。然而，与其他地图不同的是，在波特兰海图中，陆地和海洋在羊皮纸上通常留为空白，仅以一根彩色的线条来区分海岸。这些保留至今的海图远不止是航海帮手，它们需被理解为地理上和政治上对已知世界的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欧洲商人在黑海到北欧的大西洋海岸之间来来往往。波特兰海图因此在技术和航海功能之外，很快又增添了学术和政治功能。它们对有人居住的世界的表现使商人们能够看到海上交流的空间，也能为统治者的政令提供有效的工具。

与波特兰海图关系密切的另一种重要文献就是所称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一般认为是克莱斯克·亚伯拉罕（Cresques Abraham）绘制，并很可能是由阿拉贡国王献给查理五世（Charles Ⅴ）的（图7.6）。该地图集展示了14世纪晚期欧洲所知的从大西洋到中国的世界。尽管它采用了源自波特兰海图的技术，配以大量的说明文字，但它依然称得上是最早、最重要的地理百科全书，它让读者了解陆地和海洋的位置，了解不同的民族和他们的历史、自然资源，以及地区之间交流的主要轴心（同见图3.3）。它把西部各区域的沿海轮廓描绘得比较准确，对波罗的海和汉萨同盟的各个港口也相对地更加注重而予以详细描绘。它的东段覆盖了里海、波斯湾以及印度洋，远至斯里兰卡和爪哇。它与波特兰海图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的插图作者将海洋绘成蓝色，用波形线表示波浪。与大部分波特兰海图一样，红海被绘成红色，用一条线标出以色列人的穿越点。

探索世界的海洋

海洋制图包括大片未知区域，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区域不仅被未知的陆地（terrae incognitae）所包围，同时也被未知的海洋所包围。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一篇著名文章中将印度洋描述为“中世纪的梦幻地平线”（1977：280），因为从马可·波罗到《一千零一夜》，从每一个关于这片遥远海域的旅行故事和传说中都能发现种种奇迹。正如史密斯在本卷中所强调，跟随克里斯蒂亚娜·德鲁兹等另一些作家（2005：8—11），在西欧和北欧的未知海洋中也能发现奇迹，比如，在把浮冰形容为“冰海”（mare concretum）的描述中，或在爱尔兰没有毒蛇的描述中（见本卷史密斯所著章节）。

不过，地图制作呈现了这些遥远地区更为细微的图像。随着中世纪的进程，这些未知的海洋愈加成为等待着被发现的地方，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O’Doherty 2011）。有人甚至认为，在中世纪，海洋空间被认为是相互联系的，具有连接和交换的潜力（Mauntel 2018）。在11世纪起就被转抄的里耶巴纳的贝亚图斯的世界地图中，在13世纪的巨幅赫里福德地图中，环绕陆地的大洋都已被岛屿点缀着，每一座岛屿都是一个可能的船舶停靠点。伊斯兰制图中的岛屿也是如此。因此，中世纪地图上的海洋空间是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即使其居民是像东非海岸的“瓦克瓦克”（Waq-Waq）⁽¹⁾这样的神奇生物。对海洋的这种侵占在弗拉·毛罗的巨幅世界地图（图7.7）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幅地图综合了中世纪的拉丁、希腊和伊斯兰制图法，于15世纪50年代绘制于威尼斯（Cattaneo 2011：118，207—211；Falchetta 2006）。印度洋是按马可·波罗的描述，但也可能是按熟悉中东的人提供的信息绘制的，它被描绘为一个遍布着异国情调轮船的空间、一个商业航线的空间和不同文明邂逅的空间。与早先的说明和地图不同的是，毛罗是在15世纪中期欧洲出类拔萃的经济中心威尼斯收集的信息，它们是详尽而准确的。他把当时在那座城邦可获得的文字信息，无论是商业手册、《通商指南》（Pratica della mercatura）这部著作，还是对旅行路线和商品的描述，都转换成了地图。亚洲财富无限的神话因此而复活，为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海洋探索带来了动力。

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另外两个类型的地图将对海洋的概念和表现产生重大影响：托勒密地理学的新翻译版本和岛屿地图集。托勒密的《地理学》被雅各布斯·安格卢斯（Jacopo Angeli da Scarperia）自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完成于1406至1410年间，后来由弗朗西斯科·拉帕奇诺（Francesco Lapacino）和多梅尼科·布尼塞尼（Domenico Buoninsegni）绘制了一套地图作为其中的插图，它为大量的手稿提供了样本，也是1470年后的印刷稿的样本。在世界地图之后是26幅地图，其中10幅欧洲地图、4幅非洲地图、12幅亚洲地图，其重点是陆地地理，将海洋按照它们的海岸线所属的陆地或区域进行划分。虽然这种方式在地图上将海洋分割开来，但这种清晰度更高的比例使得地图绘制者能够比其他系统更精确地说明海洋和海湾的名称。在15世纪末期的佛罗伦萨，这种传统开始与岛屿地图集的新体裁融合起来（见本卷中玛格丽蒂所述以及图5.2），同时德国地理学者亨里克斯·马提勒斯（Henricus Martellus）将托勒密的地区地图、布昂德尔蒙蒂的岛屿地图、波特兰海图和一些新的海洋地图（尤其是里海的地图）综合起来，制作了他的《岛屿插图集》（Insularium illustratum）。马提勒斯的作品在少量巨幅羊皮纸手稿上被保存下来（Bouloux 2012）。从本卷严格的时间框架之外去看，这些地图制作上的创新也被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奥斯曼帝国，通过接受并翻译上述一些欧洲地理学著作而得到采纳。

因此，在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以描绘海岸、海港和港口为中心，着重于区域的海洋绘图，它所描述的海洋不仅仅是自然而荒凉的空间，同时也是人类大量居住、处于人类控制下的空间。15世纪的波特兰海图也暗示了海洋探索的增长势头。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提到了若姆·费勒1346年沿非洲海岸进行的早期航行（图7.6）。加那利群岛很早就出现在这些地图中。如詹姆斯·L.史密斯在第八章《想象的世界》中所述，在古代及中世纪早期，人们一直认为仙岛（Blessed Isles）位于已知世界尽头的某处，是天堂的所在地之一。而今，它们被新认定为加纳利群岛，变成了新的大西洋探险的中转站。在15世纪，非洲的地图也得到扩展：格拉齐奥索·贝宁卡萨（Grazioso Benincasa）的地图证实了葡萄牙和意大利水手发现的港口和岛屿，尤其是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意大利人祖阿尼·匹兹加诺（Zuane Pizzigano）在1424年制作的海图中描绘了大西洋海岸附近的另一座神秘岛屿，它被标为安提利亚岛（Island of Autillia）。这种来源不明的命名法在15世纪晚期的另几幅天体图中也能发现，最终在几十年之后再次被用来命名现代的加勒比群岛。制图的历史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表现大西洋的更多的历史将在下一卷中继续。

第三部分　亚洲表现和东西方交流

我们已经看到，地中海周围和伊斯兰世界的海洋地图和对海洋的图像表现有着共同的起源，并得益于中世纪时期“旧世界”中心的文化交流。那么，东亚对海洋的表现是什么呢？它们是更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吗？这种主要为中国的，但更广泛而言同样为东亚的地图制作，是否与其他文化传统、其他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相互影响呢？目前对亚洲地图学的兴趣也属于全球史范畴，西方历史学家正试图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模式，把他们的视线转移开来，采用另一种视角来研究古代地图。西方学术界的地区专家进行的比较分析鼓励人们思考在对世界的表现中可能出现的结构上的趋同，并且相反地，也鼓励人们思考由于绘图惯例和地图解释的深刻文化性而可能出现的分歧（例如，Mauntel et al. 2018；Pinto 2016）。但欧美的史学也愈加受到蓬勃发展的亚洲史学，尤其是印度、中国和韩国史学的挑战。它们的重点是西方学者不太熟悉的海上空间，如东印度洋、中国海、日本海，当然还有太平洋。

亚洲技术和制图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中国知识向西方传递的观点，尤其是在13世纪之后，当时的蒙古和平时期推动了最早的欧洲人，比如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和马可·波罗等前往东方旅行（Needham［1959］ 1979）。从伊斯兰世界向东亚的反方向相互交流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不过朴贤熙的专著《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地图绘制：前近代亚洲的跨文化交流》（Mapping the Chinese and Islamic Worlds：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 Pre-Modern Asia）（2012）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这一点。在这部著作中，这位韩国历史学家将地图和概念从伊斯兰世界向东一直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旅途进行了追溯和研究。她的著作首次以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原始资料为基础，深入研究了这些地区之间的交流（Park 2012）。正因如此，东亚不仅是原创、本土绘图技术的古老熔炉，同时也受益于经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回馈的对世界的表现。在地中海和伊斯兰社会中研究的上述主题——表现自然空间的挑战、通过绘图来控制空间的渴望、把海洋作为连接空间和对其他文明开放的地方等，也在东亚文明的海洋绘图中得到了展现。因此，中国的地图绘制，或更广泛的东亚的地图绘制，为西方的表现提供了对比。从东亚看，印度洋是一座西大洋，而地中海不过是世界尽头一座大一点的小湖而已。

亚洲的海洋表现传统

中国艺术长期以来一直注重于通过描绘山、河、湖的风景来表现自然，包括水。事实上，在汉语中，“风景”也被称为“山水”。山水画总是传达着哲学思想和自然和谐的理念，在这些风景中，水象征着生活方式、象征着流动，而山则象征着稳固。海水虽然较少被描绘，但也出现在河口和海岸的风景中。虽然这类山水画早在唐朝（618—907年）就已存在，但对水的特别强调却是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Maeda 1971）。南宋王朝所辖区域包含了中国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首都是港口城市临安（今杭州）。南宋水景画最杰出的代表或许要数马远（约1160—1225年）的作品了。马远是马夏派的创始人，他作于1222年的十二《水图》探索了水的绘画可能性。这当然是绘画方面的挑战，但正如中国所有对流水的表现那样，也是一种哲学主题，提示着不断的流动和变化。《云生沧海》（图7.8）等作品展示了运用波浪形的笔触和线条来表现汹涌的水流和波浪的旋转、蜿蜒的韵律，这在当时欧亚大陆的代表性作品中是非常独特的（Maeda 1971：257）。200多年之后的1488年，明代鉴赏家王鏊（1450—1524年）将马远的作品与两位较早的大画家孙位和孙知微的作品进行了如下比较：

山林、楼观、人物、花木、鸟兽、虫鱼，皆有定形，独水之变不一，画者每难之……今观远所画水，纡余平远，盘回澄深，汹涌激撞，输泻跳跃，风之涟漪，月之潋滟，日之苟矗皆超然有咫尺千里之势，所谓尽水之变，岂独两孙哉。

（Edwards 2011：90—91；Maeda 1971：256）

另有一组水作品，被认为是马远所作但仍存在争议，为《画水二十景》，它包括一些著名的水景，如黄河、钱塘潮等（Lai 2014：189）。虽然在这些作品中并不总是能够区分河水和海水，但钱塘江、长江和珠江等众多河流的入海口在南宋王朝所辖区域中的深深渗透都表明，大海往往使人觉得比现代地图严格划定的海岸线更向内陆延伸。还有一些宋朝画家对南宋新都城杭州著名的钱塘潮甚是入迷，在李嵩（1166—约1225年）的作品中尤其明显，这导致了涌潮图案的流行。如图7.9所示，该图案原绘于彩绘团扇上，后被装裱于画册中。南宋的世界充满了海洋的气息，这也反映在它的艺术中。

在地图方面，除沿海水域之外，东亚地图很少表现海洋本身，尽管有证据表明中国和其他地区很早就有海上交流，也有与此相称的绘图技术。绘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观察力的艺术，是通过如石刻、绢本绘画、刺绣、书法，以及尤其是木版印刷等精细的手段，来对自然进行自然主义表现（Yee 1994：128—169）的艺术。地图形形色色各有不同，有些地图接近于显示湖岸线或真正海岸线的风景画。在版画中，海洋是可以和陆地区分开的，不同的艺术家通过运用深色、密集的波浪线，形成浮雕效果或拼缀效果，留白处即为陆地（De Weerdt 2009：158；Yee 1994：158，161，168）。不同于西欧和伊斯兰地图对常与海洋有关的奇迹感兴趣，东亚地图中的海洋通常是杳无人迹的，缺乏装饰，也没有鱼或其他海洋生物。

一般说来，在许多古代文明中，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都很常见，这种观点认为有人居住的世界被水域包围，水域之外是“异类”想象中的世界。这种模式也出现在南亚和东亚文化中。在印度、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地图制作中，对世界的这个概念一直持续到现代早期，在以佛教宇宙论为基础的地图中尤其显著，最古老的例子可以追溯到7世纪，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Nanda and Johnson 2017：55—59；Moerman forthcoming）。这些地图描绘的陆地通常由中国和印度组成，并加上日本这座岛屿，陆地的中心是神话中的须弥山，陆地的四周被最外层的海洋所包围。这种地图在公元8世纪随佛教传入日本，被称为《南瞻部洲万国掌果之图》（Nansenbushu Bankoku Shoka No Zu）。这种类型现存最古老的例子之一是大得惊人的177厘米乘166厘米的《五天竺图》（Gotenjiku Zu），它由佛教僧人重怀（Jukai）于1364年绘制，现存于日本法隆寺（Ledyard 1994：255）。与其他更简单的地图不同的是，法隆寺地图显示的区域远远超出了东亚，它包括了欧洲，尤其是法国和不列颠群岛，还包括了非洲，它被显示为一座岛屿。这无疑反映出早期的蒙古征服极大地增强了横跨欧亚的连接。

与之同时存在的还有另一些地图流派。传统的中国地图将世界表现为由一块中央陆地所组成，它有时被称为“海内”，周围被“四海”所环绕（Dorofeeva-Lichtmann 2003）。与受佛教影响的地图一样，这个类型也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早期的古地理专著《山海经》（大约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描述了447座不同的山，还包括河流和海洋，它们全部分布在26张线路表中，但依然围绕着上述世界图中出现的宇宙体系而构成。在这些古概念的基础上，朝鲜发展出了《天下图》（Ch’onhado），并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一再复制，它在后来的朝鲜王朝（1392—1910年）制作的18、19世纪的地图册中尤其盛行（图7.10）。这些印制或手绘的作品通常由13幅地图组成，有时会多几幅或者少几幅。它们的开头是朝鲜的“圆盘型地图”，它扩展了中国传统的世界图，将另一圈“海洋之外”陆地纳入。按照贝拉·多罗费瓦—利希特曼（Vera Dorofeeva-Lichtmann）的说法，这个圈有可能模拟的是这幅地图的名称所称的“天下”的象征形状（Dorofeeva-Lichtmann 2019）。在它之后是一幅中国地图，接着是一幅以15世纪蓝本为基础的朝鲜地图，然后是朝鲜八道地图、日本地图，以及当时是独立王国的琉球群岛的地图。

正如西亚表现东方和它的海洋一样，东亚也没有忽视西方的海洋。所谓的“西海”被视为四海之一，它被大体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以概念的方式予以表现。虽然“西域”的概念在汉朝就已经建立，但直到唐朝（618—907年），随着中国和西亚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这一概念才被明确地定义为印度洋的西北区域（Park 2012：29—30）。如埃里克·斯特普尔斯在本卷中所述，唐朝大臣贾耽详细地描述了赣州和伊拉克之间的海上航线，并为它绘制了《海内华夷图》。最早出现的显示中国周边国家的中国地图要晚几个世纪，可惜现已失传，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以方格为基础、其年代为宋朝（960—1279年）1043至1048年之间的《禹迹图》。《禹迹图》是由《华夷图》完成的，《华夷图》按照贾耽的地图将外国的地点排列在其边缘。这两幅地图是在一块1227年的石碑上发现的石刻地图，不过它们显然依据的是这些更早的底本（Chavannes 1903：214—247；De Weerdt 2009：151—155；Most 2011；Park 2012：37）。

正如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所说（2009：145），在南宋时期，地图获得了新的政治意义，它为南宋收复北方失地的政策提供支持，并将反映南宋海上商业政策和关系的资料纳入其中。正是在这一时期，宋朝政府建立了海军，以保护海上贸易和中国海岸（Calanca 2010：25）。由于更大的帆船和始于11世纪的指南针等新技术的发展，更远距离的航行成为可能，地理知识因此得到扩展，并因外国商人来到大港口并定居而得到巩固（24）。泉州商船总管、宋朝宗室成员赵汝适在使用早期的《诸蕃图》作为资料来源之外，还从这些资料中搜集了新的信息，写出了自己的地理著作《诸蕃志》（Park 2012：50—51）。在周去非1178年的专著《岭外代答》中，我们发现在其所列的世界海洋中有两座大洋，一座是东方的东大食海，即印度洋，一座是西方的西大食海，即地中海。在1265—1270年间，一位中国佛家学者将国家和海洋地图附在他的编年史《佛祖统纪》中。其中的《汉西域诸国图》和《西土五印之图》两幅地图均将西海绘于其西部边缘（Park 2012：42）。

朴贤熙的结论是，这一时期对海洋的表现同与伊斯兰世界海上交流的增多是相符合的，但这种表现仍然局限在港口之间的线路上，并没有被纳入综合性世界观。她写道：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海上贸易的规模和重要性不断增长，促使中国人收集关于航海和市场的实用信息，其中包括可能影响旅行或贸易的伊斯兰世界每个国家的详细情况。尽管中国地理学家没在地图上绘出两个社会之间的完整海岸线，但他们掌握的这些路线以及沿线主要印度洋港口城市的知识，将伊斯兰世界置于一个更大的地理框架中。中国的读者可以想象一连串的港口形成一条线，一直延伸到伊斯兰世界。

（2012：54）

蒙古时期地图的流传：《疆理图》

元朝（1260⁽²⁾—1368年）标志着中国与西方关系在前现代时期的顶峰，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对世界新的表现。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元王朝是蒙古帝国的中心，其首都是大都，即北京的古址。在这一时期，学术上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尤为重要，且人们对地图制作和海洋空间显现出极大兴趣。1267年，伊朗的穆斯林天文学家札马鲁丁（Jamal al-Din）给忽必烈的宫廷带来了一些天文仪器，其中有一台彩色地球仪，上面刻着网格，很可能代表着按经纬度的坐标。1285年，忽必烈下令编纂了一部浩大的地理纲要《大元大一统志》，最终于1303年完成，另还根据航海家的记述编撰了《航海书》（Rāh-nāmah）。札马鲁丁在逗留期间，将几张早期的地图结合在一起，为皇帝绘制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图。虽然这幅地图已经失传，但在它的影响下出现的其他好几幅地图都流传下来，尤其是著名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它常被称为《疆理图》，于1402年完成于朝鲜，它的几个有细微不同的15世纪晚期的摹绘版本流传了下来（Ledyard 1994：243—247；Park 2012：103—109）（图7.11）。这幅地图的序言明确提到了它的资料来源，其中包括14世纪学者李泽民的作品（约1380年的原图），还提到了它创作于朝鲜的情况。《疆理图》首次在东亚显示了西亚、欧洲和非洲以及印度洋的一部分。如在图7.11中所见，非洲被描绘为一个三角形，印度次大陆几乎完全消失，东南亚诸国被简单描绘为海中的各个小岛。地中海位于地图的西北角，像一座小湖，而且后来的一位摹绘者甚至错误地将它绘于直布罗陀海峡上方，卓有成效地将地中海变成了一座大湖。尽管这些细节说明摹绘者并不了解他所摹绘的区域，但这幅地图的细节依然是非常值得瞩目的，因为连遥远的地中海港口马赛都出现了。正如西方的皮埃特罗·维斯孔特地图和弗拉·毛罗地图一样，它对尼罗河源头的具体描绘让人联想到花拉子模或伊德里西的地图，从而也表明了与伊斯兰世界的知识交流（Park 2012：106）。

另一幅地图《广轮疆理图》，原本绘制于1360年，却是在叶盛1474年所著的《水东日记》中为人所知。它显示了海上的几条线，像是航海路线，并提供了至重要港口的简明长途航海指南。如泉州旁的说明文字为“自泉州风帆，六十日至爪哇，百二十八日至马八儿（即马拉巴尔海岸），二百余日至忽鲁没思（即霍尔木兹海峡）”（Park 2012：107—108）。这样的标注证明，连接中国与波斯湾主要港口，即连接广州、泉州与霍尔木兹的海上航线已经存在。

明朝郑和下西洋

在元朝之后的明朝（1368—1644年），中国与西印度洋之间的海上关系逐步衰退。在孤立主义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控制贸易，朝廷于1372年颁布了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海禁政策至少在理论上延续到了1568年。这段时期也出台了真正的海防政策，尤其是针对中国海的海盗（Calanca 2010：25）。而与此同时，元朝的地理知识通过《疆理图》的摹本继续传播，还有不少传到了朝鲜和日本。海上航线的知识和航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成就了郑和（1371—1433年）在明朝永乐、洪熙、宣德三帝时期，于1405年至1433年进行的七次非凡的航海。郑和为云南布哈拉（Bukharan）穆斯林后裔，后来成为侍从明朝第三位皇帝永乐帝（1403—1424年在位）的宫廷太监（又叫三宝太监）。作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之一，他受命领导中国当时进行的最浩大的海上探险计划。从1405年开始，郑和率领一支多达70艘舰船的中国船队进行了穿越印度洋的七次航行（Chan 1998）。在1405年、1407年和1408年进行的头三次航海中，船队最远航行到了东南亚沿海以及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沿途最重要的港口停留，与那些同意向中国朝贡的统治者签订条约。1412年，永乐帝下令第四次航海，将航程延伸到当时波斯湾最重要的港口霍尔木兹。为准备这次航海，郑和招募了翻译和熟悉该地区航线的穆斯林水手。郑和下西洋深深铭刻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自2005年以来，每年的7月11日都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不过，郑和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却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争论。它们到底是和平的探索任务，还是如爱德华·L.德莱耶（Edward L. Dreyer）在《郑和：明初的中国与海洋（1405—1433）》（Zheng He：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1405—1433）一书中所提出的那样，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军事力量（Ptak 2007a批评了这一观点）？中国的航海家是否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绕过了好望角？无论答案如何，这些航行都见证了中国的海事技术，以及中国对海上航行和绘制海上地图的持续兴趣。

郑和的远征有很多生动的细节为人所知，这要归功于他的翻译马欢所写的《瀛涯胜览》，尽管它没有地图（Ma Huan 1970）。不过，描绘郑和可能用到的不同路线的地图后来被收录在明朝的军事手册《武备志》中，以航海图的形式流传下来。《武备志》由茅元仪于1621年编撰，其中的航海图很可能是根据郑和下西洋中使用的海洋地图绘制的（图7.12）。一条被分成40页的带状地图，包括8页西亚和非洲地图，描绘了郑和的远洋航行，标出了中国至西亚的一条连贯的航线（Park 2012：172—173）。这些地图并不倚重对海岸线的描绘，而是按照指南针的方向（针路）提供了精确的前进航向，由连接主要港口和锚地的虚线表示。它们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直观地表现了南亚各地与阿拉伯半岛之间跨印度洋的关系。图7.12显示了环绕南苏门答腊以及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航线。郑和的故事在16世纪罗懋登所著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得以展现，书中附有表现郑和将军在风暴中立于船上的木刻插图。

然而，从长远看，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与西亚的关系却继续衰退。在明朝末年，中国的统治者对国际海上贸易利益的关注远远少于过去一千年里他们的前朝。这种现象在中国这一时期的地图中可见一斑，它们恢复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模式，逐渐减少了留给西印度洋的空间，尽管通过欧洲的平面天体图和地球仪已经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新的全球地理。不过还是有一些例外出现，比如《雪尔登中国地图》（Selden map）等，它们表明中国的航海实践和原来的海洋地图绘制在这一时期之后仍在继续（Batchelor 2013）。

结论

海洋的可视化表现包含了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它们一起丰富了人类与海洋空间关系的文化史。一方面，在视觉艺术中，海洋作为一种自然元素，既是景观又是经济资源。对这种图像进行研究可以丰富环境史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无论这种关系是狂野而危险的，还是恰当而驯服的。另一方面，在地图制作中，绘制海洋地图的先决条件是确定这些海洋的轮廓、海岸的不规则、危险和安全的港口，以及沿着这些海岸和穿越这些海洋的航线。海洋地图绘制使人类能够将海洋空间置于与陆地的关系中，丰富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并在之后的中世纪时期为航海的水手们提供了帮助。不过，在中世纪引发恐惧的海洋与13世纪后被地图绘制驯服的“有用的”海洋之间，我们不应该建立起过于激进的对立。地图制作使得关于沿海和海上航线的知识和交流成为可能，但它也是地名和图像的字符。海洋总是具有象征意义，即使是在被绘制成地图后还是如此，早期的现代地图上出现的海洋生物、船只和神话象征甚至比中世纪的地图上还要多。这些图像有着悠久的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共同历史：环洋、洪水、海怪、美人鱼等奇迹。海洋是所有民族所共有的，尽管对它的感知和概念化基于的是不同的感受力。海岸是国家和大陆的边界，而海洋空间同时也作为交流和连接的手段，作为通向新世界的无穷尽的海路而被人们用于谋生和进行表现。

就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而言，制图都是世界海洋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因为它建立在古代共享资源的基础上，同时结合了通常具多样性的中世纪模式。对地图的研究证明，对海洋空间的表现和定义，根本上是在共有的社会环境和交流基础上的协同努力。正是通过地图，尤其是海洋地图，人类社会逐步建构起对整个地球的表现，区分了各个地区，并为它们的各个部分命名。海洋同样也受到这种区分和分类过程的影响，即使在中世纪不同文化中它的运行方式有所不同。直到近年来，在现代时期，欧洲的世界地理模式，包括它的海洋和大陆的分布及其具体名称，才成为全球标准，并被纳入世界各地其他文化的地图，而这个过程也并非没有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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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西亚地区传说中，东方、世界的尽头有一座叫“瓦克瓦克”的岛，岛上有一种叫“瓦克瓦克”的树，树上结满了人型果实，这些果实美丽不可方物，但是没有灵魂和思想。——译注

(2)1260年，忽必烈称汗，建元“中统”。一般而言，自成吉思汗建国（1206年）起，历史上都泛称为“元朝”，或以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作为元朝之始。——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