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实践

中世纪印度洋与北大西洋之间的渔业文化及群体

斯蒂芬妮·韦恩—琼斯、詹妮弗·哈兰德

相通的世界：印度洋和北大西洋

中世纪时期海洋景观的扩张使其成为考虑文化与海洋互动的绝佳背景。而且，除了长途旅行、航海和贸易，当时也是沿海社群繁荣发展的时期，人们居住在海岸和港口，以越来越密集的方式开发海洋资源。渔业群体一直都存在，在中世纪他们成为世界各地更大的海上社群的基石。大约从8世纪开始，海上互动的重叠社会在北大西洋和印度洋地区不断增多。这些极为不同的环境，各自都是日益发展的海上活动的背景，而这些海上活动都是以奢侈品国际贸易为基础的。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有来自物质文化的暗示，即物体、思想和人在它们之间以及在遥远距离上的传递。在此我们以这两大洋为背景，对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渔业实践和群体进行比较讨论。捕鱼和采集贝类对沿海社群可谓非常重要，也是人们与海洋接触的重要方式。它们带给人们大量的海上技术、技能和知识，还有从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中获取壳体或脂油等次生产品的机会。在中世纪，渔业也受到发展中的海上贸易的影响，海上贸易促进了新的联系、催生了新的市场。在这一章中，我们将重点放在渔业实践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户，让我们了解中世纪最广泛、最持久，在高雅文学或艺术中却难觅踪影的与海洋的密切关系。

乍看之下，印度洋和北大西洋的环境和情况极其不同，但也出现了一些共同特点。尤其是，在这两个地区，我们可以将渔民视为处于超越文化、种族和语言界限，而与知识和技能的公共网络相关的“实践社群”中（Lave 1991； Thomas 2009； Wenger 1998）。在公元800年左右至1500年间，这两个地区都经历了动态变化，并伴随着一些相似的历史趋势。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和渔业的季节性循环，被变换的气候、变动的政治忠诚和贸易联系，以及变化的需求影响着。在中世纪起始的公元800年左右，维京人刚刚开始在北大西洋地区扩张，而在印度洋，一些新兴的沿海社群从小型而常常短暂的定居点开始开拓季风贸易的机会。在我们关注的时代结束时的公元1450年左右，永久的定居点已经在两大洋区域的陆地和海上扎下了坚实的根基。

公元8世纪和11世纪标志着海上贸易规模和形式的转变，这两个地区都受其影响。同时它们也是渔业实践转变的时刻。在北大西洋，鱼和渔业在公元1100年之后融入了更加商业化的世界，而在西印度洋，渔业的商业化则较为有限。在这两个地区，渔业实践和鱼类消费很少出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即使在沿海人口摄入的蛋白质主要来自海产的地区也是如此。而我们对这些社群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考古学，尤其是通过在考古环境中研究动物骨骼的动物考古学建立起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渔业群体相关的技术已深深嵌入诸如不断发展的商业生产网络、贸易和宗教活动等社会变革。因此，我们利用这些地区之间的比较来探索对大规模趋势的不同反应，并试图通过讨论与商业网络、内陆社群和社会权力来源的各种关系来解释这些变化。我们这样做，是对实践领域进行探索，这个领域在经济史和文化史中是非常缺失的，却是世界各地的活动和海上社群的基础。

连接和商业的历史

自8世纪始，印度洋就是整个“旧世界”日益紧密的连接的中心。这一地区的各处不仅被伊斯兰世界的信仰、移民和贸易网络紧密相连，而且这种相互作用也推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发展，包括谢泼德在本卷中讨论的贸易社群从俄罗斯西部到波罗的海的扩张，也包括经中欧的陆路，以及与西非新兴王国相连的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发展（Abu Lughod 1989； Beaujard 2005； Wink 1990—2004）。北大西洋地区从波罗的海经由东欧网络到伊斯兰地区的皮草、奴隶和异域商品贸易，也受到这种商业网络扩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这两个地区尽管有各自的轨迹和地方性动力，却是相互连接的。

印度洋季风贸易将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南亚连接在一起，并最终与东南亚和中国相连。自8世纪中期始，商业网络确保了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与中国唐朝之间奢侈品的流动和整个地区合作伙伴之间的普通交易。然而，它们的连接模式较为古老，在考古和历史记录中不太容易体现出来。早期植物在亚洲和非洲之间迁移的证据表明，至少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它们之间就存在海上联系，不过，与这种贸易相关的地点却难以发现了（Boivin et al. 2014）。

水手们利用季风从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的方式在许多历史资料中都有详细体现（见本卷斯特普尔斯的章节及图1.1）。在印度尼西亚海岸沉没的9世纪阿拉伯“勿里洞沉船”（the Belitung wreck）就是这一现象的物质体现（Heng 2019； Krahl et al. 2010）。这艘船以缝板方式建造，这是一种西印度洋技术，而它的船体是由非洲硬木制成的。船上装载的货物主要是中国陶瓷，还包括精美的黄金制品和其他与船上多民族船员有关的货物。图2.1为由沉船的木材重建而成的原船比例模型。这艘沉船因而为这一时期的沿海贸易提供了证据。在这一时期，海洋周围的思想和物质被远离家乡而长途跋涉的旅人和商人带到一起。这种相互连接的历史赋予了海洋独有的特征，以及各种海岸民族之间长期互动形成的印度洋身份认同（Pearson 2003）。然而，就捕鱼和生存实践而言，还有其他一些环境特征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海洋是极其多样化的海洋生态系统的家园，因此这些实践更具本地性，主要集中在印度洋大部分海岸边缘遍布的珊瑚礁资源，以及更独有的红树林和潟湖系统，它们创造了可供开发的丰富的近岸领域（Beech 2004； Lane and Breen 2018）。

在同一时期，作为维京时代特征的海盗掠夺和随后的定居将北大西洋各区域连接在一起。从8世纪后期到11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的掠夺者和水手把一些早已有人定居的海岸，如苏格兰北部，包括北部群岛（含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和西部群岛（赫布里底群岛），与以前极少有人或无人定居的海岸，如法罗群岛和9世纪才有人居住的冰岛，也连接了起来。后来在11世纪，人们也在格陵兰岛和纽芬兰定居，但最终持续时间都不长。正如埃里克·斯特普尔斯所述，这些北欧移民带来了对海洋的深刻理解。有关他们造船技术的证据在出土的标志性例子中显而易见，如11世纪的斯库勒莱乌2号（Skuldelev 2）长船，它建造于爱尔兰，最后沉没于丹麦，后来也在这里被发掘出来。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大移居并不局限于北大西洋，他们定居的其他地方还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和俄罗斯。在11世纪中期“维京时代”结束后，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的北大西洋各区域继续面向海洋，在政治上也互有联系。

维京人大移居背后的促成因素之一是北大西洋地区有利的气候条件。中世纪气候异常（Medieval Climatic Anomaly， MCA）（也被称为中世纪暖期）是一段持续的时期，温度和定居条件都比较有利，如整个北大西洋的海冰都有所减少。在这之后是小冰期（Little Ice Age， LIA）。尽管MCA是全世界范围的趋势，但它受区域差异的制约——比如，我们知道它对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就很小，尽管这可能反映出数据的缺乏——并且它在北大西洋的范围和影响依然存有争议。格陵兰岛的人类定居点的发展看来是与全球变暖相一致的，它随后在16世纪的消亡，部分原因是人们无法适应变冷的天气（Dugmore， Keller， and McGovern 2007）。与印度洋的暗礁和红树林海岸不同的是，北大西洋周围的浅海大陆架上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尤其是鱼类，海洋哺乳动物的数量在维京时代之初也很充足。

资料

因此，这是中世纪时期深受海上联系和商业影响的两个地区。这也使得海边定居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城镇在两个区域的沿海地带都发展起来。这些定居点以捕鱼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历史却对这个捕鱼世界鲜有记载。在此，我们主要使用考古学的数据，确切地说，是动物考古学，即出土动物残骸研究的数据。例如，以图2.2所示的鱼骨混合组合来再现那些对沿海群体至关重要、但文字记载的历史中通常鲜有提及的实践。当然，动物考古学也会带来自己的偏见，尤其是受到发掘地点、关注的重点、发掘出来的沉积物是否经过筛选以获得较小的骨头和碎片，以及每个遗址的具体保存条件等影响。

在苏格兰沿海和印度洋的大部分珊瑚地质区域，动物骨骼和壳体的保存情况通常较好，不过，在土壤更偏酸性的区域，骨骼的存留状况往往较差。现代发掘方法一般会包括精细筛选，这是得到鱼类遗骸无偏见记录的必要条件。在北大西洋范围内，在发掘时很少能看到鲱鱼或鳗鱼等较小型鱼类的痕迹，甚至大型鳕鱼类的小骨头也很容易被遗漏。以至少两毫米进行筛选，也就是说，使用筛孔小至两毫米的筛子，是现在的标准操作，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采用这样的操作。不过，只要承认存在偏见，由手工收集而出土的较古老的组合依然会对我们理解捕鱼和鱼类消费作出宝贵贡献。

用良好而完整的参照收集物来识别鱼类和贝壳遗骸，这在偏远地区实属不易，在整个印度洋留存下来的也极少。分类学是一门研究分类、鉴定和命名的科学，它在动物考古遗骸的分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将发现物尽可能按种级进行分类，否则的话也可以按科级进行分类。成分（遗骨来自哪部分骨架）、屠宰和沉积史通常也包括在内。还需包括鉴定鱼的尺寸，通过测量、回归方程，或与参照骨骼作更广泛的比较来进行确定。确定动物死亡时的大致大小，对于重构可能的捕鱼地点和可能的捕鱼方法非常重要，这个过程通过参考渔业文献，包括fishbase.org（鱼类数据库网站）（Froese and Pauly 2019）和前现代渔业民族志研究（例如Fenton 1978）来进行。近年来的DNA分析使考古学家能够将在德国出土的鳕鱼追溯到北极的捕鱼地点（Star et al. 2017）。捕鱼工具的直接考古证据确实存在，但比起被发现的大量鱼类遗骸，却实属稀少。沿海地区的鱼堰和捕鱼网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只不过很难确定它们的年代。有机渔网和鱼线极少能幸存下来，不过，在显然于航行中进行了捕鱼的沉船上，偶尔也会发现鱼钩和沉子。民族志学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如图2.3所示，位于肯尼亚海岸万加（Vanga）的“uzio”（鱼栅）是一种传统的捕鱼工具，民族考古学家可求助于它来重建历史上的方法。

鱼类与饮食：印度洋鱼类

对印度洋鱼类骨骼进行的系统性动物考古研究被局限在少数区域和地点，不过它们还是描绘出了略有不同的图画。在非洲东部沿海，近年来向系统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转向已开始得到证据反馈，表明在11世纪前后，海洋开发的持续模式在实践上有了显著变化。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挖掘数据，这种状况首先在拉姆（Lamu）群岛上的尚加（Shanga）北遗址被勾勒出来（Mudida 1996； Mudida and Horton 1993）。在那里发掘的数千块鱼骨被作为更广泛的动物考古研究的一部分而得到了分析，该研究在时间跨度（8至15世纪）以及对背景和埋藏特征的考虑（即了解生物体腐烂和保存方式）方面，都是一座里程碑。在尚加6009块鱼骨的种级鉴定中，尽管范围巨大、种类极多，但大部分是帝王鱼（emperor fish）（龙占鱼科，Lethrinidae）和鹦嘴鱼（parrotfish）（鹦嘴鱼科， Scaridae）。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组合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深水鱼，而是来自周围珊瑚礁的浅水鱼。考古学家马克·霍顿（Mark Horton）和尼娜·穆迪达（Nina Mudida）提出，对鲨鱼和梭鱼等深海或远洋鱼类的大量捕捞直到11世纪才开始（Horton and Mudida 1996：380）。他们还把这些鱼类遗骸与遗址内的特定区域联系起来，或许还与居住在内的不同人类群体联系起来。他们在尚加尤其还区分了西南区和北区，西南区有牛类遗骸和极少的鱼类遗骸，而北区有鱼类和家畜的混合组合。霍顿（1994）将此解释为尚加存在游牧群体的证据，他们可能与捕鱼和吃鱼的群体共同存在，尽管他们移居到了海岸，但仍然保持着不吃鱼的禁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解释得到了这一区域民族志的支持，这里的卡特瓦（Katwa）沿海族群仍然不吃鱼。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发现有多么适用于其他海岸地区。在尚加，鱼属于基本食物，从11世纪开始，家畜的数量在动物区系记录中才开始超过鱼类。

对东非沿岸遗址的鱼类遗骸进行的系统比较分析，已经开始将此扩展成为一种更普遍的模式。以前的工作已经对拉姆岛（Wilson and Omar 1997）、桑给巴尔岛（Horton and Clark 1985； Kleppe 2001）和莫桑比克（Badenhorst et al. 2011； Sinclair 1982）等遗址中占优势地位的鱼类遗骸进行了讨论。动物考古学家伊兰迪拉·昆塔纳·莫拉莱斯（Eréndira Quintana Morales）（2013）将这些记录进行了汇编，并对肯尼亚海岸、桑吉巴尔岛（Prendergast et al. 2017）、马菲亚（Mafia）岛（Crowther et al. 2016）和松戈·姆纳拉（Songo Mnara）岛（Quintana Morales 2013）等遗址新发掘的材料进行了分析。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动物考古学鉴定的结果是，所有时期大多数为岩礁鱼类，这反映出对近海资源的广泛利用。栖息于深海、需要不同捕鱼技术的大型鱼类从未占主导地位，只是从11世纪开始才变得常见（Fleisher et al. 2015； McClanahan and Omukuto 2011； Quintana Morales and Horton 2014）。从肯尼亚北部到莫桑比克的各遗址的动物考古记录表明，身居这些沿海地区的人群利用的是陆地和海洋的一系列野生资源。因此，捕鱼与陆上狩猎都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Badenhorst et al. 2011； Prendergast et al. 2016； Walsh 2007； Wilson and Omar 1997）。这种混合型策略在东非的珊瑚海岸创造的丰富环境中很显成效。这也是对沿海环境带来的一系列特殊挑战作出的回应。在这些地方，农业和畜牧业可能更具挑战性。在许多沿海遗址内，如刚才提到的尚加，大型鱼类数量的增多，伴随着向家养陆地动物，尤其是牛类的转移。虽然很难说究竟是什么促使人们转向家养动物，但这些变化与印度洋贸易规模的变化以及与海洋联系的拓展相吻合（Fleisher et al. 2015）。对深海的开发，伴随着以不同的船舶技术为基础的、与更广阔的海洋更持久的关系。它同时还与沿海商人精英的发展有关，因为他们的消费习俗会影响当地的需求。

在科摩罗（Comores）群岛和马达加斯加岛上，虽然动物考古研究还不太成气候，但得到的发现却惊人的相似。科摩罗群岛8至10世纪“当伯尼时期” （Dembeni phase）的遗址有海洋和陆地物种的混合组合。马达加斯加岛从8世纪开始的一些早期的遗址都零星散布在沿海，含鱼骨和贝壳，有很少的陶器（Dewar and Wright 1993：431）。而从11世纪开始，在马达加斯加北部的安帕辛达瓦湾（the Bay of Ampasindava）（Radimilahy 1998；Vérin 1986）和东南部，则有海洋和陆地动物的混合组合。对西南海岸正在进行的研究似乎得到的发现是，以近海资源为基础的开发模式具有漫长的发展历程。尽管最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自最近的200年，但动物考古分析却显示出珊瑚社群对蛋白质的严重依赖（Grealy et al. 2016）。这似乎反映出这一地区利用本地和近岸资源的悠久历史（Douglass and Zinke 2015）。

在印度洋地区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对珊瑚礁资源的强调，但没有这种按年代顺序向深海物种转移的感觉，而是近岸和远洋物种同时出现。对波斯湾和红海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反而揭示出，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从海洋获取鱼类的方式具有显著的连续性。一项对波斯湾的详细研究报告说，中世纪时期的遗址仅有极少几处（Beech 2004），不过，在西拉夫和哈雷伊拉（Jazirat al-Hulaylah）都有前伊斯兰时期到伊斯兰时期后期（约14、15世纪到16世纪早期）的记录，包含非常相似的组合，既包括较小的近海鱼类，如帝王鱼，也包括较大的深海鱼类，如金枪鱼。在这一时期末的大量遗址，如哲尔法（Julfar），也有同样的情况，种类非常广泛的鱼类，包括近海和深海鱼种，都被开发利用。总的来说，比奇（Beech）强调了波斯湾地区悠久定居历史中对所有海洋环境长期存在的开发利用（Beech 2004：3）。报告的按年代顺序发生的变化很少，即使在西拉夫等遗址的城市发展时期也是如此。这可能反映了它们当中一些考古遗址的性质，它们是大型城市台型遗址，组合物或许涉及高身份者的住宅，而不是鱼类加工区或垃圾场。

红海港口老库塞尔（Quseir al-Qadim，古罗马时期称Myos Hormos）的鱼类遗骸组合显示了岩礁鱼类及深海鱼类的混合捕捞。不过，在这里岩礁鱼更为常见，在整个伊斯兰时期鹦嘴鱼在组合中都占据主导地位（Hamilton-Dyer 2011：262）。在库塞尔，人们捕鱼供当地人食用，在港口附近发现的大量鱼骨反映出鱼在烹饪前被去骨切片。不过，鹦嘴鱼也是重要的制作鱼干的材料，它们被送到为库塞尔供货的沙漠定居网点，包括沙漠贸易小站。因此，渔业在此处是重要的经济产业，或许在其他红海港口也是如此。奇怪的是，这并没有反映在贸易和日常生活的历史记录中，开罗藏经库（Cairo Genizah）中没有，在库塞尔被称为“长老之家”（Sheikh’s house）的建筑遗址（Guo 2004）中找到的13世纪重要文献集里也没有。后者包括一份完整的整个城镇的商业账目，收入和支出都有完整的记录。记录中列出了许多食物，包括蜂蜜和肉类，但根本没有出现鱼类。鹦嘴鱼干可能是经加工后用作船上食物，但无论如何解释它在文字记录中的缺失，这都有力地说明，鱼类和捕鱼活动可能对维持生计的经济至关重要，同时也在文献记录中不值一提。同样，尽管饮食和烹饪在伊斯兰世界是重要的写作题材，但鱼类食谱却几乎难见踪影，因为这两者都是远离此处所述的沿海社区的内陆城市精英的产物。

鱼类如何作为大餐中我们称为“菜肴”（dishes）的一种而被烹饪，这一点通常很难重现。像鹦嘴鱼这类的大型岩礁鱼可以被切成相当大的鱼片，如在库塞尔显示的加工方法中所见。这些鱼片可能在炖煮后、在新鲜状态下或鱼干复水后被食用。较小而多骨的鱼类更易整条煮熟，然后再用手把肉扒下来。在明火上烧烤是一种常见的烹饪方法，如图2.4所示的坦桑尼亚松戈·姆纳拉岛海滩上的烤鱼。如图所示，椰树环绕的印度洋海岸为人们提供了充足而现成的烹饪用燃料。

北大西洋鱼类

与我们的期望相反的是，北大西洋地区在维京时代之前很少有人吃鱼。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海洋食物的利用非常少，在一些地方，这可能已发展到吃鱼禁忌的程度，因为在英格兰和北海周围，鱼类消费量非常之低（Dobney and Ervynck 2007； Russ et al. 2012）。苏格兰沿海居民会吃一点鱼，但这些鱼大部分来自海岸附近的栖息地。绿青鳕（polachius virens）很常见，还有一些其他种类，包括鳕科（Gadidae）、江鳕科（Lotidae）、比目鱼（flatfish）、隆头鱼科（Labridae）等。在用现代复原方法挖掘的一些遗址（e.g.， Harland 2016， 2019）中，有少量迹象显示大型、成熟鱼类的深海捕捞开始出现，这表明维京人到达之前的船舶技术比迄今为止认为的更先进。这些较大型的鱼类包括生活在150米至200米深海的成熟大西洋鳕鱼（Gadus morhua），以及喜欢生活在100米至400米深海的鳕鱼（Molva molva）（Froese and Pauly 2019）。在苏格兰公元800年之前的遗址中，包含鱼类遗骸的只有极少几处，这表明海洋资源的影响很小。这些居民偶尔会捕鱼，但摄入的海洋蛋白质不足以影响其骨骼中的同位素组成，而它在大量摄入海洋食物的居民中却常被发现（Barrett and Richards 2004）。即使捕鱼，他们主要也是利用沿海季节性资源，直接捕鱼或使用渔网和鱼堰。在维京人最初定居的时候，冰岛和法罗群岛的环境相对还处于原封不动的原始状态。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里，人类活动在法罗群岛上虽然存在但很少，不太可能对海洋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Church et al. 2013）。

在维京时代，这一地区的海上联系显著增多，海洋渔业规模也随之显著扩大，这在整个地区的动物考古组合中可见一斑。在9世纪和10世纪，沿海地区成为相当多的渔业社群的家园，其标志是丰富的鱼贝丘。这些鱼也被交易到内陆地点，譬如约克（Barrett， Locker， and Roberts 2004； Harland and Barrett 2012）。在苏格兰北部群岛等地，密集的贝丘沉积物在从奥克尼到设得兰群岛的沿海区域都有发现，而且往往是由于海岸侵蚀而被识别。这些遗址包括夸格鲁（Quoygrew）、韦斯特雷（Westray）、圣博尼费斯（St. Boniface）、帕帕韦斯特雷（Papa Westray）和桑代岛的普尔（Pool，Sanday）（Cerón-Carrasco 1998； Harland and Barrett 2012； Nicholson 2007）。它们都含有大量的贝壳，其中发现的许多笠贝类有可能被用作诱饵，尽管学界对它们的消费存在一些争议（见以下的东非相关内容）。维京时期冰岛的证据表明，从最早的定居点开始，鱼类遗骸就大量存在。在位于内陆的遗址中，鱼类可包括淡水和洄游鲑鱼类，如鲑鱼、鳟鱼和红点鲑，但海洋鱼类，尤其是鳕鱼更常见，甚至被带到了较远的内陆，例如被带到了玛花顿湖（Mývatn）地区的遗址（Perdikaris and McGovern 2009）。在冰岛，人们用渔网捕捞鲑鱼，对河岸所有权的争夺也留下了历史记录，但这些鱼类远不如鳕鱼类和江鳕类重要。法罗群岛的证据表明，在维京时代和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渔业和农业一样，都是维持生活的必需（Dufeu 2018）。

不过，这一地区海洋鱼类捕捞量的最大增长发生在公元1000年左右。在10世纪晚期及11世纪早期，在内陆定居点发现的鱼类数量显著增加（Barrett， Locker，and Roberts 2004）。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为“鱼视界”，因为有一致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这一时期海洋鱼类的捕捞量大幅增长。考古学家詹姆斯·巴雷特（James Barrett）认为，这是历史上过度捕捞行为的起始点，正是这种行为导致了当代这些水域生物种群的稀少。在北部群岛，原始的商业捕鱼在11世纪时已经出现。鱼贝丘内包括鳕鱼和相关种类，如绿青鳕类和江鳕类，它们几乎占了所发现的鱼分类群的全部。它们基本都是更大型、更成熟的鱼类，总长度至少达80厘米，这表明有专门的远洋捕鱼作业。从11世纪开始，所捕之鱼的种类几无变化，但与前几个世纪相比，鱼类沉积物的密度这一时期有所增加，鱼类对哺乳动物的比例也有所上升。渔业的增长与乳制品业的增长是同时发生的（Critch， Harland， and Barrett 2018），这种发展仍需要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波罗的海各岛屿，鲱鱼长期以来都是首选鱼类，鲱鱼滩的开发历史与人类在这里的定居历史同样悠久（Benecke 1982； Enghoff 1999）。鲱鱼在生物学上与鳕鱼类和江鳕类大不相同。它们是幼小的浅水鱼，可用渔网捕捞。由于它们含油量高，如果不是在它极其新鲜的时候食用，就需要用盐水或盐腌制，或用烟熏制。在其他地区，对它们的捕捞在11世纪有所增加，它成为更具商业性的模式的一部分。在苏格兰北部群岛的动物考古记录中，它们几乎完全不见踪影。在西部群岛，考古中确实发现了鲱鱼，它们在13世纪和中世纪其余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在博奈斯（Bornais）1号堆和3号堆（Cartledge et al. 2012； Ingrem 2005）中。在这一时期，在内陆的骨骼组合中已能够发现一定数量的鲱鱼，它们是主要依赖鳕科鱼类（鳕鱼和鲱鱼）的腌鱼贸易的一部分。这是内陆生存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一部分，城市人口的饮食离开了淡水鱼（或许是由于过度捕捞）而转向了海鱼。巴雷特、洛克（Locker）和罗伯茨（Roberts）（2004）追踪了这些年代前后不列颠群岛多个中心的转变，包括约克、伦敦、南安普顿、诺威奇和北安普顿。在所有这些遗址中，海鱼的消费量在11世纪和12世纪都大幅增加。这必定反映出渔业群体中发生的转变，一是转向利用不同的技术开发更深的海域，二是转向为着商业目的而捕鱼。这种转变也反映在欧洲各地城市发现的骨骼组合中，在法国北部、比利时（Van Neer and Ervynck， 2003）和波兰的遗址中就有类似的情形。鳕鱼和鲱鱼捕鱼业的增长，以及海洋鱼类市场化经济的蓬勃发展，在书面历史记载中姗姗来迟。波罗的海海湾和东英格兰的鲱鱼集市在11世纪和12世纪留下了记录（Barrett， Locker， and Roberts 2004：624—625），但大多数关于鱼类贸易的历史数据则出现在13世纪及之后。至13世纪，鱼类和捕鱼活动已经出现在法律框架中，根据13世纪的法律，鲱鱼与鲑鱼齐名，并高于鳕鱼（Dufeu 2018：154）。视觉艺术也是，它显示出对鱼的种类有了新的认识，如在英格兰北部于1250年至1260年左右创作的《诺森伯兰动物寓言集》（Northumberland Bestiary）中对鱼类的表现。

捕鱼技术

通过近年来民族志研究的视角，人们了解了东非的捕鱼技术（Nakamura 2011；Prins 1965）。它们表明，在开发不同的沿海产地和捕捞种类的过程中，多种多样的捕鱼技术得到了运用（see Quintana Morales and Horton 2014： table 2 for summary）。昆塔纳·莫拉莱斯和霍顿（2014）将这些方法应用于研究该地区中世纪的过去，他们提出了早期（7世纪至10世纪）在岩礁上使用小型渔网和鱼笼的充分理由，他们把11世纪起向远洋鱼类的转变与捕鱼技术向更大型船舶和漂网的转变相联系，而这种转变又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相关。

在西印度洋，捕鱼设施在考古上的直接证据并不多。在奔巴（Pemba）岛、尚加和马达加斯加的遗址中发现过鱼钩，但数量很少。老库塞尔的证据要充足得多，并且，由于该遗址极佳的保存条件，它还包含大量而广泛的材料（Thomas 2011），如图2.5所示，有金属鱼钩以及陶瓷网坠，还有残存的骆驼毛制成的钓鱼线和细格渔网。总之，它们表明，用鱼线钓鱼比用渔网捕鱼更常见（Thomas 2011：218），但这种情况与大多数为非食肉鱼类的动物考古学数据有冲突，这类鱼不吃诱饵，因此需用网捕捞（Hamilton-Dyer 2011：265）。然而，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捕鱼工具却是木刺钩（128件文物中有88件）。它们会被绑在一根绳子上，放在海底，然后被鱼吞食。这种技术也在波斯湾地区于各个时期得到广泛应用（Beech 2004）。在这两个地方，通常的模式都是为从不同环境中获得最大利益而部署的不同策略。它与当今小规模社群的民族志研究不谋而合，也说明了劳动人口是熟练、分散而缺乏中央控制的。

在北大西洋发现的大型、成熟的鳕鱼、江鳕及相关种类，是用鱼线钓获的，鱼线通常由拧在一起的马毛制成（Fenton 1978：244，534），有多个饵钩。15世纪纽芬兰渔场开放时，历史上才首度出现对针对这些鱼类的渔网的记载（Nedkvitne 2014：526），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一时期之前，中世纪北大西洋曾使用渔网来捕捞鳕鱼和相关种类。不过，鲱鱼是较小的浅水鱼，确实需要用渔网对它们进行捕捞。在那些捕捞鲱鱼的地方，我们应推断渔网得到了使用。

关于前基督时代北大西洋中世纪船舶的知识，我们从船葬中获得，偶尔也从较大船舶的标志性发现中获得，包括斯库勒莱乌2号在内。船葬包括苏格兰西海岸10世纪早期的阿德纳默亨（Ardnamurchan）船葬，其长度为5.1米（Harris et al.2017），以及奥克尼岛9世纪晚期或10世纪的斯卡（Scar）船葬，其长度为7.2米（Owen and Dalland 1999）。对冰岛戴斯（Dysnes）维京时期前基督时代船葬的挖掘，显示它至少有6米长（Gestsdóttir et al. 2017）。它们都是典型的7米或8米以下的小船，已知的维京时期和中世纪的船只大部分属于这类（Owen and Dalland 1999）。这些小船很容易被拖上岸，放在“船壳”（naust）里，船壳是一种简单的土制围墙，可作遮挡之用，许多这样的围墙至今仍存在。苏格兰小型木帆船直接延续了斯堪的纳维亚建造风格：它们都是长度在5.8米到7.3米之间的小型敞舱船，通常有两对桨（Miller 2008： table 5.3， 107）。带三对桨的较大渔船出现在设得兰群岛，用于在北方群岛用长鱼线捕钓成熟的鳕鱼、江鳕及相关种类。在苏格兰高地周围用渔网捕捞鲱鱼也用的是类似的渔船（107—110）。这些船全都是敞舱小渔船，只能装载少量渔民，他们能够娴熟地在大海和潮汐中航行，不停地往返，把大鱼带回家。

贝类：鱼饵、艰难时期的食物及禁忌

综上所述，贝类是另一种重要的沿海资源，作为鱼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尽管它们在两个地区的动物组合中都一直是基底层，但作为沿海生存的一方面，对它们的利用情况的研究依然非常缺乏，对它们的消费仍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在库塞尔，从罗马时期到伊斯兰时期，贝类资源的开发呈现急剧下降之势。汉密尔顿—戴尔（Hamilton-Dyer）认为这可能与食物禁忌有关，贝类有可能是一种伊斯兰教的禁忌食物（2011：265）。事实上，虽然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一样禁吃食腐动物的肉，但贝类是一个例外，至少逊尼派是这样，对贝类的消费“不鼓励”（makrūh），但不禁止。只有十二伊玛目派正式禁止食用贝类（Glassé 2001：148）。因此，库塞尔的伊斯兰地层中持续存在数量较少的贝类，可能是少量逊尼派穆斯林不顾贝类“不鼓励”的限制而继续食用贝类的缘故，或者也可能是在捕鱼时使用贝类作为诱饵的缘故。

然而，这些解释似乎与东非穆斯林饮食中贝类持续占据重要地位的证据相矛盾。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的遗址中，食用贝类留下的遗骸在斯瓦希里海岸很常见（Quintana Morales and Prendergast 2018）。尽管如此，它们很少成为考古研究的明确关注点，因此能够被用于量化研究的组合很少（Christie 2011； Faulkner et al. 2018；Fleisher 2003； Wilson and Omar 1997）。在莫桑比克海岸，有一处区域确实已经超出了斯瓦希里伊斯兰文化的主要中心而向北延伸，那里的遗址，如知本（Chibuene）（7世纪到14世纪）等，其中的贝丘高达5米多，它们反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采捕和食用贝壳的程度之强，使动物区系的记录都相形见绌。贝类在如今常被认为是一种艰难时期的食物（Msemwa 1994），这种民族志学分类意味着它们被用作过去饮食丰富度和状况的指标，这个推论是，有其他选择的群体会避免食用贝类（Christie 2011； douglas and Zinke 2015）。不过看来很可能的是，贝类在过去与其他蛋白质来源相比，也并非处于太边缘的地位。如前所述，它们在各个时期的遗址中都很丰富，而且它们的采捕更普遍地和鱼类捕捞的年代顺序一致，在7世纪至10世纪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家畜在考古记录中变得更常见而变少（Fleisher 2003）。尽管如此，在小型定居点和包括基尔瓦基西瓦尼（Kilwa Kisiwani）与松戈·姆纳拉在内的大型富裕城镇的考古记录中，用作食物的海洋软体动物的壳体仍然十分丰富（Wynne-Jones and Fleisher 2016）。它们与低社会地位存在关联的观点或许需要修正。

在北大西洋，大量的贝壳经常和鱼类遗骸一起被发现，而它们当中帽贝（Patella sp.）通常是最常见的，其次是厚壳玉黍螺（Littorina littorina）。其他各种双壳类和腹足类也有少量发现。一些地区显示出对某些种类的偏好，这可能反映出当地能够获得的种类和文化偏好。例如，贻贝（Mytilus edulis）在冰岛阿库维克（Akurvík）遗址中是最常见的种类（Amundsen et al. 2005： table 5）。帽贝的使用存在争议：它们是被用作鱼饵还是被存心吃掉？苏格兰的民族志记录将帽贝描述为既是近海捕鱼的鱼饵（Fenton 2008：99），也是饥荒时的食物（Fenton 1978：542），而且还是新娘和新郎婚礼前夜在特别晚餐中食用的“爱之肉或吻之肉”（Muir and Irvine 2005：98）。也有人认为它们被用作猪食（Sharples 2005：159）。在赫布里底（Hebrides）群岛的斯堪的纳维亚遗址博奈斯3号堆中，帽贝的数量相当可观，尽管该遗址距离最近的帽贝丰富的海岸有2.5公里。它表明将活帽贝带回定居地是有某种价值的。虽然发掘者认为这可能是供人类食用的，“吃过帽贝，我可以证明它们的味道并不令人讨厌”（159），但来自人类骨骼的同位素证据并不能证明贝类被广泛食用（Milner and Barrett 2012：113），因此，考古发现的大多数贝类似乎都可能是被用作鱼饵，尽管人类可能在特殊场合下也少量食用。

贸易和社会组织

这几个世纪的特点是世界性的国际贸易发展，鱼类和渔业是如何对它作出贡献的呢？捕鱼的农民是何时开始走向专业化并成为商业捕鱼实践中的一部分的呢？两个地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它与被捕捞的鱼的种类，以及创造海岸之外对鱼类需求的陆地网络的性质有关。它或许也反映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

鱼类等消耗品的市场化贸易的发展，是欧洲中世纪鼎盛时期的特征。在整个北大西洋地区，最初的捕鱼活动是基于维持生存的需要，是包括农业活动在内的季节性周期的一部分。北大西洋及周边陆上地带的“鱼视界”可能代表了一种向着商业化捕鱼活动的转变，它在规模、性质和社会组织上都是不同的。这些都发生在一种海洋文化当中，这种文化的特征是船、登陆地点和海上知识（Westerdahl 1992，2008），而捕捞大型鳕鱼和江鳕类需要高超的捕鱼技能。陆地上的加工表明，一些大型鱼类经过风干成为鱼干，同时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它们在新鲜时被食用。相比之下，商业化捕鱼会产生剩余产品，它们被出售给最终消费者，通常利用中间商，以及包括卸货、加工和储存条件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和机制（Dufeu 2018：58）。生产这些产品的渔民可能仍在季节性农业周期内作业，捕鱼技术本身或许与维持生计的捕鱼相比没有变化，但可能在这个阶段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鱼干可以用来换取奢侈品或主食，支付租金、什一税和手续费，并且它们也能够进入商业经济。

挪威的商业捕鱼可以追溯到11世纪晚期（Nielsen in Starkey et al.， History of the North Atlantic Fisheries， quoted in Dufeu 2018：29），在苏格兰北方群岛11世纪同时代的贝丘中（Harland and Barrett 2012），可以看到捕鱼的增多，它进一步证实商业（或原始商业）捕鱼可能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观点。冰岛公元1200年的一项法规规定，鲜鱼（可能是鳕鱼）只能在捕捞当天出售，否则就只能在家里晒干后再出售。大约930年，鱼干有了公认的价格（当时15.3条鱼相当于一枚银奥拉［eyrir，冰岛硬币］，或大约27克银），后来的价格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鱼干变得更加值钱（Dufeu 2018：84—85）。这则法规和定价是否表明这些鱼干正在进入商业经济？冰岛鱼干于13世纪早期到达英国港口。不过，考虑到那时冰岛已开始被挪威人控制，贸易船的来源和所有者是有疑问的（88）。冰岛的历史资料表明，供出口的商业捕鱼始于14世纪早期，当时海关从经加工的鱼干获得的收入首次占据了重要地位（16，23—24，27）。这一日期或许要退回到13世纪晚期，当时的文字证据显示，鱼干被用于交易进口商品（Gardiner and Mehler， 2007：389）。14世纪也是法罗群岛商业捕鱼发展的重要时期（Dufeu 2018：33）。这种贸易一直延续到今天：来自北大西洋地区的干鳕鱼和腌鳕鱼被用于制作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南欧国家的传统菜——咸干鳕（bacalao/bacalhau）。咸鱼干烹制的时候要经过多次浸泡，也可以将它砸软。中世纪的烹饪方法包括煮，以及“与姜和藏红花一起炖，加上奶油、洋葱和猪油，或与坚果和杏仁一起油炸”（Wubs-Mrozewicz， 2009：187）。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鱼类并不是唯一用于海上贸易的天然产品。北大西洋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拥有丰富的可获得的海洋资源。其中一些是外来的，从而出现在历史记录中，包括北极熊毛皮、海象象牙和格陵兰岛北部狩猎场诺若尔塞塔（Norðurseta）的兽皮（Frei et al. 2015； Star et al. 2018），以及因需要高超捕猎能力而值钱的活的冰岛矛隼（Frei et al. 2015； Star et al. 2018）。在考古记录中，鲸鱼并不常见，但它们搁浅后会被人们清理，以获取食物、鲸油和原材料（包括骨头），在需要时，人们可能会对较小型种类的鲸进行一些有限的猎捕（Szabo 2008）。

推动这种商业化的城市消费习惯的转变是复杂的，而且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在伦敦等地，海洋资源取代了被过度捕捞或无法维持日益增长人口所需蛋白质的淡水鱼（Orton et al. 2014）。需求是由新兴城市精英以及他们对鲱鱼、鳕鱼等鱼类的需求推动的。基督教精英也可能参与其中，有资料记录，教会从12世纪中叶开始就参与控制冰岛的河流和海洋渔业的使用权，这表明了捕鱼的商业性（Dufeu 2018：83）。冰岛和法罗群岛从11世纪初开始向挪威纳税，有可能是以鱼干的形式（96），也许它们首先是由以打鱼为生的农民捕获并加工的，他们用鱼来向酋长们支付租金和税费，然后酋长们进入小规模商业贸易、向挪威支付税款。冰岛和法罗群岛的酋长们从11世纪开始就效忠于挪威，以换取优待和权力，虽然这两个群岛名义上仍是独立的，但他们可能会支付鱼干作为回报，“可以说，这种效忠造成了挪威人和冰岛人之间的一种商业伙伴关系或联邦关系”（99—101）。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能是由于当时基督教会的影响，因为10世纪对本笃会的斋戒习俗的采纳导致了斋戒期间对鱼的需求。然而，这种解释远远难以得到普遍接受，詹姆斯·巴雷特等人（Barrett， Locker， and Roberts 2004）驳斥了这种因果关系。不过，艾伦·J.弗兰岑（Allen J. Frantzen）等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现在正在把这些考古材料与他们的资料进行整合，以解释这种变化对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以及最终对海洋文化史意味着什么（Frantzen 2014：232—245）。

就它为渔业群体带来的社会组织的转变，威斯特达尔（Westerdahl）（2008）在将现代民族志研究与历史数据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构想。他描述了多个活动领域，从管理港口基础设施的人员到水兵、商业水手。他认为这些分类许多都始于15世纪的商业行会水手，而他们依赖的基础是渔民/农民的“小”世界（Westerdahl 2008：196）。后面这个世界为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同时代的文化提供了背景，并带来了跨多语言、多民族领域的文化联系和统一。威斯特达尔认为，这是由于对海洋世界的共同关注：对方向、对时间与距离的组合的关注。根据文化和民族志研究证据，劳动可能是有分工的，虽然女性不太可能捕鱼，但她们参与了准备和加工的各个方面（Dufeu 2018：44； Coull 1996：49—50）。

直到中世纪后期，农业和渔业在整个北大西洋地区都是同一经济体系的两个方面，这种体系的首要目的是为直系家庭成员提供食物，其次才是提供剩余的食物产品——鱼、奶制品，用于支付或者交易。苏格兰的证据显示，在家庭农场内有鱼贝丘堆积，这表明了基于海洋和陆地的双重经济。冰岛确有一些证据表明，从13世纪开始就有了临时和永久的渔站（Dufeu 2018：149）——考虑到内陆农场可能离海有一段距离，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而这种办法在苏格兰北部或法罗群岛却非必要。阿库维克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它是一个有捕鱼“摊位”的海滩遗址，对这些摊位的使用很可能是季节性的（189）。

相较而言，在西印度洋，几乎没有中世纪时期渔业商业化的证据。相反，鱼类和渔业继续为这里的定居提供基本的生存基础，而商业活动则集中在其他方面。这可能是由于在热带气候下运输和保存鱼类的可能性有限，但也可能与相互交流和商业发生的场所有关。印度洋周边被原材料贸易所连通，这些原材料在一些地区缺乏而在另一些地区却十分丰富，红树林木材从非洲东部向无树木的海湾地区的转移就是一个例子。涂釉陶瓷、玻璃和玻璃珠、象牙和黄金等奢侈品的大规模贸易也推动了海洋贸易的发展。鱼类作为整个地区常见的主食，却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有少量的历史记载显示，鱼干可能在海洋网络中流转。14世纪中期元朝晚期文献——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提到马尔代夫出产的鱼干，而在后来的15世纪明朝文献中，提到马尔代夫当地的商品鱼和玛瑙贝（Ptak 1987：677， 686）。一部重要的文字资料是《心灵之乐》（Mānasollāsa），它是一部梵文的“帝鉴书”，大约在1129年到1130年由位于印度西部德干（Deccan）地区的西遮娄其（Western Chalukya）王朝国王娑密室伐罗三世（SomeśhvaraⅢ，1126—1138）编撰而成，其中包括对王宫中食用的淡水鱼和海鱼的大量详述（Sadhale and Nene 2005）。不过，这部资料却对出产这些渔获物的捕鱼群体和捕鱼活动毫无记载，也没有记载获得这些鱼类的交易网络。在大多数沿海地区，虽然新鲜或腌制的鱼类都被广泛食用，但它们并不属于长距离甚至中距离的商业货物。一份12世纪在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为前往也门而写的行李清单，在补给品中列出了“两皮囊‘hūt’鱼”，可能是某种鱼干（Lambourn 2018），但没有证据表明马拉巴尔之外有更多的鱼类商业贸易。

相反，其他海产品有时候变得高度商业化。马苏迪在他10世纪的著作《黄金草原和宝石矿山》中提到，龙涎香，即抹香鲸消化系统产生的带浓郁香气的分泌物，是一种非洲的出口商品。贝壳被用作生产的主要原料，同时也是贸易物品。在东非海岸，海贝至少从7世纪开始就被用来制作圆片形的串珠。可用磨珠机的证据证明这种产业的规模：带有检查槽的陶瓷碎片，被用于打磨粗饰蚶属（Anadara sp.）贝壳的柱体，它们随后被切割成圆片（Flexner， Fleisher， and Adria LaViolette，2008）。通常的推测是，这些串珠生产之后被运往内陆市场。在坦桑尼亚中部距离海岸数百公里的遗址中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推测（Walz 2010）。这项产业从11世纪开始衰落，因为来自南亚的玻璃串珠在沿海和内陆市场更易得到。玛瑙贝壳在中世纪后期似乎仍被用于制作串珠。在一些遗址中它们的数量极多，这似乎表明它们被用作货币（Kirkman 1964）。玛瑙贝也是一种贸易商品，不过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它们。在马尔代夫开采的资源被用于商业目的，被交易到跨撒哈拉和西非市场，并向东进入孟加拉和中国云南，而东非的遗址中，更常用的是本地的资源（Haour， Christie， and Jaufar 2016）。别处也存在着神秘的贝壳产业，比如在基尔瓦地区，尤其是在松戈·姆纳拉岛的沉积物中，发现了文石（大砗磲壳）制成的串珠。

正如罗克珊妮·玛格丽蒂在本卷中所述，这些产业与珍珠产业相比是相形见绌的。从史前时代直到近年，珍珠产业一直是波斯湾和斯里兰卡与南印度之间的马纳尔湾（Gulf of Mannar）渔业活动的经济大重点（Carter 2005）。考古研究所展现的捕鱼和维持生存的世界，与富有的城市精英雇用季节工去潜水采珠的商业化采珠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相比之下，在东非，是小规模生产者为了满足当地的需求而捕鱼。13至15世纪斯瓦希里商人住宅中呈现的一些大型鱼类（Horton and Mudida 1993； Quintana Morales and Horton 2014）或许代表了富有居民对船和渔民的支配权。不过整体的状况还是与近年来民族志研究描述的世界相似，它所记录的渔业社会中，妇女、男子和儿童都从事采捕贝类的工作，并用独木舟在印度洋珊瑚礁地带捕捞更多的渔获物。他们的日常饮食主要是鱼类等海洋资源。从马达加斯加（Astuti 1995）到安达曼海岸（Hope 2002）群体的这些民族志研究展示了渔业是如何定义和塑造沿岸群体的。维持生活的实践不只包括提供食物，它们还将一系列技术、技能和活动带到日常生存的最前沿。

结论及未来的方向

整个中世纪时期北大西洋渔业的商业化发展，导致了本章所讨论的两个地区目前看来的主要差异。考古研究提供了文字资料没有提供的数据，表明大约在公元1000年，不列颠群岛及北大西洋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欧洲人从不吃或很少吃鱼，变成海鱼的大消费者。但是，除从根本上改变饮食文化之外，以贸易为目的的鱼类生产还带来了丰富的基础设施和机制，包括人员、空间和技术。它似乎也创造了一个更专业的渔民和水手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世界，带来了特定的知识和世界观。除冰岛的一些证据外（Wilson 2016），这是一个男性占绝对优势的世界，不过，在渔获物加工中整个社群都被包括在内。这与同期印度洋捕鱼活动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元800年到1450年间，这两个地区也有相似之处。它们是由参与捕鱼领域的人形成的实践社群创造的，这些社群创造了跨越国家、语言和政治界限的群体。实践社群长期协作，交流意见、分享策略、找寻解决办法、尝试创新。中世纪的渔业社群通过海洋知识和技能的网络实现了这一点。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共同与海洋打交道，跨越的区域是以海洋而不是以社会政治类别连接起来的。这些社群处于发展变化中，他们对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不断增长的需求作出反应，对鲱鱼干或来自波斯湾的珍珠带来的商业机会作出反应。他们还通过与海洋打交道的创造性方式，创造了其中一些转变。中世纪时期的特点通常是相互联系的日益增多，地方之间新路线的开辟和新联系的建立。海洋空间在这种发展变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由渔业社群所支撑，他们保留并发展着关于潮汐、洋流和风的知识，他们是与海洋斗争的先驱，而海洋最终塑造了这个世界。不过，一个更大的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东非在多大程度上是更广泛的印度洋沿海地区的典型。那里的动物考古学数据目前非常稀少，如有的话，也只是些填补空白的书面文本和少量文献资料。虽然前现代的文献对印度沿海地区的鱼类消费状况有一致的描述（Achaya 1994），但目前我们对这些地区14、15世纪之前鱼类的消费、加工，或更广泛的贸易都知之甚少。据报道，在现巴基斯坦信德（Sind）的早期港口遗址班普尔（Bhanbore），所有的考古层都存在大量的鱼类遗骸，但这些遗骸尚未得到修复，因此也没有对它们进行研究。红海和东非海岸的这些材料和考古发现，有望促使人们在对印度洋其他地方的动物考古学遗迹进行发掘时更多地关注系统性修复，以便对大西洋和印度洋这两个世界进行更广泛的比较，从而更好地理解显然极为独特的欧洲的饮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