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旅人
第六章
旅人
文字与语境
莎朗·木下
在历史和小说中，中世纪的旅人——商人、朝圣者、十字军和其他一些人——渡海的频繁和规律性都令人吃惊。然而，留给我们的关于他们船上经历的记载却相对较少。伊丽莎白·兰伯恩写到了在亚丁（靠近红海入海口）与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之间的海上通道定期来往的犹太商人：“仿佛是登船的简单举动把旅客和随行的一切置于濒死的状态中，只有在到达时才会让他们醒来。”（2018：33）可以肯定的是，在中世纪传奇故事，特别是源自（尽管是间接的）古希腊的传奇故事的发展中，海上漂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譬如，中世纪的《泰尔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Tyre），与它古典时代晚期的版本一样，是主人公的海上旅行所组成的故事，海上旅行的沧桑导致了情节的曲折复杂（Gingras 2006：secs.8—9；Kinoshita 2014：320—321），其最早的12世纪中期的古法语残存部分，以及最显著的13世纪中期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版本均可证实。在某些情况下，对轮船和海上航行的描述代表着古代文学航海主题的延续。中世纪末期奥尔良的查理（Charles d’Orléans）诗歌中的海上意象便是如此（Noacco，2006）。在这些例子中，精神的集中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海上旅行观察的细节显得粗略。因此，本章着重于航行本身缺失的问题。它接受的挑战，就是要复原中世纪的旅人在船上的经历，包括真实的和文学中的。我的例子主要来自欧洲（包括西班牙的非基督教作家，比如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和格拉纳达穆斯林国王的宫廷秘书伊本·朱拜尔［Ibn Jubayr］的文字），再加上一些南亚的例子。(1)要预计这样的记录在哪里出现并不容易：在记录同样旅行的两位作者中，一位可能添加了海上生活的细节，而另一位可能会毫不提及。总体而言，我们的作者从自身出发，对记录船上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更大的目标，即为了这些内容的叙事的政治性、文化性、神学性和戏剧性。(2)这包括伊斯兰世界的叙事文学，它直到进入17世纪，都似乎关注传统主题而不是观察的细节（Hassan 2014；Zargar 2014）。著名的组图，如附在哈利里《玛卡梅》的某些13世纪版本中的印度洋船的插图（见图5.5），仅是对海上旅行本身极其粗略的文字描述作出的补充，它们的作用主要是强化叙述中强调的印度洋世界和其居民的奇特性。
欧洲中世纪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大约在1271年17岁时与父亲和叔父一起离开家乡，经陆路来到忽必烈大汗的宫廷，其时正值蒙古在完成对南宋王朝的征服。在接下来的约20年里，马可·波罗一直为忽必烈服务，穿梭于他的帝国中，访问他的盟国和朝贡国。三人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4年之后，当时在热那亚监狱中当囚徒的马可·波罗，与一位叫作比萨的鲁斯提契洛（Rustichello of Pisa）的亚瑟王传奇故事作家合作，写下了一部他们称为《东方见闻录》（Devisement du Monde）的著作（Polo 2016），在英文中通常被容易引起歧义地称为“The Travels”（游记之意，即《马可·波罗游记》）。
尽管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对地中海有强有力的控制——他们的海外财产被统称为“Stato da Mar”（海洋帝国）——但马可·波罗记录的大部分旅行都是陆上旅程。《东方见闻录》的海上部分仅限于《印度之书》（“The Book of India”），描述了从中国东南部经印尼群岛，向西穿越印度洋的海上路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三人从海路返回威尼斯相吻合——只因为陆路因与敌对的蒙古汗国的战争而暂时被封锁。即使在此，大海也只是被一笔带过。马可·波罗写道，爪哇岛是世界最大岛，“据熟知它的……杰出水手……说，大汗之所以没征服这个岛，主要是出于航程太远以及航路危险这两个原因”（Polo 2016：149）。桑杜（Sardan）和刚杜（Condur）是中国南海的两座岛屿，离现越南的海岸不远，它们之间的海水极浅，以至于“经过的大船都把船舵高高提起”（150）。他提到，在印度南部的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小船被用于采珍珠（157）。马可·波罗自始至终对港口城市，如刺桐（Zaytun，即泉州）、卡耶尔（Qa’il，即卡耶尔帕特纳姆［Kayalpatnam］）、霍尔木兹（Hormuz）、亚丁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它们的商人密度、贸易货物的数量和种类、关税和海关法规等。他滔滔不绝提到的唯一的海上现象是海盗，在他的描述中，那些“海上大盗”在马拉巴尔和西印度海岸附近活动，他们“对商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174）。在描述了海盗和他们的受害者各自采取的方法之后，他又讲了这个有趣的传闻：
这些坏海盗抓住商人后，就让他们喝罗望子和海水，这样商人就会恶心，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海盗们把商人们吐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收集起来，仔细检查里面是否有珍珠或其他宝石，因为海盗们说，一旦商人们被抓，他们就会吞掉珍珠和其他宝石，以免被海盗们找到。
（175）
在《东方见闻录》的233个短章节中，总共只有十来章粗略提及了海上生活。除此之外，马可·波罗如在文中的其他地方一样，把注意力都放在描述不同的王国上：它们的统治者、商品、当地的风俗，以及其他奇闻轶事。
12世纪早期安达卢西亚作家萨拉库斯蒂（al-Saraqusti）《玛卡梅》的《大海》一章中，骗子阿布·哈比卜（Abu Habib）在阿曼的港口索哈尔（al-Sohar）对听众讲话时，对海上旅行也是褒贬皆有。一方面，“当你在陆地上有广阔天地和足够的空间去漫游，却是什么驱使你在这狂暴的海洋中航行，在这汹涌的洪水中穿越呢？相反，在你面前的是大海的恐怖所带来的困境和恐惧！”（al-Saraqusti 2002：149—150）但另一方面，大海
容纳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航道和水床，珍珠和珊瑚，以及它们产物的采集者和收获者。大海慷慨地生产着白云，令白绸和棉花都相形见绌……在大海里，人们保持谨慎就会安全。人们可以拿走或留下海里的东西，可以忍受它奔流的速度，幸免了敏捷的骆驼步行和奔跑带来的艰辛。
（153—154）
启航：恐惧与盛况
海上旅行是一种可怕的前景。1358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拒绝了陪同朋友乔瓦尼·曼德利（Giovanni Mandelli）前往圣地的邀请。尽管他自觉地将自己置于“生活就是朝圣”的圣奥古斯丁派传统中，但即使是那种“哦，基督徒的灵魂梦寐以求的神佑的旅程和景象！”（Petrarch 2002：Proem 2）的终极体验的荣耀，也无法对他产生诱惑。“虽有许多原因阻碍我，但没有什么比对大海的恐惧更严重。”（Proem 3）他描绘道：
比起死亡，我更害怕慢慢地死去和恶心的感觉，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来自经验。你知道我有多少次怀着习惯能够战胜本性或缓和本性的希望向那个恶魔发起挑战吗？你问它带来了好处吗？我告诉你，航行并没有减少我的恐惧，而是加倍了折磨。
（Proem 5）
法国骑士让·儒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在他为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所撰的圣徒传记《圣路易传》（The Life of Saint Louis）（约1309年）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恐惧。时隔半个多世纪，他在书中生动地回忆了1248年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从马赛港起航的经历：
不多久，轻风便鼓起风帆，把我们吹送到见不着陆地之处，除了周围的大海和天空，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一天又一天，风带着我们离我们出生的地方越来越远。我把这些细节告诉你们，是为了让你们了解一个人的胆大妄为，他掌握着别人的财产，他自己也罪孽深重，竟然敢把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因为，一位航行者晚上睡觉之时，他可知道第二天早晨他是否会躺在海底？
（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1963：196）
不过，在诸如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大远征的记录中，作者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强调的并不是恐惧，而是他们启航时的盛况。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记事中，这次东征的组织者之一、来自法国北部的骑士维尔哈杜因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船队1202年从威尼斯启航的盛大场面：“盾牌挂满了船舷，挂满了船头和船尾的堡垒，许许多多漂亮的旌旗很快被升到了桅杆上……从来没有哪个港口有比这更好的船队扬帆启航。”（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1963：46）一位普通的骑士罗伯特·德克拉里（Robert de Clari）也用法语方言记录了十字军东征，内容更加全面。用他的话说，领头的大帆船属于总督（威尼斯公爵）：
（船）全身朱红色，一张朱红的锦缎顶篷笼罩全身，四只银色的喇叭在前面吹响，鼓声震耳欲聋……全体朝圣者（十字军）让全体教士登上高高的船尾，高唱威尼斯造物主圣歌。所有人，无论尊贵或卑微，都为他们所拥有的巨大快乐而恸哭……当他们在那海面，当他们把风帆扬起，当他们将旌旗高高升起在船尾，因了他们启航的舰船和他们带来的巨大欢乐，整个大海仿佛都在颤抖，都在燃烧。
（de Clari 1996：42—43）
缤纷的色彩、喧闹的声音和宣泄的激情，激动和喜庆的这一幕，与即将展开的海上旅行的沉闷、离奇和危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
船上日常：从海上风景到相思病
从出发到抵达，其间在海上度过的时光可能是漫长而痛苦的。然而，在没有风暴、海难或海盗袭击等危险的情况下，我们的文字很少或者根本不提及旅途本身，这是正常的。在启航的盛况之后，维尔哈杜因的杰弗里仅满足于标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渡海的几个阶段：威尼斯到扎拉（Zara）、扎拉到科孚（Corfu）、科孚到内格罗蓬特、内格罗蓬特到阿拜多斯（Abydos）、阿拜多斯到君士坦丁堡。基督教伊比利亚阿拉贡（Aragon）王国的犹太商人图德拉的本杰明于12世纪60年代旅行到了地中海东部和波斯。他对经过各个停靠点的记录非常简略，以至于有时很难知道他究竟是走的陆路还是海路。在同时代的文学著作——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的古法语传奇故事《克里杰斯》（Cligés）（约1180年）中，希腊王子亚历山大（Alexander）离开君士坦丁堡，要去亚瑟王的宫廷里接受骑士奖赏。在“风平浪静”的“祥和大海”（de Troyes 1994：58，lines 244—245）上登船，他的启程伴随着锣鼓喧天的盛况，着重于留下的人们的难过和关切。相反，对于从拜占庭到不列颠的旅程，只用了简短的6行进行叙述：“他们整个四月和五月的一部分都在海上，没有太大的危险，也没有太多的担心，他们来到了南安普敦的港口，是某一天在晚祷和第5次祈祷之间，他们在港口抛锚并停泊。”（58，lines 270—27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得到的对一次日常航行最生动的描述之一，是彼特拉克对他从未经历过的一次航行的描述。在拒绝陪同朋友曼德利去圣地之后，他又给了他一份指南，告诉他应该看什么和期待什么。这篇《旅行记》（Itinerarium）从在热那亚乘船开始，彼特拉克建议道，离开港口之后，“那一整天双眼务必不可离开陆地，许多东西会出现在他们眼前”供欣赏：美丽的山谷、流淌的小溪、巍峨的山峦、悬崖上坚固的城堡、广袤的村庄（Petrarch 2002：sec.2.5）。在此，彼特拉克从乘客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地中海“近岸航行”（costeggiare）的习俗。彼特拉克就像站在船头的导游一样，指出了当轮船沿着海岸航行时要看什么：在经过亚诺河（Arno）河口时，“佛罗伦萨肯定太远看不见，但船长会在甲板上指给你看比萨，它是一座古城，但有着现代和宜人的一面”（7.0）。他告诉曼德利不仅要注意大陆，也要注意西部的岛屿。在经过里窝那（Livorno）之后，“如果你向右看，前面是戈尔戈纳岛（Gorgona）和开普拉亚岛（Capraia），两座由比萨人控制的小岛……如果你仔细看，还会看到未开垦的科西嘉岛（Corsica），岛上有大量的野生动物”（7.2）。如在所有真实或虚构的旅行记录中一样，叙事都是由作者的参照标准所塑造的。
彼特拉克“指引”曼德利到了罗马南部之后，他的地理学就从现有知识或观察，如“两座由比萨人控制的小岛”，转变至罗马历史和传说中的古典世界了。阿佛纳斯湖（Avernus）是“女祭司库玛伊（Cumean Sibyl）的广袤家园，由于年深日久、无人居住而处于半荒芜状态，但到处都是各种鸟儿筑的巢”（9.4）。靠近那不勒斯时，人们会发现“伊纳里马岛（Inarima）……一座因诗人的赞美而闻名的岛屿，人们现在称它伊斯基亚岛（Ischia），据说，在岛的下面，按照朱庇特（Jupiter）的旨意，埋葬着巨人提芬斯（Typhoeus）”（9.1）。穿越西西里岛的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 Calabria）和墨西拿（Messina）之间的海峡时，“人们会遇到那些恶名远扬的奇迹，航海人最害怕的海妖锡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12.2）。然后，在穿越亚得里亚海并沿着“希腊人的海岸”航行时，彼特拉克利用克里特岛回到了人间，“它现在（注意事物的不稳定性！）已被威尼斯人所占有。它曾是朱庇特的王国，是所有异教信仰的源头”（14.1）。航程到达圣地之后，《圣经》和宗教历史就占据了上风。彼特拉克带领他的朋友曼德利经历的海上景观，穿越了千年时光和多种文明。
彼特拉克只把注意力放在从轮船甲板上可以看到的陆地，却对大海本身毫不在意。在《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sīn wa-l-hind）(4)中，有着罕见的对海洋的描述。遗失了开始页面的唯一幸存下来的手稿，开门见山就提到了在阿曼湾发现的海洋生物，其中有一种生物
经常把它的头抬出水面，于是你可以看到它是多么巨大的东西。它还经常从嘴里喷水，水像巨大的灯塔一样喷涌而出。当大海风平浪静，鱼成群结队时，它就用尾巴把鱼赶到一起，然后张开大嘴，可以看到鱼在它的食道内，沉入井底一样地落进去。航行在这片海域的船都对它很警惕，晚上船员们会敲打基督徒用的那种木响板，以防它们撞上船，把船弄翻。
（Akhbār al-sīn wa-l-hind 2014：3，1.1.1）
在另一篇文本的结尾，这位作者兼编者向我们保证，他已经提供了“我当时所能回忆起的，关于大海的各种各样的叙述中的最佳部分”，并强调了他在选择资料来源时的批判性判断：
我避免叙述水手们运用他们的发明创造、但可信度在别人的心目中经不起推敲的那类故事。我也限制自己只讲述每个故事的真实内容，越短越好。真主会指引我们通往正确的内容。
（69）
船上经历描述的相对缺乏无疑反映了海上航线的常规性，至少在地中海是这样。无论海上旅行多么危险和不可预测，中世纪的水手们所使用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地形、洋流和季风决定的。在12世纪中期法国浪漫传奇故事《弗鲁瓦和布朗歇弗洛》（Floire and Blancheflor）中，书名提到的主人公是一位萨拉森王子，为了追寻他的心上人——一名被卖到海外的基督徒奴隶，他和一些商人一起上了船，商人们准确地安排了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到亚历山大港的时间，是为了恰好赶上巴比伦（开罗）苏丹每年举行的庆典。他们渡海花了9天，弗鲁瓦（Floire）以一站之遥步步紧跟在布朗歇弗洛（Blancheflor）的后面（Kinoshita 2006：90）。在古斯堪的纳维亚—冰岛的《冰岛萨迦》（Íslendingasögur）中，对冰岛至挪威的旅程有简单而公式化的描述，其中提到在约定时间和地点将主人公带到目的地的“顺利航行”或有利的风向，它们作为叙事的桥梁起着衔接情节的作用。相反，偏离这条航线（通常是出于政治原因），由此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远海而不是紧靠海岸，会使旅行者遭受“不利的风向”和更艰难的航行（Barraclough 2012：2）。此外，从挪威向西航行——在冰岛9世纪迁徙神话《拓居》（landnám）中常有描述，船只靠近海岸时风力的减弱，反映了“一种与气象和海洋条件不可思议的互动感，它们共同迎接着他们，为进入这个国家创造了一道毫不费力的入口”——这是13世纪冰岛人在政治高度紧张的时刻“定义和合法化尤其与挪威不同的冰岛人强烈身份意识的强烈愿望”（4—5）。相反，前往格陵兰岛的旅程以波涛汹涌的大海为特点——“激流、迷失方向的风、黑暗和冰川”（7），是对气象和海洋条件的精确描述——以及驶入未知世界的感觉。
有趣的是，兰伯恩把船视为一个濒死空间的奇想（2018：33）在法国12、13世纪的一些传奇故事中也有描述。在12世纪后半叶玛丽·德·法兰西（Marie de France）的古法语“籁歌”（lai）（凯尔特主题和背景的短诗叙事）《基热马尔》（Guigemar）中，书名提到的主人公在一次狩猎事故中受了重伤，但他还是设法穿过树林和平原，来到一处隐蔽的港口。他在那里发现了一条船，“装备精良……里里外外的缝隙都被填补：找不到一处接缝。销子与扣钉皆由乌木制成；世上再无比这更珍贵的船只。船帆皆由丝绸做成，临风招展，无比美丽”（Marie de France 1990：34，lines 153—160，Sharon Kinoshita’s translation）。这艘船虽然空无一人，却布置得十分豪华——船的中心是一张“所罗门做工”的华丽床榻，由黄金、柏木和象牙制成，黑貂毛的被褥套着亚历山大的丝绸。伤口疼痛的基热马尔睡到床上。当他苏醒之后，已无法离开：“船已驶入大海”（36，line 192），被“好天气和柔风”带动着（36，line 194）。那天晚上，船将他放在一座古老的城池下，它是那片土地的都城。基热马尔将在那里遇见并爱上那位（已婚的）女人，她会治愈他的伤口。
海上生活的平凡细节通常较难获得。在13世纪中期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十世（Alfonso Ⅹ）编纂的《七章法典》（Las Siete Partidas）中，《海上战争》一章规定船只应携带丰富的物资，包括“饼干，即一种很清淡的面包，因为它已经煮过两次，比其他面包保存时间更长，且不会变质”，加上“咸肉、蔬菜和奶酪，这种少量就能供养很多人的食物；还有大蒜和洋葱，以防止他们受到海洋空气和不纯净饮水的坏影响”（Las Siete Partidas 2001：2：467）。
格拉纳达穆斯林国王的宫廷秘书伊本·朱拜尔于1183年到1185年间前往麦加朝觐。他在旅行记录中提到，商业乘客能够得到多种多样的饮食。在返回的旅途中，他的船在海上已经航行了22天，旅行者带着的食物即将耗尽。不过，幸运的是，他们的船好似
一座充满各种商品的城市。所有（旅行者）想买的东西都能找到：面包、水，各种水果和食物，如石榴、柑橘、西瓜、梨、栗子、核桃、鹰嘴豆、生蚕豆和煮熟的蚕豆、洋葱、大蒜、无花果、奶酪、鱼和许多其他东西，不胜枚举。
（Ibn Jubayr 2013：329）
让·儒安维尔在他的《圣路易传》中讲了一件轶事，似乎也谈到了船上的饮食和供应。在国王回家的途中，当船队接近潘泰莱里亚（Pantelleria）岛时，王后，即普罗旺斯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Provence），“恳求国王派三艘大帆船到那里去为她的孩子们弄一些水果”，尽管岛上居住着萨拉森人，处于西西里和突尼斯国王的统治之下（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1963：324）。然而，这一请求却引发了一场更为严重的事件：国王应允了，但当派往岛上的大帆船未能在预定时间出现时，他们以为船被萨拉森人擒获了。国王命令船队准备战斗，王后因此号啕痛哭：“天哪！这都是我干的！”实际上，失踪的船很快又出现了，后来才发现，是因为船上6名年轻的巴黎人“久久逗留在果园吃水果”，而船上的人不想抛下他们，所以延误了（324）。作为惩罚，国王命令这6人登上“装着杀人犯和小偷”的附艇，尽管他们抗议说他们将因此“永远蒙受耻辱”。在旅途中，他们被迫一直待在附艇上，承受着巨大的危险和不适：“海水升高的时候，波浪会越过他们的头顶，他们不得不一直坐着，唯恐风会把他们刮到海里去。”（325）我们不知道让他们受到如此惩罚的水果，是否已经失去了对女王和她的孩子们的吸引力。
在中世纪盛期（约公元1000 —1500年），由于地中海的长途航行越来越多地被比萨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加泰罗尼亚人等拉丁基督徒垄断，犹太旅行者和穆斯林旅行者——比如我们这两位12世纪的伊比利亚人让·儒安维尔和伊本·朱拜尔——乘坐基督徒的轮船横渡海洋的情况并不罕见。于他们而言，那些看似很平常，或不会引起他们的基督徒同行者注意的东西，往往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或引发他们的议论。如我们所见，伊本·朱拜尔比让·儒安维尔更为洋洋洒洒地举了好几个例子。他乘着一艘热那亚船航行，描述了“非阿拉伯人”在万圣节时看到的“基督徒的节日”：
他们点亮蜡烛来庆祝。不管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手里都举着一支蜡烛。他们的神甫带头在船上祈祷，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起身讲道，并背诵他们信仰的经文。整艘船，从上到下，都被点燃的烛灯照亮了。
（Ibn Jubayr 2013：328）
当乘客，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在海上死去之后，他们的遗体都会被投入大海。在这种情况下，伊本·朱拜尔大为震惊地写道，船长会继承他们的财物，“因为凡死在海上的，皆是如此。死者的（真正）继承人是没有办法得到他的遗产的，对此我们非常惊讶”（2013：329）。
在文学作品中，只有在为情节服务时才会提到在船上的时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将看到，它都涉及海上旅行的危险：风暴、沉船、海盗袭击，诸如此类。不过，海洋有时为陆地上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提供了舞台。在我们之前看到的《克里杰斯》当中，亚历山大从君士坦丁堡到南安普敦五六周的航行，只用了短短的6行进行叙述。在他到达后不久，亚瑟王决定将他的王宫从温彻斯特（Winchester）搬到布列塔尼（Brittany）。与长途航行的简洁描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短途航行，从第一次提到亚瑟王的船（de Troyes 1994：68，line 441）到它到达港口（76，line 565），整整花去了120多行。在这期间，亚历山大与亚瑟王的侄女索雷达莫斯（Soredamors）互生情愫，但两个人都默默忍受着，谁也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感受，情节由此而充满了张力。
王后（圭尼维尔，Guenevere）有所察觉，看到他们两人经常脸红、脸色苍白、叹气、颤抖，但她不知道为什么，并将其归因于他们航行的大海（la mers）。如果不是大海（la mers）误导她，她会明白其中缘由的。但大海（la mers）戏弄并误导了她，因此她在海上（en la mer）没能意识到爱情（l’amor）。因为他们在海上（en la mer），但痛苦（amers）使他们受难，而爱情（amor）是他们的病症。但这三种（爱情、痛苦和大海）里，王后只知道责备大海（la mer），因为他们两人向她痛斥的是第三种，因为第三种他们两人得到了原谅，尽管他们在这件事上是有罪的。
（de Troyes 1991：129—130）
在“大海”（la mer）、“爱情”（l’amor）、“爱”（amer）和“痛苦”（amer）之间颇为讲究的文字游戏，让我们自然地想起了古法语《特里斯坦传奇》（Romance of Tristan）中的著名情节。在故事中，年轻的主角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Iseut）在爱尔兰和康沃尔之间的海上航行途中误服了一剂强大的爱情药水，这让他们陷入了一段不贞之恋，给双方都带来了痛苦（在某些版本中，甚至带来了死亡）。在《克里杰斯》中却没有这样的障碍：亚历山大和索雷达莫斯实际上非常般配，不久就将在国王和王后的主持下举行婚礼。而同时，大海上的小插曲也让作者展现了他精湛的诗歌技巧，他将《特里斯坦传奇》借用之后进行了重新编撰，利用了相思病和晕船病的无法区分。长途航行将希腊皇帝之子带到亚瑟王的宫廷，而短途航行则帮助两位相爱的人聚在一起，他们将成为书名提到的主人公的父母亲。
危险的大海：风暴和沉船
在远海发生的事件中，由于最可怕、最剧烈而最频繁地被讲述的，就是猛烈来袭的风暴。欧洲各地（Cerrito 2006；Fern 2012；James-Raoul 2006）和其他来源（Acri 2019；Margariti 2015；Shaw 2012，2013；Vijayalekshmy 2014）的关于风暴和沉船的丰富文学作品和真正的纪实材料，已成为相对丰富且理论上可靠的海洋文化史参考书目。
在伊本·朱拜尔外出的旅途中，他的船在撒丁岛（Sardinia）海岸附近遭遇了狂风，“让大海陷入了混乱，刮来了暴雨，风力之大，刮得雨点如乱箭飞射”（2013：27）。在他返程的旅途中，“海浪高如山……（把船）像小树枝一样抛来抛去……随着夜幕的降临，风暴越来越大，呼啸声震耳欲聋”（331）。至于路易九世，他外出的旅途——尽管儒安维尔担忧不安——大部分却是平安无事的。然而，在返回的旅途中，突如其来的一阵狂风迫使国王的船不得不返回塞浦路斯。水手们抛锚停泊，而且“没有人敢待在（上层甲板上），因为害怕狂风会把他们刮到海里去”（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1963：321）。儒安维尔讲道，王后来找她的丈夫，“求他向神或圣徒们发誓继续去朝圣，这样一来，主也许就会把我们从现在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因为水手们说过，我们都有淹死的危险”（322）。儒安维尔劝她：
许下愿，如果主把你带回法国，你将献上一艘银船，为了五个人，为国王、你自己和你的三个孩子，是值得的。那么我保证主会把你带回法国。因为我自己也向圣尼古拉斯（Saint Nicholas）许愿，如果他能把我们从昨晚的危险中解救出来，我就会光着脚从若茵维莱（Joinville）步行到瓦朗热维尔（Varangeville）去拜谒他的圣祠。
（322）
王后去找国王，但很快就回来了，说：“圣尼古拉斯已经把我们从目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了，因为风已经停了。”（322）儒安维尔讲道，安全回家之后，王后立即履行了她的誓言，定制了一艘还愿船，船上的她和她的家人、水手、船舵和索具全部由白银做成。这艘船由儒安维尔如期交付给了瓦朗热维尔的圣尼古拉斯圣祠，如他所许愿的那样。这样的还愿物品很少能留存下来，但圣尼古拉斯能平息风暴的说法却是常见的。
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海岸边，彼特拉克鼓励他的朋友曼德利为寻求“更好的游览”而去拜谒“圣伊拉斯谟（St. Erasmus，Elmo）的圣殿，根据流传已久的宗教信仰，圣伊拉斯谟曾帮助过在海上遇到危险的人”（Petrarch 2002：sec.9.0）。在玛丽·德·法兰西12世纪的古法语籁歌《伊莱杜克》（Eliduc）中，标题的主人公，一位骑士，在与埃克塞特（Exeter）国王的女儿乘船回布列塔尼的途中，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风和日丽，天气晴好，
一切让人安心。
当他们将要上岸之时，
突然在海上遭遇风暴，
大风把他们刮离海港；
折断了他们的桅杆，
扯掉了整张船帆。
他们虔诚地祈求上帝，
圣尼古拉斯和圣克莱门特，
还有圣母玛利亚，
祈求她向她儿子寻求帮助他们，
祈求她让他们免于死亡，
祈求他们能抵达海港。
忽而退后，忽而前进，
他们沿着海岸行驶；
他们眼看即将沉没。
（1990：308，lines 813—829）
伊莱杜克的船员们像儒安维尔和玛格丽特王后一样，除了上帝和圣母，还祈求圣尼古拉斯。圣尼古拉斯是4世纪时米拉（Myra，在小亚细亚）的主教，常被尊奉为水手的保护神，另外还有圣克莱门特，他是1世纪时的教皇，（据传说）是被绑在锚上抛入黑海的殉道者。然而，这些祷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其中一名水手指责说，伊莱杜克虽然已经结婚了，却带着另一个女人回家，“违背了上帝，违背了律法，违背了正直，违背了信仰”（Marie de France 1990：310，lines 837—838）。“我们把她扔到海里去！”他催促道。但是，伊莱杜克却用船桨猛击这个冒犯他的水手，并把他扔到船舷外，“海浪将他的身体冲走”，而此时公主听说她的情人已经有了妻子之后则昏了过去。后来他们安全抵达了港口。
祈求上帝和圣人保护自己免于海上的危险，是欧洲的海上旅行叙事的重要内容，但它同样也突出表现在佛教的圣徒传记、梵文经文、马来古典编年史《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和南亚耆那教的文学作品中。在佛教中，一些菩萨也演变成为救世主，在危难中受到召唤，而阿缚卢枳帝湿伐逻菩萨（Avalokitesvara）（又称莲花手菩萨［Padmapani］，在中国和日本被称为观音）后来成为与商人群体和海上群体最有关系的菩萨（Rao 1991；Ray 1994：153）。(5)当然，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即使在最可怕的风暴中也能幸存下来，继续他们的冒险。在《埃涅阿斯传奇》（Romance of Eneas）（维吉尔《埃涅阿斯纪》［Aeneid］12世纪中叶古法语改编本）中，我们标题的主人公在摧毁他舰船的风暴中幸存下来，但在目睹他的船队被毁、一艘船沉没之后，他也间接体验到了海上死亡的恐惧：
它的舵被撞坏了，桅杆和帆也沉到了海里。短短的时间内，它就转了三圈。一个浪头朝它冲来，狠狠地打在它的一侧，把木头都撞碎了。螺栓和接缝爆裂了，水猛然从裂缝里涌进去，灌满了船舱。不一会儿，它就沉了下去。这些人已经受尽了苦难：他们再也不怕狂风暴雨了，他们再也不会征服国土，不会烧毁城堡，也不会围攻塔楼了。狂风攻击其他船，桅杆、船帆和桁臂都被撕成碎片，散落在海上，埃涅阿斯深感疑惑。他以为他永远无法靠港了，天空和大海都预示着他会送命。
（Romance of Eneas 1974：60—61）
然而，他并没有死，他的船最终把他安全送到利比亚的岸上，让他命中注定地与蒂朵（Dido）相遇。(6)
风暴虽然急剧而猛烈，却不是唯一的海上能遭遇的危险。当路易王的船在返回法国的途中靠近塞浦路斯时（1254年），“一层薄雾从陆地上升起，一直扩散到海上”，导致水手们误判了他们的位置，船撞上了海底的沙洲。碰撞带来的剧烈震动使得主管船员的圣殿骑士雷蒙德（Brother Raymond）撕扯着胡子哭嚎，“我们完蛋了！我们完蛋了！”幸运的是，这艘船最终摆脱了沙洲。然而，当雷蒙德去向国王禀报时，“他发现他伏在祭坛上基督身体前的甲板上，他的双臂伸开形成一个十字，赤着双脚，只穿着一件短袍，头发也没梳，完全像一个等着被淹死的人”（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1963：319—320）。一方面，与沙洲相撞避免了船遇到“能把船撞得粉碎的大堆暗礁”（319）的更大危险，另一方面，船的龙骨却遭到大面积破坏。尽管手下都要求国王买一艘更安全的新船，但路易却坚持要将自己，连同他的妻子和孩子，交到“上帝的手中”（321），而不是抛弃其余的500多位乘客，把他们留下眼巴巴等着旧船仓促地得到修理。
在关于（位于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群岛伯爵的古挪威史《奥克尼萨迦》（Orkneyinga Saga）中，雾同样在一个不寻常的情节中发挥了作用。12世纪中期，罗格瓦尔伯爵（Earl Rognvald）的船队在前往圣地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途中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后，他们在西地中海遇到了不同寻常的情况：
他们继续向东航行，穿过萨拉森人土地之外的大海，靠近了撒丁岛，但他们不知哪里有陆地。他们遇到的天气如这般：长时间的风平浪静，雾霭沉沉，海雾弥漫。因此他们在船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行进甚是缓慢。然后一天早晨，雾散去，他们起来环顾四周，看见两座岛屿，但后来他们再看时，有一座岛屿却消失不见了。
（Orkneyinga Saga 1978：155）
但伯爵立即意识到他的船员们看到的根本不是岛屿，而是“这里的人使用的一种船，叫做快速大帆船（dromond）。从远处看，它们就如小岛一般大”（155）。“他们一定是某一类商人”，他提议：如果对方是基督徒，他就准备“给他们机会与我们讲和”，但如果，更可能的是，“他们是异教徒”，那么他就准备与他们交战，将战利品的五十分之一分给穷人（156）。在西地中海，这样的目击事件应该是司空见惯的，其他作者会忽略这种事件而不作任何评价，但它得到了来自北海的闯入者的特别注意。
当然，在哪片海域很重要。罗马人的“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地中海被它岸边的海民所熟知，包括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威尼斯人和他们的死对头热那亚人。印度洋虽然面积更大、季风和洋流更强，但自古以来也被人们所熟知。但此外，在中世纪，
西洋（北大西洋）没有尽头，无边无际，只有最果敢的船才能冲破未知而接近无限。在以西大洋（Occean）（它本身就是西方的名称）远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这种“几无可能”与“未被发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现在被称为“科幻小说”之文学体裁的早期镜像。
（Sobecki 2003：194）
这片位于欧洲西北边缘的危险海域充当着“immram”（航海传奇）故事体裁的背景，“immram”是与6世纪爱尔兰圣徒布伦丹（Brendan）的拉丁文圣徒传记《圣布伦丹游记》（Navigatio sancti Brendani）紧密相关的爱尔兰航海故事，它把大海，一片“液态的沙漠”，塑造成为基督徒孤独和诱惑空间的爱尔兰式变体（Sobecki 2003：199—200）。(7)塞巴斯蒂安·索贝奇提出，从它的素材中，12世纪早期以盎格鲁—诺曼法语创作的《圣布伦丹航行记》（Voyage of Saint Brendan）“创造了一片过渡的、与世隔绝的浪漫海洋，它为第一代盎格鲁—诺曼宫廷故事提供了一种海洋模型，但最终被归入对深海日益增多的担忧”（195）。通过把海洋重新塑造成为奇迹的所在地，它将重点从精神性转向冒险，而冒险是新兴的不论陆地或海上背景的法语传奇故事体裁所强调的重点。
到达
即使漫长而痛苦的旅程即将结束，但由于天气瞬息万变，到达依然是难以预料的。彼特拉克引导曼德利经过塞浦路斯来到叙利亚海岸，他“很高兴我们到达了陆地”但要注意：“我不知道你在哪里登岸，因为有许多可用的港口。船长的意见、同伴的共识、风向、大海、日子、地方和机会将会告诉你怎样做最佳。”（2002：sec.16.0）登陆的不确定性与旅途的长度并无关系。伊本·朱拜尔安全地穿越了地中海，从休达来到亚历山大港，但他费了很多笔墨讲述短得多的穿越红海的旅途。《中国印度见闻录》较早强调了在红海航行的困难，因为
许多岩石从海水中伸出……因为害怕海里的岩石，在这片海域航行的船必须每晚寻找躲避之处，所以他们只在白天航行，晚上抛锚停泊。这是一片阴郁、充满敌意且令人反感的海洋，在海的深处和海面上都找不到好东西。
（Akhbār al-sīn wa-l-hind 2014：64；sec.2.16.3）
伊本·朱拜尔的旅途持续了三天，“因为风很小”（2013：7）。在他的船最终靠近陆地时，“汉志海岸的鸟群在空中盘旋的景象”突然被暴风雨所取代，“它弥漫在空中，以至于我们不知该如何行进，后来出现了几颗星星，给了我们一些指引”（67）。但考验还没有结束，当伊本·朱拜尔的船航行到看得见吉达海岸之处时，他们在一座小岛边抛锚过夜：“我们遇到了许多礁石，它们划破水面，让水发出笑声。”（68）一阵逆风又让他们在这座叫“船障”的小岛上多待了一天，然后他们才能够“在众人眼中像蓝色水晶盘一样风平浪静的大海上平静地”（68）航行。归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向西横渡时，伊本·朱拜尔写道，“除了伟大荣耀的真主保护的少数人，从吉达到阿伊扎布的旅程对朝觐者来说是最悲惨的，因为风把他们大多数人带到离阿伊扎布南部很远的沙漠上抛锚”（64），他们在那里既是恶劣条件的受害者，也是当地栖息的动物掠食的对象。
在漫长而且有可能恐怖的旅程结束之时，安全地抵达港口，对于乘客和迎接他们的人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当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经过一些偶然或有计划的改道之后）最终到达伟大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时，罗伯特·德克拉里出奇客观地对当时的场景作了一番描述，强调了船上的拉丁基督徒与城墙边的希腊基督徒之间的对视——双方都因惊奇而默不作声：
整个舰队、所有的舰船都集合在一起，他们把他们的舰船排列得非常整齐，装扮得非常漂亮，以至于它们成了世上能看到的最美的尤物。君士坦丁堡的人看到这支排列整齐的舰队，都惊讶地凝视着它。他们爬到墙上、马背上望着这个奇迹。舰队上的人同样也注视着这座雄伟的城市，它是那么的长、那么的宽，他们对它的壮观大感惊奇。
（de Clari 1996：66—67）
如果没有友好的港口，登陆会十分困难。当路易九世的帆船抵达埃及港口达米埃塔（Damietta）时，让·儒安维尔回忆道：
我们发现苏丹的全部军队都集结在岸边。这是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因为苏丹的武器是纯金的，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光。这支军队的战鼓和萨拉森号角发出的喧嚣声令人恐惧。
（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1963：201）
尽管敌军就站在眼前，但十字军战士们还是叫嚣着向海岸挺进：太多的人急着挤上小艇，导致小艇承受不住开始下沉，有一艘船在沙滩中搁浅，船上的“全副武装，装备齐全”的骑士们跳下来，将国王的旗帜插在沙滩上。
国王听说圣丹尼（Saint Denis）的军旗已经在岸上，他迅速地穿过船上的甲板……跳进了海里。海水没到他的腋窝。他继续前进，脖子上挂着盾牌，头上戴着头盔，手里举着长矛，一直到岸上和他的部下会合。
（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1963：204）
对儒安维尔而言，国王的虔诚信念比他军事上的勇猛更出名，他在十字军征战中不顾大臣们的反对而跳进大海的胆魄，体现了圣王的圣洁，因此在他死后27年的1297年，他被封为圣徒。
《十日谈》：地中海的记录簿
在1348年黑死病疫情之后，佛罗伦萨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创作的意大利民间故事集《十日谈》（The Decameron）（约1357—1370年）为地中海的各类角色和主题提供了一部翔实的记录。在故事构架中，十位年轻的朋友——七女三男，躲到一座乡村别墅内，以躲避摧毁他们那座城市的传染病。为了打发时间，在连续十天的时间里每人讲一个故事（Decameron源自希腊语“十日”），每人轮流主持并为他或她的“一日”选定主题。薄伽丘像他著名的前辈但丁（Dante）一样，与佛罗伦萨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穿插的故事，连同故事框架本身，都是以佛罗伦萨或其周边为背景的。不过，虽然薄伽丘的父亲是佛罗伦萨一家著名银行的经纪人，但他的青少年时期却是在那不勒斯度过的。当时的那不勒斯是法国人统治的南意大利王国（安茹）的首府，也是地中海海上贸易的枢纽。事实上，《十日谈》的100个故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地中海这一带沿海为背景的。有趣的是，集中在第二天的几个故事是献给“在一系列不幸之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幸福的人”的（Boccaccio 2010：72），第五天的故事是关于“在不幸发生后获得幸福的情侣”的（366）。其中风暴、海难和海盗袭击等海上危险，以及长距离贸易中固有的风险和回报，都是命运的突变纷至沓来的叙事形式。
正如在我们其他的历史和文学故事中一样，《十日谈》中的许多主人公在横穿地中海时，都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到这段旅程。在故事2.9中，被一位热那亚商人唾弃的妻子齐内弗拉（Zinevra），身穿男性的衣服，与一位加泰罗尼亚船长一起上了船。我们对这段旅程的全部了解，只是她“悉心伺候他，颇得他的欢心”，其时他们“恰好在亚历山大港停靠”（Boccaccio 2010：173—174）。在故事10.9中，埃及苏丹萨拉丁希望侦查基督徒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准备情况，便“出发了”（769），经过几处基督教地区之后，到达了伦巴第（Lombardy），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到达的。反方向旅行的托雷洛（Torello）绅士从帕维亚（Pavia）出发，“到了热那亚……换上一艘大帆船，不久抵达阿卡港（十字军在东地中海大陆的最后一个前哨，1291年被马穆鲁克埃及人占领），加入了基督徒的军队”（776）。一方面，这些例子符合我们之前发现的原则：故事情节要求人物穿梭于意大利北部和埃及之间，如果渡海本身没有导致旅程中断或改变，那么就没有必要描述它——实际上，托雷洛是睡在萨拉丁提供的一张魔床上回到的帕维亚！另一方面，这些例子或许也反映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在横穿地中海的商业旅行中使用的海上路线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是前往马穆鲁克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还是在薄伽丘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前往十字军的海外国（Outremer，字面意思为“海外”，是拉丁基督徒在圣地拥有的财产的法语名称）港口。
马赛的三姐妹和她们的情人逃离家园的故事（《十日谈》故事4.3）提供了一个居中的例子。在准备好他们逃跑的船之后，
他们赶紧上船，吩咐摇桨上路。那快船一路也不曾靠岸，第二天晚上，径直到达热那亚，三对情人在那里第一次尝到爱情的滋味，好不快活甜蜜。补充了他们的需要之后，他们休息了一阵，又登船上路，一港又一港，第八天时便到了克里特岛。
（Boccaccio 2010：317）
这一段为沿海航行的习俗提供了一份漂亮的例证（1972：1：103—104）。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关于地中海的开创性著作中，称之为“costeggiare”（近岸航行）（1972：1：103—104）。有趣的是，文中暗示了三对情侣等到上了陆地才圆满了他们的关系，这大概反映了在船上安排睡觉的局限性。与此同时，其中提到的在每个港口都作停留和补充食物的八天旅程，因缺乏具体的内容，反而打开了叙事空间，让我们想象六位年轻人在到达克里特岛之前所享受的浪漫韵事，随后他们在威尼斯购买了地产，他们真正的冒险将会从那里开始。
另外，在一小部分故事中，在远海遭遇的险境也改变了主人公生活的轨迹。在故事2.7中，载着巴比伦（开罗）苏丹之女阿拉蒂埃（Alatiel）的大船在西地中海遭遇了“逆风”。到第三天，“夜黑风高，浓云密布，放眼四周，一片漆黑，大船早已失了航向”（Boccaccio 2010：129）。当大船出现一道裂缝后，水手们弃船，争着跳到唯一的一条救生小船上，小船装得太多，一下子便倾覆了，船上的人全都遭到灭顶之灾。而大船上只剩下公主和几个宫女，被狂风刮到马略卡岛（Mallorca）的岸边：“船撞到离岸一箭之遥的沙滩上。这一撞十分猛烈，竟牢牢地陷到泥沙之中，在那里留了一夜，虽然饱受海浪的摧残，却抗住了强风。”（130）阿拉蒂埃的冒险由此开启。她被当地的一位贵族所救，他立即被她的美貌迷住。她从一个男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男人的手中，每个人都想要杀死或欺骗阿拉蒂埃的现任主人而占有她。最终，她和与她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一起回到了东地中海，她被交给了一个乘坐加泰罗尼亚船从罗兹岛去塞浦路斯的塞浦路斯商人。为了保护她，他们达成一致，认为她应该假扮成他的妻子，他们被安排在“船尾的一间小仓房”内，“他们既说是夫妻，便只好同睡在一张小床上”（143），结果可想而知。
阿拉蒂埃不是唯一一位在海难中幸存的主人公。在故事2.4中，来自拉韦洛（Ravello，中世纪意大利四大海上共和国之一，阿马尔菲附近）的兰多尔福·鲁福洛（Landolfo Rufolo）从商人沦落为海盗，他被捉住并被押到一艘热那亚船上。“到了傍晚，风暴骤起，惊涛骇浪迎面而来”。在凯法利尼亚（Kefalonia）海岸附近的爱奥尼亚海上，这艘船
猛然撞在沙洲上，就像玻璃撞上了石头，顷刻之间撞得粉碎。像这样的事故所常有的那样，海面上现在全是货物、箱子、木板，随着浪涛四处飘散。这时天色已晚，风浪险恶，大海茫茫，那些落水的人，懂水性的就拼命游泳，碰到什么东西，就紧紧抓住不放。
（Boccaccio 2010：96）
兰多尔福也是幸存下来的人之一，多亏了飘在海浪中的一只箱子，起先他还拼命想躲开它，“唯恐箱子将他撞沉”，不过最终他爬到了箱子上。经过“没有吃，更没有喝”的两天，他被冲到了科孚岛的海滩边。他被一名村妇所救，发现箱子里装满了宝石。他的命运突然迎来了转机（以契合第二天的主题），他回到了拉韦洛，“从此他不再外出经商，一直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Boccaccio 2010：99）。对鲁福洛来说，航海既是风险（贫困或死亡）的起源，同等程度上也是回报（以富裕的形式）的起源，他作为商人、海盗和海难幸存者的成功与失败就是例证。马尔图乔·戈米托（Martuccio Gomito）来自西西里岛北部海岸的利帕里（Lipari）岛，为了赢得足够的财富，他当上了海盗，最终赢得了高贵的戈丝坦扎（Gostanza）。当他的船被“萨拉森人”夺走并击沉之后，他被押到了突尼斯。谣言传到了戈丝坦扎的耳中，说他和其余船员都沉到海里去了。绝望之下，又无法用更惯常的手段自尽，她偷偷跑出家门，找到
一条小渔船……帆桨一应俱全。由于这个岛上的妇女大多会划船，她也并不例外，她赶快上了船，向大海划去。她张起了帆，又把桨和舵都扔掉，让自己的一切任听风浪摆布。她满以为会发生什么意外，或是这条小船因轻而无人掌舵便会被风吹翻，或是在岩石上撞得粉碎，这样即使想逃也逃不掉，肯定会淹死在海里。她把披风裹在头上，躺在船舱里痛哭起来。
（Boccaccio 2010：379）
在《十日谈》中，比戈丝坦扎的小渔船更经得起航海的大船都会因风暴和沙洲造成严重破坏。不过，由于第五天主题的缘故，柔和的北风将她安全带到北非海岸苏沙城（Sousse）附近的岸上。她最终得以和马尔图乔团聚，他此时受到突尼斯国王的器重而享受着荣华富贵。在国王的准许下，他们两人“登上了一艘小船……一帆风顺地回到了利帕里”（Boccaccio 2010：385），他们在利帕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权当结论
对海上生活的描述相对缺乏的惯常做法，却有一个例外，它出现在乌尔姆（Ulm）的多明我会修士（Dominican）菲力克斯·法布瑞（Felix Fabri）的笔下。15世纪末，他写了一部关于他在1480年和1483年两次前往圣地和周边地区旅行的详细报道。这部作品名为《漫游》（Evagatorium），是为多明我会同胞准备的，法布瑞强调要涵盖那些对于经验丰富的商人来说理所当然、但对于新手旅行者却有很强吸引力的信息和细节。他对海洋和海上旅行之危险的描述反映出他的神职训练素质和拉丁语教育，它融合了《圣经》（《创世记》《诗篇》《约拿书》《马太福音》）、博韦的樊尚（Vincent of Beauvais）编撰的13世纪百科全书《巨镜》（Speculum maius），以及各种不同的古典文献中的内容。在这些权威文本之外，他又在标题《了解海上航行的一些有用信息》下添加了实际的经历，包括航行的危险：沉船、狂风、船的脆弱、无风的海。更不寻常的是，他提醒修士同胞们船上生活的特殊性：船员的等级、船上的执法、船上如何进行祈祷、分心之事、膳食、找机会便溺的尴尬。他就新手乘客应注意的事项提出了一连串警告——不要坐在索具上（以免被抛到空中）、防止自己的金钱财物被窃，以及这条非常实用的建议：“希望朝圣者也要注意需小心谨慎地坐下，以免被坐的地方黏住，因为整艘船都刷了沥青——当太阳的热量将它融化，坐在上面的人起身时全会被弄脏。”（Chareyron and Tarayre 2006：18）
法布瑞还花了很长篇幅对船上苦工的处境作了令人震惊的描述。一开始，他把他们比作用力拉着沉重货物上斜坡的马，即使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会遭到鞭笞，然后：
我讨厌写它，一想到这些人遭受的折磨和惩罚我就感到恐惧：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揍他们那样揍动物……他们大部分……是船主买的奴隶，有时候是一些境遇很差的人、囚犯、被驱逐或流放而离开家园的人，或是无法靠土地生活也不能养活自己的悲惨的人。由于害怕他们逃跑，他们都被铁链锁在他们的凳子上。他们一般是马其顿（Macedonia）、阿尔巴尼亚（Albania）、亚该亚（Achaea）、伊利里亚（Illyria）或斯拉沃尼亚（Slavonia）的土著人，他们当中有时也有土耳其人或萨拉森人，但他们把自己的习俗隐藏了。
（Chareyron and Tarayre 2006：20）
一位与哥伦布航海同时代的、来自德意志帝国内陆城市乌尔姆的多明我会修士所写的《漫游》，揭开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海上旅行的黑暗面、考验和磨难。
(1)感谢伊丽莎白·兰伯恩提醒我注意东方，尤其是南亚的一些例子。
(2)值得注意的是，简·凯萨尔（Jan Qaisar）（1987）为了描述印度洋上的船上生活，不得不参考16世纪及以后的资料。
(3)克莉丝汀·霍伊纳茨基（Christine Chojnacki）指出，在如乌底耶塔纳苏瑞（Uddyotanasūri）所著的8世纪耆那教小说《蓝色睡莲花环》（Kuvalayamālā）之类的印度传奇故事中，船出发的场景都是非常老套的（Uddyotanasūri 2008：1：206）。
(4)这份阿拉伯语文本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9世纪中期一位匿名作者撰写，第二部分在10世纪由阿布·扎伊德·西拉菲所作，他作了核查并续写。
(5)参见安德烈·阿克利（Andrea Acri）（2019）近期对佛教和印度教世界文本中一艘沉船的奇异避难所的主题进行的研究。
(6)在《埃涅阿斯传奇》中，是朱诺（Juno）对主人公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折磨，“激起猛烈的海浪”（Romance of Eneas 1974：59）。一场风暴肢解了载着主人公的船只，引发了13世纪古法语散文歌谣《奥卡桑和尼可莱特》（chantefable Aucassin and Nicolette）那样的结局（1971：52）。
(7) “immram”（航海传奇）和《圣布伦丹游记》的相对年表和影响线是一个在学术界存在分歧的问题（Sobecki 2003：196—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