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网络

因水域而更密集、更快速

乔纳森·谢泼德

网络由分散在不同社会中但具有血缘关系、共享信仰或物质利益并以某种方式进行交流或交换商品的人所组成。网络的密集程度、多个节点之间连接的程度都千变万化，但对于它，我们可以通过节点之间跨越距离的信息、商品和思想的“弱链接”（weak links）扩散的理论模型来进行了解，也可以通过以连接来保持集体身份认同的遍布各地的精英（De Weerdt 2016；Granovetter 1983；Sindbæk 2007）来进行了解。然而，我们这一时期的数据不足以维持这类模型。我们可以简单地把网络看作一个光谱。一端是对立面的交易，如在无声贸易中，商品交换无需面对面的会见（Bonner 2011；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1953：184）。另一端是网络，其参与者塑造他们自身的文化——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灵活文化。

无声贸易发生在陆地上，而海上网络和河道承载着混合文化，这并非偶然。长距离海上航行更加危险，常需要港口城市。这样的城市有一些位于内陆，如杰内—杰诺（Jenne Jeno），它位于萨赫勒（Sahel）大草原与树木繁茂、气候潮湿的南方之间的内陆尼日尔三角洲。沙漠商队正是从萨赫勒前往地中海。这样的互通在诸如老福斯塔城（Fustat）这样的地方也曾经出现。

海上网络不易被监管，而且，不夸张地说，它们非常适合长距离运输商品。为获取最高利润而制造的奢侈品，以及其他必需品，如一些地方缺乏的盐和铁，不得不用船运入，有时还会是从很远的地方。即使受天气影响，水运通常还是更便宜，尤其是对于大件货物而言（Duncan-Jones 1982：367—368；Horden and Purcell 2000；Walsh 2014：64—67；Preiser-Kapeller 2015）。奴隶虽然重但价值不菲，且能自己行走，能够被运往距离很远的地方（Shepard，2021）。

异国产品刺激了远程交流，尤其是对于那些想要与他人交换“名牌商品”的精英们。礼物交换能够稳定关系，或者，在一方的礼物比另一方好的情况下，能预示后者的劣势。手工制品被认为体现了制作者的非凡能力——来自地平线之外“外界”的尤其如此（Helms 1993）。长期受到追捧的物品包括“焚香”（incense），这个词涵盖了拜神等召唤超自然力量的仪式所用的没药和乳香。焚香从阿拉伯南部和东非传入印度洋和地中海（Biedermann 2010；Groom 1981；Peacock and Williams 2007）。据俄罗斯《往年记事》（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记载，罗斯人中出现过更高层次的“海洋之外”的观念，他们邀请了一位海洋之外的王公莅临并统治他们（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1953：59）。这种观念也存在于阿兹特克人当中，传说他们将科尔特斯（Cortes）⁽¹⁾当成羽蛇神的使者，差点把他当成了上帝（Hassig 2006）。

海上网络在非洲—欧亚大陆比比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地理环境使然：澳大利亚入海的河流很少，南美洲西海岸也是如此。太平洋的辽阔不利于甚至只是间歇性的远距离交流，也不利于虽然令人钦佩的长距离迁徙。缺乏防护物的海岸线，如加勒比群岛之于玛雅水手（McKillop，2005），仍然可以孕育网络。中途的连接点包括西非海岸和塞内加尔河等河流，而尼日尔河则通向不同的生态系统，最终通向地中海（Oliver and Atmore 2001：2—3；Green 2012：31—33，46—57）。相反，非洲东海岸缺乏这样的水路，或许因此推动了海上交流，首先，尤其是水手从关键要素获益：在这些水域即使驾驶简单的船只（单桅帆船这个术语涵盖了各种帆船）也能航行（Oliver and Atmore 2001：5—6，195—198）。其次是其他陆地和岛屿也在可及范围之内——东方的阿拉伯半岛和各地点。其三是季风能够吹动船帆让船只往返航行于具有不同生态环境的各个地方（图1.1）。这样虽不能完全避免横渡大洋的危险，却能将其减少（Campbell 2016：1—3）。除此之外，马来半岛的港口城市提供了区域农产品和获取东亚商品的通道，而红海通向内海，它冲刷着属于一片大陆的几座半岛，而这片大陆——欧洲——本身就可被称为半岛（Ohler 2010：3）。因此，唯一可以被振振有词地描述为“海洋性”的海上网络就是长期以来环印度洋的网络，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调查追踪了这个网络在欧亚大陆的内海和北大西洋发展的各阶段。多亏了各条河道，到了大约公元1000年，人和物，时而还有思想，都产生了相互联系。随着商业的扩张，路线趋向于被分割为由专业人员占主导的环线（circuits）。文化内向型社群的网络承担长距离贸易任务，而农业社会在不参与海洋社会的情况下形成了供应链。不过，港口城市确实能够庇护新教派和野心。这种反差是海上网络的一种特点。

约800年—约1000年：利润、瓷器与信仰

在公元800年左右，涵盖印度洋沿岸的网络存在已久：

（热爱交换和）贸易是这片土地（波斯）人民的天性。他们经常驾驶船只……进入南大洋，前往狮子国（斯里兰卡），以获取各种各样的珍稀物品……。他们还将船驶入汉人的领地，直至广州，以获取绫罗绸缎等物。

（Dudbridge 2018：303）

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者慧超（Hye ch’o）⁽²⁾写下了自己的经历：他听从在中国的印度大师的劝告，沿着一条自然形成的水道航行到他们的故乡。去印度寺庙寻求智慧对中国的僧徒来说似乎很有吸引力，他们中途可能会在南苏门答腊岛三佛齐（Srivijaya）的寺庙内停留一两年。朝圣者走的也是同一条路（Dudbridge 2018：304）。

在慧超那个时代，伊斯兰教尚是新鲜事物。但从8世纪开始，这片大洋就成为“阿拉伯地中海”（Wink 1990—2004：1，65），伊斯兰文明触及的范围几乎不受欧亚社会规范的影响。定居点沿着非洲海岸开始形成，他们用内陆的象牙、黄金、水晶换取奢侈品。当地的精英们起着带头作用，在留意陆路供应链的同时，也接受交易者信奉的宗教。一种混合语言——斯瓦希里语（Swahili）开始出现。这个名称明显源自阿拉伯语“海岸”（sawāhil），它的单数形式“sāhil”既是“海岸”的意思，也是“口岸”的意思，萨赫勒地区正是因后面这个含义而得名（Beaujard 2012：2：102）。非洲人并非不习惯航海，“斯瓦希里走廊”的活力便来自海洋（Horton 1987；Horton and Middleton 2000：52—64）。大约在说斯瓦希里语的人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的时候，即8世纪中叶，波斯拜火教徒和犹太商人已经在波斯湾与中国之间往返航行。这一点在这两地的文字和碑文资料（Guy 2017；Silverstein 2007）以及水下考古中均得到证实。

在公元830年前后的某个时间，一艘返回波斯湾的货船在勿里洞岛附近沉没。船上的货物是高温烧制的中国瓷器，其中大部分来自长沙。上千只碗上绘着迎合远方口味的图案、假冒的阿拉伯书法、花鸟等（Heng 2019；Krahl et al. 2010）。早在10世纪，波斯湾和中国港口之间的直航就已中断，但关系继续存在。在阿拔斯（Abbasid）的支持下，玻璃制造术方面的创新推动了玻璃瓶和玻璃罐的大量生产（Henderson 2016）。一部分产品被船运至中国，这种情况得到两艘东南亚建造的10世纪沉船的证明（Guy 2019）：它们在分别于因坦（Intan）和井里汶（Cirebon）沉没之前，都一直在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及南印度之间往返。因坦沉船装载有2万只中国陶工制造的碗，这些陶工可能移居在海外。船上还有珍珠，很可能还有焚香（Stargardt 2014：44—50）。这些货物证明了短于勿里洞沉船之线路的航程的存在。在海上网络中，分段并非不常见的步骤。

8世纪中期之后的势头是由阿拔斯哈里发国和唐朝中国共同的生产力和购买力所推动的。两国的富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税收收入。尽管阿拔斯资源丰富，但繁荣本质上还是源自伊斯兰的“单一市场”（Bessard 2020）。不管统治精英之间发生怎样的动荡，这种情况都会持续下去。横跨地中海和黑海的海上网络是次要的。拜占庭和基督教西方属于“战争之地”（dār al-harb），信徒必须对抗它们。沿北非海岸的航行虽然可行但充满了困难，而陆路则得益于罗马的道路系统和阿拉伯人使用骆驼的专长。运往南方的货物中，有在黎凡特（Levant）或更靠东的地方制造的串珠和玻璃器皿。这些东西在杰内—杰诺（Brill 1995；McIntosh and McIntosh 1981）和伊格博—乌科渥（Igbo-Ukwu）（尼日利亚）（Haour 2007：44，90—97，103；Magnavita 2013）等地都有发现。

不过，我们不应把地中海当作死海。文化和宗教纽带将基督教西方与圣地联系在一起，海上朝圣之旅从未停止过。查理大帝为圣地修建了圣祠，甚至资助了一家朝圣者旅店（McCormick 2011）。他还试图占领威尼斯。查理大帝的兴趣体现了商业在经历之前的中断后的复苏：在上亚得里亚海发现了从9世纪初开始激增的来自拜占庭和黎凡特的葡萄酒容器和油容器（Gelichi 2018：15—17；Budak 2018）。易腐烂的进口货物，如水果和香料，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大教堂的库房中却留下了拜占庭和伊斯兰地区的丝绸（Muthesius 1997）的蛛丝马迹。同样有提示性的是，焚香炉开始在西方文献中出现（Mayr-Harting，1992；Thietmar of Merseberg 1957：66—67）。事实上，如罗克珊妮·玛格丽蒂在她的《岛屿与海岸》一章中所述，随着安达卢斯的冒险家占领了克里特岛（Crete），袭击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一事实显示出，如果袭击与奴隶贩卖轮流进行，可以获得怎样的战利品。阿马尔菲等城镇和北非沿海中心繁荣起来。阿马尔菲人成为最早在君士坦丁堡定居、在穆斯林和拜占庭人当中周旋并做买卖的那部分西方人，也就并非偶然了（Horden and Purcell 2000：117—118，168；Magdalino 2000：219—222；McCormick 2001：420—421，626—630）。

在这些情况下，拜占庭政府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交通。例如，当安达卢斯倭马亚（Umayyad）王朝的犹太大臣搜寻卡扎尔（Khazaria）（伏尔加河下游犹太教政体）的消息时，他的海上使节们在君士坦丁堡遭到了绑架。只有陆上的联系才被证明是可行的（Golb and Pritzak 1982：79—86）。相反，将卡扎尔与以西的伊斯兰世界和社会相连的网络却繁荣起来。阿拔斯哈里发打造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银钱币，中亚的萨曼（Samanids）王朝从大约公元900年也开始如此，它们被称为第纳尔（dinar）和迪拉姆（dirham）。许多钱币被用来交换北方的产品，首要的是毛皮，但也包括奴隶、蜡和海象牙。已知大约有83500枚迪拉姆是在瑞典被发现的（Gruszczyński 2019；Gruszczyński，Jankowiak，Shepard 2021）。它们代表着最初带来的银币中的一小部分，证实了一位圣徒的《一生》（Life）中海盗嘴里的话，他们对比尔卡（Birka）居民试图收买他们不屑一顾，称：“任何商人都有办法至少支付100磅银子！”（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18）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有一件事避免了哥特兰（Gotland）一个车间地下储存的重达67公斤的宝藏被熔化（Östergren 2009）。公元865年，丹麦人入侵英格兰。除了打造硬币，入侵者还带来了迪拉姆：在英国各地都发现了阿拔斯和萨曼的银迪拉姆，甚至还有来自遥远的印度东部的银币。图3.1为锡尔弗代尔宝藏（Silverdale hoard）⁽³⁾中的银器，大约在公元900年被存放在兰开夏郡，其中包括一些阿拔斯的迪拉姆。在丹麦人871—872年冬季兵营遗址所在地托克西（Torksey，位于林肯郡），发现了大约100枚迪拉姆的碎片。有两枚碎片分别打造于864—865年间和866—868年间，最多只花了六七年时间就从中亚到达此地（Blackburn 2011：230；Woods 2021）。

通往欧洲西北部的网络为这种速度提供了便利。大约50年后，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⁴⁾向我们展示了它的面貌。他被阿拔斯政府派往伏尔加河保加尔国（Volga Bulgars），该国统治者需要伊斯兰传教士、建筑工人和金钱。伊本·法德兰随着商队途经萨曼，它当时是进入波罗的海周边的迪拉姆的主要来源。但他在伏尔加河上的保加尔首府所遇到的罗斯人（Rus）却是乘船而来的。他看到他们下了船，对着木圣像祈祷：“哦，我的主，我来自遥远的地方，带着那么多那么多年轻女奴、那么多那么多黑貂皮。”（Ibn Fadlan 2012：47—48）他们生活方式的高潮时刻是伊本·法德兰所描述的一位头领和他的女奴在船上被火化。象征她与已故主人结合的某些仪式可与18世纪奥克尼群岛维京式的婚礼有一比。

从在罗斯托夫（Rostov）发现的一艘10世纪船体的龙骨来看，穿梭于伏尔加河的罗斯人与远方的北方人有着相同的行为举止，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这艘船有14米至20米长，会让人想到在丹麦罗斯基勒发掘的货船“斯库勒莱乌1号”，在罗斯托夫还发现了其他斯堪的纳维亚船只的铆钉。这些船来自波罗的海，在伏尔加河与通往伊尔门湖（Lake Il’men）的河道之间通过陆路拖运。这里屹立着罗斯土地上最初的权力基地——留里克堡（Riurikovo Gorodishche）⁽⁵⁾。它作为河港的角色体现在它的斯堪的纳维亚语名称上：Hólmgarthr（岛上院落）（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40—41；Nosov 2012，108—109）。留里克堡除王公们居住之外，内部还有作坊和市场。在城镇周围出土的玻璃珠可以证明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而其他的发现则指向西方（Brisbane，Makarov，and Nosov 2012；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33，35；Nosov 2012：111）。一枚海象牙可能来自北大西洋的任何地方，不过它上面的符号意味着它来自不列颠群岛，尤其是三曲线图：从中心辐射出来的三条腿或三条线。于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凯尔特人而言，它象征着掠过海浪的海神玛纳诺·麦克·列（Manannán mac Lir）。很可能的是，在这颗海象牙最终来到罗斯之前许久，它是在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某个地方——也许是海象牙加工地都柏林，被雕刻上了三曲线图（Leont’ev and Nosov 2012：384；Shepard forthcoming）。在其他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遗址出土的琥珀和串珠也是如此，随它们出土的还有成段的玻璃串珠（Harvey 2014；Wallace 2016：289—296，365）。这种玻璃串珠除了出现在丹麦的里伯（Ribe）和海泽比（Hedeby），也出现在苏格兰。它们由穆斯林，或可能由拜占庭人制造（Cropper 2014；Hilberg and Kalmring 2014：240）。已知成百上千甚至数万这样的串珠来自上伏尔加地区的定居点，它表明本土居民用他们收集到的皮毛等北方货物换取串珠或迪拉姆（通常是碎片）（Shepard 2016：391—394；Zakharov 2012：223—233）。

伊斯兰思想跟随串珠走了多远还有待商榷。伊本·法德兰与罗斯人的相遇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偶像的。一位罗斯商人会祈祷成为“有许多第纳尔和迪拉姆……不需讨价还价的富商！”（Ibn Fadlan 2012：47—48）不过，伊斯兰教的规范也产生了一些影响：9、10世纪维京世界中主流的重量标准，是从他们的伊斯兰贸易伙伴那里获得的。在托克西发现的砝码是从哈里发国进口的，或者以那里已有的样式为模型制作而成。在约克郡的阿尔德瓦克（Aldwark）发现的例子甚至刻有假冒的阿拉伯文字（Williams 2015：110—114；Woods 2021）。使用者们或许不明白它们的含义，但文化的“余波”在更接近伊斯兰世界的地方发生。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在10世纪80年代中期选择采用哪种宗教时，曾考虑了伊斯兰教。他从咸海的花剌子模（Chorezm）请来了传教士（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160—161）。然而，他最后选择了带有拜占庭烙印的基督教，从此，东正教成为这个国家（从他的政体中出现的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特征。

约1000年—约1250年：远洋渔业和以埃及为枢纽激增的网络

北大西洋和印度洋都见证了海洋发挥的作用的变化。正如韦恩—琼斯和哈兰德在本卷《实践》中所述，从约公元1000年开始，更大的船只得以建造，海洋渔业变得重要。在大西洋，这是维京人大移居附带产生的另一种结果。一些地名都表明，从卑尔根（Bergen）到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以及从爱尔兰海下至诺曼底的科唐坦（Cotentin）半岛之间，都存在着联系。海角和岩礁的现代名称标志着路线。例如，从奥克尼群岛到诺曼底的山脊和岩层被命名为凯德宁（kerling）——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老女巫。来源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诺曼法语单词“海象”和“鲸鱼皮绳”，意味着深入大西洋的冒险（Ridel 2009）。玻璃串珠证明了冰岛人对贸易的参与，它们大量存在于位于现雷克雅未克（Reykjavik）东北部莫斯菲尔山谷（Mosfell Valley）的赫里斯布鲁（Hrísbrú）遗址中，是一座高级农场偶然损失的（Hreidarsdóttir 2014：135—137，140）。有些类型——“蜻蜓眼”珠和金属箔珠——指向里海或近东。它们让人想到在海泽比的发现，“在取样的玻璃中有令人吃惊的高达50%的玻璃……含有苏打灰”，这表明它们是由东方，或许是由拜占庭制造的。无论如何，这种玻璃“在9、10世纪的西欧并不常见，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钠石灰和草木灰玻璃”（Hilberg and Kalmring 2014：239—240）。

围绕不列颠群岛并延伸到中亚的网络包含的环线虽不那么壮观，但运载物品的总量更大：除了鱼干，北方群岛和英格兰东部还出口高质量的羊毛。斯堪的纳维亚人把他们占领的土地用于新的用途，甚至还引进了一种新的绵羊，把它们的羊毛染成符合他们口味的颜色（Faith 2012：683）。羊毛可能是11世纪英格兰白银极多的主要原因。它最富裕的地区大多是最适合养羊的地方：白银是佛兰德和德意志商人作为支付款运过来的，很可能是在德意志开采的（Sawyer，2013）。公元1000年左右的伦敦市场法规赋予了“皇帝之人”——讲德语的人——特殊的权利，来自科隆（Cologne）的商人可以享有永久的经营场所（Sawyer 2013：104—105；Huffman 1998）。

由此，因维京人的大移居而产生的网络有了一些波及面。鱼干为佛兰德城邦的居民提供了营养，为用不列颠群岛的羊毛制作布料的全职男女工匠们提供了营养。这不仅促进了商业关系，还推动了不那么拘泥于农耕节奏的生活方式的发展。那些从事新手艺的人更易于分享看法。佛兰德等地的纺织工人以自由思想对上帝发出了质疑，为拜占庭社会中产生的二元论者的信仰打开了大门（Roach 2005）。新的海上网络形成了：亨利二世与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1152年联姻的意外副产品是加斯科涅葡萄酒的贸易，鲱鱼被运往南方作为交换（Barrett 2016：254，258）。大体积运输或许是由维京人的灵感带来的创新所推动的。“斯库勒莱乌1号”这样的船仅需5到7名船员，而从海泽比过来的一艘船能装60吨货物（Bill 2008；Englert 2015：50—60，271—276，284—285）。“斯库勒莱乌3号”提示了可能的航行路线，这艘船于公元1042年左右以爱尔兰伦斯特（Leinster）的橡木建造而成，却是在丹麦被发现的，它能运送奴隶，也能运送士兵（Crumlin-Petersen and Olsen 2002：183—193）。都柏林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奴隶贸易，这与10世纪至11世纪晚期丝绸进口到都柏林及约克、林肯等港口的情况是相吻合的（Holm 1986；Wincott Heckett 2003）。拜占庭人生产的——有些或许是穆斯林生产的——丝绸，可能是沿着一条众所周知的从瓦兰吉人（Varangians）到希腊人的路线而到达，这条路线通过河道将拜占庭社会与波罗的海和北海相连。除比尔卡和海泽比之外，在格涅兹多沃（Gnezdovo，靠近斯摩棱斯克［Smolensk］）等罗斯的市场遗址出土的丝绸和金缎也是同样的情况（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128—129，141—142；Hägg 2016；Murasheva forthcoming）。除奴隶之外，它们还被用以交换毛皮等北方产品。

奴隶和士兵们成百、成千地从欧洲西北部经罗斯的河道运来。对瑞典贵族而言，乘船去过拜占庭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据说他们更喜欢较安全的水路而不是陆路。经陆路而行的是商人：在奥德河（Oder）河口的一个商业集市内，“希腊人”占重要地位，他们的一种商品在当地被称为希腊火（Greek Fire）（Shepard 2019：358）。但在北上的旅人中，可能最常见的是教士和僧侣，他们带着圣像和祷告用具，还有信件，它们的封印曾在河道附近被发掘出来（Bulgakova 2004；Ivakin，Khrapunov，Seibt 2015）。拜占庭社会的牧师们已经做好在冰岛主持宗教仪式的充分准备了，连12世纪的一部法典都力图规定他们可以举行哪些宗教仪式（Garipzanov 2012：5）。

与罗斯的土地相比，进入欧洲西北部的人、物和思想都显得微不足道。弗拉基米尔大公对拜占庭基督教的接纳加固了横跨他统治疆域的网络。设立了大主教的城市基辅（Kiev）和诺夫哥罗德，相距超过950公里（600英里），不过，将第聂伯河与北部河道相连的陆上运输给交通带来了便利。来自诺夫哥罗德的桦树皮信件证实了这张网络中的市民们的担忧。例如，某个叫久尔吉（Giurgii）的人给他在诺夫哥罗德的父母写信说：“卖掉房子，到斯摩棱斯克或基辅来吧，面包很便宜！”（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283）河道和山谷也向西延伸，西方商品的数量与从拜占庭社会进口的商品相当，甚至超过了它们。但拜占庭的商品代表高档——丝绸，还有用于敬神和宴会的油和葡萄酒（Noonan and Kovalev 1997—1998）。与南方的贸易被分割了，例如，格列奇尼基（grechniki）专门负责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路线。一连串的堡垒保护着基辅免受草原游牧民的袭击，船只在沿着第聂伯河航行之前，会在一座设防的港口内集合（Franklin and Shepard 1996：170—171，325）。

在印度洋周边，情况却有所不同。长期以来，需要研究经文和鼓励朝觐的宗教崇拜一直在编织网络。在10世纪出现的贸易分段中，印度洋周边处于领先地位。载运量更大的船只使港口城市和沿海社区得以扩张，内陆的大城市也得以发展。这些变化的背后的原因不是单一的。宋朝对外贸的热情推动了商人群体的中距离航行，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的港口城市出现了华人聚居区。他们的帆船被当地的造船工人模仿，船体被厚木板加固。大洋彼岸也在发生着变化：斯瓦希里走廊的居民此时开始到海上冒险。曼达（Manda）和基尔瓦等城镇得以扩大，当地的精英们用珊瑚石建造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小型定居点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沿海地区的人口增长伴随着文化向海洋的重新定位。缝板船（mtepe）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船，它的船体是缝合的，但能够进行长途航行。虽然只有在现代才有对它的记载，但它的重要性已被墙上的涂鸦画所证明，比如在基尔瓦的大清真寺就有这样的涂鸦画（Fleisher et al. 2015：105—107）。

基尔瓦的清真寺象征着伊斯兰教在当地精英阶层和上层社会中的传播。与“外界”联系的物质与精神价值，体现在自11世纪起遍布于海岸线的伊斯兰风格的石柱墓上，它们的上面镶嵌着中国的陶瓷（Zhao 2015：5，35—36）（图3.2）。大海的神秘浓缩在创建斯瓦希里的神话传说中，它讲述了两兄弟从伊朗南部的设拉子（Shiraz）出发，沿着海岸建立城镇的故事（Pouwels 1984：251—258）。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爪哇海（Java Sea）周围的城邦精英中赢得了虔诚的信徒。到了11世纪，人们用阿拉伯语的墓志铭来纪念死亡（Guillot and Kalus 2008）。如阿布·阿拔斯（Abu al-Abbas）所见证的那样，跨越大洋的宗教崇拜可能会得到血缘关系的补充。他在中国待了40年，经营他的有10条船的船队，把他的7个儿子派到7个港口。尽管有9条船在风暴中沉没，但幸存的一条船上的瓷器和沉香木（用于焚香）就足以让他的财富失而复得（Lombard 1990：31）。基本在海上生活的社会也可以做这样的买卖。因此奥朗劳特人（Orang Laut）（海上民族）每个家庭在自家的水域都有一条船，他们划着船，船装载着香料从摩鹿加（Moluccas）群岛穿越爪哇海到达三佛齐（Sather 1997：327）。但与长距离事业相关的团体往往具有宗教色彩。苏门答腊岛和爪哇港口城市的行会便是如此，它们本是印度人的传统，但也接收当地商人、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男女不限（Beaujard 2012：2：226—227）。它们与三佛齐的寺院等宗教中心并肩发挥着作用。

宗教义务证明了一种悖论：跨越遥远距离而紧密联系的群体形成了最具弹性的网络。正是因此，犹太文字随着亲人的商业和个人的通信在学者之间传播。来自开罗藏经库的信件和其他文献为地中海东部和中部各地的伙伴关系留下了印记。商人的贸易视野，如在11世纪一样，有时比他们的家庭和宗教群体的联系更窄（Goldberg 2012）。而这种联系提醒商人注意风险或市场机遇，根据变化进行调整。它促进了群体内部的自我监督（Greif 2006：58—62，83—88，278—279）。信任破裂——更不用说合同违约——带来的声誉损害，都成为补充法律行动的威慑力量（Forrest and Haour 2018：203—204，206，208；Greif 2006：61—71）。

藏经库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中期。埃及作为印度洋和内海之间的枢纽而繁荣发展。来自摩鹿加群岛的焚香，长久以来都在埃及的宗教仪式中焚烧着，香料也在它的市场上出售。但是，多亏了大洋两岸的新王朝法蒂玛（Fatimids）王朝和宋朝对贸易的促进，交流得到了加强（Wade 2015：57—68）。波斯湾的商业依然繁荣，但购买力转移到了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于公元969年接管的埃及（Jacoby 2000：30—31）。“法蒂玛奇迹”（Goitein 1967—1993：1，33）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企业家精神，高级官员监管农业等行业，同时也鼓励独立经营者（Brett 2017：92—94，200）。他们于公元988年与拜占庭签订的条约规定，哈里发要求的所有商品都必须得到交付，埃及商人可在君士坦丁堡居住，他们可在那里的清真寺参加周五的祈祷（Jacoby 2000：36）。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了拜占庭基督教，交流变得宽松了。长期定居在基辅并与埃及保持联系的犹太社群（Golb and Pritsak 1982：10—15）开始向南方出口亚麻。在藏经库的文献中，有一份1097—1098年的法律诉讼记录，其中出现了罗斯的亚麻。这批货物的一部分是拿来再出口的，一半去印度，实际上它是和其他所有纺织品一起在红海的一个港口被出售的。负责此事的商人说，那里的价格很高（Goitein 1954a：189，191—195）。犹太商人也可能会把罗斯的皮毛进口到他们长期做丝绸生意的老福斯塔城，他们与东非和印度的联系也推动了象牙生意（Fuʿad-Sayyed and Gayraud 2000：153）。与此同时，从尼日尔盆地经撒哈拉沙漠西北边缘的西吉尔马萨（Sijilmasa）流入的黄金，补充着从东非海岸运来的黄金。跨撒哈拉的交流，与经罗斯的水路交流一样，也是得益于犹太人的网络，他们的近亲在西吉尔马萨、亚丁（Aden）和东南亚（Fauvelle 2018：112—113）都有定居。

这样的网络与区域性的网络呈纵横交错之势。在一艘11世纪20年代在小亚细亚西海岸失事的瑟斯里马尼（Serce Limani）沉船上的发现，可以让人们对它们的运行方式有一些了解。这艘船像一艘不定期航行的货船，从黎凡特的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并且因为装载着碎玻璃，它极有可能驶向马尔马拉（Marmara）。船上有一些小商人，有几个像是保加利亚人（Shepard 2015：226—227；Van Doorninck 2009：3—4）。这样的跨越东地中海的供应链与《奇珍之书》（Kitāb gharā’ ib al-funūn）（艾曼纽埃尔·瓦格农在本卷中所述）中的地图是相符的，书中提到了“穿越海洋的聪明商人”。在通往伊斯兰教圣地的路线上，法蒂玛王朝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了将对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合法化，他们在阿伊扎布（Aydhab）派驻了一支船队，为去麦加的朝觐者提供大量的粮食。为了满足他们的什叶派教义全球扩张的野心，他们有效地控制了也门，并向阿曼及更远的地区派遣了使团，在印度西部也获得了立足之地（Brett 2017：108—109，223—225）。

前往圣地的基督徒朝圣的规模也迅速增长。当拜占庭人从陆路和海路涌入耶路撒冷时，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1042—1055年）为圣墓大教堂装饰了马赛克。朝圣者也沿着这条路线从瓦兰吉人的地方来到希腊。有钱的年轻人倾向于在帝国军队中服役。他们与拜占庭基督教的接触在瑞典的纪念碑文上留下了印记。“上帝保佑灵魂”这句话让人想起标准的拜占庭式祷词。一块符文石上列出的所经之处令人触动：“希腊、耶路撒冷、冰岛、萨拉森人的土地。”（Mel’nikova 2001：299—300，no. B-Ⅲ.4.7）克尔松（Cherson）曾是圣克莱门特（St. Clement）信仰的中心，它已经传播到罗斯之外（Crawford 2008）。克尔松的居民旅行到了很远的地方，通过从那里挖出的贝壳能够判断。可确定它们的年代为11或12世纪，是朝圣者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带回的朝圣徽章⁽⁶⁾（Jašaeva 2010：485）。

长途旅行能够形成文化互补（cross-fertilization）。安茹伯爵富尔克·奈拉（Fulk Nerra，Count of Anjou）将圣尼古拉斯教引入了昂热（Angers），在此之前，这位圣徒在同船的拜占庭水手的祈祷下，在小亚细亚海域躲过了一场海难（Bachrach 1993：151，165—166）。正如阿马尔菲人所展示的那样，虔诚信念可以与商业相融合。在11世纪90年代常去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的意大利商人中，他们已经非常有名，后来他们在阿陀斯山（Mount Athos）上建了一座修道院，这可能是一份圣本笃会会规副本到达圣山的原因（Von Falkenhausen 2010：27—28）。阿马尔菲人推动了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大约于公元1060年在那里兴建了一座房子，又在安提阿（Antioch）另建了一家收容所，安提阿以一条阿马尔菲人小巷为荣。到11世纪后期，耶路撒冷牧首拥有了法国南部的土地，它是由虔诚的西方人捐赠的。

土库曼人（Turcomans）占领拜占庭各省和叙利亚后，朝圣者受到的骚扰增加了，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也变得忧心忡忡（Riley-Smith 1997：32；Shepard 2017：773—774）。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 Ⅰ Komnenos）希望基督徒团结起来对抗“异教徒”，他与耶路撒冷牧首一起呼吁“全体基督教徒”提供援助。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可能是在一次朝圣之后，也成为这些消息的传递者。其结果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拜占庭与阿马尔菲和威尼斯的长久关系，意味着这两座城市不太可能单方面地帮助十字军。阿莱克修斯与西西里统治者罗杰伯爵（Count Roger）的关系也十分友好（Shepard 2017：759—762，775—778，781—782）。

如果阿莱克修斯认为他能够控制十字军的交流，那他就判断错了。事实证明，西方的海上列强，尤其是热那亚人，完全有能力在安提阿为十字军提供物资。他们在发现机会之后，帮助十字军占领了地中海东部沿岸的港口，回报以商业特权的形式出现。譬如，他们被给予了港口城市朱拜勒（Jubayl）：管理权落到了热那亚的大家族恩布里亚科（Embriaco）手中。比萨人同样也提供了援助（Mack 2018：474—476）。由此形成的家庭和商业网络让比萨和热那亚富裕起来。比萨人同时还在向埃及供应木材，其在亚历山大港入港的数量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至1150年，这座城市有了一座比萨人的商馆（fondaco），这是埃及最早的此类西方贸易代理行。埃及市场的吸引力之一是香料比君士坦丁堡更便宜。1135年左右，一位访问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商人被妻子要求在埃及买香料带回家（Jacoby 2000：56—59）。不过，威尼斯人的网络最为复杂，他们统治着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航线，以及拜占庭区域市场之间的大部分转口贸易。

1171年，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对威尼斯商人在军事和商业上的影响力感到担心，他驱逐了他们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然而，在12世纪80年代，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Isaac Ⅱ Angelos）与萨拉丁（Saladin）达成了一项协议，在驱逐十字军后，拜占庭人将统治耶路撒冷和叙利亚海岸，而威尼斯人则抵御来自西方的进攻（Magdalino 2007）。然而，这个计划并未获得成功。仅过了10年，总督丹多洛（Dandolo）就订立了条约将第四次十字军送往埃及，准备重新夺回耶路撒冷。由于十字军未能支付到期的款项，丹多洛作出了一项安排，其结果是十字军在1204年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安设了一位拉丁皇帝和一位威尼斯出生的牧首（Phillips 2004）。

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出埃及财富的吸引力，也显示出海上网络向制海权的演变。威尼斯人接管了克里特岛和内格罗蓬特（Negroponte），以及君士坦丁堡的一部分（Jacoby 2019：759，762）。热那亚人尽管没有参与十字军东征，但也开始向黑海扩展贸易，与威尼斯人争夺来自远北的毛皮等产品，谷物也很抢手且价格很高。跨越地中海的持久伙伴关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一份1202年的比萨手册提出了一道涉及两位商业伙伴的数学题：一位在亚历山大港住了五年多，而另一位住在君士坦丁堡（Jacoby 2000：74）。

在穆瓦希德王朝（Almohads）衰落时，地中海被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三个港口城市所控制。威尼斯人的海洋意识体现在一年一度的“与海洋联姻”仪式上，总督将一枚神圣的戒指扔到海里。而热那亚人则是承认他们与十字军国家的关系：他们城市的编年史从他们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是由一位参战者撰写的（Hall and Phillips 2013：49—56；Mack 2018）。文化互补是否一定发生是值得怀疑的。“Fondaco”在意大利语中是“贸易代理行”的意思，它与阿拉伯语的“funduq”来源于同一个单词，但这些复合设施让西方人遵循了自己的习惯。网络的作用集中体现在西方自12世纪早期开始制造的香炉上。它们焚烧的是来自东非或阿拉伯南部的香料，在设计和装饰元素上又与东方基督教的灯具和香炉有相同之处（Westermann-Angerhausen 2014：50—51，99—101，104，131—132）。

交流并非完全局限于商品或朝圣者。港口城市见证了文化互补。十字军在阿卡城（Acre）一直坚持到1291年⁽⁷⁾，它是一座堡垒，但也容纳着东西方教徒的观点和文字的交流，同时犹太学者也在此居住（Rubin 2018）。13世纪早期，贝鲁特（Beirut）的法兰克领主伊贝林的约翰（Jean d’Ibelin）委托建造了一座俯瞰港口的宫殿。喷泉和大厅采用了伊斯兰和拜占庭风格的图案，向他的臣民，包括非基督徒，传达着他的地位（Hunt 2015：279—286）。

约1250年—约1450年：通往大西洋的交叉环线

约在这一时期的第一个百年里，海上网络遵循着熟悉的模式。它们横跨连接地中海、印度洋、中亚和中国的环线，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称之为“世界体系”（1989：8—18）。不过，中断和重新组合从来都是可能的。没有两条环线的作用是相同的，而且在这一时期之初，因蒙古人的征服而出现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使横跨欧亚大陆的旅行更加安全，贸易也更加有利可图。如果，且很可能的是，横跨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大约在同一时期出现了衰落（Wade 2013：95—96，102—103），这就可以说明网络之间是如何互联的。不管怎样，由于海洋贸易的适应性，交易量仍然维持着高水平。这又得益于其他不顾及利润而持续的关系。

印度洋周边包括三条环线。最西边的一条从红海延伸到西印度和斯里兰卡，与另一条包含印度、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环线重叠。后两处地方与中国和菲律宾一起包含在第三条环线中（Abu-Lughod 1989：251—259，fig. 10）。正是由于这些环线内的区域港口因社会和宗教原因而保持联系，因此将“海上丝绸之路”（Kauz 2010）分割成多条环线是具有成本效益的。货物可能包括价值高低不同的商品，13世纪爪哇海的沉船证明了此点。船上的物品有用于佛教仪式的松香、上釉的中国水罐，以及青釉碗、盘等日常用品，另还有印尼船员的个人物品（Flecker 2003：395—402）。同胞和同一宗教信徒——穆斯林、犹太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的网络，以及他们与更小范围的商人行会和富有商人的交易，维持着围绕这个“商业家园”的循环（Hall 2011：196—207；Wade 2013）。

不可否认的是，变化正在进行。在东南亚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对城市社群和有抱负的当权者很有吸引力。从15世纪早期开始，马六甲海峡处于一个苏丹国的统治之下。不过，跟佛教一样，伊斯兰教各分支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并存的网络和其他宗教象征着多元和融合，苏菲派（Sufism）与农村地区的传统信仰交融在一起，同样也与印度教—佛教圣地和谐相处（Reid 2007：7—8）。正因如此，满者伯夷（Majapahit）的国王将贸易控制权交给了祭司，而如同在整个东南亚一样，妇女的地位则受到文化传统的支持。事实上，苏门答腊岛的巴赛苏丹国（Pasai sultanate）由女性统治了30年。如同在马达加斯加岛上一样，类似的融合跨越印度洋而发生，如斯瓦希里石柱墓上的中国制陶瓷（图3.2）（Beaujard 2012：2：243—244，474—484，502—509，548—549）。

大洋最西端环线的推动力来自两股强大力量铸就的联盟。在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出现了一个以卡利卡特（Calicut）为中心的“海洋之王”政体。它吸引了来自红海有贸易特权的穆斯林以及犹太商人和离家乡更近的古吉拉特邦人（Gujaratis）。蒙古人对波斯湾市场的打击促成了这种关系的建立：1258年，蒙古人洗劫了巴格达，结束了阿拔斯哈里发的统治。与此同时，马穆鲁克人（Mumluks）占领了埃及和叙利亚。他们如他们的法蒂玛先辈一样，也寻求从商业中获得最大收益，青睐被称为“卡里米”（karīmī）的精英商人。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有来自伊拉克的，也有来自当地的，他们控制着红海的商业，尤其是香料贸易，但他们自己并没有越过亚丁。这些“商业巨头”是海上网络的化身，他们虽然没有企业地位但资金充足，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当埃及人把也门苏丹囚禁在汉志（Hijaz）后，是卡里米出面调停并把他赎出来的（Abu-Lughod 1989：229—230；Beaujard 2012：2：269—270，275—276）。

埃及位于印度洋和内海之间位置的不利，因黑死病走过的路线而更显突出。鼠疫杆菌几乎肯定是由来自中亚滋生地的人类或其他生物带来的。印度洋周围的人口受到了重创。根据遗传学数据判断，鼠疫从印度沿斯瓦希里海岸蔓延，导致尚加、通巴图（Tumbatu）、基尔瓦走向衰落，甚至几乎被遗弃（Green 2014：44—45，48—51）。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埃及的转口贸易，当地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叙利亚。更引人注目的是，在1347年秋天到达亚历山大港的瘟疫传播者是在黑海北岸搭乘了一艘意大利船（Abu-Lughod 1989：236—239；Beaujard 2012：2：156—157，27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条航线的地图所记录的网络，是使意大利人富裕起来的网络，也是为马穆鲁克的埃及带来它的命脉——奴隶战士、领导地位和它的现代名称——的网络。它还帮助拜占庭皇帝恢复和维持了其皇位（Amitai 2008）。

这种关系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米哈伊尔八世·巴列奥略（MichaelⅧ Palaiologos）在1261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前，和热那亚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在他控制的港口豁免他们的关税。其他特权还包括金角湾（Golden Horn）的加拉塔（Galata）交易区。14世纪中叶的一位观察人士认为，该地的税收大约是君士坦丁堡关税的六倍（Nikephoros Gregoras 1829：841—842）。其二，利用新获得的优势，热那亚人巩固了在黑海的势力，把克里米亚的卡法（Caffa）变为他们的据点。有了这样的基地和希俄斯岛（Chios，1304年占领）等岛屿，热那亚人能够与威尼斯人进行竞争。其三，米哈伊尔八世与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达成了一项协议，保证船只安全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也保证了自己的关税（Holt 1995：122—128）。来自大草原及以外地区的奴隶是主要的货物：除了提供军事人力，无论男女奴隶在埃及市场上都能卖到高价（Amitai 2008：350—352，357—365；Favereau forthcoming）。其四，热那亚人对马穆鲁克霸业的投入不够全心全意。有一个迹象是，他们在13世纪90年代准备为马穆鲁克的强敌蒙古伊尔汗国（Mongol Il-Khans）建立一支舰队，该计划是向马穆鲁克与印度的联盟发起进攻（Amitai 2008：367）。

其五，威尼斯人的机敏也毫不逊色。甚至在1261年失去在君士坦丁堡的领先地位之前，威尼斯商人就在蒙古和平时期看到了机会，尤其是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马可·波罗加入了他们随后的冒险，最终来到了中国。马可·波罗认为避开黑海是合理的，“它为许多人所熟知”（Polo 1976：335，ch.9），它反映出威尼斯人在顿河（Don）河口的塔内斯（Tana）建立了势力。威尼斯人没有做的，就是在内陆策划建立网络。其国家政策是把领土事务留给金帐汗国（the Golden Horde）的可汗，他们的利益大体是一致的。威尼斯人对此警觉的表现，是1343年为试图阻止可汗札尼别（Janibeg）的袭击而与热那亚人联合实施禁运。这段插曲也说明了热那亚人不同的态度：他们缺乏纪律，最终因卡法市民拒绝遵守禁令而与威尼斯发生了冲突（Di Cosmo 2010：97—100；forthcoming）。尽管有一阵威尼斯人被阻止在塔内斯之外，但他们还是在那里得以重新立足，从事奴隶贸易并用纺织品和羊毛换取丝绸（Stahl 2019：359—362）。

热那亚人在马穆鲁克人、拜占庭人和金帐汗国之间经营的网络（与威尼斯人竞争）是为了商业而不是文化，但它推动了将罗斯包含在内的一张网络的发展。当时处于蒙古君主统治下的罗斯基督徒仍然在向南寻求基督教会的领导。因此，画家赛奥法尼斯（Theophanes）一开始是在君士坦丁堡工作，包括为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工作。他在为卡法的几座教堂继续作了一些画之后，便前往诺夫哥罗德，最终到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不同阶层的热那亚人都喜欢拜占庭的宗教和图像。约翰五世·巴列奥略（John Ⅴ Palaiologos）把经过镶嵌的基督头像赠给掌管加拉塔的船长，它最终成为热那亚的护身符，而一座能创造奇迹的圣母像也获得了广泛的追随者（Shepard 2012：76—80，86）。从热那亚的大教堂的风格可以看出，它对法国和伊斯兰文化同样也持开放态度。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拜占庭土地和罗斯北部之间的旅行，主要经水路。由于旅行变得非常普遍，因此一份针对修士及其他虔诚罗斯教徒的希腊—斯拉夫语手册被编写出来。它提到了海难、晕船和难以对付的情况：“兄弟们到了……他们想吃东西，但没有食物！”（Anonymous 1922：63）一位名叫狄俄尼索斯（Dionysios）的阿陀斯圣山修士来到莫斯科，后来成为沃洛达（Vologda）地区一家修道院的院长，他将阿陀斯圣山的规矩带到了那里。在拜占庭皇室和诺夫哥罗德修道院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互惠的关系。一位留在诺夫哥罗德的拜占庭使者，受神示的引领，在奥涅加湖（Lake Onega）兴建了另一座修道院，它后来吸引了不止一位来自阿陀斯的修士（White forthcoming）。商业也推动了拜占庭与远北的交流，但宗教共性却提供了动力，就像佛教学徒从中国远赴印度寺庙一样。此外，旅途中最危险的部分，即穿越黑海，通常都是在意大利船中完成的。

罗斯纵横交错的水路将它与另一张网络连接起来。汉萨同盟（Hanseatic federation）⁽⁸⁾在诺夫哥罗德有一家贸易行，被称为“德意志大院”。为换取内陆的皮毛、蜡和蜂蜜，他们出售金属制品及其他产品，尤其是纺织品：诺夫哥罗德人把中高档布料冠以日耳曼血统的名称。然而在此，交易同样也没能促进文化互补。在汉萨同盟成员与诺夫哥罗德官方机构的交易中，法律规范得到遵守，但在镇议会的手中，一位显要人士可能会受到粗暴的审判（Lukin 2014：252，278，406—416，425—426）。在商人的内部事务中，汉萨同盟的行为准则是占据上风的，与吕贝克（Lübeck）的一致。这座城市位于波罗的海南部和东部讲德语的港口和城市（如汉堡和莱茵河上游的科隆）之间的主要中转站附近。在布鲁日（Bruges）、伦敦和卑尔根，贸易行同样也建立起来了。

尽管交流迟缓，公司也大多规模较小，但这些城镇有能力协同行动，如他们在1370年打败了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四世（Valdemar Ⅳ），迫使他让出丹麦15%的贸易利润。至此时，会议是在吕贝克召开，但并不是所有的城镇都派出代表。它的决定不具约束力，汉萨同盟的成员资格也是自愿的。约束更加体现在文化上。鼓励在公平交易上达成共识的是一种语言，即低地德语。它是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的通用语，与非德意志人的语言相差不远。英国南方人长久以来都懂弗里西亚语（Frisian），反之亦然，荷兰人将普利茅斯（Plymouth）称作“Pleimuiden”就是证明（Mostert 2020：187—188）。

对长期事业而言，一种非常宝贵的机制就是汉萨商人所作的这类互惠安排。一位商人向远方的商人发出货物，他需要得到保证，既能使利润最大化，又能在扣除实际成本后将收益汇出，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如果是同一代理人充当委托人，为上述商人发运货物供其出售，那么约束就存在了。因此，合约很少需要书面形式。与此同时，婚姻关系和愉快的聚会都起到了隐秘的目的：为了让欺诈，或简单地说，不择手段的行为，不至于逃过人们的眼睛，以免危及不仅是家庭而是整个社区的声誉。换言之，对声誉受损的担忧导致了自我监管（Ewert and Selzer 2016：35—37，41—57，150—152）。

这些事情清楚地显现出了其他的网络，它们充满生机，但未必和平。在这些网络中，文化和血缘关系能比制度更有效地管理行为。除现在引发了学术争议的犹太人的网络（Ewert and Selzer 2016：154—156），以及从维京人大移居、斯瓦希里人和“海洋民族”中产生的网络十分突出之外，其他的网络可能是在世界上有较少记载的地区发挥着作用。互惠机制毕竟与礼物交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它为在海上交流的汉萨同盟发挥作用，他们航行的海船减轻了海洋带来的危险：它们宽敞、坚固，而且造价相对低廉。汉萨同盟还证明了一个悖论，即网络可在保守、内向的文化中蓬勃发展。人们注意到，几乎不存在改变宗教信仰的驱动力，只存在一些认同感（Scales 2012：437—443）。也没有成员表现出对北海以外水域的兴趣。

某些网络对机会保持着敏锐的嗅觉。热那亚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迅速做好了在印度洋建立船队的准备。如此一来，扎卡里亚（Zaccaria）家族接管了希俄斯岛（Chios）和附近福西亚城（Phocaea）的明矾矿长达半个世纪。1354年，海盗弗朗西斯科·加蒂鲁西奥（Francesco Gattilusio）与拜占庭皇帝的妹妹结婚，得到了莱斯博斯岛（Lesbos）（Wright 2012）。加蒂鲁西奥和伙伴们跨越了从卡法到亚历山大港的航线。有许多热那亚奴隶贩子与此时统治小亚细亚西部的土耳其长官做着交易。但真正兴盛繁荣的要数朱斯蒂亚尼尼（Giustianini）家族及其伙伴，他们与加蒂鲁西奥家族一起，监管着经希俄斯岛的乳香和明矾出口。明矾是布料染料必不可缺的固色剂，它们被运往热那亚，也被直接运给佛兰德的制造商。为了装载这种沉重的货物，热那亚人开始使用被称为“cog”的海船，它是一种类似汉萨同盟货船的横帆船，只需很少的船员就可抵御大西洋的风暴（Balard 2019：847—850）。他们的船队将佛兰德的布料运至地中海的市场，在大西洋、内海和印度洋之间建立了持久的联系。如艾曼纽埃尔·瓦格农在本卷的《表现》一章中所述，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来自马略卡岛（Majorca）的航海者若姆·费勒（Jaume Ferrer）于1346年出航去寻找西非的黄金之河，他的航行后来被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所描绘和记录（图7.6）。

这种联系是前所未有的。它们推动了此时驻扎在伦敦和佛兰德城市的意大利银行家的会计方法的发展，也刺激了那些已经在向北运输葡萄酒和油以换取急需粮食的葡萄牙商人。到1300年，布鲁日有了一条“葡萄牙街”。位于内陆的葡萄牙农民通过有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居住的里斯本和波尔图等港口城市出口他们的农产品。这张网络有效地发挥着作用，不需要葡萄牙商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冒险：即使在15世纪，也只有少数人与海洋有关系（Ferreira de Miranda 2013）。

葡萄牙的统治者更加坐立不安。约翰一世（John Ⅰ）喜欢与英格兰做生意，但也在寻求受英法百年战争和卡斯提尔（Castile）的影响较小的新的收入来源。卡斯提尔此时已经在与葡萄牙争夺加那利群岛（Canaries）（显然是由热那亚航海者发现的）的主权。1415年，约翰率领一支舰队占领休达（Ceuta），给葡萄牙商人造成了损失，也扰乱了热那亚人在那里的利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以十字军东征的名义追求利润的热情却赢得了他们的支持。约翰和他的儿子航海者亨利打破惯例探索了非洲西北海岸。鉴于穆斯林地理学家对海洋知之甚少（Fauvelle 2018：164），亨利资助制图和探险，利用信风来寻找撒哈拉沙漠上的黄金。王室的赞助克服了丹吉尔（Tangier）远征等重大失败，葡萄牙终于在1420年占领了马德拉群岛（Madeira）。不到30年，葡萄牙人就开始从塞内加尔中转港运输黄金和奴隶。不久以后，马德拉群岛、佛得角（Cape Verde）和亚速尔群岛（Azores）的奴隶砍伐的甘蔗就出现在佛兰德市场上（Disney 2009：147；Green 2012：69—99，185）。

蔗糖显然是被热那亚人引入马德拉群岛的（Benjamin 2009：75），这说明了他们在连接海洋世界方面的重要性。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网络有利于他们将明矾与东方奢侈品一起运往欧洲西北部市场。一旦贸易增多，这类持续长距离航行便与航线分段的总体趋势背道而驰了。这一时期繁忙的欧亚非洲网络被包括在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中描绘的人流密集的路线内（图7.6）。图3.3显示的是地图集当中西方商人从陆路前往中国的细节。

15世纪时，由于地中海东部环境的恶化，热那亚人对海洋探险的兴趣大增。帖木儿（Tamerlane）于1405年去世之后，他的继承者之间的冲突打乱了丝绸之路的陆路交通。而威尼斯人又在爱琴海带来了新的挑战，热那亚人一直在黑海、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之间运营的网络也遭瓦解。奴隶仍然被运往南方。事实上，此时统治的马穆鲁克人被称为“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这昭示了他们的起源。不过，马穆鲁克人干预商业并操纵价格，破坏了热那亚人的网络，给他们的竞争对手威尼斯人带来了好处。随着15世纪印度洋的蓬勃发展，埃及作为枢纽的地位更加耀眼。虽然它显示了向中亚路线的转移，但也表明了陆上和海上路线的相互联系，以及网络起作用的迅速。热那亚人知道海上丝绸之路，因为他们早就想要涉足波斯湾及更远的地方。葡萄牙人也没有错失海洋的繁荣，他们的商人常去马格里布（Maghreb），对它的情况十分了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1498年在卡利卡特最早遇到的人当中，有一位不甚热情的突尼斯商人：“你鬼迷心窍了！谁带你来的？”（Brotton 2002：168）。葡萄牙统治者和随后的商人制订计划绕行非洲而避开作为枢纽的埃及，这并不令人惊讶。有一位热那亚出生的船长的探险更是如此，为了得到葡萄牙王室的资助，他让他们确信有一条更短的航线通往“香料之国”，并在马德拉群岛做了好几年的准备（Green 2012：180—185）。这位船长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最终向西航行的他的三桅船“圣玛丽亚号”（Santa Maria），似乎同热那亚人的“cog”海船有着相似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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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埃尔南·科尔特斯，西班牙贵族，西班牙航海家、军事家、探险家，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者。——译注

(2)慧超（704—787年），唐朝时朝鲜半岛新罗国僧人，幼年入华。他从中国航行至印度，后来由陆路经西域返回中国，开元十五年（727年）至安西（今新疆库车）。——译注

(3)锡尔弗代尔宝藏于2011年9月由英国寻宝猎人达伦·韦伯斯特（Darren Webster）以金属探测器在兰开夏郡锡尔弗代尔的一片地里发现，这批维京海盗财宝包括大量银币和珠宝饰品，有200多件，埋入地下的深度仅18英寸（约合45.72厘米）。它是英国所发现的最大维京宝藏之一。其重要意义在于银币上刻有此前未知、未记载的维京领袖的名字。——译注

(4)伊本·法德兰，10世纪阿拉伯外交官、编年史家、旅行家、作家。——译注

(5)留里克堡位于现俄罗斯诺夫哥罗德（Novgorod）州诺夫哥罗德市，建立于公元9世纪，公元862年，诺夫哥罗德公国留里克王朝以此为首府。——译注

(6)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Galicia），是欧洲“朝圣者之路”的终点。朝圣的徽章是一枚扇贝，象征“重生”。——译注

(7)发生于1291年的阿卡围城战使十字军所控制的阿卡城被穆斯林占领。阿卡的陷落使十字军失去了耶路撒冷王国最后的堡垒。随着阿卡的陷落，其余残存的十字军据点也相继被放弃或攻克。——译注

(8)13—17世纪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