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人类航海事业的新纪元

《人民画报》社　李华英

在我国，郑和下西洋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壮举。但是这位旷古航海巨人对人类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对郑和的宣传不力所致。影响所及，郑和开创的和平、友好之路受到了冷落，而肇端于海盗行径的殖民主义却在世界上风靡了几个世纪。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无不与此有关。值得高兴的是，中外有识之士，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契机，掀起了一场弘扬郑和精神的热潮。应该说这等于说是启动了一项扭转人类历史航向的巨大工程。其功劳之大当不在禹下。本人应宁夏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有幸参加这次纪念活动，不胜欢欣！感动之余，自己不揣浅陋，特赋拙诗一首:

东风和煦春满园，西风狂啸灾连绵。黑白颠倒无宁日，拨云见日寰宇安。

目的是通过对郑和丰功伟绩的歌颂、对殖民主义的抨击，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是非不分，是世界远不太平的症结，同时也说明只有把这个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让郑和精神磅礴全球，人类才能走向世界和平。

东风送暖之日

举世闻名的航海家郑和，于1405～1434年间七次漂洋过海，先后访问过30多个亚非国家，其船队规模不仅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其远航的时间也分别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麦哲伦远航菲律宾群岛早87年和116年之久。这就足以说明中国郑和在航海史上是举世无双的巨擘。郑和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固然被世人称颂，但他在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历尽艰辛传播友谊，促进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更是值得大书特书。郑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旷古航海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辟了通往罗马的“丝绸之路”；中古时期，中国又开辟了通往西域的海上“丝绸之路”，这都为我国交往海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到了15世纪初，随着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明王朝决定组织一支由郑和挂帅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远洋海外。其目的，概括起来说虽是“招徕‘四夷’友邦来朝，以震国威”寥寥数语，实际上其内容却涵盖了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诸多领域。远航虽是一项艰苦的任务，但在郑和伟大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中华健儿却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远航大军，从而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组织保证。不过，自从这项浩大的工程启动后，作为舰队统帅，郑和始终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从不断制订航行计划，到随时观测海洋的风云变幻；从与各国政要友好交往，到处理突发事件，都事必躬亲。当时年仅36岁的郑和，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使臣，统帅空前规模的舰队奉旨出访，的确有“地动山摇”之势！不过，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郑和能否排除万难，不辱使命，对他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同样，在权力无限大的情况下，郑和能否始终保持不骄不躁的心态，又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为血气方刚之年而被委以重任者，难免会有“少年得志不可一世”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再有才干，也可能由于经不住荣誉、地位的考验而功败垂成。然而，郑和却以坦荡的情怀和非凡的勇气，接受了明成祖对他的重托，一次次携带丝绸、茶叶、瓷器、金帛等名贵物品出访诸国；再一次次满载各国回赠的琥珀、珍珠、玛瑙、香料、药材以及奇珍异物凯旋而归。郑和所到之处，除了拜会各国政要外，还与当地的文人学士、庶民百姓进行广泛接触，以了解各国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他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不仅是与惊涛骇浪搏斗的过程，而且更是日理万机的过程。如果说常年在艰苦的条件下指挥一个庞大的舰队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勇气的话，那么，主动接触受访国家的达官贵人，并使之“臣服”，同时使成千上万的部属众志成城地尽职尽责，更是需要超人的智慧。史载，1409年，郑和第三次远航，于1411年回南京时，随同前来朝贺者有19个国家的众多使臣。当时的朝廷旋即呈现出一派四夷来朝的兴旺景象⁽¹⁾。郑和下西洋固然与明王朝的大政方针密不可分，但具体如何运作，如何落实；具体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在通讯不畅，又无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他别无选择，只能是好自为之。由于郑和远航不是从任务观点出发，所以诸如绘制航海图、鼓励两位穆斯林翻译人员费信、马欢沿途随时记录所见所闻，回国后，分别编入《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两书，以及敦聘长安羊市清真寺掌教哈三阿訇为舰队服务等举措，虽不属皇上钦定范围，但都不失为意义重大的英明决策。其中在郑和主持下绘制的航海图是世界航海史上的首创；费信和马欢的两本专著则是中国了解亚非各国风土人情，社会状况的最早的纪实文献。至于敦聘哈三阿訇担任翻译兼顾问，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件小事，实际上却反映了郑和的远见卓识。史载，一次“郑和经过陕西，访求哈三掌教，随从出使西洋，任翻译，备顾问”⁽²⁾。这倒不是什么别出心裁，而是从满足舰队出访伊朗等穆斯林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同时，也是为了给出航的穆斯林将士提供必要的宗教服务，从而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人士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先例。如果说，当年河北莘县的蔡永清阿訇，在回民支队担任随军教长与哈三掌教到舰队任职不尽相同的话，那么，1955年亚非会议期间，达浦生阿訇为周总理担任顾问，与哈三掌教扮演的角色倒十分相似。人们记得，当时的达老已到耄耋之年，但他那健壮的体魄、矍铄的精神、温文尔雅的举止和令人肃然起敬的风采，在各国代表中反响很大。因此，当年达老出席亚非会议曾被传为佳话。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得知哈三掌教在远航中所发挥的作用，但作为回报，郑和事后把其任职的清真寺修葺一新，这本身就说明这位掌教在远航期间的外事活动中所做的贡献不同凡响。郑和为哈三掌教重修清真寺的碑记至今犹存，可见此事影响之大。

由于郑和在整个下西洋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此间所取得的成绩远比原计划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其重要意义也远比成祖的初衷大得多。1422年，郑和率舰队第6次归来时，“随来的各国贡使总数达一千二百余人”⁽³⁾。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郑和在“招徕‘四夷’友邦来朝，以震国威”方面，已达到了预期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郑和始终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为己任，从而使当时的国际关系出现了空前的和谐局面。比方说，“1417年，苏禄国（在今菲律宾）东王巴都葛叭答剌率领陪员340多人访华，受到明王朝的热情接待，东王在返国途中，病故于山东德州，明永乐皇帝命有司按伊斯兰葬仪安葬，并建坟立碑；封有禄田，东王次子和三子留居德州守茔。其子孙分别以温、安两姓留居中国繁衍，成为回族穆斯林。”⁽⁴⁾东王墓及专门为之修建的清真寺至今犹存，温、安两姓已成旺族。

郑和在处理宗教、民族问题方面堪称后人之典范。我们虽没有具体的史料证实此说，但郑和下西洋之时，其所到之处的人民，及其部属既不属于单一的民族，也不是信仰同一的宗教。在这种情况下，郑和随时都会遇到宗教民族问题。但是，在漫长的航海经历中，郑和与各民族人民和各宗教信士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将领，郑和关心穆斯林群众的权益自不待言，就是对其他宗教信士也都能做到一视同仁。因而他到处都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爱戴，以至“南洋各国人民仍旧奉他为神，立庙祭祀，香火至今不衰。”至于在国内外以其乳名“三宝”命名的寺庙、岩石，乃至城镇、海港更是不胜枚举。

据记载，郑和随员中有不少人曾前去朝觐，而他本人是否曾去朝觐倒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不少学者推论说莫非是他因公务缠身而贻误了朝觐机遇；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出身于哈吉世家的穆斯林，郑和情系圣地麦加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对此没有文字记载，可能是历史的一个疏漏，更何况没有文字记载的事情并不说明历史上就未发生过。然而，我国滞留海外的著名穆斯林学者海维谅先生根据阿拉伯史料在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阿文著述中指出:1432年（郑和的）“麦加之行，恢复了唐宋时代的中阿关系，以及因蒙古人的统治亚洲而被断绝了的国际关系……郑和先到马拉巴尔沿岸的古里姆，听说有许多商人要到离忽鲁谟斯有40日途程的麦加圣地去，就动了念头，搭商船，于是年（指1432年）赴麦加。回来时带回很多珍奇的宝石、犀牛、狮子、鸵鸟。有麦加使臣与之同行，在华住到1436年，同爪哇使臣归国，带回中国王给麦加王的献礼。”至于此说能否成立，尚待史论证。

如果说郑和早年的升迁有其偶然性的话，那么他在下西洋过程中所显示的非凡胆识，以及他那以人为本、平等待人的宽容精神，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因为作为一位在华夏文明沃土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官员，必然会受到诸如“四海之内皆弟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慎独”等中国传统观念的熏陶；作为一位出身于教门世家的回族穆斯林，他潜移默化地受伊斯兰关于人类平等、命人行好、止人干歹、独处守正等道德观念⁽⁵⁾的影响，也事出必然。基于一种崇高信念，在旷日持久的远航历程中，郑和以大无畏的精神，无数次地力挽狂澜，度过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又以非凡的组织才能统帅庞大的船队，乘风破浪，一次次胜利完成使命，以至最后开创了造福人类的航海事业。

自从郑和不得已为宦之日起，其人生道路上便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尽管如此，他不仅在宫内辅佐燕王时屡建奇功，而且在他奉旨远航之后，更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在太平洋、印度洋广大区域传播和平与友谊，为中国树立了光辉的形象，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郑和全面完成了成祖对他的重托，所以历时28个寒暑的远航主沉浮任务始终非他莫属，一直到1434年他寿终正寝为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和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被一些西方公正学者提名为公元第二个千年（1001～2000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既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全体穆斯林的光荣。

西风施虐之时

郑和以敢以天下先的精神，开辟了人类航海事业的新纪元，在亚非广大地区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撒播了和平友好的种子，并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和平对话是消除民族、种族差异的有效途径。如果郑和发展友好合作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发扬光大的话，人类社会必然会出现和睦相处、长治久安的太平景象。

遗憾的是郑和于1434年第七次远航归来后，明王朝已经开始了海禁。这不仅使我国方兴未艾的航海事业遇到中途搁浅的厄运，也使得郑和开创的航海壮举受到了冷落。

至于在国外，以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西方航海家除得益于郑和的航海技术，借鉴他绘制的世界第一套完整的航海地图，以及沿用经他的船队改进过的指南针之外，他们丝毫也没有继承郑和造福人类的崇高精神，相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发迹于这批海盗航海家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戮杀、掠夺、战争的方式，为自己开辟了大量的殖民地。史载，“西班牙的殖民时期持续了近3个世纪，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就积极向美洲拓殖。1494年在教皇的仲裁下，葡、西两国签订托尔德西里雅斯条约，划分了分割世界的范围。西班牙在中、南美洲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对土著民族实行残酷的奴役政策，以致土著人口由西班牙人最初到达时的5000万人锐减到17世纪的400万人。”⁽⁶⁾自从由海盗发迹的西方殖民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人类历史就走进了误区。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相距甚远，双方在古代本来相安无事。然而，随着四方海盗式航海活动的恶性膨胀，葡萄牙早在16世纪便侵占了我国的澳门，从而为西方列强多次向中国发动侵略开创了恶劣的先例。西方列强通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7年英法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不仅抢去中国的一部分土地，而且还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使中国人民多次蒙受民族屈辱。在帝国主义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更是遭受一场空前的浩劫。不仅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中国公民竟达30万人之多，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军民作出多达2000万人口的民族牺牲就更是不堪回首的历史惨剧。

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积怨更深。早在公元11世纪，西方贵族为了掠夺伊斯兰国家的财富，他们以收复耶路撒冷圣地为号召，从1095年起，连续八次发动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侵略战争，十字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所不为。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由海盗发迹以至登上历史舞台的西方殖民主义，同样为伊斯兰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中，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殖民主义对印度尼西亚的入侵，法国、意大利对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占领，英国对埃及、苏丹的殖民统治，无不给伊斯兰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由此可见，在西方殖民主义风靡世界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曾饱尝列强侵略和欺凌之苦。

奇谈怪论之谬

为了给殖民主义压迫弱小民族披上合法的外衣，西方有些理论家不惜制造出许多理论。其中“人类社会学”就是为种族歧视、民族压迫寻找根据的一种谬论。这种理论认为，雅利安人种（即白色人种）生来就有支配有色人种的使命。事实上，当今的人类文明是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缔造的。尽管近百年来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占了主流地位，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也都曾在世界文明史上占过上风。前两种文化不必说，就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而言，早在欧洲大陆仍在愚昧、纷争之时，它已经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大放异彩。这在大哲学家黑格尔的论述中已经得到了印证。他说:在日耳曼世界“世俗的事物都交付与（于）粗鲁和任意，穆罕默德的教义——东方世界的曙光——首先出来制止这种粗鲁和任意。”⁽⁷⁾这就是说，没有异军突起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西方文明。同时也说明在人类历史上起过主导作用上述四大文明，以及在世界上产生过相当影响的波斯文明、印第安文明，如同是一座高大的建筑，其基础是建筑的依托，其上层是建筑的延续。整个建筑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就民族成分而言，人类分别隶属于数以千计的民族。尽管世界上的民族有大小、强弱之分，但所有的民族应该是一律平等的。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既然如此，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之所以能名噪一时，是因为在强权政治长期一统天下的时代，许多事物，理论上都被搞颠倒了。以东西方航海活动而论，二者从目的到后果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光明磊落，造福人类；后者是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然而，造福人类的大航海家郑和，历史上并未受到应有的赞誉，而某些人却为海盗式的西方航海活动大唱赞歌。影响所及，尽管我国一代文豪胡适之先生不能不承认“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国家，哥伦布（哥伦布）、麦哲伦、杜芮克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的事实，但是这位大家学者话音一转便大肆美化西方海盗式的航海活动说:“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象力，同时又增加了欧洲的富力。工业革命接着起来，生产的方法根本改变了，生产的能力更加发达了。二三百年间，物质上的享受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是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别）人的幸福。”这完全是“强盗、毒枭都可以摇身一变，‘立地成佛’”的奇妙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胡适之先生活到今天，他肯定会对其近80年前发表的这段宏论汗颜得无地自容。可能出于感慨，也许是出于无奈，胡适之先生在其晚年曾说过“我的学生毛泽东”这样的话。但此言对其“离经叛道”的“学生”无论是毁还是誉，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个问题上，“学生”的“你不打他就不倒”的名言，比“老师”的上述宏论要高明多了。因为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取得的所有胜利，都是打出来的。没有一例是靠强盗“大发慈悲”得来的。就连香港回归这样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也还是在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强大的情况下，大英帝国才勉为其难地“忍痛割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亚非各国的独立和发展，宣布了以上荒谬学说的破产。(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在西方殖民主义风靡世界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与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都曾饱尝列强侵略和欺凌之苦。因此，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不仅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解放和进步，而且都希望有一个建设自己国家的和平环境。然而，西方某些所谓的理论家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编造出了“共产主义威胁论”的谎言。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发生巨变之后，他们又编造出诸如“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伊斯兰威胁论”等奇谈怪论，以混淆视听。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果真对西方构成威胁吗？笔者拟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涉及这个问题。

通向和平之路

有史以来，世界上就存在战争问题，但除了13世纪蒙古人发动的征服战争曾在世界范围里引起较大的震动外，由于交通不便之故，远距离的战争尚不多见。到了15世纪，造船技术的提高和航海事业的发达，给爱好和平的国家交通海外提供了便利，也为居心叵测的冒险家、野心家发动战争创造了条件。这就是说航海事业的发展既给人类提供了友好交往，共同发展的机遇，又使人类面临战争的严峻挑战。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的阴差阳错，东方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开创的和平友好的航海事业受到了冷落，而近100多年来发迹于海盗式航海活动的西方殖民主义，因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和声色享受，忽视伦理道德的要求，他们一方面以发动战争的形式对弱小国家进行疯狂掠夺，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索取，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因而导致了道德沦丧，物欲横流，两极分化，怪病孳生，大气污染，生态失衡，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严重后果。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人类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任凭靠海盗起家的少数西方国家继续为所欲为；另一种是沿着郑和开辟的和平友好的发展道路阔步前进。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后者当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要使这样的选择付诸实现，必然会遇到来自少数西方国家的激烈反对。其中美国的理论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西方向世界和平力量挑战的信号弹。亨氏在其理论中说“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危机，已由西方与苏联集团意识形态的对抗，转变为文明冲突”。他甚至武断地说出了“伊斯兰教与儒教结合构成对人类威胁”的呓语。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与这种理论相呼应的“中国威胁论”、“伊斯兰威胁论”，实际上都是种族主义理论的变种。在亨廷顿看来中国的强大和伊斯兰世界复兴都是对西方世界的威胁。这反映了以亨氏为代表的西方某些人“欺人弱，妒人强；笑人穷，恨人富”的龌龊心态；反映了长期处于冷战状态下西方某些人，在面对多元化世界格局时，所表现的那种“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心态。事实上，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都构不成威胁，而真正受到威胁的倒是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因为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是走遍天下无敌手、想打谁就打谁的军事强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弱肉强食的自然界，军事上的胜利并不等于道义上（政治上）的胜利。而在军事上相对滞后的中国和包括一无所有的巴勒斯坦在内的伊斯兰国家，在道义上总是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面对这种局面，美国的理论家们对西方道义上的失利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仅仅归咎于西方文明与华夏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却闭口不谈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是非曲直。“有对比才能有鉴别”。如果人们对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稍加了解，就会发现这两种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无不包括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华夏文明提倡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观念和伊斯兰文明的大同思想⁽⁸⁾都集中地反映了这一崇高理想，都与西方那种以强凌弱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势必是对西方文化的巨大挑战。如果说西方受到中国和伊斯兰威胁的话，也莫过于此。

为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该把被颠倒几个世纪的历史颠倒过来，沿着郑和开创的和平友好道路，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启动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这项事关人类命运的巨大工程，必将得以实现。好在当前至少已经具备了不少有利条件:

1.发扬郑和的精神，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正义事业。凡是正义的事业，必然会得到一切主持正义者的广泛认同。由于我国的对外宣传较为薄弱，许多外国人对郑和原来茫然无知，但一俟郑和的其人其事通过媒体广为传播之后，这位航海巨人遂名声大振，如上所述，以至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公元第二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可见郑和事迹影响力之大！

2.尽管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貌似强大，实际上其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已经动摇。比方说，2001年9月，联合国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三次反种族主义大会，是新世纪初国际人权领域的一次重要聚会，吸引了190多个国家参加，反映了国际社会通过对话与合作，根除种族主义余孽的共同愿望。美国却置国际社会的呼声于不顾，在会前公开扬言要抵制会议。尽管在有关方面的敦促下，美国勉强派了一个低级别的代表团与会。但是美国代表在会上带头反对奴隶贸易问题、殖民赔偿问题，反对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相提并论，并中途罢会。美国代表的一意孤行凸显了美国政府的狂妄和孤立⁽⁹⁾。

3.按照西方人的逻辑，不知足使人不满现状，甚至巧取豪夺。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才能发展。根据这样一种“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的逻辑，郑和奉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友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绝对行不通的。事实是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与自由、重视友谊与合作的民族。我国从未掠夺别国的财产，同样走上了国富民强的道路。我国政府还多次声明:“中国现在不会侵略别国，即使将来变得强大起来也不会侵略别国。因为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过去没有侵略过别国，今后也不会侵略别国。”在今年5月举行的亚非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说:“在文化上，亚非国家要成为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合作伙伴，倡导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这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与亚非，乃至世界各国文化上交流合作的真诚愿望，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郑和精神。

4.随着和平友好事业的发展，在不同文化背景人群间民族壁垒和地理观念正在逐步消亡。其中，作为美国重要盟国的德国和法国在不少国际问题上与美国就唱了反调。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德国总理施罗德先生代表他的国家公开向二战时期受害的国家和人民谢罪，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政治家风范。至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人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更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比方说，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大规模反战游行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在东方国家中跟着美国跑的国家也是有的。日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虽然，美国在国际社会还可以呼风唤雨，但也无非是依仗联合国赋予常任理事国权力过大的偏差所致。即使是这样，追随美国的有时只有英国、以色列等几个国家。由此可见，美国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继承和发扬郑和精神，会遭到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的统治集团的反对。其中日本首相小泉通过再三参拜靖国神社为战犯祈灵招魂、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卷土重来的不祥之兆，这对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构成严重威胁。尽管如此，整个世界走向文明大融合，已是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只要世界上多数人，认识到发扬郑和精神，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并为之努力奋斗，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压迫，充满和谐的新世界必将诞生！

【注释】

(1)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郑和》。

(2)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郑和》。

(3)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郑和》。

(4)《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苏禄国”条，第534页。

(5)指穆斯林在单独行动时，也要洁身自好（《古兰经》58:7）。

(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9卷“殖民主义”条目，第441页。

(7)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54页，三联书店，1956年。

(8)伊斯兰教的大同观念主要表现在经、训之中。如“我（指真主）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古兰经》49:13）；“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优越；白种人不比黑种人优越，黑种人也不比白种人优越……”（圣训）

(9)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稿:《2001年美国的人权记录》，《人民日报》（第9版），2002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