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一种出口商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广州的市场，它就是——瓷器。

2003年，在距印尼爪哇岛中部约一百海里外的井里汶岛附近海域，发现一艘晚唐五代的沉船。经过一年多的打捞，起出了近三十万件越窑青瓷碗、盘、注壶等，两千五百余件白釉瓷器，其中包括碗、碟、花瓶、枕、海螺形白瓷法器等不同造型的器物，它们来自浙江、广东、福建、河北等地。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烧制陶器的历史，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陶器烧制之前，在坯胎描绘一些美丽的图案，以几何图形为主，烧成后彩纹不易脱落。这便是早期的彩陶。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中期，随着釉的发现与使用，中国开始有了原始的瓷器。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原始瓷器的出产，已占了陶瓷总量的四成。到东汉时，制瓷工艺出现了质的飞跃，新一代的瓷器诞生了。它以比陶器成本低廉和更坚实耐用、更清洁美观的特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迅速普及，取代了陶器。

隋代时，生产瓷器的地区主要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四川七个省十个县；到唐代，扩大到包括广东、山东、江苏、陕西、福建在内的十二个省五十多个县。考古发现的唐代窑址，比隋代多了五倍。据《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瓷器亦然。各地的陶瓷，有了不同的名号，如越窑、长沙窑等。出品以青瓷、白瓷、彩瓷和唐三彩四类为主。瓷器的工艺，亦由施半釉发展到施全釉。

这时，瓷器开始乘着大海的季风，踏上西进之路了。

宋代瓷业进入一个繁花似锦的时期。老牌的越窑和邢窑，已日渐衰落，而河南汝州的汝窑、河南禹州的钧窑、河北曲阳的定窑和属于朝廷官办的官窑、哥窑，并称“五大名窑”，其工艺技术日新月异；还有建窑和柴窑等，亦各有赫赫之名。江西昌江河畔的景德镇，原名昌南镇，东晋已开始生产瓷器，但不怎么出名。景德年间（1004—1007），昌南瓷器进贡朝廷，以体薄釉润，光洁纯净，大获皇帝喜爱，引天下各窑竞相仿制。因昌南贡瓷底部有“景德年制”四字款，“景德名瓷”声名大噪，“昌南镇”之名反而渐渐被人淡忘。

在大宋319年的历史当中，景德年不过短短三四个春秋，一闪而过，但一个在中华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名字，却在此横空出世。景德瓷器，与六百七十年后在广州兴起的织金彩瓷，有着密切的关系。

埃及从唐、宋年间，就开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进口陶瓷，成为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和中国陶瓷贸易的重要枢纽。福斯塔特城（开罗）在7至10世纪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制陶中心，13世纪遭十字军围攻成为废墟。日本的考古人员曾在古城的废墟中，找到了1.27万余片中国陶瓷残片。从晚唐的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到北宋中期的广东窑系白瓷，再到北宋后期至南宋的景德镇窑白瓷都有，数量甚丰，质量亦优。广东窑系的瓷器，大部分产自11世纪，包括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日本的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中国古陶瓷从东南沿海出发远抵中东、非洲的海上商路，称为“陶瓷之路”。

西村古窑，位于广州增埗河东岸，西村自来水厂一带，1952年首次被人们发现，整个遗址南北长达千米，挖掘出大量残破废弃的陶瓷片，其中以皇帝岗出土最为丰富，堆起了一个近七米高的小山。在它的东南角有一座龙窑，发现时残长367米，窑身中部最宽4米，首尾较窄，坡斜13度。窑的前面有圆形坎穴，窑首火门和炉膛部分伸入地下。

这是一处颇具规模、专门烧制外销瓷的民间窑场。其产品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用器的方方面面，从碗、茶盏、碟、洗、盆、盂、杯、瓶、执壶，到凤头壶、军持、唾壶、注子、净瓶、熏炉、烛台、枕头等，有二三十种，还有雀食盅、埙、狗、马、碾轮、漏斗等杂器十几种。制作工艺方面，既有手工拉坯（俗称“车面”）的，也有用模具或手工制作的，造型繁复多样，同一种器物，就有多种款式。从器型和工艺上，可以看到耀州窑、景德镇窑、邢窑、定窑、建窑的某些特色，可能是单纯的模仿，也可能有某些瓷工，就是来自这些名窑。

瓷工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陶泥调好，滤掉陶砂，把按不同比例调配的软泥混在一起，搓揉成可以烧制的泥团，做出各种坯体。然后在坯身雕上各种纹样，有精致的菊瓣纹、莲瓣纹，也有优雅的折枝缠花纹、叶纹、云纹，或是几根临风摇曳的小草。有些大盆上的彩绘图案，以粗放的线条，勾勒出栩栩如生的菊花、牡丹等花草，四周再饰以刻画的缠枝花纹，简洁之中透出热烈，显示出工匠颇高的艺术造诣。

工人们用草木灰加入从增埗河挖上来的淤泥，调成酱黄釉、黄褐釉等不同的颜色，有时还会加入一些其他石料粉和金属粉，使色彩更显鲜艳。比例不同，烧出来的瓷器，颜色就有差异，这全凭经验。有一句行话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工人小心翼翼地倒提着器皿的提圈足，把坯身轻轻放入釉料中蘸染。除了浸染，施釉的方法，还可以用毛笔把釉涂在坯体上，或者直接把釉淋在坯体上，效果各有不同。釉色主要有青釉、黑酱釉和绿釉，有釉上彩，也有釉下彩。施釉后，搁上一天晾干，如果坯体够干，可以马上放入窑内煅烧。

烧一窑瓷器，全程需要三四天时间。窑火彻夜不熄，哔剥作响的火焰，忽明忽暗交替着，工人的身影在火光中，来回闪动，交织出一幅奇幻的图景，仿佛囤积着强大的能量。瓷器出窑，是整个过程的最高潮，工人把烧坏的挑出来扔掉，从烧好的里面再挑出精品。兴奋，惊喜，欢乐，开心，失望，恼怒，难过，沮丧，千百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整个窑场充满了不知疲劳的激情。

中国瓷器大约在南宋时，流入欧洲。从那时起，欧洲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瓷器成分的研究。他们曾经猜想，瓷器是用玻璃和陶土混合制成的，于是一种在不透明的玻璃上涂上珐琅的仿瓷器，在意大利流行起来；也有人以为中国瓷器是用贝壳、蛋壳磨成粉，混合熟石膏制成的，这种谬见也一度十分盛行，并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葡萄牙一位学者在16世纪写道：用海贝制成的瓷器如此昂贵，乃至一件的价值就相当于几个奴隶。

西村窑存在时间也就百余年，产品销往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新加坡、日本等东亚、东南亚地区。香港中文大学曾赠送过两件古瓷器给广州市的文物管理部门，一件是在菲律宾出土的青釉刻花大盆，一件是在印尼出土的酱釉小瓶，都是西村窑的出品。在柬埔寨的荔枝山也曾出土了一件小口窄颈反唇罐，造型与西村窑的产品，如出一辙。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因为在当地的古窑址，还发现不少与西村窑相类似的陶瓷。有人推断：很久以前，曾有一批来自中国的陶工，在这里砌窑烧制陶瓷。从残存的陶瓷片来看，他们很可能是来自广州，或至少师承西村窑。

西村并不产优质瓷土，那么瓷窑所用的瓷土，是从哪里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从外地运来的。既然要运货，就得有码头。一千多年前，这里有一个繁忙的码头，每天进出的船只衔尾而至，从船上卸下瓷土，装上烧好的瓷器运走，忙个不停。

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要解决。于是各路贩夫行商，闻风而来，很快西村便形成了一个商业区。直到21世纪，人们还在猜测，当年这里是否曾存在一个大市镇？那个在史书上屡屡出现，号称“八大镇”之一，但具体地点一直有争议的白田镇，是否就是这里？(www.daowen.com)

宋末，北方又进入了周期性的大动乱，烽鼓不息，流血千里。靖康元年（1126）发生靖康之难，次年金国攻陷开封，北宋灭亡。南宋迁都临安后，大庾岭成入粤的必经之路，粤西的水路几被完全取代。大批中原士民从这条驿道涌入广东，原居住在珠玑巷的移民后裔，也被难民潮裹挟着，凄凄惶惶，沿水路继续逃往南海、番禺、新会、清远、香山等地，骨肉流离于道路。有研究者估算，宋朝时直接由珠玑巷和附近五十八村迁出的人口，便有近十万之多。

广州（包括所属各县）有多少人口呢？据北宋时的《元丰九域记》记载，元丰年间（1078—1085）广州大约有14.32万户，其中有房产、田产和有纳税服役的主户为64796户，而无房产、无田产的客户为78465户。客户比例如此之高，说明有大量外来人口迁入。外来人口居住一年后，便可以编入客户。按一户5口计，广州约有71.6万人。到南宋时期，人口继续增加。据元人陈大震的《南海志》载，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广州中都督府有185713户，255877口，其中主户82090，客户103623，客户占总户数的55.79%，比例高于元丰时的统计。这组数字，和中国史书上的许多数字一样，并不严谨，因为按此计算，平均每户才1.38人，广州不是鳏寡孤独，就是两口之家。

但客户人数大幅增加，则确是事实。广州城容纳不了那么多移民，于是迅速向东西两翼扩展。北宋早期，广州城东五里以外，便是连绵的岗阜，野草林丛，滩涂沼泽，人迹罕见。直到天禧四年（1020），第一批黄姓族人在黄敬斋的率领下，迁徙到这里，被“控云山而环珠海，山川钟秀”的地理环境吸引住了——南面是大片滩涂，东面是火甲涌，西边是沙河涌，北面是起伏的山岗，与白云山相连，地形状如簸箕，藏风聚气，正是开基立业之地。于是他们便扎下根来，疏浚导流，围垦造田，建立起自己的新家园——簸箕里。

嘉祐三年（1057）姚宗卿中第四甲，章衡榜进士，官广东提刑按察。姚宗卿祖籍闽莆福韶溪，祖迁江右（江西）上兰溪（江西吉安地区），父徙南雄珠玑巷，这是姚氏入粤的始祖。姚宗卿在广东当官后，选中在簸箕里安家，致仕后迁居博罗，定居增城。后来姚宗卿的两个儿子达显和达仁，从博罗迁回到簸箕里。南宋时又有一支姚氏族人迁至簸箕里，他们是唐代名相姚崇之后。姚崇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兼兵部尚书。他的后人姚君达，因到广东做官，举家南迁。

姚姓开始在簸箕里开枝散叶，很快形成“姚强黄弱”之势。姚姓逼迫黄姓采取“抽签合族”的办法，决定保留哪个姓氏。结果黄氏抽签输了，部分黄姓乡民不得不改姓姚，也有部分迁徙他乡。

宋前中期，有两支李姓族人，先后从中原移到簸箕里西北二约，最先是李氏深海基祖，于宋天禧年间（1017—1021）从中原迁往珠玑巷，后南移广州郊外黄村落户，约到宋哲宗赵煦（1085—1100年在位）时期迁到簸箕里北约，比姚宗卿晚了二十多年。后来，李氏必基祖，大号赖南，是广东始祖李安政世系第五世玄孙，原籍江西吉水县谷村，淳祐元年（1241）迁至簸箕里，在西北约聚居。此支大宗祠叫“耕道堂”，位于西约。这两支李氏族人，俗称两李。咸淳元年（1265），甘肃天水郡一支自称是秦少游后裔的秦氏族人，也辗转迁到簸箕里东约定居，建“万石堂”，成为杨箕村秦氏基祖。

猎德开村于北宋徽宗年间（1100—1126），始祖李铨率领族人，在簸箕里东面定居，垦荒种植，建立家园。咸淳九年（1273），董氏基祖董裔隆从南雄迁徙来此，在猎德村旁边结茅定居，渐成村落，称为董村，也就是后来的石牌村。

广州东边土地较多，有着近乎无限的扩展空间，人们在这里垦荒耕种，养猪牧牛，开辟新的村落。这与广州西边的情况，大不相同。大唐时的西关，仍是半水乡的郊野，在西村皇帝岗发掘出唐代的墓葬，证明唐时这里还人迹稀疏；南汉时在泮塘兴建皇宫苑囿，把最好的土地占用了。宫室以外的地方，人们仍然以耕种为业，最有名的产品是“泮塘五秀”（莲藕、马蹄、菱角、茭笋、茨菇）。农民们将其挑到圩市上售卖，以维持衣食。西村窑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城西地区，使之商业气息渐渐浓厚起来，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经商的人越来越多。

皇祐四年（1052），泮塘乡人兴建仁威庙。据说当年泮塘乡有一对兄弟，兄名仁，弟名威，以捕鱼为业，某日捡到一块奇石，放在家中，从此家道兴旺。泮塘乡人认为奇石有灵，纷纷撮土为香，诚心朝拜，后来干脆集资，兴修庙宇，以这对兄弟的名字命名为“仁威庙”。后来那块石头在一场雷暴中被劈开两半，而阿仁、阿威兄弟也在那天出海不归，从此杳无踪影。乡人就用这两块石头做了庙的门柱。从故事可以看出，南汉覆亡后，这里便逐渐成为人烟稠密的乡村。

南宋以后，大量人口涌入广州。由于受到增埗河的限制，城西就只有这么大一块地方，即使全部用来耕种，也收不了几担米，很难容纳更多的人口了。然而，这里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对发展工商业十分有利，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城镇化的过程。南宋人陈大震在《南海志》中，列举广州城西，已有丛桂、仙桂、泰亨、德义、由义、和平、泰和、太平、阳春、德星、中和、亲仁、贵德等众多街坊。

这里形成了广州新的航运中心。绍兴年间（1131—1162），官府在江边兴建了一座南海神庙，名为“南海神行祠”，以保佑海不扬波，船只出入平安。南海神庙供奉洪圣王，经过历朝历代的加封，变成“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了。人们乘船出海前，都要到南海神庙上香，拜一拜洪圣王。

由于扶胥镇在隋朝已建了南海神庙，因此，广州人习惯把扶胥镇的称为东庙，把位于西关文昌路的南海神庙称为西庙。清乾隆朝《南海县志》说，西庙建于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显然是错的，清人阮元《广东通志》指出：“南海西庙，建于宋绍兴。”理由是大量南宋时代的诗文，已经提到西庙，比如南宋人方信孺在《南海百咏》中，便提到“又有西庙在城西五里”。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句：“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

西庙规模虽不及东庙，但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日的南海神诞日，西庙也一样是香火弥天，龙狮齐舞，万众欢腾，热闹程度并不亚于东庙。清人蔡士尧有《竹枝词》咏西庙的南海神诞：

万派鱼龙舞绛霄，喧阒箫管杂云韶。

爱他洪圣千秋会，赛过波罗第八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