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安特生收藏的艺术鉴赏,国宝彩陶书籍,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合作

安特生收藏的艺术鉴赏,国宝彩陶书籍,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合作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14年中国北洋政府根据当时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议,并通过有关部门,向安特生本人发去了正式的聘请书。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太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察团到达兰州。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

安特生收藏的艺术鉴赏,国宝彩陶书籍,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合作

功过安特生

GONGGUOANTESHENG

在20年代,“安特生”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在中国考古圈内耳熟能详,他被人们尊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了不起的学者”,是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同时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瑞典到中国的文化侵略者”。

瑞典地质学家 安特生

安特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874年7月3日出生于瑞典,1960年10月29日逝世,享年86岁。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

1914年中国北洋政府根据当时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议,并通过有关部门,向安特生本人发去了正式的聘请书。被中国北洋政府聘任为农商部矿政司顾问,《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直到1916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地质考察的研究因经费短缺而发生停滞,安特生先生便把精力放在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受时间和环境以及考古材料的局限,提出过中国文化西来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有所纠正。他对周口店化石地点的调查,促成了后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著有《中国远古之文化》《中国史前史研究》等。

1921年和1923年的地质考察中,没有立即达到安特生的预期目的——寻找人类远古祖先的遗骸,但他已经与“北京人”近在咫尺了。1921年,他们已经发现了一枚“可疑”的牙齿,直到1926年夏天,当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又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之后,那枚“可疑”的牙齿也随之得到了确认——那是一枚人牙。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太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因此,安特生可以说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察团到达兰州。安特生首先研究了黄河沿岸的地质,他对黄河上用羊皮制作的筏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后这些羊皮筏子成了安特生搬运文物的工具。同年六七月份,安特生一行继续西行,并在西宁附近的十里堡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1923年9月,安特生的助手发现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朱家寨遗址,这是仰韶文化时期一处丰富的部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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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最初协议,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虽然只是“平分”,但与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强盗式的考古发掘相比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收到了寄自中国的文物,并将其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母监狱。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而后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1926年至1928年,安特生致力于东方博物馆的筹建以及文物退还的准备工作。文物退还共分7次,1927年开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令人感慨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1925年他的《甘肃考古记》发表了,在文中对之前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他否定了前面推测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和“中国文化源于新疆”的假说,肯定了彩陶及一些农业技术是从近东起源的。河南仰韶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随着一次次的研究,到1943年,安特生出版的《中国史前史研究》,当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史前史的结晶。他再次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得出了“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也意味着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然而人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把安特生当成一个有种族偏见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而大加批判。所谓的盗挖彩陶人们对于许多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给予批评,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强盗,打着文化研究的幌子,在中国大地上大肆盗挖中国文化珍宝。

安特生和那些强盗学者们截然不同。他到中国各地进行的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活动得到了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的批准,尽管当时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对峙,但北洋政府也是代表中国的政府。

“文化大革命”以后,安特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身份逐渐被“拨乱反正”了。在1985年召开的发现仰韶文化65周年纪念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重新得到高度评价。此后,很多展览中,外国人的名字开始被提及,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发掘历史中就明确了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试发掘的经历并肯定其意义。从此,安特生又恢复了学者的身份。

人类文化的产生自有其地域性,但是文化的发展应用却没有地域性和国界,它是人类共有的。按照当时中国人的理论,安特生掳走了中国的宝藏,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但试问:安特生掳走的宝藏现完整地陈展于瑞典东方博物馆,供人们浏览观赏。可他7次返还给中国的那些宝藏现在何处?

安特生和他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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