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英国人为了在阿萨姆地区开发茶产业，逐年引进了数以百万的外来劳工，将丛林密布的阿萨姆地区垦殖成一个个大规模茶叶种植园。经济模式的改变和外来劳工的急剧增长，彻底地改变了阿萨姆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族群及宗教格局，为后来阿萨姆地区100多年政治、社会动荡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如今在广袤无边的阿萨姆邦西北地区戈格勒杰赫尔、达让、乌德尔古里县，中部地区索尼特普尔、瑙贡、戈拉卡德、焦尔哈德县，东北部地区锡布萨格尔、北勒金布尔、迪布鲁格尔、丁苏吉亚县，南部地区锡尔杰尔、海拉甘迪、格里姆根杰县等地区，依然生活着150多万茶园工人，茶园工人及其家庭总人口约为550万～600万人，约占阿萨姆地区总人口的20%。此外，阿萨姆地区景颇、博多、莫兰和卡查里部落等其他部落部分居民也成为茶园工人。茶园工人的先辈几乎都是从1830年到1920年期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属殖民政府和英国茶叶种植园主从印度东部恰尔肯德邦焦达讷格布尔高原，以及相邻的奥里萨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地区以契约劳工的模式雇用到阿萨姆地区茶叶种植园的劳工。其中来自恰尔肯德焦达讷格布尔高原、赫扎里巴克高原地区的桑塔尔部落居民占茶园劳工的大多数。桑塔尔部落的男性肤色黝黑、中等身材，黑发卷曲、嘴唇较厚、长额和宽鼻的特征，被认为是大洋洲土著原始人种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依然是阿萨姆茶产业的骨干劳力，艰难地生活在阿萨姆各个地区的茶叶种植园中，已经持续了180多年。在阿萨姆地区，茶园劳工被称为“茶部落”（tea tribe），但他们更愿意自称为“adivasis”，即“原住民”。他们如同19世纪在美洲、亚洲的英国殖民地的橡胶种植园、咖啡种植园和甘蔗种植园的奴隶一样，被英国人称为“苦力”（coolies）。在种植园主的威逼下从事开垦、清理丛林、播种、施肥、采茶、加工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大英帝国茶园发展是建立在对劳工的暴力、强制劳动和残酷剥削基础上。印度茶园劳工的历史是近代契约劳工被奴役、剥削的苦难历史，他们是苦难深重的被残酷剥削的最贫困族群。

1835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在上阿萨姆地区建立茶叶试验场。1836年1月，布鲁斯被任命为茶叶试验场主管。为了尽快地建立茶叶试验场，开垦茶园进行茶叶种植试验，布鲁斯想方设法招募当地阿洪人，但在当地根本无法招募到大量的劳工。阿洪人经历了18世纪60年代开始至19世纪初长达几十年的摩亚马里亚叛乱，人民流离失所。1817年至1822年，缅甸人三次入侵占领该地区，大约三分之一阿洪男人和男孩被屠杀，大批妇女也被俘虏带去缅甸。整个阿萨姆地区经历缅甸人入侵的血雨腥风后，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二。1822—1824年，悲惨的阿萨姆地区再次遭受第一次英缅战争的蹂躏，几十年的内战和外来入侵，殃及整个阿萨姆地区，阿萨姆地区变成兵荒马乱、饿殍遍野、经济萧条、人迹罕见的荒野之地。布鲁斯招募当地部落劳工，却遭到当地各部落的抵制。

焦达讷格布尔高原孟达人（1903年）

1837年2月10日，布鲁斯在一封写给阿萨姆行政长官詹金斯上尉的信中，提到了当地人最初对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试验场招募劳工表现出相当地“抵制”。他哀叹道，景颇人“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和时间劳作”。高地或山区部落更习惯于传统的打猎、采集山货的生活，不愿意进入茶园劳作。景颇部落也对东印度公司侵占森林和土地明显地表示抵抗，“他们不愿意砍伐和清除丛林”。布鲁斯采取赠送枪支和鸦片的方法引诱一些景颇部落的首领，然而部分景颇首领仍然不为所动。英国人声称当地部落是非常“懒惰”的民族，布鲁斯说：“除非我们引进外地劳动力，促使景颇部落人更加勤奋，否则就无法雇用景颇人，这些人只要有足够的鸦片和大米就不会工作。只要在萨地亚的苦力们每个月能赚4卢比，他们就不会去景颇部落地区。”劳工短缺的状况引起了阿萨姆行政长官詹金斯上尉的注意，他最早提出了从阿萨姆之外的地区招募劳工的提议。他在1837年2月20日与茶叶委员会瓦里奇博士的通信中提出了这个建议：“对于这个问题（缺乏劳动力），找到解决办法并不难。茶产业需要更多劳工，我希望鼓励焦达讷格布尔或其他地方更勤劳的种族移民来发挥作用，但就目前茶产业状态而言，似乎无须立即采取特别的措施。”詹金斯上尉已经预见了输入劳动力的必要性，并特别提到从焦达讷格布尔或其他地方迁移更勤劳的种族。但他坚持认为，目前在阿萨姆刚刚开始的茶叶种植实验，尚不需要采取这种有组织的措施。阿萨姆地区行政长官詹金斯上尉的一份报告说：“我们有……无限广阔的荒地，这意味着这些荒地足够养活300万至400万人口。当然，我们的人口很稀疏，更糟糕的是他们非常粗鲁，虽然男人健康、能干、强壮，如果没有引入更文明的种族，他们不可能立即被使用……”

尽管招募当地劳工困难，布鲁斯还是诱骗了一部分当地人进入阿萨姆茶叶试验场。随着中国茶工的到来，茶叶实验场的茶叶制作正式开始。1839年6月10日布鲁斯在阿萨姆地区斋普尔茶叶种植园给茶叶委员会的《阿萨姆地区茶园拓展、生产和茶叶制作》报告中称，已经建立了5个茶叶种植园，布鲁斯在报告中列出了茶叶试验场的中国茶工数和当地劳工数及工资。阿萨姆茶叶试验场共有8名中国茶工，1名翻译，其中红茶制作工1名，红茶制作学徒1名，绿茶制作工2名，茶箱制作工3名，铅罐制作工1名。另外有当地劳工56名，其中红茶制作工24名，绿茶制作工12名，木匠1名，苦力工头1名，运输工（mahout）8名，其他人员10名。每名中国制茶工带领6名当地劳工做助手，奔波于各个茶叶种植园，负责红茶和绿茶的制作。布鲁斯还特别强调，每个种植园至少需要约30多名劳工，特别是采茶工。

阿萨姆采茶妇女（约1880年）

1839年，阿萨姆公司成立。1840年3月，阿萨姆公司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收了阿萨姆茶叶试验场，雄心勃勃地拓展茶叶种植园，急需大量的茶园劳工。因此，从外地招募劳工便成为阿萨姆公司唯一有效的解决途径，这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早已轻车熟路。从16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宰了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两个多世纪里，300多万非洲人被贩卖为奴。繁荣的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甘蔗种植园经济成为推动英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为英国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正式废除了奴隶贸易。1833年，英国再次通过《废除奴隶制法案》，宣布废除了奴隶制度。然而，英国殖民地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而，一种变相的奴隶制——契约劳工制（indenture labour system）在19世纪初开始出现。英国人称这些劳工为“苦力”，是对不熟练的劳工或搬运工的轻蔑称呼。这种变相的人口贩卖行为，无非是签订一份写明了工作地点、工资数额、年限、待遇的“契约”，这些愿意与雇主签订苛刻契约的劳工，有些是被雇主误导，有些是因贫困而自愿卖身，有些是被人拐卖等。英国殖民地公司最早利用这种契约劳工形式，在1807年招募了200名中国男子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种植园工作。在印度的英国劳工招募公司大量贩卖劳工至英属殖民地。据1861—1862年的《印度物质和道德进展声明》一文记载，仅1861—1862年，大约有60艘“苦力船”，装载2.2万名苦力从加尔各答驶向海外殖民地毛里求斯、牙买加、特立尼达、英属圭亚那、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留尼汪岛等。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阿萨姆地区和印度其他茶区，契约劳工制持续了100多年。

阿萨姆公司当然首先考虑的是从中国招募有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经验的劳工。通过英国招募经纪公司或个人多次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实施招募，然而大多数招募以失败告终。阿萨姆公司转而从印度中部地区招募劳工。1841年阿萨姆公司第一次尝试从阿萨姆之外的地区招聘了652名劳工，但在途中由于霍乱的爆发，大部分劳工都病死在路途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也逃离了。从1859年12月15日至1861年11月21日，阿萨姆公司雇用的经纪人从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地区招募了2272名季节性劳工（migrant labourer）。这批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劳工在前往阿萨姆的途中，发生了严重的流行瘟疫，250多名劳工因此死亡。1861年4月2日和1862年2月25日，阿萨姆公司又招聘了两批共2569名劳工。在乘船经布拉马普特拉河航行前往上阿萨姆地区途中，又有135名劳工因病死亡，103人逃走。当然，挫折和死亡无法阻止英国人。英国招募经纪人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采用欺骗、强迫和暴力的手段从阿萨姆周边地区招募劳工。随着19世纪50年代阿萨姆种植园的发展，茶园劳工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招募经纪人到贫困农村和部落走村串户，与当地招募承包人勾结，隐藏必要的信息，欺骗无知村民签订契约合同，诱骗、强迫他们离开村庄，使他们从原来耕种水稻获得微薄收入的农民，变成了背井离乡的种植园劳工，甚至有些招募经纪人专门拐骗儿童和妇女前往阿萨姆的茶园。

当然，英国殖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不人道的招募手段和居高不下的途中死亡率问题。为了规范茶园劳工招募，1859年英属印度政府发布《工人违约法案》（Workmen's Breach of Contract Act）。虽然规范了招募劳工所需遵循的条例，但其主要作用是保障英国种植园主的利益，确保种植园主能从外地通过招募契约合同招募劳工，却严重地损害了劳工的利益，如法案规定：劳工罢工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等。威廉·纳苏·利斯在1863年出版的《印度茶叶栽培、棉花和其他农业试验：评论》一书中认为：与奴隶贸易相比，1861—1862年的阿萨姆和察查的苦力贸易更加恐怖。虽然殖民政府1865年对《工人违约法案》进行了修订，却依然维护着种植园主的利益。

阿萨姆地区英国监工给劳工发工资（约1870年）

一份资料记载，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阿萨姆的“茶叶狂热”期间，招募和雇用的劳工数大幅度增加。1863年5月1日至1866年5月1日，阿萨姆地区招募了8.4915万名劳工，但至1866年6月，仅剩下4.975万名在茶叶种植园，其余3.5165万名劳工可能因疾病和饥饿死亡或者失踪。1868年孟加拉地区殖民政府任命特派专员到阿萨姆、察查和锡莱特进行茶叶种植的前景调查，调查报告指出：茶叶种植园劳工的千人死亡率达到137.6～556.6。印度茶叶协会秘书长菲尔德1869年3月的一份报告披露，仅1863年5月至1868年1月期间，运送进入阿萨姆的劳工就达5.5352万名，在漫长的一个月的路途中，劳工就死亡1712名。运送进入察查地区劳工5.2155万名，在路途中死亡人数高达2456人。英国人认为如此高的死亡率是由于路途中发生霍乱、瘟疫以及运输船过分拥挤和招募前对劳工没有进行仔细挑选造成的。为此，英国当地殖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运送劳工旅程进行监督管理。

阿萨姆地区的茶园童工（约1870年）

19世纪70年代以后，阿萨姆地区招募劳工主要通过两种途径，第一种是委托殖民政府在加尔各答的英国职业经纪公司或机构负责招募，当地人称为“阿卡提斯”（Arkatis）。如果是新建立的茶叶种植园，需要较多的劳工，一般委托殖民政府相关机构进行，但殖民政府相关机构招募的成本较高，招募需要的时间较长。殖民政府相关机构通常在印度人口稠密的地区建立专门的招募经纪机构，根据种植园需要的人数招募劳工，然后将劳工运送到指定地点。每招募1名劳工的费用大约90卢比，这个费用对于茶叶种植园主来说是相当高的。如果通过私人经纪人招募，则成本较低，如一次性招募80～100人，然后将劳工运送到指定地点，每个劳工的费用大约50卢比。

第二种招募方式是种植园主直接委托本种植园劳工的本土工头或者英国人信赖的本土劳工回他的家乡招募，被称为“萨达尔制度”（Sardari system）。这种招募方式适合已经建立较长时间的茶叶种植园。种植园内劳工通常都有几名工头以极大的热情，信誓旦旦保证能帮助英国人招募到自己的同乡或者村民来种植园工作。他们会向英国人夸夸其谈地吹嘘说：自己在村庄里拥有多么高的威望，招募几百名同乡毫无问题等等。英国种植园主经过筛选，确定派遣2～3名工头回家乡招募，这2～3名工头在招募期间的工资照常发放，还提供旅途费用，一旦招募回来，根据招募到的劳工人数，还给予其一定的额外奖金。受英国人委托的工头一次来回通常需要4～5个月时间。回到村庄，招募者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诱导村民外出闯荡世界，他们花言巧语地吹嘘到阿萨姆能赚更多的钱，能改变村民的命运和前途，而隐瞒了遥远陌生异乡恶劣的气候和繁重的劳动。如果在风调雨顺的季节或者水稻收获季节，村民们一般不愿意跟随外出务工。而在干旱季节，留守在村庄也就意味着饥荒、瘟疫和死亡，村民不得不外出务工，招聘人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招募到大批的劳工。

劳工们一般经过三条线路进入阿萨姆，其中两条线路经过布拉马普特拉河，另外一条线路通过苏尔玛河。在运送途中，当地殖民政府设立了一些中途补给站，如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畔的提斯浦尔、西尔哈特、蔻基拉姆科、迪布鲁格尔等地，在苏尔玛河线路上的锡尔杰尔、卡提格拉、锡莱特和格里姆根杰等地均有补给站。劳工们拥挤在简陋、散发恶臭的狭小船只中，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或苏尔玛河航行数月，恶劣的环境导致途中经常暴发霍乱和传染病，几百上千的劳工就这样死于颠沛流离的途中。

英国人乔治·巴克在《一个阿萨姆茶叶种植者的生活》（1884年）中描述：“一般通过轮船输送苦力离开加尔各答，每批200～300人，由政府指定的负责人派送到各个目的地，直到最后一人上岸。随行有一个医生。他们首先被火车送到孟加拉地区的高尔伦多站，然后登船，这条航线上的每一条船都装载至少200人。上船后，他们被安排在狭小的船舱内，挤不下的则在甲板上……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携带笨重的皮箱。他们的随身行李非常简单，一块毯子、一个球形黄铜小水罐（铜锅）、一个水烟袋和一个围巾小包裹，包裹里面包着石灰和槟榔、梳子和1～2件心爱的物品。一个家庭3～4口人会把毯子铺在地上，再用毯子覆盖着，相互保护。每个家庭或一伙人占用约5平方英尺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他们会蹲或躺着直到天亮……晚上虽然很热，他们却一个挨一个地躺在那里。甲板上躺满了人，经过时几乎会踩着他们。白天，他们聚在一起聊天和打牌，他们是可恶的赌徒、烟鬼。有些人一直坐着发呆，什么也不做。当船舶停靠，少数人被准许上岸做饭（某些种姓人规定除了在陆地，不能在任何地方做饭）或购买蔬菜、水果、槟榔和其他他们想要的物品。

“每一批劳工中都有少部分女人，她们比男人更注重外表。她们梳理头发、穿花哨俗气的艳丽衣服……手臂和脚踝戴着巨大的银制或黄铜镯子。……镯子的多少是她们财富的象征……

“劳工们在航行过程中由随队医生全程监督，保证每个人都能活着登岸。登岸后，医生根据活下来的人数可以收到一笔不菲的奖励，男性、女性和儿童每人分别为1.5卢比和1卢比8安那。沿着航道，政府设立了几个重要的健康检查站，安排专门的医生上船检查劳工的健康状况、航船的卫生及食物状况，检查结束后，医生会开出检查报告证明书，表明这个阶段的旅程一切都好，这个证明书会随船交给下一个检查站。(www.daowen.com)

“到达茶叶种植园后，劳工们被安排在茶园附近的一排排简易棚屋居住，每个棚屋面积约25平方英尺（约2.3平方米）。他们每天早晨必须早报到，必须保证每天出勤，即使生病也不允许请假，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甚至不被允许与其他种植园的劳工接触。在茶园经理的许可下，劳工之间可以结婚，而且必须结婚。他们的婚姻是必要的，而且严禁堕胎，以迫使劳工们增加出生人口，使得每个种植园可以得到更多的劳动力。”

早期，种植园主通常与劳工签订3年的劳动合同，至19世纪80年代后签订的合同一般为5年。男性劳工每月报酬是5卢比，此外还会得到定额分配的大米以及其他的生活设施。大米价格波动对种植园的成本影响很大。在干旱歉收季节，大米价格疯涨，种植园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因此，在大米价格低落时，种植园会大量采购和贮存大米。由于种植园供应的大米定额有限，劳工们一般需要从当地市场购买大米补充，价格变化对劳工们的生活也影响极大。政府要求种植园供应低价的食品，英国种植园主经常抱怨这一规定造成种植园的负担太重。合同结束后，劳工们可能会离开种植园，寻找新的生计，但这种情况非常少。经过3年的工作，劳工们逐渐适应了当地的气候，也逐渐成为较熟练的工人。英国人一般希望他们继续留在种植园，劳工们通常也会继续留在种植园。他们一般不可能去其他种植园，因为英国茶叶种植园主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不轻易地接受其他种植园的劳工，这使得劳工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在一个种植园干下去。

19世纪70年代，阿萨姆地区茶园大规模开发，每年招募的劳工达几十万人之多。据英属印度政府的统计，1877年，作为契约劳工进入阿萨姆地区茶叶种植园的劳工数达到15.3219万名，其中男性5.5923万名，女性5.0752万名，童工4.6544万名。进入20世纪，1900年阿萨姆地区总人口约220万，茶园劳工数达到66.217万，其中男性20.4492万，女性20.5362万，童工25.2316万。1919—1920年，茶园劳工数累计达到111.0431万，其中男性32.3731万，女性30.585万，童工48.085万。1928—1929年，茶园劳工数累计达到98.6652万，其中男性33.2962万，女性20.1507万，童工45.2183万。

当时英属殖民地茶产业最高层管理组织是印度茶叶协会，其次是拥有无限权力的茶叶种植园主。由于茶叶种植园一般位于偏僻、遥远的丛林地区和山区，茶叶种植园成为种植园主的“自治之地”，殖民政府并不干预种植园的管理，殖民警察也很少干预种植园内部事务，这使得茶叶种植园主可以随意和肆无忌惮地剥削劳工，约束和限制工人的流动。种植园主有权逮捕逃匿的劳工，劳工违反合同将受到刑事制裁等。随着种植园生产规模的扩大，特别是茶叶机械的发明和应用，茶叶制造水平大幅提高，而采茶依然完全依靠手工进行。因此，茶叶种植园需要更多的采茶、鲜叶运输人力以跟上机械化生产的步伐。一位驻扎在茶区的传教士曾描述：“在茶园里有一个像机器一样的组织，在高压下为茶厂提供鲜叶。”茶叶种植园管理者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需要有效的组织和严密纪律来监督和管理劳工的工作和生活，劳工们就像工业化流水线上的装配工，必须绝对地遵守和服从专业化和集约化的要求。

为了提高阿萨姆地区茶叶种植园的生产力，考虑到阿萨姆地区比印度其他地区的日出时间早，种植园主发明了专门设定的阿萨姆时区，称为“茶园时间”，它比印度标准时间早了一小时，迫使劳工延长工作时间。几十万劳工在英国人的组织和监督下，有秩序地围绕茶园和工厂劳作。戴维·卡劳尔在《茶叶：茶叶种植与制造教材》（1897）一书中记载：“早晨6点，有时甚至早半小时，苦力宿舍就会敲锣打鼓，锅炉上的汽笛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又一天的劳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每个人都出去劳动——妇女去采茶，男人去锄茶园，技术熟练的工人和孩子们到茶厂去干活。到了中午，锣声和哨子又响起来了……”

英国茶叶种植园主支付的工资很低，为了生计，劳工的全部家庭成员不得不都在种植园工作，妇女、儿童都参与繁重的劳动。在劳动力密集型的采茶环节，妇女和儿童的人数远远超过男性，且儿童比成人更有效率，而他们的工资更低，津贴仅为成人的一半。这使得种植园更愿意雇用童工，越来越多的劳工的孩子被雇用。据资料统计，1877年童工占劳工总人数的约三分之一，至1930年，童工的比例几乎已经占了茶园劳工的一半，最小的童工仅5岁。虽然1865年《孟加拉议会法案六》规定了茶叶种植园劳工的最低工资、工作条件和年龄，然而劳工微薄的收入仅能糊口。1865—1881年，男性劳工每月收入约5卢比，女性每月4卢比，这样的收入情况一直持续至1900年。尽管英属印度政府1901年颁布了《阿萨姆劳工和移民法》（Assam Labour and Emigration Act），但实际上没有英国人会遵守这一法案。1901年男性劳工每月收入约5.5卢比，女性每月4.5卢比，儿童仅为成人的一半。然而早在19世纪80年代，印度铁路建设中，不熟练工人每月可获得12～16卢比的收入，是茶园劳工的3倍。1923年，杜阿尔斯种植者协会颁布新规，相应增加了劳工的平均月收入，男性和女性分别为9～12卢比和4～9卢比。直到1929年，阿萨姆地区茶园内男性平均每月收入才提高到约14卢比，女性提高到约10卢比。进入20世纪，从1938年到1947年，又有15.8706万名劳工被招募到阿萨姆地区。

按照英国殖民政府的法律要求，茶园主必须为劳工提供基本的生活设施。但实际上，阿萨姆茶园劳工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热带气候经常导致流行病猖獗。劳工保护组织的梅瑞狄斯博士调查发现，1868年，阿萨姆地区的两个茶园，死亡的劳工分别达到188名和294名，包括男性、女性和儿童。他在研究死亡原因后得出结论：这是由种植园劳工营养不良和不健康的居住环境导致。每个种植园每年死亡劳工几名至几十名不等，每年数千名劳工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茶园没有配备医生和相关的医疗设施。当劳工遭受流行疾病，面临死亡的时候，一些茶叶种植园主甚至不提供救命的药品。虽然殖民政府已经发现了劳工大量死亡问题的严重性，派出了专员定期前往种植园巡查，但都会遭到英国经理们的抵触，或对其敷衍了事。后来殖民政府强制要求种植园必须配备医务人员，但大多数时期这仅仅是一纸空文。殖民政府还定期向种植园发放健康报告和调查表格，要求及时填写和报送真实的情况，如出生人口数量、婚姻状况、劳工死亡数、有多少人离开和多少新来劳工等等，这些调查也通常被种植园主拒绝。1889年后，当迪布鲁格尔地区建立了巴里怀特医学院后，一些茶园才配备驻地实习医生。一位英国茶叶种植园主描述道：当瘟疫流行时，茶园的上空都漂浮着死亡的气息，茶园劳工只能祈祷神保佑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他们会举行隆重盛大的祭奠仪式，这个仪式被称为“Poojahs”，他们认为瘟疫的流行是因为得罪了神，引起了神的愤怒，劳工们会不惜把2～3个月的工资投进祭祀活动，一部分钱用来请祭司，一部分钱买来祭祀用的牲畜，奉献给神，请求神的宽恕。祷告仪式结束后，他们花光了所有的钱，又变得一贫如洗，英国人却认为“他们变得很快乐”。

当然，发工资那天是茶园劳工最高兴的日子。下工后一个闷热的晚上，男人、妇女和儿童几百人聚集在经理的房子前面，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挨着被叫到名字后过来领取工资。除了一些懒惰或不服从管理的劳工会被克扣工资，其他人都高高兴兴地拿到工资后离去。男人们一拿到钱，很快就聚集在一起赌博和酗酒。在许多大型的茶园周围建立了许多酒类商店，劳工们无法抵制酒精的诱惑，经常沉醉在酒精的刺激中无法自拔。英国人最为鄙视的就是劳工们无节制地酗酒，不仅花光了辛苦赚来的钱，而且伤害了精神和身体，无法拥有强壮的体力在茶园劳动。

英国茶园经理常常辱骂和殴打劳工，惩罚劳工，以儆效尤。茶园经理的暴行，有时纯粹是经理们为了发泄个人情绪。在察查地区，一名男孩被鞭打致死，只是因为他没有向欧洲经理致敬。在阿萨姆的德让区，一位茶园经理抓住了一名企图入室盗窃的男孩，这个男孩一直被慢慢折磨致死，他的尸体上满是伤痕。1921年在察查地区的一个茶园，一名茶园劳工被欧洲经理枪杀，只是因为欧洲经理要求他女儿陪自己过夜遭到拒绝。种植园主的种种暴行，致使许多茶园劳工经常陷入精神崩溃，健康受损。1876年很多精神崩溃的劳工被关押在提斯浦尔的疯人院。

在英国殖民政府的鼓励下，这一时期从印度其他地区迁移到阿萨姆的人口也大量增加，包括从孟加拉地区来的殖民地政府职员、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拉贾斯坦地区以经商为业的马尔瓦尔人，从事放牧的尼泊尔人以及从事搬运的比哈尔人等。其中，印度西北部的拉贾斯坦的马尔瓦尔人，被认为是最精明和善于经商的群体。他们发现阿萨姆地区开发茶产业的巨大商机，千里迢迢，穿越高山大河，赤脚步行来到阿萨姆地区，虽然有无数马尔瓦尔人患病死于途中，他们依然坚定地说：“我们马尔瓦尔人甚至可以到达任何一辆牛车都进不去的地方。”马尔瓦尔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技能，在阿萨姆地区建立商贸，而且迅速捞到第一桶金。据1881年人口普查，当时2400多名马尔瓦尔人居住在阿萨姆，他们中大多数是放债人或者为茶园供应粮食的商人，一些人也进入阿萨姆的茶产业。马尔瓦尔人促进了阿萨姆地区与孟加拉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一份调查报告指出，1921年，阿萨姆地区主要的商业批发和重要的零售贸易都掌握在马尔瓦尔人和东孟加拉人手中。印度独立后，马尔瓦尔人甚至开始收购英国人的种植园，进入茶树种植和茶叶贸易领域。

生活在茶园内的劳工是被奴役的最贫困族群，苦难深重的茶园劳工不甘心遭受沉重压迫和剥削，渴望挣脱种植园主的桎梏，曾几次组织反抗英国种植园主的罢工斗争，如1884年波瓦利亚茶园和1921年希兰姆种植园的罢工抗议活动，但都被英国人残酷镇压，以失败告终。弱小、孤立、无组织的茶园劳工毫无力量对抗强大的英国种植园主。由于茶园劳工大多数属于低种姓阶层，他们的苦难和反抗也得不到印度高种姓和精英阶层的支持，对方甚至还支持英国殖民政府镇压劳工的反抗。年复一年，茶园劳工始终生活在疾病、饥荒、战乱和死亡的阴影下，芳香的阿萨姆红茶背后是茶园劳工的斑斑血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萨姆地区的茶园劳工为从缅甸溃败的英国军队顺利撤回印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月28日，日本侵占了香港，紧接着又占领了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1942年1月底，侵缅日军全面入侵缅甸南部，1942年3月9日缅甸首都仰光陷落。日军马不停蹄从缅甸南部向北进犯，以凌厉的攻势将在缅甸的14.8万英军打败。1942年3月9日仰光失陷以后，英军除了1个旅还在缅、泰边境外，其他都撤到仰光和曼德勒铁路两侧及依洛瓦底江东西两侧至印缅边境一带，计划撤回印度。阿萨姆地区便成了英国军队从缅甸溃败逃往印度的必经之路。为了保证英国军队顺利逃亡，1942年3月英属印度政府要求印度茶叶协会紧急动员，号召在阿萨姆的所有茶园提供物资、人力等支持，为逃窜的英国军队和难民修筑道路，建立难民营，提供食品、医疗等服务。为此，印度茶叶协会征用茶园的汽车、司机和熟练的机械技工，为英军运输军队和维修设备。印度茶叶协会组织在迪布鲁格尔、锡尔杰尔、潘度等地建立10多个难民营，安置难民和伤病士兵。印度茶叶协会成立了边界道路建设组织。在英国茶园经理的带领下，6万多名茶园劳工被派往修筑逃亡道路。茶园劳工修筑的第一条道路是阿萨姆与缅甸交界的潘哨山口，然后继续修筑从西向东包括缅甸胡冈山谷地—阿萨姆莱多、锡尔杰尔—比什努布尔—因帕尔—努马利格尔—迪马布尔—科希马—因帕尔—德穆的道路，全程被称为曼尼普尔路。6万多名茶园劳工日夜奋战在闷热潮湿和恶疾肆虐的丛林之中，顺利地修通了阿萨姆连接缅甸的道路，为英国军队顺利逃回印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颁发奖章奖励做出贡献的英国种植园经理们，而牺牲的6000多名茶园劳工却默默地长眠在热带丛林中。

印度独立后，英国茶叶种植园主开始撤离印度，将茶叶种植园陆续转让给印度投资人或商人，转而到肯尼亚、南非、乌干达等非洲地区开拓茶叶种植。英国主人走了，新的印度主人来了。新的主人继续保持着英国人严格和保守的管理方式，对劳工的剥削有时甚至更加残酷。虽然独立后印度政府似乎开始重视和关心贫困的茶园劳工群体，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律，如1948年的《最低工资法》《职工国家保险法》《工厂法》和1951年的《种植园劳工法》，1952年又颁布了《退休金法》等。1948年的《最低工资法》规定了男性、女性茶园工人的最低基本工资。1951年的《种植园劳工法》规定了茶叶种植园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的标准。法案规定的工作条件，包括最长工作时间、加班费、疾病和生育福利等。尽管诸多法案实施了50多年，然而至20世纪末，都没有解决多年来积重难返的根本问题，茶园工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茶园劳工依然没有获得必需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基本报酬。政府常常偏袒、保护种植园公司的利益。茶园工人因贫困或不公正的对待，对抗茶园管理人员的冲突、暴力事件经常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茶产业被认为是印度最有组织性的产业之一，1948年印度就成立了茶产业工会，在西孟加拉邦就有50多个工会组织。然而，茶产业工会组织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茶叶市场竞争愈演愈烈，阿萨姆邦的茶叶公司、茶叶种植园和整个茶产业受到影响，茶叶价格下降，加上国际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使得阿萨姆茶产业不断萎缩，许多茶园都被业主抛弃，茶厂关闭，导致阿萨姆地区茶园劳工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茶园工人群体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长期被社会和种植园隔离和孤立，完全不知道外部的世界。他们依然是属于印度政府划分的“其他落后阶级”（other backward classes）或“社会欠发达群体”（social disadvantaged group）的弱势群体。低工资、缺乏教育、恶劣住房，以及缺乏卫生设施和医疗设备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诸多学者调查表明，劳工社会地位低下，文盲率高，男性嗜好赌博、嗜酒成瘾也阻碍他们进一步外出谋生。女性劳工的地位更为低下，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早婚、高生育率、文盲、家庭暴力等问题，女工中已婚妇女占64%，已婚妇女中80%有5个以上孩子。种植园64%以上的女工和40%以上的男工都是文盲。儿童入学率很低，又导致新一代文盲的增加。由欧洲一个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1917年至1918年，阿萨姆地区的种植园有2万多名适学儿童，但接受小学教育的人数不到2%。1950年，阿萨姆地区有50多万名小学适学儿童，但只有约3万名孩子进入小学，仅占适学儿童总人数的6%。

阿萨姆地区的采茶女工（1930年）

自1839年阿萨姆地区开发茶产业至1947年印度独立，100多年来，在已经消失了的阿洪王国富饶、肥沃的河谷之地，殖民者疯狂地榨取和搜刮丰富的森林、煤矿、石油和茶叶资源，这一简单有效的资源掠夺年复一年，甚至印度独立后也不例外。这里只剩下古城、墓葬、残塔在夕阳中静默，贫困的劳工住着简陋的棚屋，在洪水泛滥的岁月中绝望哀叹。现代阿萨姆邦目前依然是印度政治和社会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茶园劳工悲惨的生活引起了国际和印度国内舆论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猛烈批评，然而其生活状况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被殖民者奴役100多年后，苦难的茶园劳工和阿萨姆本地居民后代开始觉醒，他们认为不能再像他们的祖辈、父辈一样，绝望、耻辱地继续在茶园生活，他们追求身份认同和公平的社会环境，要求茶园劳工和阿萨姆人应该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呼吁、抗争和反抗种植园主。从20世纪80年代，阿萨姆邦的社会动荡，出现了“阿萨姆联合自由前线”“波多民族民主阵线”和“那加独立战士”等政治和武装组织，这些组织试图通过武装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威胁茶叶公司，抢劫银行和富人财富，也资助道路和堤坝修筑等公益性建设。而一些零星罪犯则假借这些组织的名义，实施敲诈勒索、绑架谋杀、爆炸等活动，导致印度政府最终派遣军队前来镇压，并加强了在阿萨姆地区的驻军部署。阿萨姆地区政治和社会陷入更加混乱不安的状况，甚至遭受暴乱的严重打击。更为可悲的是，由于阿萨姆地区原本就是一个多民族的集聚地，分散聚居着大大小小几十个部落民族；在英国殖民政府高压征服和统治之下，各部落和民族尚基本处于和平相处的状态，而在印度政府管理下，各部落和民族的矛盾又重新爆发。由于政治分歧、宗教信仰、土地利益等等问题，阿萨姆地区部落之间、民族之间和宗教之间又爆发了长期激烈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阿萨姆地区的贫困，种族割裂及宗教骚乱一直困扰着当地，并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