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1900—1995），本名沈乃熙，字端先，1900年10月出生在浙江杭州太平门外严家弄。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夏衍是一位“具有文学家的感情，哲学家的渊博，科学家的条理和政治家的胸怀”的不知疲倦的老战士、老作家。

这位与世纪同龄的人，历经95载仍与自己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站在一起，他经历了雨雪风霜的漫长征途，走过了曲折艰险的革命道路，自始至终没有脱离过火热的斗争，没有脱离过社会的实践，他的艺术创作始终紧紧与人民联系在一起。

夏衍在戏剧、散文、随笔、小说、报告文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突出贡献。

1929年，夏衍翻译出版的高尔基名著《母亲》，首次将世界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巨作介绍给中国人民，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他也以翻译家沈端先的名字为文坛所知。

1930年前后，他奉中国共产党指示，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与组织工作，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32年，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夏衍进入了电影界，一面承担繁重的左翼电影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一面从事电影文学的创作，以黄子布之名闻名于影坛。

1936年后，夏衍的剧作陆续问世，遂以源自父字“雅言”谐音的这一主要笔名蜚声文坛。同年发表的《包身工》，亦获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

从1937年到1949年，夏衍的主要精力用于新闻事业，写下大量杂文、随笔、政论、散文，共五六百万字。

1941年，夏衍创作的长篇小说《春寒》，连载于香港《大众生活》，并很快出版单行本，并畅销一空。总计其60余年的著述与创作，包括译著在内，将达到1000万字以上。正如他的老友廖沫沙同志在《夏衍杂文随笔集》之《代序》中所概括的：“无论是从他写作的数量庞大来说，或者从他写作形式的多样性和思想内容的广泛丰富方面来说”，“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

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位大师名家相仿，夏衍的正式学历与文艺毫无关联，“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工的”。他学工的目的，在于救国，在于对“穷困、压迫、封建制度和旧社会的束缚以及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的强烈憎恨，在于受到“社会太不合理、太黑暗了，非彻底革命不可”的信念驱使。所以，当他找到一条真正的可以救国的革命道路时，当救国需要他弃工事文时，便很容易地转变过来。因为，他要拿起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为反帝反封建而战斗。这条从科学到文学的道路，对于夏衍终身从事的文学事业，又给予了充分的养料，培养了他科学的方法论及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

自1935年开始戏剧创作，至1956年写成多幕剧《考验》，据现有资料，20余年中，夏衍共创作多幕剧12部、独幕剧9部、翻译剧4部、与友人合作剧3部。这些作品，在革命戏剧运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夏衍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戏剧家之一。

（一）戏剧的人物塑造

人物的塑造，可以视为戏剧作品最重要的环节。在这方面夏衍显示出独特的艺术追求，有着突出的特征。

其戏剧人物大体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类：(www.daowen.com)

1.抗敌战线上的斗士

对于这类人物，夏衍以主要笔墨描绘了他们的乐观与勇敢，但也并不回避他们在生活路途中的矛盾与苦恼。例如《心防》中的刘浩如，在上海沦陷、自己已准备好行装奔向大后方的时刻临危受命，毅然决定留在“孤岛”，“用我们的笔来保卫这一条五百万人的精神上的防线。”以后的两年岁月中，他“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经过他和战友们的艰苦奋斗，奠定了“孤岛”进步剧的坚实基础，重建了抗日新闻事业的严整阵容，而他也成为日伪汉奸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面对敌人的“礼物”——用作恐吓手段的人头、人手、注射过毒药的水果，发出豪迈的笑声，更坚定地与“苍蝇”“老鼠”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但是，在妻子铭芳因担心、害怕而阻拦他，甚至表示要离开他独自回乡时，他也产生了忧郁的心境：“生活的困难，工作的危险，这都不使我感到痛苦，可是……”面对敬爱他、同情他的姑娘杨爱棠，内心掀起了感情的波澜。他终于又在爱棠的勉励下，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很快拂除了心上的暗影，继续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当他被敌人的暗枪击中后，仍然坚信：“坚强的防线是不会失守的。”又如《水乡吟》里的游击队长俞颂平，作家既着重表现了他的勇敢献身精神，也没有回避他与旧恋人梅漪重逢时的黯然，和面对纯真的姑娘漱兰柔情的自我克制。这样的写法，使夏衍笔下的正面人物有理智、有感情，是生活中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被观众接受。

2.英雄人物

对于英雄人物，夏衍并不掩盖其弱点。他笔下唯一叱咤风云的英雄是秋瑾，作家在集中歌颂她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以身殉国的气节之外，也写了她的弱点：本来可以避免的殉难，却为了个人的意气而坚持赴难。作品中通过王金发、程毅之口，对此表示了微词：“你从前的那些仁义礼智的旧书念坏了！”“自杀表示着你放弃了对清朝政府的敌对！表示你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观众会感到，这种有弱点的英雄，是更加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同时，也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

3.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些人物都在抗战中生活着。在帝国主义的凌辱下，他们的民族感情在内心昂扬起来。但是，从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又是那样的难以摆脱。作家有意地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多种样式的路，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这一类型的人物，占据了夏衍戏剧人物画廊的主要部分，也是夏衍剧作中给人印象最深、启发最大，能引起人们丰富联想与感喟的部分，是夏衍最杰出的艺术成就的一部分。《法西斯细菌》中的主人公俞实夫，是此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二）戏剧的整体表达

夏衍在话剧创作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的话剧作品是政治性、时代感与艺术表现力三者的有机统一。对于话剧创作，夏衍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的剧作是“要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对政治的看法。”因此，他的话剧作品中往往显示出鲜明的政治特征，这是其话剧创作的一大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是夏衍话剧创作的高峰时期，不管是历史题材的《赛金花》《自由魂》，还是现实题材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不论是塞外荒漠中的《离离革》，还是战乱离难中的《芳草天涯》，内容几乎都与抗日有关，抗战精神充斥于作品中。

《赛金花》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为背景，借当时名噪南北的妓女赛金花的“一点生平”，着力描绘了国势衰微的清王朝，面对帝国主义武力侵略，堕落到靠一个妓女来维持的丑剧。剧中的左侍郎徐大人说：“咱们中国在国破家亡的时候，靠女人来解决问题的事情，本来是不稀奇的。”一语揭穿了这个反动政权的腐朽实质。全剧共分七场，场前以电影手法映出帝国主义巨炮对准北京城猛烈轰炸，象征清王朝的黄龙旗徐徐降下的景象，以映衬1900年这个悲剧时代。故事开始于户部尚书立山官邸，在大炮的轰鸣声中，在花天酒地、豪饮欢唱的喧闹声里，赛金花出场亮相。戏剧终结于五年之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了，义和团被镇压了，西太后回銮了，赛金花也被当初恳求她为“议和”出力的官吏押解回了原籍。

夏衍曾明确表示过《赛金花》的创作意图，是出于对庚子之战与当前现实的自然联想而发的感慨。整部戏剧中，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肆无忌惮，满清政府崩溃前夕的腐朽昏庸，在这种历史氛围中大小官吏凌虐同胞、谄媚洋人的“风气”，确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现实有相通之处。作者在为此剧而写的《历史与讽喻》中说：“我希望读者能够从八国联军联想到飞扬跋扈无恶不作的‘友邦’，从李鸿章等联想到为着保持自己的权位和博得‘友邦’的宠眷，而不恤以同胞的鲜血作为进见之礼的那些人物。”由于《赛金花》与国民党当局的卖国投降政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因而演出时剧场效果亦极为热烈。《赛金花》是一部有争议的剧作。从对反动政治的冲击力量来看，它的主流应该得到足够的肯定。20世纪40年代著名评论家刘西渭曾评点此剧“企图宏大”，并把它与熊佛西氏的同名话剧作了比较，认为它“洋溢着更多的时代空气”。当然，这个戏也有所缺欠。于今看来，第一，在题材选择上，以一个妓女作为主人公，来反映民族危亡的重大事件，用她的色相，她的周旋来拯救国难，对此又缺乏十分鲜明的臧否，因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高度。第二，剧作中对帝国主义的残暴，对广大民众的痛苦及反抗，反映得不够充分，对义和团的分析也较为模糊。

1936年12月，夏衍写成歌颂中国第一位为革命献出头颅的女杰秋瑾的历史剧《自由魂》。剧作撷取秋瑾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片断，着重描写了她献身革命、以身殉志的悲壮历程。和《赛金花》不同的是，《自由魂》以积极的正面主人公为人生树立榜样。作家通过对主人公的描写，一方面表示了对英雄人物的讴歌与纪念；另一方面又以英雄人物的命运，反衬与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寓讽喻于历史之中。剧中秋瑾的几段慷慨陈词，矛头所向非常明显，可以立即引起观众的联想。夏衍剧作的对话，一向以简洁、明快为特点，很少长篇宏论。五四前后文明戏惯用的演说方式，往往因遭到观众的厌恶而失败。但是，《自由魂》中不止一处采用了宣讲的手法，却在当时的评论中被称誉为“极自然而成功”。我们想其原因在于它切中时弊，因而易于激起观众胸中的一腔愤激而产生强烈的共鸣。《自由魂》演出时，正逢“西安事变”及“七君子事件”震动全国的时刻，因此更有力地激发了万千观众“忧时愤世”之心。

在艺术表现上，《自由魂》比《赛金花》有明显的进步。刘西渭将《自由魂》的艺术手法概括为：“先把时代背景绘出，此后不再多用笔墨，直奔人物的性格和生平。”并指出其缺点在于：“枝叶过分稀少，材料不够说明灵魂，单纯，然而并不深致。”并认为“机会造成了赛金花，意志凝成了秋瑾”。他的评论经历了数十年时间的考验而保持其权威性。上海时期的第三部多幕剧是夏衍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上海屋檐下》。写这部戏，是要借“上海这个畸形社会中的一群小人物”，“反映出一个即将来临的伟大的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在《上海屋檐下》里，戏剧的情调与时代的氛围、人物的环境配合得浑然一致，恰到好处，确是寓政治意义于艺术表现之中的一个范例。这部剧作，标志着夏衍戏剧的第一次飞跃。本书第二章对《上海屋檐下》这部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赏析，此处不再过多赘述。

夏衍的剧作，无不环绕着时代、社会与人生。一方面，他通过剧中的人物与故事，反映了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另一方面，又严肃地预告着“坏天气总有一天要过去的，将来好的天气总会来的，一阵大雷大雨，爽朗的天气就要来了”，寄无限希望于未来。正因如此，他的剧作“总还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了他们同时代人所遭遇的悲苦与欢欣”。夏衍自始至终执拗地遵循着“戏剧为革命服务”的方针。他强调要珍重戏剧：“即于现实，即于人民”的优良传统，以“把握当前的主题，效率最高地使我们的艺术服务于抗战”，“表达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真实的喜悦、愤怒，和哀愁”作为话剧创作的最高准则。他大声疾呼革命戏剧要“适应潮流，针对环境，跟着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潮，点滴汇流，而形成了争取自由民主的指标与火炬”。从夏衍的剧作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间跳动着一颗尽忠竭虑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