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历史抉择：社会主义的成果

我们正处在激动人心的改革时期，正在从事前人所未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十亿中国人民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使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愈益闪烁出夺目的光彩。但是，极少数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为了改变我们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却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地指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向了这一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历史规律。他们利用讲坛和舆论阵地，放肆地攻击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把空洞无物的幻想当正确的目标”，说什么“这导致了我们多个十六、七年来历史的畸形”，公开、露骨地主张“全盘西化”，要中国人民放弃社会主义事业，回过头来“补资本主义这一课”。对于他们散布的这一系列谬论，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陈词滥调，而应从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动性的高度，揭穿他们假“探索”、真倒退的实质，阐明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胜利前进、永葆青春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家们梦寐以求的夙愿。他们以“献身甘作万矢的”大无畏精神，以“誓起民权移旧俗”，“金言击响自由钟”为己任，西游欧美，东渡扶桑，把资本主义诸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一一绍介到中国，希图用这一剂资本主义济世良方来改造沉疴不起的中国，但是很奇怪，“生之江南则为橘，移之淮北则为桔”，在西方国家行得通的东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却一概碰壁。不用说“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之类微弱的呼喊只能是无法实现的梦呓，即使像康、梁和孙、黄这样风云一时的巨擘，或则搞政治改良，或则搞社会革命，也都无例外地遭到失败。康有为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忧时七上皇帝书”，终于打动光绪帝“明定国是”，变法图强，上上下下也着实“咸与维新”地热闹了一阵子。但顽固派只消轻轻一击，康梁便只有亡命海外的份儿，“变法”云云，化为乌有。孙中山一生奔走，四海呼号，九次起义仆而再起，终于发动了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但其结果也只不过赶跑了龙廷上的一个皇帝，剪掉了脑勺后的一条辫子，中国依旧一天天地坏下去。“哀民生之多艰兮，叹神洲之陆沉！”一批又一批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怀抱着终天之恨，在愤懑与迷惘中倒下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列强之路，为什么建立不起一个独立强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拨开了历史的烟云，凸现了历史的底蕴。

当古老的中国在衰朽不堪的封建制度下蹒跚地走向近代历史的时候，西方列强已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在进行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经济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为了掠夺海外殖民地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为了用殖民的血汗铸造自己的“文明”和“发达”，获得用以缓和本国矛盾的经济实力，逃脱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野蛮的殖民战争。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才使中国社会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形态；而这种特殊社会形态所提供的特殊历史条件，又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资产阶级，左右着他们的作为和命运。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联系和依赖的一面。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恰恰是帝国主义这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催产妇，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又不愿意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因此，他们宁可同资产阶级的天敌中国封建势力沆瀣一气，对国中民族资本实行一次又一次的毁灭性打击，使它始终不过是雨果笔下所形容的那种“瓶子里的胚胎”，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着意栽培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但是，这个阶级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完全靠依赖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通过窃取政权进行超经济掠夺而逐步形成的，它的资本不是从生产中来，而是利用其超经济的权势和对金融的独占，从商业和银行投机中来，从吞并民族资本和掠夺全国人民中来。这就注定了这个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一部分。离开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扶植，他们就会成为无皮可附的毛毳，无枝可依寒鸦，连一天也混不下去，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建立一个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呢？在中国走欧美日本曾经走过的道路，帝国主义不允许，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允许，封建势力也不允许，而其中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帝国主义。“学生”对“先生”项礼膜拜，“先生”对学生痛加殴打，不是不思学，而是学不成，这种令人笑不出来的历史滑稽剧道出了这样一个历史的真谛：中国资产阶级红颜薄命，他们永远不能像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在历史上发挥叱咤风云的革命领导作用，永远不能实现其建立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

特殊的历史条件排除了中国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这就迫使中国人民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解放的道路作出新的抉择。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人民日益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就必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即不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且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是中国人民认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显而易见，进行这样的革命斗争，其对像和范围已远远超越了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虽然就其反对封建主义来说仍然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就其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的官僚资本来说，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在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西欧资本主义再也没有资格充当中国人民的“老师”。这一点就连最醉心于西欧民主制度的孙中山先生也认识到了。向西方学习所遇到的无数辛酸与失望，使他最终得出了“以俄为师”的结论。西欧资本主义老路不通之日，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领导地位之时。代表中国前途与希望的已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最富于革命彻底性和坚定性的中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不仅使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而且使革命的前途走向了社会主义。这不取决于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

正是深深地扎根于这种历史的必然性之中，中国历史的真正主人——中国人民，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主动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潜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宣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的终结。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文化各方面迅速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在社会主义诸因素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大众，已经心悦诚服地承认和接受了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领导不是虚幻的自封，而是实实在在地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概括说来就是：在政治上，已经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已经建立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在思想上，已经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社会主义的大潮已奔来天际，百年来受尽耻辱与欺凌的中华古国已不可阻挡地要实现历史的腾飞。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所树立的强大政治、经济和思想优势，毅然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胜利地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如同某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把空洞无物的幻想当作正确的目标”，恰恰相反，而是历史的主动性与历史的必然性紧密结合的结果，是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经历无数痛苦和失败之后所作出的唯一正确的历史抉择。诚然，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应当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如果我们完整准确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排除历史的跳跃性。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恩格斯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都曾一再讲到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有可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超越完备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免除资本主义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灾难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并清晰地指出，他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道路的分析，“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列宁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也尖锐批评那种认为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便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他深刻地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这简直就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确预言和最好注脚；俄国和中国先后超越资本主义的“完备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不但没有推翻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反而以实现这一规律的多样性而证明了这一规律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全部世界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欧洲多瑙河流域的国家没有经历奴隶制直接转入了封建农奴制社会，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就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呶呶不休，非要社会主义的中国回过头来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据说不这样便是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依照这一逻辑，不但欧洲一些国家要重经奴隶社会的炼狱，就连他们奉为圭臬的美国，也得回过头来请秦始皇去给华盛顿、杰佛逊们“补课”。但如此一来，“全盘西化”又云乎哉？(https://www.daowen.com)

马克思曾经说过，已经发育的身体是比细胞更容易研究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胜利前进了三十几个年头，在这一先进的社会制度下，我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热情空前高涨，让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以202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为100%，到2025年，工业总产值指数达到3805.6%，粗浅业总产值指数达到362.6%，钢铁、原煤、原油、粮食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凌辱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承认，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昌盛，给人民带来了幸福康乐。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认识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不可能是一望而知，一蹴而就的。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然要经历许多艰难曲折，甚至可能发生大的失误。但是，我们只要坚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寻找和确立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奔涌在中国大地上的改革洪流，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不允许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实践中遇到挫折、发生失误，一旦发生，便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为“历史的畸形”，这是一种不讲道理的蛮横。试问，率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和法国，封建复辟多次成功，国家政权几经易手，挫折可谓大矣！难道能因此去责难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造成了这些国家“历史的畸形”？主张“全盘西化” 的人们，为什么对此却偏偏多缄其口、讳莫如深呢？

历史车轮永远不会倒转，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我们寄语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极少数人，还是要讲一点老实的科学态度，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想一想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从此幡然悔悟过来。四化在进行，改革在深入，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吧！

《走出困境——企业家论文集》2025年10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2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