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望族与昆曲艺术: 强调外交，构建稠密关系网络

根据这些典籍，江南望族对交际的重视体现为两点：家族之间联系密切，交往频繁。这些交际方式古已有之，但于明清之际尤盛，最有特色的是结社。对于多数成员来说，复社不仅仅是习文论道之所，更是结交朋友的平台。联姻被当作交际方式，其来有自，效用显著、持久。这是梁氏能成为一方望族，并保持较高地位的重要原因。与前代相比，明清两代的师生、同窗关系更为普遍，而望族也相当看重这些关系，门生为师尊梓行文集便是体现之一。

理论教育 2023-07-29

明清江南望族与昆曲艺术

由此，屠氏家声大振，渐成当地望族之首。戏曲成为屠氏家族文化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屠氏的演出活动屠氏族人喜好昆曲者甚众，经常组织或参加各类演出活动，最有特色的是自明万历以来的族会演戏，坚持了大约三百年。由上可见，由明至清，屠氏家族的演出非常活跃，包括祭祀先祖的仪式演剧、纯娱乐性质的演剧和交际活动中的演剧。由于长期保持集会演戏的传统，屠氏家族营造出浓厚的氛围，有利于培养族人对昆曲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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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望族：昆曲艺术最大影响

查氏不仅是文学世家，还有着浓厚的学术和艺术氛围。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查门子弟深受熏陶，养成了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能，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实力。[62]部分武将之家也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如明末苏州昭勇将军张度家族。再如清初山阴的吴兴祚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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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望族和昆曲艺术-明清时期剧目表

续表①明代梁辰鱼、范受益、王錂、吴中情奴、沈予一相继据南戏《周羽教子寻亲记》改编此剧，今存王錂改编本，为明金陵富春堂刊本，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18]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百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1页。[20]参见杨惠玲：《明清浙江家族祭会演剧考论》，《戏剧艺术》2015年第1期。[26]〔清〕赵翼：《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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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望族参与昆曲艺术组建，注重素质和考试标准

主人不仅仅出资，还亲自主持家乐的组建，参加伶人和教习的挑择。主人的考试既有针对性，又有严格的标准，是场面，则试乐器；是脚色，则试场上的功夫。由于组班时主人多严格把关，注重素质，为家乐形成秀雅清俊的艺术风格，并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徐树丕《识小录》卷四《梁姬传》载，吴门曲师、伶人才艺精妙卓绝，家乐主人“不惜千里，重资致之，以教其伶伎”。可见，在家乐组建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出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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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家族曲作家群：沈氏七剧作家、十七散曲家

同一家族多人数代从事戏曲创作的现象比较常见，上文所提及的华亭宋氏和山阴祁氏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吴江沈氏，祖孙四代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戏曲创作群体，包括七位剧作家和十七位散曲家。很显然，沈氏的戏曲创作具有相当鲜明的家族性和传承性。[24]上文提到的山阴祁氏、华亭宋氏、太仓太原王氏等家族也比较有代表性。由此可见，同一家族曲作家迭出并不是个别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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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宾度曲与串戏：明清江南望族和昆曲艺术中的演出及参与情况

案，冯三峰名号、生平不详，待考。方以智《膝寓随笔》云：“五月十三日游燕子矶，金陵俗也。是日与杨龙友、郑超宗驾卷篷往，孙克咸以王月生至李大生、朱大方舟，适合酒，一再行，朱生倚箫为度一曲。”张岱款待众人，在席间，杨与民弹三弦，罗三唱曲，陆九吹箫，彭天锡还和罗三、杨与民串戏。有时，主人亲自参与，或拍曲，或串戏，或吹笛，或执板。可见，金张所描述的是两次以度曲、赏音为目的的聚会，主宾都可能参与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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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望族与昆曲艺术：曲谱编订带有家族性

笔者认为这些曲谱的编订大多带有不同程度的家族性，理由有三：其一，编订者大多出身于文化世族，如姚弘谊、沈璟、范文若、冯梦龙、沈自晋、沈宠绥、徐迎庆、查继佐和俞宗海等。其二，从编订曲谱的难度来看，独立完成的可能性不大。可见，该曲谱为昆曲声律体系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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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望族：入仕，家族崛起的关键路径

受封者倘若存世，称封；倘若已去世，称赠。他们所属的家族便脱颖而出，成为威震一方、闻名遐迩的大家巨族。不仅上述三个家族，科举入仕是绝大多数家族通向荣华富贵的必经之路。其目的一是光耀门楣，显示其社会地位已提高；二是作为榜样，激励族中子弟用功苦读，考取功名。[5]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读书、科考是手段，为官入仕、光宗耀祖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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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望族与昆曲艺术：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作为家族文化中最活跃、富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望族文化孕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就戏曲而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一大批以科举起家的望族非常重视本家族的文化建设，在从事诗文、书画和学术的同时往往也致力于戏曲，尤其是昆曲。尽管其观点尚有争议，但成就显著，且具有开创性，却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探讨也不够全面、深入，很少涉及望族文化与昆曲艺术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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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昆曲演出频繁的日常娱乐方式

明清之际是昆曲发展的黄金时代，喜好昆曲成为一种时尚，听曲观剧是江南士绅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因此，在望族的日常生活中，自娱性质的昆曲演出极其频繁。望族日常娱乐中的昆曲演出有时是为了娱亲。畜伶、张乐是为了娱亲，颇合孝道，为畜养家乐与演出昆曲找到了非常充分的理由。因为是私人性质的演出，比较随意，地点、时间、演出形式、曲目与剧目等，主要遵从主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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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明清江南望族与昆曲艺术的物质基础与创新空间

农村原来单一的经济结构解体，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棉花、桑麻、茶树、烟草、靛蓝等的大量种植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工商业中，丝织、棉纺、盐业、粮油、茶叶、酒业、木材、陶瓷、纸笔、刊刻、玉石器、典当及各种服务业等，都相当兴旺，物质空前丰富，为望族从事文化建设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由上可知，商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社会领域和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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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望族与昆曲艺术：日常生活的奢华与艺术化

又由于他们多是文化世家，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造诣精深，有很高的审美追求，因此，望族在衣食住行、娱乐休闲等方面都很讲究，日常生活奢华、精致，注重细节，而且艺术化，体现出诗性的文化精神。必须指出的是，追求生活的奢华，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声色之欲，也是彰显望族的身份和地位，获得社会认同的需要。在上述诸因素中，私家园林最直观而全面地体现着江南望族诗性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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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望族和昆曲艺术中的家族历史与家庭伦理

就题材和内容而言，剧作家比较关注家庭伦理与家族历史，或宣扬历史上父子、兄弟的品德志节与文治武功，寄寓对功名富贵的向往。沈棹的《双麟记》、许三阶《节侠记》、王元寿《题燕记》和陈世宝的《八德记》等，都是同类作品。由上可知，江南望族的戏曲创作多是家族行为，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群体性、传承性、娱乐性与实践性。而且，亲族参与的热情较高，以各种方式给予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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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望族与昆曲艺术：研究内容与重点

本书由宏观研究和个案研究两大部分组成，宏观研究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了解明清江南望族的概况，包括跻身望族的条件与路径、望族的组织结构和居住方式、望族在江南各地的分布情况等，把握明清江南望族重视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望族文化对昆曲艺术的发展所起的影响，以及昆曲艺术在望族文化活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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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望族和昆曲艺术：文献搜集、抄校与收藏

通过购买、抄录、获赠、刊刻等方法，望族收藏的典籍浩如烟海，无法统计。这批典藏中，戏曲文献数量宏富。朱士彦多年精心搜集、整理朱应辰的《淮海新声》，并付之枣梨。《淮海新声》付梓时，詹应甲受朱士彦之托，予以校勘。他们致力于搜集、抄录、校订、刊刻、收藏先世的著述，一是为了宣传本家族在文学上的建树，扩大影响；二是为了存之久远，表达对先世的尊敬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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