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创造力的基石
对于智力的本质一直是众多学者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正因如此，自1904年斯皮尔曼(C.Spearman)最早提出智力理论之后，一百年里，学者们陆续提出了许多新的智力理论。在美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世纪的20年代和80年代曾经两次召集国际著名的心理学家进行专门讨论。而最近在由118位科学家经过反复筛选列举出的21世纪迫切需要解决的100个科学难题中，就有三个直接涉及智力的奥秘，智力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独特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人们把智力界定为适应生存环境的重要因素，而涉及产生新颖、有用的产品或者观念的创造力，人们则把它界定为形成或改善生存环境的重要因素(Sternberg，1985)。这两个定义概括出了智力和创造力的本质特征，但是没有阐释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智力包括有适应环境的能力(Sterenberg，1985);而广义的创造力的定义认为创造的产品不仅是新颖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适应环境的(Sterenberg＆Lubart，1995)。
对于智力因素与创造力的关系问题，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学理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然而，在现代心理学界，由于对智力本质认识的多样性，再加上创造力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以至于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问题，引发了众多心理学家的讨论和争论，产生了对于两者关系的五种看法:
1.智力是创造力的高级结构
认为智力是创造力的高级结构的心理学家有吉尔福特(J.P.Guilford)、卡特尔(Cattell)和加德纳(Gardner)等。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J.P.Guilford，1897—1987)，是科学创造心理学的奠基人。吉尔福特在“智力三维结构”模型中提出，人类智力应由三个维度(包含多种因素)组成:第一维是指智力的内容，包括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四种;第二维是指智力的操作，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五种;第三维是指智力的产物，包括单元、类别、关系、系统、转化和蕴涵六种。这样，由四种内容、五种操作和六种产物共可组合出4×5×6=120种独立的智力因素。吉尔福特认为，创造性思维的核心是三维结构中处于操作维度的“发散思维”。发散思维作为操作维度中的一个范畴，与内容维度中的四种范畴和结果维度中的六种范畴的自由结合，构成了24种发散思维能力。同时，他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来检验预计的或假定的24种能力是否存在。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所假定的能力几乎全部得到证实。由于发散思维是智力的第二维的五种操作之一，因此可以把智力看做是创造力的高级结构。
卡特尔批判地继承了吉尔福特的理论，他沿袭了吉尔福特的理论模型并对它进行了简化。卡特尔认为智力可以看成等级不同的两部分:一般智力位于上级，两种具体智力位于下级，即晶态智力和液态智力。晶态智力是指通过言语理解和一般知识测量而获得的，是一个人收集信息、储存信息的能力。液态智力是指通过抽象归纳推理测量而获得，是获得、运用信息的能力，液态智力在创造性活动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卡特尔进一步扩展两种具体智力，卡特尔模型中的具体智力包括:言语的、数量的、空间的、敏捷度(图形辨认)、归纳推理、演绎推理、机械记忆、词语的流畅性、观念的流畅性与新颖性、手工熟练程度、表达的流畅性等。卡特尔认为这些能力涵盖了创造力的独创性和流畅性。
加德纳在他的多重智力理论中提出，智力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八种独立的智力组成的集合体，这些智力每一部分都分别占据了大脑的一个独立单元。这八种智力是①语言能力;②逻辑数理能力;③空间关系理解力;④躯体运动感觉能力;⑤音乐能力;⑥人际交往能力;⑦自我意识能力;⑧自然主义能力。加德纳同时指出，人们在各个方面都可能是聪慧的，但是各自聪慧的方面可能是不同的。而且这些智力中既包括创造力，又不仅限于创造力的各个方面，因此创造力只是多种智力的一方面。
2.智力是创造力的子结构
智力和创造力关系的第二种模式，认为智力可以看成是创造力的子结构，创造力由智力和其他成分构成。持这种观点的理论代表是斯滕伯格和鲁巴特(Sternberg＆Lubart)的投资理论。
斯滕伯格和鲁巴特在分析以往关于创造力构成成分的各种理论和实验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投资理论。根据斯滕伯格和鲁巴特的观点，创造的人像优秀的投资者，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但他们的买卖是在观念世界中进行的，他们产生的思想就像用低价的原材料去赚取高额的利润。这一理论认为，个体的创造力能否充分发挥，受到6个因素的影响:(1)智力;(2)知识;(3)认知风格;(4)人格特征;(5)动机;(6)环境。他们特别指出，创造力充分发挥的关键是创造力6种因素的投入和它们之间的凝聚方式。在这一维度上，低创造力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投入足够并且合适的成分，这6种因素须经有效聚合后才能产生出高创造力来。智力只是这六个因素之一，因此，智力是创造力的子结构。
吉尔福特认为，“心理学家中有许多人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创造力是与智力紧密相关的。因此，人们可以预期智商高的人会有创造性行动，但不能预期智商低的人也会有创造性行动。许多证据表明，通过智力测验测得的智商与某些创造性才能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但相关的程度还不清楚。”
3.智力与创造力相互重叠
智力和创造力相互重叠理论认为，在一些方面智力与创造力相似，而在另一些方面，智力与创造力存在不同。这种观点的代表是人格评估学院的研究。巴朗(Barron，1963)把IPAR关于智力和创造力关系的研究概括如下:
第一，创造性高的人智商高于平均智商，常在120以上(任朱利Ren zuli，1986)，但并不是绝对的，在高创造性群体中也存在极少数低智商或平均智商的人。
第二，智商达到120以上，与创造力的相关就相对变低，即仅是弱相关或根本不相关。在对平均智商为130的建筑师的研究中(智商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智商与创造力之间的相关是.08(Barron，1969)。但在军官的研究中，智商达到了平均水平，与创造力的相关.33(Barron，1963)，这些结论表明:较高创造性的人常有高智商，而高智商的人不一定有高创造力。
第三，智商与创造力之间的相关性是多变的，变化范围常从低相关到中等程度相关(Flescher，1963;Getzels＆Jackson，Guilford 1967;Herr，Moore＆Hasen，1965;Torrance，1962;Wallach＆Kogan，1965;Yamamoto，1964)。相关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测量的是创造力和智力的哪些方面，是如何测量的，以及创造力在哪些领域显示出来。
4.智力与创造力基本相同
亨氏利和雷诺兹(Hensley＆Reynolds，1989)认为智力与创造力应被看做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创造力并不是其他的心理加工过程，而是智力的最终表达。
一些研究者，如韦斯伯格(Weisberg，1986，1988，1993)和兰利(Langley，1987)认为创造力的机制与问题解决的机制并没有什么不同，问题解决的机制同样包括有创造性思维的机制。根据他们的观点，当普通的过程产生了非凡的结果，就可以认为有创造性。因此如果我们想理解创造力，研究普通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就行了。
5.智力和创造力不相关
盖茨尔(Getzels)、杰克逊(Jackson)和托兰斯(Torrance)认为智力和创造力根本就是两回事，二者没有关系。
盖茨尔和杰克逊认为高智商的人创造力不一定高，高创造力的人智商也不一定高。盖茨尔和杰克逊(1962)曾对6至12年级的245名男孩和204名女孩进行了五次创造力测量，并把测量结果与学校已完成的智商测验的得分进行比较(使用Binet，Henmon－Nelson，WISC量表)。这五个创造力量表是词语远隔联想、物体的用途、隐藏图形、寓言、构造问题。研究结果如下:各个测验的相关范围从寓言和隐藏图形的153到构造问题和词语联想之间的488。在智商与创造力测量之间的平均相关是26，最低的相关是智商与寓言，女生为12，男生为13。
托兰斯(Torrance，1963)重复了盖茨尔和杰克逊的研究，他也选择了与盖茨尔和杰克逊相同的样本，发现了与他们相似的结论，即55%的高创造组从事非常规性工作，而高智商组从事非常规性工作的比例仅占9%。这一结论支持了创造力测验在生态学上的效度(Torrance，1975)。在一个长范围预测效度的研究中，1959年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组量表测验(TTCT);1971年再测，托兰斯发现在创造性测验中得分与后来的创造成就之间有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是51。
人类对于创造力的探究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00年帕普斯的《解题术》中，就有人们关于探索创造力问题的记载。现代创造力的科学研究始于1869年高尔顿《遗传的天才》一书的出版，此后许多心理学家开始了创造力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初，智力结构问题提出以前，就开始有了智力因素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智力包括哪些成分入手来回答智力是什么?即智力的本质问题。西方心理学家对此有过单因素、双因素、群因素的种种观点。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智力研究从以分析为主的模式发展到以综合为主的模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智力因素分析的局限性，于是智力结构问题成为智力研究甚至是创造力研究的主题。
加德纳认为，“创造力不应该等同于智力。尽管我们很清楚，创新能力需要一定程度的智力，但我们没有发现所测量到的智力和创造力之间明显相关。”(1999)因此，以智力测量人的创造力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在较大的程度上因为简单、单纯而造成了事实上的错误。尽管从许多相关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高智商不一定保证具有高创造力，在高智商分数段，创造力的分数较分散，有的高、有的中等，也有的很低。然而，高度发展的创造力却需要一定水平的智力，虽然不同领域创造力的发展对智力要求不完全相同，比如数学、科学领域的高创造要求较高的智力，而操作艺术领域(乐器演奏等)要求智力相对较低。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如吉尔福特、托兰斯和巴伦等都认为中等以上的智力(智商120左右)是创造力较高发展的临界线。
美国心理学家盖泽尔斯也认为，高智商的人未必有高创造力，智力的高低与创造力的大小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加德纳更是指出，一个人在成长中能否获得成功，智商的高低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用目前的智商测验方法，充其量只能测出一个人“学习智能”的高低，至于与日后工作生活中创造性实践的大小，与相关性则不是很大。简言之，创造性成就的大小不能完全在智商测验的结果中显示出来。
在我国，不少学者也已经发现，高智力是高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绝对条件。美国学者哈里特·朱克曼在其《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对10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了深入的分析，结论是:完善的智力和人格结构是这些人共有的心理特征，这些通常包括渊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极强的综合思维能力和精湛的实验技巧等。美国学者阿瑞提在其《创造的秘密》一书中更提出，“尽管创造者要具有一定的智力，但高智商并不是高创造力的先决条件。”[3]
吉尔福特认为，智商与创造性才能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但相关的程度还不清楚，能肯定的是智商低的人在创造性能力方面肯定是低的。但智商高的人，几乎分布在创造性才能整个变动范围的任何一个点上。如果智商低于110，那这个人看来就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创造性才能高的人。因此，高智商看来是创造性才能高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所以，事实上存在着许多创造性能力没得到发挥的人，但几乎不会有创造性能力得到超前发挥的人。大多数心理学家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创造力是与智力紧密相关的。因此，人们可以预期智商高的人会有创造性行动，但不能预期智商低的人会有创造性行动。我们有大量创造性未得到发挥的人，而只有极少数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的人。一个最具教育意义的问题，是否能找到使有创造性但未得到发挥的人发挥他们的认知潜能的途径，以及认知潜能是否也能通过教育程序得到提高，这是教育即将面临的对重大挑战(J．P．Guliford，1991)。
美国心理学家托伦斯指出，如果用传统的智力测验或类比推理测验的分数为标准来鉴别“天才”儿童的话，就有70%具有创造才能、将来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优秀人才可能会被漏掉，而不是被发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混淆了智力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把高智力等同于高创造力。结果在教育实践中，只注重于提高学生的智力，而不是致力于培养学生与创造力具有高相关性的人格素质，导致学校的教育向“智力高于一切，成绩决定乾坤”的方向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智商作为衡量人的智力水平的标准和预测人能否成功进行创造性实践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当代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智商在人们的创造性实践中并不是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智力对于人的创造力的基石作用，它决定着一个人创造性思维的水平，决定着创造性思维是在哪一层次上形成、展开和发展的。因此，智力水平决定着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水平。尽管人们对智力因素有着诸多见解，甚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很难否认事实上智力水平对于人们创造性事业的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智力因素在一个人成就创造性的事业中所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智力水平是一个人创造力发挥作用的平台和创造力施展的基点和起点。创造力的发展离不开智力基础，但是具有高智力并不等于就有了创造力，甚至也不意味着高智力就是高创造力的代名词。一定水平的智力是创造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创造力的勃发是一个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最优的组合、叠加的升华。一个没有智力做基础和依托的人是不可能有创造力的，更不可能做出创造性的事业，而成为创造性人才。智力因素究竟在一个人创造力生成中占据多大的比例，以及对其的精确测定，将是一个值得科学家和学者们共同探讨和致力的课题。
据最新统计数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学的“造富职能”初显，共造就了1500多名亿万富翁，2011年上榜亿万富豪大学校友有800多人，财富合计约4.5万亿元，而清华大学培养和造就了84位亿万富翁，创造了近3000亿元社会价值，首次成为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的冠军，这些数据无可辩驳地为智力水平的决定意义提供了事实的依据。如何更好地通过发展人的智力来提高人的创造力的水平，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理论与实践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