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馬歡《瀛涯勝覽》版本考（代前言）
萬 明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書寫，馬歡《瀛涯勝覽》是一部最重要的基本文獻。出自鄭和下西洋親歷者歸來後所寫的聞見録，僅能見到馬歡的《瀛涯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和費信的《星槎勝覽》，其中尤以馬歡著述初稿本問世最早，作者是通事，記述跟隨親歷南海至印度洋20國的事蹟，屬於第一手原始文獻，最爲珍貴，學術價值極高。
《瀛涯勝覽》版本流傳情況錯綜複雜，起初一直以鈔本形式傳世。法國學者伯希和在没有見到鈔本的情況下，將版本分爲原本和改編本兩個版本系統。筆者的研究是從鈔本開始的，認爲原本系統又可分爲初稿本和定稿本兩部分，還可分爲鈔本和刻本兩種版本系統。筆者廣泛收集自明至清存世版本17種，民國迄今12種版本，共29種版本，在對迄今存世5種明鈔本和明刻本全面校勘的基礎上，以明鈔刻本演變過程爲主綫，結合歸納明刻本，兼及清版本；大致以諸本問世年代爲序，參考明代其他相關文獻，特别是明清各家藏書目録、題跋，釐清《瀛涯勝覽》現存諸本的版本特徵、鈔本與刻本之間的譜系關係，全面梳理《瀛涯勝覽》一書的源流及其流傳與遞藏的軌跡，以便對《瀛涯勝覽》一書的基本發展脈絡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
一、引 言
鄭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一大盛事，也是古代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遠的航海活動。“其人物之豐偉，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巧妙，蓋古所未有然也。”[1]然而，下西洋檔案没有完整保留下來，鄭和本身又没有著述，今人所見下西洋原始文獻中最爲重要的一部，即馬歡《瀛涯勝覽》。
現存鄭和下西洋三部基本文獻，均爲親身跟隨下西洋的當事人所著，包括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2]、鞏珍《西洋番國志》[3]。其中，馬歡《瀛涯勝覽》一書，出自親歷下西洋的通事之手，在三書中，其初稿本於永樂十四年（1416）馬歡第一次跟隨鄭和第四次下西洋後最早問世。其後隨下西洋進行，其初稿本一直在續撰之中。
鞏珍《西洋番國志》於宣德九年（1434）問世，根據鞏珍《西洋番國志·自序》，其書成於宣德九年二月。依祝允明《前聞記》，第七次下西洋於宣德八年（1433）七月七日回京，由此可知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回京後，鞏珍即成此書。值得注意的是，書前自序直言悉出通事記録，云：
凡所紀各國之事蹟，或目及耳聞，或在處詢訪，漢言番語，悉憑通事轉譯而得，記録無遺。中有往古流俗，希詫變態，詭怪異端而可疑，或傳譯舛訛而未的者，莫能詳究。其注意措辭，直俗之語，不别更飾，惟依原記録者序集成編，存傳於後。[4]
此可證其書所記，完全依據通事馬歡轉譯之内容。經過比對，其書内容與馬歡《瀛涯勝覽》記載幾乎完全相同，僅文字簡潔，書前三通敕書别具價值。筆者認爲此書可視爲馬歡書之别本，襯顯《瀛涯勝覽》一書具有原始資料性質，彌足珍貴。
費信《星槎勝覽》所記諸國，凡並見於馬歡書者，均敘述簡略，重要性不及《瀛涯勝覽》；不見於馬歡書之處，大多脱胎於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惟敘述非洲之行，爲馬歡書所無，頗具價值。
馬歡《瀛涯勝覽》以通事考察，記載細密詳贍，在三部鄭和下西洋基本文獻中，是史料價值最高的一部，也即研究鄭和下西洋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資料。
《瀛涯勝覽》的作者馬歡，字宗道，自號會稽山樵，浙江會稽（今紹興）人。他是下西洋的親歷者，通曉阿拉伯語，以通事身份於永樂十一年（1413）、永樂十九年（1421）、宣德六年（1431），三次（屬於鄭和下西洋第四次、第六次、第七次）跟隨鄭和下西洋，訪問過南海至印度洋周邊2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他參與下西洋一開始就著手記載，直到七下西洋結束，撰寫了《瀛涯勝覽》。根據《自序》，他於永樂十四年（1416）第一次隨鄭和下西洋回國，即進入撰寫階段，草成初稿，後續有增修，於景泰二年（1451）形成定稿，有作者述爲證，成書時間長達30餘年。
筆者現將《瀛涯勝覽》解題如下：“瀛”是大海之義；“涯”有水邊之義，指天涯海角；“勝覽”是暢快地遊覽。顧名思義，該書是海外遊記。古人認識世界是以中國爲赤縣神州，中國外有九州，其外有“大瀛海”[5]。馬歡以此題名，意在讓更多的世人瞭解下西洋的盛事，描述世人鮮知的海外世界。這部海外記録，具有豐富内涵。在其以前，自宋代以來，對海外的記録以傳聞爲多，即使是元代《島夷志略》[6]的作者汪大淵，他所記也有聽之傳聞的成分，因爲他兩次出洋不可能經歷200多處地方。馬歡《瀛涯勝覽》的珍貴，就在於是他切實踏勘的結果，是親歷者的海外實録。這就使“異聞”脱去了虚幻，使海外成爲一種現實的呈現。
《瀛涯勝覽》問世，在中國古代中外關係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它的出現，有明朝大規模國家航海行爲鄭和七下西洋——印度洋的歷史大背景。在某種意義上説，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向海外求索的一次歷史性總結。如果没有鄭和下西洋，就不會産生這部親歷海外的遊記。進一步説，如果不是下西洋的親歷海外遊記，這部書只會是中國古代關於海外遊記中的一種，不會太引人注目；正是因爲親身跟隨鄭和遠航，這部書纔成爲一部囊括了南海乃至印度洋範圍的重要歷史文獻，史料價值極高。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引導我們對於明朝人的海外觀加以重新認識：馬歡筆下的“那没黎洋”——印度洋之整體發現[7]；以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融通、互動與共生，都是史無前例的。[8]
此書久已蜚聲中外，不僅是明代一系列有關中外關係記載、清修《明史·外國傳》的史料淵藪，也是古代中外交往史上影響最大的史籍之一，在國内外産生了很大影響，已有英文和日文譯本。1978年，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阿里教授在給季羡林先生的信中説：“如果没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9]由此可見此書學術價值評價之一斑。
從原始資料出發研究，纔能對歷史提出有説服力的解釋。作爲原始資料，鄭和下西洋研究的深入，離不開對於《瀛涯勝覽》的利用與研究，因此，對《瀛涯勝覽》成書及其版本的整理和探討，是鄭和下西洋研究重要的基礎研究工作；對各種版本流變的瞭解，有助於我們正確認識下西洋的原貌。進入新世紀，鄭和下西洋研究在國際上趨熱，然而，大部分研究者滿足於成型的資料彙編，鮮見對於基礎文獻的整理、考證和研究，以致社會上對鄭和下西洋的基本史實仍不夠瞭解，影響了對於鄭和下西洋的認識。作爲基礎文獻受到冷落，這是不正常的，忽視了基礎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無疑將影響學術研究的水準和公正評價。
二、研究史的簡略回顧
對於《瀛涯勝覽》的研究，開始於國内外學者對於版本的介紹與整理，也可以説起源於版本的掌握和梳理。
早在19世紀，英國外交官梅輝立（W.F.Mayers，1831—1878，1859年來華），於1874年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第3、第4卷上發表了《十五世紀中國人在印度洋的探險》，摘譯了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貢典録》關於鄭和下西洋的資料，這些資料大多來自《瀛涯勝覽》。[10]接著在1876年，荷蘭學者葛路耐（W.P.Groeneveldt）收集編輯中國有關南洋的各種文獻，譯成英文，出版《南洋群島文獻録》，首次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發行，其中摘譯了《瀛涯勝覽》部分章節的史料。[11]1895年，英國學者菲力普斯（Geo.Phillips，1836—1896）最早對《瀛涯勝覽》作了章節譯注[12]，推介此書到西方世界。1929年，向達（覺明，1900—1966）《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13]一文，對《瀛涯勝覽》作了版本考證和詳細介紹，是《瀛涯勝覽》版本研究的奠定基礎之作。1933年，荷蘭學者戴聞達（J.J.L.Duyvendak，1889—1954）出版了《馬歡再考》一書[14]，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對其書的長篇書評刊於同年《通報》上[15]，這就是1935年馮承鈞（子衡，1887—1946）翻譯出版的《鄭和下西洋考》一書[16]。伯氏此書有專節論述《瀛涯勝覽》，與上述向達的文章一樣，是對《瀛涯勝覽》版本研究奠定基礎的力作。馮承鈞在《鄭和下西洋考·序》中，全面評價外國學者的介紹與研究，特别指出：“這些人的研究，在地理名物方面，固然有不少發明，但是尋究史源勘對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17]伯希和收集和研究了當時他所見的《瀛涯勝覽》各種版本，並且分析説明各本之間的關係，初步揭示了《瀛涯勝覽》版本的複雜情況，使學界對於《瀛涯勝覽》一書有了一定認識。他没有見到《紀録彙編》本外的别的明本，將《瀛涯勝覽》版本區分爲兩大系統，一是馬歡原本，一是張昇改訂本。此後，這種分類認識一直爲中外學術界所認同，並延用至今。遺憾的是，伯希和後面一篇《鄭和下西洋續考》，馮先生没有翻譯。[18]他在譯出《鄭和下西洋考》後不久，主要依據伯希和所見明刻《紀録彙編》本與清刻《勝朝遺事》本，摘録向達提示的明鈔《國朝典故》本若干異文，爲《瀛涯勝覽》作了校注，1935年出版了《瀛涯勝覽校注》一書（以下簡稱《校注》）[19]，這是對下西洋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這一校注本的工作具有開創性的積極意義，但迫於當時掌握版本不足的關係，版本校勘比對基本只局限於刻本，而未能顧及鈔本。《校注》長期以來成爲馬歡《瀛涯勝覽》通行本，多次出版（由於馮先生早已作古，因此没有修訂本）。到2005年已有70年，至今則已經超過80年了。
需要提到的是，馮氏在《校注》之後，又有《校明鈔本瀛涯勝覽》[20]，其《序》中清楚地説明此校本的原委云：
二十三年夏譯《鄭和下西洋考》畢，想乘伯希和教授熱鍋裏再烙一張餅，所以接著輯了一本《瀛涯勝覽校注》。當時搜輯之本很多，可惜《國朝典故》本得之較晚，僅摘録其異文若干條，《校注》本付梓後，獲見明鈔《説集》本，比較《國朝典故》本更爲詳晰，諸番國名後録有下西洋的寶船人數，爲它本所無。於是又在二十五年冬至二十六年春間，取《説集》本同《國朝典故》本對校。我的目的同張昇等不同，他們尚雅潔，所以將原本删潤；我則取其蕪俚，歸震川《星槎勝覽》云“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實真”，蓋本斯意。現以《説集》本爲底本，用《國朝典故》本對校。所謂朱本，即指《國朝典故》本，因爲從前見過《四庫總目提要》，有一條説《明朝典故》是宗室某所輯，惟《明史》九七《藝文志》有鄧士龍《國朝典故》一百卷，是否同書，尚待考證云。[21]
《序》文所署日期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940年12月8日。
以明鈔《説集》本作爲底本，與明鈔《國朝典故》本對校，馮先生開了明鈔本校勘的先河。但可惜他以“取其蕪俚”爲指導思想，以文字多、晚於《國朝典故》本的《説集》本爲底本，這樣的校法無法清楚地查考版本源流。更可惜的是，他提及了鄧士龍《國朝典故》本，卻未見其書。而他的這本《校明鈔本瀛涯勝覽》至今只以鈔本行世，一直没有匯入馮氏《校注》之中，迄今學界知者鮮少。
此後，《校注》有日本學者小川博、英國學者米爾斯（J.V.G.Mills）的譯本，爲研究做出了貢獻。1969年《瀛涯勝覽》在日本出版了日文譯本[22]，1970年在英國出版了英文譯本[23]，這兩個譯本都是馮承鈞《校注》的譯本，沿著原校注本的思路進行譯注，對於版本源流的研究没有推進，即没有更多的版本發掘與研究。
綜上所述，追溯國内外研究史，馬歡《瀛涯勝覽》的整理與考訂主要有兩次，一次是20世紀30年代馮承鈞集中西學者研究成果出版的《校注》；一次是20世紀70年代前後日本學者和西方學者對《校注》的譯注，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學者米爾斯的譯本，集中體現了西方與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巧合的是，馮承鈞《校注》初版於1935年，米爾斯譯注本出版於1970年，相距35年，而筆者2005年整理出版明鈔本校注，距米爾斯譯本出版又是35年，而迄今已是48年了。
伯希和依據馬歡於永樂十四年（1416）所作《序》斷言，1416年馬歡在第一次隨鄭和下西洋（即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歸國後，撰成此書，其後續有所增。[24]而他所言“此書的源流本來已經錯雜不明”，也實爲確論。[25]可惜的是，他從未見過馬歡書的鈔本，主要依據的是《紀録彙編》本。一般説來，爲人們所熟知的《紀録彙編》刻本，是沈節甫、陳於廷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編輯付梓的一個叢書本（同一叢書，也收有署名張昇的《瀛涯勝覽集》，即張昇改編本）。從時間上看，這一刻本已是在馬歡初稿本200年以後纔出現。馬歡《瀛涯勝覽》在有刻本以前，長期以來是以寫本或稱鈔本形式流傳於世的，經過後人的傳鈔誤會，版本情況錯綜複雜。因此，版本考首先就要從鈔本的考察起始。
馮承鈞《校注》主要以明清刻本爲底本和主要對校本，他參考和彙集了中外學者如向達、伯希和、戴聞達等人的研究成果，具體所根據的底本，是明刻《紀録彙編》本，以清《勝朝遺事》本對《紀録彙編》本進行了校勘。《勝朝遺事》是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吴彌光輯刻的一部叢書，因此，《校注》主要是以晚清刻本與明萬曆刻本加以對校的。正如馮氏《校明鈔本瀛涯勝覽·序》所言，當時明鈔《國朝典故》本“得之較晚”，所以僅摘録其異文若干條而成。這種主要以晚清刻本來校明刻本的方法，是在當時版本所見受到局限情況下的不得已的做法。伯希和早已指出《勝朝遺事》的問題所在，直接説明《勝朝遺事》本雖不本於《紀録彙編》本，存在不少好的異文，“但經文人改竄之處，更較《紀録彙編》本爲甚”。[26]此次以明鈔本校勘，筆者更深切地認識到這一點。下面試舉柯枝國一例説明。
多部鈔本《柯枝國》文見：“國人有五等……五等人名木瓜，木瓜者，至低賤之人也……其木瓜之業，專以漁樵、抬負重物爲生，官不容他穿長衣經商買賣，如中國儺人一般”；《紀録彙編》本略同，《校注》依據清刻《勝朝遺事》本，改爲“官不容穿長衣，其經商買賣與中國漢人一般”。這樣一來，意思不僅有異，而且完全錯誤。原因很簡單，晚清刻本距原本年代已有400多年，時間愈久，輾轉愈多，錯訛也愈多，因此，筆者認爲在掌握更多明代版本的情況下，實有必要排除清刻本，重新校勘。根據馬歡稿本起初一直是以鈔本行世的特徵，對於《瀛涯勝覽》比較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必須首先全面收集和整理明鈔本，而這是直至2005年前賢所没有做過的工作。
對於版本的研究，重要的首先是版本的校勘整理，其次是版本的專門研究論著。
20世紀80年代初，邱克在北京圖書館（即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了《三寶征夷集》本，著文説明寶船尺寸的可靠性[27]，其中沿著伯希和的思路，將《瀛涯勝覽》大致分爲删節本和足本兩個版本系統。他没有區别鈔本和刻本，也没有注意梳理源流的問題。80年代末宋立民《〈瀛涯勝覽〉版本考》一文[28]，他對所見版本仍没有區别鈔本、刻本，從單個版本角度談及價值，不論時間先後順序進行介紹，對版本的源流没有足夠的瞭解。90年代初邱炫煜《鄭和下西洋“三書”考釋》[29]對三部基本文獻進行了綜合考證研究，依據《國朝典故》本馬敬《序》，提出疑正統九年（1444）已有抄本傳世，但對馬歡原書系統的考察，卻仍僅談及了明鈔《國朝典故》本、明刻《紀録彙編》本、清刻《勝朝遺事》本。此後利用《瀛涯勝覽》進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對於版本的研究，卻没有大的進展。2004年筆者發現南京圖書館藏《藝海彙函》二卷鈔本後，提出這一新發現的明鈔本是郭崇禮改編本。在2005年筆者出版《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以下簡稱《明鈔本校注》）一書，撰寫《馬歡〈瀛涯勝覽〉源流考（代前言）》，認爲此本的發現，使中外近百年學術界的誤讀得以真相大白，解決了《瀛涯勝覽》又一作者是郭崇禮的疑案，打開了《後序》作者是“古樸劇弘”的謎團，也澄清了版本年代上近百年來的誤解，書中附録了梅純《藝海彙函序》、馬歡《瀛涯勝覽序》、《劉弘後序》（正統十四年，1449）。2007年蘇月秋發表《試論續四庫全書本〈瀛涯勝覽〉的版本和價值》一文[30]，稱《續修四庫全書》收入的明《寶顔堂秘笈》本中的張昇《瀛涯勝覽》本爲“又發現”，認爲以往這個本子没有得到重視。其實，作者不瞭解版本源流的關係，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的，經過對照，是張昇對於馬歡原本的删改本。筆者早在2005年《明鈔本校注》的《代前言》中，已明確説明這個本子是張昇改編本的一個刻本，故以爲没有必要重視這樣一個既不屬於馬歡原本系統、更非鈔本的張昇删述本的刻本。論文作者没有搞清楚《瀛涯勝覽》馬歡本與張昇本的區别，不瞭解張昇本源自馬歡原本，經過删改形成，把張昇本視爲原撰人馬歡的原本，以致把馬歡本和張昇删改本放在一起去校勘，自然校出了相當多的不同之處。
在長期的傳播過程中，《瀛涯勝覽》一書在明前期主要依靠鈔本流傳，鈔本可能比刻本更接近原本；發展到明後期，雖然印刷業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鈔本仍然作爲當時書籍流傳的一個重要途徑，明人頗重手本，故有不少珍本仍是鈔本。關於《瀛涯勝覽》的版本，以往劃分爲兩大系統，一是馬歡原本系統，二是張昇改編本系統，由於條件所限，馬歡原本系統似乎只有一個源流，鈔本幾乎成爲研究的空白。實際上，馬歡原本系統還可劃分爲原本和改編本兩個系統，其下還有分支，各自又分爲鈔本與刻本兩個版本系統，推而衍之，還可依年代和版本分爲明鈔和清鈔、明刻和清刻。以往學界主要爲所見局限，一般認爲馬歡書只有一個源流，缺乏對鈔本系統和鈔本與刻本的譜系關係，以及鈔本與刻本流傳軌跡的綜合研究，説明馬歡《瀛涯勝覽》鈔本與刻本的整理和流傳的研究尚待進一步展開。
上述研究史的回顧，説明《瀛涯勝覽》版本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迄今缺乏全面系統的版本考察，包括鈔本和刻本、馬歡親撰和他人改編本源流的全面系統梳理，而就版本研究的學術價值而言，《瀛涯勝覽》在下西洋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關係到下西洋整體文本原貌的把握問題。研究難度不在於闡述其書的主題與貢獻，而在於不僅考察原稿本“原貌”，並且理清各種版本之間的來龍去脈，考察各本的源流及其譜系流變關係，真實再現鄭和下西洋的事蹟原貌。下面試以筆者廣泛收集版本，選擇明鈔本作爲底本和主要參校本校注爲基礎，對於《瀛涯勝覽》版本的情況作一全面梳理與概述。
三、版本與源流
版本研究是歷史典籍研究的重要方面，是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礎。在長期流傳過程中，馬歡《瀛涯勝覽》這部書在初稿問世之後，原作者又續有修改增補，並且出現原作者與其他作者合作的改編本，以及他人的改編本。經過增删改易，導致出現多種不同版本，各本正文内容歧異、文字多寡不同的複雜狀況。從寫作過程來看，根據馬歡本人記述，從永樂十四年（1416）序文，至景泰二年（1451）述文，説明初稿本問世以後，在長達35年時間裏，原作者一直在修改其作，最後纔出現定本。從現存版本的梳理來看，原作初稿本一經問世後，就已開始出現一書多個文本（鈔本）的現象，也就是説，在作者定本之前，已有初稿本的傳鈔本以及改編本，他人删改本的出現，説明版本已經出現了兩大系統，即原本與改編本。而且無論是原稿本，還是改編本，後來都有刻本行世。至景泰二年作者寫作改定之後，定本的文字内容固化，形成了定稿本，至萬曆年間纔有了刊刻本。值得注意的是，在長期流傳過程中，鈔本對原作品加以增改，在傳抄過程中加入了後世的文字，也影響了定本的文本“原貌”。
探尋明鈔本源流與流傳軌跡的緣起是，迄至2005年，通行的馮氏《校注》本已出版70年，由於時代變遷，注釋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局限。筆者深切感到應該在前人所取得的成績上繼續努力，作出一個新校勘本，以便利現代讀者，使更多讀者讀到這一寶貴的歷史記録。這就要求對版本做全面、系統的研究，也就必須以校勘爲起點重新出發。筆者當時以長期以來搜集到四種存世明鈔本《瀛涯勝覽》，即朱當
編《國朝典故》本[31]、佚名輯《説集》本[32]、祁承
淡生堂鈔本[33]、天一閣《三寶征夷集》本[34]，進行了校勘工作，探討《瀛涯勝覽》的版本流變，彙集校注，2005年出版了《明鈔本校注》一書。
《明鈔本校注》對以往被大大忽略的鈔本，進行了首次系統整理與研究，推進了《瀛涯勝覽》版本的研究。校勘之初，爲探討馬歡《瀛涯勝覽》的原貌，主要是在現存明鈔本中尋找最接近馬歡原本的本子，以開展明鈔本的對勘工作。因此，筆者先以國本、後以三寶本爲底本加以校勘，試圖以此方式梳理馬歡《瀛涯勝覽》的版本源流。在校勘工作接近尾聲時，意外地又發現了第五種明鈔本，即梅純輯《藝海彙函》本（以下簡稱藝本），也即郭崇禮改編本，這是百年來研究者從未發現和提及的一個鈔本，爲馬歡《瀛涯勝覽》源流又增加了一條極爲重要的綫索。可惜當時不能得到第五種明鈔本全文，只是抄録了後記，因此不得不在明鈔本整理與研究上留下了遺憾。[35]現在已有條件得到全書，新版本的發現和利用，是推進研究的前提，爲《瀛涯勝覽》校勘增訂工作奠定堅實的基礎。現將5種明鈔本一起納入本書的校勘，以5種明鈔本爲主互校，參校明刻本和其他明代史籍，不採用清刻本，以期考察版本源流，恢復或接近原書的本來面貌，並得到一些新的認識，進一步推進整理與研究。
版本的考察，首先要從鈔本開始。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學界通行的版本是馮承鈞的《校注》，該本以《紀録彙編》刻本爲底本，主要以清末《勝朝遺事》刻本相校。此本雖然自出版以來即成爲學界普遍認同的權威版本，但因爲出版較早，版本收集不足，是一個明顯的缺陷。[36]此次在《明鈔本校注》的基礎上，新校注本的學術價值在於不僅採用馮《校注》本未能加以利用的5種明鈔本，並廣爲搜尋現存世的明清版本，梳理《瀛涯勝覽》存世的明清17種版本，把鈔本與刻本集中在一起分析探討，整理《瀛涯勝覽》各本的篇目，考察《瀛涯勝覽》的成書及其影響，全面探求遺留並懸而未決的原稿文本原貌，以及版本演變過程的複雜情況，兼及存在的一些問題，以期對於《瀛涯勝覽》的研究有所推進。
馬歡《瀛涯勝覽》一卷，有鈔本和刻本行世，迄至清末，共17種（包括署名馬觀的，也包括2種改編本，即張昇《瀛涯勝覽集》删改本，和署名馬歡、郭崇禮的兩卷改編本），在此羅列於下：
1.明朱當
編《國朝典故》鈔本（以下簡稱國本）。
2.明佚名編《國朝典故》鈔本。
3.明佚名輯《説集》鈔本（以下簡稱説本）。
4.明祁承
淡生堂鈔本（以下簡稱淡本）。
5.明《三寶征夷集》鈔本（以下簡稱三寶本）。
6.明梅純輯《藝海彙函》鈔本（以下簡稱藝本）。
7.明張昇删述《瀛涯勝覽集》刻本。
8.明鄧士誠編《國朝典故》刻本。
9.明寶顔堂訂正瀛涯勝覽，《寶顔堂秘笈》刻本。
10.明亦政堂訂正瀛涯勝覽，《寶顔堂秘笈》刻本。
11.明亦政堂刻本。
12.明沈節甫輯《紀録彙編》陳於廷刻本。
13.明馮可賓編《廣百川學海》刻本。
14.明《説郛·續郛》刻本。
15.明何鏜纂，佚名增補《名山勝概記》刻本。
16.清明珠家藏清鈔本，清翁方綱校並跋，葉啓勳跋。
17.清吴彌光輯《勝朝遺事》刻本。
綜上所列，明清共有17種版本。其中鈔本7種，包括6種明鈔本，1種清鈔本。著録爲明朱當
編與明佚名編《國朝典故》，基本上可以認定爲同一種版本，故明鈔本實爲5種。刻本10種，包括9種明刻本，1種清刻本，其中張昇改編本佔6種之多。
民國迄當代，國内外主要有12種版本，按順序排列如下：
1.《叢書集成初編》本，收入明《紀録彙編》本。
2.《景印元明善本叢書》本，收入明《紀録彙編》本。
3.《續修四庫全書》本，收入明《寶顔堂秘笈》本（實爲張本）。
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收入明祁承
淡生堂鈔本。
5.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6.馮承鈞《校明鈔本瀛涯勝覽》本，民國間鈔本。
7.[日]小川博譯注《瀛涯勝覽》，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年版。
8.[英]Mills，J.V.G.，Ma Huan，Ying-yai Sheng-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1433]，Cambridge：publish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70.
9.[日]小川博編《中國人の南方見聞録——瀛涯勝覧》，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版。
10.萬明《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
11.萬明校注《瀛涯勝覽》，商務印書館、中國旅遊出版社2016年版。
12.《淡生堂鈔本瀛涯勝覽》，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影印版。
綜上所述，民國以後，國内外有12種版本，主要是翻刻本、影印本和校注本，除筆者《明鈔本校注》外，以《紀録彙編》刻本佔絶大多數。《淡生堂抄本瀛涯勝覽》只是影印出版。日文、英文譯本在版本上均以馮氏《校注》本所據本加以譯注。
對於迄今29種版本的初步考察，印證了對於版本的梳理，需要主要集中在對於明代版本，特别是鈔本的梳理，著意於馬歡原本系統的源流，兼及改編本；改編本的刻本出現早於原本的刻本，最早出現在嘉靖年間，而原本系統中，已知刻本遲至明萬曆年間纔出現。下面不再按照以上排列順序，以明鈔本演變過程爲主綫，結合歸納明刻本，兼及清版本，分敘如下，旨在探討《瀛涯勝覽》一書的源流及其流傳軌跡。
四、版本分敘
（一）《國朝典故》本：現存3種明鈔本，1種明刻本
1.3種明鈔本
《國朝典故》110卷，是明宗室朱當
所編輯的一部叢書，這套叢書收有明初至嘉靖年間史籍63種，爲明鈔本，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
需要説明的是，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2種朱當
編《國朝典故》明鈔本，1種佚名編《國朝典故》明鈔本，均存有《瀛涯勝覽》。
現存2種朱當
編《國朝典故》：
一種爲30册，半頁9行，每行18或20餘字，藍格白口，四周雙邊，存61種，103卷。此本存留最多，但無序言。
另一種爲24册，半頁10行，每行20字，藍格白口，四周雙邊，存41種84卷。此本有朱氏序言，但存留不及上本多，且亂簡多，目録與篇中卷數不同，次第零亂。
佚名編《國朝典故》，10册，半頁9行，每行22字，藍格白口，四周雙邊，存22種42卷。此本闕失太多，雖保留有《瀛涯勝覽》，但初校以後，没有什麽有意義的異文。
故3種本子中，筆者選擇103卷本爲主，並參校了其他兩本。
朱當
，生卒年不詳。號望洋子，是魯宗室鉅野王朱泰澄之孫，明封將軍。鉅野王一宗，在明代封將軍者110人，中尉229人，其中朱當
最負盛名。康熙《袁州府志》卷三〇《封建志》云：
灆眄鉅野諸宗，多尚文雅，最著名者曰將軍當
，博覽群書，蓄書甚富。購得異本，手自抄録不下萬卷。尤攻墨妙，發爲詩文，甚别雅。[37]
從《國朝典故》叢書前之朱氏《序》，我們可以洞察朱當
抄録和編輯這套叢書的動機：
予俾棲宗藩，雅躭竹素，遠稱羲軒闢天之際，近稽皇祖開國之際，叨沐遺謨，激衷興思而感仰殊深。然左史記言，右史記行，其秘諸史館，藏之奎幽者，固不可得而易見。然遺箋散帙，紀載多門，漫無統紀，罔便閲歷。予乃搜獵曲存，較讎魚亥，第其倫次，萃其涣而會其統，遂因各家之成書，類而聚之，其重者不删，各存其説。上自祖宗創守之艱難，中及臣工私録之聞見，下迨僭竊夷狄之叛服，靡不畢具，使開卷便矚，用資博識之士。[38]
此《序》作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此可以斷定叢書即成於此年。而鈔本的時間斷限必在此前。
此本《瀛涯勝覽》前有永樂十四年（1416）馬歡《序》，並具有它本所没有的正統九年（1444）馬敬《序》，書後没有“景泰辛未秋月望日會稽山樵馬歡述”題識。
特録書前馬敬《序》全文如下：
昔蕭[原作肖]何入關，惟取圖籍；玄齡克城，獨采人物。史氏筆之，良有以也。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監鄭和率領豪俊，跨越海外，與諸番貨易，其人物之豐偉，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巧妙，蓋古所未有然也。二帝之心豈直欲誇多鬥靡於遠方哉？蓋聲名施及蠻貊，使普天之下含靈蠢動悉沾德化，莫不知有其君而尊親焉。然奉命而往者，吾不知幾千萬人，而盡厥事、稱厥旨者，捨吾山陰宗道馬公其誰乎？公以才幹優裕，首膺斯選，三入海洋，遍歷番國，金帛寶貨略不私己，而獨編次《瀛涯勝覽》一帙以歸。其載島夷地之遠近，國之沿革，疆界之所接，城郭之所置，與夫衣服之異，食用之殊，刑禁制度，風俗出産，莫不悉備。公之用心，蓋欲使後之人於千載之下，知我國家道同天地，化及蠻夷有若是之盛也。他日史氏大書表公之心，將與蕭、房同垂名於不朽，詎不偉歟？
正統甲子菊月前一日錢唐馬敬書[39]
學界一般以馬歡景泰題識爲據，以作爲馬歡稿本最終形成時間。而此本前有永樂十四年（1416）馬歡《瀛涯勝覽序》，從爲它本所無的馬敬序的落款可知，序文作於明英宗正統九年（1444）八月最後一天，而並無馬歡之景泰題識，由此可以確定此鈔本的原本寫作時間在永樂十四年至正統九年，早於馬歡景泰年間定稿的時間，無疑是初稿本之一。因此可以斷定：
第一，在寫作時間上，此本的原本是早於景泰定稿本的初稿本之一。
第二，在鈔寫時間上，此本是至今所見問世最早的、最接近馬歡原稿本的鈔本，可以定爲目前存留於世的最早的馬歡《瀛涯勝覽》初稿本鈔本，相對於它本具有領先的地位。
筆者在校勘第一階段選取國本爲底本。當時爲什麽選中它呢？伯希和曾以“番名佔”“屍頭蠻”之例，判斷國本是馬歡原本鈔本，或者是更接近原本的鈔本。[40]通過初校，完全可以認定伯氏所見是正確的。從朱氏編輯大套叢書的宗旨來看，即再現大明功業的原貌，因此，他要保存文獻原貌，甚至不惜重複收入。這一點也恰與校勘要尋找最接近原本的版本的目的相合。從伯氏當年未見的朱氏國本《序》中，我們確知它的鈔録時間是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之前，這一時間是除去郭崇禮改編本之外的鈔本中年代最早的。根據内容文字分析，可以確知它依據的底本是馬歡初稿本，是最接近原本的本子。下面具體來看，歸納證據如下：
第一，伯希和曾指出，張昇删改本所本的原本，其中没有天方國，説明張氏所見本作於第七次下西洋之前，是1431—1434年這個時間段之前的寫本。[41]也就是説是一個不完整的初稿本。張本無目録，國本與張本在國名排序上完全相同，説明也是一個初稿本。
第二，從文字來看，國本在各本中是最接近原本的。經比對其他鈔本，國本的文字説明馬歡《自序》中所言“直書”，不是虚言，在内容中完全體現了出來。國本文字質樸，可以舉出的例子很多，典型的如《自序》中，國本作“采摭各國人物之醜美”，而説本、淡本、三寶本均作“采摭諸國人物之妍媸”，以“醜美”對“妍媸”，潤改痕跡十分明顯。
第三，國本前有正統九年（1444）馬敬《序》，這一《序》爲其他各本所無，這一序言在時間上也早於有正統十四年（1449）劉弘後序的藝本（即郭崇禮改編本），説明此本所鈔底本必是在正統九年之前完成的初稿本之一。
第四，國本正文中明顯保存有初稿本的特徵，如“鈔”是明初官方法定和流通的貨幣名稱，永樂朝是寶鈔最穩定的時期，寶鈔用途廣泛，反映了時代特徵。國本爪哇國條記“贈以鈔帛等物”，它本則皆改爲“贈以銅錢等物”；又如國本舊港國條“賭鈔物”，是忠實於原本或者説接近初稿本的又一例證。還有，明顯保存有初稿本的特徵，也表現在前後文用字不同，蘇門答剌首見“蘇門塔剌”，南浡里國條改“答剌”；紀行詩中“忽魯謨斯”，諸國名作“忽爾没斯”；滿剌加在諸國名中作“滿喇加”，正文中又作“滿剌加”；此外，排列次序零亂之處多有，在此恕不一一列舉。凡此種種，均説明此本整理歸納不足。最後，還有此本字數在5種鈔本中也是最少的，總計只有15906字。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認爲國本的底本形成早，在現存各本中可以確定爲較早的本子。故起初校勘工作以此爲底本開始。校勘進行中，由於國本不同於它本的文字甚多，因此校勘記工作量相當大，筆者切實感到馮承鈞先生“《國朝典故》本《瀛涯勝覽》得之較晚，惜脱誤甚多，故僅摘録其異文之重要者”[42]的個中甘苦，瞭解到他當初没有用它進行全部對勘的緣故。
隨著校勘的深入進行，出現了新問題，也使筆者日益産生了疑問，即這一本子與它本對校時發現它出現的脱漏過多，因此需要回答脱文部分如何解釋的問題。筆者考慮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國本不是足本，二是脱文部分是後來補入的。這里存在兩種可能：或者此鈔本是永樂十四年（1416）以後的某個時間裏的初稿本傳鈔出來的，原底本不全；或者是經鈔者脱漏和删改。可以推測，朱氏没有必要删改，何況不保留原貌與他編輯整個叢書的宗旨相悖，所以我們可以排除第二種可能。如上所述，此本呈現的原始狀態是很明顯的，没有文字加工的痕跡。經與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另一種著録爲佚名輯《國朝典故》明鈔本對勘，脱文之處是共同的；而這一初稿本的鈔本，後來在萬曆年間有鄧士龍刻本，下面還將提到。經對校，脱文基本上也是同樣的，所以結論就只能是鈔本的原本即是如此，也就基本排除了鈔者脱漏或删除的可能。從時間來看，這説明此本是馬歡定稿本之前形成的初稿本之一。
以上是從内證的角度看，而從外證看，國本是馬歡初稿本的證明，還有一個，即與張昇《瀛涯勝覽集》删改本的對勘。國本所脱内容，在張昇本中業已出現。張昇删改本中没有天方國，伯希和曾據此推斷，是因第七次下西洋時馬歡才去了天方國，所以張昇所見之本，必是産生於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在國本中，也没有天方國，而目録有
國，正文中又作靺鞨朝，這説明此本的確是初稿本，卻與張昇所見本不同，這裏合乎情理的結論是，馬歡初稿本流傳不止一個本子，國本是初稿本之一，此本與它本對照的脱漏，應該是後來補入的。即相對於定稿本，這也是一個不完全的初稿本，而非足本。
這裏還有一個旁證，即宣德九年（1434）成書的《西洋番國志》。作者鞏珍在《序言》中直言“悉憑通事轉譯而得，記録無遺”，學界一般也認爲其書完全來自馬歡，甚至更有學者直接認爲鞏珍是抄襲馬歡的。[43]根據《西洋番國志》這一特點，筆者認爲其書可視爲馬歡《瀛涯勝覽》的一個别本，並特别注意到，其中《爪哇國》已出現了國本脱漏的“衡法”和“量法”一段文字。以上張昇本與鞏珍本兩個例子，都可説明脱文部分是馬歡初稿本中的部分，國本所鈔的是一個早期的初稿本，文中脱文的補入或者説撰寫人，應就是馬歡本人，並非其他人。
這樣我們就回到一個基本問題上，馬歡初稿本形成於何時？如果以永樂十四年（1416）馬歡《序》爲據，最早的初稿本形成於1416年，即馬歡跟隨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歸國時（也即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歸國時），但是我們至今未見1416年最早的初稿本，甚至早有學者認爲1416年馬歡“序是偽文”。[44]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第一次的初稿本早已爲後來的續作所遮蓋，經過校勘，國本的文字古樸，相對於它本而言不是足本，這説明它是迄今我們見到的最接近馬歡初稿本的一個本子。
確認了脱漏部分在馬歡原本已存在，又判斷具有馬歡景泰二年（1451）題識的本子爲馬歡定稿本，筆者認爲恢復一個不完全的初稿本的意義不太大，當時以此爲底本，已完成了大量通校工作，寫了大量校勘記，但筆者還是決定重新選擇底本進行校勘。於是第一階段的校勘工作結束了。重要的是，初校完成，經歷了疑—不太疑—大疑—悟的過程，得到了以下初步結論：
第一，此鈔本雖然不是足本，但是它的重要性在於，其底本是馬歡的初稿本之一，也是迄今爲止我們所見現存鈔本中最接近馬歡原本的本子。
第二，仔細核對幾個鈔本的序文、題跋，惟有此本有正統九年（1444）馬敬所書《序》。因此，可以斷定此本完成於永樂十四年（1416）至正統九年以前某個時間。在這一時間段裏，馬歡的初稿本可能已經不止一種在流傳，例子就是張昇所見本没有天方國，而此本又有多處脱文。
第三，從現存版本分析，馬歡《瀛涯勝覽》並非像以往認識的那麽簡單只有一個源流，而是5種鈔本有四個源流。宋立民認爲國本是一個删改本，似乎是不妥的。理由如下：
一是通過比較它本，這個本子的文字是最爲直白的，也就最符合馬歡《自序》中所云“是帙也，措意遣詞不能文飾，但直書其事而已，覽者毋以膚淺誚焉”的表述[45]。删改本一般都包括潤色文字，一般不太可能將文字改得更直白。由“美醜”改成了“妍媸”，顯然是經過潤飾，更加書面化了。
二是國本文字表述不僅直白，而且還明顯不夠精練，在内容排序上也有不合理或者説紊亂的地方，這些都是初稿本的特徵。
需要説明的是，這裏認爲國本最爲接近原本，有兩重意思：一是馬歡原本的初稿本的鈔本，二是鈔本對原本没有經過大的改動，更接近原貌，或者説保留了更多的原始面貌。因此，在各鈔本中，國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研究馬歡《瀛涯勝覽》版本流變過程中具有重要價值。用它與其他本對校，可見初稿本與定稿本之間的差異，也可瞭解馬歡原書的文字處理成型過程。
2.1種明刻本
國本不僅有鈔本，而且在萬曆年間出現了刻本，書題“國子監祭酒鄧士龍編輯”。其中收入的《瀛涯勝覽》，未著撰者名。
此書前，有國子監生熊曰翀序，序後目録，僅題書名，未題著者。熊序云：
古今典制未有備於昭代者也。當開基之始，力掃荒霾二界，鴻濛允稱再闢。自後聖烈神謨，遞加斟酌，深仁濊澤，淪浹肌膚，密緯讖綸，綱維群象，雖周、孔復生，不能輕議損益也。蓋典也者，重也，大也。重不可遷，大不可褻。故名之以法，猶有出有入；臚之以史，猶有公有私。惟一書之以典，而山嶽定，日月懸矣。典何所昉，曰昉於《易》；典何所據，曰據於《書》。六爻陳而成撰，此天地之典也。九疇列而成務，此帝王之典也。荑稗錯雜，萬寶告成於穀；垣野參差，五星垂象爲經。晰是義者，可以讀濟寰翁之《典故》矣。
翁先世家計頗優，尊人命之籌錢穀，漠漠不入，持籌不諳數，尊人窮數，則茫然也。握鎖鑰則不知處所，其心勤篇章不習會計類如斯。思爲諸生時，偕先大人同三五友肄業靈虚觀。每讀倦後，他友有酣歌者，有謔笑者，惟翁與先大人對立論譚，非文章道德不出諸口，其好學又如斯。先大人甚奇之。不數載，遂領壬午鄉薦，雖發後，猶勤苦不輟。至甲午上公車，偕蘭嵎朱翁同泊舟上河。每夜半，口不絶吟，朱翁心欽其勵精，命價訪之，即往結爲契友。來春，蘭翁廷試一人，翁亦登甲，授翰林庶起士，累升國子監祭酒。蓋其學博，其識深，其力宏，故兼朝野之記載，合鉅細之篇釋，莫不經其搜羅，集而成《典故》，使後之考古者一展卷而明君良臣、名將循吏、方物土俗，燦若珠聯，森如燭炤。其有功於昭代也，不綦重哉！
予幸叨濟翁孫偦，躬承提命，無敢忘也。迨其没也，其孫德卿者，即予之内弟也，嘗謀之予曰：“奈先人清宦，家計蕭條。有欲鬻先司成書版者，售之於市，恐賈人易其序目，則先人之苦志不存。有欲投之贄庫，而贄庫不受焉。予見諸甥皆能繼箕裘，姊丈雅好古博，毋寧代爲收之，得存先人於不朽。”予因得藏其帙而卒業焉。故復題其額，以廣其傳云。
國子監生熊曰翀鳳翔父題。[46]
查熊曰翀，與鄧士龍同爲江西南昌人，是崇禎年間歲貢生。從上序可知，萬曆二十二年（1594）鄧士龍進京趕考，結識了蘭嵎朱翁。查蘭嵎，爲朱之蕃之號。朱之蕃（1548—1624），字元介，號蘭嵎、蘭嵎居士、定覺主人，山東荏平人，寓居江蘇南京，萬曆二十三年（1595）狀元及第，入翰林院，官至禮部右侍郎。鄧士龍與其爲同科進士。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記《國朝典故》爲鄧士龍輯，記載與熊序相對應：
鄧士龍，江西南昌人，萬曆乙未（一五九五年）科進士（二甲第四十九名），由翰林庶起士授編修，累官至國子監禁酒。[47]
鄧士龍輯《國朝典故》110卷，收明初至隆慶朝史籍64種。以鄧氏刊本與朱氏鈔本相較，除少數篇目外，與朱氏《國朝典故》大體相同。不僅絶大多數篇目相同，甚至連書名、卷數也未作變更。刊本在選本上稍有差異，減少了鈔本的一些錯誤，在時間上收録史籍至隆慶，相比鈔本至嘉靖爲晚。經比對，可知此刻本中《瀛涯勝覽》所據的底本，就是國本鈔本。
朱氏鈔本成書在前（序作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鄧氏刊本在萬曆以後。近人李文田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所藏朱氏鈔本上題有：“其文往往不同，知此本之鈔，蓋在刊本之前矣。校刊本爲佳。”經對校，雖然刊本較佳，但是經鄧氏重新編輯後，開篇即是各國目録，以下則分别展開敘述，並没有鈔本所有的馬歡序、馬敬序與紀行詩。與鈔本相同的是，也没有寶船與人員的一段文字。
鄧氏刊本爲萬曆年間刻本，流傳極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叢書綜録》均未著録。《明史》卷九七《藝文志》記“鄧士龍《國朝典故》”，誤作“一百卷”。[48]出處即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光緒《江西通志》載“國朝典故一百卷，鄧士龍撰”[49]，也誤出《明史·藝文志》。
關於此書的收藏傳承情況，書前鈐有“皖南張師亮筱漁氏校書於篤素堂”“篤素堂張筱漁校藏圖籍之章”“桐山張氏藏書”三枚印章。查張筱漁，即張師亮，字筱漁，一作曉漁，清代安徽桐山人，室名“篤素堂”“養雲石山房”。[50]
此書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爲海内孤本。此前曾爲德化（今江西九江）李盛鐸[51]藏書。199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本，筆者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時曾隨業師許大齡先生參與點校工作。
（二）《瀛涯勝覽集》，明刻本
署名張昇。張昇，字啓昭，號柏崖，江西南城人。清修《明史》卷一八四有傳。他生於明成祖永樂二十年（1422），卒於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明憲宗成化五年（1469）己丑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禮部尚書，正德初忤劉瑾歸。[52]卒謚文僖。傳世著作有《張文僖公文集》14卷、《詩集》22卷。
張昇在朝爲禮部尚書，曾注意到馬歡之書，並進行了改編。在其《瀛涯勝覽集》開篇，曾談及其改編初衷，特録於下：
永樂中，有人隨從太監鄭和出使西洋，遍歷諸國，隨所至，輒記其鄉土、風俗、冠服、物産，日久成卷，題曰《瀛涯勝覽》。余得之，翻閲數過，喜其詳贍，足以廣異聞。第其詞鄙朴不文，亦牽強難辨，讀之數頁，覺厭而思睡。暇日乃爲易之，詞亦膚淺，貴易曉也。[53]
張氏改編的目的明確：“喜其詳贍，足以廣異聞”，説明這位明朝士大夫對於瞭解海外異國情調懷有很大的興趣。
嘉靖元年（1522），其子張元錫爲之刊刻《張文僖公文集》，其末附《瀛涯勝覽集》。這雖然是删改本的刊刻，卻是《瀛涯勝覽》一書的首次付梓。學界一般所瞭解的馬歡《瀛涯勝覽》改編本，就是這個張昇本，又名《瀛涯勝覽集》。馮承鈞評價：“惟張昇本删削太甚，原文所存無幾，不足觀也。”[54]而它具有的價值，就在於是一個馬歡原稿本的改編本（以下簡稱張本）。這一馬歡初稿本的删述改編本，特點有四：
一是無馬歡序。
二是無紀行詩。
三是僅至忽魯謨斯國結束，無天方國。由此可知，這一改編本依據的是在第六次下西洋之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的馬歡初稿本。
四是删節甚多。僅有8035字。經仔細查考，相對於字數最少的《國朝典故》明鈔本15906字，也幾乎減少了1/2。
由於張昇曾經身爲禮部尚書的地位，改編本形成後自成系統。據《張文僖公文集》書前邵寶嘉靖元年（1522）《序》云：“此書本名《柏崖集》，刻成，而賜謚之命適至，遂以名之”。此改編本是最早的刻本，所以流傳頗廣。除文集外，被收入多部叢書，現存世的明代版本有以下6種：
1.《紀録彙編》本。
2.《寶顔堂秘笈》本。
3.亦政堂本。
4.《説郛·續郛》本。
5.《廣百川學海》本。
6.《天下名山勝概記》本。
顯然，張本是流傳較廣的一種《瀛涯勝覽》改編本。其傳本具體情況詳見下文。值得注意的是，此本收入叢書時，除《紀録彙編》本分别録入了馬歡和張昇本，將張本著録爲《瀛涯勝覽集》之名外，其他多部將作者録爲馬歡，或馬觀，如不細查，則極易與馬歡原本混淆，或致誤以爲是馬歡本。
清修《四庫全書總目》時，纂修人僅見張本，未見馬歡本，因此著録的是張本《瀛涯勝覽》，這直接影響了《古今圖書集成》的纂修，《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中收入的内容大部分也是來自張本的。現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的仍爲張本，並誤名馬觀。
（三）《藝海彙函》本，明鈔本
2004年在4種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工作接近尾聲時，筆者意外發現了第五種明鈔本，也即明梅純輯《藝海彙函》本（以下簡稱藝本）。《藝海彙函》是一套叢書，共有92種161卷，爲明梅純輯。此書爲藍格白口，四周雙邊，半頁10行，每行20字，30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爲明鈔本。[55]
梅純，夏邑（今河南開封）人，世居南京，爲明太祖寧國公主駙馬梅殷玄孫，成化十七年（1481）第三甲進士。任定遠縣知縣，忤上官，棄官歸里。襲武階，爲中都留守司副留守，撰有《損齋備忘録》2卷。[56]從梅純所撰叢書《序》裏，可以看出他的編輯思想、過程和編排體例，爲了便於分析，特將全文録於下：
天地之間綱常大法，雖萬古莫能或易，然氣機迭旋，物理隨變，方日新而無窮，是故六經之後紀事纂言代有作者，非欲多前人之功，要後世之譽也，蓋事有當載，理有當明，自不容不見之於言耳。予嘗考藝文諸志，見漢唐以來儒先之所著述不啻數千百家，每以不得盡閲爲恨。後觀宋左氏所集《百川學海》，始得見什一於千百。其間雖醇疵不齊，大要皆足以廣見聞而申勸戒，其於世教亦不爲無補也。竊念所集之外放逸固多，而繼作者亦不加少，及今而不爲重收，則孤前功而棄後進，殆猶有不可勝恨者。故以區區不肖自登仕途南北往返三十餘年，凡有所見輒手録之，日藏月增，積逾百卷，尚慮所守未廣，弗敢裁成。今年過半百，自分衰鈍，於筆札不可復勤，乃發舊藏，删其重複，第其篇章，而定爲十集。首之以紀事，繼之以纂言；又以事之所寓者人物也，而人有賢愚，物有變合，不可概謂之紀，故以知人格物次之；言之成章者詩文也，而詩有邪正，文有工拙，不可概謂之纂，故以説詩論文次之；凡是數者，稽之於古，不能無闕遺，故又次之以補闕以拾遺；質之於今，不能無疑誤，故以辨誤刊誤終焉。此外，更有俱收並論不可專稱，及托物比義不可正名者，即以附於其末。集成，名之曰《藝海彙函》，亦以備一家之書，資後人之觀覽焉。嗟夫，積寡爲多，雖於綱常大法不能小有裨益，然而求遠自近，使善讀者泛應之間事事曲當，則本體得以漸純，博文可以約禮，其視詞章末務、鉛槧徒勞，不差有一得之長也哉。
正德二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朔旦
賜同進士出身、中都留守司署副留守夏邑梅純序[57]
從上文可知，梅純編輯此叢書的時間，是在他代理明朝中都（今安徽鳳陽）留守司副留守任上，他早就有意於藝文諸志，自登仕途就開始了鈔録，經過30餘年“日藏月增，積逾百卷”，年過50歲以後，“乃發舊藏，删其重複，第其篇章”，於正德二年（1507）定爲十集。也即十卷：卷一紀事類，卷二纂言類，卷三知人類，卷四格物類，卷五説詩類，卷六論文類，卷七補缺類，卷八拾遺類，卷九辨疑類，卷十刊誤類，名曰《藝海彙函》。《瀛涯勝覽》收在卷四《格物類》。
梅純所輯入的《瀛涯勝覽》，不同於其他本子，是一個兩卷本。此本曾有明代著名藏書家徐
（1570—1645）《紅雨樓題跋》著録。徐氏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在南京舊書肆購得此書，寫有題跋：
此曰《瀛涯勝覽》，分上、下二卷，乃會稽馬歡永樂間從太監鄭和下西洋歷諸番所記天時、氣候、地理、人物者也。校之《星槎》，尤爲詳備。蓋《星槎》紀四十國，此惟十八國，蓋馬氏經歷僅此耳。斯本向未有傳，余考焦太史《經籍志》亦未有載，偶於秣陵舊肆購之，鈔寫精工，二百餘年物也，藏之以俟博雅君子備匯書之一種耳。[58]
他認爲比較《星槎勝覽》，這部《瀛涯勝覽》“尤爲詳備”；以他的博覽群書，曾斷言“斯本向未有傳，余考焦太史《經籍志》亦未有載”[59]；並且認定“鈔寫精工，二百餘年物也”。從那時起算來，至今已有400餘年，不意此本鈔入《藝海彙函》中，又在南京出現，實在令人欣喜。
不似《三寶征夷集》本，早聞其名，未見其本，至20世紀80年代纔爲學者所發現；此本百年以來從未有研究者發現，長期以來默默無聞。而它的特别之處，就在於它是一個兩卷本。我們知道《瀛涯勝覽》現存17種版本，大半是張昇改編本，而這是唯一的兩卷本，作者署名是馬歡與郭崇禮兩人。追尋它的來源，還要從《瀛涯勝覽後序》談起。
此本雖然長期默默無聞，但是它的《後序》卻曾經隨著明鈔三寶本（此本發現雖晚，但前後序文爲清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一九收録）和明刻《紀録彙編》本[這套叢書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雖有後序，卻未署年代及作者名]，特别是後者廣爲流傳。在傳鈔（刻）過程中，《後序》因錯訛和被竄改，已經面貌全非，這從20世紀30年代起在中外學術界中引起了極大的誤解，成爲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一大疑案。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疑點：
一是涉及《瀛涯勝覽》作者問題。根據《後序》，除了馬歡是作者，還有一個作者郭崇禮，他與馬歡“皆通西域天方之教”，二人又同以善“番語”跟隨鄭和三次下西洋，記録了親歷各國的見聞。二人回鄉後常以撰寫的見聞給人們看，目的是使人人都瞭解異域。而郭氏考慮到應該付梓，使更多的人見到此見聞，所以托友人徵序，準備刊刻此書。由此看來，郭氏好像是與馬歡共同撰寫此書的又一作者。多年來學界也確實爲此所迷惑，不僅在20世紀30年代如此，而且80年代的著述中仍見以二人並列[60]，以致延及近年的介紹之中[61]，可見誤解一直在繼續。
二是涉及年代問題。根據《後序》落款的“是歲”，自20世紀30年代起，就使得伯希和誤認爲在景泰二年（1451）《瀛涯勝覽》已有了初刻本，衹是這部初刻本世人久已不復見了，這一觀點爲學術界所接受。
三是涉及《後序》作者問題。在三寶本（及《抱經樓藏書志》）中，《後序》作者署名“監察御史古樸劇弘”，無論如何查找，此人在史籍中卻遍尋不得。而在通行的《紀録彙編》刻本中，由於抹去了作者姓名，一切更是無從查起。表面上看，流傳最廣的《紀録彙編》本在刊刻時不加細查，其《後序》的刊出，致使幾百年來掩蓋了真相；事實上，明代後期人們就已不明真相了。
藝本的發現，特别是發現了《後序》原文，才使上述疑案得到解決。爲了便於分析，下面將此《後序》全文録於下：
余自少時觀《異域志》而知天下輿圖之廣，風俗之殊，人物之妍媸，物類之出産，可驚、可喜、可怪、可愕，尚疑出於好事者爲之，而竊恐無此理也。今觀郭君崇禮、馬君宗道所記經歷諸番之事實，始信《異域志》所載誠不妄矣。崇禮，仁和人；宗道，會稽人，皆通西域天方之教。
昔永樂初太宗皇帝敕命太監鄭和奉詔領寶船，往西洋諸番開讀賞勞，崇禮善通譯番言，遂獲隨往。自閩之五虎發跡，入占城、爪哇、暹羅，繼而次之至啞魯、蘇門答剌、錫蘭、柯枝，極而造夫阿丹、天方等國，名曰《瀛涯勝覽》。其間凡輿圖之廣者，記之以别遠近；凡風俗之殊者，記之以别得失；與夫人物之妍媸，則記之以别美惡；物類之出産，則記之以别重輕，皆備録之，分爲二卷，其用心亦多矣。
崇禮既歸，恒出以示人，則異域之事皆一覽而可見。崇禮不能盡及人人，尚欲鋟梓廣傳，以擴充人之聞見，遂托其友陸君廷用以所録之稿至京師，請予爲序，予得備閲之。喜其有資於世，遂爲著其意於後云。
正統己巳正月既望監察御史古汴劉弘序[62]
讓我們首先看書的作者。序文清楚地表明這篇後序是專爲此本所寫，其中雖然提到馬歡，但是將郭氏置於馬歡之前，稱“崇禮善通譯番言，遂獲隨往”，其中没有提到郭氏有三次下西洋的經歷，卻記載所至各國，“皆備録之，分爲二卷，其用心亦多矣”。雖然此本前面仍有馬歡自序，但從這裏可以確認的是兩卷本是郭崇禮所爲，是郭氏改編的一個本子。
其次是序文的時間。《後序》落款注明“正統己巳”，也就是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這使以往學界對“是歲”即馬歡景泰二年（1451）題識之年産生了馬歡書的初刻本的推斷認識不攻自破。
再次是《後序》的作者。署名爲“古汴劉弘”。古汴，也即汴梁，今開封，古稱汴京，元改汴梁，明復開封府。劉弘其人，查《明英宗實録》正統八年（1443）十二月癸未條，記載“擢學正劉泓……爲監察御史”，此劉泓，從任官時間上看，很可能即《後序》作者，但名字用字不同，又未見其他史料記載，故只能姑存待考。
最後，考察此本，僅見南京圖書館藏海内孤本，是爲鈔本，未見刊本。考其未能刊刻的原因，是應該出在時間上。《後序》中稱：郭崇禮準備刊刻此書以廣流傳，托人將書稿帶到京師，請人作序。但是我們知道此本至今僅見鈔本孤本，鮮見流傳。原因很可能就出在生不逢時：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正月郭氏托人寫序欲刊刻，七月京師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土木之變”，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師大亂，因此刊刻不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此本的特點如下：
一是整體結構由郭氏重新編排，分爲上下兩卷。
二是目録上只記18國，比馬歡原本缺少兩國，實際上從内容查考，目録雖然删去了那孤兒和黎代兩小國，關於兩國的文字卻仍然保留在正文裏。
三是增加的多爲文字上的修飾與改動。
重要的是，我們利用此本的新資料，可以解決若干重要的學術問題。以前因爲缺乏資料，所以無法確定其後序原貌究竟如何等，藝本的發現，主要是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瀛涯勝覽》版本問題中的一些重要懸案——推翻了以往景泰初年形成了馬歡、郭崇禮合作初刻本的看法，使中外學術界近百年的誤讀得以真相大白；解決了《瀛涯勝覽》又一作者是郭崇禮的疑案，打開了《後序》作者“古樸劇弘”的迷團，這樣就可以澄清版本年代上近百年來的誤解。爲我們尋覓文本的原貌，説明馬歡《瀛涯勝覽》的來龍去脈，提供頗有價值的根據。郭氏不是《瀛涯勝覽》的第二位作者，確切的説應是改編者，兩卷本是郭氏參與改編的本子。此本雖經潤改之處甚多，但署名有馬歡，内容上仍主要是馬歡的《瀛涯勝覽》，並非重新創作，故未改書名，可稱改編本。
因此，此本可以説是馬歡《瀛涯勝覽》的一個改編本，改編本系統出現的新成員。它所依據的本子，應該是馬歡的初稿本，底本爲馬歡産生於明正統十四年（1449）的初稿本，鈔本係鈔於明正德二年（1507）或在此前，雖然所鈔底本是晚於國本的正統十四年初稿本，但在鈔寫時間上更早於國本，它是目前所見《瀛涯勝覽》5種明鈔本中，能夠確定年代的最早鈔本，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此本中可見國本所脱文字均已存在，説明馬歡《瀛涯勝覽》初稿本在正統時必已有足本，所以郭氏潤色改編準備刊刻。這又一次證明了馬歡原本並非只有一個源流傳本的事實。
伯希和曾假定郭崇禮也是閹人[63]，他的推測是錯誤的。藝本的完整《後序》寫得很清楚，郭崇禮歸里後動意刊刻《瀛涯勝覽》，太監應是不會歸里的。查萬曆《杭州府志》，見有郭崇禮之名列於永樂十四年（1416）歲貢生，記爲新城（今浙江富陽）人。[64]康熙《新城縣志》亦載，也爲歲貢生，“（永樂）十四年仕南寧府照磨”。[65]而查《南寧府志》則已無記載可尋。值得注意的是，那一年已是馬歡第一次跟隨鄭和下西洋回來以後、《瀛涯勝覽》初稿已就的時候。因此如果這一郭崇禮就是改編《瀛涯勝覽》之人，他没有跟隨鄭和三次下西洋是可以肯定的。作爲歲貢生，他的漢文修養可能高於馬歡。郭姓是回族大姓，作爲信奉伊斯蘭教人士，他很可能懂阿拉伯語，也有可能曾隨同鄭和下西洋。但是，馬歡是《瀛涯勝覽》的作者，他是承認的，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
從改編本傳鈔行世的角度來看，藝本在前（正德時），張本在後（嘉靖時），但是張本傳鈔的底本是馬歡初稿本形成更早的一個本子。在改編本中，藝本産生早，然而流傳不廣，以至21世紀初纔被發現。此本經明清著名藏書家李馥、杭世駿之手，得以保存至今，彌足珍貴。它的性質與張本相同，都是出自文人之手，對馬歡原本作了文字上改訂的本子，張本的特徵是删削得面貌全非，藝本則潤改整潔。對照書前馬歡《序》，藝本與國本相近，與其他稿本則多有不同。由此可證國本、藝本均鈔自馬歡初稿本，或者郭氏改編的就是正統九年（1444）本，但經過郭崇禮的改編，馬歡初稿本出現了一個加以文字潤飾、卷帙重編的新版本。
藝本産生早，源自馬歡初稿本，然而流傳不廣。從説本、淡本均不載劉弘《後序》，可知馬歡定稿本與此本無關，説本、淡本應是没有參考過此本的鈔本。三寶本是延續初稿本和定稿本，也即馬歡原本的一個集成本，其中與《紀録彙編》本同樣出現一個經過改動而模糊的《後序》，改動者爲何人已不得而知，但經比對，三寶本和《紀録彙編》本均與郭氏改編本没有傳承關係。
還應該説明的是，兩種改編本之間没有關聯。此本的底本是馬歡一個完整的初稿本，郭氏進行了改編；而張昇所見到的初稿本並非足本，所以張本雖然刊刻較晚，但其底本卻是馬歡初稿本中更早的一個，可惜删削太過。藝本的底本是馬歡初稿本的足本，對版本流變研究很有參考價值。而藝本和張本二本均爲改編的本子，這一點是二本共同的特性，即在内容上顯示出更多的文人化傾向。
《藝海彙函》首册，見有“南海吴氏心香書屋所藏書畫”印；最後第三十册，見有“曾在吴玨如處”印、“心香書屋”印，並有“堇浦杭大宗校於道古堂”字樣。查吴玨如，即吴尚璁，字瑀卿，號玨如，廣東南海人。清著名書畫家吴榮光從侄，國學生，後任直隸州同知，室名“怡古齋”，吴榮光“筠清館”中金石字畫多由他承藏。大宗，即清著名學者杭世駿字，堇浦是其號，杭世駿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初召試鴻博，授翰林院編修。道古堂是杭氏的堂號，位於杭州大方伯里。
此本《瀛涯勝覽》首頁下方，見有印兩枚，即“吴尚璁書畫印”“曾在李鹿山處”。吴尚璁已見前。李鹿山即清代藏書家李馥（1662—1745），鹿山是其字，福建泉州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進士，官至浙江巡撫。收藏書籍極富。由此可知此本的流傳軌跡。
（四）《説集》本，明鈔本
《説集》是一套叢書，101卷，無編輯人名傳世。所見四函，20册，以“日月光天上，山河壯地居，太德無以報，願□萬年書”20字排序，每半頁11行，每行24字，藍格白口，四周雙邊。叢書匯輯漢唐以來至明朝名賢小説、筆記60種。主要有：晉郭璞《穆天子傳》、晉葛洪《西京雜記存》、唐張説《虯髯客傳》、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宋鄭文寶《南唐近事》、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宋趙升《朝野類要》、漢東方朔《海内十洲記》《神異經》、唐張志和《玄真子》、宋吴枋《宜齋野乘》、唐張固《幽閒鼓吹》、宋吴處淳《青箱雜記》、梁任昉《述異記》、宋陳師道《後山先生談叢》、宋楊延齡《楊公筆録》、唐孫棨《北里志》、宋唐守忠《姬侍類偶》、元鍾嗣成《録鬼簿》、北齊顔之推《還冤志》、宋謝翱《登西台慟哭記》、明劉辰《國初事蹟》、明吴寬《皇明平吴録》，等等。所輯諸書，大半出自《漢魏叢書》《説郛》《紀録彙編》等書，但也有一些書鈔本古舊，與其他叢書所收之本多有不同，可用於互校。
《瀛涯勝覽》收入第二函山部。文末有“景泰辛未中秋望日會稽山樵馬歡述”，故知所鈔底本是景泰二年（1451）馬歡手訂的定稿本。至於傳鈔時間則不詳，可能是在明後期。今見叢書末題有“夷白齊舊本重雕”字樣。查“夷白”，明代有顧元慶，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大有，號大石山人，約活動於正德、嘉靖間。他從學於都穆，雜學旁收，學識廣博，從經史以至叢説，多所纂述。其家有“夷白堂”，藏書萬卷，曾擇其善本刊刻，自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1539—1541）刻有《顧氏文房叢刻》，行世者有《文房小説》42種、《明朝四十家小説》。所載作品，多係筆記之類。黄丕烈曾云：“（顧元慶）非特善藏而又善刻，其標題‘顧氏文房小説’者，皆取古書刊行，知急所先務矣。”[66]因此疑顧元慶或爲此鈔本叢書之編輯者，此鈔本乃鈔自夷白堂本，推測時間，此本約鈔於嘉靖年間以後。
此本現存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叢書末題有“夷白齊舊本重雕”，是海内孤本。第一册有“景德龕生”印、“諸城王維樸齊民珍藏”印、“接翰墨緣”印。從“諸城王維樸齊民珍藏”印，知此本爲民國間金石學者王維樸舊藏之物。王維樸，山東諸城人，民國間金石學家，著有《諸城王氏金石叢書》。王家祖孫四人，皆嗜金石，精賞鑒，收藏頗豐，海内知名。
説本與淡本屬同一源流，其特點在下面論述淡本時一併歸納，請見下文。
（五）淡生堂本，明鈔本
祁承
淡生堂鈔本《瀛涯勝覽》，著録作者爲馬觀，文末有“景泰辛未中秋望月會稽山樵馬歡述”。經過校勘，可以確知淡本與説本屬於同一源流，即所鈔的底本是景泰二年（1451）馬歡手訂的定稿本，鈔録時間約爲晚明天啓年間。此本《瀛涯勝覽》現藏福建省圖書館，已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首頁有“大通樓藏書印”。[67]
祁承
，生於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卒於崇禎元年（1628）。字爾光，號夷度，又稱曠翁、密士老人，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明代著名藏書家。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出身於官宦書香門第，他少時即嗜書，每聞不曾讀過的書，即千方百計地找來閲讀，並鈔成副本保存。爲官後，每到一地都訪求圖書，曾鈔録古今經、史、子、集各類圖書。清代學者全望祖在《曠亭記》中稱：祁氏在紹興“治曠園於梅里，有澹生堂，其藏書之庫也；有曠亭，則遊息之所也；有東書堂，其讀書之所也”。[68]即其中讀書之處稱爲“東書堂”，藏書之處稱爲“澹生堂”，遊息之所稱爲“曠亭”。但是這個“澹生堂”毀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一場大火，十多年心血付之一炬。萬曆二十八年（1600）祁氏又建造“密園”，再建密園澹生堂。[69]“澹生堂”藏書頗富，在江東首屈一指。祁氏手訂有《澹生堂藏書約》，《澹生堂藏書目》14卷，收書9000多種，10餘萬卷。著有《淡生堂集》《兩浙著作考》等43種239卷，還輯有《國朝徵信叢録》，編有《澹生堂明人集部目録》等。其著作因在清初被禁，故流傳較少。
《澹生堂藏書目》收書内容很有特色，不以宋槧爲貴，凡涉國朝典故，不特小史收録，即有街談巷議，也盡録，多藏鈔本，校勘精良。鈔本在澹生堂藏書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歷來爲藏書家所重視。全祖望曾云祁氏：“精於汲古，其所鈔書，多人所未見，校勘精核，紙墨俱潔淨。”[70]
祁承
在1620年左右，所撰《澹生堂藏書目》卷三記曰：
《瀛涯勝覽》一卷，馬汝欽，附瀛涯記行詩。《説鈔》本、《徵信叢録》本、《紀録彙編》本、《百名家書》本、《古今説海》本。[71]
雖然“澹”與“淡”是通假字，然而，今天我們見到的這個淡生堂鈔本，卻與祁氏藏書目所云之本頗有出入，具體説來，此淡生堂鈔本之疑有二：
一是祁氏著録作者爲馬汝欽，而此本没有馬汝欽的名字，著録作者爲馬觀；
二是祁氏著録附有“瀛涯記行詩”，而現存本不見附詩，是筆者所見的五種明鈔本中唯一不見紀行詩的一個本子。
對於《澹生堂藏書目》中所記《瀛涯勝覽》，向達先生最早提出：“《徵信叢録》是祁承
所輯的一部叢書，所收多關明朝掌故，只有祁氏澹生堂自藏鈔本，世無傳本。内中的《瀛涯勝覽》是否足本，無從得知。”[72]伯希和曾明確指出，祁氏的藏書目所列版本有誤，其中，除《紀録彙編》本外，所著録的《説鈔》本、《百名家書》本、《古今説海》本都出現了錯誤。[73]具體來説，《百名家書》是胡文焕所輯的一部叢書，所輯書98種，但其中並無《瀛涯勝覽》。《古今説海》也是一部著名的叢書，也没有收《瀛涯勝覽》，只是收了費信《星槎勝覽》。祁氏所輯《國朝徵信叢録》收書123種，有手鈔數百卷，其中收入的《瀛涯勝覽》原本，是否即是此本，因此書久已散佚，迄今未見傳世，如將來發現此書，還有待證實。至於《説鈔》，也是一部叢書，伯希和認爲是《古今説鈔》，但至今遍查未見此書名的叢書，是否即是《説集》，也是有可能的。
明代藏書家往往也是鈔書家，或僱人鈔寫，備有專用鈔書紙，鈔書格紙板心刻有藏書樓字樣，今天所見淡生堂鈔本《瀛涯勝覽》就是如此，板心刻有“淡生堂”。但由於此本錯訛脱漏較多，應不可能是祁承
親鈔，或爲僱人鈔寫，抑或是後人以淡生堂空白鈔書紙鈔寫的本子，都是可能的。
從初校可以得知，説本與淡本並非出自國本，而是另有源流。相對國本，二本是經過了更多改動的本子。二本最重要的相同之處，就是文末均見有“景泰辛未中秋望日會稽山樵馬歡述”的題識，説明都是馬歡於景泰二年（1451）的定稿本鈔本。即這兩個鈔本的底本是經馬歡修改後的定稿本，完成於景泰二年。其中主要内容的增補是由馬歡本人完成的。
但淡本在鈔寫時間上更晚於説本，如果依據《序》文，説本鈔於嘉靖年間，淡本則由於是澹生堂的鈔本，且祁氏1620年的藏書目記載尚與此本不合，故此本鈔寫時間還要晚於1620年，應是在天啓年間以後。
説本與淡本出自同一底本，即馬歡的定稿本，因此，二本具有同源的關係。二本相校，排除鈔誤、脱漏外，出入甚少，文字上的共同性多於歧義。如二本目録均脱“滿剌加國”，而正文又都有此國，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與它本相校，二本明顯有很多錯誤地方相同之處，如“爪哇”均作“爪蛙”，又如阿丹國脱失的段落相同，等等。總的來説，雖有各自之誤，但是一致之誤更多；只是淡本的錯簡更多於説本，如柯枝國前後顛倒，還有大段脱文等；説本脱文少，特點是俗字多，如“吃”“萬”“禮”等。
雖然從源流上説，説本和淡本這兩個鈔本與《紀録彙編》刊刻本同出於馬歡景泰年間的定稿本，但重要的是，二鈔本卻不是從刊刻本鈔出來的，文字有很多不同之處。例如，《紀録彙編》本占城國條“或有觸其頭者，如中國殺人之恨”，説本、淡本作“或有觸其頭者，即有陰殺之恨”；另外，説本、淡本爪哇國條“自二村投南”之後，有“船行半日許，則到蘇魯馬益港口。其港内流出淡水，此處沙淺，大船難進，止用小船”32字，爲《紀録彙編》本所缺。肯定這一點以後，就可認定鈔本另具自身的價值。同時，也提示我們即使是馬歡的定稿本，也有鈔本與刻本的不同源流。
值得注意的是，説本、淡本之中，留有明顯的後來人增補的痕跡，具有新的特徵。最典型的後人倒補内容的例子，就是在許多國名之下，附有小字“一統志有”，或者還有的加注了《一統志》中的文字，如在天方國下注出：“一統志有，但有默伽國，曰默德那國，與此不同。後云：本國差人往天方國，信是兩國而天方爲遠矣，此與志不同”。即不僅注出《一統志》，而且還有一段與《一統志》的比較文字。這裏的“一統志”，經比對，是指《大明一統志》，此書是在天順五年（1461），也就是馬歡題識定稿本之後10年成書，因此，景泰二年（1451）定稿時的馬歡是見不到的。這説明了鈔本的特徵，就是處於一個不斷改動變化的過程之中，與刻本不同，刻本一旦刊刻後即成爲固定的書籍，而鈔本則具有不穩定和流動的特性。
不僅國名下注有《一統志》，書前寶船、人員的部分，更是晚明後世增補的典型例證（對此下文還將談到）。同時也爲萬曆四十五年（1617）馬歡定稿本的刻本《紀録彙編》所未見。
需要説明的是，福建省圖書館藏鈔本，201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書名《淡生堂鈔本瀛涯勝覽》，作者爲明代馬歡。雖然注明由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省圖書館整理，但是除了書前簡略的“《瀛涯勝覽》出版説明”之外，未見進行任何整理工作。
（六）《瀛涯勝覽》《瀛涯勝覽集》，《紀録彙編》明刻本
明後期更多文人對《瀛涯勝覽》給予關注，參與傳鈔和付梓。最突出的例證是馬歡定稿本於萬曆年間有了刻本，收入沈節甫輯、陳於廷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刊刻的《紀録彙編》叢書，至此，馬歡《瀛涯勝覽》定稿本才有了首次刊刻，成爲通行本，流傳最廣。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對勘，此本雖是依據馬歡定稿本刊刻，但是經過文人的潤改，因此與鈔本有不少異文。[74]此外，這一叢書的特點是同時收録了馬歡《瀛涯勝覽》和張昇《瀛涯勝覽集》兩種本子，使馬歡原本系統與改編本系統並存，流傳於世。
《紀録彙編》，叢書名，收録123種224卷，明萬曆間沈節甫輯。所收爲明初至嘉靖年間的君臣野史雜記，包括重大戰事、人物傳記、地理遊記、詩文評議等。萬曆四十五年（1617）監察御史陳於廷刻於江西。
沈節甫（1533—1601），字以安，號錦宇、耐庵居士、太樸主人。浙江烏程（今湖州）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授禮部主事，歷祠祭郎中，累官工部左侍郎，萬曆二十二年（1594）以侍郎署部事，籌畫河漕水利。好藏書，築“玩易樓”。著有《玩易樓書目》《忍書續編》《代庖公案》，編有《紀録彙編》《琬琰廣録》等。
陳於廷（？—1634），字孟諤，號定軒，南直隸常州宜興（今江蘇宜興）人，《明史》卷二五四有傳。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授知縣，擢御史。泰昌元年（1620）遷太常少卿，官至吏部左侍郎。天啓四年（1624）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初，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主持京察。崇禎四年（1631）進左都御史。著有《定軒稿》。
《四庫全書總目》著録：“紀録彙編，二百十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此著録不全，因所用浙江鮑士恭家藏本爲一殘缺本而致。以致《明史》卷九八《藝文志三》也出現卷帙著録的錯誤。此書卷首有陳於廷序。序云：“頃余按部之暇，得睹沈司空所裒輯《紀録彙編》若干種，雖稗官野史之流，然要皆識大識小之事，因亟登梓，以廣同好。”但此叢書因卷帙浩繁，體例略顯冗雜，去取存留未能劃一。《四庫全書總目》評云：
是書採嘉靖以前諸家雜記，裒爲一集，凡一百一十九種。其中有關典故者多已别本自行，其餘如王世貞《明詩評》之類，則文士之餘談，祝允明《志怪》之類，又小説之末派，一概闌入，未免務博好奇，傷於冗雜。且諸書有全載者，有摘鈔者，甚或有一書而全録其半，摘鈔其半者，爲例亦復不純。卷帙雖富，不足取也。[75]
事實上此叢書卷帙甚富，收入的明初至嘉靖間文獻足以增廣見聞，方便流傳，爲研究明史之重要資料。如將馬歡《瀛涯勝覽》定稿本和張昇改編本兩種版本均列於其中存世，就是一個例證。
此叢書初刊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72册。後收入《叢書集成初編》《景印元明善本叢書》出版。
（七）《三寶征夷集》，明鈔本
在校勘的第二階段，筆者選擇了《三寶征夷集》作爲底本。
《三寶征夷集》是一個明鈔本，從書名的“夷”字已可證明。清朝忌諱“夷”字，如遇胡、虜、夷、狄等字，或易字。故清嘉慶十三年（1808）范邦甸撰《天一閣書目》（以下簡稱《書目》）中改“夷”爲“彝”[76]，後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著録爲《三寶征彝集》[77]，當也是此故。實際上，今天我們所見傳世的書名是《三寶征夷集》。此本至今未見刻本傳世，流傳不廣，爲海内孤本，與此名稱或許不無關係。書名雖改，但此書即馬歡《瀛涯勝覽》是無誤的。范氏《書目》在著録“《三寶征彝集》一册，鈔本”之下，直接抄録了馬歡的《自序》，並一直引至“編此成帙，名曰瀛涯勝覽”爲止，説明《書目》編者對此書即馬歡《瀛涯勝覽》是確信無疑的。此本藍格，每半頁10行，每行字數不等。原藏於天一閣，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78]
此本無論是向達、馮承鈞，還是伯希和都從未見到。20世紀30年代，伯希和首先提到此本著録於“1810年范氏《天一閣書目》”，指出：“好像是原本《瀛涯勝覽》的一種寫本（内容或許不同），同《紀録彙編》的刻本没有關係。”[79]其後，馮承鈞認爲：“然未敢確定是《瀛涯勝覽》的别本。今檢《抱經樓藏書志》卷十九，著録有明鈔本《三寶征彝集》一卷，《瀛涯勝覽》的前後序文並存，且足補《紀録彙編》本脱漏之文……這部孤本《三寶征彝集》現在或尚存在，若能取以校勘《紀録彙編》本，必更有所發明。”[80]《抱經樓藏書志》爲沈德壽所著。沈德壽，清代浙江慈溪人，字藥庵。室名“抱經樓”“受經樓”。偏好古諸家尺牘，遍搜書肆，收羅罕見古本。遇有不成卷帙及亡其版者，出資精鈔。著《抱經樓書目記》64卷。編有《抱經樓叢刊》。
其後，伯希和在《鄭和下西洋考拾遺》一文中云：“我曾提及的《三寶征彝集》（1933年《通報》257頁）尚未發現……若將此本覓得，必定有裨於《瀛涯勝覽》之校勘。”[81]然而，此本雖早著其名，卻遲遲没有被發現。直至20世紀80年代，邱克纔在當時的北京圖書館發現。[82]
經校勘，可以確知雖然此本名稱有所改變，内容卻是依據馬歡的初稿本和定稿本綜合而成的一個《瀛涯勝覽》本子，也就是説它是概括了國本和説本、淡本兩個源流，即馬歡初稿本和定稿本乃至定稿本增訂而後形成的一個本子，成爲馬歡原本系統的一個集大成本，或可稱集成本。在字數上也是各本中最多的。就此意義上説，它是一個彙集馬歡原本的“足本，”由此可見馬歡原本系統流傳的軌跡。正是由於它具有這樣的特色，所以校勘工作最終選取了此本爲底本進行。
此本鈔寫錯訛很多，且錯誤常出乎常理，可見鈔寫人文化水準不高，只管鈔寫，不顧文義，同音異字之誤尤其多。但是它的特點也是極爲明顯的：行文明顯可見綜合，即將初稿本和定稿本二者糅合而成，因此，可判斷此本是在馬歡初稿本和定稿本的基礎上，綜合集大成的一個寫本。在校勘中，發現此本主要採取了以下方式揉合了初稿本和定稿本：
1.以定稿本爲主，參考初稿本的文字，使文義完整。如阿丹國條，説本、淡本皆云：“王用赤金鑄錢行使，名曰哺嚕厮零用”。三寶本補入了國本文字，云：“王用赤金鑄錢行使，名曰哺嚕嚟，每個重官秤一錢，底面有文。又用紅銅鑄錢，名曰哺嚕斯，零用此錢”。
2.將定稿本和初稿本二者綜合。最爲突出的例子見於忽魯謨斯國條。國本云：“一應麵食皆有賣者，二三口之家口多不舉火”，説本、淡本云：“一應麵食皆有賣者，三四口之家不多舉火做飯”，三寶本綜合爲：“一應麵食皆有賣者，二三四口之家皆不舉火做飯”。
3.將初稿本和定稿本文字打亂，兼二者之長而理順文義，進行重新編排。如爪哇國條喪葬之禮部分，將“隨心所欲而囑之，死後即依遺言而送之”置前，是與國本、説本、淡本文字均不同的重新組合，使文義順暢清楚。
4.綜合兩本的文字時，依據比較客觀的取捨。涉及數字上最爲明顯，如滿剌加國條，國本：“此地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説本、淡本作“歲輸金五千兩”，三寶本取“歲輸金四十兩”。類似的例子很多，三寶本往往與國本同，一般是選低不選高。此外在行文中，如阿丹國條説本、淡本作“永樂九年”，顯然錯了；三寶本同國本作“永樂十九年”。
此本没有馬歡自述和題識，推測馬歡在景泰年間定稿時應年事已高，所以這一集成本不能確定是馬歡自己完成的，經過校勘分析，可以得出結論：此本的底本無疑是一個在馬歡初稿本和定稿本基礎上産生的本子，是一個集成本，也就是一個馬歡原本名副其實的足本，有别於改編本。從它是一個全面吸收了馬歡原本，包括初稿本和定稿本的本子，呈現出不同於二本的特點來看，它應産生於景泰定稿本以後，有明顯的增補部分，説明是在馬歡定稿本以後的增補本。
從書名的改變來看，提示我們它反映了明後期人對鄭和下西洋的理解，與明後期海上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有著密切聯繫，此時明朝人對下西洋的關注，已經不僅是出於對異聞的好奇，而是具有一種對海上的憂患意識。此本名稱的改變，從符合當時人思想觀念的角度來看，它應是一個明後期的傳本。
（八）《寶顔堂訂正瀛涯勝覽》《亦政堂訂正瀛涯勝覽》，《寶顔堂秘笈》刻本
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録：
陳繼儒《寳顔堂秘笈》二十卷，又續秘笈五十卷，又廣秘笈五十卷，又普秘笈四十六卷，又彙秘笈四十一卷。[83]
《寶顔堂秘笈》，叢書名。題明陳繼儒輯。收唐、宋、元、明書籍223種，分正、續、廣、普、彙、秘六集，所收多掌故瑣言、藝術譜録之作。書中有罕見秘笈，然多不足之本。今見有陳繼儒輯，明萬曆秀水沈德先和沈孚先的亦政堂、尚白齋刻本。乾隆間，因其中有《剿奴議攝》等書有觸犯字句，曾遭毀版。民國十一年（1922）上海文明書局有石印本。文明書局本云：
該書有正集（一名《陳眉公訂正秘笈》）、續集（一名《陳眉公家藏秘笈續函》）、廣集（一名《陳眉公家藏廣秘笈》）、普集（一名《陳眉公普秘笈一集》）、彙集（一名《陳眉公家藏彙秘笈》）、秘集（一名《眉公雜著》）之分，其中正集二十種四十七卷，續集五十種九十九卷，廣集五十種九十八卷，普集四十八種八十八卷，彙集四十種七十一卷，眉公雜著十五種四十八卷，凡二二三種四五一卷。[84]
陳繼儒（？—1639），字仲醇，號眉公，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爲諸生，年二十九，焚儒衣冠，隱居昆山之陽，後築石室於佘山，杜門著述。工詩善文，兼能繪事，名重一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稱：“眉公之名，傾動寰宇。遠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詞章；近而酒樓茶館，悉懸其畫像。”[85]《明史》卷二九八《陳繼儒傳》云：“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階特器重之。長爲諸生，與董其昌齊名。太倉王錫爵招與子衡讀書支硎山。王世貞亦雅重繼儒，三吴名下士爭欲得爲師友。”[86]屢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年八十二卒，有《眉公全集》行世。
陳繼儒著述頗豐，晚明多有商賈冒名之作。其中署名陳眉公的《寶顔堂秘笈》，也即其一。此有陳氏書信爲證。陳氏《與戴悟軒》云：
但書坊所刻《秘笈》之類，皆偽以弟名冒之。
又《答費無學》云：
《秘笈》非弟書，書賈贋托以行，中無二三真者。[87]
今見書目均著録陳繼儒名，這是我們應該留意加以辨識的。
所見《寶顔堂秘笈》廣集題爲“亦政堂鎸陳眉公家藏廣秘笈”，時爲萬曆四十三年（1615），有李日華序、沈德先序。知廣秘笈爲沈氏兄弟所輯刊，亦政堂爲沈德先室名。普集題爲“亦政堂鎸陳眉公普秘笈”，彙集也題爲“亦政堂訂正彙秘笈”，故知皆是沈德先所爲。
沈德先，明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字天生，諸生，室名亦政堂。與弟孚先等輯刊《尚白齋秘笈》《眉公秘笈》。沈孚先，字白生，德先之弟。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官工部郎中，室名“尚白齋”。[88]
查《寶顔堂秘笈》收《瀛涯勝覽》，著録爲“稽山馬觀撰記，盱江張昇删述”，明言爲張昇删改本。經過比對，也確爲張昇改編本。
又見《亦政堂訂正瀛涯勝覽》一卷，題“稽山馬觀撰記、盱江張昇删述、綉水郁之驥藏校”，題爲亦政堂刻陳眉公家藏彙秘笈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七四二《史部·地理類》。此本有“訂正”字樣，可確知爲張昇改編本。至此，筆者注意到，凡有“訂正”二字的版本，均爲張本。
（九）《瀛涯勝覽》，明亦政堂刻本
明亦政堂刻本《瀛涯勝覽》一卷，著録爲明馬歡撰。上文已經説明，亦政堂是沈德先堂名，從其弟沈孚先爲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可知沈氏兄弟約生活於萬曆年間。故此刻本應不會早於萬曆年間。查考全書，屬馬歡原本的定稿本系統，是與明鈔本説本、淡本同一系的刻本。特點與二鈔本同的典型例子，是在其書國名下多見“一統志有”的增補文字。與鈔本的最大不同，是此本無馬歡序，無記行詩，也無馬歡題識，更無後序。而明鈔本説本、淡本均有的寶船與人員一段文字，在此刻本也未得見。
（十）《説郛·續郛》本，明刻本
亦稱《續説郛》，叢書名，46卷。明末清初陶珽編輯。陶珽，姚安（今云南姚安）人，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鑒於陶宗儀《説郛》輯止於元代，遂雜鈔明人著作527種以續之。宋、元人著作仍有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8年將涵芬樓100卷本、明刻《説郛》120卷本及《説郛續》46卷本三種録集影印，定名爲《説郛三種》（精裝10册），選國内各種善本校刊，將各種謬誤處，一一勘正，收録多於《中國叢書綜録》著録，書後有索引，爲最佳版本。
經過對照，此叢書所收爲張昇改編本，其中著録作者爲馬觀。
（十一）《廣百川學海》本，明刻本
明馮可賓輯《廣百川學海》叢書，仿宋咸淳中左圭輯《百川學海》體例，輯132種。馮可賓，益都（今山東益都）人，字楨卿。天啓二年（1622）進士，官湖州司理。擅畫，嘗作《竹石圖》。喜藏書，輯刊《廣百川學海》，著有《岕茶箋》。
經過對照，此叢書所收《瀛涯勝覽》起自占城，終至忽魯謨斯，未見天方，是張昇改編本，著録作者爲馬觀。
（十二）《名山勝概記》本，明刻本
《名山勝概記》，叢書，48卷，明何鏜輯。此書輯録歷代名人雅士山川遊記，以明代行政區劃，分别輯録名篇，是古代遊記名篇精選。何鏜，字振卿，號寶巖，處州衛（今浙江麗水）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僉事。撰有《修攘通考》《翠微閣集》《中州人物志》，總纂有《括蒼匯記》。[89]
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名山勝概記》有2種版本，一種48卷，卷首1卷，卷末1卷，著録明何鏜編，明佚名增輯。書名頁題名《天下名山勝概記》。此本有王世貞、湯顯祖、王穉登三序，其中卷四三廣東部分收入“馬觀《瀛涯勝覽》”，正文題名：“瀛涯勝覽，稽山馬觀記，武林何士鑨閲”。經過比對，衹至“忽魯謨斯”，無“天方”，實爲張昇改編本。但此本與《紀録彙編》的張本不同之處，是各國名後均無“國”字。推測也許是叢書將之收入廣東部分，不宜加“國”字的緣故。
在此需要説明的是，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另外一種《名山勝概記》46卷本，著録爲何鏜輯，慎蒙續輯，清張縉彦等補輯，爲清刻本。查慎蒙，字子正，號山泉，浙江歸安縣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江浦縣令，輯有《遊名山一覽記》16卷，有萬曆四年（1576）慎蒙刊本。張縉彦（1599—1670），明末清初河南新鄉人，字濂源，號坦公，又號外方子，别號大隱，明兵部尚書，後降清。此清刻本没有收《瀛涯勝覽》一書。
（十三）《勝朝遺事》本，清刻本
《勝朝遺事》，清吴彌光編輯。吴彌光（1789—1871），字樸園，南海（今廣東南海）人。吴榮光之弟。工書畫，精鑒賞，富收藏。著有《歷代名人年譜》《筠清館金石録》《筠清館法帖》等，輯刊《勝朝遺事》。[90]該書所録之史實起自明洪武年間，終至明崇禎時期，不録南明弘光、隆武及永曆諸朝史事，對於明朝的重要史事，如靖難與梃擊、紅丸、移宫三大宫案以及明代的典章制度等均有較爲詳細的記載。分初、二兩編，初編32種6卷，二編17種8卷，共計兩編49種14卷。初編因只記一時或一人之事，故按年代次序排列。二編以一書總記數朝或數十人之事，故按作者順序排列，也有互相重複之處。此書有吴彌光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海吴氏芬陀羅館的刊本[91]，又見光緒九年（1883）宋澤元補刻本。
此晚清刻本經文人改竄甚多，有不少不同於《紀録彙編》的異文，馮承鈞即主要依據此本，與《紀録彙編》對校，出版了《瀛涯勝覽校注》。
（十四）《瀛涯勝覽》，清鈔本
此本舊藏石墨書樓，石墨書樓爲清翁方綱室名。經翁方綱親筆題寫書名等：“勝覽，永樂丙申馬歡述。”並有題識：“十九年歲在甲戌菊月，石墨書樓鈔本共五十葉，同日手裝並校”，“前有馬歡自序，始永樂癸巳迄丙申，凡四載，書成匯刻，書目作鄭和纂者，誤也”。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忠敘，號覃溪，晚號蘇齋，順天大興（今北京）人。清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督廣東、江西、山東學政，任《四庫全書》纂修官，官至内閣學士，後榮恩宴加二品銜。他精於考據、書法之學，“於金石之學尤精審”。[92]著有《粤東金石略》《兩漢金石記》《復初齋詩文集》《石洲詩話》等。
此書另見有葉啓勳兩段題記，知此本源自明珠謙收堂家藏本：
此大興翁覃溪閣學方綱從明珠相國謙收堂家藏本傳鈔，手自校藏者也。書面書衣及書中朱校，書尾朱筆題字，均閣學手跡。余得之長沙張潛園文達百熙家。
丙子春年葉啓勳記
書面題字十九年上損，缺帝號，余定爲嘉慶十九年，距閣學易簀前四年，時八十一歲，正重預瓊林宴，賜二品卿銜時也。越日燈下再志。
定父居士
由此可知，此書是翁方綱從大學士明珠謙收堂家藏本傳鈔而來，並親自以朱筆題校、收藏的一個鈔本。後爲葉啓勳所得。葉啓勳（1900—？），知名藏書家。字定侯，號更生，又號南陽轂人，湖南長沙人，葉德輝三弟葉德炯次子。以藏書知名，通曉目録學。家有藏書樓名“拾經樓”，藏書達10餘萬卷。湖南藏書家何紹基“東洲草堂”藏書散出時，約有十之三四爲他所購得。1927年葉德輝死後，藏籍多流散，秘本多爲其所得。著有《四庫全書目録版本考》《郋園先生全書序》等。其藏書印有“葉氏啓勳讀過”“拾經主人”“定侯審定”“定侯所藏”“拾經樓”等。所藏書後歸湖南圖書館收藏。此鈔本上鈐有葉氏印章“拾經樓”等，並由此本可知葉氏又號“定父居士”。
依據此鈔本葉氏題記，知得之於長沙張百熙家。張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號潛齋。湖南長沙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後散館，授編修，官至内閣學士、吏部尚書、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等職。
經過比對，此鈔本前有馬敬《瀛涯勝覽序》，知爲明《國朝典故》傳鈔本，即馬歡初稿本的傳鈔本，傳鈔至清，歷時悠久，且爲大學士家藏、題識之鈔本，彌足珍貴。
五、版本綜述
葉德輝《書林清話》曾云：“古書無刻本，故一切出於手鈔，或節其要以便流觀”，有“刻本書之節鈔者”。[93]發展到明代，刻書業極大發展，叢書大批湧現，僅據《中國叢書綜録》的不完全統計，明人輯撰、刊刻的叢書達373種，其中綜合性叢書125種，專門性叢書248種（經部叢書31種，史部叢書37種，子部叢書77種，集部叢書103種）。可見明代叢書數量多而日趨專門化。綜合性叢書匯輯叢殘，或搜集奇異，前者如《廣百川學海》《紀録彙編》等，後者如《古今逸史》《寶顔堂秘笈》等。筆者收集的5種明鈔本，有3種是收録於叢書而保存下來的。明代焦竑《國史經籍志》没有收《瀛涯勝覽》，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僅見張昇改編本，並置於存目。但是明代多部著名藏書目收録了馬歡《瀛涯勝覽》一書，如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朱睦
《萬卷堂書目》、董其昌《玄賞齋書目》、徐
《徐氏家藏書目》等，均著録了此書。但是還需要説明的是，馬歡《瀛涯勝覽》收入叢書的刻本，大部分是張本，因爲得到士大夫的賞識，收入了文集，才得以收録在刊刻的多種叢書中，廣爲流傳。也因此馬歡原本反而不如張昇改編本流傳更廣。
以馬歡《瀛涯勝覽》5種明鈔本（包括國本、説本、淡本、三寶本、藝本）與明刻《紀録彙編》本爲主的校勘，實際上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國朝典故》本爲底本（即以初稿本爲底本）校過一遍，第二階段以《三寶征夷集》爲底本（即集成本爲底本）又校過一遍，除5種明鈔本外，現增加了明刻《紀録彙編》本，寫出了校勘記，加以簡單注釋，並將三寶本之外的4種明鈔本（選國本最完整本）和明刻《紀録彙編》本均作爲附録，以便讀者參讀研究。
兩次校勘，主要參校了存世的另外兩種明鈔朱當
編《國朝典故》本（一著録爲朱當
本，另一著録爲佚名本）、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刻本、明張昇《張文僖公文集》（改編本）刻本以及亦政堂等其他明刻本，並參校了《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西洋朝貢典録》《殊域周咨録》等明代史籍以及前代史籍。通過校勘分析，突破了以往的認識，爲各本建立起譜系關係，使我們今天得以瞭解馬歡《瀛涯勝覽》的初稿本和定稿本，以及由它的原本衍生出來的各種版本及各本之間的關係，從而勾勒出《瀛涯勝覽》版本形成及其在有明一代演變和流傳的軌跡。這些版本總體構成了一個《瀛涯勝覽》的文本系統，體現了下西洋事蹟流傳的歷程。
對《瀛涯勝覽》版本源流進行全面梳理，馬歡的撰寫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1.馬歡第一次跟隨鄭和下西洋，即永樂十一年（1413）時，就開始動意寫作，廣集資料；永樂十四年（1416）初稿初成，有馬歡《自序》爲證。
2.初稿本一直在續修之中，在第七次下西洋之後，初稿本完成，可以鞏珍《西洋番國志》鈔本爲證；正統九年（1444）形成的初稿本，有馬敬《序》爲證。
3.馬歡手訂修改本於景泰二年（1451）完成，是爲定稿本，有馬歡的《題識》爲證。
上述三個階段，可以稱之爲馬歡原本系統，由此，産生了鈔本、改編本、刻本三種類型的版本，下面分别加以歸納梳理。
首先，讓我們看明鈔本。
《瀛涯勝覽》的撰寫與修訂長達近40年，其間以鈔本形式傳抄於世，傳本不一。
圍繞鈔本，在時間上實際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鈔本所鈔的底本的年代問題，第二是鈔本本身的年代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卻又相互有著關聯。五種明鈔本，提供給我們馬歡原書形成和傳播的一個比較完整的過程，即早期、中期、晚期三種源流的傳本情況。據此，馬歡原本系統的鈔本形成，可大致劃分階段如下：
今天存世明鈔本5種，比對以後，存在三個源流，反映出馬歡原本系統的初稿本—定稿本—集成本的大致發展軌跡。概括來説，鈔本爲我們保留了馬歡手定的初稿本和定稿本兩種本子，國本是初稿本的鈔本，説本、淡本是定稿本的鈔本。在此基礎上後世出現的一個集成本，也就是三寶本。它雖然不是經馬歡親手所訂，也不知經歷何人之手集成，但是經過比對，底本是來自馬歡的兩種稿本，因此它也是産生於馬歡原本系統的一個本子。
從鈔寫時間來看，迄今最早的鈔本是藝本，産生於正德年間，而這一鈔本是一個郭崇禮改編本，或稱重編本。底本是馬歡初稿本的足本。
現發現存世的鈔本，最晚的是一個清鈔本。經過比對，這一鈔本是《國朝典故》本之鈔本，也即馬歡初稿本的鈔本。
其次，讓我們來看改編本。
現在我們知道，《瀛涯勝覽》曾被張昇改編過，還曾經郭崇禮改編過，即馬歡《瀛涯勝覽》的改編本有二：張昇改編本、郭崇禮改編本。張昇本是一個删改本，未經馬歡同意；而郭崇禮改編本的特徵是改編爲一個兩卷本，由馬歡與他共同署名。二者雖各有特色，卻均來源於馬歡的初稿本。張本是在馬歡跟隨鄭和第六次下西洋以後寫就的初稿本基礎上删改的，他删改的並非初稿本的足本，張本在一些叢書中仍以馬歡撰的面貌出現，但與馬歡原本距離較遠，是經過删述的，而且删削過甚。郭本則是在馬歡的初稿本在正統九年（1444）全部完成以後的改編本，是一個潤色重編本。此本的《後序》，爲三寶本和《紀録彙編》本，以及《抱經樓藏書志》所收，但在後來流傳過程中已經被改動得面目全非，以致形成了百年以上的誤讀。藝本的發現，澄清了郭崇禮爲作者以及兩卷本是初刻本之説。
第一，刻本的梳理。在馬歡初稿本、定稿本的傳鈔基礎上，直至明嘉靖、萬曆年間，纔出現了刻本。今見有3種刻本。首先出現的是張昇改編本的刻本，産生於嘉靖元年（1522），刻於《張文僖公文集》之中。後大量見於叢書之中，是馬歡《瀛涯勝覽》一書流傳最多的刻本。
第二，馬歡初稿本的刻本，是《國朝典故》本，刊刻於萬曆以後，流傳不廣。
第三，馬歡定稿本的刻本，是《紀録彙編》本，刊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此時距張昇改編本刊刻的時間，已近百年，成爲馬歡《瀛涯勝覽》一書流傳最廣的通行本。今見還有一個亦政堂刻本，也是馬歡定稿本的刻本，與明鈔本説本、淡本是一個系統，刊刻時間也應在萬曆年間以後，但内容相對簡單，無序、無詩、無題識，也無後序。
通過對5種明鈔本和明刻通行本的校勘，瞭解版本演進的次序，現分類列表如下：
注一，馬歡原本系統中鈔本和刻本的譜系關係説明：
1.馬歡初稿本，《國朝典故》鈔本—鄧士龍《國朝典故》刻本，刊刻於萬曆年間。
2.馬歡定稿本，有鈔本《説集》本、淡生堂本。與之屬於同一源流的，是明亦政堂刻本；而《紀録彙編》本，刊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此本後成爲通行本。經比對，定稿本鈔本與《紀録彙編》刻本没有直接的傳承關係。
3.馬歡稿本的集成本，即《三寶征夷集》鈔本，是迄今惟一没有見到刻本的一個馬歡稿本足本，爲海内孤本，彌足珍貴。
注二，馬歡原本改編系統中鈔本和刻本的譜系關係説明：
1.張昇改編本，所用底本是馬歡的初稿本之一，並非足本；後經張氏删改，成爲改編本，於嘉靖元年（1522）刊刻，是《瀛涯勝覽》最早的刻本，而且流傳也最廣。出現於多部叢書之中，有些以“訂正瀛涯勝覽”之名出現；清修《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收録的也是張昇本的内容。
2.《藝海彙函》本，即署名馬歡、郭崇禮的合撰本，是郭崇禮改編兩卷本，根據《後序》，曾經準備付梓，但目前僅見鈔本孤本，未見刻本。
需要進一步説明的是，所見5種鈔本的鈔寫年代最早的是正德年間，其餘均屬嘉靖或萬曆以後，所用底本是馬歡原本的初稿本、定稿本和二者的集合本。説明今天我們得見的5種鈔本來自三個源流。實際上，鞏珍《西洋番國志》也是馬歡原本派生出來的一個鈔本别本，僅文字經過修飾。由此可見，馬歡《瀛涯勝覽》在有明一代有源流不一的多個傳本，流傳還是比較廣的，現存幾個鈔本可見流傳地域包括了南京、北京兩京，還有山東、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在有刻本以後，此書的流傳就更廣泛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馬歡只是通事，名不見經傳，故其書在書目著録中往往誤爲“馬觀”，《四庫全書總目》即是典型一例。删改本的作者爲張昇，進士出身，又爲明朝高官，因此經文人潤色並删節的版本，收入多部叢書，雖仍著録爲“馬歡”或“馬觀”，且比馬歡原本更廣泛地流傳於世，但非足本。
通過校勘分析，可以爲各本建立起譜系關係，從而勾勒出《瀛涯勝覽》在有明一代的演變和流傳過程，並進一步探討版本流變與明朝社會歷史之間的聯繫，以及明朝人思想意識的變遷。在明初，統治者上層存在一種求異之風，渴望瞭解異域，以永樂時最盛，孕育了鄭和下西洋，也孕育出馬歡及其《瀛涯勝覽》，表現出對海洋及海外的極大關注。但是官僚士大夫的反映相對比較冷漠，《瀛涯勝覽》在當時並没有得到官員階層的重視，故没有上達朝廷。查現存明初官員的文集，鮮見談及鄭和下西洋，除了朝貢國進貢異獸時歌頌升平的官樣詩文外，幾乎見不到涉及鄭和下西洋的内容，可見鮮少有人真正關注海外。《瀛涯勝覽》成書後主要是在民間傳鈔，没有抵達朝堂之上，正統年間2卷本曾準備刊刻不果。直至大約百年以後，社會地位不高的馬歡之書，纔得到了曾任禮部尚書的張昇的注意，從“廣異聞”出發，親自删改一過，並在其身後，於嘉靖元年（1522）此書纔得以附於其文集之末刊刻。這是《瀛涯勝覽》的首次刊刻。
《瀛涯勝覽》真正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關注，是在明後期。上層求異之風，到明後期得到了民間社會廣泛求異的人文風潮的呼應。《瀛涯勝覽》一書鈔本、刻本的流傳，與晚明社會風氣相關聯，同時也是社會風氣變遷的産物，更是當時應接不暇的複雜海上環境挑戰，引發士大夫的憂患意識之所促發。明後期憂患意識在普通文人和士大夫之間彌漫著，促使更多的人關注鄭和，想起鄭和，重提鄭和，對此上層和下層相一致，鄭和事蹟有了社會土壤，即社會心理需求。士人對之産生了濃厚興趣。明初鄭和下西洋事蹟是隨著此類海外遊記的流傳而在社會上傳播的。張昇改編本的刻本出現後，爲多部叢書所收入。馬歡《瀛涯勝覽》原本的鈔本和刻本也更多地出現了；當時流傳於世的鈔本，進入了天一閣、淡生堂等著名藏書樓，並在萬曆年間形成刻本而得以廣爲傳播。此書在明後期得到較廣的流傳，表明晚明人們對此書的關注程度增加，接受面也有所加大，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了明後期文人士大夫對海外的關注在明顯增強。
以上勾勒出的這一綫索，是文本系統生成、發展和演化的歷史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鄭和下西洋實現其意義與價值的過程。對鄭和下西洋的接受和理解，是在馬歡《瀛涯勝覽》鈔本和刻本的傳鈔和閲讀中得到了實現。而鄭和下西洋事蹟正是這樣在明清時期流傳了下來，换言之，下西洋的影響和意義通過《瀛涯勝覽》的傳播表達了出來。
六、存在的問題與澄清
關於鄭和下西洋寶船的尺度問題，近百年來聚訟不斷，難有結論。關乎真實描述鄭和下西洋歷史的大問題，也關乎中國古代造船和航海所能達到的高度問題。清修《明史》採納了下西洋寶船尺度“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寬一十八丈”之説，追根溯源，濫觴於馬歡《瀛涯勝覽》。
至明代，雖然印刷業發達，但是仍有一些書籍並無刻本，以寫本形式傳世，最著名的如《永樂大典》。馬歡之書在明初一直以鈔本行世，張昇改編本的刻本，在嘉靖初年出現，馬歡初稿本的刻本在萬曆年間出現，定稿本的刻本則出現在萬曆末年。經過對於版本的全面梳理，所有的刻本均不見寶船尺度之記載，問題的源頭就出在鈔本上。長期以來，明鈔本《瀛涯勝覽》的研究是缺位的，以致存在的問題亟待澄清。
迄今所見馬歡原本系統的5種明鈔本《瀛涯勝覽》，可分爲三種類型：初稿本，即《國朝典故》本；定稿本，即《説集》本、淡生堂本；集大成本，即《三寶征夷集》本。
《三寶征夷集》本可稱《瀛涯勝覽》的集大成鈔本，今見《三寶征夷集》本有寶船與人員一段文字：
寶船六十三隻：大者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計下西洋官校、旗軍、勇士、力士、通士、民稍、買辦、書手，通共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名：官八百六十八員、軍二萬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監七員、監丞五員、少監十員。内官内使五十三員、户部郎中一員、都指揮二員、指揮九十三員、千户一百四十員、百户四百三員。教諭一員、陰陽官一員、舍人二名、餘丁一名。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名。
這段文字也見於馬歡定稿本的鈔本，即《説集》本、淡生堂本，文字基本相同，此段文字的三本對照可見書後附録七。
史家重真實，關於下西洋寶船的尺度“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寬一十八丈”之説，早在20世紀40年代已有學者提出了質疑[94]，由此引發的爭議曠日持久，至今聚訟難解。實際上在史源問題不搞清楚的情況下，任何爭議一方都缺乏説服力。
考察鈔本，首先，我們必須明確時間上的兩個概念：一個是鈔本的寫作時間，另一個是鈔本的鈔寫時間。這是兩個概念，不能混淆。
鈔本的特性是具有不穩定和流動性，反映在馬歡《瀛涯勝覽》一書鈔本上很明顯，即使是標明馬歡撰的鈔本，也多是經過鈔寫人改動的，在鈔寫過程中有着不慎形成的異文，也存在有意的改動甚至添加。這裏特别應該提到的是，鈔本在傳鈔過程中，存在後人補入疊加内容的層累問題。
通過校勘，筆者發現在馬歡初稿本中没有關於下西洋寶船和人員，也即没有包括上述尺度的一段文字。這首先可由初稿本的鈔本國本、刻本鄧本來説明；其次，也可由初稿本派生出來的改編本張本、藝本，以及參考過馬歡初稿本的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都没有出現這些文字來證明。正因爲張昇改編本中没有收録，所以初稿本最早的刻本乃至多部叢書本，均没有此段文字。即使是初稿本的清鈔本，比對證明是出自國本一系，也没有這段文字之記載。
因此，可以説是在説本、淡本和《三寶征夷集》本這些明後期出現的定稿本鈔本中，纔出現了寶船和人員的這段文字。那麽，馬歡原本的定稿本是否存在這段文字呢？應該説不能確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根據定稿本刊刻的《紀録彙編》本，也没有這一内容的文字。亦政堂刻本屬馬歡原本定稿本系統，是與明鈔本説本、淡本同一系的刻本，但與鈔本的最大不同，就是明鈔本説本、淡本均見有寶船與人員一段文字，而刻本則没有這段文字。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這段文字在馬歡初稿本系統傳本中未見，在馬歡定稿本中也没有，衹是在定稿本的傳鈔本中纔出現。明後期通行本，即萬曆四十五年（1617）《紀録彙編》的刊刻者或未見此段内容，或可能認爲此段内容出自於説部，不可信而不取？無論如何，這裏明顯存在後來人補入疊加這段文字的問題，也即層累的問題。
需要説明的是，迄今我們未見存在這段文字的明刻本。馮承鈞《校注》本，主要依據刻本，部分參考了國本鈔本，也没有這段文字。
按照後現代理論，鈔本時代的經典都存在不斷疊加完成的情況。從内證的角度來看，馬歡定稿本成於景泰二年（1451），而在明後期出現的説本、淡本的部分國名後，卻見到天順五年（1461）成書的《大明一統志》注文，是這些鈔本内容有後來補入的明證。還有一個重要例證是，出現這段文字的各本均見“監丞”置於“少監”之前，然而史載明朝宦官十二監，每監各設太監一員，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員，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員，正五品。[95]“監丞”是次於“少監”的正五品官，在鈔本中反倒列於從四品“少監”之前，作爲通事的馬歡熟悉官場，必不至錯誤至此。合理的解釋是這裏是傳鈔本之誤。
此外，還有若干重要的外證。
一是成書於宣德九年（1434）的鞏珍《西洋番國志》。此書堪稱馬歡書的别本，未見收録寶船尺度和人員的文字。
二是成書於正統元年（1436）的費信《星槎勝覽》，也未見收録。
三是正德十五年（1520）的《西洋朝貢典録》，未見收録。作者黄省曾當時參考了《瀛涯勝覽》《星槎勝覽》《針位編》等多種明代文獻成書[96]，可以推測，如原書有此段文字，必爲之所收入。
四是祝允明《前聞記》也未收録。祝氏生於明天順五年（1461），卒於嘉靖六年（1527）。《前聞記》專記異聞異事，書中有專條談及下西洋船隻人員：
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辨事、書算手、醫士、鐵錨、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員名。[97]
其中只有各類人等及其總數，重要的是，總數與明鈔本《瀛涯勝覽》也並不相同。
關於船隻，祝氏記載僅見：“船號如清和、惠康、長寧、安濟、清遠之類，又有數序一二等號”，“船名大八櫓、二八櫓之類”，全無寶船的規模尺度之記。[98]由此可見，當時並無此傳聞，否則祝氏不可能不記載。
以上四書均可爲寶船尺度之説在明後期嘉靖以前是没有的，是嘉靖以後纔出現此段文字的證明。
有學者認爲所見福建省圖書館藏的淡本有景泰年間馬歡題識，由此就認定淡本是馬歡的原本。[99]實際上，此淡本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叢書本即現存福建省圖書館藏的淡本，存世衹有這一個本子，並無它本。近年此本已出版影印本，更可以得到證明。關於鈔本的考證，不僅要看有無作者原序與題識的時間，還要特别關注鈔寫時間，不能凡見書前有馬歡永樂年間序，就認定全部内容都是馬歡所自定的；或者見到鈔有馬歡的景泰題識，就認定爲是景泰年間的鈔本。就鈔寫時間來看，淡生堂是晚明的藏書樓，它的鈔本鈔寫時間一定是在晚明。因此淡本只是一個晚明天啓年間鈔本，雖鈔自馬歡定稿本，但在傳鈔過程中顯然存在後世所添加的内容，而寶船與人員一段無疑就是後來添加的。如果僅根據有馬歡景泰題識，不加細考，就以爲這段文字是馬歡原本的内容，無疑是錯誤的。
查明代相關文字，顧起元《客座贅語》記載了寶船與人員一段文字：
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民、買辨、書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員名。寶船共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100]
顧氏此書撰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與《紀録彙編》刊刻於同一年。而其書最早刊刻於次年，即萬曆四十六年（1618），有戴惟孝刊本。重要的是，馬歡定稿本的刻本《紀録彙編》本卻没有這段文字。對照祝氏《前聞記》，其記載的人員種類與數字也有出入，顯然不是一個來源。其中大船尺度則與鈔本相一致。
有學者推測寶船與人員這段文字，是來自羅懋登的小説《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論點建立在萬曆末年以前的各種鈔本、刻本都已散佚[101]，這一論點的立論基點已經證明不能成立。從時間來看，説本鈔寫於嘉靖年間以後，時間上可能早於小説；《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在萬曆二十五年（1597）刊刻，早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紀録彙編》明刻本，而《紀録彙編》刻本卻没有這段文字，同樣是萬曆年間的亦政堂刻本，也没有這段文字，因此迄今我們未見存在這段文字的《瀛涯勝覽》明刻本（也包括改編本刻本）。
關於鈔本與小説的關係，小説中確實記載了大號寶船的尺寸：“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102]與鈔本和《客座贅語》完全一致。但是小説中的寶船數，則恰好與明鈔本和《客座贅語》的寶船數是倒置的：鈔本是“六十三隻”，《客座贅語》是“六十三號”，小説中是“三十六號”。其間的關係還需要進一步發掘史料加以研究。[103]
需要説明的是，出自清代明珠家藏的《瀛涯勝覽》清鈔本，也没有這段文字。這是因爲這一清鈔本，出自馬歡初稿本系統《國朝典故》的明鈔本一系，是不會出現這段文字的。
實事求是，有一分史料説一分話，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綜上所述，經過對《瀛涯勝覽》鈔本和刻本的全面梳理，可以證明關於寶船尺度的記載，應不是馬歡原稿中就有的，而是嘉靖以後的後人所加入的。至於其來源，還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
七、結 語
珍貴文獻的價值，體現於它在整個學術研究鏈條中的重要關聯作用。關於鄭和下西洋原始文獻馬歡《瀛涯勝覽》版本之多之繁，充分説明了其在明清時期流傳的錯綜複雜的真實軌跡。以往筆者主要從明鈔本出發探討，還不是學術研究版本考證的全部。此次在2005年主要梳理鈔本版本源流的基礎上，對這部經典名作的版本考證再盡綿力，進一步全面收集、系統梳理了馬歡《瀛涯勝覽》存世的明清時期17種版本，以及民國以後迄今的12種版本，總共29種版本，在全面掌握版本資料的基礎上，以馬歡《瀛涯勝覽》鈔本中的集成本爲底本，以存世的5種明鈔本和1種通行明刻本爲主，參校其他鈔本、刻本，以及明代相關題跋、文獻資料，以期校出一個較好的本子，加以注釋，瞭解各種版本的背景，判斷和分析各種版本的價值所在，並深入揭示各種版本的真實面貌和内在關聯，發掘各種版本的共同與分别的價值特色。總之，對成書過程、版本源流和各版本地位做出了全面系統的考述，在舊文本資料中發現新價值，與新發現文本相互參證，找出新的問題綫索，糾正成説，將有關學術研究推向深入。今後海外存世的版本還有待收集整理，筆者將繼續整理與研究。
【注释】
[1]朱當
編：《國朝典故·瀛涯勝覽·馬敬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
[2]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中華書局1954年版。
[3]鞏珍著，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中華書局1961年版。
[4]鞏珍著，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自序》，第6—7頁。
[5]司馬遷：《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附鄒衍）》，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344頁。
[6]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版。
[7]參見萬明：《鄭和七下印度洋：馬歡筆下的“那没黎洋”》，《南洋問題研究》2015年第1期。
[8]參見萬明：《整體絲綢之路視野下的鄭和下西洋》，載故宫博物院編：《永宣時代及其影響——兩岸故宫第二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9]季羡林：《玄奘與〈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前言》，玄奘、辯機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7頁。
[10]W.F.Mayers，“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China Review，Vols.3 & 4，1874-1875，Hong Kong：China Review Publications Ltd.
[11]W.P.Groeneveldt，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Batavia：W.Bruining，1876.
[12]Geo.Phillips，“Mahuan's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Bengala（Bengal）”，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xxvii（Jul.，1895），London.
[13]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小説月報》20卷1號，1929年。
[14]J.J.L.Duyvendak，Ma Huan re-examined，Amsterdam：Noord-Hollandsche uitgeversmaatschappij，1933.
[15]Paul Pelliot，“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30，No.3/5（1933）.
[16][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17][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序》，第5頁。
[18]Paul Pelliot，“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Tcheng Houo et sur ses voyages”，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31，Livr.3/5（1935）.
[19]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20]馮承鈞：《校明鈔本瀛涯勝覽·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朱絲欄鈔本，民國間鈔本。
[21]馮承鈞：《校明鈔本瀛涯勝覽·序》。
[22][日]小川博譯注：《瀛涯勝覽》，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年版；[日]小川博編：《中國人の南方見聞録——瀛涯勝覽》，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版。
[23]J.V.G.Mills，Ma Huan，Ying-yai Sheng-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1433]，Cambridge：publish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70.
[24][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第23—24頁。
[25][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第15頁。
[26][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第17頁。
[27]邱克：《談〈明史〉所載鄭和寶船尺寸的可靠性》，《文史哲》1984年第3期。
[28]宋立民：《〈瀛涯勝覽〉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8年第2期。
[29]邱炫煜：《鄭和下西洋“三書”考釋》，《“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0卷第2期（1991年12月）。此文承臺灣成功大學鄭永常教授寄贈，在此謹致謝忱。
[30]蘇月秋：《試論續四庫全書本〈瀛涯勝覽〉的版本和價值》，載林超民主編：《西南古籍研究（2006年）》，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31]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向達首先發現和介紹。
[32]今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馮承鈞首先發現並用於校勘。
[33]清修《四庫全書》時，所見馬歡《瀛涯勝覽》爲張昇改編本，僅收入存目，並誤作者爲馬觀。近人編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卷二五五收入福建圖書館藏明祁氏淡生堂鈔本《瀛涯勝覽》。
[34]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邱克首先發現。詳見下文。
[35]參見馬歡著，萬明校注：《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後記》，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頁。
[36]當時他曾在《校注》序中言：“馬歡原書現存者有四本：一爲《紀録彙編》本，一爲《國朝典故》本，一爲《勝朝遺事》本，一爲《三寶征彝集》。”實際上他未見三寶本，國本得之也晚，所以主要是以明《紀録彙編》刻本與清《勝朝遺事》刻本兩種刻本加以校注的。
[37]康熙《袁州府志》卷三〇《封建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38]朱當
編：《國朝典故·序》，此據84卷本，103卷本無序文。
[39]馬敬，杭州人，時爲南直隸鳳陽府天長縣教諭。查嘉靖《天長縣志》（嘉靖刻本）卷五，見有正統初太常少卿鄭雍言《重修廟學記》，提及重修廟學動工於“正統六年夏”，次年秋落成，請其撰記。記中載當時縣官員有“教諭錢塘馬敬”。鄭雍言爲浙江四明人，他所云馬敬爲錢塘人當無誤。
[40][法]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拾遺》，[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第165—166頁。
[41][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第20頁。
[42]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序》。
[43]邱克認爲：“而鞏珍在宣德九年完成《西洋番國志》之前看到並抄襲了馬歡的全稿。”見《談〈明史〉所載鄭和寶船尺寸的可靠性》，《文史哲》1984年第3期。
[44]戴聞達認爲1416年序是張昇偽撰，根據是序中出現了太宗廟號，而1416年太宗還没有廟號。伯希和已對此做出修正，認爲是馬歡自己在後來的寫作中增補的，見[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第18—19頁。
[45]馬歡：《瀛涯勝覽序》，《三寶征夷集》本。
[46]《南昌府志》卷三四《選舉·諸貢·南昌縣》，同治十二年刻本。
[47]黄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卷五《别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頁。黄虞稷（1626—1692），字俞邰，祖居福建晉江（今泉州），其父黄居中在南京爲官時築千頃齋以藏書，黄虞稷16歲中秀才後不再留心科舉，而是沉迷於史籍。1645年南明朝廷傾覆，南京公私藏書散佚很多，他大力收購，後經數十年搜集，藏書頗富。康熙十八年（1679）入明史館撰修《明史·藝文志》，當時《千頃堂書目》已基本完成，《明史·藝文志》即以此書爲藍本。但《千頃堂書目》在很長時期也衹有鈔本流傳，至1913年纔收入《適園叢書》第二集。
[48]《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91頁。
[49]《江西通志》卷一○四《藝文略二》，光緒七年刻本。
[50]梁戰、郭群一編著：《歷代藏書家辭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96頁。
[51]李盛鐸，江西德化人。小名黑吼，字嶬樵，一字椒微，號木齋。幼名溪晴小隱，晚號麐嘉居士。近代著名藏書家。對所藏善本，逐一批訂，考證著者生平、著述旨趣、收藏源流及版本價值。所寫“題要”“題識”共1500多條，約15萬字，著有《木犀軒藏書題證及書録》，編有十多種版本的藏書目録、藏書人表。自編《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木犀軒宋本書目》《木犀軒無板書目》。死後，其子李滂等於1940年把父輩藏書全部賣給了北京大學。趙萬里等著名版本學家據此編成《北京大學圖書館李氏書目》，從中可知李盛鐸所藏之書，共有9087種，8385册，其中名貴罕見本約占1/3以上。
[52]《明史》卷一八四《張昇傳》，第4882—4883頁。
[53]張昇：《瀛涯勝覽集》，《紀録彙編》本。
[54]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序》。
[55]《藝海彙函》現藏南京圖書館。
[56]梅純事蹟，見《明史》卷一二一《寧國公主傳附》，卷九七《藝文志二》；朱保炯、謝沛霖編著：《明清進士題名碑録索引》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5頁。
[57]《藝海彙函·梅純序》。
[58]徐
：《紅雨樓題跋》卷二《史部·外夷》，《續修四庫全書》本。
[59]焦竑：《明史經籍志》，《叢書集成》本。
[60]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中輔佐人員部分並列“馬歡、郭崇禮”，並云：“據此序，《瀛涯勝覽》一書出於馬、郭兩氏的合作”。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頁。
[61]張箭《記載下西洋的三書一圖——〈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云：“《瀛涯勝覽》由馬歡著，郭崇禮協助編撰。”《歷史教學》2005年第2期。
[62]《藝海彙函·瀛涯勝覽》。
[63][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第32頁注。
[64]萬曆《杭州府志》卷五八《選舉四·歲貢》，萬曆刻本。
[65]康熙《新城縣志》卷五《官師·歲貢》，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
[66]黄丕烈撰，潘祖蔭輯：《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四，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頁。
[67]查“大通樓”，爲清福建閩縣（今福建福州）龔易圖藏書樓。龔易圖（1835—1893），字藹仁，號含晶，又號少文。清咸豐九年（1859）進士，歷官濟南知府、青萊兵備道、湖南布政使。著有《穀盈子》《烏石山房詩稿》。龔易圖酷嗜藏書，先後收得海寧陳氏書3000餘種，購得閩縣劉矣爲書數千卷，繼又購得劉國柱書2萬餘卷，數十年中共庋藏10餘萬卷，在福州烏石山下闢雙驂園，築大通樓以藏之。並編有《大通樓藏書目録簿》5卷。後人龔禮逸編有《大通樓藏書目録》，成於1930年左右。梁戰、郭群一編著：《歷代藏書家辭典》，第403頁。
[68]全祖望：《曠亭記》，《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3頁。
[69]王燕飛：《祁氏澹生堂藏書小識——澹生堂重建四百年祭》，《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70]全祖望：《曠亭記》，《全祖望集彙校集注》卷二〇，第1233頁。
[71]祁承
：《澹生堂藏書目》卷三，《叢書集成續編》第三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
[72]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小説月報》20卷1號，1929年。
[73][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第16頁。
[74]參見馬歡著，萬明校注：《瀛涯勝覽》，商務印書館、中國旅遊出版社2016年版。此爲以《紀録彙編》爲底本，與《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對校的一個版本。
[75]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四《子部四四·雜家類存目十一》，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136頁。
[76]范欽藏，范邦甸撰：《天一閣書目》卷二之一《三寶征彝集》，明鈔本。
[77]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一九《雜史類》，中華書局1990年影印。
[78]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一九《雜史類》注明，沈氏所見《三寶征彝集》卷首有“四明陳氏文則樓珍藏書畫印”朱文長印、“陳氏家藏”白文方印、“文則樓藏”朱文方印。查文則樓，爲浙江寧波陳僅藏書室名，陳僅，字餘山，號漁珊，鄞縣人，清嘉慶舉人，累官寧陝廳同知。今所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上印章有所不同，書首頁除了“北京圖書館藏”印外，見有“抱經樓藏書印”“亞東沈氏抱經樓鑒賞圖書印”“五萬卷藏書樓印”等。“五萬卷藏書樓”，爲龔易圖之藏書樓别稱。又見“朱”“香句偶得”印，可見此書曾藏於朱鼎煦處，鼎煦字贊卿，又香句，浙江蕭山人。民國初任鄞縣法院推事，後任龍山法政教員暨律師。嗜藏書，遇故家藏書散出，不惜重金收購。
[79][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第22頁，此處伯氏關於《天一閣書目》的年代有誤，應爲1808年，《書目》前有嘉慶十三年阮元序可爲證。
[80][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序》，第6頁。
[81][法]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拾遺》，[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第162頁。
[82]邱克：《談〈明史〉所載鄭和寶船尺寸的可靠性》，《文史哲》1984年第3期。
[83]黄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第417頁。
[84]此數字據文明書局本統計，它本所載數字稍有出入。
[85]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37頁。
[86]《明史》卷二九八《陳繼儒傳》，第7631頁。
[87]均見陳繼儒：《白石樵真稿·尺牘》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66册，第442、445頁。
[88]李斌考察《寶顔堂秘笈》云：“正集”全名爲《尚白齋鎸陳眉公訂正秘笈》，“秘集”亦冠名爲“尚白齋”，而“廣集”“普集”“彙集”冠名爲“亦政堂”。“尚白齋”“亦政堂”，應分别爲當時書商沈孚先、沈德先之齋名，通稱爲“寶顔堂秘笈”者，則以寶顔堂爲陳繼儒齋名（陳因藏有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而得名），而陳眉公名在二沈之上，二沈藉以作招牌也。見《陳眉公著述偽目考》，《學術交流》2005年第5期。梁戰、郭群一編著：《歷代藏書家辭典》，第178—179頁，誤以尚白齋爲沈德先室名。
[89]今見何鏜輯刊《古今遊名山記》17卷，總録3卷，嘉靖四十四年（1565）刊。其中未收《瀛涯勝覽》。僅見何鏜輯、明佚名補輯《名山勝概記》48卷本收張昇《瀛涯勝覽》。
[90]梁戰、郭群一編著：《歷代藏書家辭典》，第140頁。
[91]施廷鏞編著：《中國叢書題識》下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頁。
[92]《清史列傳》卷六八《翁方綱傳》，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496頁。
[93]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書節鈔本之始》，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30頁。
[94]管勁丞：《鄭和下西洋的船》，《東方雜誌》1947年第43卷第1號。
[95]《明史》卷七四《職官志三》，第1818頁。
[96]黄省曾著，謝方校注：《西洋朝貢典録·自序》，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8頁。
[97]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卷六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中册，第1415頁。
[98]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卷六二，第1415頁。
[99]席龍飛、何衛國：《馬歡〈瀛涯勝覽〉明代淡生堂鈔本尋訪記》，《海交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00]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1頁。
[101]唐志拔：《關於鄭和寶船尺度出自〈瀛涯勝覽〉的論點質疑》，《船史研究》1997年第11—12期。
[102]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頁。
[103]清鈔本顧炎武《肇域志》卷五有如下文字：“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古里、滿剌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民、置辦、書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員名。寶船共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文（丈）；中船長三十七文（丈），闊一十五丈。”顯而易見，此段文字來源於《客座贅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