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族成了纳税主力

九、工薪族成了纳税主力

　　 古人有云： “天下之道，损不足以补有余，”故而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而实施个人所得税，正是对“天下之道”的针砭——个人所得愈高，课税越重。从而直接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国外，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一直是中下收入层所需求的。

　　 从1980年，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如果罗列出一些年份的数据，至少会让人感到心悦诚服的：

　　 1987年，征税达7亿元。

　　 1993年，征税46．8亿元。

　　 1994年，征税72．5亿元。

　　 1997年，征税额突破了200亿元。

　　 据统计，从1980年至1994年，累计征收个人所得税237亿元。可以说，1997年的一年几乎等同于15年的征收额，成绩不可谓不大。

　　 但是，纵向的比较只能是官样文章，现实是：个人所得税，只得九牛一毛。从税源的的角度上，至少有50％的个人所得税收不上来，流失额多达二三百亿。

　　 而且，在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远远不够。

　　 个人所得税被称为“贫富调节器”，那么，现有的征税收入是如何构成的呢？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在征税收入中工薪和生产经营所得占75％，是绝对的大头、承包、承租所得占10％；财产租赁所得占2％，利息和股息分红所得占6％，劳务报酬所得占5％，其它所得占2％。

　　 在高收入人群集中的北京，个人所得税80％以上也来自工薪项目所得，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上缴的大户。

　　 工薪阶层成为缴税大户，说明了代扣代缴制度的成功，但也反映了对高收入者征管的软弱不力，几乎成为一个无法估算的“黑洞”。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公众对高收入层的评价贬大于褒。一个重要原因是确有不少人通过偷、漏税及不公平竞争进入高收入层。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部门、单位之间得到收益的机会不均等，特别是享受的优惠、政策存在差别，收入差别也是明显的。浙江省某市一公司，1993年发放的工资、奖金达145万元，平均每人收入4万元，但没有代扣代缴一个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而高收入层主要由部分私营业主、个体工商大户、外企和外国驻华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包工头、经济人、歌星影星、和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员构成。浙江杭州有一集团公司总经理1993年收入达120万元，为该公司一般职工的120倍；一些歌星“走穴”演出一次收入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担一次广告片的个人收入，动辄几十万元；一些行业 “大腕”或知名人士收入也相当高。

　　 高收入层的腰包很鼓，但纳税的心态却很坏：有的承包人用公款缴纳个人所得税，并打入生产成本；有的明星或“忘”了缴税，或者在拿到高额报酬时要求对方额外提供一张税票；还有的人虽缴了税，但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并自嘲说：“没有办法，单位代扣了。在上海每周一期的电视福利摇奖，有位体弱的男子轻轻地摇中了100万大奖，领钱时陪他而来的他那强悍的老婆，嚷嚷起来：“中奖100万，名不符实嘛，只拿到80万元，这税怎么要缴掉20万元？”无知加贪婪的人，在我们周围不会很少。

　　 而明偷、暗漏个人所得税，更是高收入层的贪婪之道。高收入层的税收流失到底有多少，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个人所得税流失不是小事。它除了减少财政收入，还不利于调节过高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安定。

　　 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将个人所得税视为“宠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能直接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缩小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近200年的历史中，已在西方许多国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其征税收入令人咋舌：

　　 如美国，1992年个人所得税占联邦税收收入的43．3％，日本为38．8％，英国为30．1％。澳大利亚为55．8％。

　　 而在中国，1993年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年工商税收的1．3％；1994年也仅占1．6％。与近些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大幅度增加极不相称。

　　 世界上不少国家在处理个人所得税犯罪案上是很严厉的。70年代初，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因漏缴个人所得税，被迫辞去副总统职务，还以偷税罪被判刑3年。1993年， 日本前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因偷漏个人所得税被捕。

　　 而在中国，面对逃税的名人，往往只是温柔的一刀。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人认为，征收个人所得税会影响吸收人才，不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从而擅定减免税政策，甚至公开阻挠税务部门征税。

　　 面对堵不住的偷逃税，面对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水平职能的软弱，个人所得税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