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神像纸马
作为年画的一种，纸马是除门神画之外，较早产生的另一种题材样式。相比于门神画，纸马的题材、用途更具针对性，一般都是满足于人们在新年以及平日的各种祭祀活动所需。
传说最早的纸马为唐朝王玙所创，用来祭祀鬼神[20]，后来随着道教俗神体系在唐代时不断吸纳民间俗神进入[21]，纸马就成为道教俗神崇拜与祭祀的重要载体。人们通过纸马这样一种特殊的，绘制有图像、符号的画张，来与诸神灵对话。与此同时，雕版印刷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为纸马的批量印制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因此，到了宋代以后，专门刻印纸马的作坊大量产生，其中灶马（灶神纸马）、财神、城隍、关帝等神像纸马广泛普及。[22]
图4-4 灶王像[23]（杨家埠年画）
而就纸马的题材结构看，其早期主要是儒道释与民间俗神崇拜的神像或符号；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手工业的快速发展，行业神信仰随之而起，行业神的神像纸马相应而生。出于地域文化环境的差异，各地区的行业神也不尽相同，但是，人们利用具有不同寓意，表征不同行业神的纸马，通过焚烧或供奉的形式来酬神、求神的动机和诉求基本都是一样的。
其中，灶神纸马的产生相比其他神像纸马的产生有着更为久远的社会心理基础。灶神（灶王）与门神一样，是人类社会在上古时期就产生的原始信仰，并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正式的祭祀礼制，受到了统治阶级和民间百姓的普遍祭祀。所以，灶神的信仰要远远早于灶神年画的产生。然而，年画中的灶神（王）像（见图4-4），并不是年画艺人凭空创造的，而是依据此前民间社会的文化想象，直接或间接从那些有关灶神的典籍、传说中取来，并经由了年画艺人的能动性创造或想象创作而来。
就灶神的身形相貌而言，据王树村先生的考证，最早的确切记载见于唐朝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阴识传》的注解中：“《杂五行书》曰：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被（披）发，从灶中出。”[24]
关于灶神的身份、姓氏，民间有不同说法。《礼记·月令》中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注曰：“祝融：火神之号。”[25]《淮南子·汜论训》曰：“炎帝于火，而死为灶”，高诱注曰：“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26]而关于后世年画习俗中所说的，灶神“上天白人罪状”的说法早在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就有记述。唐代段成式在其所撰的《酉阳杂俎》一书中，则做了更多的附会，他不仅为灶神提供了详细的身份姓氏，为其“配齐”了夫人、子女以及众位属神，还称灶神为“天帝督使”，也是要“上天白人罪状”的。[27]
总而言之，悠久的灶神信仰和丰富的灶神想象共同催生了灶神祭祀中一种具态化和人格化的载体样式的产生。由于缺乏文物史料的证据，不能确认在汉唐时期灶神形象的具态化样式。而到了宋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灶神的纸马样式产生并获得了普及，自此，灶神成为了民间年画的重要题材内容。从灶神信仰与灶神年画的关系而言，灶神纸马（年画）为民间的灶神祭祀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意义载体，而灶神纸马（年画）题材内容的多样化演绎也无形中促进了灶神信仰的传承和维系。
当然，灶神并不是纸马的唯一题材，前文提到，除了灶神外，财神、禄神（见图4-5）、城隍、土地以及各种自然神、生活神、宗教神都有相应的纸马。从纸马产生和存续的社会基础看，主要还是与这些神祇在民间社会的信仰和崇拜有关。对于人们而言，各种各样的神灵掌管着人们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和升官利禄等事宜，因此，只有与这些神灵对话与沟通，通过向神祈祷，感谢神的护佑，令神喜悦等各种方式才能有助于实现人们对现世生活的各种诉求和愿望。因而，纸马在主观上与客观上共时性地成为通向神灵世界，并取得与神祇对话的中介，又或者是各种神灵在人间接受人们感召的媒介。总之，无论是去往神灵所在之处，还是虔诚邀请并等待神灵的降临，这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们对于宇宙世界，对于人们生活世界的一种空间性想象：人世间不仅有人类存在，更有神灵、鬼怪的存在；人的世界以及人世之事不是由人自己掌管，除了现世的君王，还有天地神君等。而之所以有着如此形态和结构的认识体系，从根本上还是与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有关，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有关。
图4-5 禄神[28]（杨柳青年画）
但是，也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之中说到的“传统的宗教世界观有一个伟大的价值”，即“他们对身处宇宙之内的人、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以及生命之偶然性的关心。佛教、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存续了千年以上，这一惊人的事实，证明了这些宗教对于人类苦难的重荷，如疾病、肢体残废、悲伤、衰老和死亡，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回应能力。”[29]正是由于那些宗教、民间信仰中蕴含着对人们世俗生活的意义解释与救赎，换句话说，反映着人们最广泛的生活诉求与生命愿望，因而才能深深地融入人们的生活，被人们广泛信仰着。因此，神像纸马构成了古代社会人们精神信仰的一种具体而特殊的表征载体和物质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