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问题的系统研究，本书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球性文化认同问题（多元文明的认同、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文明认同）上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提出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内在支撑着文化的存续发展；洞察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的生成、流变、整合与维系的路径特征，由此深化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机制的认知，并提出了基于中国经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本章对这些问题给予简明的总结与陈述，继而提出一些新问题的思考方向。
一、总结
（一）“非遗”是建构人类社会精神家园的社会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建构人类精神家园的社会实践。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特殊表现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人类社会的集体价值选择与意义认同。
首先，在文化意义的表征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多样性的表现方式，承载着人们多样化的价值认同。那些以文学的、音乐的、美术的乃至仪式形式进行的传统文化，广泛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它们以一种专门的符号叙述方式表达着人类对于自我/他者，对于历史/未来，对于人与自然、社会，对于真、善、美等一系列感知的价值判断与意义阐释。那些以物质生产为直接目的的技艺型活动，尽管产出的主要是物质形态的产品，但其中凝结着人们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的精湛技艺，传达着人们对自然、地理及朴素的人文价值的发现与阐释。
其次，在文化意义的再现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意义场域，尤其是不同价值认同诉求与立场的文本叙事，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特殊记忆系统。这个记忆系统共同织就了人类社会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文化事象，以其多样性的文本叙事，成为社会记忆的“延伸性场景”：“维系着”人们对传统社会的价值记忆和情感判读；“记录着”对当下社会的公共价值的选择与集体认同；并因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生活空间中的集体价值表征与传承纽带，获取着获得继续发展的潜在动力。
再者，在文化意义的共享性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文化表现方式，在意义的社会生产与公共选择机制中，获得了对集体意义表征的社会基础。对于开放性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言，个体自由参与、社会集体传播的意义生产机制，使得这些文化事象从产生到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内在地获得了对集体意义、共享意义的吸收与存储。而对于那些由少数生产者进行生产和有限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言，一种社会化的意义生产与公共意义选择机制成为这种文化被广泛接受并认同具有了现实可能。少数群体的生产者通过对个体技艺的传承与维系，维系着自身对个体性知识特有的价值认同；与此同时，这些生产者通过对文化的对象化生产，赋予其生产的文化产品以对公共意义的表达。而他对公共意义的判断和获取，一方面来源于他们作为社会一员，对集体价值的个体性感知；另一方面来源于他们通过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出售与社会消费的流通性信息的判断，具体来说就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在提供文化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公众对产品的消费选择与购买的信息判断，通过对社会公众在社会生活空间中使用该文化产品的方式、偏好等信息的判断，以及通过间接获取对其他文化产品或服务被消费信息的判断，来整体地获得。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公众通过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选择与集体购买，共时性地进行着文化意义的公共选择。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了对集体性意义的表征，对集体精神秩序的构建（见图1）。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表征是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系统中，对自我、对社会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建构和表达系统。人们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实践，进行着集体价值的选择与精神秩序的生产，以此延续并建构着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创建着人类社会的精神家园。
图1 文化产品的社会生产与公共消费选择机制
（二）人们对“非遗”文化认同的建构与维系，本质地再现了人们对自我生产、文化生产、生活空间生产的动态性过程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是通过对文化的对象化实践来建构意义、表达意义或再现意义的精神生产实践，是人类共时性地进行自我生产、文化生产与生活空间生产的动态性过程。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流变与空间流布格局的分析，对其多样性文本叙事与意义结构的全面比较与分析，在看到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文化认同形态的同时，也看到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路径的共性特征。从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到文化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格局中发生流变的机制、到对文化空间意义与对社会集体意义的整合性叙事机制、再到文化获得集体认同并得以不断维系的同构性机制，这些机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内在地整合于一体（见表1）。
表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认同机制研究的案例框架
就生成机制来说，它呈现出了人们通过特定的符号生产系统，对生存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是人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建构自身生存意义、生存想象或者是价值判断、审美情趣的表征体系。在文本意义的承载或赋予机制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对共享性意义的表征或再现，这是促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得以不断流传甚至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此外，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的意义接收和解读，客观上受到了来自人们所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系统影响，受到了来自具体的生产、生活空间的语境影响，也受到不同文化主体在知识结构、信仰、价值观、审美情趣、主观诉求等心理结构语境的具体影响。然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最终建立在对意义的能动性阐释基础上，从而基于对文本意义的认同性解释再一次内化到人们的生产或生活中，并进而促成了对社会空间的共时性意义生产和建构。
就流变机制来说，它直观地表现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在时空格局中的多样性形态：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其存续发展的历程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文化表现形式的多变性，不仅发生在时代的变迁中，更发生在地域空间的迁移或转换中。在文化样式或意义结构发生流变的同时，人们与文化之间的认同性关系，也在文化价值认同的主客体对象关系上发生着变化。它同时表现为不同主体在与各自文化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基础上，在价值认同主客体关系上的不连续性。也就是说，从认同意义自身的流变，以及认同得以建立的社会语境来说，文化认同的体系整体是非连续的。我们不能将文化保留、延续至今的“在场”，理解为人们对文化的价值认同也是连续地变化或变迁的。这两个方面的特征都内在反映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既是多元社会生存实践的产物，又是伴随着社会生存实践的不断变化始终进行的人类事业。
就整合机制来说，人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的建构与调适，是在社会生活的场域中进行了整合与社会内化的，从而使得人们对文化的承续，对文化的广泛参与和消费能够在积极、能动与自觉的基础上进行。就整合的内容来看，人们将对各种不同文化的认同，整合为一种整体性的空间叙事，不仅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协调，更实现了对人类自身社会空间的生产；这种整合体现为将文化的个体叙事整合为一种集体性叙事的机制。这事实上是一种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之间意义“共享”的机制，一种经由社会价值的公共选择的整合机制。从意义的共享机制来看，源自人类共同生存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共同的血缘关系，共同的生存实践经历，乃至对于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等，奠定了人们对自身、对周围世界给予解释的基本价值的趋同。社会价值的公共选择机制，主要是通过文化的商品化、社会化消费机制，基于文化意义消费的公共选择与价值趋同来进行意义筛选的机制，通过将集体意义选择引入符号载体的叙事，促进集体认同的形成。
维系机制反映了一种相对独立、确定的意义关系，经由人类精神层面的意义认同，最终内化为行为层面、社会实践层面的意义认同。从认同关系的建立来说，只有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意义结构与人们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该文化事象才能获得人们广泛的文化认同。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地方，或者经历了代际的传承时，无论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调适，或者改变文化的表现形态，或者改变自身的文化实践方式以适应于文化，这种文化的认同性行为都是在文化的意义结构与人们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构的关系维度上得以并维系的。换句话说，为了保持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协调和适应，人们对文化的调适、选择乃至认同关系的建立总是建立在文化的意义结构与人们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构的维度上。
正是在这个四个方面机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在多样性与一致性、动态性与稳定性的矛盾对立关系中，不断变化（见图2）。它们共同体现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或延续，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文化实践方式，是一种在社会空间的生产中，共时性进行着的社会生产实践。
图2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路径的四重性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对所有传统文化事象的全盘保护，是在延续传统与重建精神家园的基础上有选择地保护
通过研究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的路径特征，我们获得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发展机制的深入认知。只有当一种文化获得了人们能动的、积极的价值认同时，这种文化才有继续生存的价值基础。与此同时，只有那些承载着或满足了人们集体性价值或意义认同的文化才有着继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然而，这只是说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国家政府所强调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保护，对传统不加选择与创新的意义上的“历史倒退”，而应当是在多元文明共存、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变迁格局中，对传统的创新与调适，对人类社会精神秩序在当前文化生态环境中的重新调适。
即便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流变机制的分析中，也可以获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社会价值本身的性质差异的认识，意识到有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所区分。从本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方式的案例研究中，也恰恰是佐证了这样的认识。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人们普遍性的价值认同，以致无论经由何种程度的流变，始终保持一个相对一致的价值认同。这在梁祝传说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它从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衍生出了多样性的叙事文，凸显了人们对梁祝传说的多样性价值认同；而在它千百年的传播流传过程中，经由各种文本叙事的改编又始终没有跳出对梁祝二人爱情的言说，以致唯有“化蝶”才能表达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都承载着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人类最高层次的情感寄托。这在皮影戏这个案例上也能看出。从皮影戏在古代社会的表演形式看，呈现出“剧”与“场”的双重意义叙事机制，这种叙事机制一方面为皮影戏再现人们民俗、生活空间的意义，从而深入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因为人们对其意义接收的主体性，形成了多向性的价值认同，或审美的、或民俗的、或娱乐的、等等。依附于特定世俗生活空间或民俗信仰空间的意义再现，成为皮影戏在传统社会主要的存续方式。在传统生活空间意义变迁的情况下，皮影戏生存状况深受影响。由此，人们对皮影戏的文化认同区别于对人类共同美好情感的表达，而更多地显示出对人类最生动、最真实生存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表达。这就解释了皮影戏在流布过程中，从影偶造型、到皮影戏表演的唱腔、曲调、台本都在发生变化时，其相对的稳定性体现在人们在各种生活空间中，基于多样性意义诉求的满足而选择搬演、观看皮影戏。
同样地，就传统年画这个案例来说，它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民间绘画体裁。过去每到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买年画、贴年画，以此表达对新年、新生活的美好情感寄托。我们从年画的萌芽，年画艺术的成型到走向成熟的题材变迁过程中，始终看到了人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各种情感寄托：福、禄、寿、喜，这种情感本质上都是向“善”的诉求表达。即便今天人们在过年时已经很少贴传统题材的年画了，但是人们依然用各种各样新兴的、象征吉祥喜庆的方式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因此，相对传统年画的时代性，人们对年俗这一生活空间持有着相对稳定的价值认同。
通过这三种不同文化样式在文化认同的价值形态比较，我们应当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文化对于我们而言都构成了同等层次的价值或意义表达。有些文化承载的价值反映了人类普遍的情感结构，而有些文化更多承载着对特定时代价值与情感的真切关怀。当然这不是文化自身决定的，而是人类实践的结果，是在对文化生活空间的生产中共时性建构的。
因此，这也启示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当是对文化的僵化、孤立的保护，而应当是在对文化空间生产基础上，对集体文化价值的选择与建构。
二、讨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的价值选择：传统的继承与现代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本是国际社会在现代性语境中提出的，其中整合了各个国家对国家文化、本土文化纯洁性、原生性的政治性诉求，整合了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互动、两极抗衡的背景下，对于地方文化，国家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身份彰显。这明显地区别于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文化认同，有诸多国家层面的意义赋予和价值诉求。这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文化认同体系的建构：能否将所谓现代化视为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能否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意义的承载和表征上，积极地构建起与现代国家政府，与社会公众群体紧密的意义关联？这是我们要在国家层面建构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性问题。
就传统社会看，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对生产生活模式乃至文化模式的选择与适应。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发生了较之以往更为剧烈的变化，如何延续并重新建构人们与文化之间在环境上的协调性和适应性，延续人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的意义生产机制，延续人们富于能动性的精神生产生活，才是发展文化，尤其是发展独特的地方化、对全球化作出积极回应的关键所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体系的现代性价值的取向，应当不是对传统的完全毁弃和意义断裂。尽管我们在前文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过程中，并不存在本质的意义连续，但是，还是有文化意义仍然符合于今天人们的意义诉求，反映了人们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现代性的“祛魅”问题，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1]同样对此现象，吉登斯使用了“经验的封存”概念，其大致含义是：现代性通过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反思而形成的脱离了传统的社会经验。构成这样一种社会经验，就意味着把不符合这种社会秩序的经验都“存封”起来，从关于经验的意识中清除掉。[2]然而，在传统文化的诸多意义和经验之中，到底哪些是需要被“封存”的，哪些是我们依然要遵循并沿用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这既牵涉我们对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现代性特征的判断，更牵涉我们对社会公共层面文化心理结构的普遍性特征的判断。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认同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客观上要求我们构建出一种整体的，符合现代社会公共价值诉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系统性问题。在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的文化认同机制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影响人们行为的局部性结构和特征。而只有建立对特定群体在整体文化模式上的意义结构研究，我们才能更为深入地体察一种文化发生、发展并不断获得人们文化认同的机制，进而提出促进集体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价值理念。
（二）我们能否创造出属于未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我们谈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们始终关注的是那些已经经历了千余年、百余年，经由人们积极不懈地保护所流传下来的文化。这些文化之中蕴含了长期以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自然世界的选择与适应，对人类世界的创作与表达。它们既成为我们诉说历史的记忆表征，更是由此建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的集体文化身份认同和凝聚力的重要载体。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因此，我们要努力保护这些能够沉淀我们记忆的活化石，并让它们继续存活于我们生活中。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借此来“延续”我们区别于“他者”的文化生活方式。
然而，未来不是对传统的机械复制，所谓的未来就发生在现在。当我们抓住过去，从而想要创造现在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现在的现在。与其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长期传承下来的，能够确认和维护我们文化身份认同的文化，不如说它是我们不断创新、积极阐释，能够表明我们民族文化身份，能够获得国民广泛认同的艺术文化，乃至有文化的生活方式。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价值不是温存和留恋过去，而是要将其存续发展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走过今天，那些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刻所创造和创新的文化能否作为对我们这个时代价值的表征和再现，继续获得延续的价值？这是摆在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道路上的一个永久性命题。
【注释】
[1]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193.
[2]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图：传统文化与当代空间［J］.文化遗产，2008（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