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
“忠言逆耳利于性,良药苦口利于病”一直在人们口中广为流传。人们似乎十分知道,忠言逆语对人十分有用。然而,世间喜欢听真言者却没有几人。现实生活中,阿谀捧场者,十分逗人喜爱,生活过得很美满。忠言者却没有几个有好下场,这又不知为什么?屈原忠直,被迫投江汩罗,司马直言,竟遭阉割。历史上除魏徵外,忠言直语,几乎成了遭祸之道。魏徵是历史中幸运者,历史上却没有几个能听直言的唐太宗。听人说,唐太宗能听直言,还多亏有个贤德的长孙王后,对他多方开导,不然唐太宗也会听不进去的。
我从小就知道正直做人的道理。因此,我喜欢直言。可是,我为直言坐了二十一年监狱,差点因直言而丧命。我明明看见,1957年,许多人因说实话而遭冤狱,明明知道彭德怀元帅因直谏而被罢官,一个无名小卒的我,也不自量力,参加到了直谏行列中。我竟敢胆大包天,说“毛主席有个人崇拜”,竟敢实事求是地说“荥经饿死了人”,还竟敢公开要求包产到户,这又怎能不使我去坐监?其实,我所说的一切,远在北京的毛主席是听不到的,他喜不喜欢听人直言,我根本就不知道。不过,我听人说,他曾在七千人大会上作过检讨。还听人说,他曾对彭德怀元帅说:“或许真理在你手边”。可惜,彭德怀元帅,却死于监狱这就使我十分迷惑不解。或许,毛主席有时是爱听真话的,有时或许根本听不进去。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公开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社会中说假话就蔚然成风了。当时,不仅办事须说假话,要想活命,就得说假话。在逼迫的情况下,每个人为了生存,多而不少都说了些假话。比如说,肚皮饿得呱呱叫,总说吃得很饱。明明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实话,并没什么罪,却口口声声说我有罪。明明知道,刘少奇,邓小平,是共产党的功臣,不该打倒,但是,别人喊打倒,也非得跟着喊打倒。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就无法生存。有人指鹿为马,为了求生,也得跟着说鹿就是马。大家都在云里雾里生活,习以为常,以假为真,自然是“假作真时真也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在当时的情况下,真假难辨,皂白难分,还有什么真假可言。林彪还说;“谣言重复三遍,就会成为现实。”如此,人要想不说假话,就十分困难。然而,我天生忠直性格,说不来假话,一说假话就脸红,在不是非说假话才能活下去的情况下,我一般都说实话。所以,劳改队干部和犯人都认为我是老实人。
大事情上,我被迫说了假话,小事情上,就更难免没有假话。记得我在劳改时,某干事命令劳改中队的值星员们,带着整个中队的人上山栽红苕苗,他下了命令:“没栽完不准回来”。然而,苗子太多,栽到下午七八点钟,天已黑下来,大家的肚皮已饿得十分厉害,可是那苗子却还有许多许多。几个值星员一商量,决定将苕苗窖在一处,回去吃饭。刚到队部,某干事就站在门外,他问值星员们:“红苕苗栽完没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栽完了”。他却抱着怀疑的态度,把眼光移到了我身上:“李景福,栽完了没有?”我打了个寒颤,我深深知道,这是我平时不说假话带来的危害,我更知道了我这时答话的份量。如果我说了实话,值星员们就得挨打,大家就得重新上山将红苕苗栽完,那时恐怕已经天亮了。大家将眼睛盯着我,我缓缓地吐出了三个字:“栽完了。”我松了口气,大家也松了口气。某干事最后毕竟相信了我,这是因为我平时没有在他面前说过一句假话的结果。
我劳改满刑就业后,牛脾气又发作了,有时我是不顾自身后果去说实话。那一年冬天,场部只给干部们发了烤火费,却未发给就业人员。我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去责问场长。我明明知道,根据我的身份,弄不好就会弄出来批斗,这时,挨打受捆就难免。我明明知道,就是将钱要下来,我也只有九元钱。明明知道,就业人员拿到钱后,不会有人说我一声好,我仍然大着胆子去找了场长。我对场长说:“不发给就业人员烤火费,不合天理,人情,良心,国法。”不知是那位场长从善如流,还是不与我计较,我并未受到惩罚。第二年,就业人员都得到了烤火费。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说实话获利,所以,我一直记着此事,一直记着这位场长,他的名字叫崔极川。“子路人告之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从这位场长身上得到了检验。这证明了世间上还是有人听直言的。
我平反以后,迫使人说假话的时代已经过去,我自然只说实话。我常常直言批评社会各种虚浮,直言批评别人的缺点。结果是,有人说我过于迂腐,有人说我是套中人,有人说我太落后,跟不上形势。有人劝诫我说:“你难道忘记了你劳改的教训,你若这样,还会去坐班房,还会吃大亏的。”我对这些议论,劝诫,感到迷惑。我终于明白,世间愿意听直言的人太少,太少。但是,直言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呢?若是坏的,党为什么又要求人们说真话,为什么人们又常说忠言逆耳呢?对此,我自是十分不解。我曾经向领导提过一些意见,他们并未报服我,看来他们是喜欢听直言的。然而,我批评的事,却没有任何反应,一切缺点依然如故。他们是喜欢听直言,还是不喜欢听直言呢?使我十分不理解。多次以后,我发现我说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听,既然什么都没听,好坏如春风过耳,有什么报复可言?